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关注晚唐政治、经济、社会史的学者已经揭示出安史之乱的深远影响。安禄山（约703年～757年）从边境军将序列中一步步升迁，直至成为唐朝八世纪中期最重要的武将。[1]740年代晚期，在长安待了一段时间后，安禄山成为唐玄宗（712～756年在位）宠臣，同时与权相李林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在朝廷的各种关系，安禄山被任命为三个边境藩镇的节度使，并得到数次连任的许可。然而，在李林甫死后，安禄山与唐廷的关系开始恶化。最终，755年末，随着与李林甫的继任者之矛盾进一步升级，安禄山造反了，带领15万军队穿过河北，并在不到一个月后占领东都。身为帝国高官，安禄山深谙中国政治文化，并意识到自己可以正式谋求称帝。[2]叛乱开始之后仅仅数周，安禄山即自称为新王朝大燕之皇帝。数月之后，他占领了长安，逼迫唐玄宗向西南方向逃亡四川。在安禄山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燕国维持了整整七年的统治，直至最终被忠于唐朝的军队消灭。
叛乱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也许是领土的真正丧失。当保卫中亚商路的唐朝军队被召回内地，用以对付叛军后，导致西北地区大片领土被吐蕃和回鹘所控制。[3]与此同时，东北方向的河北道也沦于自立的武人藩帅之手。而且，还产生了其他引人注目的长远影响。动乱期间税收制度的破坏，深深打击了乱后的国家财政，以及土地分配制度的衰败，后者曾一度限制过个人拥有土地的大小。[4]同时松弛的还有对商业的严格限制——特别是政府对城市中市场控制的瓦解——无意间推动了晚唐商业活动的多元化发展。[5]最后，随着与一般官僚体系平行的新型藩镇体制的建立，叛乱也带动了机构的改革。
许多唐史学者认为，这一系列现象是导致大族消亡的重要原因。他们指出，对商业和财产权的弛禁，引发了新型商人和土地精英的出现。[6]同时，藩镇节度使创立的非正式的官吏任命方法，最终成为向上流动的新渠道。由此，那些出自“叛乱前在文官中默默无闻的门第”的人开始参与朝政，从而威胁到旧时家族对权力的垄断，成为“遍布于所有品级的一般官僚”。[7]前两章已揭示，居住于长安和洛阳的精英，很大程度上通过紧密的联姻网络以及由之而来的社会资本，主导了晚唐的朝政机构。那么，藩镇幕府又是如何呢？如果居住于京城的门阀大族所拥有的独断政治影响力，未能延伸至藩镇，那么地方上的官僚机构，最终也会成为日渐强大的新型精英的摇篮。
本章即从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重新考察晚唐藩镇发展的影响。首先，笔者将使用新材料，用以支持一些学者对九世纪政治上中央与地方对立的修正意见。虽然一千年来的历史学家一直将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描绘为一个王朝逐渐崩溃的过程，但是笔者认为，九世纪的唐王朝直至最后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8]随后，利用前一章所描述的方法，笔者将展示京城精英如何很好地适应制度变革。即便大多数时候通过科举制度取得成功，他们也直接受益于晚唐藩镇体系。虽然安史之乱也许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转折点，但它对中国大族的影响相对较小。正如我们会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是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灾难性叛乱，才最终突然摧毁了中古世家大族和唐王朝自身。
晚唐藩镇体系和河北独立藩镇
晚唐藩镇体系根植于八世纪早期的两种由来已久的变革。[9]其一是针对中国领土的地方三级行政区划的形成。唐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帝国政区仅分两级：州和下属的县。706年，由于考虑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下降，朝廷开始任命特殊的使节，最初名为“按察使”。他们负责按察新设的十个“道”，及其所属州县。随后数十年间，这些人继续要求提升他们按察范围内更基层行政单位的监察权。734年，即出现新的监察体系，按察使们——如今已经改为“采访处置使”（或简称“采访使”）——开始监察所有十五个道。
其二则涉及边防的根本性重组。唐初，武装力量被编排入府兵系统，即没有大规模的常备军。当需要组织重要战役时，临时任命的将领将负责由动员起来的府兵和其他募兵所组成的行军。[10]在710年代，边防压力的加重迫使朝廷建立起十个军镇，长期在北方和西南边疆地区驻扎，每个军镇都任命一名“节度使”。虽然这些节度使最初由文官担任，但朝廷渐渐用职业军将来取代。一段时间后，武人节度使被赋予极大的自主权，包括地方行政、经济和后勤供应，给予他们对治下领土的至高权力。同时，他们要求更多的军队，并因此于730年代时，已有85%的唐朝军队为他们所控制。[11]
