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2年，柳宗元（773～819）的远亲柳内则（749～821）*“夫人”（lady）[1]的家人给她制作了一方墓志，在颂扬其生平的同时，也对唐朝最后一个世纪的门阀观念给予了简述：
国朝差叙，则先后有别；品藻，则轻重甚明。其有本仁义雍和之教，禀阀阅相承之重。深敬祖始，不忘吾耦。则必慕族类而婚，依族类而嫁。使男得其配，女适其归。法教无二途，疏戚无闲言。缨纷纶，枝叶蕃昌。是为克家敬本之道，冀不失于百代也。其有舍族忘本，异尚封己，卑祖始而尊他门，厚币财而分甲乙。则必亲其所疏，疏其所亲。顾衣食而不知配耦之端，视步武而不知仁义之涂。斯风俗之浇薄，保家之甚病。
墓志作者清楚地表达了他那个年代的门阀观念，即门第之高下。这些大族的特点在于恰当的教养、行为和观念，诸如此类，都建立在一代代优秀祖先的累积之上。出于对美德能够世代相承的信念，为防止前代成就的付之东流，拥有合适的婚姻十分关键。与低于其门第的人通婚，会对其家族的高贵和社会地位造成危害。
虽然柳内则墓志长篇大论中古中国的门阀观念也许属于特例，但现存的上千方九世纪墓志已经表明，这种门第观念（aristocratic vision）实为普遍。为赞扬一个人的祖先，墓志常将志主家族称呼为“甲门”、“令族”、“著姓”，或“百氏之首”。[2]这些优秀家族的成员也经常在教育和大方举止方面不断受到赞扬。比如有一个家族被赞誉为“其子女闻教训，有幽闲之德”，另一个家族的赞词则是“率俭德为常，故世世有令闻”。[3]婚姻选择的慎重同样得到重视，如“代以礼乐婚媾，为山东之盛族”。[4]他们也在仕宦方面被赞美，因代代居官，而被认为“官婚具美”。[5]在具有强烈门阀气息的文化语境下，个人成就成为祖业的一部分，所谓“大凡人物中，各世其家实。……苟能修其实，则无坠祖先之业也”。[6]一个人能够从出身得到声望，但如果无法达到其祖先的业绩，他的家族地位便容易下降。
然而，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哪些家族呢？这些门阀世族的实质是否因时而变？政治权力和通过家族背景确立的身份之间，是否有关联？本章即讨论用以甄别门第的一般方法；随后，笔者将在丰富的现存墓志数据基础上，考察对自身祖先的追述在当时社会中的意义。在笔者看来，九世纪时，宣称自己为先唐家族后裔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其光彩，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只有一小部分旧时门阀，依然延续其政治权力。
家族列表和大族分类
今天的历史学家依然仅以姓氏来甄别唐代的世族成员。柳内则的家属也如此罗列，唯一的差别是家族距离长安的远近，所谓“大凡族氏之大，婚媾之贵，关外则曰李、曰卢、曰郑、曰崔，关中则曰裴、曰韦、曰柳、曰薛”。九世纪其他关于精英社会的讨论，也提供了类似的著姓名单，尽管具体哪些入选尚有出入。[7]然而，仅有姓氏对于历史学者来说价值有限。实际上，在传承过程中，尚在使用的姓氏相对稀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同时使用上述八到九个姓氏。
事实上，大部分中古文本以更为精确的方式指称世家大族，即将姓氏与家族起源地相结合，这种称呼方式在英语中被姜士彬称之为“choronym”（郡望）。[8]家族郡望通常使用旧时的地名，即唐高祖时期系统地改定州县名之前所用的郡名。[9]九世纪时，由于不再指向现实中的地名，郡望本质上成为一个家族显示其能够追溯到王朝建立以前历史的标志。甚至从甄别方法而言，也能够轻易地与其他地名相区别。比如，在一方号称“清河”崔氏（793～843）*的墓志中有这样的句子：“自元魏重门户，推四姓，为甲族，至今崔氏清河小房为第一。”在此例中，郡望“清河”指的是河北地区的清河郡，此地在唐代一直被称为贝州。虽然在此例中，一个家族的分支对于家族成员的自我认同十分重要，但本章所针对的是基于特定郡望与姓氏的“大族”（larger clan）。
但是，历史学家如何确定哪一个家族在九世纪的家族中更为重要呢？幸运的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西部敦煌附近藏经洞发现的手稿中，发现了两份可追溯至十世纪的郡望表。根据姜士彬和池田温的研究，笔者将这两份列表编号为“A”和“C”。另有第三份列表（编号“E”），则是池田温根据一份宋初地理文本的数据重构的。[10]列表C是三者中内容最多的一份，包括791个姓氏；列表A和E则分别包括258和362个姓氏。[11]通过仔细比对，姜士彬得出结论，后两份内容上大体近似的列表，皆为749年权相李林甫（683～752）主持的官修大族目录的不同抄本。列表C包含了李林甫的目录和另一种未知来源的史料。根据姜士彬的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列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中晚唐名门的范围。然而，这些列表并非全然没有问题，特别是它们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值得讨论。姜士彬即找到一些例证，如列表E源自一份较差的文本，而一部分敦煌文书也存在一些问题。[12]如今，则能在大量新出墓志的基础上，重新评估姜士彬曾经的列表。通常，墓志会提供志主的郡望和姓氏，以及一定数量的婚姻关系。[13]总之，从800至880年的已知墓志中，能够通过姓氏得到6255人，其中4311人同时拥有郡望与姓氏。当然，一些人对著名郡望的自我认同想象成分居多——这一可能性将在下文更详细地讨论。但是，即便是想象的认同，也能揭示哪些望姓在当时人眼中最有声望。无论如何，这4311人所使用的606个明确的郡望+姓氏能够补充姜士彬的三种列表，并进而得到关于九世纪社会最有身份和声望的家族最为精确的统计。
