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参见出土于卢氏墓的墓志。关于黄巢之乱的更多信息，参见第五章。
[3] 对于黄巢之乱后北方地区的军阀为取得优胜地位而互相征伐的描述，参见第四章以及Wang Gungwu（王赓武），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pp.6-84。
[4] 日本记者和历史学家内藤虎次郎（1866～1934）被认为首论述了这一巨大的变革。内藤氏的理论在二十世纪中叶日本中国史学者和1960和1970年代的美国中国史学者之间颇为流行，不过内藤氏所宣称的宋朝标志着“近世”（early modern period）的开始，则并未被美国中国史学者真正接受。对这一理论的概述和最新的评论，参见Miyakawa Hisayuki（宮川尚志），“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柳立言的《何为“唐宋变革”？》。最近，在中国大陆对这一理论出现了一股迅疾的出版风潮，比如李华瑞的《二十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唐研究》第十一卷（2005），特别是张广达的专稿《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李华瑞主编的《“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5] Shiba Yoshinobu（斯波义信），“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同氏，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Denis Twitchett（杜希德），“The Tang Market System”；同氏，“Merchant，Trade，and Government in Late Tang”；G.William Skinner（施坚雅），“Introduction：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斯波义信：《宋代の都市化を考える》。
[6] Robert M.Hartwell（郝若贝），“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pp.365-394。
[7] Mark Elvin（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usan Cherniack，“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
[8] Peter Bol（包弼德），“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Valerie Hansen（韩森），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1276。
[9]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第1191～1192页。陈氏认为，唐宋之间的变革是第三次重要的历史变革，前两次变革，包括古代文明的最初成型，和随之而来的公元前三世纪统一帝国的建立。
[10] 郑樵：《通志》卷25，第439页。沈括（1031～1095）也有同样的观察，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中古上层家族的风俗，并指出：“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见沈括《梦溪笔谈》，第772～773页。
[11] Patricia Ebrey（伊沛霞），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David Johnson（姜士彬），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同氏，“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从官吏家庭背景看社会流动》；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
[12] Robert M.Hartwell（郝若贝），“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pp.405-425；Robert Hymes（韩明士），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Peter Bol（包弼德），“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pp.32-75；Beverly Bossler（柏文莉），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Status，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960-1279。
[13] 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特别是第11～20页。关于六朝世族的兴衰，更新的研究参见陈爽《近二十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第17～18页。
[1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特别是第20～24页。吉岡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新精英”（new elite）来自重要的地方精英家族，参见吉冈真《八世紀前半における唐朝官僚機構の人的構成》。
[15] Denis Twitchett（杜希德），“Introduction”，特别是pp.20-21、24-31；同氏，“Merchant，Trade，and Government in Late Tang”，特别是p.93；同氏，“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特别是p.79；砺波护：《宋代士大夫の成立》，第193～203页；砺波护：《中世貴族制の崩壊と辟召制》。同时参见爱宕元《唐代後半における社会変質の一考察》，此文认为科举和安史之乱后的藩镇秩序同时刺激了新精英的诞生。
[16] David Johnson（姜士彬），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pp.131-141.
[17] 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第213～218页。对于孙氏统计范围之定义和分类的批评意见，见David Johnson（姜士彬），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pp.145-146。
[18] 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从官吏家庭背景看社会流动》，第223～224页；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p.63、101。
[19] 关于唐朝灭亡后旧时贵族全部消逝的记载，参见David Johnson（姜士彬），“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pp.48-59；同氏，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pp.141-148；Patricia Ebrey（伊沛霞），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pp.112-113。
[20] David Johnson（姜士彬），“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pp.68、100.
[21] David Johnson（姜士彬），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p.48.
[22] Patricia Ebrey（伊沛霞），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pp.32、113-114。【译按：此处对“身份集团”（status group）、“微妙的平衡”（precarious balance）的翻译使用了范兆飞的译词，见《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12、137页。】
[23] 日本学者在唐宋变革期土地占有制度方面的研究综述，参见Joseph P.McDermott（周绍明），“Charting Blank Spaces and Disputed Regions：The Problem of Sung Land Tenure”，pp.13-16。
[24] 关于精英努力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环境的另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元老贵族和爱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只是“转换了认同”，而非“渐趋消逝”。参见Chris.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pp.206-207、238-239。
[25] Howard J.Wechsler（魏侯玮），“Factionalism in Early T’ang Government”；Michael T.Dalby，“Court Politics in Late T’ang Times”，pp.652-654；砺波护：《中世貴族制の崩壊と辟召制》。
[26] Robert Hymes（韩明士），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pp.35-38.
