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沨（735～810）*曾身兼洛阳令和华州司马，这两个官职因地处京畿而炙手可热，这明显得益于其优良的社会关系。他的数位亲戚在各自一生中，曾任重要的地方官，包括其父亲、两位兄弟、岳父以及一个儿子，都在帝国境内不同地方出任刺史。他另一个儿子是杨汉公（785～861）*的岳父，杨汉公日后出任河南东部的天平节度使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荆南节度使。韦沨与强势的京朝官员也有姻亲关系，祖父韦安石（651～714）曾在武则天期间出任宰相，侄婿李巽（747～809）*和叔父韦陟（696～760）都担任至关重要的吏部尚书一职，另一位叔父是太宗朝宰相王珪（571～639）某位四世孙的岳父，一位侄孙是晚唐宰相高璩（死于865年）的岳父，孙女则嫁给了八世纪中期的宰相白敏中（792～861）*，从而使韦氏通过联姻成为晚唐大诗人白居易的远亲。[1]
在前一章，笔者通过运用墓志铭中所包含的葬地信息，分析了相关地理资料，从而揭示出京城精英在本质上有别于地方精英的程度。本章将就此现象详加阐述，探讨京城精英家族何以能够世代垄断国家显要官职数个世纪之久。虽然一些旧时贵族家庭的声望无疑有助于他们紧握权力，但本章焦点在于——因晚唐精英地理分布的集中而得以巩固的——社会网络如何扮演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类似韦沨的例子并不少见。最重要的官僚与许多最负盛名的诗人和其他文人都因身处京城地区密集的婚姻网络而彼此互相关联，对于精英们的长期存续而言，这一网络至关重要。
重构父子链
本书第一章聚焦于传统意义上的门阀世族，这指向一个很大的群体，其中的人通过明确的郡望加姓氏组合来甄别自己特殊的血统。正如前文所论，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对这些世族血统的声称在社会各阶层精英中普遍存在。这样能很好地巩固个人在地方社会的地位，但他们很难被历史学家确定为晚唐政治权力精英。出于分析的目的，有必要在一个更加实证的基础上定位大族群体。在本章中，分析的基本单元是“父子链”（patriline），这是我所定义的最大的血缘关系群，能够通过有记录的父子（或父女）关系而得以重构。[2]除非主要的先祖都能够得到确证，否则自称是古代某位著名人物后裔的声明都将被忽略。
通过分析数千方现存晚唐墓志和其他丧葬文本，并结合额外的谱牒资料，可以得到这样的重构。在墓志中，通常能确定志主的三代祖先，以及其儿子或女婿。其中也往往写明志主的岳父或者其他姻亲，比如舅舅。[3]依据这些资料，有时候可以重构包含数百名成员的父系世系；在另一些情况下，一张父子链示意图仅包括少数单独在某方墓志中提及的族人。[4]大部分包含了第一章中已予论述的“大族”（great clan）中的分支。
根据十一世纪编纂的宗室、宰相及最重要的方镇表所得到的唐代精英群体，能够通过墓碑得到大幅度扩展。这些表——参见《新唐书》卷70至卷75【译按：据《新唐书》，卷61至卷64为宰相表，卷65至卷69为方镇表，卷70至卷75为宗室世系表，揆诸文意，此处当指卷61至卷75】——包含17500人，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唐代。尽管这些表存在矛盾之处，整体而言，似乎都基于相当严谨的考据。《新唐书》两位纂修人之一、北宋学者及政治家欧阳修（1007～1072）尤其通晓谱牒之学。有一次，在偶然看到一方将数个世纪以来的族人一一列明的唐代石碑后，他转而批评与其同时代的人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哪怕是一两代祖先：“其所以异于禽兽者仅能识其父祖尔。”[5]欧阳修对唐代谱系的造诣在《新唐书》各表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由其本人的信念所驱使，即对一个人而言，最关键的是了解自己祖先精确的世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备这种知识，才使得人类有别于动物。
在编纂《新唐书》各表时，欧阳修与历史学家吕夏卿（1042年进士）有广泛合作。吕夏卿因“通谱学”而为人所知，其所熟谙的大部分谱牒在唐代编撰而成，并有幸保存至十一世纪。[6]南宋学者洪迈（1123～1202）已经注意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7]但同时，两位编纂者也查阅了其他的原始资料。在一则关于其本人某位八世纪祖先——欧阳琟（697～761）——墓碑的题跋中，欧阳修揭示了他与吕夏卿是如何展开工作的。即以“家所传旧谱”为切入点，两人将家谱与其他信息进行核对，包括正史《陈书》、九世纪早期的官修谱牒《元和姓纂》、欧阳琟墓碑以及另外一位祖先欧阳谌的墓志。[8]鉴于他们所用方法的严密程度以及欧阳修本人对谱牒研究的责任意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唐书》各表大体可信。