从实证统计中获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从两个方面修订此前提及的几个列表：第一，目前已经清楚，姜士彬的列表包含了比在九世纪墓志中遇到的多得多的姓氏，墓志中出现的姓氏在A和E列表中仅占五分之二（分别为107/258、149/362），在C列表中仅占四分之一（204/791）。[14]此外，在碑刻中出现的这些姓氏约有五分之二（96/254）仅出现一次。[15]就绪论中提及的，如果有人认为现存墓志所涉及的人群是一个相对随机的样本，那么他也能看到，姜士彬所制郡望列表中的家族在九世纪精英社会中已不重要。在晚唐时期，很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已经退出了上层社会，仅仅作为历史遗迹存在于重要望姓列表中。[16]第二，实证统计能够补充我们现有认识的缺陷，即晚唐哪个家族更加重要。在九世纪墓志中，所有通过姓氏和郡望得以确认的个人中，有87%（3752/4311）的人属于或宣称自己属于姜士彬列表中出现的家族，从而在实际运用上证明了这些列表的重要性。[17]那么剩下13%的人，其家族并不在列表中，他们又都是谁呢？姜士彬和其他学者已经揭示，现存唐代郡望列表并不完整，比如在列表A和E中，其序言中声称包含398个望姓，实际缺失了几十个。[18]因此，笔者猜测，剩下的13%涉及现存郡望表中缺失的家族。为证实这一猜测，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检验，即九世纪墓志铭中出现三次以上的家族中，有44个被排除的望姓。统计表明，这44个望姓中的35个能够通过其他文献材料被证实在政治上属于重要家族（表1-1）。[19]然而，即便是那20%的无法显示自己来自重要家族的例子，也会寻找一个先唐的郡名冠于姓氏之前。为什么他们会找一个已不再行用的郡名指代家族起源地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旧时的郡名承载着祖先的显赫过往，通过这一手段，达到当时攀附有声望祖先的基本共识。因此，在随后的讨论中，但凡同时通过郡望和姓氏能够确认的，笔者都将视之为一个身份群体，他们声称自己为古老世族的后裔。
表1-1 不在现存郡望列表中的44个主要大族统计表
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一些大族始终比其他家族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包含在被称为“禁婚家”（marriage-ban clans）中的几个望姓。[20]唐高宗（649～683年在位）曾禁止这些家族联姻，希望由此能够削弱他们的声望。事实上，这一禁令完全无效，反而抬升了他们的身份。孙国栋和吉冈真已经精确到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群体，从唐代系谱学者柳芳的著名家族列表中整理出28个大族。[21]吉冈真将这28个大族视为极有权力的“门阀”（national aristocracy），并假定敦煌郡望列表中的其他大族属于更低一级的精英，仅在地方层面有其重要性。[22]最后，我们即可归纳那些最主要的大族。毛汉光根据大族成员在有唐一代职官中的数量，整理了所有大族。基于毛汉光的列表，我们能够明确地区分16个顶级的仕宦大族。[23]更不必说，毛汉光的列表能帮我们厘清作为身份集团和政治权力的大族之间的关系。
中古世族的人口膨胀
若对唐代墓志有所涉猎，就能明显地发现攀附名门望族的普遍性。表1-2是一份包括6255人的数据，其中前文提及的4311人能够通过郡望和姓氏予以确认，从而揭示晚唐墓志中涉及大族的情况，特别是其中几个大量出土墓志的区域，包括：西京长安、东都洛阳、连接两个大都市的“两京走廊”（capital corridor）地带（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将在下一章中详细展开）、长江下游（包括苏州和南方经济中心扬州）、昭义镇（横跨河东道东南和河北道西南）和独立的河朔三镇。在表中，所有将先唐郡名用作家族起源地的，都会被当作自称大族后裔的证据。实际上，墓主人经常居住于墓志出土地附近；关于卒地和葬地之间的关系，将在第二章中详细讨论。
表1-2 九世纪墓志所见（分区域）大族身份频率表
