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英格兰之王在爱尔兰，继而在英格兰，后来又到了诺曼底；
如此频繁穿梭，他必是胁生双翼，而非乘着骏马或是舟船。
——路易七世如此形容亨利二世
如果英格兰继续走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海上帝国的路子，那么历史可能会完全变成另一番模样。而诺曼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把英格兰带向了迥异于此的另一个方向。
中世纪时，英格兰的海军实力于“忏悔者”爱德华和哈罗德在位时达到巅峰。而英格兰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海上力量，很大程度上和丹麦人有关。依凭自己所掌控的船舰，它拥有足以主宰不列颠群岛（the British Isles）的潜力，而且它的发展方向是建立自爱尔兰岛至波罗的海的海上通途。
结果它却被并入了另一个帝国的版图，一个并不依赖海上力量的帝国。诺曼底和法兰西无可摆脱的强大影响力，意味着像爱尔兰海这样的传统势力范围被忽视。这些区域被割让给不列颠群岛上新崛起的海上势力，他们与维京人、凯尔特人有着深厚的渊源：都柏林的维京人、曼恩岛、盖洛韦（Galloway）、苏格兰（Scottish）群岛和威尔士。
曾经，间或由英格兰称霸的不列颠，现在变成一盘散沙。实际上，威廉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海上防御模式：坚壁清野。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他在乡村派驻了军队，“将沿海的土地抛荒。这样，敌人就算登陆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掳掠到什么东西。”[14]
真正紧要的海域是英吉利海峡。两岸都处于诺曼人紧密掌控下的英吉利海峡，成了连接王国两片疆域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防守得固若金汤。横渡英吉利海峡成了早期的诺曼国王们管理朝政的常规活动。威廉在21年间曾17次穿行于英格兰岛和诺曼底。威廉二世13年间有10次，而亨利一世在35年间达到21次。此外，包括转移钱币、派发急件、传达宫廷谕令等日常事务也需要频繁渡过海峡。另外，有一艘名为“蛇舟”（esnecca）的皇船，它行动迅捷、时刻待命，在两岸间护送皇族成员以及他们的代表。在大量的皇家文献中，亨利一世都没有写下文件签署的地点，而写的是“运输中”（transitus）。
12世纪时，肆虐劫掠的维京人已成了历史，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内部纷争，以及由要塞和城堡组成的坚固的英格兰本土防御体系，祸患得以消除。到了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时，海面上已经是一片安宁和平。亨利的帝国也进入巅峰时期，他的疆域从北边的福斯湾（the Firth of Forth）一直延伸到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the Pyrenees），此外他还掌控着爱尔兰海、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the Bay of Biscay）。他成了基督教王国中最强大的国王。
海上的骚乱平息后，诸多港口又开始活跃起来。到了12世纪，伦敦古罗马港口的码头得以扩建和翻新，木制护岸延伸进河中，这样船上的货物可以直接卸载到岸上。12世纪末时，木头做的起吊机开始投入使用。其他的主要港口城镇，诸如金斯林（King’s Lynn）、南安普敦（Southampton）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也改进了码头、仓库和起吊机。当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在13世纪中叶绘制不列颠舆图时，图中用引人注目的蓝色条带标注的河流，已经不再是作战时的行军路线，而是贸易往来的通途大道。12世纪的人们见证了这片意义重大且持久长存的贸易网络的兴起，英格兰守护着这条连接了波罗的海和欧洲西南部的航线。
