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易主，法国危亡
——杰克·凯德（Jack Cade），1450年
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为航海大国。多佛和加来仅有咫尺之隔，其间往来的货物价值不菲。这片海域虽然狭小，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倘若英格兰能把它收入囊中，则其他的一切将手到擒来。以切断贸易往来作为要挟，英格兰将实现对欧洲事务的掌控。有了这个筹码，整个本土的海岸线在防务方面都有了保障，四面环绕的汪洋将不再是噩梦，而是“英格兰之屏障”。
15世纪30年代后期，诗文《英格兰国策简论》（The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即The Little Book of English Policy）中出现了上述论点。其中有一番对英格兰的展望，视其为雄踞汪洋的海事大国。其作者之所以在简论中提出如此言论，是因为他离英格兰称霸海上的年代尚不久远。15世纪头10年里，亨利五世的“巨舰”支配着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那是当时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海军之一。
中世纪最强悍的北方战船要数亨利那艘1400吨的“上帝恩典”号（Grace Dieu）。《英格兰国策简论》成书时，此船已经在南安普敦附近的汉布尔河（river Hamble）河滩中闲置了近20年。1439年，一场大火把这艘船烧得只剩水面以下的部分。退潮的时候，人们还能看到火灾后它残存下来的船骨，黯然见证着昔日之隆盛。亨利五世的其他船舰要么被抛置于河岸任其朽坏，要么停驻不出。英格兰似乎也与这些船舰走着同样的轨迹，不复往日巅峰实力，又一次陷入贫弱之中，四分五裂，受尽屈辱。
亨利五世的船队有36艘船。他继承王位时的情形并不理想。理查二世（1377年至1399年在位）在位晚期，对航船颇有兴趣，共计有4艘新造的大船投入使用。1399年，亨利四世从理查手中获得王位，他试图寻找弥补英格兰海上力量的缺陷。他在位时正值海上一片混乱之时。他尝试补救，但从很多方面来说，补救措施比混乱本身带来了更坏的结果。
亨利四世向个体颁发特许状（granted licences to individnals），准许众人“对国王的敌人痛下杀手”。这些航海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海盗，但是他们对这个命令自有一番通融的理解，并且在执行过程中牟取了极大的利益。
普尔的哈利·佩伊（Harry Pay of Poole）就是执行命令的人之一，1405年时他正身处法国沿海的一场海战之中。他十分主动地攻击了亨利的敌人，获利颇丰。他洗劫毕尔巴鄂（Bilbao）的铁器贸易，掠夺卡斯蒂利亚（Castile）北部海岸的希洪（Gijón），偷盗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圣玛丽教堂中的十字架并劫掠所见之西班牙船只。英格兰因此陷入与低地国家以及汉萨同盟的纷争之中，后者的航船都遭到了英国水手的偷盗和劫掠。佩罗·尼诺（Pero Ni?o）[29]是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三世的兄弟，他受命镇压海盗活动，臭名昭著的普尔的“阿里佩”（Arripay of Poole）就是他的目标之一。这项职权让尼诺大获其利。15世纪的头几年，他劫掠南部海岸，并攻击海上的英格兰航船。
