我觉得幸运正弃我而去。我再无终将胜利之感。如果时机成熟时不做好冒险准备，人将一事无成。
——拿破仑论滑铁卢战役
白天，主将应多次自问，若敌军此刻在我面前、右侧或左侧出现，那将如何？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8条
1815年3月21日（周二）凌晨3点，拿破仑上床入眠，此时他已在很大程度上重建政府。《维也纳宣言》表明，盟国不会让他重登帝位，所以他得让法国做好抵御入侵的准备，但他希望情况和1814年的不同，也就是说，经历过波旁王朝这一选项后，法国平民会积极拥戴他。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如此，接下来几个月，新兵人数达到兵站最大负荷量。这是法国人决定向谁真正尽忠的痛苦时刻。波拿巴家族的情形如下：23日，拿破仑亲切地迎接约瑟夫，已经不怀疑哥哥想勾引玛丽·路易丝了；吕西安离开罗马，结束自找的流亡生活，拿破仑完全原谅了他，“立刻允许”他露面；热罗姆就任第6师师长；红衣主教费施回国；奥尔唐斯成了杜伊勒里宫女主人；路易没有来；欧仁听从岳父拜恩国王的话，也没有来。1月1日，玛丽·路易丝给拿破仑写了最后一封信。如今她留在奥地利，热盼他战败。[1]4月6日，这位深陷热恋的女人致信朋友，提及自己与奈佩格将军分别后度过的确切天数——十八天。没过多久，玛丽·路易丝最后一次给拿破仑捎去口信，要求分居。[2]
波旁王朝怀疑拿破仑归来是广泛阴谋的产物，但康巴塞雷斯这种资深政客听闻消息后着实惊讶不已，这一点否认了波旁王朝的猜测，证明回归是一个人凭意志力与机会主义所获的成果。[3]康巴塞雷斯不情愿地返回司法部，他抱怨道：“我只想休息。”[4]拿破仑保证当一个立宪制君主，尊重法国人的公民权利，少数人真信了，于是支持他，坚定的共和党人卡诺就是其中一员，他去了内政部就职。[5]其他大臣中，拉瓦莱特等人是彻头彻尾的波拿巴分子，德克雷、莫利安、科兰古、达吕分别返回海军部、国库部、外交部、战争管理部。马雷就任国务卿，布莱·德·拉默尔特与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重掌参政院要职，莫莱又任路桥总监。[6]萨瓦里执掌宪兵。就连富歇也获准返回警务部，此事说明，就算富歇向来不可靠，他也不可或缺。总的来说，拿破仑迅速聚集能人与经验丰富者，假如他设法清算军事形势，这些人能让行政机关高效运转。波旁王朝让拉普指挥一个师，拿破仑见到他后便开玩笑，给了他的心口一拳（或许打得有点疼）：“什么，你这流氓想杀我？”然后，拿破仑任命他为莱茵军团司令。拉普逝世后，其自传出版，此书称，“拿破仑徒劳地想戴上严肃面具”，但“友善感情总是占据支配地位”。[7]皇帝拒绝了少数写信要求重投帐下的人，如鲁斯塔姆。“这人是个懦夫，”他对马尔尚说，“把信丢进火里，别再跟我提这事。”[8]上一年，鲁斯塔姆趁夜逃离枫丹白露宫，所以拿破仑不想让他担任主要警卫，这可以理解。路易-艾蒂安·圣德尼（Louis-étienne Saint-Denis）接替了鲁斯塔姆的职务。圣德尼是法国人，出生在凡尔赛，但是从1811年起，拿破仑就把他打扮成马穆鲁克，叫他阿里。
拿破仑重新掌权后，《箴言报》再改报道政策。3月21日，该报用四页篇幅宣告他胜利归来的消息，这些文字里至少有26个大写的“NAPOLEON”。[9]早上6点，拿破仑起床，他只睡了三小时。下午1点，他在杜伊勒里宫庭院举行大阅兵。指挥官亚历山大·库德勒（Alexandre Coudreux）向其子如此描述他的到来：
皇帝骑在马上，检阅所有的团，上个政府一度把这些勇士当成凶手、马穆鲁克和土匪，这样一个人露面后，他们焕发热情，热烈欢迎他。四个小时中，军队一直处于武装状态。拿破仑同围着他的军官和军士讲几分钟话，只有这时候，欢呼声才会暂停。皇帝讲话时使用一些专属于他的辞藻，它们优美动人、朝气蓬勃，总能让我们忘却所有的不幸、蔑视所有的危险！（“皇帝万岁！”与“拿破仑万岁！”的呼声）重复了成千上万遍，（而且）整个巴黎一定都听见了。我们所有人兴高采烈，不分等级与军衔，彼此拥抱。超过5.5万名巴黎人见证了如此美好的景象，面对我们流露出的高尚慷慨之情，他们全心全意地鼓掌。[10]
拿破仑的工作准则未变，从重返杜伊勒里宫到滑铁卢会战历时三个月，其间他写了900多封信，绝大部分涉及在法国重建战时体制，以便及时应付将要来临的敌对状态。23日，他命令贝特朗把厄尔巴岛的各种东西带去巴黎，包括一匹特定的科西嘉马、他的黄色马车、他剩下的衬衣。[11]两天后，他已然致信侍从长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费臧萨克（Anatole de Montesquiou-Fezensac）伯爵，谈论当年的剧院预算。[12]
