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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自东而来，
苍茫的海域中寻找不列颠之土，
气势昂昂的雄军一路凯歌前进，
占领威尔士，继而征服不列颠。
——《布鲁南堡之役》（937年）
萨顿胡（Sutton Hoo）地处伊普斯维奇（Ipswich）附近，那里曾发掘出一顶面罩式礼仪头盔，这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不列颠历史文物。1939年它从墓葬遗址出土时就显现出不可估量的考古价值。遗址中掩埋着一艘船头高昂的巨型长船，约90英尺长的船身可容纳40名桨手。这艘颇具王者风范的大船虽然船骨都已不在，但其残体仍然给人以视觉冲击。船骨朽坏之处积满了泥沙，整体轮廓以及细微之处神秘异常，令人过目难忘。
头盔是从大船中一具构造特殊的木棺中发现的，棺中填满了君王才配享有的陪葬品：欧洲各地的钱币、东欧和地中海东部的各式金银珠宝、出自凯尔特人（Celtic）之手的碗、日耳曼人（Germanic）的号角式酒杯、装饰华丽的武器，其他的宝物更是不计其数。人们在发掘时没有发现尸骸，但土壤的分析结果显示似乎有人曾被葬于长船之中。
萨顿胡遗址中的船并非专为墓葬所建造。所有迹象都显示它品质精良，而且上面修补的痕迹表明它曾经服役。《贝奥武夫》（Beowulf）中人们所熟知的关于船葬的描写也因此变得真实可信：死去的国王躺在雄伟富丽的大船中央，四周塞满了生前的财宝和武器，他正驾船驶向永恒水域。只是萨顿胡长船并未像《贝奥武夫》中那样漂流而去，而是被升到了山岭上，在那里坐看德布登河（Debden）的潮起潮落。但两者的象征意义是一致的：这艘船会载着伟大君王以及他们的财宝驶向另一个世界。
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为雷德沃尔德（R?dwald）安排的，他是7世纪早期的东盎格鲁之王，雄霸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盟主。不仅仅是现代版图中的萨福克郡和埃塞克斯（Essex），几乎整个英格兰都在雷德沃尔德船队的兵力投射范围之内，这让他备受敬畏。
萨顿胡船葬表明，一个有着敏锐制海权意识的民族已经出现。早于雷德沃尔德两个世纪的日耳曼部落，亦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曾像9世纪的维京人一样乘坐长船从海上入侵不列颠，沿着同样的河流征服这片土地。
自古以来，滋生于德意志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海盗和劫掠者便以欧洲北部水域为盘踞之地。以海为生的日耳曼部落在莱茵河三角洲和北海海岸的沼泽湿地中神出鬼没，让罗马人不胜其扰。公元82年驻扎在不列颠的一支由乌斯比部落（Usipi tribe）组成的罗马军队发生叛乱。乌斯比人是熟练的水手。这些叛军偷走罗马人的三艘大船后绕着不列颠劫掠扫荡，最终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遇难沉没。此次环行是迄今所知的最早一次环不列颠航行。
3世纪，从莱茵河撤军导致罗马人在欧洲北部的势力一蹶不振，同时日耳曼海盗则变得日益猖獗。与此巧合的是，居住于北海海岸的众多部落因为水位上涨而颗粒无收。大约此时，便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及朱特人（Jutes）第一次以海盗的身份为世人所知。普林尼（Pliny）曾将居住于易北河（Elbe）与日德兰半岛之间的人称为撒克逊人，将来自今日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地区的人称为盎格鲁人，将日德兰半岛的人称为朱特人。随着海平面的上升以及罗马人势力的日益衰弱，他们迫切地想要开疆扩土。至4世纪中期，日耳曼人已开始频繁发动袭击，并为了争夺定居地而驱逐不列吞人。一个世纪后，盎格鲁-撒克逊人便掌控了整个英格兰。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在入侵过程中零零散散进入不列颠的。他们采取的套路是在频繁骚扰海岸后沿河而上发动突袭，继而开始定居并发展殖民地，最终建立统治政权。这样一套在北部水域形成的古老模式正是500年后的维京人所依循的做法。《夫君的音讯》（The Husband’s Message）中描绘了人们为寻找新的家园而坐船离乡的经历，这首诗是一名士兵给他妻子的信息，希望妻子追随他越过大海，到自己刚刚征服的领地与之团聚。
