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直至870年代，唐王朝依然强大，但这十年间的政局与事件，颇不利于其长期存续。在全面编年两千年中国史的全294卷巨著《资治通鉴》中，北宋学者和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他自身的兴趣在于将历史视为“治理国家的镜子”[1]——指出了许多制度崩坏导致的各种问题。对司马光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家最高层的腐坏。朝廷中最有权势的人是一名宦官，他控制着年轻的皇帝僖宗（873～888年在位），后者尊他为“阿父”。[2]当时最有权力的军事将领亦“恐（他人）分其功”。[3]而皇帝本人，就是一位不务正业的年轻人，沉迷于马球而非朝政。根据司马光的记载，皇帝曾自豪地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当有人指责他的自吹自擂时，他只是笑笑而已。[4]
此外还存在很多问题。由于第四章所述中央和藩镇之间存在类似殖民统治的关系，居住于京城的官僚会觉得他们被派往的州和县，并不值得他们去积极地处理当地的经济问题和其他实际困难。总之，在对873年的评价中，司马光就这一时期藩镇所面临的麻烦，全面地加以陈述：
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5]
司马光对王仙芝的简单提及，掩盖了这一“强盗”对唐亡产生的影响。在873年初，王仙芝的军队掠夺了河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农村，孤立无援的刺史“畏贼婴城守”。[6]朝廷军队逐渐占了上风。王仙芝于878年初被杀，而他的同伙黄巢（去世于884年）被迫带领其人马一直往南。
然而，对唐朝统治来说不幸的是，王仙芝之死并不标志着这场叛乱的终结。在南方，黄巢带领下的叛乱者洗劫了南方首要的港口城市。随后，在879年十月，在一部分部众遭受热带疾病困扰之后，黄巢回应了他们的诉求，挥师北上。[7]虽然朝廷在江南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唐朝并不能消灭这些叛乱者，后者一次又一次重建军队。自愿应募的人源源不绝，在司马光看来，他们因自身悲惨境遇而被迫为盗。在880年的七月，由于两位唐朝最有权势的军事将领刘巨容（826～889）和高骈（去世于887年）不愿与叛军交战，使得黄巢能够渡过长江。[8]在江北，随着唐军主力已经被甩在后面，叛乱者在华北平原不再有对手。九月，他们渡过淮河；十一月初，他们占领洛阳之南的汝州。[9]此后不久，十一月十七日，东都不战而降。[10]虽然朝廷军队在两京途中的潼关试图抵抗，帝国的防卫只能简单地拖延叛军，后者据说有60万人。[11]三天后，即880年十二月五日（公历881年1月8日）傍晚，黄巢的先锋部队进入了长安。皇帝此日前些时候已经向西逃窜，仅带了少量护卫。[12]
对于一度强大的唐王朝来说，黄巢对长安的占领，是标志着其崩溃的关键节点，唐王朝此后仅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因此，许多学者花费大量精力追溯叛乱根源，然而很少有学者能够突破司马光在十一世纪的基本框架，即制度因素。[13]本研究并不试图解释叛乱缘起，而是希望揭示其对中古世家大族消亡的影响。在前几章，笔者已经展示人数受限的家族如何能够直至九世纪晚期，依然世代出仕朝廷，同时在中央政府和藩镇幕府垄断高位。部分由于他们适应新社会和政治发展局面的惊人能力，这些家族在七世纪初开创唐王朝的改朝换代中存续下来，并在八世纪中期的安史之乱后，维持着他们的政治优势。
但是，尽管早已证实大族后裔能够适应多变的环境，他们在黄巢之乱后却很快消失于历史舞台。他们在880年后的崩溃如此迅速，从而导致无人再为去世者制作墓志，这点下文将详细讨论。虽然小部分旧时京城精英的后裔重新出现于十世纪上半叶的洛阳墓志中，他们此时已经是新朝统治精英中的一小部分。[14]在宋朝建立的960年，大族子孙几乎无处寻觅。[15]为什么这些曾经在政治动荡中幸存的家族，如此完全地随着唐朝的崩溃而消亡呢？
在本章，笔者将探究这一问题，聚焦于唐朝统治最后二十五年间前所未见的暴力和动荡。在880年代之初，大量居住于京城的精英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同时，曾经在以前的政治和社会转变中对他们的适应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网络也几乎全部瓦解。虽然如我们所见，本研究主要使用的墓志材料在黄巢之乱后基本在减少，但仍能以传统史料来补充。最主要的是，能补充大量关于880年代和890年代的乱世见闻。韦庄（847～890）的《秦妇吟》（Lament of the Lady of Qin）已经得到学者的关注，在黄巢军队到达时，韦庄及与他同时代的司空图（837～908）就在长安，但仍有许多其他材料尚未引起注意。这一代的其他人对乱世的记载，反映了此后数十年内，帝国其他地方的情况。