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莺闲自啭，游客暮空回。尚有余芳在，犹堪载酒来。[128]
在这里，“游客”韦庄留下了一首诗，以表达感激之情。另外，鸣啭的晓莺也传达出一种希望。然而，根据韦庄在其文集另外诗作中所描绘的战乱惨状，这些空置的房屋就显得比较怪异。让人怀疑庄园的主人是否还在世。
大部分幸存的旧时唐朝精英失去了他们所有身外的财产。特别是长安围城期间，人们出逃机会之少，以致能够随身携带的东西也少。他们大部分可携带财产，都被人掠夺。我们可以看到黄巢退出长安时，所获得的战利品数量。由于受掠夺品体量的拖累，叛军被迫沿路遗弃大量财宝，转而被追赶的官军顺手牵羊。[129]这些财产，恐怕都不会回到原主人手中。880年代，除了随身携带的财产，事实上所有京城精英在长安和洛阳的住宅都毁于战火。
随着战火的蔓延，那些居住于远离京城的精英，也丧失了所有。比如，司空图存藏图书和书画的楼阁，即在890年代后期来自陕虢的军队入侵河中时，毁于战火。[130]一些家庭有可能在出逃之前埋藏贵重物品，但即便幸存至能够返回家园，也会找不到埋藏地点。富人邓敞就是这样一位幸存者，他在黄巢入侵洛阳之前逃亡黄河北岸的河阳镇。当战火随后波及黄河北岸时，邓敞将其金帛埋于地下。不幸的是，叛军发现了这笔财富。[131]事实上，可以想见，在880年代中期，各种投机倒把之人都能熟练地辨认新近填埋的土洞。[132]
唐代精英中幸存者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也反映于韦庄的诗作。在一首题为《仆者杨金》的诗中，韦庄通过一位农民之口，揭示了自己的经济困窘：
半年辛苦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133]
在乱前的唐诗中，提及诗人之穷困时，诗人经常夸大其所面对的困难，以换取读者的同情。“荒居”、“单寒”和“腹亦虚”，是长期以来诗人自怨自艾的传统意象。但是，以前的仆人如今变成田舍客——怜悯的对象从诗人本人转向了另一人——使韦庄所说的内容更加真实可信。总之，在一首题为《赠姬人》的诗中，韦庄明确指出，事情会变得更糟糕：
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请看京与洛：谁在旧香闺？[134]
如我们所见，关于长安和洛阳的诗句并不夸张，也契合我们从其他史料中得知的衰败情况。大部分高雅的贵妇曾经居住于“香闺”，如今已经死去，他们的豪宅也化为灰烬。韦庄在此处并未表现自我怜悯，相反，他庆幸自己成功逃生。
我们没有数据来直接计算这一时期死去精英的数量，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然而，我们能够估算黄巢之乱及其余波对唐朝精英的直接影响，方法是统计前后时段墓志制作数量的变化。图5-3以十年为阶段，展示了中国两个地区在已知墓志总量上的变化：一是长安和洛阳地区，二是河东和河北地区。为了得到这些地区所有墓志的相对随机的样本，该图仅包括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志，不包括收录于文集中者。在唐朝最后几十年内，这两个地方都存在墓志制作数量急剧下降的情况，即使到910年代，都没有恢复的迹象。出现这种低迷现象，大概有几个原因：人口的肉体消灭、大规模外流，或经济崩溃导致无力担负丧葬费用。此外，如下文简要讨论的，十世纪初占据京城的新兴精英带来了新的丧葬文化，并不强调碑志。[135]但不管何种原因，数量的下降反映了880年后的时间段，旧时唐朝精英所遭受的灾难。
图5-3 两京地区和河北—河东地区出土墓志数量（每十年）
说明：本图包括数据库中所有出土墓志。虽然似乎没必要对比河北—河东和长安—洛阳地区的墓志制作总数（因为不同地区墓志出土频率不同），但数量变迁之差异十分独特。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图5-3，可以得到与唐朝最后四十年相吻合的另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趋势。从870年代开始，地方叛乱者早已通过减少向朝廷贡赋来影响京城经济。更进一步，当870年代出仕地方之人去世时，通常无法平安地将他们的遗体归葬京城。一方出土于长安，但志主879年初死于长三角的墓志写道：“长安城南方属道路艰虞，未克归祔。”[136]因此无须惊讶，图5-3中京城地区墓志数量在两京遭到洗劫之前即已下降。但只有在880年代，墓志制作数量才真正急剧下降。在这十年间，整个京城地区仅有九方墓志，其中来自洛阳的八方下葬时间在孙儒来到此城之前。在880年代后半段时间内，长安和洛阳地区并未发现一方墓志。相反，东北地区的墓志数量直至890年代方才事实上下降。总之，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地区在黄巢之乱后的数年内，保持了相对平稳。
图5-4 两京地区出土墓志数量（分阶段）