假以时日，这些新兴的航线将会改变欧洲南部海上战争的模式。自11世纪起发生在欧洲北部的航运革命是另一个影响海战进程的因素。在此之前，北欧唯一一种影响重大的船就是维京长船。它在远海和河流中有着极强的机动性。在欧洲北部海岸，就是相对来说经验没那么丰富的造船师也可以大批量制造这种船只。
其船体设计的核心是长而弯曲的龙骨，船体就是围绕着这根龙骨建造的。安装的第一块木板与龙骨长度相等，其后的木板也是如此。这些木板一块挨着一块，相互之间重叠的边缘用铁制弯头钉固定到位。现在绝大部分的日用桨船仍旧是按照这个方法建造的。船体上长度相同的弯曲木板一排排交叠着，十分醒目。
人们将这种船称为“鱼鳞式”（clinker-built）大船。它以善于抵挡北方的风和海浪而著称。而在风平浪静的地中海（Mediterranean），人们先建造船的骨架，然后依着骨架安装木板，构成船体。这种船与鱼鳞船的样式迥然相异，因此船体两侧也更平坦光滑。它们体积更大，更易操作，却无法像鱼鳞船一样承受大西洋的惊涛巨浪。人们将这种船称为“轻快帆船”（carvel ships）。
在北方海域广为使用的维京式船只，体轻、速度快、适应性强。乘坐它的迁徙者和战士们可以远航至格陵兰岛（Greenland）和纽芬兰岛（Newfoundland），以及地中海和黑海（the Black Sea）。但是这种船也有缺陷，它在风中航行时性能不佳，而且船舱内的空间十分有限。这导致维京人十分青睐贵重又轻便的货品。到了大型运输盛行的年代，维京船暴露出明显的弊端。
自9世纪开始，弗里斯兰（Frisian）的船匠们尝试制造一种维京船的变体——柯克船（the cog）。这种船保留了鱼鳞船的构造布局，但采用了平坦的船底和弧度更大的船体，使船舱容量得以扩充。到了13世纪，柯克船已经成为欧洲北部贸易和作战的主要船型。它的体积大大增加，货物装载量是最大的维京船的5倍。不仅每吨货物的运输成本下降，而且配备的船员规模也缩小了。船舶设计上的突破对转变欧洲经济发挥了作用，柯克船是为代表。
作为散货船，柯克船的优势在贸易往来繁盛的年代迅速凸显出来。作为战船，它又是革命性的。它预示着海战的时代即将来临。从船头到船尾都搭建起设有城垛和箭孔的木制城堡，桅杆上设有瞭望台，士兵们可以凭此向敌船的甲板上投射箭只、长矛、铁条等各类武器。这样的一艘大船为海上的攻防作战提供了平台，而维京长船则完全不能。高度起到了很大作用，近距离海战之激烈与险恶变得完全不同于往昔；容量也很关键，柯克船成为运送大型入侵军队及其马匹与补给的理想工具。
哈罗德之后，第一位把船作为主要战斗装备的国王乃是理查一世（Richard Ⅰ）。十字军东征时，在地中海看到的桨帆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自己欧洲帝国的途中，他察觉到法兰西正在复兴，法兰西国王有一颗开疆辟土的勃勃雄心。就在理查一世征战时，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e）和理查的弟弟约翰密谋勾结，对诺曼底发动进攻。进攻的第一阶段是入侵维克森（Vexin），此地毗邻蜿蜒的塞纳河谷，是法兰西与诺曼底的交界线。占据了这个地方，腓力就可以进攻诺曼底，一步步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染指英吉利海峡。
理查原本会倾其余生重建亨利二世缔造的伟大帝国，而战船是他整个战略的核心。但他与兴造大船的潮流背道而驰，又重新回归吃水浅、以帆桨为动力的船型。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当时他正在争夺塞纳河谷，尽管造价不菲、射程有限且船员众多，他的桨帆船却是最佳的进攻武器。理查对于把朴次茅斯（Portsmouth）建造成海军基地抱有独特兴趣。其意图很明显：连通英格兰南部海岸和塞纳河及其众多支流，深深揳入维克森，形成进攻通道。理查的船行动迅速，可以立即把人员运输到有需要的地方，为布置在敌方领地上的城堡和军队运送补给，此外还能运送钱币来引诱敌国有权势的人物。理查河道作战技术娴熟高超，不禁让人回想起昔日精于此道的维京人。