许多这些记载以诗歌的形式呈现。虽然我们必须小心使用诗歌，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中“歌以咏志”的传统，即诗人用写诗的方式明确地表达特定经历的个人责任感，仍能为历史学家提供有用的事件对诗人的心理影响。[16]类似这些记载和文学文本所提供的史料，使得我们能够详细重构唐朝最后的岁月。虽然英文世界的学者早已研究过黄巢之乱，笔者将对乱事采取一种新的叙述方式，用以更为详细地分析（唐朝的）崩溃与（中古门阀大族的）消亡。笔者认为，对于解释大族的消散而言，关键在于理解战乱对民众和精英的影响。下文中，笔者将更多关注九世纪晚期的社会动荡如何席卷整个京城地区，从而摧毁了旧时精英的权力基础，并导致其突然间几乎全部消亡。
黄巢治下的长安
黄巢对长安的占领，相对平静。他首次表达其称帝野心，是在占领唐帝国西京之前的数月。在880年九月渡过淮河后，他训诫部下，停止掠夺乡村。此后，在一路北上的剩余时间内，他不再劫掠，而是招募新的军队。[17]毫无疑问，黄巢在寻求改变自身的形象，从桀骜不驯的强盗，转变为合理合法的中国统治者。占领洛阳后，他开始模仿作为中国皇帝的角色，为民众谋利，以安抚地方居民。[18]
然而，当时长安的局势依旧紧张。没人有确切的消息，转而轻信谣言。甚至最高层的朝廷官员也未能立马得知皇帝已经逃离京城。当居民察知相关情况时，他们和京城中剩下的军队开始洗劫宫殿。[19]在黄巢到来之前正好逃离长安的道士杜光庭[20]，在关于骆全嗣的记载中描述了随之而来的一些恐慌细节：
黄巢犯阙，宫城失守，南北纷扰，中外仓惶。全嗣其日偶在私第，忽有官司报云，诸司使并宣令入内。单骑径往至兴安门，门已闭矣。东驰望仙门，人相蹂践，马不可进。或闻人言，驾已西去矣。复还其家，骨肉百余口亦已奔散。……遂秉马驰出开远门，门亦壅咽，夺马杀伤甚多。乃投金光门，人稍少，跃马而出。[21]
在这样一种近似无政府的状态下，城门的大拥堵导致很难出城；狂暴的人们互相践踏，抢夺对方马匹，更不用说抢夺他人所携财产。由于大部分人口必然无法在黄巢到来之前出逃，故而当看到叛军有序入城时，他们应该会稍缓一口气。黄巢的一位高级将领尚让曾安抚城中居民，根据一种史料记载，他宣扬道：“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22]
秩序的相对稳定，持续了数日。在军队进入长安八天之后，黄巢通过击数百次战鼓，在一场仪式中称帝。他宣称建立了一个新王朝——齐；启用了一个新的年号——金统；升其妻为皇后。虽然唐廷三品以上官员全被撤下，但低品官得以继任其职。随后，黄巢任命了许多他的亲密部将为高级官员。[23]他的将领尚让和赵璋升任宰相，盖洪为尚书仆射。但是，黄巢也留任了许多前唐廷官员，占据新政府的重要职位。他任命的另外两位宰相崔璆（去世于883年）和杨希古，都是自先唐以来的旧时家族子孙；裴渥出身也是如此，他被黄巢任命为翰林学士（Hanlin Academy）。[24]曾率领唐朝武将向黄巢献城的将军张直方，也得到了一个高品级职官作为回报。甚至一位唐皇室的外戚也加入了新朝廷。[25]
表面上看似平稳的改朝换代，黄巢的雄心壮志最终还是失败了。首先，他从未得到足够的人民来接受他的新朝廷。正统性的问题似乎特别存在于长安以外的地方，他曾经推翻了唐朝在这些地方的统治，但未能建立新的政府架构。部分墓志提及其统治时，皆予以痛斥。黄巢灭亡后数年，一方葬于长安以北邠州的墓志，描绘了时人维护唐朝的激情：
洎灾生江表，祸及关防，戈甲长驱，烽烟竞起，害延京国，衅积公卿。宫殿为寇所居，窃称伪主。……致銮辖播迁，人神怨哭。[26]
黄巢占领期间的墓志更加直接，有时将叛乱者等同于野兽。根据882年葬于洛阳的一方墓志记载：“无何，巨寇黄巢窃窥神器，大驾西幸。百执事已下，未及闻诏，已陷豺狼之穴。”[27]甚至在自立的魏博镇，无疑较少拥护唐朝统治的地方，唐朝的正统依然得到承认。在882年下葬的一方墓志侧面，刻有一行字曰：“其年，黄巢坐长安，李帝奔属（原文如此，当作蜀）。”[28]虽然墓志并未对皇帝使用特殊的敬语，依然清楚地视之为“帝”，非如“黄巢”直呼其名。
此外，虽然很多长安的唐廷官员加入了新朝廷，但也有许多人拒绝了。几位唐朝最重要的大臣，包括四位现任或前任宰相，拒绝加入黄巢政权，反而躲藏于民居。[29]因愤怒于无法要求他们支持，黄巢将他们都逮捕并加害。其他一些官员带家人自尽。也是在这个时候，黄巢占领长安前夜自杀的卢携，也被拖出尸体游市。[30]在一次特别惨烈的事件中，藏于长安城东市西南角永宁坊张直方家中的一群唐朝官员，在被发现图谋随僖宗出逃后，全遭杀害，并殃及张直方本人及其全家。在这次大屠杀中，数百位高级官员的族人死去。[31]
当黄巢以暴力回应这些排斥其新政权合法性的人时，他对自己的军队也开始失控。虽然他禁止属下“妄杀人”，但他的命令似乎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关于内部权威的崩溃，传统观点认为，黄巢“其下本盗贼”。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供馈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黄巢很难控制如此庞大的军队。[32]根据司马光的记载：