当代考古学者赵超在其重要著作中，通过核对数千方唐代碑志，验证了这些表的准确性。[9]虽然赵超鉴别出一定数量的错讹，但总体而言，其研究强有力地确证了这些表中的信息。在为本项研究编集人物传记数据库时，笔者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出土墓志中的记载与《新唐书》中的世系表几乎总能保持一致。[10]即便有误差，也通常很小，譬如将某人生前最后一任官与死后赠官弄错，或将某人表字与本名弄混等。[11]基于收养侄子的普遍性——比如当人们没有自己的男性继承人时——有时也会出现将叔父误作父亲。[12]
从其他一些史料中也能提取额外的谱牒资料。两《唐书》的列传中会不时记载世系表中未曾提及的父、祖信息。记载唐代历史最重要的编年史书《资治通鉴》及元代学者胡三省（1230～1302）的注文有时也会提及某人的父亲或儿子。[13]宋代的墓志汇编，特别是陈思（约1225～1264）的《宝刻丛编》，因编目了已亡佚的碑刻，同样可以加以利用。陈思所编并不包含铭文内容，但却指明了这些碑刻的发现地，这有助于定位一些家族的居住地点。最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学者们成功地复原了唐代官修谱牒《元和姓纂》的大部分内容。该书调查了大量姓氏，包括那些非汉人家族，比如吐蕃论（Blon）氏家族。编纂者林宝（约九世纪）在他撰写的《序》中明确指出了其个人研究范围：“诸家图牒，无不参详。”[14]虽然现存版本仍有残缺，但其中包含了大量其他文献没有涉及的九世纪以前的个人系谱信息。[15]
将所有这些数据编入一个单独的数据库时，笔者特别留心不同史料中多次出现的人。当然，同名并不表明其为同一个人，需要额外证明材料——比如相同的字——才能确定这样的推测。[16]由于女婿们经常仅有姓名为人所知，并无更多信息，所以通常不太可能将其与同名的其他人视为一人。[17]在筛查了重名情况后，由父子关系联系起来的每个族群，都各有一独特的家族编号。最终，数据库中约三万个唐人可归入约四千条父子链，其中包括八十个拥有超过五十名已知成员的家族和四十六个拥有超过一百名已知成员的家族。[18]这一数据库提供了一个比仅仅依靠自述家世远为翔实和准确的形式，来界定血缘关系。
定位父子链
一旦若干相关亲属关系得到认定，即有可能确定晚唐时期各条父子链成员的居住地。事实上，鉴于每个家族都希望归葬一处以便于族茔内葬仪的展示，通过一个人的墓志能够揭示大部分族人的葬地，也能通过数量相对有限的墓志缩小全部族人的居住范围。基于谱牒所记载的众多证据，本研究的前提是每一位父子链成员都居住并被安葬在相同地区，比如政治精英几乎都居住于有限的两京及毗邻的两京走廊地带。
事实上，通过系统性梳理最庞大的精英世系，为这一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图3-1和图3-2重构了几个最大的唐代政治精英家族的谱系，所依据的是有明确葬地记载的相关族人或其配偶的墓志或墓碑。正如第二章所述，权葬不在考虑之列，除非墓志中指明权葬地点在先茔附近。除了现存墓志，立于墓穴之外记述死者生平的神道碑之发现地，也在这些图的统计范围之内，大多见载于南宋碑文集《宝刻丛编》。[19]图中区分了三个地区：洛阳及其近郊、长安及其近郊以及两京走廊地带。除了仅有的一例，任何这些家族在唐代都没有发现于两京地区以外的墓志。[20]
通过研究大部分最大的经重构之父子链家族树，能揭示出少量共性。大部分情况下，墓志充分证明了家族成员全部（图3-1a，b，c）或主要（图3-1d，e）葬在某一单独区域。也有同一父子链下各支分别在两京，或至少有一支在两京走廊地带（图3-1f，g，h）的例子。河东薛氏西祖第四房（图3-1h）可能是八至九世纪时期的典型家族，似乎仍处于从两京走廊地带迁往长安或洛阳定居的进程中。河东薛氏和河东裴氏中，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大多数已知墓葬分别位于各自家族的起源地：河中府和绛州（皆属河东地区）。[21]相反，及至晚唐时期，两大家族大多数成员都安葬于两京。在这些例子中，即便家族的地理范围并未限定于某京，他们的墓葬也都位于两京及其走廊地带。
关于扎根洛阳的范阳卢氏北祖大房（greater northern）和北祖第二房（second northern）两个特殊家族的葬地，图3-2提供了更为精确的细节。就前者而言，可以辨认出几个重要的家族房支，包括仅安葬于洛阳北面北邙山上的一支，和洛阳南面万安山附近的一支。前图显示出一些房支本身会再细分，并在其他地方修建新的墓地，包括偃师县和缑氏县，以及汝州和郑州。但是，所有这些地方都在东都洛阳周围50公里范围内。在北祖第二房的图中，同样可以识别出几个分支：墓地在北邙山一带的金谷乡和平阴乡的两支；洛阳北面数公里处的孟州一支；第四支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以及在新安县及缑氏县附近的两支。无疑，这两大父子链的分支的确在新的居住地下葬——也许旧有墓地已经满员——但是新的地点总是在距离家族驻地相对较近的区域内。