像尼诺和佩伊这样的人，不仅有地位，还有国家赋予的权威。那些获得特许状可以在海上开战的航海者们，尽管身份可能卑贱，但在“守卫汪洋”的行动中还是很分得清敌友的。乔叟在书中这样描绘一位船长：“心中良知，非其所有。”海盗猖獗之时，贸易活动却遭了殃。
威廉·索珀（William Soper）在这个多事之秋发了财。他初到南安普敦时是一个学徒，像两个世纪前的沃尔特·勒弗莱明一样，靠从事贸易和担任城市公职人员发家致富。南安普敦是意大利船只停靠的主要港口，而索珀和地中海商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为他们充当中间人。1412年，他和意大利人的关系因为海盗活动而破裂，索珀开始自己南下经商。同时他还为国王出力，在1413年——这一年亨利五世登基——成为南安普敦的议员并且为国库征收关税和羊毛津贴。年末时，他与别人合营的航船俘获了卡斯蒂利亚人的一艘巨大的克拉克帆船（carrack）——“圣克拉拉”号（Santa Clara）。
卡斯蒂利亚人怒不可遏，称他们有国王签发的安全通行证。索珀的行为似乎太过火了。为免受责罚，他做了一个交易，返还了“圣克拉拉”号上的皇室旗帜、盔甲、武器和船员，扣下了船和货物。当时是国王出手帮索珀解决了麻烦，现在轮到索珀还这个人情了。改装后的“圣克拉拉”号设双桅杆，吨位740吨，成了一艘皇家战舰，更名为“圣灵远航”号（Holighost de la Tour）。此时开始索珀算是皇家船舰制造与管理的核心人物了。国王从经验丰富的托运人身上获益，索珀也因自己的侍奉获得了相应回报。
此事标志着以新型航船打造的皇家船队开始成形。15世纪初，船只在设计上有了突破，这一次依旧肇始于热那亚人。他们的克拉克帆船融合了地中海船和北欧船两种船的设计，以地中海造船技术中的骨架法和平铺式船板的建造结构，重新扩建汉萨同盟的柯克船。船帆的设置以南北两地的传统为基础。船上的两根或三根桅杆，采用北方航船的方形横帆和南方的三角纵帆，几百年来地中海的桨帆船都靠此三角纵帆航行。多样式混合的船帆设计使得克拉克帆船在任何风向中都可以航行，且更易于操控。克拉克帆船的装载量十分大，中世纪时可以容纳2000吨货物。就是这样一艘巨舰载着贵重货物从中东驶往北欧。
“可怕、宏伟且敦实”：15世纪的克拉克帆船
这种称作“全帆装船”的克拉克船在欧洲中世纪最为瞩目发明中名列前茅。它所带来的变革几乎波及了所有领域——贸易、战争、探险，直到对那些尚未被人们发现的世界的统治。
光是它的体积就让看到它的敌人惊骇不已。从高耸的克拉克帆船上可以俯视其他船舰，而且它的船头尤为硕大。《英格兰国策简论》的作者这样形容克拉克帆船：“可怕、宏伟且敦实。”（orrible，grete and stoute）它的体积和高度提供了绝佳优势，可以自上而下猛烈射击那些比它矮小的船舰。作为首艘可以装载足够储备进行远航的远洋船，它让贸易和探险两个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它的缺陷在于只能在深港中停泊。南安普敦是英格兰诸港中的首选，像威廉·索珀这样经营贵重商品买卖的生意人都在这里进行贸易活动。索珀被选去重组皇家船队毫不奇怪。如果亨利五世想要掌控英吉利海峡并入侵法国，必定不能在船舰装备方面太逊于外国船，因为法国人再次和热那亚结盟，这意味着亨利的船舰和人马很有可能会和对方的庞然巨舰交锋。索珀奉命为亨利建造“巨舰”。这批航船专为作战而设计，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威廉·卡顿（William Catton）是负责组建新船队的主要人物，他自1413年7月起掌管国王的船舰。[30]当索珀把“圣克拉拉”号改造为一艘巨舰时，卡顿正将旧船“三一远航”号（Trinity de la Tour）改建为“三一皇室”号（Trinity Royal），其吨位为540吨。皇家船队的另一种重要船型是巴林杰船（ballinger）。这种船最初是比斯开的捕鲸船。船体结实，易于操控，靠船桨和单独的方形横帆航行，装载量从20吨到120吨不等。巴林杰船作为大船的随行船只，担负巡逻、护卫和运送士兵等职责。这些船的建造和修缮由在温切尔西的卡顿和在南安普敦的索珀负责监督。所有船的着色都鲜艳明亮，饰有盾形纹章和宗教符号。