[27] Pierre Bourdieu，“Le capital social”.
[28] 西方学者通常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贵族”（aristocracy）这一概念。见Chris.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pp.153-154。Wickham在比较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起源于欧洲和地中海的不同社会时，也使用了类似的包含性概念。【译者按：相比于中文“贵族”一词而言，西文中aristocracy一词的含义其实更为宽泛。之后的译文中，当作者以aristocracy指称中国家族的时候，一律译为门阀世族或世族；而贵族一词出现的时候，都特指欧洲的贵族。】
[29] David Johnson（姜士彬），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p.5-17.
[30] 关于罗马元老院贵族，参见Chris.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pp.155-165。类似于唐代的世家大族，罗马元老院精英的声望来自他们的官衔和文明、风雅的生活方式。然而，与唐代的世家大族不同的是，罗马元老的身份也取决于他们广大的土地财富。
[31] 对于为何土地所有权在定义唐代贵族时起的作用不大，参见第一章题为“大家族后裔的地理分布”的部分。
[32] 基于良好婚姻在保持贵族地位中的重要性，很难理解庶子经常与嫡子拥有相同的身份。对此的解释是，除了传承父亲的血统，庶子通常会由嫡妻教育和抚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抚养关系与血缘关系同样重要。参见Francesca Bray（白馥兰），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353-354；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沛霞），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pp.230-231。
[33] 墓志铭中包含着丰富的文献。由中国的唐代墓志权威学者撰写的全面概述，参见赵超《古代墓志通论》。关于墓志作为宗教对象及其文体发展，参见Timothy M.Davis，“Potent Stone：Entombed Epigraphy and Memorial Cultur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34] 所有传世文献中的墓志铭都被收录于清朝编的《全唐文》（Complete Tang prose）中。一部分事实上并不是为下葬而准备的，比如韩愈（768～824）为李于（776～823）所撰写的墓志铭，更多是一种反对服食药石的宣言，而非死者之铭。关于这篇墓志铭的讨论，参见Timothy M.Davis，“Entombed Epi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ommemorative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Muzhiming as a Literary Genre”。
[35] 关于出土墓志的更多著录信息，参见附录C。
[36] 关于宋代墓志的类似讨论，参见Beverly Bossler（柏文莉），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Status，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960-1279，p.10。
[37] 分别引自王岐（747～803）和傅存（去世于860年）的墓志。
[38] 引自陈环（780～842）的墓志。类似的例子，参见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12。
[39] Timothy M.Davis，“Potent Stone：Entombed Epigraphy and Memorial Cultur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266；李昉：《太平广记》卷369，第2937页；同书卷386，第3083页；同书卷390，第3119页；同书卷391，第3124页；同书卷391，第3126页。
[40] 引自陈师上（779～839）的墓志。无数墓志皆明确表示石头是一种不会消逝的材质。比如王振（768～833）的墓志写道：“石可不朽。”
[41] 引自范孟容（791～831）的墓志。数方墓志皆自认为是对志主一生的“实录”（veritable records）。
[42] 引自李公度（784～852）的墓志。对此观念的另一种表述是“葬宜有铭”，见韩愈为杜兼（750～809）所撰墓志。