[22]通过图3-2所描绘的安葬模式，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许多哪怕是那些最庞大的父子链之分支，他们的葬地仍不清楚。欲鉴别图3-2中的各种祖茔，需要依靠每个分散地点中某座坟茔的发现。在图中地点首座坟茔被发现之后，考古学者乃至盗墓贼通常会进一步发掘（盗掘）其周边墓葬，从而导致一些关系较近的族人墓志出土。但是，如果没有最初那个坟茔的发现，那么这一家族整个分支的葬地依然不得而知。事实上，在范阳卢氏的例子中，就有几个分支的墓葬情况并不知晓，这些分支在图3-2中已用星号标出。这些标注星号的分支毫无疑问表示埋葬于迄今未知之墓地的那些族人。尽管如此，这些墓地分布于洛阳地区任何可能的地方。图3-1i所描绘的是另一个墓葬资料不完整的父子链。虽然这一家族墓志仅在长安地区出土，但大部分房支的墓葬资料却无迹可寻。然而，正如范阳卢氏例子所示，家族所有房支都将故去的族人极有可能葬于长安，且至今尚未发现各房墓址。
图3-1 部分父子链成员的葬地
说明：所有家族树皆通过杉山算法（Sugiyama algorithm）用NodeXL软件绘制。所有父子链不仅能以（数据库所记录的）编号区别，也能以大族（及其分支）姓氏区别。●=葬于洛阳或邻近之孟州和郑州的人（或夫人）；▲=葬于长安或邻近之华州的人；■=葬于两京走廊地带其他地方的人；○=葬地不明者。此处不包括权葬现象，除非清楚表明其为邻近祖茔的权葬。此外，为避免杂乱无章，一小部分人被排除于家族树外。
图3-2 两支洛阳父子链的郊区葬地
说明：此图制法同于图3-1。（*）=没有葬地信息的父子链分支。
最后，还要考虑到那些仅存一至两位成员墓葬资料的家族。通常，这些资料并非来自墓葬的发现，而是来自文集中的墓志铭或保存于《宝刻丛编》的记载。与考古发掘所得成果不同，这两种史料通常并不包含大量亲属的墓志。不管怎样，鉴于图3-1中所显示的氏族墓葬模式，我认为可以假定，即使只有一方墓志，也足以确定某一父子链中大多数成员的大概墓址。
晚唐政治精英的地理分布与规模
为较精确地确定晚唐政权主体政治精英的地理分布及其整体规模，上文所述方法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表3-1展示了已知输出官员最多的七十五支父子链的下葬地。这些家族包括宗室，以及许多禁婚家的房支，特别是博陵崔氏的五房，以及清河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的各四房。来自这七十五个家族的数千人，都在九世纪时身居高官。[23]此外，因其庞大的规模，这些家族构成了一份特别有价值的样本，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唐代精英的地理分布。[24]事实上，这七十五个家族中，除了两个以外，其他都能得到定位。
表3-1 七十五支仕宦父子链的葬地分布
表3-1为第二章结论的坐实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即晚唐政权居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都聚集于帝国的政治中心。在有墓葬资料的家族中，97%（71/73）都定居于两京地区。另外两个家族表面上扎根于地方——其中一个即来自遥远南方之韶州的八世纪前叶宰相张九龄（678～740）家族——但在九世纪时，这一家族也已处于迁往京城的过程中。事实上，在837年，张九龄的一名后代就葬在了洛阳。
虽说长安和洛阳都高度集中了累世身居朝廷显职的上层家族，这两座城市在精英人口结构上依然有重要差异。现有资料表明，对于那些规模最大的仕宦家族来说，东都洛阳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定居点。上表71支定居京城的父子链中，有48%（35/71）【译按：原文作“34/71”，据表3-1改】主要扎根在洛阳，14%（10/71）主要在长安，余下的则分散在长安和洛阳或两京走廊。如表3-2所示，绝大多数葬在洛阳的人都是文臣，仅有极少数是在军队履职，后者主要服役于东都留守（Eastern Capital Command）帐下或河南地方州军。相反，长安精英则更为多样化。他们之中有较大比例是武人（24%），这或许说明军队更加集中于西京。在长安也出土大量宦官（20%）墓志，他们效仿当时的文官，娶妻养子。在这些更有势力的数代宦官家族之中——其父子链依靠收养而非亲生来传递——可以找到刘弘规（775～826）*和玄宗朝宦官高力士（690～762）的后代。
表3-2 京城（长安VS洛阳）精英的主要类型
就成功产生宰相这样一种中国官僚机构中最具权势和荣誉的官职而言，洛阳和长安的精英亦各有不同。正如表3-3所汇总，多达41%的洛阳墓志是书写这些宰相家族子孙的。相反，在长安、两京走廊和其他地方的墓志中，宣称为宰相之后的分别仅占20%、21%和1%。考虑到其中许多父子链仅产生过一位宰相，我们应将它们视为代表了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在这些通常居住于京城地区，尤其是洛阳的富裕阶层中，很大比例来自最具权势的唐代官僚家族。类似此种家族在帝国境内其他地方的社会环境中几乎无处可觅。