神啊，
迫于生计他驾船离乡，
孤身穿越汹涌巨浪，
行至陆上，奔波匆匆又惶惶，
征战杀伐彼处繁密河网。今日的他
已将昔日苦难踩在脚下；良驹珍藏，
亦无匮乏。王之女啊，他唯把你苦苦思量！
7世纪，雷德沃尔德正处鼎盛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开辟的众多王国中，百姓殷富，文教昌兴，贵族兴起。他们与欧洲大陆保持着贸易往来，并且基督教的传播越来越广。萨顿胡中的诸多发现便是这一繁盛之世的见证。
这场奢华庆典或许是海上霸主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后一缕绚烂余晖。到了后世，海战已经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阿尔弗雷德的年代距离雷德沃尔德离世已有200多年，昔日英勇的海上武士已无力与维京人抗衡。海上航行的诸多风俗和高超技艺都在他们定居英格兰后数世纪的承平岁月里被淡忘遗失了。
这片富裕祥和的土地让盎格鲁-撒克逊人备感自足安逸。筚路蓝缕，开疆扩土，他们在立邦定国后即视船舰为冗余而将之裁撤，任其腐朽。农家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对于四处流徙的武士极不可取，《海客》（The Seafarer）一诗（其写作时间最晚可追溯到10世纪）就提醒人们大海的残酷：
在陆地上安逸栖息的人，
怎会知晓，我如何在冰寒彻骨的海上挨过一冬，
背井离乡，凄惨惶恐，
举目无朋，冰川重重，
时而骤降冰雹。轰鸣涌动的海面，
除了惊涛怒吼，听不到一丝别的声息。
人们都想逃离大海的控制，最初正是这一点驱使着人们乘坐长船漂洋过海去拼杀。在阿尔弗雷德那个年代，许多到了英格兰的丹麦人拿船换了犁，而且有此意向的人还在不断增加。“异教徒大军”中占领诺森布里亚的那一支就是如此，当古斯鲁姆将目光投向威塞克斯时，他们却“忙于犁田耕地，并以此为生”。其他的维京人则因不列颠的地理位置而对其青睐有加：它恰好位于都柏林（Dublin）至约克郡（York）、塞特福德（Thetford），以及林肯（Lincoln）至莱茵河、斯堪的纳维亚、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基辅（Kiev）的市场之间畅通无阻的海上贸易网络之中。他们在连接大西洋地区与穆斯林所掌控的地中海和黑海区域的贸易中颇为活跃。
不列颠对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部落的流徙武士而言充满了诱惑。她没有受到海洋的保护，反而招来这片水域的掌控者们的垂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挪威维京人将兵锋指向塞特福德、苏格兰（Scotland）、赫布里底群岛（the Hebrides）、曼恩岛（Man）、爱尔兰（Ireland），并最终兵临英格兰西北海岸，而丹麦人有入侵爱尔兰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地利。在入侵与殖民不断上演的历史中，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似乎是一段短暂的和平期。没有哪个殖民者可以一劳永逸：渴望扩疆掠土的东方部族渡海而至，又一轮来自海上的侵略席卷了这片群岛。
这就是阿尔弗雷德退守阿塞尔纳岛时所面临的形势。他极其清楚祖父留给自己的海洋遗产，但也意识到此时海上四处潜伏的危机。