亨利五世对海上力量的运用理解得十分透彻。1415年，他征收了1500艘商船（其中绝大部分是外国人所有，这也是英格兰海上力量在14～15世纪衰落的佐证），并率领船队在阿尔弗勒尔登陆，开始入侵法国。这一年他取得了流芳后世的阿金库尔（Agincourt）大捷。1416年，法国人出兵英吉利海峡，试图扳回局面。英格兰人仰赖的是对海面的主宰和对法国港口的封锁。亨利想要征服法国，必须有阿尔弗勒尔这样的地方作为基地。
1416年，法国人占据上风。他们的热那亚盟军有8艘克拉克船和一支桨帆船队，乔安尼·德·格里马尔迪（Gioanni de’ Grimaldi）为统帅。船队劫掠了英格兰南部海岸，还主动出击，试图以切断英军补给的方式夺回阿尔弗勒尔。8月，亨利的弟弟贝德福德公爵已经统领了一支300艘船的船队，其中包括索珀新近建成的“圣灵远航”号。
英格兰人运气不错。格里马尔迪在袭击英格兰护送红酒的护航队时阵亡，于是桨帆船队开始撤退。一支西班牙中队被贝德福德公爵船队的浩大声势吓得临阵脱逃了。法国舰队躲在翁弗勒尔（Honfleur）不敢出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有3艘克拉克帆船被体量更小的英格兰船舰俘获，另外1艘搁浅，英军还击沉了1艘德国旧船，其余热那亚船舰均被迫逃离战场。当时，克拉克帆船似乎是在退潮时被困住了，遭到体量比它小的英军船舰连番攻击，直至英军登船。与克拉克帆船对阵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有一次，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同时也是加来的船长，率领6艘巴林杰船和1500人与1艘62人的克拉克帆船作战。巴林杰船的速度和克拉克帆船不相上下，但是每次他们想要升梯登船的时候，都被这艘巨舰上射下的箭矢逼退了。
但是贝德福德公爵带领的英军战胜了克拉克帆船。英军士兵一次次奋力升梯，攀上高高耸立的巨舰，想必他们都是拼死一战。这些努力完全是值得的。被缴获的船只有着极大的价值，对英格兰人而言，新添3艘货真价实的地中海克拉克帆船可谓战果颇丰。
1417年，由亨利的巨型战舰和商船组成的3支中队巡行海上。他们俘获了4艘克拉克帆船以及数艘卡斯蒂利亚人的船。接下来的数年内，海上巡行仍在继续，海军协助了亨利侵占诺曼底的行动。与此同时，船舰的建造也在继续。1417年，硕大无朋的“耶稣”号（Jesus，吨位1000吨）开始服役。此时，英格兰的海军实力已经超越欧洲其他国家，英吉利海峡被其完全掌控。1418年，索珀的杰作“上帝恩典”号（Grace Dieu）首次下水。
这是亨利五世诸艘巨舰中最为庞大的一艘，它的残骸显示这艘船是在匆忙赶工中建成的。有些铺板和肋板的做工颇为粗糙，建造者显然没打算精心修饰船的外观。船体刷了薄薄一层鲜艳的油漆，就外观设计而言是一大败笔。船体十分巨大，共计砍伐了2735棵橡树、1145棵山毛榉、14棵水曲柳和12棵榆树来制作。船内可载250人和3门加农炮。船头高于吃水线50英尺，遇到小型船舰时，弓箭手可以利用这块又高又阔大的平台，给敌人施以凌空重击。船体长218英尺，宽50英尺，其体量足以媲美HMS“胜利”号战舰（Victory），是“玛丽玫瑰”号的两倍大。克拉克帆船由平铺法钉造，但“上帝恩典”号仍保留了鱼鳞式重叠搭造法。船身材料是三层式设计——长铁铆钉将三块木板钉在一起，木板之间填充焦油和苔藓，这样做出来的船身厚实、牢固且防水。1416年至1418年，参与建造的船工和木匠在船体设计上做了一番探索，把北方造船法中的船体结构应用到热那亚船上。其中想必有过诸多尝试和失败，这便可以解释为何船骨上会有做工粗陋之痕迹。