表3-3 宰相家族子女葬地比例（分区域）
最后，谱牒记载的异常翔实，使我们能够估算唐末京城精英的总人口。计算的细节稍显复杂（参见附录B中的完整解释）。既然我们知道在800～880年（1）宰相及其子孙、（2）这一群体的已出土碑志和（3）所有京城精英的已出土碑志这三项总数，即可推断在这八十年间京城成年男性精英（15岁以上）的总数，已达到了37510人。由此，根据我们所知的预期寿命，可得这一时期任何时间点，在世精英总数似乎都可能在19700人左右。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唐代常规官僚机构中的带品官员总数需求相一致。[25]不幸的是，要用相同方法来评估地方精英的规模却资料不足。无论如何，很明显京城精英代表了相对小部分人群。尽管在官僚职位上占有优势，它还是只构成了唐代中国总人口中不到千分之一的很小一部分，而唐代总人口估计大概超过5000万人。[26]
京城社会景观
晚唐时期占主导的政治家族不仅集中于两京及其走廊地带，也通过亲属关系相联结。图3-3呈现了唐代精英家族间的婚姻关系网。每一个结点代表一支单独的父子链；连接各结点的线表示婚姻关系，线越粗，表明两支父子链之间有更多已知的联结。每个结点不同的形状和阴影分别表示家族的居住地（长安、洛阳、两京走廊或其他地区）和仕宦时间长短。图中所反映的都是翁婿关系，这些关系记载于九世纪墓志、八世纪部分相关墓志，以及其他历史文本中。[27]大多数婚姻缔结于750～850年，尽管有些可以追溯到更早时候。可惜无法明确认定墓志铭中涉及的大多数配偶及女婿的出身家系，故此类婚姻关系被排除在外。此外，为避免图表杂乱，已知成员人数少于15人，以及与网中任何家族都无联系的家系，同样被排除在外。[28]
图3-3 晚唐精英家族婚姻网
说明：此图每个形状代表一支单独的父子链，后者在本章中有定义。更粗的线代表大量已知的婚姻关系。不同形状代表不同居住地：圆形=主要居住于洛阳的父子链；三角形=主要居住于长安的父子链；正方形=主要居住于两京走廊地带，或同时居住于洛阳和长安的父子链；大菱形=京城地区以外的父子链，小菱形=居住地无法识别的父子链。不同颜色代表家族仕宦传统长短的不同：黑色=自隋朝建立之前即世代仕宦的父子链；灰色=自隋代以来世代仕宦的父系；白色=没有文本材料表明成员出仕隋朝及更早朝代的父子链。
虽然由于现存材料的局限而并不全面，图3-3所示的婚姻网络，依然能视为晚唐主体政权精英的图示。除了仅有的六个例外（图3-3右边的大菱形），网络中所有家族都扎根于京城地区。大部分家族自隋朝（灰色联结）或隋以前（黑色联结）即已累世为官。许多其他家族（白色联结）可能也长期具有类似的仕宦传统，但这无法从现存资料中得到证实。这个婚姻网络包含了拥有最大数量已知官员的75个家族中的65个。[29]这一婚姻网络包含了5450位互相有关联的九世纪时定居京城之人，代表了超过五分之三（5450/8746）的已知京城精英。[30]其中有皇室成员、部分武将家族以及九世纪时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杜牧、白居易、柳宗元、韩愈、元稹等家族。此外，在800～880年，身居宰相的104人中有72人的家族见于此图。[31]政治权力精英中，唯一没有体现于此图的是宦官。
鉴于所有联姻中仅有一小部分能得到确认，这一婚姻网络的密度更值得关注。举一个例子，我们从李氏（去世于874年）的墓志得知，她母亲、祖母以及曾祖母皆来自荥阳郑氏北祖第二房，而通过名字却仅有其外祖父能对上号，故仅有这一层联系被包含在该图中。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因此，当新的碑志出土时，将有可能证实许多图3-3中反映的联姻，且比现在所描绘的更为紧密。亦时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高度近亲繁殖所产生的影响。比如，据卢知宗（816～874）*的墓志记载，其先后两任妻子来自同一家族，而他本人的家族已与这一家族有多次联姻。其发妻所生四子皆“器貌特异”，并且早逝。只有两个“别子”完全健康。事实上，尽管具有如此密集的联姻，但纳妾的广泛存在以及对别子合法继承的承认，能够确保相当多样化的基因群。
根据一项针对婚姻网络更加细致的考察，能得到环绕得更加有序的两个集群（集群A和集群B）。图3-4即聚焦于这两大集群，但排除了图3-3中那些与集群中核心家庭联系不紧密的家族。[32]这两个家族集群之间具有几点关键性的差别。集群A中没有单一的起主导作用的父子链，而集群B则有序地围绕在皇室周围。集群A与武人鲜有关联，而集群B包含了几个武将家族。其中包括曾帮助镇压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697～781）的后裔，以及三位河北武人藩帅的后裔，分别是来自东北蕃落的义武节度使张孝忠（730～791）、自立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704～778）、自立的成德节度使契丹人王武俊（735～801）（图3-4a）。更为惊人的是，尽管集群B已包含许多重要家族，但据唐代谱系学家柳芳认定，其中大多数是“西北”大族的房支［图3-4（b）］。集群B几乎没有包括禁婚家中的“山东”（East of Mountains）望族。相反，集群A的核心几乎全部是这些最显赫家族房支［图3-4（c）］。