正如表1-2“志主”栏显示的，在帝国所有地区，从四分之三到超过90%的志主都称自己是名门之后。如果认为任一地区的墓志随机性构成了那个地区最有财富和身份的个人（正如绪论中所论），那么就能得知，在晚唐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社会经济精英或者来自大贵族家庭，或接受了一种观念，认为宣称来自那些大贵族家庭能够得到荣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家庭认为他们的谱系建构完美，以至于觉得没必要明白地指出祖先起源地。因此，一部分在墓志中并未提及郡望者，（通过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技术手段）能够确认他们属于某一支父系，而属于这支父系的其他成员正好能够通过墓志显示为名族之后。[24]同样根据本表（表1-2第二栏），所有地区85%以上的精英确实是，或宣称是贵族后裔。表中（第三栏）还显示所有地区超过十分之九的人即便本人不是名门之后，也与宣称是贵族的人有联姻关系。[25]毫无疑问，对大族后裔的归属感，在中国所有地区都普遍存在。
表1-3对名门后裔所属类别进行了分类，所根据的是门阀世族的相关声望和排他性。其中的分类包括：1.姜士彬列表（A、C或E）中的所有家族；2.有唐一代产生官员数量最多的16个大族；3.柳芳28个著名家族列表；4.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七大“禁婚家”。不必惊讶，在所有地区，五分之四以上的人都宣称自己出自姜士彬任一列表中的世家大族。更值得注意的是，宣称与更小更封闭的大族圈子有关的家族，占了极大的比例。在大部分地区，墓志中出现的超过一半的精英宣称自己来自16个顶级仕宦家族；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洛阳地区超过一半）宣称自己来自七大禁婚家。[26]换句话说，即便居住地与家族起源的郡望地相距较远，依然有相当一部分精英宣称自己来自最有声望的少数大族。
表1-3 九世纪墓志所见（分区域）大族属性的相关声望统计表
即使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墓志都站在居官者或他们直接亲属的立场上——这一情形将在第二章进行讨论——居官者也绝不是唯一主张将自己与最重要的大族联系起来的人群。甚至家庭成员中无人出仕，也会有一大部分人声称是大族后裔。比如青州商人赵琮（875年去世）*即被认为是16个顶级仕宦家族之一的天水赵氏之后[27]，而他母亲和夫人皆为“禁婚家”之一太原王氏成员。[28]同样，河北一位土地所有者许公（去世于867年）*，亦无亲属出仕，但可能属于颍川许氏。[29]来自昭义镇的张武（826～883）*的墓志甚至并未提及其职业，却也声称属于16个顶级仕宦家族之一。在他的三位夫人和三位女婿中，有五人声称自己属于姜士彬列表中出现的世族；甚至，他的第二位夫人和第二位女婿分别属于16个顶级仕宦家族中的天水赵氏和河东裴氏。在中国这些拥有大量非仕宦精英的地区——特别是昭义镇和长江下游地区——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总之，在整个帝国，无论是否与政治权力有关，大量精英声称自己为名门之后。
然而，这些声称在多大程度上属实呢？事实上，一些例子让人高度怀疑，特别涉及郡望归属，不乏矛盾之处。比如董唐之（804～858）*本人的墓志说来自陇西董氏，然而根据其夫人王氏（824～870）*的墓志，则称其来自济阴董氏。[30]有时候在同一方墓志中也会产生矛盾。比如出土于洛阳附近的一方834年下葬的墓志中，其志题标为“清河郡崔府君”，而其志文却称“其先出于博陵”。[31]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为两个不同的“禁婚家”，这位崔府君不可能同时是这两个大族的后裔。[32]不过如此值得怀疑的世系较为罕见。更让人产生疑问的是表1-2和表1-3中的总体趋势。即整个帝国范围内如此多的人，包括那些并无家人出仕者，其能够合法地攀附那些有声望的祖先，真的可能吗？如果可能，真的有那么多人来自少数几个门阀大族吗？为何如此多利用郡望的人，倾向于选择与那些特别著名的，而非地方上的家族建立联系呢？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大部分这些声称确实是属实的。有时候在同一方墓志中，姻亲（儿媳或女婿）是大族成员（通过姓氏与郡望来判断），而其他人不是（仅知其姓氏）。[33]如果志主家属或墓志作者捏造其世族身份，为何不给墓志所提及的所有姻亲指定一个郡望呢？现存墓志中提及的家族谱牒也可以进一步证实，一部分对有声望的郡望之声称是合理的。比如葬于河北但宣称来自扶风（长安以西）窦氏家族的窦氏（去世于879年）*夫人，其墓志明确表明她主要的祖先彪炳于“史载”，更重要的是“家牒”。[34]在河南阎氏阎好问（810～873）*的例子中，其三十四代祖先名芝者，曾仕宦于四川；而他第二十三代祖先名鼎者，曾为冀州刺史。[35]关于遥远祖先如此详细的记载，表明当时存在家牒，用以证实其对大族后裔之声称的可靠性。