1813年和1814年战局中，达武没有率兵对付法国的敌人，而是困守汉堡，对他来说，这种大材小用堪称可耻，但除了勒菲弗，元帅里只有他立刻去杜伊勒里宫报到。拿破仑退位后，少数元帅拒绝向路易十八宣誓效忠，达武是其中之一。可是皇帝犯了个大错，他任命达武为战争部长、巴黎总督、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所以他在比利时战场上没法调用最好的元帅。有人推测，两人私交不佳可能是决策的背后原因。亦有人如此猜想：拿破仑认为，万一巴黎被围，他需要达武守城。然而，要是他不能在野战中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谁掌管巴黎都无意义。[13]皇帝的确充分理解这一点，5月12日，他对达武说：“我们需要担心的最大厄运是，我们在北方太缺兵力，早早战败。”[14]滑铁卢会战那天，达武却在签署关于和平时期军饷等级的官僚文件。[15]多年后，拿破仑后悔没有改派克洛泽尔将军或拉马克（Lamarque）将军去战争部。[16]当时，他给达武寄去一大堆惯常信件，以5月29日的信为例：他用锐利目光检阅将赴贡比涅的五个炮兵营，然后写道，“我发现好几个大炮弹药箱没有小罐油或全部备件，这不符合命令的要求”。[17]
19位现役元帅中（4月15日，格鲁希获得元帅权杖），只有达武、苏尔特、布吕内、莫尔捷、奈伊、格鲁希、圣西尔、马塞纳、勒菲弗、絮歇这10人宣布忠于拿破仑（算上缪拉的话有11个。缪拉是实打实的第一个叛徒，但他决定效忠拿破仑，事实证明，这种堂吉诃德式决策是自杀之举）。[18]然而，直到4月10日，马赛的马塞纳才发布宣言，支持“我们选出来的君主、伟大的拿破仑”，然后他什么也没做。[19]类似地，圣西尔留在自家庄园，勒菲弗、蒙塞、莫尔捷等人病得太重，不能征战。（莫尔捷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但他仍指挥帝国近卫军。）[20]拿破仑认为贝尔蒂埃将回到他身边，他打趣道，除了强迫参谋长穿路易十八的近卫军的制服来杜伊勒里宫，自己不会实施报复。可是贝尔蒂埃离开法国，去了拜恩班贝格，6月15日，他跌出窗外，告别人世。尚不清楚贝尔蒂埃之死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其家族有癫痫病史），但真相很可能是自尽。[21]近二十年来，拿破仑的参谋长格外贴心地为上司效劳，我们只能猜测是何等内心冲突与绝望才催他走上绝路。失去贝尔蒂埃一事狠狠打击了未来几周的情势。
元帅中，14人参加过奥斯特利茨战役，15人参加过耶拿战役，17人参加过波兰战局，15人参加过伊比利亚战局，12人参加过瓦格拉姆战役，13人参加过俄国战局，14人参加过莱比锡战役，11人参加过1814年战役，但只有格鲁希、奈伊、苏尔特这三人参加了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可用的人手不多，为了击败威灵顿，他得让经历过战场考验的人来指挥北方军团左翼，于是他召来奈伊。迟至6月11日，奈伊才来到军中，可他已然厌战，在整场战役中，他的表现相当不尽如人意。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提出，奈伊“适合指挥1万人，但超过那个数，他的能力就跟不上了”。[22]皇帝应该让苏尔特代替奈伊指挥左翼，苏尔特却领到参谋长之职，他干得也很差劲。拿破仑没有任命絮歇或苏尔特的副手弗朗索瓦·德·蒙蒂翁（Fran?ois de Monthion）将军为参谋长，相反，他派絮歇去阿尔卑斯军团，浪费了元帅的才干，而且他不喜欢蒙蒂翁，于是分给此人次要职务。
其他元帅的情况如下：1814年，马尔蒙和奥热罗已背叛拿破仑；维克托仍然忠于波旁王朝；到目前为止，儒尔当在政治上一直不可靠，现在他是法国世袭贵族、贝桑松总督、第6军区司令；麦克唐纳和乌迪诺保持消极中立。乌迪诺的部队宣布忠于拿破仑，于是他返回巴勒迪克的家宅。据说，皇帝提出任用乌迪诺时，他回答：“我不会为任何人效力，陛下，因为我不会为您效力。”[23]
拿破仑先后在里昂和杜伊勒里宫发布一系列宣言，马上废止波旁王朝治下很多特别不受欢迎的改革措施。他叫停法庭、勋位和勋章的变化，复原三色旗与帝国近卫军，扣押波旁王室的财产；他废除荣誉军团的变动，恢复各团的旧数字番号（波旁王朝很不尊重军人心理，给各团改取了保王主义的名字）。拿破仑还解散立法机关，并号召帝国选民团6月时来巴黎战神广场集会，届时，他们将称颂他正在酝酿的新宪法，并“辅助”皇后与罗马王的加冕事宜。[24]“巴黎失守后，不论人们做了什么、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他承诺道，“我永远当作不知情。”[25]皇帝信守诺言，这是重建国民团结的唯一合理基础，但此举并未阻止旺代人再度反抗，他只好拨给卢瓦尔军团2.5万人，让拉马克率该军团镇压起义。卢瓦尔军团包括新组建的青年近卫军，他们本可在滑铁卢发挥宝贵作用。拿破仑也得派兵去马赛（直到4月中旬，当地才升起三色旗）、南特、昂热、索米尔等很多地方，除了1814年战役，过往战局中他不必这样做。[26]