就地理分布而言，两大集群的差别颇为显著。集群B更多样，包括少数定居洛阳的家族，部分定居长安的家族，以及少数定居两京走廊地带多个地点的其他家族。相反，集群A所含几乎都是定居洛阳的家族。其中虽有两个例外，但这两个家族都至少有几名家族成员葬于东都附近。鉴于这样一个集群的存在，毫不奇怪，晚唐某位来自洛阳的男性精英有七倍的可能性与同样来自洛阳的精英家族联姻，而非与长安精英家族联姻（177∶24）。[33]
图3-4 京城家族婚姻集群之构成
因为西京长安是朝廷所在，故居住于洛阳的精英也会定期前往长安，或任职政府，或准备科举，或陪伴亲友。由于他们有时客死他乡，故可以通过他们墓志所载卒地了解到究竟是生活于旅舍抑或私宅。洛阳精英在长安各坊的分布表明，住宅距离与婚姻关系相关。图3-5描绘了四类群体的居住模式，分别是聚居长安家族中的文官、宦官、集群A成员和集群B成员。总体而言，定居长安的文官散居于京城各坊。但一些家族群体集中于相当限定的小区之中。[34]宦官聚居于长安城北面的里坊，围绕皇宫。相反，高度通婚的两个集群都倾向于居住在同一片里坊，例如在皇城南面和东市南面。[35]
总之，世族的地理分布与联姻模式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关联。陈弱水在其最近有关唐代宦官的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不仅发现宦官与某些武将家族通婚，还指出这一军事社群（community）成员与宦官家族生活于长安相同里坊。[36]类似地，由主导唐朝政治生活的权势家族所组成的紧密结合的联姻网，他们也大量聚集于长安与洛阳这两京周边某个单独地区，且往返两京只需几天时间。我们还注意到，两大联姻集群中的一个有更为集中的生活空间。集群A中的大部分家族，多源自最为显赫的门阀世族，且都扎根于洛阳。当他们因出任官职而旅居长安时，会在城市中心的一小片里坊内集中居住。
图3-5 长安城内精英居住模式
说明：图中黑点代表每个人的卒地。本图的底图来自《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徐松撰，李健超增订），第17页；Victor Xiong，Sui-Tang Chang’an：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图8.1。地图格式灵感来自妹尾达彦《长安の都市计划》，第196、198页；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五卷。
虽然今存唐人书写中没有反映地理与婚姻之间紧密联系的例子，但这种关联并非不可求。可以想象，人们会选择住在他们亲戚家附近，同时也会为他们的孩子从日常往来的人群中挑选结婚对象。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生活空间的接近，可起到巩固婚姻关系的作用。正是主导政治的精英家族这种地理集中，进一步确保了这一强大的族群内联姻模式。正如我们现在所见，群体内部联姻也有助于解释唐代政治精英的长盛不衰，尽管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可能在其他方面威胁到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婚姻网络与社会资本
家庭关系——包括代际与联姻——总是以各种方式在唐代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精英家庭的孤儿通常由他们的叔伯抚养长大，后者也会安排好他们的婚姻。[37]没有男性嗣子的人往往过继一个侄子或其他近亲的宗子。[38]当丈夫死后，寡妇们可能会返回本来的家族，与父母或兄弟、叔伯一起生活。[39]当战争或叛乱爆发时，族人之间会互助逃生，乃至汇集资源赎回身陷敌营的亲人。[40]最后，正如墓志频繁提及，人们通常承担礼葬族人的责任。因此，当李端友（811～851）*死于延州州府任上时，他的兄弟护送其遗体回到洛阳，他的一个叔父资助了葬礼，而其侄子则出面主持葬礼。当卫景弘（812～855）*去世时，他的长兄从四川寄了200贯钱资助葬礼，并委托一个堂兄弟撰写墓志铭。无数墓志皆由兄弟、儿子或堂兄弟撰写。[41]