关于大部分对大族后裔的声称，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基本的人口统计原理。在一个没有长子继承权的社会，妾室所生之庶子与正妻所生之嫡子法律地位一样，重要家族的子孙有呈指数级增长的潜能。[36]对上层社会繁殖能力的一种评估方法，即通过墓志提供的数字来计算志主的儿子数量，[37]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许多例子中，墓志中只记载存活下来的孩子，那些早夭的则被排除在外。[38]若将目标集中于超过六十岁去世的男性，即可计算他们所拥有的二十岁以上儿子的平均数量。如此，通过对长安和洛阳出土的墓志进行统计，可知典型的男性精英平均拥有3.3个儿子，其中大部分都能成年。[39]若进一步精确，则其中18%的人有一子，20%的人有二子，16%的人有三子，42%的人有四个及以上的儿子，仅有3%的人没有男性子嗣。[40]有必要指出，在这些例子中的武人——特别是那些高级武将——普遍多子，这可能反映了一种家庭策略，即以多产子来补充殁于战事的青年。然而，武人在本书讨论的精英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41]出于估计平均每位男性精英儿子数量，第二种途径涉及志主在其兄弟间的排行，这一细节在墓志中也经常得到体现。在出土于长安和洛阳的30岁及以上男性的墓志中，39.7%的人是长子，22.6%的人是次子，15.4%的人行三，10.5%的人行四。[42]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推断，大约17%的男性精英仅有一子，14%的有二子，15%的有三子，而半数乃至以上的精英则有四个或更多儿子。虽然无法通过这一途径计算平均数，但这一分布比例已经接近于一位男性有三个儿子这一平均数。[43]
中国精英的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衍能力——部分归功于妾室——有其重要的意义。若一千个家族子孙以每一代存活三子的速度繁衍，那么从理论上讲，三百年后将膨胀为两千万人。[44]然而，这一膨胀速度需要假定所有后裔能够负担数个妾室，这对于那些从上层社会跌落下来的人来说难以置信。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八世纪中叶存在的大量贵族家族——以敦煌地区出土的最长的列表为例，其中即出现791个——那么如此之多的精英声称自己为大族后裔即完全有可能了。更进一步说，富有的精英比不那么富有的精英有更快的繁殖能力，因为他们能够同时担负更多的妾室和子女。其结果便是一种滚雪球效应，即最为成功的家族繁衍更快，使得他们能够占据更多政府职位。正如毛汉光所指出，有唐一代，最上层的三十九个大族拥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力。[45]
综上所述，虽然并非所有地方精英对大族后裔的声称确有其事，但大量材料表明，大部分可能准确无误。事实上，正因为地方上存在如此之多的真正大族后裔，使得少数努力向上爬的边缘人群会编造这样一种名门身份。在这样一个崇尚世袭观念的时代，身为大族子弟，依然是跻身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旧时贵族也因为这些声称者数量的持续增长，而在全国范围内能起到的作用开始下降。到了九世纪，大族身份已经不再是成为社会政治精英（sociopolitical elite）的充分条件了。
大族后裔的地理分布
姜士彬和伊沛霞揭示了中唐时期两个最负声望的河北家族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故乡，在洛阳重新立足。[46]之后，在对十三个最著名家族的研究中，毛汉光论述了“唐代士族之中央化”（centralization of the Tang civil bureaucratic clans）的过程。[47]碑刻文献进一步证实了这些观点，并特别揭示了大族的重要分支分数批占籍京城。其中像陇西李氏的分支姑臧李氏，可能早在六世纪初即已经定居于洛阳。[48]相反，许多河北地区的重要家族，包括范阳卢氏、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直到七世纪才移籍。[49]另外，正如我们所见，一些居住于京城附近的家族直到八世纪或更晚才离开他们的族源地。
但是，这一“中央化”（centralization）进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古精英呢？旧时家族的子孙是否还有其他主要的迁徙路径呢？以及最重要的，出于理解唐代中古贵族现状的必要，当他们更为重要的叔侄辈定居于京城时，留在家族起源地的次等分支，是否依然享有较高的社会身份呢？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地方上的精英依然拥有独立一方的根柢，从而能够借此颉颃国家政权。清初学者顾炎武（1613～1682）在先唐时期河东郡所在地闻喜县找到了上百座河东裴氏家族的中古墓葬，由此，他即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古贵族家庭继续维持着他们的旧时家园。在一篇名为《裴村记》的文章中，顾炎武赞赏裴氏这样的“强宗”（powerful lineages）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借以支撑政权”。[50]在顾炎武看来，正是地方上大家族的存在，巩固了唐王朝，并使其成为中国最强盛的王朝之一。