拿破仑承诺重新掌权后废除令人反感的间接税，他如约而行，但战事将至，减税削弱了筹集军费的能力。[27]戈丹重任财政部长，4月3日，他得知，为了置办未来战局中的军队物资，皇帝还需要100万法郎。“大臣们留给自己的都远远超出其实际需要，考虑到这一点，”拿破仑对戈丹说，“我认为其他预算皆可削减。”[28]（尽管他采取节俭措施，但他仍为皇室预算觅得20万法郎，用于“音乐家、歌手等”。[29]）戈丹大举动用皇室年俸，从巴黎总出纳处取走价值300万法郎的金银，靠木材税募得67.5万法郎。他还向法兰西银行贷款126万法郎，并售卖价值38万法郎的南部运河股份。最后加上1816年公债等政府资产的出售额、盐矿等产业的税收收入，戈丹一共筹得17434352法郎。[30]在这场战役中，拿破仑必须迅速行动，立刻取胜，因为法国显然无法承受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事。
拿破仑声称，他希望在法国实行自由统治。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召回在国内旺代流放的稳健派人物邦雅曼·康斯坦，要求此人起草新宪法——《帝国宪法附加法案》（Acte Additionnel aux Constitutions de l’Empire）。附加法案设立参照英国模式与皇帝分享权力的两院制立法机关，规定两阶段选举制、陪审制、言论自由乃至弹劾大臣的权力。邦雅曼·康斯坦曾出版小册子，说拿破仑像成吉思汗和阿提拉。如今他在日记中写道，拿破仑“听取谏言”。[31]皇帝后来解释道，他想靠新宪法巩固“后期的一切革新举措”，好让任何人都更难复辟波旁王朝。[32]此外，他取消了所有的审查制度（措施很彻底，以至于法国媒体可报道敌军将领的声明），彻底废除奴隶贸易，邀请斯塔埃尔夫人与美国革命战争英雄拉斐特（Lafayette）侯爵加入他的新同盟（他们都不信任他，因此拒绝了[33]），还下令不得拘留或骚扰英国人。他也对参政院说，自己已完全打消关于帝国的念想，“此后，我的思虑只会指向”法国的“幸福与巩固”。[34]4月4日，他致信欧洲各国君主：“世界已见证伟大战局的奇观，从今往后，它最乐意见到的竞争是和平利益的竞争，它最乐意见到的冲突是人民福祉的神圣冲突。”[35]
历史学家常常嘲讽这些措施与声明，然而，1815年时法国已筋疲力尽至斯，民众大都渴望和平，所以说，如果拿破仑继续掌权，他非常可能重建执政府时代团结国民的和平政府。可是老敌人不相信他会放弃帝国野心，他们肯定不会冒着他重建帝国这一风险。老对头们也猜不到，他只剩六年寿命了。相反，一名英国议员称，人们认为“只要此人在”，和平“一定永远不稳……他统治时需常整军备，而敌对状态的筹备比战争本身叫人更不能忍”。[36]此言不无道理。盟国仍在维也纳开会，3月25日，它们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共同对抗拿破仑。
拿破仑利用迅速复位的优势，重启巴黎的各种公共项目，包括巴士底狱的大象喷泉、圣日耳曼的新市场、奥尔赛滨河路（Quai d’Orsay）和卢浮宫的外交部。[37]塔尔马回音乐学院任教（波旁王朝关闭了学院）；艺术界和医学界中，卢浮宫馆长德农、画家大卫、建筑师方丹、医生科维萨尔各归旧职；卢浮宫再度悬挂卡尔·韦尔内创作的马伦戈图；元老院和立法院内摆上拿破仑战争中缴获的一些军旗。[38]3月31日，拿破仑探访荣誉军团已故成员的孤女，波旁王朝削减了她们在圣但尼的学校的资金。同日，他在原有基础上重建法兰西帝国大学，拉塞佩德伯爵重任校长。法兰西学院亦恢复拿破仑的院士身份。3月，杜伊勒里宫举办音乐会，庆祝皇帝归来。音乐会上，号称“火星小姐”（Mademoiselle Mars）的36岁著名女演员安妮·伊波利特·布泰·萨尔韦塔（Anne Hippolyte Boutet Salvetat）和第二次意大利战局中拿破仑的老情人乔治小姐都佩戴紫罗兰花枝。拿破仑在春天回归，波拿巴分子受此启发，以紫罗兰花枝为新徽章。
