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东苏伊士（1945～1982年）第56章 终章：止于银海之上（1982～2013年）
术语表
参考文献
注释
索引
凡大事者，靡不有初，直至余晖尽消仍聚其英气不散，方可谓彪炳史册。
——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献给康拉德
他出生于巴夫勒尔-拉和岬海战期间
并纪念
亲爱的杰米·布里斯托克（Jamie Brigstocke）
前言
一位乘客如此描述眼前的舰长：“他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是第一个令我见过以后就联想到拿破仑和纳尔逊的人……他对周围所有人都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在见到他之前你怎么都无法想象，他轻微的赞许和责难对每一个人有着何等的影响。”[1]
这位乘客名叫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31年年末随“比格”号（Beagle）出海时22岁；他提及的舰长名叫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时年26岁。达尔文目睹了巅峰时期的皇家海军。“比格”号出海前，达尔文还参观了HMS[2]“卡列多尼亚”号（Caledonia），这是一艘载有120门炮的战列舰，犹如狰狞的海上巨兽。“船舰的身形如此庞大，令人惊叹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以及其中的秩序又是如何实现的。走近她时可以听到阵阵嘈杂声，就像一座远处的城镇在晚上传来的声音。”[3]还有一次，他见到HMS“比格”号的下层甲板后颇为感慨，那是水手们进餐和睡觉的地方，他觉得甲板的整洁程度甚至令许多绅士的房子都相形见绌。
运转有序、号令严明、环境整洁，这些是皇家海军的标志。船舰就像上了润滑油的机器一样运行无碍。训练和演习让船员们学会团结协作，像齿轮一样有序运行，将一台复杂无比的机器变成了一艘可以战斗的船舰。不列颠水手守纪、高效而且强健，统领他们的长官十分专业，船舰运行平稳，这些要素把皇家海军推向了世界海洋霸主的宝座。
16年前，19世纪的另一位大人物也登临过不列颠战舰。1815年7月15日，拿破仑向HMS“柏勒罗丰”号（Bellerophon）舰长做了其生命中最后一次投降。“你的战舰有一点最令我佩服，”他一边看着船员们升起小艇、转动绞盘并升起顶帆，一边告诉舰长，“你的船员默不作声，严格按照命令行事；法国的船上所有人都在吵嚷着下命令，吵吵闹闹，跟一群鹅一样。”[4]不列颠水手在进行日常船务时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按规矩行事，对下达的命令从不提问、绝对服从，正因如此，他们在血腥狂暴的战斗中依旧能从容不迫地发射一轮又一轮舷炮，比如基伯龙湾（Quiberon Bay）海峡之战、桑特（Saintes）之战、尼罗河（Nile）之战和特拉法尔加（Trafalgar）之战。皇家海军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在混乱中坚守秩序。
菲茨罗伊舰长生于1805年7月，3个月后特拉法尔加战役打响了。他14岁成为候补军官、23岁成为HMS“比格”号代理指挥官，同时还加入了由一群海军军官组成的兄弟会，他们继承了标准严苛的领导能力和航海技术。菲茨罗伊注定会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他身上具备一系列19世纪海军武官所应有的优点。他出身名门望族：祖父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是当时的首相，叔叔卡斯尔雷（Castlereagh）于1812年至1822年任外交大臣。
菲茨罗伊的身世背景可谓无可挑剔，不过在海军中仅有贵族身份还不够。达尔文眼中的菲茨罗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其实后者的优秀品质在海军所有舰长的身上都有体现。海军自17世纪开始吸纳士绅和贵族子弟，这些孩子幼年时（有些年纪小的只有9岁）就被带到海上学习实用的航海技术——如捻接缆绳、打绳结、拉绳子、发射火炮——和行船技艺以及海战战术。他们在海上学艺时和格里姆斯比（Grimsby）的渔民别无二致。1677年以后他们要通过考核才能成为军官——这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激进的精英培养理念，因为那个年代统兵之权还被认为是贵族的特权。由此，海军中的领导人物不仅身份高贵，同时还亲历过经年累月的海上生活。菲茨罗伊在皇家海军军官学校（Royal Naval College）获得过数学奖，还是第一个以满分通过副官资格考试的人。人们视其为当时最优秀的海员之一。