守卫英格兰不受海上侵袭的第一步是要确立一套由内而外的战略体系。在阿塞尔纳岛和遍布沼泽地的萨默塞特郡，阿尔弗雷德从他四散逃窜的臣民中集结起一支军队。古斯鲁姆和与其联盟的国王们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爱丁顿（Ethandun，亦即今日之Edington）之役中大败亏输，其后因为粮草不继，于切本哈姆俯首投降。古斯鲁姆改信基督并成为阿尔弗雷德的教子。威塞克斯和古斯鲁姆治下的东麦西亚（East Mercia）之间的边界线退回到利河（river Lea）和贝德福德（Bedford）西部的华特灵街（Watling Street）。阿尔弗雷德占领了伦敦和西麦西亚地区。无仗可打的维京人啸聚而去，在富勒姆（Fulham）的泰晤士河上组成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后前往佛兰德斯一带重燃战火。双方的命运彻底对调。毋庸置疑，正是阿尔弗雷德带领着自己的王国乃至整个英格兰成功抵御了维京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
此后阿尔弗雷德开始实施“纵深防御”[7]的战略。来自维京人的威胁已然缓和，但尚未完全消除。阿尔弗雷德取法查理曼大帝与维京人，在威塞克斯和麦西亚全境设立驻军城镇（又称“山丘堡垒”，burh）以期钳制维京人通过建造要塞来挟制周边区域的战术。此外，他还建造桥梁以及在桥梁两侧的河岸或者岛屿上设立双子式“山丘堡垒”以保卫河运畅通，泰晤士河作为首要防御目标，其沿线的伦敦、赛施岛、沃林福德（Wallingford）、牛津和克里克莱德（Cricklade）都配备了这样的防御系统；驻兵把守罗马人时期的旧制要道；升级港口的守卫力量；密切监视海岸线以阻止维京人的长船登陆。若有维京人出没，地面机动部队会派出步兵或者骑兵驰援这些营垒，使它们彼此呼应连通。
阿尔弗雷德治下的英格兰地区自此免遭劫掠之苦。“纵深防御”战略将维京人所倚仗的快速机动性吞噬殆尽，使其无法再在河道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另外，尽管听上去似乎不太合乎逻辑，但这些基于河陆的军事改革对英格兰海军的发展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
与维京人在海上开战风险巨大。盎格鲁-撒克逊人完全弃置战船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无法满足人们从事稳定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在“黑暗时代”[8]，以船为主体的战争极受侵略者而非防御者青睐。船对船的战斗只有在水面平静并且双方都有意交战时才可能发生。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其他地中海民族建造的，有高高的船舷并由船橹提供动力的船，可以紧贴敌方大舰且与其并排前行。这使得海上作战与陆地作战一般无二，用铁锚钩住敌船后登船，依旧以剑、矛等传统武器开始厮杀。以战船作为作战平台的战斗与陆地战斗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前者是一个空间狭窄的木结构平台，战斗人员极可能落水淹溺。
但是大西洋波涛汹涌的海面让这样的战斗根本无从进行。维京长船的作用在于它能利用自身出其不意、快速、隐蔽的特点带领战士向目标奔袭，其后则会被隐藏或者看护起来，而战斗都是发生在干燥的陆地上。用海军来对付这样的威胁是行不通的。从广袤无垠又危机四伏的海面上啸聚而至的维京人令任何一个国君都无法用严密巡逻的办法予以阻遏。一支防御性的海军在面对如此条件和战船时是无法有所作为的。
打破这种作战方式的唯一出路就是想办法让维京人无法发挥出灵活机动、神出鬼没以及猖獗凶残的特点，阿尔弗雷德进行防御改革时正是照此布局的。虽然无法在陆地或者水路上实施拦截，但可以把维京人的力量引向阵地战或者迫使其无法烧杀劫掠，此二者是维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阿尔弗雷德派兵卫戍诸如赛施岛等深处内陆之地的举措，没有正面抗击维京人的海上霸权却将之消弭于无形，从根本上打乱了他们的战术。