安禄山就是这些节度使之一，在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他被不明智地任命为相邻三个藩镇的节度使。故当他于755年发动叛乱时，最初竟然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军队。叛乱期间，为了对帝国忠顺地区提供军事支持，朝廷允许内地十五道仿照边疆节度区的方法，均可建立一支长期的军队。内地藩镇的新任节度使也被赋予此前采访使所有的权力。在叛乱结束后二十年间，帝国境内所有的州都附属于某个藩镇，而每个藩镇也都有了自己的常年镇兵。
由于晚唐藩镇体系呈现出零散状态，并未完全合理化，安史之乱以后的藩帅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头衔。这些头衔的不同称呼有时也令历史学者感到困惑，部分人认为在武帅和文帅之间有明确的界限。[12]事实上，藩帅们兼具武职和文职，经常同时拥有文职头衔“观察使”和武职头衔“节度使”或“都团练使”。没有例子表明，在一个藩镇中，同时分设武帅和文帅。更为复杂的是，一些藩镇的观察使、节度使，拥有各自不同的名号。比如，“鄂岳观察使”同时拥有“武昌军节度使”的头衔，“浙西观察使”同时拥有“镇海军节度使”的头衔。最后，驻守于洛阳的东畿防御使，也经常被冠以“留守”（regent）的头衔。但是，不管头衔和名号如何变换，依然能恰如其分地将晚唐视为各个藩镇的组合，每个藩镇拥有单独的藩帅（governor）。
安史之乱结束后的十年内，唐朝中央政府初期很难重新控制所有藩镇。最终，河北地区的三个藩镇——幽州、成德和魏博——成功地维持了他们的自立直至唐亡。[13]所有这三个藩镇皆由前叛乱将领所建，在760年代至770年代分别出任三镇藩帅的李怀仙（去世于768年）、李宝臣（去世于781年）和田承嗣（704～778），此前皆为安禄山帐下的军事将领。为尽快结束安史之乱，他们在名义上向唐朝献土之后，被允许继续以藩帅的身份统治其所占领的土地。[14]
然而，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三个藩镇维持了强烈的割据传统。由此，在整个九世纪，唐廷几乎未能影响它们藩帅的继任问题。大部分时候，藩帅传袭皆按世袭原则，这一原则被称为“河北旧事”。[15]比如，在763年建镇后，田承嗣家族统治了魏博镇近六十年。[16]在成德镇，王庭凑（去世于834年）——此人于822年控制了成德镇，且其本人即前一任节度使的养子——的后裔维持了一整个世纪的统治。[17]在其他情况下，则是藩帅的统治为部下所推翻。九世纪的幽州镇特别不稳定，藩镇军队在821～876年间发动了九次兵变。[18]由此可知，即使是世袭，也需要得到军队的默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北藩镇处于“军人统治”（garrison rule）之下。[19]
由此，在自立藩镇，唐廷基本难以控制藩镇层面的政治决策。在河北，也就无法控制军队规模和藩镇与属州之间的军力平衡。[20]虽然唐廷经常依靠藩镇军队参与重要军事征服，但自立河北地区少有贡献，除非某一自立藩镇与唐廷联合对付另一自立藩镇。[21]大部分时候，它们忙于与唐廷公开决裂。特别是幽州镇，甚至针对非汉人政权自行展开外交。幽州镇的一位僚属张建章（806～866）*，即在被藩镇政府派往渤海国的外交使团中。随后，在他临死之前，获得了“押奚契丹两蕃副使”的头衔。[22]
此外，虽然一般而言，唐廷有权任命州刺史和县令，但自立藩镇节度使已经夺去了这项权力。[23]最近数十年出土于河北地区的九世纪墓志显示，与藩镇幕府有密切关系的地方精英经常出任家乡藩镇的州县官。特别是幽州镇的官员，经常在这由九个州组成的东北藩镇治下的数州之间依次迁转。图4-1即展示了两位幽州镇高级官员周玙（787～856）*和乐邦穗（827～877）*的州级任官经历，两人加在一起，遍历该藩镇治下九个州。周玙和乐邦穗的例子并不少见。[24]幽州镇还模仿唐廷，让在治下州迁转的官员安家于藩镇治所州——这里的京城。
图4-1 两位九世纪幽州镇官员的任官迁转
说明：黑色箭头=乐邦穗的任官；灰色箭头=周玙的任官。此图排除了任官地点模棱两可的官吏。
最后，也许对于唐廷来说最需要考虑的是，自立藩镇从未向朝廷纳税，虽然他们不时进贡一些礼品。[25]诚然，由于维持防御力量的花费，一部分忠诚藩镇也不必纳税，甚至有时会得到国家的补贴。[26]然而，作为中国粮仓之一的河北地区，因为在安史之乱后失去了这些独立藩镇的赋税，也就长久地减少了唐廷可获得的粮食储备。[27]更有甚者，在叛乱之前，中国大部分丝绸和事实上所有顶级丝绸——其中最有名的品种是范阳（在河北北部）绫——都产自河北和河南北部地区。[28]幽州镇富庶的一个体现是房山石刻佛经题记名单。在九世纪晚期，大约有15000方石刻题记，上面刻了成千上万的施主姓名，包括大量幽州地区官员。[29]此外，晚唐河北形成了数个商业中心，部分是因为处在来自东北的国际商贸路线上。在幽州，有三十个“行”、一个“胡市”，后者专为与外国人贸易而设，来自全国的货物在此出售。[30]早在七世纪，在南面的黄河和北面的幽州之间，即已因大宗贸易之需而在河北有一条重要的运河，并在沿途的魏州和贝州设有存储和运输大部分货物的仓库。[31]这条运河似乎在九世纪依然多次利用。[32]