在当时，“上帝恩典”号被誉为欧洲历史上最雄伟的船之一。可问题是，1420年“上帝恩典”号投入使用时，建造这艘船的初衷已显得无关紧要了。英格兰已经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卡斯蒂利亚人也不再是法国人的盟友。依据那年签署的《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亨利的后嗣将接替查理六世（Charles Ⅵ）成为法国国王。“上帝恩典”号成了提示外邦人的一面旗帜，彰显英格兰拥有称霸海洋的技术和政治决心。
1422年亨利去世的时候，他的船归其私人而非皇家海军所有。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出售以偿还亨利的债务。4艘巨舰停驻在汉布尔河。闲置了几年后，它们又被搁置在伯斯尔登港（Bursledon）附近布满淤泥的泊位中。看似它们日后还会投入使用，但如果真是这样打算，那就过于乐观了——它们日渐腐朽，直至化为乌有。1430年，威廉·索珀号令整个海军，他在“上帝恩典”号上设宴款待佛罗伦萨商船船队的指挥官。“上帝恩典”号的体量、构造和美观程度，让这位第一次领略如此情景的贵客大开眼界。此番由衷的赞赏出自15世纪的意大利人之口，实属难得。
1439年，“上帝恩典”号被雷电击中，整艘船在水面以上的部分都被烧得精光，自此，亨利五世留下的海军所剩无几。3年后威廉·索珀退休的时候，他手中已经无船可用。
亨利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后不久，又继承了法国的王位，当时他尚且年幼，还未成年。政府出现财政困难，议会制定的军事战略中有一部分是针对法国领土的，这一行动得到勃艮第人的支持。到了15世纪30年代，勃艮第人与英格兰反目。1436年，勃艮第的菲利普·勒邦（Philip le Bon）组建起一支由公爵船和商船组成的船队，打算拿下加来，后来这个计划因海上的风暴而未能实现。一个接一个的港口被法国人夺回。海事力量的整体衰弱导致了英格兰的军事失利。要经营位于法国的领地，以及拥有与勃艮第之间的外交筹码，这些都离不开对海洋的控制权。加斯科涅地区的形势又一次严峻起来，其与英格兰之间的补给线受到了威胁。1449年，法国夺回了鲁昂。到1452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法国攻占了加斯科涅。加来成了昔日帝国仅存的硕果。国王的债务是海军头号大敌，英吉利海峡正是因此脱离了英格兰的掌控。
国王又一次批准私人进行的“守卫汪洋”行动。1436年，来自众多英格兰港口的30艘私人船舰组成了一支独立的船队，并选出了两名队长。不过此类缔结契约的方式并没有多大作用。一是成本高昂，二是存在风险，那帮配备武装的商人会利用职务谋取私利，威胁海上形势。自从勃艮第人关闭了经营英格兰羊毛的集市后，合法贸易被迫中止，上述风险就尤为突出。1442年，国王被迫将海上控制权移交议会。从3月到11月，由驳船和巴林杰船组成的共计8艘船的船队一直在海上巡逻，不过那只是虚张声势。当时英格兰海事力量正处于最低谷，这算是一个合理的方案，但是运行成本太高，因此，国王又一次给那些蠢蠢欲动的私人群体签发许可证。
亨利五世在位时海盗活动销声匿迹。到了他儿子的时候，海盗活动又汹涌而归。罗伯特·温宁顿（Robert Wenyngton）曾是达特茅斯的镇长，也参加了国王的“守卫汪洋”行动。席卷海运航线的私人战事几乎永不停歇，但像他这样的商人有足够的资本不受侵害。1449年，他俘获了两艘船，它们正从佛兰德斯向布雷斯特返航。布雷斯特人拉起一支带有巨舰的船队，船上搭载了3000人。温宁顿准备正面迎敌，结果却偶然遇上了130艘运盐的大船，它们从布尔讷夫（Bourgneuf）出发，正在返航途中。其中很多船是汉萨同盟的。温宁顿命令他们降下旗帜，以示承认英格兰是汪洋之主。而汉萨同盟的将官拒不接受。温宁顿“以英王的名义命令他们降帆，他们的回应却极为无礼”。[31]于是温宁顿下令攻击。