[43] 关于占卜师具体工作的一个有趣例子，参见骆氏（746～808）的墓志。这些占卜十分认真，因为一些特定的葬日很明显更受欢迎。比如，根据笔者整理的数据，834年的37方墓志中有12方（占32%）的葬日集中于三个日子：八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四日和二十日。一些证据表明，日期的选择部分取决于志主的姓氏。参见韦輍（去世于859年）的墓志。
[44] 参见崔植（791～822）、崔氏（784～858）、于汝锡（791～847）和李氏（771～822）的墓志。又参张观（803～863）的墓志，祔葬于其叔父张信（782～850），从而确信其地方为家族墓地。
[45] 大量墓志，特别是潞州和河朔北部地区的墓志，描述了墓葬周围四个方向的风水和景观。
[46] 引自李皋（733～792）及其妻崔氏（742～797）的墓志，他们被迁葬于距离旧茔103步远的地方。又参柳耸（751～813）和郑氏（780～838）的墓志。
[47] 相关的十三方墓志，参见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52。另外参见龚氏（744～804）、刘公制（792～836）、王希庭（762～841）、龚祖真（772～847）、申宪（约去世于850年）、石氏（774～853）、许太清（770～857）和牛延宗（834～877）的墓志。另两个例子可参考Valerie Hansen（韩森），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600-1400，pp.57.58。
[48] 关于洛阳附近一处精英墓地的营修和随葬品花费，参见Ye Wa，“Mortuary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a：A Study of the Xingyuan Tang Cemetery”，特别是pp.109-277。虽然聚焦于中国历史上早期时段，巫鸿对中国墓葬的整体文化宇宙观依然值得参考，见Wu Hung，Art of Yellow Springs：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
[49] 引自王太真（840～862）（女）的墓志。
[50] 叶娃（Ye Wa）描述了考古学家如何将用于收殓仪式的随葬品和下葬过程中的随葬品区分开来，参见Ye Wa（叶娃），“Mortuary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a：A Study of the Xingyuan Tang Cemetery”，p.153。
[51] 对于墓志铭被大声朗诵的情况，得知于作为嵌入说明而刻在墓志上的注音。参见崔成简（753～819）（女）、杜氏（752～829）、李氏（774～839）、赵文信（763～845）、王恽（789～845）、李眈（去世于857年）、刘冰（826～868）（女）和裴氏（852～877）的墓志。在这八方【译注：原文为“九”，今正之】墓志中的五方，注音出现于志末的铭文，也许暗示了这部分内容会在葬礼上被吟诵。需要指出的一件事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京城文人——本研究中大部分墓志的墓主——并不需要音注，这说明通常由被雇用的祭司而非志主家属来大声朗诵墓志铭。
[52] 关于购买墓志用石的明确参照，可见施士丐（734～802）、赵氏（去世于819年）、崔元立（806～826）和郭翁归（784～845）的墓志。关于墓志用石开采自名山的记载，参见雷况（去世于870年）的墓志。
[53] 相关例子参见张氏（795～855）、宋氏（759～819）、来佐本（约去世于873年）、杨釼（833～879）和费俯（856～877）的墓志。关于汉字数量被刻于志石上的情况，参见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22。
[54] 特别是，两方墓志中的那些谀辞在本质上相同的；然而，相关的时间和名字则随个人别为制定。
[55] 另外的例子参见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p.14-15、24；荀氏（809～854）和苏氏（824～878）的墓志各自最后三段需要特别留意；另见贾公（779～817）和吕氏（764～816）的墓志。
[56] 撰者和书者之间的血缘或婚姻关系，通常体现在他们的署名栏上。门生故吏关系则相对难以区别。以卢占（去世于866年）的墓志为例，其中并未解释志主与撰者源蔚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卢占的兄弟卢盘（去世于879年）的墓志中，则能够发现卢盘是源蔚的上司。因此，可以推测源蔚是基于与卢盘的关系，撰写了卢占的墓志铭。
[57] 在另一个例子中，志主的兄弟撰写了墓志铭，并请他的下属书丹；也有儿子在家中长辈的指挥下为自己父亲的墓志铭书丹者。分别参见魏舟济（790～849）和马儆（去世于832年）的墓志。
[58] 韩愈在他给石洪（771～812）所写的墓志铭中揭示了撰者对志主声望的提升，并更进一步指明了为石洪的父亲撰写墓志铭的知名人物。
[59] 最初的书迹似乎用处不大，其叔父所撰的墓志铭文，以及附加的补遗文字，已经被重刻于新的志石上。