说明：本图所统计的墓志来自以下出版物：《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二》、《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三》、《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一》、《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二》。这些书囊括了1949年以来出土于陕西和河南两省——其中大部分来自长安、洛阳和两京走廊地带——的所有墓志。这些墓志样本能作为620～920年间两京和两京走廊地带所有墓志的代表。
图5-4从整个唐朝的视角，展示了墓志制作数量在黄巢之后的下降。虽然为本书整理的数据库并不包含七、八世纪的内容，但来自陕西和河南的已出版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用以分析来自这两个地方所有已知墓志。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涉及唐朝最初几十年间墓志数量的增长，并在天宝（742～756）年间安史之乱前到达顶点。对这一增长的讨论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这体现出大族从地方上的祖居地向京城地区的移民，也反映了开元（713～741）和天宝年间的经济繁荣。安史之乱后，墓志制作量下降了六成，表明八世纪中期的叛乱，对京城精英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但墓志制作在数十年后，才恢复到八世纪初的水平。黄巢之乱后的崩溃，事实上更严重和持久。简而言之，在京城精英于安史之乱时遭受负面影响之后，他们在九世纪晚期的动荡中几乎被毁灭。
就此而言，值得考虑为何安史之乱给旧时大族较少带来永久性的创伤。[137]表面上来看，两场战乱有一些相似之处：两次都是庞大的叛军先占领洛阳，随后在一些短暂冲突下占领两京之间保卫长安的门户潼关。此外，在这两场战乱中，由于皇帝都向四川方向逃跑，故叛军进入长安都未遭抵抗。但在三个其他方面，两场战乱有本质差别。首先最重要的是，两次叛乱的基本目标不同。正如第四章所讨论，安禄山曾出仕唐朝许多年，熟谙中国政治文化，并期待尽快建立起可行的统治。相反，黄巢与唐王朝或京城精英都无联系，而且少有统治经验。安禄山发动叛乱两个月后即称帝，黄巢却在整整四年内都在各个地方大肆破坏，直至其有心问鼎为止。安禄山寻求利用唐朝的官僚机构，黄巢（以及九世纪晚期跟随他的数位军阀）则发起了对唐朝文官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此外，安禄山在洛阳和河北曾留下大部分军队以避免过分膨胀，并在进军长安前于潼关逗留十天之久。而黄巢把他整个军队都带入关内，使得京城居民很难出逃。
其次，两场叛乱的时间和空间视角也不一样。880年之后的乱象持续时间颇长，也更加广泛。这一趋势在表5-1中有体现，表中统计了750～920年间司马光的编年史中伤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战役地点和时间。第一次剧变最暴乱的时期在756～757年的两年间，而且集中在北方中国，特别是河北的藩镇和其他东北地方。相反，九世纪晚期的动乱，影响了帝国境内所有人口多的地方。此外，八世纪中叶的京城精英尚能迁居长三角或其他地方，但在唐朝最后的岁月，已经少有地方能够作为避风港。
表5-1 750～919年万人以上伤亡的战役统计表
表5-1 750～919年万人以上伤亡的战役统计表-续表1
表5-1 750～919年万人以上伤亡的战役统计表-续表2
表5-1 750～919年万人以上伤亡的战役统计表-续表3
第三，就农业生产的破坏而言，880年代和890年代比安史之乱时期更为严重。如前文所述，由于往来军队的破坏，河南大部分地方在880年代连续数年无人耕种。大量人口因饥荒而死。围城战对城市人口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虽然整个唐代吃人现象十分稀少，但在黄巢之乱后，大量材料表明饥饿的城市居民采用了这种手段。有记载的吃人现象发生于882年的长安、883年的陈州（河南中部）、886年的江陵和襄州、887年的扬州、889年的宣州（长江南岸）、894年的彭州（四川）、902年的凤翔和906年的沧州（河北东部）。[138]此外，至少还有两次在战场上饥饿的军队吃人的例子，在888年的河阳和893年的河北。[139]简言之，相比于唐代早期的剧变，王朝最后二十五年的乱象，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上。[140]恰恰是特别集中于两京和两京走廊地带的这一剧变，导致了此地的唐朝政治精英的消亡。
幸存者与新兴权力结构
