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关于河朔三镇的更多内容，参见第四章。[31] 关于如何区分藩镇使府中的上层僚佐与下层僚佐，详见第四章。
[32] Nicolas Tackett（谭凯），“Great Clansmen，Bureaucrats，and Local Magnates：The Structur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 in Late-Tang China”，p.111；Robert P.Hymes（韩明士），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33] 唐代这一现象出现于中国东南的泉州，相关材料参见Hugh Roberts Clark，“Consolid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Frontier：The Development of Ch’ üan-Chou，699-1126”pp.110-111。
[34] 参见数据库中的“Fig 2 note34 provincial priv res”。
[35] 参见数据库中的“Fig 2 note35 Prov res at site of office”。
[36]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比表2-5中所显示的扎根地方的“国家精英”还要多。因为在表2-5中只包括了仍然自身为高官的个体。
[37] 参见数据库中的“Fig 2 note37 National elites in provinces”。
[38] 参见数据库中的“Fig 2 note38 Natl elites in prov served locally”。
[39] 比如，杜琼（767～831）（女）的墓志记载，她在襄州去世并下葬，其未具名的丈夫仅知姓李，是绛州长史。但通过墓志中一则逸事，可知杜琼因随其丈夫任官襄州而来到此地。这仅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在妻室的墓志中基本上不会记载这些内容。
[40] 参见沈传师的行状。【译按：即杜牧《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行状》。】
[41] 对于在地方上的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利益，并无疑问。关于地方长官“非法取得”（unlawful acquisition）土地的长篇讨论，参见Charles A.Peterson，“Corruption Unmasked：Yüan Chen’s Investigations in Szechwan”；Charles A.Peterson，“Court and Province in Mid-and Late T’ang”，pp.521-522。关于北方大族子孙如何因潜在经济利益而出刺泉州的探讨，参见Hugh Roberts Clark，“Consolid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Frontier：The Development of Ch’ üan-Chou，699-1126”，pp.89-97。南海贸易收入是一个特殊问题。为了赞扬其诚信，在孔戣（751～824）的墓志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详述其在没有任何额外财富的情况下卸任岭南（在南方海岸线上）节度使。
[42] 参见卢东美（734～787）的墓志。
[43] 柳默然的两个儿子为赵珪（806～847）和赵璜（804～862），都有墓志出土。
[44] 包括郑高的墓志，还可参见其妻崔氏（770～806）的墓志。
[45] 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沛霞），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pp.97-98。这是一处新建起来的墓地，早先的家族墓地坐落于两京走廊另一端的长安。甚至778年以后，仍有少数人逗留南方。据崔倚（约去世于812年）的墓志记载，因“虏尘犯于两京”，他很小即“飘寓江淮”，出仕于一位南方的藩帅。但去世后，遗体由他的侄子带回了京城地区，“归于旧国”。
[46] 除了崔备的墓志，还可参见其祖母李氏（约去世于765年）及兄崔黄左（743～797）的墓志。要证实这一家族成员在安史之乱前即以洛阳为葬地，可参见崔备祖父崔泰之（667～723）、叔祖父崔孝昌（669～711）和崔锷之（671～719）的墓志。淮南节度使崔圆同样来自清河崔氏，尽管他们共同的祖先生活并死于唐王朝建立以前。关于崔圆在扬州的任期，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三册，第1675页。
[47] 关于其他葬于洛阳的族人，参见张齐丘（656～691）、张时誉（688～733）、张翃（709～778）、张翔（724～779）及其夫人源氏（735～796）、张婵（816～840）（女）、张婴（834～855）（女）等人的墓志。有可能朝廷鼓励这种官僚精英重新回到京城。据陈宣鲁（808～840）的墓志记载，其祖父母死后，其父试图著籍扬州，但遭到唐德宗的拒绝。最后，虽然陈宣鲁的兄弟们继续生活在南方，但是陈本人则被葬在洛阳一处似为此而购置的新茔。
[48] 参见收录于权德舆文集中的其祖母杨氏（去世于757年）的墓志及其父权皋（723～768）的灵表（spirit marker）。关于安史之乱前该家族墓地位于洛阳的证明，参见其五世祖权均（720～751）的墓志。
[49] Nicolas Tackett（谭凯），“Great Clansmen，Bureaucrats，and Local Magnates：The Structur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 in Late-Tang China”，pp.118-119。
[50] 比如根据骆暹（737～785）和谢观（793～865）的墓志，可知这两人及他们的家族都在洛阳重新定居。
[51] 关于河北与扬州商人的讨论，参见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p.126-127。
[52] 众所周知，在长安有外国人。至于九世纪时长期定居洛阳的粟特人，参见毛阳光《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译按：此文为毛阳光所撰，此处不误，然原书参考文献中误系于毛汉光名下，今正之。】
[53] Michael T.Dalby，“Court Politics in Late T’ang Times”，p.571。事实上，宦官墓志（尤其明确为唐朝前期的墓志）往往指明了某位宦官来自南方，参见陈弱水《唐代长安的宦官社群》，第177～180页，比如根据张叔遵（810～871）的墓志，可知其来自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河内。有证据表明，他在遥远的南方被俘获。少数其他宦官声称他们的直系祖先曾在遥远的南方担任“刺史”，这些祖先很有可能是部落酋长。
[54] 关于在九世纪早期在政坛上获得显职的宦官，参见Lu Yang（陆扬），“Dynastic Reviv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Late T’ang China：A Study of Emperor Hsien-Tsung （805-820） and His Reign”，pp.279-307。
[55] Nicolas Tackett（谭凯），“Great Clansmen，Bureaucrats，and Local Magnates：The Structur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 in Late-Tang China”，pp.126-127。
[56] 参见周氏（764～839）的墓志，她丈夫在洛阳为官，她儿子随后迁葬数人于此地；另参见同样任职于东都留守府的张季戎（790～851）的墓志。
[57] 朝廷似乎非常希望将这些军将迁居京城，比如朝廷赐给苻璘一座位于长安靖恭坊的宅第，以及位于蓝田县附近超过10顷的一块土地。
[58] 类似此例，参见仇志诚（775～839）的墓志。
[59] 关于刘自政的墓志，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一册，第283页。
[60] 类似的例子包括程安（761～829）。据其墓志，他最初在宋州的军队中服役，这里也是其家族数代生活的地方。在得到一名宦官的垂青后，他在潞州结束其军旅生涯，最终去世于该地。
[61] 若欲详细了解杨氏家族及牵涉到的王承元，参见Nicolas Tackett（谭凯），“Great Clansmen，Bureaucrats，and Local Magnates：The Structur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 in Late-Tang China”，pp.136-137。类似的例子还有刘逸（776～834）。据墓志记载，他在王承元为义成军节度使时入其幕中，之后随王承元到了凤翔镇，接着又去平卢镇（今山东）。在王承元死后，刘逸于834年在平卢镇辞世，葬于平卢镇治所青州。
[62] 引自白居易为崔玄亮（768～833）撰写的墓志。
[63] 《杜牧集系年校注》第三册，第767页。
[64] 因此，在女真人入侵后，包括政治望族在内的北方难民，很难融入南方本土社会。参见Peter Bol（包弼德），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p.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