理查于1199年离世后，新任英格兰国王约翰（John）继承了数量庞大的桨帆船队。但是到了1204年，建造船队的初衷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腓力·奥古斯都已经取得超乎想象的进展，将约翰从父辈留给他的法兰西领土上驱逐出去，后者的领地仅剩加斯科涅（Gascony）和普瓦图（Poitou）两处。至此，英吉利海峡成了英格兰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隔海相望的敌人正虎视眈眈，掌控着大海对面漫长的海岸线和重要港口，其实力已足以占领英吉利海峡。这片海域又一次硝烟四起，陷入混乱动荡之中。
约翰之所以失去他在法兰西的领地，一部分原因是海陆联合行动的彻底失败，这项行动曾经在他哥哥理查手中大放异彩。地面部队和桨帆船的协同配合不尽如人意，对塞纳河谷的掌控丧失殆尽，随后就是帝国余境的分崩离析。约翰召集起船队，想要夺回失地。1205年2月下达的军令要求所有船只停驻在港口，以用于随后收复失地的作战。春天和夏天，舰队都集结在朴次茅斯、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特茅斯（Dartmouth）。将商用柯克船改造成战船的工程已经结束，装备这些船的人手也招募完毕。用于入侵作战的补给和海军储备都囤积在肯特郡。这些就是关于召集及装备皇家舰队的最早记录。这次的花费也极其惊人：朴次茅斯的行动耗费2222英镑19先令4便士，其他海军中队耗费1049英镑2先令6便士。但是这个作战计划在6月被取消了。
关于海军行政的现存最早记录也是从这次战事中幸存下来的。桨帆船队把钱都吸光了。统率船队的是皇家长官威廉姆·德·鲁特姆（William de Wrotham）。他是一位受人认可的管理者，此次负责监督桨帆船队的工事，以及20艘新造桨帆船和34艘其他船的调度。但是长期维持此等规模的军队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约翰拥有一支海军，但在如何使用这方面缺乏清晰的战略安排。桨帆船是劫掠和侦察的理想选择，却并不适合运送大批的入侵军队。那种任务应当选择装载空间充裕的柯克船。结果，约翰把本应用于进攻的军队用在了防守上。
1026年，约翰在英格兰沿海驻扎了51艘桨帆船。近几年并没有入侵诺曼底的战事，这些桨帆船和其他船只是用来对付威尔士和爱尔兰的。随着约翰对英格兰越发严密的控制，以及用税收压榨自己的子民，桨帆船还逐渐被应用在海关事务上。当下，英吉利海峡南岸落入敌手，英格兰在众多海域的权威也开始分崩离析。海盗卷土重来。
新一代海盗中排在前列的，是身份神秘而又嗜血残忍的海军指挥官——“僧侣”尤斯塔斯（Eustace the Monk）。当时，流传的关于他的事迹，可能像罗宾汉（Robin Hood）一般富有浪漫色彩。他的父亲博杜安·巴斯凯特（Baudoin Busket）是布伦（Boulogne）附近地区的贵族。尤斯塔斯曾赴托莱多（Toledo）学习黑魔法，回来后在邻近加来（Calais）的寺庙里当了一名僧侣。1190年前后，他为报杀父之仇而离开，投身布伦伯爵雷诺·德·达马尔坦（Renaud de Dammartin）麾下效力，结果却跟自己的领主闹翻了。他和一帮绿林草莽隐匿在森林之中，上演了一系列捉弄雷诺的把戏。
总之，流传的故事是这么说的。可以确定的是，1025年他正听命于英王约翰，统领着30艘船防守海峡群岛（the Channel Islands）[15]，抵御腓力二世。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压榨通过英吉利海峡的商船。他为人险恶而又干练，为英吉利海峡的商人和渔民所痛恨，却也因劫掠和破坏法兰西海运而备受青睐。和众多以海为生的人一样，他从混乱局势中获利颇丰。
然而，尤斯塔斯生性善变。1215年，是约翰的“不利流年”（annus horribilis），他被迫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就在这时，“僧侣”尤斯塔斯摇身一变，加入了实力更为强大的腓力·奥古斯都的海军。经历了约翰在任时的苛捐杂税和国威蒙羞，英格兰陷入一片混乱。