但并非每次有需要时，都只能向父系亲族寻求帮助。许多精英家庭的孩子在他们父亲死后（或者像某个例子一样，在其父亲出走之后），会与外祖父母或母亲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42]在一些例子中，某个人可能会正式抚养其姐妹的孩子。[43]还有一个例子，某个年轻人娶了抚养他长大的舅舅的女儿。[44]另有一位妇人将其妹妹留下的孤儿养大，其墓志中明确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子如甥焉，甥如子矣。”[45]而没有族亲的寡妇，则可能求庇于其姻亲，或其姑姑的家族[46]，更经常的是与其女儿和女婿一起生活。[47]通常来说，这类寡妇没有成年儿子，但这在某些例子中，仅仅是因为这些儿子逃避他们的赡养责任。比如来自长安的李氏（740～815）*的例子，她与在四川的女儿和女婿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她的葬礼最终也由外孙女主持。在她的墓志中，记载了对自己这种情形的愤慨：“吾不幸有子三人，皆不由王训，游荡异土，邈如他人。”而当一个男人出门在外，或穷困潦倒、无家可归时，同样可能在其妻子的亲人那里度日。[48]
像血亲一样，姻亲也可能参与葬礼事宜。数百方九世纪墓志即由这些姻亲，往往是女婿撰写，葬礼亦由他们主持。李虞仲（772～836）的例子很有趣，他唯一的儿子三岁时夭折了。故当他与自己女儿的那些追求者面谈时，首先强调要保证当他寿终正寝时，会负责葬礼。当他在吏部侍郎任上死于长安时，他的女婿忠实地履行了诺言，将李虞仲及其妻子的遗体运回洛阳安葬。这个女婿及其妻子后来抚养并教育了一名失去双亲的小女孩，之后安排她与一位受人尊敬的官员结婚。[49]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50]在范弈（739～795）*的例子中，就是其第二任妻子的舅舅在范弈死后十年负责将其迁葬洛阳。[51]姻亲也可能会资助丧葬费，如张氏（761～817）*的葬礼，由其女儿和兄弟操办，她的女婿慷慨地支付了300贯钱抵销部分丧葬费。此外，当不方便或不吉利将死者遗体祔葬本家族茔时，有些孩子就被埋在了他们母亲的族茔中。[52]类似的包括韩愈的弟妹韦氏（771～802）*与她女婿的族人葬于一处，还俗僧人王元贞（781～860）*长眠于他舅舅的墓旁，武将青陟霞（760～852）*葬于其岳母家族的土地上。
鉴于亲戚在不同场合中为个人提供支持的重要性，可以预料他们在帮助年轻人仕途高升方面也发挥着作用。在官僚机构中取得品级通常分两步。首先，该人需要获得一个出身，即获得终生入朝为官的资格。获得出身的一个重要途径为“荫”（hereditary），即给予高品官员选择特定数量子孙入仕的权利。但还有其他入仕途径，包括长时间担任低级吏职，或考取某一科，尤其是下文将要描述的“进士”（civil service）科。[53]
然而，即便取得出身资格，也不保证某人能得到一个有俸禄的官职。实际的任免取决于一套独立的选拔程序。在整个一至九品官职序列中，对于五品及以上的官员，由宰相决定，或多或少他们认为合适即可，没有人监督。相反，由吏部主持的“铨选”（assessment and selection）主要针对五品以下官员，这是为大部分的官员，特别是所有刚刚入仕的青年人设计的。这一选拔——与进士科不能混淆——在洛阳和长安举行，贯穿整个王朝。其内容为对身、言、书、判进行考察，且具有高度竞争性。据八世纪中叶史料记载，仅有1/8或1/9的人能够胜出，从而出任有品级的官员。[54]
在这一系统中，京城精英比地方精英更占优势。这种优势部分依赖于文化因素。通过他们的教养及社会背景，他们总是能够掌握微妙的清流言谈，以及具备在京城这种谄上欺下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自我保护的潜能。比如，某位来自东南地区的倒霉青年在公共场合向一名路遇的宦官致以问候，但他没有意识到此举可能导致其葬送良好仕途。[55]此外，铨选中的语言评估环节更有可能青睐带特定的京城口音之人。总之，无论如何，京城精英受益于他们的社会关系。表3-4梳理了九世纪各位宰相和吏部尚书的安家之处，他们对官员的晋升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些人几乎都来自京城家庭，其中定居于洛阳的人所占比重最大。九世纪时两位最著名的宰相牛僧孺（780～848）和李德裕（787～849）可能分别来自在长安和洛阳长期定居的家族。产生吏部尚书最多的三个家族的分支，荥阳郑氏、兰陵萧氏和清河崔氏，皆定居于洛阳。[56]表3-4也指出，大部分高官与图3-3中所描绘的集中于京城的大型社会网络有显而易见的关联。[57]在官员选拔过程中，这些重臣的亲戚们总是处于有利位置。关于宰相干预其某位族人、女婿或外甥升迁的例子数不胜数。譬如权德舆（776～815）拜相后，就任命其女婿独孤郁（776～815）*为考功员外郎这一“清要”之职，使独孤郁能够迅速升迁至更高的官职。
表3-4 基于父子链定居地与婚姻关系统计的九世纪高官