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33]
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近代以前的城市大屠杀之一，在目击者韦庄经常被引用的《秦妇吟》一诗中有详细描述：“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韦庄特别记载了对年轻妇女的强奸和加害，包括一位来自富户的女孩因拒绝从贼而被刺杀，另一位女孩则被投入火中，无处逃生：“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己作灰。”[34]随着大屠杀的消息传遍帝国，待在相对安全的东南地区的诗人罗隐也写道：“三秦流血已成川。”[35]
更糟糕的是，逃离长安城变得越来越难。根据杜光庭的记载，在血洗张直方家之后，“自是阨束，内外阻绝。”[36]免于被屠戮的难度，可参考司空图本人从长安艰难逃离的经历，他幸运地得到了以前的家奴段章的帮助：
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愚寓居崇义里。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廪下。将出，群盗继至。有拥戈拒门者，熟视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段章也。……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张将军喜下士，且幸偕往通他，不且仆藉于（）（）中矣。”愚誓不以辱，章惘然泣下，导至通衢，即别去。愚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遁，至咸阳桥，……乃抵鄠县。[37]
司空图随后在河东南部的山中隐居。
正如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所指出，杜光庭所记载的灵验故事包括了数位道士因天意逃离长安。[38]夸张的例子有如曹戣的故事，他在长安被叛军所抓，强迫其劳役。一天晚上，一位神秘人物靠近他，并帮他逃走，“此人引其手，若腾跃于空中，良久履地。”[39]在大部分故事中，得到神助是幸运的基础。刘存希离开长安时，带上了卷起来的一幅天师画像。正是靠了这幅像，他在三十多位难民中，得以免于死亡和受伤。[40]也许最幸运的是贾湘，他每次出门，从未落下老君画轴；带着这幅画轴，他成功地带着一大家子人和金银帛匹逃出长安，即便一路上“剽掠之人不知纪极”。[41]然而，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杜光庭明确表明，这些人如果没有得到特殊帮助，将无法逃出来。当时，大多数想逃离长安的人都被杀或受重伤了；而那些成功带着整车贵重物品逃出来的人，如果遇到劫匪或叛军的巡查，也不会走得很远。这种情况下，那些幸存的人，很容易会被认为得到了上天的帮助。
最初的大屠杀之后，暴力行为暂时平息。然而，在某人于尚书省门上贴了一首嘲讽叛军的诗后，又开始了新一轮流血事件。虽然无法获知此诗具体内容，但能够通过韦庄嘲讽叛军朝廷的口吻中想象得到：
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
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
朝闻奏对入朝堂，幕见喧呼来酒市。[42]
黄巢的首要谋臣尚让被这种对政权的冒犯行为所激怒，下令屠杀了超过三千位他认为可能写出这样一首诗的文化人。这个时候，那些还在政府中做事的人，也不再露面了。[43]黄巢军队进行的最后一次屠杀发生于881年初。支持唐朝的军队勇敢地将叛军成功驱逐出了长安。然而，对于民众来说不幸的是，勤王之师本身又陷入了俘掠百姓的混乱状态。黄巢抓住这一机会，反攻回长安。因迁怒于在他看来支持王师的百姓，根据史料记载，黄巢放任其军士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居民。这次屠杀，被称之为“洗城”。[44]
整个战争期间，并非所有死亡皆出自刀剑。据有效史料表明，在当时的长安，至少有一次瘟疫流行于民众之间。韦庄在长安身陷“贼中”时曾写过一首诗，大约在881年，哀叹两位因病去世的朋友。诗的前两句表达了他当时之所想：“与君同卧疾，独我渐弥留。弟妹不知处，兵戈殊未休。”[45]比疫病更为严重的是战争对农业生产的摧毁。长安郊外的幸存者在城南山谷间堡寨而居。连续数年，无人耕种渭河平原肥沃的土地。由于黄巢的统治在地方上并无拥护者愿意输送赋税，粮价开始飙升。人们不得不以树皮充饥，乃至根据一些传言，也有吃人肉的。[46]不用说，很多人饿死。韦庄写道：
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
六军门外以殭尸，七架营中填饿殍。[47]