不过考验他勇气和领导能力的不是海上战斗，而是海上的天气。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地处南美洲最南端，海滨条件十分险恶，1828年，“比格”号舰长在火地岛附近自杀，菲茨罗伊接管了这艘布里格帆船（brig）[5]。当时有两艘船舰正在南美洲执行水文测量任务，“比格”号就是其一。远航的领头人是HMS“探险”号（Adventure）的舰长菲利普·帕克·金（Philip Parker King），他早年因探索并测量澳大利亚海岸线而名声显赫。火地岛的测量任务很艰难。之所以进行此类水文调查，是为了搜集航海信息，供海军部制作内容详尽的海图。海上风暴肆虐，温度也在零度以下，金和菲茨罗伊继续带领队伍中的幸存者执行任务。
在这些远航探险的磨砺下，海军将士的忍耐力和驾船技艺被推到了新的高度。像菲茨罗伊这样身处远航探险第一阵线的军官，推动他们的是探索科学的热情。在部分海军部官员的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热情。1831年，海军水文测绘官（Hydrographer of the Navy）弗朗西斯·蒲福（Francis Beaufort）上校建议查尔斯·达尔文随菲茨罗伊一同参与“比格”号的第二次远航。达尔文准备对环球航行途中遇到的陆地进行地质考察。菲茨罗伊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进行天文观测，测定同经度设定点之间的子午距。
这些考察活动旨在为海军部的知识库补充重要信息。1815年之后，征用来保卫不列颠抵御拿破仑侵袭的数百艘小型船舰被改造成测绘船，测绘世界海图，让商船能够安全航行。1815年至1817年，作战上校威廉·菲茨威廉·欧文（William Fitzwilliam Owen）测绘了五大湖（Great Lakes）和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上游。金上校绘制了澳大利亚海岸线的海图，搜集了地貌、植物群、动物群、气候以及当地人口的信息。1821年至1826年，欧文上校测绘了2万英里的非洲海岸。欧文此行可以说是所有远航测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他手下一半的船员和44名军官中的31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他为海军部带回了300张海图，它们对海军抗击奴隶制的战争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也正是这一讨伐行动激励欧文挺过数年的煎熬。到1850年，所有与印度洋搭界的海岸线被全部制成海图，这项始于欧文上校的事业终于彻底完成。
在北极，海军军官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爱德华·帕里（Edward Parry）和约翰·罗斯（John Ross）率领远航探险队顶着酷寒测绘海图，搜寻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1839年至1843年间，詹姆斯·克拉克·罗斯（James Clark Ross）测绘了南极洲海岸线的地图。海军的水文测绘官还测量了气候环境温和得多的地中海海岸线和群岛。托马斯·格雷夫斯（Thomas Graves）耗费10年时间测绘地中海东部区域，并将这一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呈现给世人。
所有这些远航带回了途经之地在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信息和草图。这些内容不是光靠眼睛粗浅一看就能得来的。1857年至1858年，HMS“阿伽门农”号（Agamemnon）和USS[6]“尼亚加拉”号（Niagara）首次英勇地尝试在大西洋海底铺设一条2000英里长的电报电缆。电缆断裂之后——第一次尝试时的常见状况——还得从3200米深的海底把它捞上来。这次尝试成为全球通信革命的发端，还无意间带领人们发现了海面下的新奇世界。1868年，海军派出首支海洋学探险队。直到1872年至1876年，HMS“挑战者”号（Challenger）完成行程7万英里、历时3年半的远航为止，海洋学才迎来首个重大突破。“挑战者”号进行了无数次的深海测深、温度测量、水文拖曳观测和挖掘，探测世界各大洋的海床，发现大约4700种新型海洋生物。爱丁堡（Edinburgh）“挑战者”号办事处出版的科学报告多达50卷。