法兰西在13世纪初还毫无海军力量，到1213年已经拥有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水师。这支大军兵锋直指佛兰德斯和英格兰。与此同时，约翰业已集结起自己的船队，经由佛兰德斯进攻法兰西。人手和船只先在多佛（Dover）会合，随后分成三支，一支在多佛待命，一支向法弗舍姆（Faversham）进发，还有一支进军伊普斯维奇。另一边，前往佛兰德斯海岸的腓力舰队声势浩大，正在攻打伊普尔（Ypres）、卡塞尔（Cassel）和布鲁日（Bruges）。在劫掠最后一处时，腓力把自己的船留在茨文河（Zwyn）河口的达默港（Damme）。一支撞了大运的英格兰船队碰上了这些毫无防守的船。当英格兰人终于停手时，“似乎整个海面都着火了”。
英格兰水师罕见地取得了胜利。腓力的船队损毁殆尽，极少数幸存者也是散落四处。但无论海上胜利与否，真正决定性的战役还是在陆地上。在布汶（Bouvines），约翰不敌腓力，大败亏输。1216年，新的法兰西水师集结成军，并交由“僧侣”尤斯塔斯统领。这个时候，约翰的所作所为引发封臣的极大不满，其暴虐的政策、军事上的惨败以及对《大宪章》的无视，迫使他们奋起反击。在他们看来，来自法兰西的征服者要胜于暴君约翰一筹，于是他们邀请腓力·奥古斯都的儿子和继承人路易（Louis）一同废黜约翰。
起初，看局势似乎是约翰会胜出。他的水师——用严苛赋税压榨而来，是整个英格兰的财富——依旧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此外他还取得了佛兰德斯的海上支持。但是英格兰的天气成了阻碍。他最重要的盟友自佛兰德斯而来，途中在丹维奇（Dunwich）沿海遭遇海难，约翰自己的船队也被风暴吹散。
自此，通往英格兰的大门四敞大开。12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将肯特郡和苏塞克斯的五个至关重要的沿海城镇称作“五港同盟”（Cinque Ports）：三明治、多佛、海斯（Hythe）、新罗姆尼（New Romney）和黑斯廷斯（Hastings），它们是国家海防的核心。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16]诏令这些地方提供船只侍奉皇室，作为回报，它们可以获得减税优惠以及周围海域的管制权。此时的“五港同盟”已经叛投路易和造反的封臣们。尤斯塔斯的船队在扩员增制后，受命封锁自南安普敦至沃什湾（the Wash）一带的英格兰港口。噩梦自此上演：又一个有潜力掌控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的君主出现了。
封臣们在反抗约翰的斗争中，两害取其轻，投靠了法兰西人。可是法国人的援助很快就变成了入侵。1216年约翰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亨利三世（Henry Ⅲ），封臣们之前所遇到的问题自此结束。与一个法国国王相比，这个九岁的男孩自然是更好的选择，而保皇派主力威廉姆·马歇尔（William Marshal）也成功让大多数封臣重新听命于他们世代效忠的君主。最为重要的是，他促使亨利三世接受《大宪章》。可是此前在约翰当政的艰难时期，路易已经受封为国王，他此时毫无离开英格兰之意。
王国半壁以上的江山都在路易的手中，他还能从法兰西招来援军。但是多佛城堡（the Dover Castle）还没有落入他的囊中。休伯特·德·伯格（Hubert de Burgh）是城堡的守卫者，他将城堡称作“英格兰生死存亡之所在”，此言恰如其分。城堡在伯格的防守下抵挡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1217年，路易在林肯吃了败仗。返回伦敦后，他向法兰西召集援军。
1217年的春天，英格兰保皇派为了夺回“五港同盟”，艰苦拼杀。这些港口之所以投靠路易，是因为受到约翰的残酷压迫——他们认为已经到了被奴役的地步。但是，对压榨自己来往海运的“僧侣”尤斯塔斯，他们也不见得有多青睐。几番变换之后，“五港同盟”选择效忠亨利三世。