当韦庄最终在883年早些时候逃出城外时，幸存者恐已不多。然而，黄巢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大肆破坏这座伟大的城池。当他离开长安时，史载其“焚宫阙、省寺、居第略尽。”[48]
当唐廷回到长安时，那些躲过战乱的官员看到了一幅彻底荒芜的景象，“荆棘满城，狐兔纵横”。[49]幸运的道士贾湘——那位带着金银帛匹逃出长安的人——“归京承兴里，寻其旧第，已隳拆”。[50]大部分这个城市的上层居民，都与贾湘一样，发现自家宅第片瓦不留；只有少数人能找到自己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对于那些重建家园的家庭来说，更为不幸的是，在唐朝最后二十年，长安还遭到了数次洗劫。中央禁军再也不是围绕在京城周围的军阀们的对手。皇帝成为他们的傀儡，居住于他们藩镇治所州——两次在西边的凤翔镇，一次在东边的华州镇——被“保护”的时间，甚至比肩居住于长安的时间。因此，当885年十二月李克用（856～908）直入长安就朝廷对他的攻击问罪时，他的军队洗劫了这座城池。在黄巢被驱逐后重建的、大约只相当于之前10%至20%的官府建筑与民居，无一幸存。[51]次年，当一支忠于朝廷的军队进入长安清除一位篡位者时，他们再次洗劫了这座城池，从而导致“士民无衣，冻死者蔽地”。[52]十年后的895年，皇帝被迫逃入京城南面的山中，这引起了另一场大恐慌。成千上万的居民逃离城市。那一天，许多人在夏天的高温中露毙于野。到了晚上，他们又被此地因政治权威下降而兴起的盗贼所攻击，“哭声震山谷”。[53]后一年，轮到凤翔节度使洗劫京城，这次皇帝向东逃亡。880年代以来重建的房屋，再一次遭到涂炭。[54]
880年代和890年代幸存的诗人，如实地描述了当时的衰败。在一首名为《长安旧里》的诗中，韦庄描述了他旧居的破败景象：
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
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55]
到890年代，只剩下对城市最华丽建筑的缅怀，韦庄将神话中昆仑山上的“十二玉楼”拿来比喻这些广厦。郑谷（约851～约910）在题为《长安感兴》的诗中，展示了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类似景象：
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
可悲闻玉笛，不见走香车。
寂寞墙匡里，春阴挫杏花。[56]
在880年前尚且侈靡于这座城市的权势之人，突然间完全消失，这一切令郑谷感到震惊。对于那逝去的恢宏，他感到无限悲哀，黄巢之乱后这座伟大都城所遭受的苦难在这些文字间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另一首题于一堵前官府建筑之墙壁的诗中，郑谷描绘了一幅名副其实的末日景象：
秋光不见旧亭台，四顾荒凉瓦砾堆。
火力不能消地力，乱前黄菊眼前开。[57]
诗中描述了对城市的整个破坏，并需注意郑谷所使用的时间标记——“乱前”。正如我们所见，唐王朝最后二十年的文人精英很明白他们正所经历之事的灾难性意义，并立马联系到黄巢之后的乱象。
伟大都城郊外的上层社会所拥有的旧时家族财富，遭受了类似的破坏。880年代早期，韦庄在《秦妇吟》中描述了郊外的荒凉：“百万人家无一户，被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58]韦庄本人作为居住于长安的大族子孙，在城市东南靠近汉代杜陵处拥有家产。当890年代后期回访此地时，他描述了此地荒芜的景色：“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在同一首诗中，韦庄见证了农业生产的崩溃：“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59]桑树是乡村财富生产的缩影。在平常年代，农民们会忙于剪桑叶喂蚕；然而此时，空无一人。郑谷在造访长安城东他的姨兄王斌——无疑也是一位晚唐权势之家的子孙——的别墅后，留下了一首类似的诗作，描述了当地遭受的死亡与破坏：
枯桑河上村，寥落旧田园。少小曾来此，悲凉不可言。
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久歉家僮散，初晴野荠繁。[60]
这些诗作，共同呈现了旧时居住于长安的京城精英阶层所遭受之暴力摧毁。数千世族子孙可能死于叛军和强盗之手。那些幸存的人则失去了城里的房屋，同时，在地方上的财产也无法提供经济支持。然而更糟糕的是，重返朝廷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不断的政治清洗震荡着官场。首先在886年末，当时僖宗的远房宗亲嗣襄王李煴（去世于886年）试图取代僖宗的计划失败了。此后，数百位参与李煴短命政权的官员中，有20%到30%被处死。[61]随后的十五年，政治环境更加恶劣。895年年中，长安周围的节度使们联合起来攻入长安，处死了他们的政治对手，两位宰相——韦昭度和李溪。[62]十世纪的第一年，朱全忠（852～912）与唐廷结盟，崔胤踩在许多政治对手的尸体上，成为宰相。[63]不久之后的904年初，崔胤和他的亲信也被杀，因为昔日的主人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支持。[64]随后，朱全忠处死了其他一些高官。最著名的事件是，905年六月，朱全忠在白马驿处死了七位最有影响力的公卿，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扔进黄河。此举标志着那些在朱全忠的藩镇幕府中崛起的新人，已经不再敬畏这些公卿祖先的声望。[65]同一时候，数百位依然忠于唐廷的官员因被诬陷为朋党而遭定罪处死。[66]