一些旧时精英的后裔度过了880年后的战乱。虽然这些人可能失去了所有曾经拥有的财物，他们仍有才能，并能在新兴政权需要有知识和经验的官僚时得到任用。但这些幸存者现在只剩下他们自己了，大部分人失去了许多朋友和家人。当时许多由旧时家族的子孙撰写的诗作，经常提及熟人的纷纷去世。诗人韩偓（842～923）是长安本地人，他在题为《伤乱》的诗中写到了这个情况：
故国几年犹战斗，异乡终日见旌旗。交亲流落身羸病，谁在谁亡两不知。[141]
韦庄同样观察到，当他造访长安东面从小长大的村落时，“今日故人无处问，夕阳衰草尽荒丘”。[142]在此联中提及的对故人的询问，是经常出现于当时诗作中的主题。当韦庄在南方遇到一位故人时，他问道：“来时旧里人谁在？”[143]在一首献给一位以退隐山中来避免“名声”的隐士的讽刺诗中，罗隐指出，寻访幸存之人几乎已成惯例：
十五年前即别君，别时天下未纷纭。乱罹且喜身俱在，存没那堪耳更闻！
良会谩劳悲曩迹，旧交谁去吊荒坟。殷懃为谢逃名客，想望千秋岭上云。[144]
在880年代和890年代，这些诗人因失去许多朋友和家人而身心俱疲，故在这些诗作中使用了事后哀伤的语气。这一时期许多诗作将当下区分为“乱前”（before the upheaval）和“乱后”（after the upheaval）。[145]一些作者与罗隐一样，也会使用这一划分来描述新时期的苦难：“乱后几回乡梦隔，别来何处路行难。”[146]但更为普遍的是对故人消逝的描述。比如韦庄写道：“乱后故人少。”[147]另一些诗人，包括唐彦谦和诗僧齐己（约863～约937），写了在“乱后”造访故人空宅的诗。[148]在如此多精英消亡的情况下，京城精英的旧时社会网络，在持续数个世纪并安然度过安史之乱后，最终分崩离析。回到京城的幸存者面对的是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再能够依靠这一网络。韦庄在两句诗中总结了这一现象，他在逃离北方中国后遇到一位朋友，并写道：“今日天涯各避秦，……与君俱是异乡人。”[149]
旧时京城社会网络之分崩的影响，对此的全面评价，已经超出本研究的范围。一个重要的层面是，旧时精英成员已不再能够依靠亲戚来获取政府职位。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时也能利用自己姓氏的声望在新兴地方政权中得到官职。但如今同一家族集权已经无法像他们以前那样垄断官场。新政权建立于复杂的地方权势者基础上，后者在唐朝政治统治者于880年消亡之后即登上历史舞台。其中一些人在唐朝地方藩镇军中身居指挥使，而更多的是与旧时唐朝权力结构毫无联系的地方豪强。[150]在十世纪，当成功的新政权通过征服相邻的州和藩镇成长起来时，最开始即出仕这些政权的人们及其家属往往成为全然不同的精英。比如，出仕杨吴政权及其继承者南唐政权的人，多来自杨吴政权建立者杨行密的家乡庐州的家族。[151]虽然大量旧时唐朝家族的子孙也曾出仕这些南方政权，但主导十世纪政治的新型社会网络之核心，都来自十分不同的家族群体，大部分崛起于地方。
[1] 镜子的比喻反映在司马光这部编年史的题目上。
[2] 《资治通鉴》卷252，第8176页。
[3]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5页。
[4]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1页。
[5] 《资治通鉴》卷252，第8174页。
[6]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2页。
[7]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7页。
[8] 根据司马光的记载，虽然不乏战机，但刘巨容拒绝消灭叛乱者，以此抗议朝廷对军人兔死狗烹。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19页。相反，在关键时刻，高骈的顾虑是不想因镇压叛乱者而损耗自己的军事力量。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29页。
[9] 《资治通鉴》卷253，第8233页。
[10] 《资治通鉴》卷254，第8235～8236页。
[11] 《资治通鉴》卷254，第8238～8239页。
[12] 《资治通鉴》卷254，第8239～8240页；《旧唐书》卷19下，第708～709页。
[13] 突破司马光观点的分析，主要是二十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历史学者，他们视黄巢为“革命英雄”，认为其领导的“农民的起义”证明了中国农民的潜力，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参见林烨卿《黄巢》，第1、83页。