随着自身的经济、外交政策，以及官员任命和选拔程序的建立，自立藩镇在许多方面都像一个唐朝政权的缩微版。然而，幽州、成德和魏博三镇，并非完全独立于唐廷。在一个激烈竞争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藩帅经常依赖唐廷所赋予的合法性。正如九世纪一位宰相李德裕所观察的那样：“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33]在这种意义上，根据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河北藩镇统治者认为自己更像帝制时代以前战国时期的群雄。[34]甚至在782年末的一次公开叛乱中，藩帅们并不否定唐朝皇帝；相反，他们自称为“王”——中国政治理论下明确从属于“皇帝”的名号——并临时将他们的藩镇幕府体制转变为“封建”（feudal）体制和世袭制，自觉地使用能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名号。[35]
宪宗中兴之后的再度中央化
基于1940、1950年代日野开三郎和堀敏一的开创性工作，许多二十世纪的晚唐藩镇研究者，主要聚焦于自立藩镇，认为它们是中国所有地区藩镇的典型代表。[36]根据这个认知模式，安史之乱引发了一种“强大的离心藩镇秩序”，在这里，乱后“一定程度上恶化”的国家，“不时处于成为松散的自立藩镇混合体的边缘”。[37]这是一个被认为“武人跋扈”（chronic militarism）的时代，这时候，“职业军人……夺取了许多政府的正常职能，并在名义上忠于唐，事实上却不尊王命，有时候完全独立”。[38]整个国家被分裂为许多独立王国的五代时期，则被认为是“这一进程的终点”。[39]
事实上，这些关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几近完全瓦解的描述，过于夸张。大泽正昭是首次区分同一体制下藩镇之间不同类型的当代学者之一。在对唐德宗（780～805年在位）和唐宪宗（806～820年在位）时期的情况分别予以研究后，他区分了三种类型：事实上自立的藩镇，在河北；有自立倾向的藩镇，特别在河南；忠顺的藩镇，大部分位于南方。[40]随后，杜希德提出了类似的模型，并补充道，晚唐北方藩镇比南方藩镇更具军事色彩。[41]十年后，张国刚推导出更为复杂的分类法，其起点可追溯至九世纪政治家和诗人杜牧对藩镇的分析。张氏认为，存在四种类型的藩镇，其所依据为对唐廷的忠顺程度，和相对于唐朝而言的经济上和后勤供应上的独立程度。[42]虽然这些分类模式在更好地理解晚唐权力结构方面已被证明有效，但依然需要记住，所有藩镇之间最大的区别存在于自立的河北藩镇与唐帝国其他藩镇之间。
特别是，在河北之外，大部分时候，唐廷在德宗和宪宗时期再次集权的努力赢得了成功。[43]这种再次集权的一个方面涉及军事征服。在代宗去世前的779年，七个藩镇——包括幽州镇、成德镇和魏博镇，以及山东的平卢镇，当代湖北的襄阳镇、四川的剑南溪和淮河流域的淮西——依然保持了很大的离心力，其藩帅由藩镇军队所选而非中央任命。唐德宗统治早期，这些跋扈藩镇中的两个在数次武力讨伐之下重新归顺。同时，两个更小的藩镇被强行从最大的河北自立藩镇中分离出来。接着，德宗的继任者宪宗，也致力于征服依然有分离倾向的藩镇，并取得成功。其胜利的高潮在820年代初，此时的唐廷甚至能够向自立的河北藩镇任命藩帅。[44]虽然三个河北自立藩镇的军队不久即推翻了朝廷任命的藩帅，但唐廷在820年代，成功地在帝国其他地方实现了权威的重建。
然而，这些军事征服，仅仅是再次集权努力的一个方面。朝廷同时通过一系列重要方式重建藩镇体制。在770年代，藩帅被禁止任命或撤换属州的刺史，此后刺史人选取决于中央政府的铨选。随后，唐德宗成功地增大了禁军（Palace Army）规模，用以抗衡藩镇力量；并建立起“监军”体制。[45]监军由出自内廷（Inner Palace）的宦官组成，并被派遣到藩镇，用以监视藩帅。进一步的改革完成于宪宗朝。一项重要的新税政策在809年由裴垍推行，剥夺了藩镇政府的部分财政基础。从此以后，他们仅能从属州中的一个州征税，剩余的州需要直接向朝廷缴税。最后，在819年，一些藩镇军队被下放给州刺史——此前他们并无军权——从而削减藩帅的军事力量。虽然其余改革完成于随后的数十年间——主要是涉及藩镇权力的任命程序规范化改革——但大部分集权进程完结于820年。
关于宪宗中兴对晚唐藩镇秩序的深刻影响，学者的研究进展缓慢。直至晚近，依然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认为藩帅及其僚佐基本处于与中央控制的对抗状态下，并构成了一股离心力量，最终导致十世纪时中国解体为数个政权。根据大泽正昭所提出的藩镇类型，每个藩镇有别于其他藩镇的唯一标准是对皇帝顺逆与否。在杜希德看来，藩镇存在于一种“‘自立’（autonomy）的大氛围”中。[46]无论哪种观点，都认为藩镇的存在妨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东亚的学者们开创了理解唐代藩镇的新视角，不再视之为比后世王朝地方政府更加敌对中央统治的势力。比如，张国刚指出，兵变——有时被历史学家视为地方与朝廷的对抗——实际上往往根源于地方政治中的冲突。[47]其他学者重新审视了九世纪的制度史，用以揭示朝廷如何维持与州级政府的直接交流，而没有来自藩镇的干扰；以及出仕于藩镇的幕职官如何经常以入朝为官为终身目标。[48]