汉萨同盟的将官不以为意，因为英军船舰实在太少了。但是温宁顿占了上风位，他命令船舰“驶过”，也就是撞击对方商船。此举虽然疯狂，但是奏效了。运盐船队因不敢冒险攻击而选择投降，似乎笃信会有比温宁顿更理智的大人物把他们放了。据温宁顿的说法，他之所以抓捕这些汉萨同盟的船，是因为后者率先开火。这些船被护送到怀恩岛，随后沿泰晤士河到达伦敦；船上的盐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所有能用上的地方都被填满了，甚至包括一座王宫。
温宁顿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职责范围，只是盐太宝贵了。汉萨同盟靠咸鱼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现在存贮咸鱼的材料突然变得匮乏起来。英格兰商人很不待见汉萨同盟。德国市民在英格兰享有十分宽松的经商许可和特权，英格兰人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却从来享受不到互惠优待。温宁顿因此被视为英雄。而汉萨同盟为了惩罚英格兰，规定丹麦将不再向英格兰贸易商人开放，还实施了一系列针对英格兰商人的报复性措施。国王极力反对的声音或许对大局有利，但温宁顿的海盗活动让议员们获利颇丰。
这就是英格兰人在守卫海洋方面的作为，他们对海洋的掌控也就到这种程度。英格兰不但没能够维护海面秩序，反而最贪得无厌，对海上贸易的破坏最为严重。不仅是一些不入流的海盗私自劫掠，更有庙堂之上者罔顾王法，对守卫海洋行动颇有兴趣。
1458年，其时沃里克伯爵正担任加来首领，18艘从汉萨同盟的吕贝克（Lübeck）来的船因为没有向英国国旗致礼示意被他扣了下来。[32]随着帝国的崩塌以及亨利六世的精神病病情不断加重，国内渐渐号令不行，乱象丛生。沃里克伯爵在掌管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期间的所作所为正体现了这一情形。理查德·内维尔（Richard Neville），亦即第十六代沃里克伯爵，袭击汉萨同盟的船舰时正值30岁。他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地主，对国王和摄理国政的人心怀怨怼——内维尔原本可以顺利继承广袤的领地，结果却被他们坏了好事。他支持反对亨利政府的约克公爵理查德，并在约克监国期间，于1455年成为加来首领。
兰开斯特家族重新夺回权柄后，急切地想把沃里克从他的实权位子上赶下来。他们试图切断粮食供应，逼他离开，可是肯特郡的百姓却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补给。1457年，法国人劫掠了三明治。这是一次针对沃里克的袭击，他认为法国人是在亨利的妻子——玛格丽特皇后（Queen Margaret）的怂恿下干的。法国人的侵袭引起英格兰国内的强烈不满，兰开斯特家族被迫向沃里克支付守卫海洋的费用。1458年，他劫掠了一支卡斯蒂利亚人的船队；几个星期后，又将汉萨同盟的船扣押；翌年，他袭击了一支西班牙人和热那亚人的船队，大获全胜，战果颇丰。
汉萨同盟并不急于复仇。在“造王者”（the Kingmaker）沃里克的襄助下，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儿子夺走亨利的王位，是为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1469年，沃里克又重新倒向亨利六世，并利用庞大的海上势力重建兰开斯特王朝。但是，在肆无忌惮的海盗生涯中，沃里克得罪过的众多邦国都被爱德华四世争取过去了。爱德华的复位得到了汉萨同盟的帮助。沃里克在巴内特之战（the Battle of Barnet）中被杀。汉萨同盟重新获得在英格兰的特权和贸易主导权。汉萨同盟不会饶恕那些侮慢自己的人。