最后，在900年末，当宦官们发现宫中有人阴谋除掉他们时，他们杀死了几乎所有接近皇帝的人，包括至少一位皇子。此后，他们没能成功地用自己所选的一位继承者取代皇帝。[67]作为报复，次年正月，大量宦官和他们的盟友被杀。[68]两年后，在朱全忠的煽动之下，剩下的宦官被清除。此后的904年，朱全忠杀死了剩余的宫内侍从。[69]最后，第二年初，九位依然幸存的最主要的皇子遭到屠杀。[70]虽然唐朝以前也有流血事件，但九世纪末和十世纪初的政治暴力特具破坏力，因为其造成的一波波政治动荡和数十年战乱，影响了整个帝国。即便权势很大的人能够躲过一次或多次屠杀或清洗，他们也无法在整个后黄巢时代维持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对长安城最后且最重要的破坏发生于904年，朱全忠强行把皇帝迁到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洛阳。三年后，他正式推翻唐王朝并建立后梁（907～923）王朝。由于不再有军队控制，为阻止重建一个正统京城，他命令下属拆除了整个长安城。当时，所有剩下的宫殿、官府建筑皆被拆毁，居民也被驱逐。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运往洛阳，“长安自此遂丘墟矣”。作为王朝首都上千年的大都市，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成为“几乎被遗忘的城市”。[71]分散在农地的废墟遗迹成为后世文物学家满足好奇心的地方。[72]直至二十世纪末，现在的西安城才再次在体积和人口上，媲美以前的唐长安城。[73]
洛阳和地方的毁灭
相比黄巢对长安的占领，洛阳一开始的遭遇更好一些。韦庄大概在882年末或883年初经过洛阳。当时“巢寇未平”，在他完成于洛阳的诗作中，认识到世事之艰难——“如今父老偏垂涕”——不过很少描绘破败之城的景象。[74]诚然，周边地区的军事化对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来说是一次打击。根据《秦妇吟》记载，883年春天时，“东西南北路人绝”。[75]此诗随后写到一位老人对洛阳城西村庄情况的描述，当时驻扎于洛阳附近的一支军队，向邻村派遣了巡查之兵：
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
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
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露中卧荻花。[76]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位洛阳大族成员的墓志中，草草附加了一句喟叹之词：“巩、洛兵荒，人无生理。”[77]但是，虽然面临严重的人口短缺，相比于长安之毁灭，在880年代初，并没有来自洛阳的兵乱报告。
然而，当黄巢于883年被赶出长安后，相对稳定的河南急转直下。在向东逃窜时，黄巢与河南南部的蔡州军阀秦宗权（去世于889年）势力相结合。合兵于一处的叛军成为华北平原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经过了870年代后期王仙芝之重大破坏后，这一地区再次遭到蹂躏。洛阳东南方向许州李公鳆（约830～约882）的墓志描述了这一场景：
广明中，无何，蚁结秦关，龙游蜀国。会天兵败寇，东下郾城。随邑居人，避地于许州龙兴寺西禅院之别宇，闭关默守，不与时交。
黄巢本人虽在884年为其部下所杀，但他的死使局面更加恶化。秦宗权自称是黄巢的继承者，并称帝。在随后的战争中，他将淮南、河南和湖北等部分地区纳入其控制范围，所到之处，大肆破坏。不久，秦宗权得到了比黄巢更为残酷的名声，据传，他命令自己的军队行军时用车辆装载盐腌的尸体，以充军粮。[78]连续的战乱导致农业生产继遭破坏，河南东部地区连续数年无人耕种。在880年代末和890年代初，生活于淮河、黄河之间五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的人口死亡。[79]