中砂明德提出了更为大胆的理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央政府积极利用藩镇政府来维护在地方上的更多控制。九世纪早期的一场干旱，影响到中国南方粮仓之地江淮地区，通过对此的研究，中砂氏指出，藩镇当局与中央政府合作，组织水利设施发展计划，用以向京城提供粮食。[49]受中砂氏启发，郑炳俊——主要基于九世纪中叶的朝廷政令——认为中央政府试图给予藩镇统治者一系列职权，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由此，藩镇政府得以追踪人口数量和基层行政单位的总耕地面积，督查下属州县负责的刑事案件，乃至管理欲应科举的乡贡进士。[50]根据866年的皇帝大赦诏书，可以看到上文所示给予藩帅之权责，此处藩帅指的是“观察使”：
其天下州县官等，皆罕悉律令，莫知重轻，唯任胥徒，因多枉滥，委本道观察使觉察闻奏。又刺史县令，多务游宴，不思官常，决遣既妨，囹圄自满，永言冤滞，岂不由斯？委观察使表率条流，以惩深弊。[51]
在这一大赦诏中，通过给予藩镇统治者以监督下属州县的职责，主要用以遏制基层官员的渎职和无能。有别于形成一股离心力，他们至少在表面上，都是朝廷的代理人。
唐朝政治专制与藩镇
上文提及的大部分研究宪宗中兴的学者，专注于从制度结构和政治实践角度来分析藩镇。九世纪早期最后一种强化集权的努力，则涉及藩帅及其僚佐出身的逐步转型。这一转型部分始于德宗朝，关系到武将和文官的更替。由此，在安史之乱结束时75%的藩帅拥有军事背景，而到了779年，仅有60%的是武人。[52]然而，这一转型最重要的时刻大致发生于宪宗朝的晚年。817年，出身世族的宰相裴度（765～839）受命为淮西节度使，以便领导朝廷对淮西镇叛军的反攻。他请求任命数位朝官协助他，包括出身世族的韩愈和马总（去世于823年）。[53]裴度尽全力取得了成功，以至于他的努力成为一种典范——“裴度故事”（Pei Du precedent）——从而引发朝廷派遣更多高官占据其他地方藩镇政府关键职位。[54]
根据对现存的传记资料的全面分析，我们可以系统地估量藩帅群体出身的转型。这一实证考察，大体上证实了我们对于晚唐的再认识，即宪宗末年的820年，朝廷和藩镇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新的阶段。图4-2～图4-5展示了31个藩镇的藩帅类型的逐年变化。所示时间段始于安史之乱后不久的770年，终于唐廷基本丧失所有权威的900年。这些分析主要基于前人对唐代藩帅的整理，也补充了来自出土墓志和其他传记材料的数据。[55]
图4-2 特定藩镇藩帅任命途径（分镇逐年）
图4-3 特定藩镇藩帅（文武）背景（分镇逐年）
图4-4 拥有仕宦家族史的藩帅（分镇逐年）
图4-5 居住于京城或与京城婚姻网络有联系的藩帅（分镇逐年）
藩镇序号指代
1.幽州；2.成德；3.魏博；4.平卢；5.天平；6.兖海；7.宣武；8.武宁；9.忠武；10.河阳；11.义武；12.昭义；13.陕虢；14.义成；15.河东；16.河中；17.邠宁；18.凤翔；19.泾原；20.鄜坊；21.山南东道；22.山南西道；23.剑南西川；24.宣歙；25.淮南；26.浙西；27.荆南；28.福建；29.岭南；30.江西；31.鄂岳
说明：对藩帅的确认基于吴廷燮《唐方镇年表》、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和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入仕方式（图4-2）和文武背景（图4-3）参考了王寿南的观点，并微有调整。家庭背景（图4-4）中，居住于京城，和与京城网络有联系（图4-5）的情况，皆基于第三章所述父子链的重构。“与京城婚姻网络有关联”的藩帅（图4-5），包括了所有与图3-6所示婚姻网络中人有婚姻关系的父系亲缘中之藩帅，除非某位藩帅非朝廷除任。比如，田承嗣——他控制了魏博镇数十年——的子孙，并不被视为这一网络的成员，因为他们虽然与宗室联姻，但依然在魏博镇做事。那些在820年左右迁居京城，又被任命为地方藩帅的家庭，他们作为京城网络的一员被列入图4-5。
图4-2和图4-3区分了藩帅的任命方式（由朝廷任命，以及由自立或世袭势力任命）和职业背景（文官VS武将）。两表同时凸显了地区和时间模式。就地区变化而言，南方藩镇因长期由朝廷任命的文官背景藩帅统治而显得独一无二。相反，西北地区藩镇多为朝廷任命的武将背景藩帅。但最突出的差别在河北地区的自立藩镇。只有河北的这三个藩镇在整个晚唐持续地产生它们自己的藩帅（图4-2）。也只有河北地区保持了整体的武风，因为除了一个特例外，其他藩帅都是武将背景。[56]