不过从科学史角度来说，所有海军探险中最重要的要数“比格”号探险。达尔文和菲茨罗伊的那趟远航历时5年。达尔文途中所做的观测为他日后提出进化论奠定了基础。对达尔文来说，在海上的日子非常煎熬，困在一艘小船里漂行海上的生活令他十分难受。虽然与富兰克林和帕里的北极探险相比，他们的航程还不算特别折磨人，但达尔文的遭遇提醒我们，这类远航探测即便在境况良好的时候也是很艰苦的。1815年至1914年，海军没有参与过多少战斗。将士中最能秉承海军英勇气概和精良航海技术传统的就是那些参与测绘的人。他们把科学探索变成了新的海军传统。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的远洋探险最能彰显出扎根于皇家海军军官身上的韧性和领导能力。
19世纪的远航科学探险展现了皇家海军在巅峰时期的实力。这既是不列颠国力鼎盛的标志，也有宣示威权以及其他很多功用，不过绘制地图是这些功用中最为重要的。地图是所有权的象征，而且部署战略战术都需要用到海图。最伟大的测绘者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上校的海洋生涯发端于1758年，他在圣劳伦斯湾（Gulf of St Lawrence）担任水道测量官，当时不列颠正与法国为争夺加拿大的控制权而交战。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威廉·欧文在布雷斯特（Brest）沿海学会了探测技术。对皇家海军而言，全世界海岸线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块区域。不列颠战舰正是从这里开展持续不断的巡逻，并将法国海军困在他们的大西洋港口中。比斯开（Biscayan）海滨礁石林立，风高浪急，还有潜藏的浅滩，乃险恶之处。自中世纪起，这里就一直是不列颠水手的成长之地。它也是维系不列颠全球霸权的一处战略要地。海军对每一处暗藏的锋利礁石以及迷宫一样的航道都极为熟稔，凭此将法国舰队死死封锁，毫无后顾之忧地畅行全世界。
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彻底结束以后，水文学家不再仅仅是军队的象征，他们也是军队的利器。测绘官和他们的船员需要接受战斗训练，驾驶的船多为炮艇。同时，他们在帝国疆域的边界处完成的本职任务亦有巡逻之用。他们打击奴隶贩子，驱逐海盗；不列颠贸易商和外交官在当地遭遇纠纷时依靠他们的帮助维持局面；他们还负责与当地的统治者签订协议。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格言。海军揭开了世界上神秘未知之处的面纱，开辟出地图上曾经空白的地方供贸易商进入。非洲和南美洲的测绘完成之后，远航队又被派往中国、日本、马来亚（Malaya）、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和婆罗洲（Borneo）。19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将被迫与西方世界通商。比如1841年，水道测绘官带领一支海军远征队沿长江溯流而上170英里。通过两种方式，海军测绘队伍使亚洲海域成为可以安全航行的地方：制作海图，并且把炮口对准海盗和几无还手之力的当地官员。水文学家成为贸易商、驻外领事和殖民者的先驱。
他们制作的海图成为海军献给世界的礼物：这些图没有被当作绝密信息保护起来，而是被公之于世，让所有贸易者和任何国家的战舰都能在海洋上安全航行。海军部还发布了非常宝贵的航行指南、灯塔列表和潮汐时间表。
绘制世界地图十分奢侈，只有对本土和海外安全形势都极为自信的国家才乐于做这样的事情。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皇家海军成为一支无人可撄其锋的世界性力量。原本守卫疆土、击败敌人所需的船舰和人手被派到了遥远的大洋和地球两极的冰封雪地。海军继续为本国贸易保驾护航——以前是以战争的形式，现在则是科学。
海军有能力把测绘官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于同样的原因它能够设立殖民地、用炮艇扩张本国贸易势力。它掌握全球影响力的唯一原因，就是不列颠已将1000年来无数折磨、困扰自身的海上威胁彻底征服。