然而，正如所见，将河东裴氏家族的情况看成唐代地方社会的一个典型，是顾炎武的一种误解。事实上，河东郡（位于后世被称为河东道的西南角）一定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距离两京都很近。此外，顾炎武对裴氏家族的评论，更多的是基于唐代早期的墓葬。而根据有效的材料，在八世纪晚期，这一家族大部分后裔已经重新定居于长安或洛阳。遗憾的是，曾经分布于河东道西南乡村的大部分唐代墓葬在1960～1970年代被有组织地毁坏了，理由是为利于耕种而平整土地。[51]然而，一份清代的闻喜县地名录保存了顾炎武所见大部分墓葬的名单[52]，皆可追溯至五至八世纪。[53]这些发现更为墓志记载所印证，通过对有墓志存世的52位河东裴氏成员的梳理，可知七世纪时主要居住于河东的家族成员，在八世纪时逐渐迁徙到了长安或洛阳。[54]至迟在九世纪中期，一位家族成员的配偶依然用“山突古坟，松槚百里”[55]来描述河东地区靠近墓地的一座山，然而这方墓志却是在长安附近出土的。
表1-4在更系统的层面上梳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九世纪墓志中所记载的族源地，其统计的基础依然是前文提到过的那4311人的群体。从中可以看到，这一家族姓氏样本大体上反映了居住于各个地区的较富裕之阶层。这里提及的区域是出土墓志特别丰富的地方，相关材料也颇为明显。在九世纪的整个帝国中，依然居住于族源地所在州或藩镇，并且能够负担包括墓志在内的葬礼，这样的贵族已经很少见。图1-1以地图形式展示了九世纪时居住于四个州的精英们的族源地。在这四幅图中，有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在苏州（图1-1a）出土的墓志中，包含一部分族源地在长江下游的人，然而长江下游地区并不像其他三个地区那样有大量出土的墓志。相反，苏州出土的墓志很少提及来自黄河东岸今天山西省的家族，而这些家族的墓志在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然而，所有这四个州的精英们所宣称的族源地广泛分散于帝国各处，且经常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有数百公里之遥，这一普遍程度才是最为显著的特征。当然，墓志中一部分世系是虚构的，但如果确实属实，那么这四幅图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即显示出曾经一度居住于同一个州的中古精英世系，在从族源地迁徙到新居所时，已经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开始瓦解。
表1-4 居住于族源地对应州或藩镇的精英比例（分区域）统计表
图1-1 来自四个州的表示精英族源的郡望地点分布图
说明：每一幅地图皆仅考虑所梳理之州出土的墓志。内含所有人及其姻亲的墓志所载表示族源的郡望地点（换言之，即表示家族起源地的先唐郡名）。地理中心点（geographic midpoint）则等同于所有郡望地点的经纬度平均数。
在试图解释这一旧时门阀的大规模地域流动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那些特例，即至迟在九世纪依然留守祖居地的本地精英。在表1-4所列的地区中，长安拥有比例最高的本地精英（10%）。这一相对较高的比例，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16个仕宦望族之一的京兆韦氏和作为柳芳所列28个望族之一的京兆杜氏，都长期居住在这一伟大都城的南郊。时有谚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望之比也。”[56]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洛阳拥有第二多的本地精英，其中五分之二是河南元氏家族的成员。然而，整体上东都的本地精英比例不如长安，大约是由于——第三章将要讨论的——被逐渐占据洛阳社会的“禁婚家”在数量上压倒了。
在九世纪，依然有部分本地家族生活于长安和洛阳之间的两京走廊地带，比如一位郑州人会声称自己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荥阳郑氏后裔。又如前文讨论过的，一个河东裴氏家族的分支直到八世纪，依然在他们的祖居地有大量成员。相同的情况也体现在河东薛氏家族上。根据宋代金石学者陈思（约1225～1264）的考察，河东地区关于这些家族的碑刻“尤多”。[57]部分碑刻一直保存到今天，包括八世纪早期薛宝积及其祖父薛道实的神道碑，如今矗立在临猗县的一片苹果园中。这片果园位于一块高地上，能够俯瞰现在的运城和将山西西南平原与黄河分隔开来的中条山脉。然而，在九世纪，大部分裴氏和薛氏家族的重要成员都已移居京城，仅剩下小部分殿后者留居族源地。[58]
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例子，都遵循着基本可以预测的模式。如果我们认同——将在第二章更为详细地讨论的——精英身份和政治权力之间确有联系，那么你将会预料到在两京和两京走廊地区存在一定数量的本地家族。在这里，他们在地方上保持着财富和影响力，同时也融入京城社会。然而根据表1-4，在一个远离京城的——长江下游——地区，将会遭遇更多族源地近在咫尺的家族成员。[59]更准确地说，这一地区出土的墓志中，13%的人们族源地在他们所居住的道，这一比例比唐代其他地方都要高。如果将长期以来居住于东南地区并在316年晋室南渡时支撑政权且获得大量土地的所谓侨姓纳入讨论，相关材料的意义将更为显著。[60]总之，东晋时代部分仕宦高门，包括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颍川庾氏、汝南周氏，特别是——在四至五世纪左右政权的——琅琊王氏，都来源于北方的淮北地区。[61]隋唐统一时期，许多这些家族的后裔依然留居南方。根据墓志的记载，长江下游地区至少有12%（27/222）的精英来自这些侨姓。[62]把这一百分比纳入表1-4，就能发现东南地区出土墓志中提及的四分之一有郡望的人，都宣称来自唐以前就居住于当地的家族。