就时间变化而言，图4-2和图4-3都体现出明显的两条时间线，分别为820年和880年。正如制度化的“裴度故事”所示，朝廷除任藩帅数量在820年后上升（图4-2）。这些藩帅中很大比例是职业官僚，其中许多人曾经或将要出任其他藩镇的藩帅，或在京城出任卿相。[57]同时，北方中国在820年之后开始不断地去军事化（图4-3）。特别是，图4-3中——单列之内不断变化的明暗交替——也显示出，820年后官员任期愈加缩短，这一明显的迹象，显示出中央政府防止藩帅在其任地内巩固独立基础的决心。总之，虽然早期藩帅经常在一个地方坐镇十年或更久，在宪宗中兴之后，他们的任期变成不到六年。[58]
图4-2和图4-3中展现的趋势，可由王寿南所整理的藩镇兵变模式相关数据进一步证实。中国大部分藩镇在820年代至870年代之间相对平稳。除了自立的河北地区，在770～822年，平均每年有1.28起兵变记录，而接下去的五十年间，每年仅有0.65起。[59]九世纪时，只有河北地区经常爆发叛乱。总之，如果将时不时在一年之内爆发的幽州和魏博的多种兵变计入在内，可以发现河北地区的这三个藩镇在821～873年间有记载的叛乱占了全国五分之二（19/45）。自立藩镇的武力独裁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似乎创造了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区域。但是，这些河北藩镇很特殊。大体而言，经过宪宗朝的集权努力，九世纪中叶是一个大体平稳的时代，强大的中央政府统治了帝国的大部分区域。
然而，在880年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剧烈变化。几乎一下子，朝廷除任的藩帅在数量上大幅减少，很多人被地方豪强（与藩镇军队无必然联系的人）推翻，甚至被杀。大部分在位的藩帅，也不再对朝廷的指令做出迅疾的回复。比如，在879年受命出镇河北义武镇（图中第11栏）的王处存（831～895），最初尽忠朝廷，在听闻叛乱者黄巢占领长安后，当众大哭数日。但在885年，随着中央权威的迅速崩溃，他拒绝了徙镇河东的朝命。十年之后，他儿子取代其成为义武节度使；又过了数年，他的弟弟王处直继任。[60]随着880年后朝命藩帅的减少，文官背景的藩帅也几近完全消失。唯一的例外是中国最南方的岭南镇，在南汉王国建立者刘隐（873～911）于901年攫取权力之前，唐廷一直保持其影响力。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是藩镇兵变的急剧增多，根据王寿南的数据，在唐朝最后几十年间，每年有2.09起之多。[61]
第三章所述之方法能够提供更有力的证据，用以证明整个九世纪时中央对藩镇的长久控制。特别是，通过父子链来区分藩帅能够发现，都市精英（metropolitan elite）占据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各级藩镇僚佐。图4-4区分了那些在唐朝建立前即世代仕宦的家族所出藩帅。图4-5区分了那些出自京城居住家族，或家族属于第三章所论京城婚姻网络的藩帅。这些人倾向于在结束一段任期后回到京城，故并不汲汲于提升地区独立性。在这两图中，需要留心的是现存840～880年史料的缺失，导致无法判断一些藩帅的祖先。840年后的时代，经常不知道谁是藩帅；甚至即便判断某人是藩帅，也没有关于此人的任何信息。[62]图中空白的空格，即表示史料缺漏。
此外，这些图指明了两个明显的转折点，即820年和880年。从九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宪宗集权努力的最后一年，至黄巢之乱的爆发。在此期间，大量藩帅事实上出自那些数世纪来经常把持高级官职的家族，他们互为婚姻，并在不必外任的时候居住于京城地区。甚至那些第三章中提及的与京城社会网络没有明确关联的藩帅，大部分也可能来自以长安或洛阳为葬地的家族。比如，驻扎于长安的神策军数位军将被任命为藩帅，最常去的是西北藩镇。[63]毫无疑问，这些居住于京城的军将与京城精英社会网络有关联，但尚无法证明是否有婚姻关联。当然，也有例外。虽然图4-4和图4-5中的大部分空白栏，源于历史记载的缺失，依然有一小部分藩帅是真正的外人。比如，李光进（759～815）*和李光颜（762～826）*兄弟曾出镇全国多地藩镇，却祔葬于山西中部太原他们父亲李良臣（728～763）的墓侧。
像李氏兄弟这样的人，明显在他们的藩镇中属于另类。然而中国有一个地方完全有别于其他地区，即自立的河北。正如图4-4和图4-5所示，没有哪个旧时先唐大族的子孙，曾经担任过河北地区的藩帅，或作为京城权力结构的代言者（极少例外）。[64]一些河北藩镇世家与皇帝联姻，主要是作为朝廷试图通过政治联姻来抚慰这些有独立倾向的权势人物。这些家族部分后裔此后会寻求避难长安，以逃脱他们自己的僚佐叛乱后所发起的追捕。尽管如此，在河北地区的这些藩帅从来不属于以京城为中心的唐代政治精英。
总之，为验证晚唐时期藩帅的出身背景，需要提供特别有力的证据，用以确认黄巢之乱前，包括特殊的河北藩镇在内，中央对藩镇的持续影响。诚然，一位藩帅在官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其家庭背景，比如在九世纪第一个十年内出任东南地区浙西观察使并在任上叛乱的宗室成员李锜（去世于807年）。[65]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来自居住于京城之家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藩帅、刺史和县令，会在致仕后回到京城。这些人在出任藩帅时，很少汲汲于提升藩镇自主权。正是如上所述的这些现实，解释了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为何能够长寿和相对稳定。