然而，大部分法国人越发相信灾难正在逼近，这些公关活动都不能打消此念。4月，征兵范围打破先例，扩大至已婚男士。激进作家约翰·卡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时年28岁，客居巴黎，日后他成了英国的内阁大臣。当年4月，霍布豪斯指出：“只有真正的军人和某些省的居民欢迎拿破仑，甚至在他们面前，兴许他也只是相对受欢迎。”霍布豪斯是狂热的波拿巴分子，就连他也得承认：圣日耳曼的贵族憎恨拿破仑；店主们想要和平；皇帝驰过全城时，各团动情高呼“皇帝万岁！”，但民众并无回应，他们“既不闹腾，也不称颂，只能听见一些轻声嘟哝和低语”。[39]4月中旬，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宣传人员称母子俩为“玫瑰与玫瑰蕾”）显然没从维也纳回来，这进一步警告巴黎人战争不可避免。[40]
4月16日，在杜伊勒里宫，霍布豪斯观看拿破仑检阅国民自卫军的24个营。现在，国民自卫军接受20～60岁这一年龄段中所有的体格健壮者。军队花了两小时列队走过，而霍布豪斯的站位离拿破仑仅10码远，所以他有机会好好观察自己的英雄。霍布豪斯认为，拿破仑和他的画像一点都不像。
他脸色煞白，如同死人；他下颚前凸，不过没有我听说的那么明显；他嘴唇薄薄，但有些扭曲……他的棕发又深又暗，稀稀拉拉地盖在太阳穴上；他的额头秃了……他上身不胖，但小肚子鼓得厉害，以至于马甲下的亚麻衣服都露出来了。他一般站着，双手在身前交握或交叠……他玩弄自己的鼻子，吸了三四回鼻烟，并看表。他叹气或咽口水，胸腔似乎在忙活。他几乎不说话，但他开口时会露出某种宜人的微笑。在冗长的仪式中……他一直带着沉静的不耐烦神色。[41]
一些士兵走出队伍，向掷弹兵岗哨请愿，此乃革命军的残留传统，但其他人好像不敢这样做，于是拿破仑示意收集他们的诉求。请愿者中有个6岁小孩，他穿着劳工队制服，戴着配套的假胡子，站在战斧一端向皇帝递交请愿书，他“接过来，聚精会神地阅读（它）”。[42]
1815年4月22日，邦雅曼·康斯坦发布附加法案。政府将法案交付全民公决，结果1552942人赞成，5740人反对。不过，我们看待这些数字时，要像对待先前的全民公决一样保守。（举个例子，有人既投赞成票又投反对票，这种错票就被当作赞成票。选民总投票率只有22%。[43]下塞纳省共计只有11011张赞成票与34张反对票，相对而言，在1804年的全民公决中，该省有62218人投票。[44]）拉瓦莱特每日向拿破仑汇报，他回忆道，“我从没见皇帝比现在更泰然自若”。拉瓦莱特认为，这是因为附加法案通过了。附加法案蕴含所谓的“革命波拿巴主义”，设法借此淡化自由派、稳健革命派、雅各宾派、波拿巴派的政治差别。[45]
总体看来，联盟派（fédéré）民兵运动系自发产生。联盟派不断壮大，到1815年4月下旬时，法国已有成千上万人加入此运动，他们认为巴士底狱陷落时法国具有民族团结感，希望恢复这种意识。[46]联盟派每两周集会一次，要求成员用书面承诺、口头宣誓这两种形式声明对波旁势力动武。在国内的很多地方，联盟派都让保王党保持安静（这一状态至少持续到滑铁卢会战。战后，联盟派遭到残酷镇压）。[47]法国境内，革命波拿巴主义只在激烈反对波拿巴派的地区——佛兰德、阿图瓦、旺代和南部——无所适从。其他地方，它渗透到地区社会各阶层。在雷恩，中产阶级主导当地联盟派组织；在第戎，联盟派由工人组成；在鲁昂，联盟派则与国民自卫军混同。联盟派对战争没有影响，但其说明拿破仑在国内享有人民的广泛支持。这也意味着，滑铁卢之战后，要是他愿意，他或可挑起游击战。
拿破仑搬去爱丽舍宫，因为那儿有僻静的花园。5月15日，反法同盟正式对法宣战。两天后，莫莱在爱丽舍宫看见他，发现他“虽忧郁消沉但镇静”。他们谈到国家可能被瓜分。[48]然而，拿破仑在公共场合照常保持冷静。当月晚些时候，他在杜伊勒里宫检阅常规部队的5个营与青年近卫军的4个营。他揪掷弹兵的鼻子，还跟一名上校开玩笑，打了此人的脸。接着，“那名军官走开，微笑着展示被打红的脸颊”。[49]
6月1日，政府在巴黎军校外的战神广场举行盛大的露天仪式“五月广场”（Champ de Mai，它的原名和战神广场的易混淆）并批准了附加法案。“阳光照耀6万把刺刀，”蒂埃博回忆道，“似乎要点燃这一大片土地。”[50]这场典礼松松地建立在查理曼的某项传统上，系宗教、政治与军事的奇怪混合体。拿破仑穿着类似加冕斗篷的紫色服装，向在座的法国人（1.5万人）和更加乱哄哄的群众（10万多人）讲话。“身为皇帝、执政与军人，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他说，“不论坐享荣华还是身陷逆境，不论征战、执政、称帝或流放，我的思绪和行动始终以法国为唯一宗旨。我像雅典国王[51]一样，为人民牺牲自己，以图履行承诺，即护得法国的天然领土完整，守护它的荣誉与权利。”[52]他接着解释道，法国所受待遇激起众怒，促使他重掌权力，他也相信可达成长期和平，因为盟国已同法国订立条约。盟国正撕毁条约，它们在荷兰屯集兵力，瓜分阿尔萨斯-洛林，并准备开战。这篇演说的结尾如下：“我自己的光荣、荣耀、幸福和法兰西的不可分离。”不用说，演讲之后是长久的欢呼，接着军队、各省代表、国民自卫军排成密集队伍，列队而过。[53]整个宫廷、参政院、高级法官、高级外交官、军官皆着制服出席，女士们则佩戴钻戒。这次壮观的盛典包括100门礼炮齐射、鼓乐、浩大圆形露天剧场、炫示各省名称的鹰旗、镀金马车、庄重誓言、《感恩赞》合唱、身披红外套的枪骑兵、大主教主持的祭坛、服装鲜丽的信使。[54]举行弥撒时，拿破仑用观剧望远镜扫视群众。霍布豪斯得承认，皇帝“猛地坐到御座上，裹起斗篷，他看上去非常笨拙又相当矮胖”。