[14] 对十世纪洛阳墓志的一个粗略观察，可得到这一印象。更准确地说，正是来自东北的地方精英，主导了十世纪的新朝廷，其中许多人的祖先都曾出仕自立藩镇。参见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p.163-164。对十世纪京城精英更为系统的研究，属于未来的研究方向。
[15] David Johnson（姜士彬），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pp.141-148；David Johnson（姜士彬），“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pp.75-97。
[16] Stephen Owen ed. and tran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p.378。诗歌创作的场合通常体现在诗作的标题上。
[17] 《资治通鉴》卷253，第8233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56页。
[18] 《资治通鉴》卷254，第8236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57页。
[19]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0页。
[20] 关于杜光庭本人逃离长安的描述，参见Franciscus Verellen（傅飞岚），Du Guangting（850-933）：Tao?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pp.65-66。
[21]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6，第7a～7b页。对于这段记载的法文翻译，参见Franciscus Verellen（傅飞岚），Du Guangting（850-933）：Tao?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p.69。关于黄巢占领长安这天晚上的更多恐慌情况，参见Robin D.S.Yates（叶山），Washing Silk：The Life and Selected Poetry of Wei Chuang，pp.109-110；Linda Rui Feng（冯令晏），“Youthful Displacement：City，Travel，and Narrative Formation in Tang Tales”，pp.76-77。
[22]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0页。关于这一宣讲的另一份不同版本，参见Howard S.Levy，Biography of Huang Ch’ao，pp.28、73-74。
[23]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1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58～6459页。
[24] 尽管缺少确切的证据，出仕黄巢的裴渥，大概就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出现的唐僖宗相裴澈（去世于887年）的兄长裴渥。无论如何，出仕黄巢的裴渥确实与唐廷有密切关联。他曾任朝廷要职，并出任州刺史。分别参见《旧唐书》卷19下，第691页；《旧唐书》卷19下，第698页。他还曾接纳过三位在现存唐人诗集中有作品流传的诗人，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3册，第1797～1798页。
[25] 一位名叫郑汉璋的人，是黄巢政权的御史中丞（vice censor-in-chief）。活跃于860年代的一位同名人物，是唐宪宗妻舅郑光的儿子。参见《旧唐书》卷18下，第644页。
[26] 引自郭顺（840～888）的墓志。【译按：原书所提供中文“宫殿”误作“官殿”，据郭顺墓志原文改正。】
[27] 引自卢氏（818～881）的墓志。这位卢氏在绪论中曾经讨论过。
[28] 引自王府君（约802～约882）的墓志。【译按：此志未刻志主名字，原书误以其父王晊之名为志主名，今改正。另，原书所提供中文“属”，据王府君墓志，亦误刻作“属”，今仍旧，并括注“蜀”字。】
[29] 这四位分别是豆卢瑑、崔沆、于琮和刘邺。
[30]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3页。
[31] 《旧唐书》记载“数百人”被杀，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4页；《新唐书》认为“百余人”，见《新唐书》卷225下，第6459页。【译按：原书作“6458”，今据《新唐书》，实在第6459页。】这两种史料都记载之前提及的四位宰相死于这次屠杀；而《资治通鉴》则将四人之死视为另一次单独的事件，参见《资治通鉴》卷254，第8243页。