藩镇幕府中的社会流动
藩镇体制的再次集权，不仅有利于唐朝统治，也有利于门阀大族。裴度对淮西叛乱藩帅的制胜，为旧时家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由此，当宰相白敏中在851年用“裴度故事”向皇帝建议任命“朝官”去支持西北地区的藩帅时，其实际的结果便是以旧时家族的子孙来充实具体的藩镇幕府。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晚唐社会流动这一话题上来了，即观察何以在藩镇幕府中任职，有助于加强京城精英政治专制的权力和影响力。
正如第三章所论，新兴的唐朝文官科举制度，并未成为社会流动的唯一重要手段。文官科举制度并不是中唐官僚之间唯一重要的制度性发展。另一项重要的发展涉及非正式地利用特殊使职，用以处理一些机构现有体制下不再处理的行政事务。这些职务包括“盐铁使”、“转运使”和“租庸使”，都是临时发展出来，让政府借以从八、九世纪繁荣的商业化中取利。[66]藩帅们——同时拥有节度使衔和观察使衔者——大概也能归入此类。虽然使职由皇帝任命，但他们基本能够自择僚佐，仅仅需要知会朝廷，换取对最重要的僚佐的正式任命即可。这种“辟召制”完全避开了复杂的用来进行文官选拔的铨选程序。[67]砺波护概括到，在这种非正规任命体系下，藩帅们为那些无法进行常规科举考试的地方士人，提供了社会身份上的向上流动。结果，“新兴”精英利用了这一渠道，以此直接与旧时大族竞争。[68]许多学者同意这一理论。[69]根据早期唐史学者的观察，能够找到材料来支持砺波护的理论。欧阳修认为：
唐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70]
类似的，刘敞（1019～1068）认为：
昔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71]
两人都将任贤原则的建立归功于唐代的藩镇，他们本人与十一世纪其他许多人一样，很重视这一点。根据欧阳修和刘敞的观点，藩镇辟署制，为有才华而无显赫家世的人提供了机会，先出仕地方政府，再升至最高职位。基于稍后的分析，虽然欧阳修和刘敞指出了唐朝的许多重臣曾出仕藩镇幕府，但他们夸大了这些人促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重要性。
在近期的一系列研究中，渡边孝指出，虽然下层小吏由地方精英充当，但藩镇幕府中的关键文职多由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主导。即便大量晚唐被贬（exilic）文人在远离京城的任职地哀叹不已，但毫无疑问，这些职位对于京城精英来说十分宝贵。藩镇幕府成为大族子孙的突破口，因为他们无法一开始就在京城找到职位。进一步说，通过在藩镇幕府中的历练，年轻人能更好地找到一条快速升迁的途径。特别是，当依附上一位藩帅之后，能够期待在这位藩帅入京为卿相时，随同入京。[72]正如白居易在一篇代朝廷起草的820年代早期的制文中所说：
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73]
事实上，根据渡边孝的估算，四分之三的九世纪宰相皆曾在他们仕途早期出仕于藩帅。[74]
然而，通过出仕藩镇幕府所产生的向上流动，从未开放给与京城大族没有血缘纽带的地方出身者。生于白居易之后两个世纪的欧阳修认为“布衣韦带之士”能够受益于此制，但他是根据自身在宋朝的情况来重新解释过去。事实上，固化的精英们竭尽全力地利用他们的社会联系，先谋求藩镇职位，再回到京城。此外，有材料表明，藩帅们在赴任藩镇前，会自择僚佐于京城。[75]渡边孝整理出大量例子，关于藩帅离京后，辟署亲戚或朋友留在幕府。[76]笔者对九世纪墓志的调查，则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可以证明藩镇中的任命与第三章中所述模式，本质上相同。虽然藩帅似乎很少辟署自己的儿子入幕，但经常选择姻亲。[77]女婿是特别普遍的选择。萧放（742～783）*的第一个职务，即在一个朝廷所控制的河北南部地区藩镇中，当时他岳父薛嵩（去世于772年）是节度使。杨乾光（794～853）*则在他岳父、河南东部天平节度使乌重胤（761～827）的幕府中任“推官”（legal administrator）。韩绶（821～878）*虽然得到了他岳父、天德节度使李珰的邀请，但为了追求更闲适的生活，拒绝应辟。[78]