885年，维京人的一队人马进入肯特郡后包围了罗切斯特（Rochester），阿尔弗雷德率领他的常备军前去迎敌。尚未交战的维京人旋即返船驶离。此事大大彰显了新防御战略的功效。
阿尔弗雷德确有在海军方面建功立业的雄心。击退古斯鲁姆后，盎格鲁-撒克逊人治下的9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所面临的情形与数年前“异教徒大军”尚未攻入东安格利亚时大致相当：受到大量零星的骚扰，但还未出现统一组织的维京军队。881年，阿尔弗雷德在海上与4艘维京战船交战时摧毁了其中2艘。885年，他率领船队来到埃塞克斯的斯陶尔河（river Stour），击败了在丹麦边境遭遇的，一支约有16艘维京长船的船队，将敌船悉数收入囊中后他处死了船上的所有俘虏。但是他的船队在驶离河口时遭到一支大规模的维京船队拦截并被其击溃。
在这些战事中，阿尔弗雷德征战于英格兰各地以抗击侵略者，扮演着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不列颠共主”角色，表现出其根除维京之患的决心。正如我们先前所知，这是那些急于将手中所握之皇家船队示之于人的威塞克斯国王们的一贯作风。但阿尔弗雷德的征战并非不受限制。在出其不意地突袭河道或者是对抗小规模的维京人这样的有利状况下他还有力一战，可如果是在水面宽阔处遭遇大规模的维京船队，他将毫无还手之力。
抵御那些专事劫掠而非侵占疆土的小规模部队还是很容易的。但是，892年至893年，一支声势浩大的维京军队集结于威塞克斯和麦西亚。另外一支兵力更为雄厚的大军驻扎在肯特郡的阿普尔多尔（Appledore），共有250艘船，其余由成名宿将哈施泰因（Hastein）统率的80艘船的将士则在米尔顿（Milton）建筑防御工事，那里毗邻泰晤士河口的锡廷伯恩（Sittingbourne）。早在9世纪60年代，哈施泰因就已投身于维京人的对外扩张事业，主要活跃于佛兰德斯和法兰克等地，年轻时已在地中海立下赫赫凶威。到了90年代早期，他在法兰克接连几次遭遇逆转，战况失利。892年至893年，当维京人都像哈施泰因一般携妻提子渡海而来时，岛屿居民的心头升腾起强烈的不祥之感。
维京人此次倾巢出动不再是为了大肆劫掠，而是要攻占英格兰岛并实行全民迁徙。
英格兰岛再次暴露出一无可守的弱点。敌军如果从肯特郡登陆，威尔德峡谷（Weald）的大森林可为其上岸后的隐蔽之所，这片广袤的森林把英格兰岛东南角与岛上的守军完全隔绝开来。任何一处海岸线都有可能成为数百艘敌船突袭的目标，形势危急，与敌人谈判是阿尔弗雷德唯一的选择。岛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是否进行谈判并没有明确一致的态度，但阿尔弗雷德显然希望以教父的身份与教子哈施泰因达成和解并向其纳贡。然而这个打算纯属痴人说梦。
阿普尔多尔方面的维京兵力中，突袭和劫掠英格兰岛南部的那部分最终被阿尔弗雷德之子爱德华在萨里郡的法纳姆击溃。他们只得渡过泰晤士河移军至科恩河畔，其后又在索尼岛（Thorney Island）遭遇围困，也就是靠近今天的M4和M25两区的地方。而阿普尔多尔的其余维京支队则乘船至埃塞克斯海岸。他们在丹麦人的庇护之下，依托海岸线和河道针对威塞克斯展开大规模协同作战。面对停泊在威塞克斯沿海的470艘战船从东部和德文郡（Devon）发动的攻击，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兵马惶然不知所趋。
其后的战局走势表明，阿尔弗雷德率军西进只是徒然之举，维京人只要退回海上就能避开与阿尔弗雷德相遇，继而从容不迫地袭击其他地方。真正的战事发生在泰晤士河口和塞文河（river Severn）。伦敦人出城夺占了哈施泰因在本伏利特（Benfleet）的营地并俘虏了他的妻儿。移军他处的哈施泰因在舒伯里（Shoebury）建造了“山丘堡垒”，东安格利亚和诺森布里亚的维京兵士亦前来驰援。随后哈施泰因一路沿泰晤士河而上，入塞文河后继续行军，抵达威尔士浦（Welshpool）附近的巴廷顿（Buttington）。哈军被困此处后未能顺利突围，其残部逃回埃塞克斯，重整人马后又快速杀回，一路横跨英格兰岛，攻下了切斯特（Chester）。阿尔弗雷德派人捣毁了切斯特附近所有的储粮点——没有粮食，维京人就无法在此熬过寒冬——这一招不费吹灰之力就迫使对方狼狈撤退，经由丹麦法区逃回了舒伯里。