[32]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9页。
[33]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0页。
[34] 《韦庄集笺注》，第316页。对此诗的全本英译，参见Robin D.S.Yates（叶山），Washing Silk：The Life and Selected Poetry of Wei Chuang，pp.108-122。在此书中，叶山还出色地选译了许多韦庄其他诗篇。
[35] 《罗隐集》，第103页。虽然此诗确切写作时间未知，但在另一行中提及皇帝尚未从四川回到长安。
[36] Franciscus Verellen（傅飞岚），Du Guangting（850-933）：Tao?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p.81。【译按：傅飞岚此处引自杜光庭《录异记》卷3“刘万余”条】
[37]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笺校》，第227页。
[38] Franciscus Verellen（傅飞岚），Du Guangting（850-933）：Tao?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pp.75-79。
[39]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12，第7a页。
[40]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8，第2a页。
[41]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7，第1a～1b页。
[42] 《韦庄集笺注》，第317页。
[43]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7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60页。《资治通鉴》指出，这次事件发生于881年三月；《新唐书》则记载为在882年。【译按：原书以《资治通鉴》所载此事发生于881年二月，然据《资治通鉴》原文，实在三月，今正之。】
[44] 《资治通鉴》卷254，第8250页；《旧唐书》卷200下，第5402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59～6460页。《旧唐书》和《新唐书》皆将此事系于882年初，但《资治通鉴》系于881年四月，因为提供了此事的起因，故更加可信。
[45] 《韦庄集笺注》，第73页。
[46] 《旧唐书》卷200下，第5394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60页。
[47] 《韦庄集笺注》，第317页。
[48] 《资治通鉴》卷255，第8294页。
[49]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0页。
[50]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7，第2a页。
[51]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8页。
[52] 《资治通鉴》卷256，第8341页。
[53] 《资治通鉴》卷260，第8472页。
[54] 《资治通鉴》卷260，第8491页。
[55] 《韦庄集笺注》，第310页。
[56] 《郑谷诗集编年校注》，第104页。
[57] 《郑谷诗集笺注》，第251页；《郑谷诗集编年校注》，第169页。
[58] 《韦庄集笺注》，第317页。
[59] 《韦庄集笺注》，第309页。这首诗题为《过樊川旧居》。
[60] 《郑谷诗集笺注》，第50页。关于他姨兄别墅景象的类似诗作《离乱后》，见第383页。
[61] 《资治通鉴》卷256，第8341页；《资治通鉴》卷256，第8345页。许多将被处死之人在宰相杜让能（841～893）的干预下，免于死刑。
[62] 《资治通鉴》卷260，第8470页。
[63] 《资治通鉴》卷262，第8530页；《资治通鉴》卷264，第8602页。
[64] 《资治通鉴》卷264，第8624～8625页。