885年六月，洛阳终遭劫难。当时，秦宗权部将孙儒（去世于892年）占领了这座城市，又付诸一炬，“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破坏如此彻底，以至于下一位进入洛阳城的将领，必须搭建临时军营于城西的集市。[80]次年，洛阳依旧是激烈争战之地，战火还波及黄河北边的河阳镇，以及东面的郑州。[81]直至887年，此地的秦宗权军队才被彻底消灭。对于郑州和河阳两地居民而言，更不幸的是，当秦宗权和孙儒退出这两座城池时，他们“屠灭其人，焚其庐舍”。[82]当仁慈的军阀张全义（852～926）于887年中期进入洛阳时，此地已全遭摧毁，“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83]大约在此时，诗人罗隐将这座唐帝国第二大都会称为“空城”，徐夤则在向西出城时目睹了当时的败象，写下两句诗：“贼去兵来岁月长，野蒿空满坏墙匡。”[84]
幸运的是，与长安不同，洛阳得到了恢复。张全义是一位干练的治理者，享誉仁慈和公正之名，并主持了这个曾经伟大的城市之重建。洛阳成为附近地区难民的庇护所。[85]更进一步，当张全义于888年加入朱全忠在华北平原组建起来的新政权后，洛阳不再是敌对军阀之间的战场。早在896年，朱全忠即开始考虑将洛阳视作唐朝政府的主要驻地。他命令张全义重新建造了东都的皇宫。[86]同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邀请皇帝驻跸于此，直至最终于904年以武力胁迫其迁都洛阳。[87]整个十世纪，即便唐朝灭亡之后，洛阳一直是北方中国连续数个王朝的首都或陪都。然而，885～887年间的流血和破坏，对于居住于洛阳的大族来说，是无法估量的。
九世纪末，除了长安、洛阳及两京周围地带，更为南方的地区也遭受了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当王仙芝还在北方肆虐时，浙江西道和江西赣江平原同时爆发了小股盗匪活动。[88]这些盗匪被平息后不久，黄巢即向东南进军，渡过了长江。僧人贯休（832～912）当时住在邻近杭州的睦州，根据他对东南地区某州所遭受之破坏的描述，“黄金白玉家家尽，绣闼雕甍处处烧”。[89]此时，黄巢的军队势不可挡，席卷各地，“大寇山难隔，孤城数合烧”。[90]贯休本人大概逃入了如今绍兴的山中，并在题为《避寇上山作》这首诗中描述了完全混乱的景象：
山翠碧嵯峨，攀牵去者多。浅深俱得地，好恶未知他。
有草皆为户，无人不荷戈。相逢空怅望，更有好时么？[91]
在俘虏了浙东观察使之后，黄巢继续向南，占领福州，其军队在此“焚室庐杀人如蓺”。[92]传说他在占领更南方的广州后杀死了十万人，并在沿湖南的湘江北上时，洗劫了潭州（今长沙）——当时“流尸蔽江而下”——造成了880年初长江中游地区城市更大的浩劫。[93]当年十一月，一方出土于和州的墓志揭示，被“草贼黄巢”所杀的志主是来自一个地方精英家庭的年轻人，且“以其年焚烧赤尽，人未归焉”。[94]
在这个时期，即870年代中期至880年代中期，国家精英在地方上的三个聚居地（参见第二章所述）中的两个，江陵和襄州，化作丘墟。878年正月，王仙芝在他战死之前，劫掠了江陵外郭城，杀死了大量人口。[95]第二年，当黄巢从广州开始其北伐时，据传有五十万大军，负责江陵城防的将领惊恐地逃跑了。他留下来收拾残局的部下趁机洗劫了城市，将一切焚烧殆尽，迫使居民逃入山中避难。随着一场反季节的暴风雪的降临，许多人冻死，导致“殭尸满野”。[96]诗人郑谷从小长大的地方在靠近江陵的白社，由于听到兵火的传言，他在《渚宫乱后作》的前四句中写道：
乡人来话乱离情，泪滴残阳问楚荆。白社已应无故老，清江依旧绕空城。[97]
襄州一开始比江陵要好。879年十月，支持唐廷的军队在襄州南面的荆门阻挡了黄巢。[98]然而，883年和884年，襄州和其他湖北北部的州城，连续遭到秦宗权部将的进攻。[99]更加糟糕的是，襄州和江陵都连续数年饱受干旱和蝗灾之苦；886年，两个州城都有人吃人的报告。[100]直至秦宗权的一位将领于888年以州城投降朱全忠，襄州从未享受过和平。[101]在广义的江陵地区，政治权威下降得更厉害，一度回到部落统治。[102]
当然，迟至880年代中期，全国尚有数处人口聚集地是安全的。长江下游地区在乱世中未被波及，由分居长江两岸的权势藩帅扬州高骈和润州周宝（去世于887年）所保护。这两人都由中央朝廷所任命，并在黄巢占领长安时待在原地不动。随着882年高骈和唐廷之间关系的最终破裂，他得以全面掌控唐朝的这一重要的商业和农业中心，从而能够通过丰厚的地方赋税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103]在一位新罗幕僚的部分帮助下，高骈有效地运转其幕府，私下任命州县官员，而这在黄巢之乱以前是专属于朝廷的特权。[104]在两京走廊地带的陕虢与河中藩镇也相对安全，由王重荣（去世于887年）和王重盈（去世于895年）兄弟及他们的儿子们所统治，成功地通过一系列结盟拖住了黄巢。[105]这个地方正是司空图艰难地从长安逃出来后隐居之处；881年年中，带着儿子逃出来的寡妇韦媛（810～881）也来到了河中[106]；在韦庄的《秦妇吟》中，那位秦妇也将此地目为“人间”。[107]在880年代，自立的河北地区也未受影响。虽然邻近的河东镇早已开始沦入异族之手，沙陀人李克用及其盟友洗劫了该地数座城池并巩固其统治，直至923年重新统一北方中国。[108]最后，880年代中期的四川——唐廷在黄巢占领长安期间的避难地——以及黄巢未能占领的，位于两京走廊地带最西端的凤翔镇，也相对稳定。