表1-5近似于表1-4，但相关数据来自出土墓志最多的几个州。我们会再一次发现，大部分精英家族并非生活在他们的族源地附近。其中一个例外是两京走廊地带靠近政治权力中心的郑州。更引人注目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州，三分之一的人居住于族源地所在州，或同处于浙西道的邻近州。不像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苏州地区相当一部分大族后裔似乎并不愿离开他们的权力源泉。[63]比如顾谦（806～872）*，此人曾在北方某县任县尉，最终选择在苏州华亭县的家乡隐退并终老。他本人属于吴郡顾氏，他母亲属于吴郡陆氏，他一位女婿属于吴郡张氏，另一位女婿则属于吴兴姚氏。换句话说，顾谦的近亲包含了姜士彬列表中吴郡（即苏州）四个大族中的三个，以及来自太湖对岸吴兴（即湖州）两个主要家族中的一个。另一方墓志则不出所料地提及吴郡陆氏在华亭县西北某山亦有大量墓地。[64]
表1-5 居住于与族源地在同一州或藩镇的精英比例（分州）统计表
在长江下游地区生活的大量本地精英，给我们观察一个精英集团如何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的详细过程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考虑到“核心”（core）区与“边缘”（peripheral）区之间的差异，就能发现外来大族的子孙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是多么显著。根据由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率先提出并由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随后应用于唐宋时代的理论，在中国的七个或八个“大区”（macroregion）中，都各自包含“核心”区与“边缘”区。前者在交通与运输方面的便利，逐渐向行政、商业和人口中心发展；后者相对落后且并不适宜居住。[65]表1-6即根据这一理论对表1-4中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数据进行了重新统计，并将其中的核心区界定为毗邻大运河或金陵（今南京）的县域。[66]正如表中所示，南方本地大族（特别是以长江下游郡望自居的吴郡和吴兴）的绝大部分（30/35=86%），其墓志出土于边缘县域。相反，侨姓（19/25=76%）和来自帝国其他地方的家族（203/293=69%），其大部分墓志出土于核心县域。这组数据显示出，这一地区新来的家族，更倾向于定居在核心区，从而取代本地精英，并将他们排挤到边缘地区。
表1-6 长江下游本土和外来家族居于核心区或边缘区对比表
那么，哪些原因导致了此处所显示的牵涉长江下游和帝国其他地方的这些迁徙模式呢？很多墓志在提及他们家庭的迁徙时并不说明原因。比如来自清河（河北中部）张氏家族的张仕济（789～810）*葬于东南五百公里外的扬州，他的墓志仅简单地提到他居住于长江下游地区，是因为他的祖先以前定居此地。但并非所有墓志都如此简洁，政治动荡是碑刻能够提供更多历史细节的最普遍因素。代表性的例子如王睿（810～872）*，他来自曾在河东道中部显赫一时的太原王氏。在解释为何他死于河北南部的家中时，墓志写道：“以安史乱离，（其族人）分派南北。”又如侯罗娘（778～852）（女）*，她显然来自河北北部的上谷，但却葬在离上谷非常远的今南京郊区。根据她的墓志，她的祖先在她去世时的五百多年前，即316年晋室南渡时逃难而来。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碑刻的作者确实有如此久远的关于家族迁徙的文本材料，还是仅仅依靠口耳相传。但无法否认，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曾经不得不因社会动荡与战争而逃难。这也有切实的证据，比如八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东北部的藩镇权力格局。[67]虽然一些关于祖先迁徙的解释未必属实，但大部分确有其事。
然而，比避难说更普遍的是因某位祖先被任命到某地为官，从而这一家族便在此地定居下来。比如来自清河张氏的张氏（759～820）*的祖先，即从河北迁往长安，并在那里去世。其墓志记载道：“代累仕镐，家徙关中。”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家庭迁往长安，其实是唐代文官家族中央化进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并无怀疑张氏墓志的理由。但京城并非祖先们迁徙的唯一目的地。在整个帝国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远离郡望所在地，因官徙居是最普遍的现象。葬于潞州的马直令（831～874）*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他来自曾以长安西部为根据地的扶风马氏家族，然而他的祖先却“因官”迁徙到数百公里外的潞州。同样居住于潞州的安氏（800～851）*的祖先，也是在数百年前从往西六百公里外的武威被分封到潞州。在这个例子中，事实上在九世纪，分封这一形式早已被中央政府抛弃了数百年，故而也增加了这一祖先迁徙原因的可信度。根据来自彭城刘氏家族的刘如元（724～798）*的墓志，他遥远的祖先最早迁徙到河北，此后他五世祖在北部边地为将，因此他家定居在距彭城郡五百公里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地区。在九世纪，类似这种因素导致迁徙的家庭有数百方墓志予以反映。