[65] 《旧唐书》卷20下，第796页；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8，第253页。根据《资治通鉴》卷265，第8643页记载，超过三十位官员在白马驿被杀。在数月前，朱全忠还至少安排了一次对另一位重臣的暗杀，参见《资治通鉴》卷264，第8622页。关于白马驿之祸的详细讨论，参见Kwok-yiu Wong（王国尧），“The White Horse Massacre and Changing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China”。
[66]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5，第375页。
[67] 《资治通鉴》卷262，第8538～8543页。
[68] 《资治通鉴》卷262，第8544～8545页。
[69] Robert M.Somers，“The End of the T’ang”，pp.780-781。
[70] 《资治通鉴》卷265，第8640页。
[71] Edward H.Schafer（薛爱华），“The Last Years of Chang’an”。
[72] 关于十一世纪的文物学家对长安遗迹的探访，参见Deborah Rudolph，“The Power of Places：A Northern Sung Literatus Tours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Ch’ang-An”。
[73] 在今天的西安所见到的明代城墙在城周方面，比唐代的城墙更加小。明代的城墙大体按照唐代宫殿和官府的旧址建造，位于唐代长安的中北部。在1906～1909年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与明代城墙相接的农田，参见足立喜六《長安史迹の研究》第2卷，附图15、17、19。曾在唐代长安城中的大、小雁塔，直至二十世纪，依然处于农田之中，参见同书第2卷，附图78、86。
[74] 《韦庄集笺注》，第109页。
[75] 《韦庄集笺注》，第315页。
[76] 《韦庄集笺注》，第318页。
[77] 引自李杼（802～850）。此人是绪论中提及的卢氏之丈夫。这句附加之词刻于882年。
[78] 《资治通鉴》卷256，第8318页。
[79]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3页；《资治通鉴》卷259，第8427页。许多人的存活依靠的是来自李克用的粮食转输，后者正在寻求共同对付朱全忠的盟友。
[80]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4页。
[81] 《资治通鉴》卷256，第8342页。
[82] 《资治通鉴》卷257，第8357页。
[83] 《资治通鉴》卷257，第8359页。
[84] 《罗隐集》，第22页；《全唐诗》卷709，第8157页。
[85] 《资治通鉴》卷257，第8359页。
[86] 《资治通鉴》卷260，第8493页；《资治通鉴》卷262，第8559页；《资治通鉴》卷264，第8626页。
[87] 《资治通鉴》卷264，第8630页；《资治通鉴》卷265，第8636页。为了扶持一个年幼的男孩登基，朱全忠数月后弒杀了皇帝。
[88] 两地盗匪分别是王郢和柳彦璋。参见《资治通鉴》卷252，第8178～8179、8189、8190页；《资治通鉴》卷253，第8191～8192、8194页。
[89] 贯休：《禅月集校注》，第442页。
[90] 贯休：《禅月集校注》，第306页。
[91] 贯休：《禅月集校注》，第198页。描述相同景象的另一首诗，参见同书第260页。
[92]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4页。
[93] 在广州的屠杀来自九世纪阿拉伯人Abu Zaid的一份报告。参见Howard S.Levy，Biography of Huang Ch’ao，p.117。对潭州的洗劫，参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17页。
[94] 引自崔贻孙（859～880）的墓志。因此，这位年轻人被权葬于“荒野”。
[95] 《资治通鉴》卷253，第8195页。
[96]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7页。
[97] 《郑谷诗集笺注》，第264页。
[98]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9页。
[99] 《资治通鉴》卷255，第8300页；《资治通鉴》卷256，第8315、8318页。
[100] 《旧唐书》卷19下，第724页。
[101] 《资治通鉴》卷257，第8379页。
[102] 《资治通鉴》卷254，第8261页。数个部落控制了江陵南部的几个州。为了强调司马光对他们尚未开化的认知，宋代史家解释道，他们之间曾经像野兽一样为了打猎过程中的一块肉而长期不和。
[103] 关于882年高骈与唐廷断绝关系时，他与皇帝之间的书信往还，参见《资治通鉴》卷255，第8270～8271页。