上月选举后，不少立宪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地下保王党人和雅各宾分子当选议员，即便如此，两天后，新当选议员几乎轻而易举地向皇帝宣誓效忠。拿破仑的老对头、前元老院议员朗瑞奈伯爵当选下院议长，拉斐特也成了议员，但立法机关不大可能马上给他招来很多麻烦，因为下院立刻分散注意力，激烈争论议员能否把纸条藏进帽子，供发言时查看。次日晚上，协和广场举行盛大的烟火表演，火焰描画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乘船而来的场景。一名目击者记载道：“群众高呼‘皇帝和烟火万岁！’，君主立宪制开始了。”[55]当然了，新制度不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因为拿破仑是自己的首相，任命所有大臣，但这种体制也不是1814年前的绝对独裁制，看起来它可能走向自由化。
拿破仑知道，只有战场才能最终决定他的胜负。6月7日，他命令贝特朗准备好自己的望远镜、制服、马匹和马车，“以便我能在下令后两小时内动身”。他补充道：“因为我会常常扎营，配备铁床和帐篷乃要务。”[56]同日，他告诉德鲁奥：“今天早上两个营离开了，我难过地发现。他们每人只有一双靴子。”[57]两天后，即1815年6月9日，反法同盟签署《维也纳条约》。条约第一条重申，盟国意在强迫拿破仑下台。第三条则声明，它们同意绝不放下武器，除非他倒台。[58]
早在3月27日，拿破仑就对德鲁奥说“北方军团将是主力”，因为最近的联军部队位于佛兰德，而他肯定不想等施瓦岑贝格返回法国。[59]6月12日（周一）清晨4点，拿破仑离开爱丽舍宫，去阿韦讷（Avesnes）指挥北方军团，次日，他在那儿与奈伊用餐。15日中午，他已到达比利时沙勒罗瓦（Charleroi），预备在弗勒吕斯附近迎战布吕歇尔的普军。他想先击败布吕歇尔，再对付威灵顿的英国-荷兰-比利时-德意志联军。在威灵顿的军队中，39%的人是英国人，49%的人以德语为母语。
拿破仑后来说：“他依靠的主要策略是，假如在比利时挫败英军……他足以让英国政府产生变动，那样的话，他就有机会立刻缔结普遍的停战协议。”[60]1814年之前，法兰西帝国的版图一直包括布鲁塞尔，夺取此地也可鼓舞士气。开战是冒险，但更冒险的是按兵不动，坐等奥军和俄军准备好再攻巴黎。纵观整个欧洲，28万名法军士兵将对付80万名联军士兵，尽管数周后奥军才会上战场，而俄军也要几个月后才能到。“要是他们进入法国，”6月14日，拿破仑从阿韦讷指示军队称，“他们会找到自己的坟墓……对所有法国勇士来说，现在不是胜利就是死亡！”[61]
战役开局阶段，拿破仑恢复了上一年他展示的最佳战略能力。一开始，法军散布在宽175英里、纵深100英里的地区，甚至比联军更分散，但他趁机佯攻西边，然后采用经典的营方阵系统，在中部集中兵力。6月6～15日，拿破仑调动北方军团的12.5万人，让部队在马谢讷（Marchienne）、沙勒罗瓦、沙特莱（Chatelet）过河，而联军并无任何重要的反应。4月5日，威灵顿已从维也纳飞速赶来，眼下，他只好让军队沿62英里宽的前线列队，与此同时，他设法守住通往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根特（Ghent）的道路。6月15日晚，威灵顿同样沮丧地承认：“天哪，我被拿破仑耍了。”[62]
近二十年来，拿破仑一直在敌军交合处进攻，凭借速度和战术能力，现在他又可以用这招了。法军有一半人是刚入伍的新兵，他的机动因而更显不凡。西班牙、俄国和奥地利战俘营释放了法军老兵，但最初的热情与冲劲过后，只有1.5万名志愿者从军，所以征兵弥补了兵员缺口。法军军心不稳，15日上午，前朱安党领袖布尔蒙伯爵与其部下改投联军，更加动摇士气。[63]苏尔特、奈伊、克勒曼、布尔蒙等将领曾宣誓效忠波旁王朝，但后又获准归队，有士兵便提出质疑，这不难理解。士气低迷导致军纪松弛。帝国近卫军在比利时肆意劫掠，嘲笑奉命来阻止他们的宪兵。[64]法军也缺少装备，第14轻步兵团没有筒帽，第11胸甲骑兵团没有胸甲。（6月3日，拿破仑漫不经心地对达武说：“打仗不需要胸甲。”）3月13日，拿破仑在里昂重建帝国近卫军，而普军则报称，近卫军的一些营看起来更像民兵，他们没有戴可怕的熊皮帽，反而戴着某种便帽或两角帽。波旁王朝解散了中年近卫军，直到上个月，拿破仑才召回他们。