来自博陵崔氏的崔方拣（779～861）*的例子尤有启发。虽然他生活在井陉县（河北西北部），位于已不存在的博陵郡西南方仅五十公里左右，两地却分属不同的行政区。这一家族的迁徙过程见载于更早的一位居住于井陉的崔氏传记中，这位名为崔行功（死于674年）的人毫无疑问是崔方拣的亲戚。[68]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崔行功的曾祖父崔伯让在六世纪晚期因官离开博陵，向南迁徙。由此可见，即使是这样一次相对短距离的从族源地的迁出，都需要加以说明，并且这样的说明往往涉及仕宦。因此，一个家庭随着朝廷的任命迁徙到新地方定居——这将在第二章详细描述——在当时非常普遍，从而成为影响大多数大族后裔地理分布的重要原因。
墓志材料中提供的迁徙因素——强有力的个人或家庭，因任官或避难，而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定居——完美地解释了在表1-4、图1-1、表1-5中的数据。经过了数百年类似形式的迁徙之后，这些大族虽然有后裔分散在帝国各地成为当地的精英，但最终在他们的族源地销声匿迹。在长江下游地区，则依然留存着一些本地家族。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一地区远离北方围绕两京的政治权力中心。另外一种可能是，这是一个富庶之地（在日后的数个世纪里确实如此），因此，即便是生活在较差土地上的家庭，也有足够的财力负担包括墓志铭在内的葬礼。
东南地区本地家族的存续所带来的结果，是构成了一幅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迁徙图景。可以确定的是，从西晋时期侨姓出现并定居于首都金陵近郊开始，在南京—大运河地区的东南大族被冲散乃至替换。事实上，最有权势的侨姓家族后裔，比如琅琊王氏，在四世纪初到江南之后的五百年内，一直葬于金陵北郊。[69]随着唐代出现的新一波或因官徙居，或避安史之乱而来的移民，此前定居于此的家族只好迁往长江下游大区的边缘地带，并颇为显著地于初次在此地形成影响的一千年后，重新主导了地方社会。
基于此，我们即可回到所要讨论的问题，即旧时贵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其在地方的权力基础，并以此对抗国家权力？虽然大部分晚唐精英声称是数百年前最初定居于此的大族后裔，但他们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类似先唐士族的地方权力结构。虽然总体上依然对朝廷和整个中国有广泛影响力，这些大家族很少能够主导他们祖居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有人会说，这些在洛阳或长安重新定居的旧时大族成员，可以通过代理人将在家乡所持有的财产以税收的方式征入京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对比例子，能够说明这样一种可能性。十八世纪法国最有权势的人中，有名为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者，他生活在巴黎，且很少回到他的家乡奥弗涅省（Auvergne，约250公里之遥）。但他在那边，以及在法国其他省份都有自己的土地。[70]更显著的也许是很久以前的罗马元老院贵族，他们在遥远的埃及拥有财产。[71]
但是基于几个因素，类似这样的局面在唐代中国并不可能存在。首先，在中国社会规则下，对远距离财产的掌控势必依靠值得信任的亲属。[72]然而，任何族人在祖居地事实上的缺席，都会妨碍这一可能性。同样重要的是后勤保障。唐代中国并无特别发达的货币交易体系，租税不得不以实物缴纳。[73]然而，中华帝国在面积上远比法国或任何西欧国家要大。此外，不像罗马帝国，中国没有地中海可供廉价的水上运输。[74]隋代方才全面贯通的大运河曾用来从南方向黄河流域运输粮食，但这一河运系统并不能解决所有将粮食运到京城的后勤难题。[75]简单地说，对于在京城居住的家庭而言，很难保持远距离的地方财富。