[104] 新罗幕僚是崔致远（出生于857年）。流传至今的文集中，包含他在高骈的授意下所撰写的许多任命文书。参见崔致远撰《桂苑笔耕集校注》，党银平校注，卷13～14。
[105] 《资治通鉴》卷254，第8239页；《新唐书》卷187，第5435～5441页。他们的儿子是王珙和王珂。
[106] 当黄巢占领长安时，韦媛是一位虔诚地在寺庙中修行的寡妇。一年之后，她的儿子杨篆在给他母亲撰写的墓志中写道：“去岁逆寇陷长安，士庶波委。余随侍奔避，潜处于蓝田辋谷中。数月之间，终日忧患。竟以寇逼，遂冒贼锋，越渭（水），抵蒲坂。”韦媛冒险抵达河中，不久去世，时在881年五月。到883年，她儿子才觉得安全，将她归葬洛阳。她儿子后来如何，并无记载。
[107] Robin D.S.Yates（叶山），Washing Silk：The Life and Selected Poetry of Wei Chuang，p.118。
[108] 相关例子，参见《资治通鉴》卷254，第8248页；《资治通鉴》卷255，第8276页。
[109] 《资治通鉴》卷257，第8363～8365页；《资治通鉴》卷259，第8430页。
[110] 《资治通鉴》卷259，第8430～8431页。
[111] 《资治通鉴》卷257，第8372页。
[112] 《罗隐集》，第135页。
[113] 在同一时候，罗隐在两句诗中尖锐地批评朝廷继续歌舞升平，而无法控制藩镇动乱：“朝廷犹礼乐，郡邑忍干戈。”《罗隐集》，第102页。
[114] 《旧唐书》卷182，第4697页。
[115] 《资治通鉴》卷260，第8469页；《资治通鉴》卷261，第8519页；《旧唐书》卷182，第4697～4649页。牵涉到的军阀分别是朱全忠、李克用和李茂贞（856～924）。
[116] 关于河北地区特别惨烈的战争，参见《资治通鉴》卷261，第8522～8523页。
[117] Franciscus Verellen（傅飞岚），Du Guangting（850-933）：Tao?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pp.141-150。
[118] 《资治通鉴》卷263，第8586页。
[119] 《资治通鉴》卷259，第8447页。
[120] 《资治通鉴》卷265，第8643页。
[121] 《韦庄集笺注》，第386页。
[122] 《韦庄集笺注》，第184页。
[123]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笺校》，第32页。
[124] 关于司空图在黄巢占领长安后的年谱，参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笺校》，第352～382页。
[125] 对于韦庄在880年之后生活的大致勾勒，参见Robin D.S.Yates（叶山），Washing Silk：The Life and Selected Poetry of Wei Chuang，pp.17-35。
[126] 《韦庄集笺注》，第136页。虽然由于韦庄诗集的同一卷中其他诗作时间的混乱，我们无法确定这首诗撰写于洛阳地区，但大致上能系于韦庄在洛阳的时间。此外，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大部分拥有高官的卢姓人士都居住于洛阳。
[127] 《韦庄集笺注》，第127～128页。
[128] 《韦庄集笺注》，第127页。英文翻译引自Robin D.S.Yates（叶山），Washing Silk：The Life and Selected Poetry of Wei Chuang，p.95。
[129] 《资治通鉴》卷255，第8294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62页。
[130]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笺校》，第220、329页。
[131] 李昉：《太平广记》卷498，第4090页；《玉泉子》，第5～6页。
[132] 比如，幸运的道士贾湘在回长安的途中，于一处被他占据的空宅之地基下，发现了埋藏的6000两白银。见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7，第2a页。
[133] 《韦庄集笺注》，第388页。
[134] 《韦庄集笺注》，第177页。
[135] 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99。
[136] 引自张中立（825～879）的墓志。
[137] 虽然传统正史很少明确对比黄巢之乱和此前剧变的破坏程度，但《新唐书》的编者予以比较，指出：黄巢之乱对长安城基础设施的破坏，远比安史之乱、吐蕃入侵或780年代的朱泚之乱要更为严重。参见《新唐书》卷225下，第6462页。