但是在880年代后期和890年代，即使这些地方，也陷入了动荡之中。周宝和高骈分别于886和887年被推翻并遇害，从而导致长江下游不再宁静。大都会扬州——作为三个国家精英地方聚居地中最大者——特别受到重创。在推翻高骈的内乱之中，这座城市已经遭到破坏。887年十月高骈死后，日后吴王国（902～937）的创建者杨行密包围了扬州城，在此期间，城中过半数的人死于饥饿。在杨行密入城后不久，曾焚荡洛阳和河南其他地方，之后被秦宗权派到南方来的孙儒出现于战场。他从杨行密手中夺取了扬州，一直控制着这座城池，直至杨行密于892年夺回扬州。[109]在司马光看来，无论曾经在帝国中如何繁华，扬州及其周边地区经过五年的战争，已经“扫地尽”。[110]在这五年间，孙儒、杨行密和钱镠（852～932）——日后吴越王国（902～978）的创建者——为了争夺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润州和常州，互相攻伐。两州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口可能死于战乱。[111]罗隐在880年代和890年代居住于东南地区，他在几句诗中描述了这一地区以及稍东的苏州所受到的蹂躏：
两地干戈连越绝，数年麋鹿卧姑苏。疲甿赋重全家尽，旧族兵侵太半无。[112]
根据罗隐的描述，破坏如此之烈，以至于农田都成了野生动物的牧场。[113]
虽然王氏家族直至九世纪末依然控制着陕虢和河中，这两个地方在880年代晚期和890年代依然处于动荡之中。王重荣于887年被暗杀，其兄王重盈找出杀手和他们的同伙，成功地报了仇。[114]但在895年王重盈死后，他的儿子和两位侄子为争夺该地控制权而内斗，进而各为其主，发展为周围数个大军阀之间的河中争夺战。[115]在890年代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河北也成为李克用、朱全忠和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去世于914年）之间持续流血战争的战场，夹处其间的另外两个自立河北藩镇也挣扎着谋求自立。在这几十年间，河北的战乱异常残酷。[116]李克用的继承者在重新统一北方中国的前夜，才夺取了整个河北，从而给此地带来和平。就四川而言，在887年陷入动荡，因为日后前蜀王国（902～925）的创建者王建（847～918）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统一蜀地进程。在唐廷流亡四川时，由宦官田令孜建立起来的以成都为中心的残余势力，也被王建摧毁。成都的人口亦因王建于890～891年间的围攻而受到重创。[117]最后，凤翔镇在朱全忠于902和903年的围攻之下遭受重创。有记载显示，因饥荒与露曝，州民中有人吃人的现象。[118]在李茂贞（856～924）释放了被他监视（supervision）起来的唐朝皇帝，交给朱全忠托管之后，围城方才结束。
直观呈现880和890年代动荡的一种方法，是追溯唐末五代初政治实体的领土，观察其瓦解与重新整合的过程。图5-1揭示了北方中国最重要的政权，以及它们在875～920年间所控制的藩镇，材料来源为编年史料和已出版参考书。图5-2揭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州，而非以藩镇为单位的明确的领土变化。由于大小政权之纵横捭阖，即并不清楚某一特定藩镇或州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某个形成中的政权，实际上的情况可能远比图中所示更为杂乱。
图5-1 唐末五代初（875～920）北方中国（分镇逐年）统一进程
说明：本图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和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的记载，将某藩镇成为某政权一部分的标准认定为由政权统治者任命藩帅，或藩帅向统治者投降。由于同盟关系的经常变化，以及难以简单地认定政权之间的结盟与否，此图的各种要素依然存疑。若无其他反证材料，唐廷名义上在880年之前控制着河北以外的所有藩镇。
图5-2 唐末五代初（875～920）长江中下游（分镇逐年）统一进程
说明：本图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和吴任臣《十国春秋》的记载，将某州成为某政权一部分的标准认定为由政权统治者任命州刺史，或州刺史向统治者投降。由于同盟关系的经常变化，以及难以简单地认定政权之外的结盟与否，此图的各种要素依然存疑。若无其他反证材料，唐廷名义上在880年之前控制着所有州。