文化因素也是一个问题。罗马元老院精英，以及日后的欧洲贵族家庭，他们所拥有的巨大的社会声望，来源于对大量土地的占有。再者，土地拥有者一般被认为在政治上更为可靠，故而通常是授官时的首先考虑对象。最终，土地普遍被认为是保存家族财富最安全的载体。[76]在所有这些方面，唐代中国迥异于西方的情况。身处较高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之中，拥有大量土地有很多好处，但唯独不能带来声望。[77]拥有大量财富经常被怀疑，甚至会构成在任期内非法敛财的证据。[78]更有甚者，为了增加税收，唐前期的政府事实上经常通过重新分配土地以寻求限制财富规模。[79]甚至在“均田”（equal-field）制被废除后的后安禄山时代，土地在原则上依然是皇帝的财产。[80]诚然，承认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的强大传统会在宋代得到发展，但我们不能期望在九世纪即出现这一传统。简单地说，土地绝不是最安全的投资。维持一个家庭的繁荣有更好的方式，需要更多地花费在其他领域，包括多生男孩，聘请塾师加以教育，以及兴建收藏经典著作的藏书楼。成功的家庭还会花钱打通政治关系，比如招待权臣，甚至向朝廷捐纳。考古学家偶然的一次对窑藏的发掘，揭示了时人对储藏财富的认识最终可归结为将便携的财产埋入地下，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之际。[81]总之，虽然许多中古大族安然度过了整个唐代，但他们无法掌控远在地方上的财富，从而也无法为他们提供一处可作为后路的权力基地。在第二章，笔者将揭示一些以京城为基地的精英，确实在地方上任职期间置地。但这些土地在他们返回京城后，并未保留下来。王修本（837年去世）*的墓志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死于扬州的私家产业中，但根据他一位生活于八世纪早期的四世祖的墓志，他们的家族墓地远在洛阳北面的北邙山。[82]王修本对他夫人所提最后的愿望，是出售扬州的产业，归葬他自己和另外七位族人于北方。虽然抛售产业的部分动机是为归葬洛阳提供资金，但他毫无疑问地意识到，一旦其家族回到京城，也就没有必要保留在南方的产业了。[83]若综合考虑，九世纪中叶的著名宰相李德裕及其家庭很能代表旧时门阀子弟。虽然李德裕出身于一个来自河北的大族，但他从未涉足其族源地，他和他的父亲也从未在长安、洛阳以外地区拥有过产业。[84]
官僚化的门阀世族
对于大族家庭而言，正如我们所见，其声望建立于累代的仕宦基础上[85]，并通过与有类似仕宦传统的其他家庭联姻来巩固自身。卢初（732～775）*的墓志即曰：“官婚具美。”因此，不必惊讶于墓志对祖先官职的着重强调。即便是篇幅最短的墓碑，也会从他们的遥远家世（distant genealogy）开始写起，即已经去世的遥远祖先中最著名的居官者。紧接着遥远家世之后，是就近家世（near genealogy），用以揭示志主所有直系祖先的名字和官职，通常包括其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有时候也包括四世、五世甚至六世祖。在皇甫鉟（799～862）*的墓志中，其遥远家世虽然记载得尤为详尽，但就此类书写的主旨和结构而言，绝非特例。
其先自宋戴公之子充石字皇父，为宋司徒。生仲。仲生发。发以王父字为族。汉兴，改父为甫，因氏焉。至武帝（前156～前87）初，雍州牧鸾，始自鲁国徙茂陵，故起鸾为始祖。鸾生裒，举至孝，为彭城相，北徙安定，家三水。裒生儁，东汉复为安定都尉。儁生棱，渡辽将军，以永平（58～75）初徙居安定朝那，为郡著姓。棱有八子，为八祖，坟墓皆在安定郡城之西石虎谷口。……公即渡辽第六子旗之后也。旗生节，为雁门太守。节生嵩，为太尉，谥元。嵩曾孙谧，字士安，晋（265～316）中庶子，后累征不起，号玄晏先生。公即玄晏十七世孙。六代祖德参，隋监察御史。
对这一遥远家世的书写有一定的准则。首先是关于家族在何时以及如何得到姓氏。[86]随后，向前跨过六百年，直接到西汉时期，这位被认定为家族之“始祖”（first ancestor）的人，为单个家庭中所保存之全部世系中最早的祖先。[87]虽然通常是“始祖”将家族定居于族源地，但在皇甫氏的例子中，却是他的儿子最初移居日后作为家族郡望的安定郡。随后，遥远的世系又将志主本人所属的特定的安定皇甫氏某支包含在内。从具名的六世祖开始，志文转换到了就近家世，随即罗列接下来五位祖先的名字和官职，包括志主本人的父亲。皇甫鉟的墓志除了包含所有遥远世系的特定叙事元素，也因其重复强调家族的仕宦传统而显得特别。几乎所有具名的祖先都有官职，其中许多在帝国中身居高位。由此可见，遥远世系的首要功能是为家族深厚的天资和政治成就提供例证。
将声望建立于先祖们的成就之上，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九世纪，有大量的人自称是渡辽将军第六个儿子（也就是皇甫鉟二十二世祖）的后裔；更多的人自称是最初将家族定居于安定郡的皇甫裒的后裔。虽然安定皇甫氏是一个有声誉的姓氏，但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其价值已经淡化。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即将声望之源聚焦于更近的仕宦传统。卢岘（720～774）*的墓志颇能代表当时最负盛名家族后裔的一般情况。作为禁婚家子孙，卢岘毫无疑问属于旧时大族成员。但他的墓志并未详述其遥远的世系，而仅仅提到：“自魏已降，官婚人物，为天下清甲，大略书于国史，详言在乎家牒。”相反，墓志中提到了距卢岘最近的三位祖先，都是地方大员。在帝国范围内分布着大量范阳卢氏成员，但仅有少数人能够在数代之后依然声称具有连续的仕宦声望。相比于作为范阳卢氏成员，距其较近的世系中所记载的仕宦传统，更能给他带来荣耀和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