[138] 《资治通鉴》卷254，第8268页；卷255，第8296页；卷257，第8358页；卷258，第8388页；卷259，第8455页；卷263，第8586页；卷267，第8720页；《旧唐书》卷19下，第724页。
[139] 在888年，当河阳的军阀无力恢复农业生产时，他那饥饿的军队转而开始吃人肉。参见《资治通鉴》卷257，第8375页。在893年的河北，经过一场特别惨烈的战役后，李克用的军队食用了一些战死者。参见《资治通鉴》卷259，第8439页。
[140] 有必要考虑的是，安史之乱更为严重这一想法，为何一直存在于学者的著述中。根据Steven Pinker的看法，安史之乱在世界历史上“最残暴”，因为相比于当时的世界人口而言，死得太多（他事实上低估了这一程度，因为安史之乱后的人口崩溃可以通过对整个帝国的人口调查记录得到反映）。对叛乱影响的持续夸大之词，简单来说是受到八、九世纪对安禄山的文学描述的影响。相反，黄巢之乱后，很少有至十世纪仍在世之人提及。参见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pp.194-195。
[141] 《韩偓诗集笺注》，第148页。
[142] 《韦庄集笺注》，第378页。关于韦庄第二首表达类似情绪的诗，参见Robin D.S.Yates（叶山），Washing Silk：The Life and Selected Poetry of Wei Chuang，p.89。
[143] 《韦庄集笺注》，第203页。
[144] 《罗隐集》，第107页。此诗题为《送梅处士归宁国》。
[145] 虽然“乱后”这一表达也出现于杜甫的诗作，用来描述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但九世纪末的诗人有意使用数代之前伟大诗人的典故，只能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加以理解。我们不能因此种用典来推断安史之乱的剧烈程度与黄巢之乱相当，正如墓志所示，事实并非如此。
[146] 《罗隐集》，第137页。关于罗隐另一首主题十分相近的诗作《乱后逢友人》，参见同书，第86页。在这一主题下，唐末长期隐居于山中的杜荀鹤，写了许多首吟咏“乱后”归隐生活的诗作。比如在其题为《乱后归山》的诗中，他写道：“乱世归山谷，征鼙喜不闻。诗书犹满架，弟侄未为军。”参见杜荀鹤《唐风集》卷上，第51页。类似的一首诗，参见卷上，第41页。
[147] 《韦庄集笺注》，第131页。
[148] 《全唐诗》卷672，第7687页；卷845，第9564页。
[149] 《韦庄集笺注》，第383页。
[150] 特别是十国的建立者，他们既与唐朝官僚没有联系，也与晚唐藩镇政府毫无干系。参见Hugh Roberts Clark（柯胡），“Scoundrels，Rogues，and Refugees：The Founders of the Ten Kingdoms in the Late Ninth Century”。
[151] 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p.192-195。
结语
在九世纪大部分时候，唐王朝的官僚体制由数量有限的门阀大族所把持，他们维持了数世纪的政治影响力。这些家族大部分在东汉末年，首次以地方精英的形象浮现。在维持地方财富的基础上，他们开始出仕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通过任官，他们的政治地位在三、四世纪时得到巩固。特别在北方，开始依赖于日渐完善的地方家族之官定等级。[1]诚然，被定级的家族数量上很多，所以长远来看，他们不可能一直在朝廷上维持影响力。但许多这些家族确实保持着政治重要性，安然度过六世纪的数次改朝换代，隋朝的重新统一中国，以及孕育出唐朝的隋末动乱。[2]
到了七世纪，这些中古大族的权力基础开始从根本上改变。隋王朝废除了高门世族的特权，去掉了他们政治身份的法律保障。同时，在六、七世纪时，他们选择在京城聚居，使得他们失去了对地方财富的控制，后者对他们的长时间存续而言，曾经至关重要。在有唐一代，他们面临一系列挑战。八世纪时，对官僚而言，科举制度开始成为正式的入仕途径，尽管规模有限，但理论上为出身卑微的人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道路。此外，一个半世纪后，新兴的藩镇幕府体制建立，从而绕过中央政府的任命程序，原则上为藩镇精英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随着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的影响，曾经强制对土地实行再分配的两税法彻底崩溃，对商业的管制也日渐松弛，从而为新兴地主和商业精英的发展创造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