哈施泰因似乎曾试图在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缔造崭新的维京王国。进攻利河上游是他为实现这项丰功伟业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维军把大本营安置在赫特福德附近，阿尔弗雷德率军赶到后在里尔河的下游河段设立了双子式“山丘堡垒”与之对垒。战势逆转，维京人从进攻方变成了防守方，其后他们弃船陆行，撤退到塞文河畔的布里奇诺斯（Bridgnorth）。威武雄壮、煊赫一时的维京舰队仅剩下5艘大船，它们离开塞文河转战塞纳河。
这场艰苦漫长、波及甚广的战争吞噬了无数财富和生命，双方对峙了很久。通过设立常备军、筑防城镇、围堵河道等一整套成功的防御战略，阿尔弗雷德治下的英格兰让哈施泰因这样的雇佣兵望而却步，不敢造次。阿尔弗雷德在击退维京人后便着手推行保卫威塞克斯的新战略，并如其此前所言，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君主。他下令建造自己设计的新式长船，此船“比丹麦长船更为迅捷、牢固和高大”[9]。
显而易见，建造这些船的初衷是为了在海上作战——它们体型庞大，根本无法参与河流沿岸的战斗。其设计有一部分可能效仿了传统的地中海战船，这种船船身高，足以进行登船作战，体积大，足以震慑来敌。
896年，阿尔弗雷德建造的战船首次出战，于一处不知名的河口与正在进攻南部海岸的6艘维京战船交手。当时6艘维京战船中，用于运载士兵劫掠内地的3艘已经被拖上了岸，只剩另外3艘停泊在水面上。这3艘船发现英军船只后立马试图冲出河口，但只有1艘载着5名残兵的战船逃掉了，其他2艘均被缴获，船员被悉数处决。随后英军推船上岸，追击此前已经登陆的维京人。阿尔弗雷德在维京人登陆的那一侧河口布置了3艘战船，另外6艘则隐蔽在另一侧，准备猛扑敌军。试图登船的维京人与阿尔弗雷德的人马在河岸上展开一番激烈拼杀，最终英军损失62人，维京人损失120人。幸存的维京人在涨潮时使尽全力离港出海，逃之夭夭。
英国人只能待在他们的新式战船里眼睁睁看着维京人离开，因为阿尔弗雷德的船体积更大，要在潮水涨得更高时才能浮起来，而吃水浅的维京船早就逃之夭夭了。但最终是大海断了维京人的后路，他们的战船破损严重，船员十亡其九。有2艘走投无路的维京船停泊在了苏塞克斯（Sussex）的海岸，阿尔弗雷德下令将船上的人悉数绞杀。
阿尔弗雷德的船队似乎只能用于在河口和河湾处围困小群入侵者。其首战远远算不上胜利，因为相较于微薄的战绩，英军伤亡太多。新船因为体积太过庞大被困得动弹不得，才让维京人利用涨潮胜了一筹。对付维京人时，阿尔弗雷德战船的首要用途是在最短时间内把兵马运到战场。主要战斗都在陆地上进行，而水面上英军的任务则是对付数量较少的骨干船员，这些守船的人正等待同伴们带着战利品回来。
人们曾称阿尔弗雷德为海军之父，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他只是依照西撒克逊（West Saxon）君主们的一贯做法，像使用武库中众多其他武器一样使用船舰。这些船舰远非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海军。总之，作为防御和攻击的战争武器，船在“黑暗时代”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含义。阿尔弗雷德的功绩在于别的方面。在他治下，“英格兰”（England）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它联合众人抵御共同的敌人，而阿尔弗雷德让这种联合得以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