6月16日，拿破仑兵分三路。奈伊位于左翼，率三个军攻打四臂村（Quatre Bras）路口，以图阻止两路敌军会师。南北走向的布鲁塞尔-沙勒罗瓦干道与东西走向的那慕尔-尼韦勒（Namur-Nivelles）公路在四臂村交汇，那慕尔-尼韦勒公路至关重要，它是布吕歇尔和威灵顿的主要横向联络线。格鲁希与其军组成右翼。拿破仑、帝国近卫军和另一个军留在中路。[65]当天晚些时候，奈伊在四臂村战斗，他的对手先是奥兰治亲王，后是威灵顿本人。此时，拿破仑和格鲁希在利尼进攻布吕歇尔。“你必须去那个尖顶，”皇帝对热拉尔说，“然后把普军赶走，越远越好。我会支援你。我已对格鲁希下令。”[66]这些划定任务的命令听来随意，但热拉尔将军经验丰富，知道对方希望自己做什么。值此时刻，拿破仑命令埃尔隆将军的军（2万人）去利尼进攻暴露的普军右翼。埃尔隆原归奈伊指挥，先前他去四臂村时，苏尔特把他调离奈伊麾下。
拿破仑在利尼取得可观胜绩，如果埃尔隆如期而至，他将会击溃敌军，但事态与之相反。埃尔隆正要参战时，奈伊却下达紧急迫切的命令，说四臂村需要他，于是他转身去四臂村战场。[67]还没等埃尔隆去四臂村发挥作用，苏尔特又要他掉头回利尼。筋疲力尽的埃尔隆军来得太迟了，也没赶上利尼之战。因为奈伊、苏尔特和埃尔隆之间存在混乱，拿破仑在利尼失去了决定性的胜利。利尼之战中，布吕歇尔折损约17000人，拿破仑折损11000人。晚上，普军被逐出战场。[68]与此同时，奈伊损失4000人，而且他没能拿下四臂村。
“我也许会输，”之前在1796年，拿破仑就曾对皮埃蒙特信使说，“但人们绝不会看到我因自负和懒惰浪费时间。”[69]普军似乎正沿其补给线退往东边的列日（Liège），所以6月17日（周六）天一亮拿破仑就能攻击威灵顿，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上午8点才起床。接着他又浪费了五个小时：他阅读巴黎送来的报告，造访利尼战场，并指示部下照顾伤兵；他对被俘的普军军官讲话，论及普鲁士外交政策；他还“用惯有的随和语气”同自己的将军聊各种政治话题。[70]直到中午时分，拿破仑才派格鲁希率一个庞大的军（36000人与96门大炮）追赶普军，照他设想，次日他会和威灵顿大战，可他没有集中兵力，却分兵了。[71]“那么，格鲁希，跟上那些普军，”他说，“用兵刃抵着他们的肾，但你务必通过左翼与我保持联系。”[72]然而，拿破仑派出格鲁希时违背了自己的军事箴言：“战斗前日不可分兵，因夜间局势或生变。敌军可能撤退，亦可能等来大批援军，重启攻势，并置你先前的阵地于险境。”[73]
拿破仑造访利尼战场，从而获知了普军作战序列、敌人的哪个军受损最严重，但这些情报不足以弥补放走普军的损失。要是他在16日或17日一大早派格鲁希出击，普军也许走不脱。苏尔特派帕若尔去那慕尔侦察。帕若尔缴获一些大炮，抓获若干战俘，拿破仑于是更加相信，大部分普军正沿其补给线混乱地撤退。[74]当日及之后，他的很多言论都表明，他以为普军已在利尼受重创，不能在战役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结果，法军再也没派人侦察北边。
格鲁希比普军晚走十五个小时，他也不知其行军方向。布吕歇尔在战场上遭遇脑震荡，其参谋长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August von Gneisenau）不但没有下令向东，反而命令普军退往北边，以便和威灵顿的军队保持近距离。照威灵顿的说法，这次反常调动是19世纪最重要的决策。此后五年，拿破仑在脑海里反复重演滑铁卢会战，他给失败找了很多借口，但他承认，自己应该要么让更积极的旺达姆或絮歇拖住普军，要么让帕若尔率单单一个师对付普军。“我本该带上所有的其他部队。”他悔恨地总结道。[75]
直到6月17日晚些时候，拿破仑才悠然地去四臂村。下午1点，他到达该地，与奈伊会合。此时威灵顿已知利尼之战，他在倾盆大雨中谨慎地退往北边，亦有充足时间在圣让山（Mont Saint-Jean）山岭建立阵地。威灵顿把司令部设在滑铁卢村，圣让山位于该村以南几英里处。他先前侦察过圣让山，已然察觉它是非常优良的防御战场。圣让山仅宽3英里，有很多“隐藏”地面，某条山脊前还矗立着乌古蒙（Hougoumont）和拉艾圣（La Haie Sainte）这两座石质大农舍。“公认的战争准则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如敌人所愿行事，”拿破仑曾说，“原因就是它本身，因为这是敌人所愿。由此可见，应当避开敌人曾调查或侦察的战场。”[76]他在博罗季诺没投入近卫军，在莫斯科和莱比锡待了太久，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分兵，最后，他又在敌人选择的战场发动决定性会战。拿破仑之所以干出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军事箴言。