与此同时，尤斯塔斯正在筹备一支船队为身处伦敦的路易运送援军、攻城器械、金钱和物资。8月24日，船队从多佛启碇。据称，当时有一支英格兰的战船中队避而不出，拒绝和实力雄强的尤斯塔斯水师交锋，但是另一支由休伯特·德·伯格统领的中队从三明治驶出，冲到了法国人的前面。路易的手下发现，对方船上无人披挂。尤斯塔斯宣称，“他明白这些可怜虫的心思是想要夺下加来，但是那里早就被打造得固若金汤”。看着英格兰水手们擦肩驶过时，法国人大肆讥笑。可就在堪堪经过之后，处在上风位的英格兰战船立马掉转方向，回过头来对付法国人。
此种战术——这是它应用于帆行战船对战的最早记录——叫作“抢占上风位”（take/seize the weather gage）。英军控制住了有利位置，有风向优势，逼迫法军要么掉转方向夺回上风位，要么一直被英军紧追不放。
尤斯塔斯应当是想加紧航行到伦敦，但是他的船上装载着笨重的攻城弹射器（一架抛石机），这是个大累赘，没过多久英军就赶了上来，尤斯塔斯别无选择，只得一战。但是他的船比英军的柯克船小。英军凭借高度上的优势，居高临下用十字弩射击并发射其他利器。据说英军还利用上风向的位置泼洒石灰粉，想弄瞎法国人。后来，英军靠近敌船，卸其船帆，斩其桅杆，法军一下子成了“瓮中之鳖”，随后英军登了船。
当时的混乱场景想必是血肉横飞、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残破的索具、帆布、桅杆和拼杀的人。英军下手毫不留情，当场就把对手杀死。英军靠着卓越的战术、天赐的好运以及比敌人更大的船只，俘获了大半的路易水师。尤斯塔斯乘坐旗舰遁出重围，载着他的重要货物——抛石机——继续驶往伦敦，但是英军一直紧追不舍。为了让剩下的船能够抵达路易那里，尤斯塔斯在三明治沿海顶风停船。共有15艘法兰西船逃出生天，但其中一些船因为在两次交战中严重受损，最终还是沉没了。而尤斯塔斯的船被4艘英格兰大船团团围住。混战之中，为了击退进攻的人，他甚至手持船桨对敌。许多勇士为了免遭落入英军之手的厄运而纷纷跳海，此时尤斯塔斯则偷偷躲起来，爬进船舱夹层之中。
登船部队最终还是找到了躲在船底舱的尤斯塔斯。他企图用贿赂的手段逃出囹圄，可是彼时英格兰的航海者们已对他深恶痛绝。有两个选择摆在他面前，要么在他自己船的舷墙上，要么是在抛石机上被斩首。“他两个都不想选，但最终还是被砍了头。”
路易已经无力再继续战斗下去，只得放弃他对英格兰的雄心壮志。“多佛之役”对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海上获得了两场重大胜利，没过多久，英格兰还是失去了对海洋的掌控。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有强盛的海军，不能压制包括海盗在内的任何外部威胁，那么制海权只会是迅速凋谢的昙花。
现实是英格兰无力承担维护海军的花销。这就导致了英格兰岛周遭的海域动荡不安，不受控制。1224年，约翰的儿子和继位者亨利三世被法兰西夺去了拉罗谢尔（La Rochelle）。由亨利二世建立的欧洲大陆帝国，此时的边境线已经退缩至加斯科涅（Gascony），离这一动荡水域非常遥远。
英格兰在海上被列强环伺。整整一个多世纪后，第一次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势力活跃在不列颠海域。13世纪20年代，挪威人大举入侵，旨在维系他们对曼恩岛和西部诸岛（the Western Isles）的所有权。加洛韦（Galloway）勋爵艾伦（Alan）拉起一支200艘船的船队，雄心勃勃地想要打造一个海上帝国，疆域自苏格兰西部（Western Scotland）延伸至北爱尔兰（Ulster），但这一尝试失败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也觊觎着这片岛屿，他在1249年“对自己的手下明确宣布，要让索伦德海（Solunder sea）以西全部都听挪威君王的号令，否则誓不班师回朝”。亚历山大后来死于此次海上入侵的战事，而挪威保住了自己的海上王国。
英格兰则正相反，它已经算不上海上强国。13世纪，英格兰王国国土沦丧，往昔帝国消解，可谓愁云惨淡，封臣们更是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欧洲西部新崛起的法兰西，隐然要成为这片海域的新主。
第2部分 酒和羊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