为战胜自深海而来的危险而挣扎奋斗，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一史诗壮举。书中不仅有不列颠曾独霸海上的内容，同样也有霸主地位悲壮地消逝于20世纪的内容。本书将始终围绕这篇前言中所列的两条主旨展开。其一，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训练、战斗和传统的缓慢积累，皇家海军被磨炼成一架所向披靡的战争机器。其二，不列颠克服重重障碍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世界海事强国。长久以来，不列颠群岛上的诸王国一直都深受海洋之苦。对这些最后聚集为大不列颠的王国来说，它们在海上的卓越地位绝非不劳而获的。英格兰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一个财力贫弱的三流海洋国家。完全是靠无数政治上的努力，英格兰及之后的不列颠才得以打造出日后令全世界畏服的海军。这就是相比于绝大多数研究皇家海军全史的历史学家，我对其过往探寻得更深的原因。不了解皇家海军初期发展的历史，就无法全面感受海军在纳尔逊时代的不凡，无法真实了解我们今日的处境。
很少有国家像不列颠对皇家海军这样，对三军的某一军种如此热衷与眷恋。我们现代人应当细心体会海军曾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不列颠注定要统治海洋——其缘起已迷失于时间的迷雾之中——这一信念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其预言的情形才会实现。不列颠人的民族认同感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海上铸就的。如果脱离这个事实就很难理解不列颠的历史。
值得警醒的是，我们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自1945年起我们就丧失了海洋危机意识。在这个搭飞机旅行或乘车横穿英吉利海峡隧道的时代，我们对自己岛民身份的认同感也已消散殆尽。但是海洋终究会以自己的方式闯入我们国人的生活。
[1] P.Nichols，Evolution’s Captain：the tragic fate of Robert FitzRoy，the man who sailed Darwin around the world（2003），p.145
[2] Her/His Majesty’s Ships的缩写，意为“女王/国王陛下的船舰”。下文统一保留HMS，不再译出。——译者注
[3] R.D.Keynes，Charles Darwin’s Beagle Diary（Cambridge，1988），pp.9-10
[4] D.Cordingly，Billy Ruffian. The Bellerophon and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the biography of a ship of the line，1782-1836（2003），p.253
[5] 两个桅杆都配置横帆的双桅帆船。——译者注
[6] United States Ship的缩写，意为美国海军船舰。下文统一保留USS，不再译出。——译者注
鸣谢
近几十年中，英国海军历史方面的著作可谓千帆竞发。许多学者令我受惠良多，所以我诚挚希望《深蓝帝国》的读者也能有机会读一读他们的著述，以下仅列举一小部分以飨读者。关于17世纪末之前的早期海军历史，我推荐Kenneth Andrews、Bernard Capp、J.D.Davies、David Loades和Susan Rose。对于18世纪皇家海军的研究则推荐Jeremy Black、Daniel Baugh、Michael Duffy、Richard Harding、John Hattendorf和Brian Lavery，他们的成果提升了我们对该时期历史的了解。Sam Willis的新书《胜利时刻》（In the Hour of Victory）很值得一读，此书将大英图书馆馆藏资料中发现的大量重要信件呈现给人们，可惜我写作本书时此书尚未付梓，颇为遗憾。新近出版的一些关于纳尔逊的传记和专家研究成果推动纳尔逊研究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其中尤值一提的作者有Roger Knight、Colin White和John Sugden，其中John Sugden的两卷本传记更是无可取代的佳作。关于19世纪皇家海军，Andrew Lambert的一系列新作独领风骚。历史学家当中给海军研究带来彻底改变的人物自然要数N.A.M.Rodger，他的两卷本（很快将增为三卷本）不列颠海军史著作非常值得一看。