然而，有证据表明，黄巢之乱结束后二十年是一个最为混乱无序的时代，当时许多藩镇和州被自立豪强（两图中的空白格子）所统治。后黄巢时代的许多动乱，都来自这些地方统治者中的部分人试图占领相邻者的地盘，以求建立一个更大、更自足的政权。有观点认为整个唐宋之际的过渡阶段就是一段没有缓和的混乱期。事实上，最剧烈的动荡发生于黄巢起事后的二三十年。907年唐朝最后一位皇帝的退位，标志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已经回到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地方。而且，只有当重建秩序的新政权追求政治正统时，方能许可他们宣称建立新王朝和王国。
唐代精英的消亡
通过第二章至第四章对中古世家大族结构的论述，可以明白为何黄巢之乱对大族而言如此具有灾难性。作为主要政治大族之后裔，同时又是国家官僚精英的人，几乎都居住于两京及临近的两京走廊地带。在880年代，这一地区遭到毁灭，其人口濒临灭绝，大部分居住于此的大族精英受到打击。虽然死去之人的总数永远也说不清楚，但可以明确的是，许多长安的精英居民在黄巢军队突然降临之前，无法逃出这座城市。许多现任和前任宰相比几乎任何人都有资源和政治关系来让自己脱身，但在他们能够逃离之前，都被俘虏并遇害。十年间，大部分幸存的其他精英——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两京地区沦陷之时任职于地方——在随后二十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也失去了生命。比如裴枢（841～905），他在893年之前一直是长江以南歙州的刺史，直至被杨行密所驱逐。[119]裴枢回到京城，成为昭宗皇帝（889～904年在位）的宰相，却在905年最终死于白马驿事件。[120]持续整整一代人的各种暴力，本质上加剧了动乱对精英的整体影响，导致即便有幸躲过一次屠杀，也无人能在持续二十五年的残酷暴力中毫发无损。
波及帝国所有主要人口聚居地的暴力，使情况变得更糟。第二章中描述的国家精英在地方的聚居地，也被破坏。更甚者，任何幸存之人，不得不在880年代和890年代不止一次地离开家乡。虽然在任何时候，帝国之中都有安全的地方，但去往这些人间天堂的途径十分艰辛。在880年代中期，有一首题为《壶关道中作》的诗，作者韦庄描述了他从北方向相对安全的长江下游地区逃难的经历：
处处兵戈路不通，却从山北去江东。黄昏欲到壶关寨，匹马寒嘶野草中。[121]
相比于更为直接的一条路，即沿黄河进入汴渠，再一路向南，韦庄选择了远在北方的一条路线，需经过潞州附近连接河东与河北的一个关口。即使在这一迂回路线上，诗人也感到自身情形的紧迫，因其急于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寨子。随着政府驿递系统的崩溃，可靠信息无从获取，在安全道路数量稀少的情况下，逃跑的难度更为增加。韦庄在其题为《汴堤行》的诗中描绘了也许是886年的洛阳附近的这种情况：
欲上隋堤举步迟，隔云烽燧叫非时。纔闻破虏将休马，又道征辽再出师。
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尸。绿杨千里无飞鸟，日落空投旧店基。[122]
在这些可怖诗句中，韦庄说明了一个人的信息来源过分依赖传闻之辞的危害。传闻之辞互相矛盾——战争怎么会一会儿结束又一会儿开始呢？——逃难之人一旦抉择有误，极可能轻易断送性命。
已知幸存者的经历，使我们知晓为求生存而使用的各种策略。他们不止一次重新定居，因为一个安全的地方可能一个月后即陷入战乱。前文论述过的从长安逃出来的司空图，最初依靠的是偶然遇到的一位以前的仆人。随后，他又有幸得到一处地方上的别业，在河东道南部中条山中，此地是王重荣成功抵御了黄巢军队的地方。在河中镇期间的881年初，司空图临时接待了黄巢之乱前的吏部尚书旧友卢渥，此人——他跟其他精英一样逃出了京城——没有自己的避难之所能够藏身。在这一时期，司空图与节度使王氏家族维持着良好关系，在他们的支持下，撰写了数篇纪念碑文。他在885年回到京城，大概加入了嗣襄王建立的短命僭伪政权。在887年的政治清洗中，他逃回了河中。此年的诗作中，有“匹马偷归”之句。[123]在王重荣遭刺后，此地不再稳定，他便渡过黄河移居长安以东的华州，并在这里几乎不曾间断地待了十年。最后，当朱全忠于902年入侵该地时，司空图逃回了中条山的别业，并在908年前终老于此。[124]
韦庄是另一位幸存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在882年初如何逃出长安，但很明显，随后他数次迁徙以避免战乱。他待过洛阳、南方的润州，在890年代后期待过朝廷避难的华州，最后入蜀出仕日后的前蜀王国创建者王建。[125]可见，他若在孙儒到来之前滞留洛阳，或在高骈遇害之前徘徊东南，即不可能幸存。韦庄善于应变，经常躲在空屋。当他待在洛阳郊外“吉涧卢拾遗”的家中时，写了一首诗，内有一句曰“主人西游去不归”。[126]也许出于轻车简从的考虑，他似乎单独旅行。在东都以北的废弃别业中，为寻求避难之所，韦庄吟道：“无人说得中兴事”。[127]在题为《寄园林主人》的诗中，韦庄不知主人是谁，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