没有机会协助岳父的人们，则会寻求其他姻亲的幕职辟署。在裴札（728～784）*的例子中，即其妻舅而非岳父，向朝廷请求为其在江西镇的洪州谋得一职位。有时母舅也会予以援助。令狐梅（793～854）*最初的要职为其家乡东面的义成镇“节度押衙”（chief of staff），他舅舅薛平（757～836）*时任节度使。两年后，当薛平移镇平卢镇时，令狐梅也随之而去，依然担任节度押衙。同样的，卢就（794～851）*也是在他母舅幕下开始其仕宦生涯。甚至在他取得进士之前，即被李珏（785～853）所辟署，在其幕府中任职。838年，当他舅舅入相时，卢就也被任命为在京城的两个朝官。随后，卢就墓志中提及的其从高祖兄、剑南东川节度使卢弘宣（约774～约850）向朝廷请求征辟其为僚佐。当这位从高祖兄后来移镇河北北部的义武镇时，卢就也一路跟随。在其他的例子中，也有岳母舅或重表兄成为倚靠者的情况。[79]
渡边孝在他的研究中并未考虑居住地的问题，而是根据所宣称的显赫身世来关注社会阶层。特别是，他批判砺波护关于藩镇社会流动的理论，选择研究吉冈真所界定的“门阀”（national clans）、“郡姓”（provincial clans）和“庶姓”（commoner clans）三个阶层。[80]然而，正如第一章所论，这种阶层区分在晚唐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渡边孝对阶层而非对居住地的区分，反而巩固了砺波护的理论。实际上，一些在渡边孝的表格中被归类为“庶姓”背景的人，正是京城精英子孙。比如，王锷（740～815）、董晋（724～799）和刘伯刍（755～815）三人的家庭，分别位于陕州（位于两京走廊地带）、洛阳和长安。[81]在刘三复的例子中，作为润州本地人的他，出仕于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渡边孝进一步归类其为藩镇贵族，因为刘三复的一位女性亲属的墓志记载其在李德裕到润州之前，即已出仕于浙西镇。[82]但是，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刘三复的这位女性亲属葬于洛阳。而根据其他墓志我们还能得知，她四世祖及其夫人葬于长安城郊。由此即无疑问，是刘三复作为一个稳固的京城家族子孙的身份，极大地支持了他在藩镇的职位。[83]
的确，根据现存墓志所提供的数据进行仔细的分析，可以得到京城精英垄断藩镇职官体系中高层文职的明显证据。表4-1根据祖居地（京城、河北独立藩镇或其他地方）和职官层类，分析了藩镇职官的任命情况。包括京城精英在全国各地（除了出仕东都留守府者）的职位占有，以及藩镇精英出仕家乡藩镇的情况。在区分职官层类方面，图4-6基本上——仅一个例外——与渡边孝对上级和下级幕职官的区分一致。[84]换言之，上层文职包括那些能通过九世纪早期两种途径快速晋升的职位，而下层文职包括其他所有在藩镇职官基本类型中描述的职位。[85]常见上层职官有“判官”、“推官”、“巡官”和“节度副使”（或“观察副使”）。下层文职包括那些不必有出色作文和书法技能的职位，包括“要籍”、“随军”、“孔目官”和“驱使官”。[86]文职之外，表4-1还汇总了上层和下层武职。[87]
根据这一分析，很明显能够看出，在所有朝廷控制的藩镇下，上层文职几乎专门被京城精英所把持，而下层文职大体上被下层精英所占有。只有在独立河北藩镇，居住地方的精英同时占据上层和下层职位。诚然，地方精英占据了所有层面的大部分武职，但这并不表明京城的主体政治精英与藩镇军队没有关联。来自京城的一小部分人确曾担任藩镇军职，多数情况下是“押衙”。当然，武职从未成为升入京城文官体系的进身之阶。
表4-1 藩镇职官类型（分祖居地和职官层类）
表4-1 藩镇职官类型（分祖居地和职官层类）-续表
在藩镇精英中，朱赡（809～865）*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的墓志记载其为吴郡朱氏——属于吉冈真所界定的三等分类之“门阀”——子孙，但他最初是一名普通的士兵，直至在忠武军得到一个军职。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在忠武军任职。这个家庭葬于陈州当地。在这个例子中，有人会认为向上流动使得朱氏家族能够在藩镇幕府中获得下层武职。但这些职位是京城精英的子孙不愿屈尊担任的。因此，虽然朱赡被称为“门阀”成员，他的这种自称无法为他获取官僚职位提供帮助。如果没有与固定于京城的大族网络产生联系，他的家族也无法得到藩镇幕府中的上层文职，更不用说升入特定的职官序列了。
藩镇文化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除了独立河北的藩镇之外，其他地方藩帅与上层藩镇僚佐如何主要由来自京城的人所构成。不必惊讶，同样的情况在州级和县级层面的任命中，亦很明显。如图4-6所示，京城精英在全国各地出任这些职位，并且特别集中于两京走廊地带、长江下游和浙江北部，亦即那些人口密集地区。[88]在这样的情形下，自立河北藩镇中京城精英的几近缺席，就显得十分异常了。事实上，仅有不到2%的全部三级（藩镇、州和县）地方官任命涉及独立藩镇。[89]
对于地方（相对于京城而言）精英出仕本地州县官府的统计，则提供了几乎相反的结果（图4-8）。因为今天中国不同地方出土墓志的速度并不一样，故无法比较图4-6和图4-7中的人数总和。然而，很明显能看出，两图可以互为补充。京城精英稀少的地方，恰好是藩镇精英主导地方政府的地区。[90]最北边的自立藩镇幽州，似乎离中央最远。在幽州镇，藩镇幕府中的文职官员和州县官都居住于地方。这些人中的乐邦穗和周玙在图4-1中已经揭示，他们在幽州境内多处职位上迁转。不仅唐廷对这些藩镇权力结构毫无影响力，居住于长安和洛阳的政治精英也很少有在这一河北最北边藩镇任职者。