私人事务方面，我要极力感谢我的代理人Clare Conville，以及她的助手Alexander Cochran。感激Weidenfeld & Nicolson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尤其是Holly Harley、Jess Gulliver和Alan Samson的辛勤付出。编辑Bea Hemming的能力无可比拟。最后，这本书能够得以完成还少不了我母亲Marney和我的夫人Claire对我的爱护和支持。
不列颠地图，Matthew Paris 绘制，1250年。
“高克斯塔”号，藏于奥斯陆的挪威海盗船博物馆（Viking Ship Museum）。
1340年6月24日，斯鲁伊斯海战。和陆地上的战斗相似，海上的战斗非常野蛮、粗暴且简短，但海战的空间是有限的，还有坠船溺亡的风险。
“主恩亨利”号，也被称作“伟大的哈利”号。AnthonyRoll，1546年。这艘巨大的海上城堡是亨利八世海军的骄傲，也是他皇权的象征。
英格兰战舰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在格拉沃利讷附近鏖战，1588年7月28日。
皇家海军一次无情行动的后果。一条线上的12艘法国战舰被海军少将乔治·鲁克率领的袭击队点燃，1692年5月。
皇家海军的耻辱：1667年6月9～14日，荷兰人在入侵梅德韦行动后，驾着俘获的约克公爵詹姆斯亲王的旗舰“皇家查尔斯”号驶出查塔姆。
一艘正在与巴巴里海盗作战的英格兰护卫舰，1680年。17世纪晚期对地中海区域的海盗行动的征战促进了海军部转型。
历史上，没有几位军官像乔治·安森一样给皇家海军留下了如此持久的印记。他环游世界的经历被颂为传奇，1747年第一次菲尼斯特雷战役的胜利让他跻身伟大海军将领万神殿。安森的改革措施、管理上的才能、战术上的天赋对皇家海军在七年战争之后统治世界上所有海洋有很大助益。
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在成年之后就在皇家海军服役，服役时间为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初。他参与了多场海军最残酷的战事。从1689年至他因海难逝世的1707年，他指挥海军与法国人战斗，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英国的造船厂受到了全世界的艳羡，它与国家的自豪和海军力量的根源密切相关。1755年10月21日，在此处完工的HMS“剑桥”号从干船坞中漂出下水。HMS“皇家乔治”号正抛锚停在泰晤士河河面上。画作正中央正在建造的是安森最新的、舰载74门火炮的第三代战列舰之一。
追逐与杀戮：第一次菲尼斯特雷战役，1747年5月3日。这场击败法国人的大胜将海战的战火延伸到了大西洋。
理查德·豪勋爵。他是一位有缺点的天才，18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中，他为推动皇家海军改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基伯龙湾海战，1759年11月20日。它是皇家海军历史上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HMS“布朗斯维克”号正在和法国战舰“人民复仇者”号和“阿喀琉斯”号交战。极少有画作能捕捉到风帆时代即将开战时那种令人不安的战舰接近过程，桅杆和风帆的一片混乱，以及笼罩了整个场景的硝烟。
皇家海军最著名的HMS“胜利”号正驶离英吉利海峡。
Ⅰ 无主之海：至1603年
简介
载他的小艇最多也就小帆船那么大，但艇上配有8名桨手。乘船的人亲自掌舵，他29岁的年纪，不老也不年轻。973年的某个夏日，乘着游艇平稳笔直地在迪依河（Dee River）上下穿行，无疑是一大乐事。
这位乘客和舵手正是埃德加，他惬意地看着船员们划动船桨。其中一人是阿尔巴国王肯尼思（Kenneth），还有一人是曼恩群岛的国王马格纳斯·哈罗德森（Magnus Haroldson）。和他们一起干活的桨手分别是坎布里亚（Cumbria）国王马尔科姆（Malcolm）、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国王唐纳德（Donald）、格温内斯（Gwynedd）国王雅各·伊德沃尔·弗尔（Iago ab Idwal Foel）。这8个人要么是不列颠王国的国王，要么是这些王国的继承人。他们遵照埃德加的召集来到切斯特，许诺成为“他海上和陆地的盟友”，他们已经公开宣布承认他作为英格兰之王的最高统治者地位。当埃德加登岸后走向自己的王宫，他听到随行的侍臣们说“以后他的每一位继承人都能夸耀自己是英格兰之王，同时能够享有众多国王任其调遣的尊荣”。