[60] 许多墓志铭会留出空格，用以填写志主的祖先名字，由此可知，这些名字通常是后来补充上去的。在一些例子中，这些名字甚至由另一人之手所刻。比如崔侮（795～871）的墓志中志主及其父亲的名字和马直令（831～874）墓志中志主父亲的名字，都需要特别观察其字迹。另一些例子中，卒日、葬日的字并不契合于其他墓志文字所预留的间距，可知这些日期也是后来补刻的。比如张婧（825～866）（女）的墓志。通过刻工在最后一行留下的署名，我们经常能推测这些信息为刻工所加，比如苗缜（786～844）的墓志。
[61] 有一个例外，笔者注意到，由外甥韩师复撰写的郭良（770～841）的墓志，韩师复正是来自于洛阳的一个刻工家族。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郭良是一个低级武官，属于那类很少出现于洛阳墓志中的群体。而且，其家族恐怕也没有财力负担墓志的制作。因此，很有可能是通过韩师复的介入而确定价格。
[62] 一些人拥有镌玉册官（Carver of the Jade Slips）的头衔，这属于朝廷政务部门（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63] 很特别的是，根据笔者的数据库，在洛阳出土墓志中，有刻工署名的三分之一（15/45）墓志，由韩姓刻工所刻；在长安出土墓志中，有刻工署名的相同比例（24/65）墓志，由邵姓或强姓刻工所刻。一个事实是，其中许多人属于朝廷政务部门，由此可知他们的高水平。
[64] 这片土地大约包括“营一所”和1.56亩的支撑营所的管地。计算亩的大小时，笔者使用了近似的转换单位，即1亩等于240步长度的平方，而一贯钱则等于1000文。
[65] 两方扬州出土的徐及（751～834）、张公（789～859）的墓志分别提示了当地的土地价格为每亩4.1贯和6.4贯。
[66] 由于返葬家乡需要额外的花费，还有其他一些节度使安排和资助僚佐归葬两京的例子。比如元衮（758～809）的墓志。
[67] 参见王大剑（743～809）的墓志。
[68] 一位成年男人一整年的花费需要4贯钱，参见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第256页。
[69] 引自刘惠（772～848）的墓志。另外一些寡妇为其亡夫的葬礼向朋友和亲戚请求资助的例子，参见李氏（812～869）和孟郊（751～814）的墓志。
[70] 参见王氏（836～849）和朱四娘（去世于850年）的墓志。
[71] 参见蔡质（807～845）的墓志。在土地登记制度崩溃之前，墓地多位于桑田（与稻田不同，桑田会世代相传）；墓志铭文末的铭（statement of purpose）经常引用到“桑田”二字。
[72] 关于赵公亮墓志一角的拓片，参见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23。更多类似的例子，参见于偃（710～750）、乔师锡（785～848）、李氏（823～856）和王询（约808～877）的墓志。
[73] 关于这方墓志的拓片，参见Nicolas Tackett（谭凯），“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 C.E.”，p.23。
[74] 参见顾崇僖（765～847）的墓志。
[75] 一些区域性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归纳，比如以下两个例子。在安徽，唐代的竖穴墓和土坑墓很少有随葬品；相反，双室砖墓一般都有墓志。在唐宋时期的湖北，墓葬大小、随葬品质量和墓志有无，皆直接相关。分别参见方成军《安徽隋唐至宋墓葬概述》，第51页；杨宝成《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04～306、319～325页。
[76] 比如，在墓前所树的神道碑和其他碑志似乎属于禁止奢侈律令的管理范围。在杨凝（773～803）的神道碑上，即解释了这一管理规定。但这些规定并不适用于墓志，参见Nicolas Tackett，“Great Clansmen，Bureaucrats，and Local Magnates：The Structur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 in Late-Tang China”，pp.109-110。Ye Wa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国家的执法力度适用于可看见的葬礼活动，而非地下的墓室。参见Ye Wa，“Mortuary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a：A Study of the Xingyuan Tang Cemetery”，特别是pp.296-298。因此，对于下葬过程中墓志原石的迁徙场面存在限制，对于将墓志放置于墓室之中则并无特殊要求。大概因此之故，一些墓志事实上提前被刻好，放置于墓中。正如薛氏（805～848）的墓志所说：“刻石志于墓。”
[77] 对唐代墓葬的考古发掘因地区而异。因此，虽然可以比较不同地区一定比例的墓志，以示有相似的特殊性，但无法比较不同地区的所有墓志。
[78] 刘建国：《江苏镇江唐墓》，第146页。有人会质疑以砖志下葬者不当被归入上层社会，然而要知道，在本研究中，砖志仅占全部碑刻的很小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