图4-6 来自京城的州县官分布
说明：本图数据来自1000方葬于长安和洛阳近郊的男性墓志，时间范围在800～880年。其中包含了每个人的末任官，而拥有完整履历的例子则有400人。这些历官包括县级的“令”、“丞”、“主簿”或“尉”；州级的“刺史/尹”、“司马/少尹”、“长史”，以及其他行政职务比如“录事”、“参军事”；州级武职。关于县级和州级职官列表，参见P.A.Herbert（何汉心），“Perceptions of Provincial Officialdom in Early T’ang China”，pp.28-29。图中自立藩镇用灰色表示。
图4-7 出仕家乡藩镇的州县官分布
说明：本图数据来自250方葬于长安和洛阳近郊以外的男性墓志，时间范围在800～880年。其中包含了每个人的末任官，以及拥有完整履历的个人。与图4-6不同，本图为了扩大样本量，也包含了已知的丈夫和儿子的任官信息。本图仅包括志主在家乡藩镇的州县官任命。县级职官范围与图4-6相同；然而，州级职官与图4-6不同，仅包括上层州级文官。图中自立藩镇用灰色表示。
在魏博镇和更小的成德镇，情况颇有不同。虽然很明显，唐廷对这两个藩镇政府的政治决策少有影响，但一小部分居住于京城的家族子孙似乎在那里找到了职务。然而，有必要通过九个人的情况，来考察关于这些特例的更多细节。[91]九人中有一位叫崔弘礼（766～830）*，他在节度使田弘正（764～821）在位的818～820年，两次出任魏博镇的刺史，一次出任节度副使，此时田弘正刚刚试图改善与皇权的关系。剩下八人中的一半人，在各自的同一藩镇长期任职。比如——第三章已提及的——李公（764～820）*，在他父亲于安史之乱期间定居成德镇后，他在此地困居数年。另一个例子是李济（776～825）*，虽然是宗室成员——他是开国皇帝高祖的六世孙——但他的仕宦生涯主要在成德镇。根据他夫人葬于成德镇，以及他一位女性亲属嫁给成德节度使来看，他家可以被认为长期定居河北。总之，即便通过少量京城精英出仕魏博和成德镇的例子，依然能看到这些人长期居住于藩镇。就大部分例子而言，自立的河北地区从未成为京城官员的目标。
此处所描绘的权力的地理格局，包含了两点重要的含义。首先，京城精英在全国范围内出任藩镇、州和县的高级职务，体现出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情况大不相同。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国家和地方精英之间在仕宦模式方面的明显差异。本章呈现的数据，能够解释这一差异。就所有实践目的来说，在唐代，政治中心与帝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一种类似殖民的关系。居住于京城的官僚被派往帝国所有角落，垄断一切高层文职，并在三四年任满后返回京城。此后，特别是南宋以后，高层精英并不集中于京城，这些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反而会遭遇地方上的权臣亲属（或退休卿相本人）的制衡，后者拥有声望和人际关系，能够平等地与朝廷代表相处。这样的情况并非晚唐的现象，因为地方精英无法在身份与权力方面，与代表中央的人相比。国家如何持续控制藩镇军队中的武人——这些人大多在地方上——不在本研究范围内。[92]然而，黄巢之乱以前叛乱数量之少，足以证明九世纪政权已经通过藩镇职官，成功地持续控制了这些军队。更进一步说，没有证据表明，最终颠覆王朝的黄巢之乱，起自藩镇的军事权力结构。当帝国控制完全分崩之后，河北之外的藩镇军队方才开始谋求独立。
其次，中央和地方社会之间的殖民关系，也影响地方文化的发展。主体精英主要集中于京城的情况下，大部分我们从现存文献中所知道的晚唐文化，事实上都属于都市文化。这种都市文化大概进一步促进了第三章所述居住于京城的精英之间长时间内更加紧密的结合。在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殖民情况下，都市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很可能是地方精英追求模仿统治他们的代表中央政府政治权力之人的行为和动作。
但这样的情景，在有一个地方的含义完全不同，即京城精英基本不去的自立河北藩镇。不仅因为他们很少在那边的官府供职，也正如第二章（图2-2）所述，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那边拥有财富。本质上，自立藩镇的地方精英社会大体而言孤立于都市文化之外，也潜在地为独特的地方精英文化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河北文化的独特性这一观点并不新鲜，最初由二十世纪中叶著名唐史学者陈寅恪所提出。但是，由于专注于他所划分的河北地区大量非汉族群，陈寅恪所见到的地方独特文化是所谓“胡化”（barbarization）进程。[93]图4-6和4-7揭示了促成这一现象的另一种重要因素——文化孤立。[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