低品官员的选拔程序更为程式化，但政治关系仍旧重要。甚至五品以下官员的任免，都需要首先获得五名京官的举荐。[58]这一要求对于出身名门的京城精英来说轻而易举。虽然无法系统评估选拔中的个人关系，但当时的各种记载证实了提携者的重要意义。[59]在提拔人才和官员升迁上，吏部尚书比其他任何人更具话语权，导致他们的影响力盖过了其他文官。毋庸置疑，正是这一原因使得玄宗朝晚期权相李林甫（683～752）兼掌吏部，从739年起直至去世。[60]基于类似原因，像宰相李绛（764～830）的侄子李璩（814～871）*这样的人，都能平步青云。据其出土墓志显示，他曾出任一系列政府要职，包括令人垂涎的长安府万年县和河南府河南县。但事实上，人人都说，他似乎有些痴呆，不可能在科举中具有竞争力。当时人嘲笑他是“纨绔”（profligate descendant）子弟，仅会糟糕的语言和书写能力。[61]由此可以推测，其成功的职业生涯最初凭借的是其叔父的干预。
除了常规的正式任命程序，还有非正式的选拔途径，包括直接举荐。相关逸事表明，家族关系在这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担任冀州某县的县尉（county sheriff）的李少安（759～808）*即“为所亲者荐”。同样，崔茂藻（836～875）成为太原附近交城县尉，也源于其“再从昆仲”崔彦昭（去世于879年）的推荐。支谟（829～879）*即使在获得了明经头衔后，也需要其“外叔祖”代他向皇帝请求，才能获得“内作史判官”一职。
通过非正规渠道帮助亲戚，对那些不幸身陷地方官职的京城家族子孙来说至为重要。李公（764～820）*来自一个居住于洛阳的家族，其祖父葬于东都以北的北邙山上。但他父亲大概在安史之乱期间迁居到河北北部。李公在那里长大，并最终在河北自立藩镇中担任了一个小官。他能够回到京城出仕唐廷，仅仅因为“诸舅皆在清显”。卢绶（751～810）成长于长安西北部的邠州，他父亲或在那里任官时获得了一定的财产。父亲去世后，卢绶丧失了门荫入仕的机会，故先求职于当地使府。他入朝为官的最后希望寄托于他兄长，一位成功的官僚，最终成功帮他找到了一个正式的文职。
由于政治压力阻碍了公开袒护自己族人，因此并不容易鉴别所有此类任免行为，在传世史料中难以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此类关系可通过不同来源的谱牒进行重构。譬如，通过卢湘（去世于787年）*的墓志可以知道，一个叫裴腆的人利用自身影响力，让卢湘主管四川地区的税收与运输。然而，通过查阅卢湘族人卢处约（780～834）*的墓志，并结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我们就会发现，卢湘的侄子卢士瑛娶了裴腆的族兄裴谞的女儿。类似的例子还有卢溥（786～850），他的墓志仅显示其在湖州刺史张文规府中任职。但据其他资料，张文规是卢溥父亲堂兄的女婿。[62]有理由相信，在这两个例子中，传世文献并未记载将他们联系到一起的其他婚姻关系。如果能有更多此类记载存世，那么在家族和婚姻关系影响下的类似网络，几乎将要贯穿于整个唐代社会上层。
虽然上述选官制度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独断，但中唐时期的一些制度变革，通过提供新的上升渠道，威胁到了旧世族对权力的把持。其中一种渠道即藩镇节度使绕过正式选官程序而采取的辟署制，详见第四章。而被史家最为普遍提及的变革却是科举考试的滥觞。武则天在此中被认为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也许是她削弱世家大族权力并提拔“新兴阶级”（newly risen class）的深谋远虑之一。[63]武则天退位后的唐朝200年统治期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科举入仕，以替代“荫”。虽然朝廷中大部分官僚从未取得功名，但在最高层的官员中确实有很大比例的科举出身者。甚至那些已经通过门荫入仕的官员，也经常参加科举，并将其作为资格象征，增加成功概率。[64]
确实，到了晚唐，科举已经成为精英文化的重要一环。早在九世纪的文本中，就已经涌现出在中华帝国晚期将变得十分普遍的从白衣至卿相的故事。韩愈曾在一篇墓志中描述过这种人生：“公始以进士，孤身旅长安，致官九卿，为大家，七子皆有学守，女嫁名人。”[65]当然，晚唐时期也有一些多次应举却仍然名落孙山的悲剧故事。卢衢（815～857）*的父亲六举进士不第，最后将希望寄托于儿子们身上。他对儿子们说：“兴吾宗者，当在汝辈。”十世纪时，科举构成了精英文化中如此重要的因素，以至于很难设想没有科举的时代将会如何。有一则笔记即虚构了一次唐太宗（627～649）时进士中第后游行之事，而太宗对唐代中国的数十年统治，还要在这一惯例出现之前。[66]