6月17日，拿破仑花了些功夫检视在利尼表现出众的营，并训斥其他的营。他认出了第22战列步兵团上校奥多阿尔，此人曾隶属近卫军。拿破仑问奥多阿尔，他带了多少人列队行军（1830人）、昨日他损失了多少人（220人）、他如何处置普军丢弃的滑膛枪。[77]奥多阿尔说普军的枪被毁掉了，拿破仑则说国民自卫军需要那些枪。他开出悬赏，称每收集一杆枪可得3法郎。除此以外，17日上午，法军彻底一反常态，呆滞不动。
几十年后，热罗姆和拉雷声称，利尼之战后，拿破仑的痔疮发作，令他丧失了行动能力，所以他无精打采。[78]“弟弟，听说你患了痔疮，”1807年5月，拿破仑曾致信热罗姆，“最简单的疗法就是敷上三四条水蛭。十年前我用过这招，然后我再没疼过。”[79]但他实际上还疼？这也许解释了为何滑铁卢会战中他几乎不骑马（下午3点，他一度造访大炮群，傍晚6点，他骑马经过战场前线），为何他两次退到位于战线后方1500码处的罗索姆（Rossomme），在那儿的农舍待了短短一阵。[80]他大骂听差居丹（Gudin），因为当日上午，居丹在勒卡尤（Le Caillou）扶他上马时用力过猛。后来他道歉了：“你帮人上马时最好温柔点。”[81]滑铁卢会战中，奥古斯特·佩蒂耶（Auguste Pétiet）将军任苏尔特的参谋，此人回忆道：
对45岁的人来说，他的将军肚大得超常。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役中，他待在马上的时间比以前少得多。他下马来查看地图，或发信件、收报告，这时部下们就在他面前摆上一张冷杉木小桌子、一把冷杉木粗糙椅子，他能在那椅子上坐很久。[82]
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诊断，拿破仑也有膀胱炎或嗜睡症，但贴身男仆马尔尚说，这段时间主人没得膀胱炎，嗜睡症之说亦缺乏可信的证据。“这是皇帝一生中最显精力、威信、领导力的时刻。”拿破仑最亲近的副官之一弗拉奥回忆道。[83]然而，1815年时，拿破仑年近46岁，身材肥胖，不具备25岁左右时那股强大能量。到6月18日为止，他在六天中只睡了一晚好觉。弗拉奥解释道，他之所以无所作为，只是因为，“经历了激战和前日那种行军后，黎明时才能指望我军行动”。[84]1814年时这些因素亦存在，拿破仑却在五天内连战四场。
事实上，并无确凿证据证明，6月18日那天，拿破仑的任何决策源自身体状态，而非误判与所获的错误情报。“战争中，”次年，他对一位俘获自己的人说，“谁犯错最少，谁就是赢家。”[85]威灵顿曾研究拿破仑的战术和军事生涯，滑铁卢战役中他严谨地部署军队，走遍战场。相形之下，拿破仑、苏尔特和奈伊打出了拿破仑战争中指挥最不力的战斗之一。滑铁卢会战开始之前，拿破仑遇上的最棒的沙场军人是卡尔大公，所以威灵顿这种水准的战术大师出现时，他根本没做好准备，再说了，威灵顿从没败过。
17日，拿破仑在四臂村遇见埃尔隆，说：“你害了法国的事业，将军。”另一个版本出自埃尔隆本人，他更愿意把皇帝的话记成这样：“法国败了，我亲爱的将军。你去骑兵最前头，尽力逐走英军后卫。”[86]当晚，拿破仑仿佛快要对战英军骑兵后卫。天降大雨，他延缓了追击速度，法军前卫也把英军骑兵后卫赶往北边的圣让山山脊，但正如埃尔隆回忆录所说的，他没有参与骑兵冲锋。[87]然而，拿破仑确有时间停在负伤的英军第7骠骑兵团上尉埃尔芬斯通（Elphinstone）面前。他从身后裤袋掏出酒瓶，给埃尔芬斯通倒了一杯葡萄酒，还让医生照料此人。[88]他憎恨英国政府，但他大可友好对待单个英国人。
埃尔隆力劝拿破仑停止进攻英联军后卫，晚上7点左右，他叫停了攻势，说：“让部队做汤，整理好他们的武器，我们且看中午会怎样。”[89]当晚，他巡视前哨，吩咐士兵好好休息，因为，“如果明天英军还在，他们就是我的囊中之物”。[90]他把勒卡尤农舍当作司令部，在其一楼睡行军床，而苏尔特在二楼睡稻草。拿破仑知道自己要收报告，所以他不想多走3英里来返回热纳普镇（Genappes）。夜里，科尔比诺、拉贝杜瓦耶、弗拉奥等副官冒雨骑马，他们穿行在各个军中，记录军队的调动与位置。
据拿破仑的法国警卫“马穆鲁克阿里”回忆，在房间布置好之前，他睡在一捆稻草上。“他占有房间后……我们给他脱靴，这有些麻烦，因为它们湿了一整天。他脱掉衣服后上床。那天晚上，他没怎么睡，每分钟，来来往往的人都会打扰他。这个是来汇报的，那个是来接令的，诸如此类。”[91]至少拿破仑是干爽的。“我们的厚大衣和裤子粘了好几磅泥泞，”第1掷弹兵团（Grenadiers à Pied）中士伊波利特·德·莫迪（Hippolyte de Mauduit）回忆道，“一大群士兵丢了鞋子，光着脚走到宿营地。”[92]此言最能证明拿破仑对鞋子的执念没错。