埃德加之所以能让邻国统治者效忠自己，是因为他的舰队——这支舰队的实力投射范围远至赫布里底群岛，能守御不列颠的疆土安全。船舰是获得权力的关键。埃德加以“和平者”广为人知，不过和平是因为他对不列颠周围的海域毫无秩序状态的警惕。《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言：“之所以能在英格兰任意攫取，既不是因为舰队的荣耀，也不是因为主人有多么强大。”[1]为了维持这种夸耀，埃德加每年都会把舰队分为四支，分驻在海岸线附近，对不列颠形成环绕之势。
500年后，另一位年轻的英格兰国王也亲自指挥船舰。亨利八世异常喜爱巡视自己的战舰队伍，而且喜欢向外国显贵们炫耀这些战舰的大小、新式技术和火力，他希望这些人能将英格兰惊人的海防力量汇报给他们的君王。1514年6月，亨利宣布巨大无比的“主恩亨利”号（Henry Grace à Dieu）进入服役期，此舰是其极为心爱和骄傲之物。随同他一起参加典礼的有其他国家的使臣，这些国家有的想与英格兰结盟，有的想入侵这里。“主恩亨利”号的船体装饰得像一艘华丽的游艇。船帆用的是金色布料，船首斜桅的顶端是饰有一颗宝球和一顶王冠的金塔，装饰的彩带形制巨大，有56码长，至少有100面饰有圣乔治十字和都铎玫瑰的小旗在船桅上飘扬，随处都能看见富丽堂皇的绘画装饰。
这些伴随着喧嚣吵闹表演的船只不再仅仅是普通的木制笨重大船，或者像中世纪那样过时、没有贵族气质以致配不上真正的武士。亨利希望整个欧洲都知道，英国君王就是制海权的代名词。战舰为皇家之物，而国王则是海军的创立者，向其他邦国发号施令，并将权力投射至整个欧洲。为了更为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并提醒世人“主恩亨利”号不是一艘皇家小快艇，参观者们在下船登陆时获得舰上所有火炮齐鸣致敬的礼遇。
一年之后，亨利在外国使臣面前宣布一艘新战舰下水，典礼上他更进一步。“亨利的举止行动与领航员无异，”法国大使写道，“而且穿着金布织的水手大衣和裤子，脖子上挂着镌刻有‘我权天授’（Dieu et mon Droit）字样的金链子，链子上挂着哨子，他吹哨子的时候跟吹小号似的。”[2]
国家战舰，还有经受住暴风雨考验的领航员一般的君王，这些古老的寓意甚至能追溯到埃德加时代。那时，英格兰国王自诩守卫海洋是自身职责所在时也是如此。不过所有这些表演性行为的背后都有事实支撑。欧洲北方海域凶残野蛮，全无秩序，之后数百年也仍是这副样子。维护海上秩序折磨着每个君王。维系一支由战舰组成的舰队，引得敌人到海上交战，甚至于守卫海岸线和入海口，都超出了中世纪国家和初期现代化国家的能力。皇家海军被强加了许多建军之父——阿尔弗雷德大帝、理查一世、约翰、亨利七世或亨利八世，因人而异。确实，他们都可以宣称自己是海军之父，不过有一件事可能在探寻皇家海军起源时被遗忘了，那就是不列颠群岛史上制海权和王权的结合。
所以，当看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撰写者或者亨利八世的庆典在吹嘘守护海岸线的舰队、赋予海洋以秩序的君王的时候，我们得清楚，这是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期待，而非表述真实情况。埃德加的传奇、他的浩荡舰队以及他对不列颠海域宣示主权，其声响在之后数百年回响不绝，令无数国王和爱国者心驰神往。人们笃信，英格兰的国王们有统治海洋的天授之权，而且他们有义务以武力守护这项权利。查理一世尊崇埃德加，克伦威尔当着荷兰人的面宣扬埃德加的典型事迹：詹姆斯二世有一个短命的儿子名为埃德加。那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传说。在英格兰，王权紧紧地和海上控制权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它对于埃德加的继任者们而言是一种嘲讽，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躲在护城河后面的不列颠不仅并不安全，还会无法抵挡海上的入侵。不论对方只有一艘战舰还是拥有一支舰队，不列颠都是令其垂涎的目标。大海带来的是凶险，而非安宁。
北大西洋那片残酷世界难以平定，不过不久之后，在涉及此地的海盗冲突中，不列颠人会变得得心应手，甚至进而将自己那套独有的暴力模式散布到世界其他地方。
第1部分 岛屿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