关于科举促进社会向上流动的观点，尚且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考试仅能保证任官资格；随后的任命程序，包括单独的铨选，对于决定某人在官僚机构中的实际职位更为重要。第二，正如砺波护所指出的，科举很大程度上被旧时大族所把持，并未如在以后的世纪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发挥全部效用。[67]对此，有多种因素。在十一世纪印刷业普及之前，只有富裕及出身名门的人才能接触到手写版书籍。如果一名应举者想要取得功名，就得将这些书籍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譬如，九世纪时宰相牛僧孺在隋朝的祖先，曾获皇恩得到长安城南数顷土地以及千卷藏书。这些财富在该家族手中保存了三个世纪，且据牛僧孺的墓志记载，在他年轻时的学业中起了关键作用。[68]此外，在这些当权者的影响下，科举制度被调整为更有利于京城精英。因此，在京兆府解（Chang’an prefectural exam）中取得前十名的应试者，会取得“等第”（degree worthy）的身份，这往往能确保其在全国性考试的及第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种策略谓之“拔解”（freeing the dispatch），即允许住在长安或洛阳的人，完全通过外地州府解送礼部应试。[69]
但是，在科举中有优势并不仅限于居住在京城这一条件，一个人的社交网络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荐请关系（Patron-client bonds）在科举过程中的所有阶段都很重要。应举之前，应举人需将诗文散章呈递给荐举人以及知贡举，希求获得权贵的荐举。而后，及第考生会私下以“谢恩”礼拜谢座主。这一仪式的展现揭示了他们的成功更多取决于政治关系，而非一次公正的考试。[70]关于最后中榜名单内定的传言，导致对科举公平性的持续质疑。[71]特别而言，也能很好理解与知贡举者保持紧密关系，具有特殊的优势。因此，当836～838年的知贡举高锴之子在拥有这些优势却再三落榜时，这位公子却被其他考生用一句俗语责备为：“一百二十个蜣螂，推一个屎块不上。”[72]
高锴并非唯一一位与科举机构有家族联系的人。表3-4显示，所有能确认为世族出身的知贡举，都居住于京城地区，其中居住于洛阳的人比居住于长安的多三倍；而且，其中84%（61/75）在京城精英的婚姻网络中。[73]事实上，在长安和洛阳的出土墓志中，有818年和819年知贡举庾承宣的从兄弟和侄子，827年和828年知贡举崔郾的父亲和孙女，840年知贡举李景让的叔父和侄女，856年和859年知贡举郑颢的妹妹等人。[74]
因此，虽然来自全国各州的应举人要赶赴长安参加科举，但成功之人基本被生活于京城的人所垄断。[75]根据晚唐时期出身居住于洛阳某个家族的孙棨（约生活于889年前后）的观察，即使在850年代科举范围扩大之后，依然少有留给新人的晋身空间：“自大中皇帝（唐宣宗）好儒术，特重科第……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76]沈既济（约生活于870年代前后）在其著名的《枕中记》中，突出描述了京城家族对进士科的垄断。在这个故事中，一位来自河北道南部地区邯郸的有钱的富家子弟，将其伟大的政治抱负告诉给了一位道士，后者送给他一个瓷枕。当这位年轻人枕上它后，以另一种人生苏醒。在此中，他娶了著名的清河崔氏家族女性，并在妻族的帮助下，于来年进士及第。随后，他长期居官，并操办所有儿子的姻媾，其中还包括“天下望族”。直到临死，他才从梦中醒来。所有进士及第、长期居官以及令人难忘的姻缘，都只是这位地方精英子弟的南柯梦。[77]
总而言之，京城精英在保持其仕宦影响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他们是门荫特权和科举考试两者的主要受益人，使他们能够主导官员出身资格。一旦他们获得了任官身份，比那些努力获得任官资格的局外人，在铨选上更具优势，任命至更好的职位。在某些情况下，京城精英所享有的这种优势会被制度化，正如“等第”身份的出现。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广泛的宗亲和姻亲网络。这些血缘和婚姻关系，在多种背景下互为支持。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对于藩帅、卿相和知贡举考官主动成为他们年轻亲戚的举荐人，就不足为奇了。
结语
在前一章，笔者论证了居住于长安—洛阳地区的精英与居住于地方的精英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包括地理视角下的政治影响力、家族仕宦传统的长短，以及他们与官僚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本章更为详尽地探讨了京城精英的组成，以及长期保有权力的原因。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通过特定的父子链分析了京城精英，这些父子链的构成，并非根据对特定名人祖先的声称，而建立在由显见的父子关系所重构的亲属网络之上。利用这一方法，能够认定相对有限的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家族数量，这些父子链构成了第一章所描述的大族中的小分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