拿破仑日后对拉斯卡斯说，凌晨1点，他和贝特朗侦察，查看威灵顿的军队是否还在。他可能撒谎了（尽管没有证据）。凌晨2点，他被叫醒，然后收到四小时前格鲁希写下的信。格鲁希报称，他在瓦夫尔（Wavre）附近遇上普军，认为那可能是主力部队，但他碰上的只是布吕歇尔的后卫。十小时后拿破仑才回信，尽管当日上午晚些时候，他已经知道威灵顿会守圣让山。他没有立刻命令格鲁希返回战场进攻威灵顿左翼，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啊，我的天哪！”次年，拿破仑对古尔戈将军说，“6月17日的雨和滑铁卢之败的关系也许比人们想的更大。要是我不那么累，我会在马上待一整晚。看起来非常小的事常有非常大的影响。”[93]拿破仑深信自己赢在全面侦察战场，如埃克米尔会战，但那场雨的真正意义在于，18日那天，炮兵指挥官德鲁奥将军建议等土地变干再开战，这样的话，他可以更轻松地安放大炮，加农炮炮弹射出后也能弹得更远。德鲁奥后来终生懊悔这一提议，因为他和皇帝都不知道布吕歇尔已经避开格鲁希，当日早上，此人再度向威灵顿承诺，下午时普军至少有三个军能到战场。事实上，威灵顿之所以决定在圣让山开战，完全是因为他知道普军会来。
6月18日（周六）上午11点后，拿破仑才发动进攻，要是他把开战时间改为日出时分（凌晨3点48分），那么在比洛军突然猛攻法军右翼前，他能多出七小时来击破威灵顿的战线[94]。[95]他命令奈伊喂饱士兵、检查部队装备，“以便9点整时每个人能做好准备，可以一战”，但9点后又过了两小时，战斗才开始。[96]会战爆发前，在勒卡尤农舍，拿破仑和高级军官在紧挨其卧室的餐厅举行早餐会议。苏尔特、雷耶、富瓦等多名将领曾在西班牙对战威灵顿，他们建议皇帝不要太指望轻松突破英军步兵，他回答：“威灵顿打败了你们，你们就觉得他是个好将军。我说他是个差劲的将军，英军也是差劲的部队。这就是一顿午饭的功夫！”苏尔特显然不信，只好说：“但愿如此！”[97]拿破仑经常真心称赞威灵顿和英军，这番看上去骄傲自大的评价与他之前的话截然相反。这肯定是因为，离大战就剩几小时了，他需要鼓励部将。
早餐会议上，热罗姆告诉拿破仑，6月16日，威灵顿在热纳普的西班牙国王旅馆用餐，旅馆侍者无意中听见一位副官说，普军将在苏瓦涅森林（Forêt de Soignes）前方与英联军会合，该地正好位于圣让山之后。事实最终证明，这条消息准得可怕，而拿破仑却回答：“弗勒吕斯（即利尼）之战那种战斗后，普军还被庞大军队追赶，所以两天之内，他们不可能与英军联上。”他接着补充道：“即将爆发的战斗会拯救法国，名垂世界史册。我要让炮兵开火，派骑兵冲锋，迫使敌人暴露位置。等我比较清楚英军在哪儿后，我就派老近卫军直取他们。”[98]侍者汇报了太贫嘴的副官的对话，拿破仑没有据此情报更改整个战略，这情有可原，然而，就连他自己的相关解释也说明，他打算采取的战术根本就不精明。威灵顿预计拿破仑会派法军左翼实施大规模侧翼机动，遂派17500人去阿尔（Hal）[99]防备这招。结果，拿破仑的计划不比他在埃劳、博罗季诺、拉昂采取的方案出彩。
上午9点30分，拿破仑离开勒卡尤。据他的传令兵雅尔丹·艾内（Jardin Ainé）回忆，他“前进半里格，在一座丘陵上站定，在那儿他可以观察英军调动。到达丘陵后，他下马，用野战望远镜努力搜寻敌军战线的任何动向”。[100]他选择了佳姻庄旅馆（La Belle Alliance inn）附近的小土丘，在桌子上铺开地图，其坐骑立于附近，并未卸鞍。[101]“我用望远镜看见他走上走下，”富瓦回忆道，“他穿着灰大衣，经常趴在放置地图的小桌上。”[102]晚上的雨停了，18日白天，天气阴沉却干燥。苏尔特建议早早进攻，但拿破仑答道，他们“必须等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想等大炮群能更轻易地穿过泥泞。据上校蒂雷纳伯爵与蒙蒂翁回忆，会战前两小时，皇帝感到疲惫，他“在桌边坐了很久……而且……他们经常看见他架不住瞌睡，睁不开眼睛，一头倒在眼前摊开的地图上”。[103]
中午，拿破仑致信格鲁希，命令对方立刻与己会合，下午1点，他再度下达此令。[104]可那时已经太迟了。（下午6点前，其中一封信甚至一直没送到。）拿破仑日后声称，此前他就要格鲁希返回，但我们并未找到这类命令，格鲁希也激烈地否认此事。[105]万塞讷战争部档案的文件堆叠如山，它们见证了格鲁希和热拉尔的争执。近午时分，大炮群开火，两人都没有收到拿破仑的直接命令，遂争论格鲁希应该怎么做。他得继续去瓦夫尔对付普军后卫，还是无论如何都去大炮群轰鸣处？[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