相比武功，爱德华四世更重视商业。15世纪后期，英格兰国力衰退，图谋海外霸业的能力十分有限。爱德华四世、理查三世和亨利七世，历任国王受困于国内的威胁和财政困境，在同国外势力打交道时都小心翼翼。
商人们为求在海上获得庇护而缴纳了税费，但最后什么都没得到，面对这个群体的愤怒情绪，爱德华四世不得不做出回应。“商业冒险家”公司的贸易船只得到皇家船舰随行“漂流”或者护送的待遇，前往加来和泽兰（Zeeland）的主要羊毛集市。和这些船一起航行的还有前往冰岛的捕鱼船。有一艘亨利七世的船，为了国王的私人商业利益甚至远航至地中海。贸易对这几位国王和英格兰而言至关重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理查三世任命的海军大臣（Lord Admiral）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他是地主，同时还是船主、贸易商和海军司令员，他靠这三个行当挣到了殷实的家底。他很早就是约克家族的拥护者，他的船时常获得为经商船队充当武装护卫的皇室许可。15世纪60年代，霍华德曾担任诺福克郡（Norfolk）和萨福克郡的海军副司令。1468年他为东部海岸的船队存贮粮食，并负责英吉利海峡的海上巡逻。此外他还被委派为出使别国的公使，利用他建立的贸易关系推动英格兰外交政策的实行。1481年，他成功领导了一次针对苏格兰的海军远征。理查三世封他为海军上将、诺福克公爵。他和国王均在博斯沃思战役（Battle of Bosworth）中阵亡。
未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英格兰海军都在霍华德王朝的掌控之下。正是像霍华德家族这样的船主和国王的伙伴关系让这个国家尚保有一定程度的海军力量。
保护英格兰本土不受攻击是皇家船只力所不能及的。亨利七世可以让自己的军队登陆威尔士，从理查手中夺回王位，但是相应的，也会有觊觎窥伺者从海上来侵扰他。都铎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决心用高大威猛的船舰让那些入侵者望而止步。经博斯沃思战役赢得王位后，亨利七世在两年内就拥有了大型克拉克帆船——亨利五世以后出现的第一批特制战舰。15世纪末，这些船配备了小型后膛加农炮，它们被配置在船楼的两侧。亨利七世的“君主”号（Sovereign）装载着141门长炮[33]，“摄政”号（Regent）有225门。这些火器属于小型武器，战斗时朝着敌船甲板扫射，成片射杀对方的士兵和水手，炮声轰鸣之时，火光吞吐，硝烟滚滚，让敌军陷入混乱之中。战术还是和以前一样：夺得上风位，靠近之后用长炮和弓箭射击，消灭甲板上的敌人后立即登船。这样做的目的是击溃敌军，但不对敌船造成致命的结构损毁。
亨利七世新造的战船或许在声势上非常吓人，但是在技术和大小方面，要落后于其他更具实力的海军。此时的地中海桨帆船在船头配备了名为蛇神大炮（Basilisk）的重炮，对船只的杀伤力巨大。距英格兰本土较近的苏格兰的海军实力正在扩张。1449年，詹姆斯二世（James Ⅱ）[34]新增了一艘平铺式结构的船。英格兰海军直至15世纪60年代才实现了这样的突破，而国王只对霍华德在邓尼奇（Dunwich）建造的一艘平铺式船拥有一部分所有权而已。詹姆斯四世的“玛格丽特”号（Margaret）建于1504年至1507年，吨位700吨；1506年开始建造的“迈克尔”号吨位达到1000吨，并且两侧各配置了12门重炮，此外，其船首凸出安置了两门青铜制蛇神大炮，船尾安置了一门。这些炮于苏格兰铸造，因为过于沉重，要用6辆马车才能把它们拉到干船坞（dry dock）[35]。蛇神大炮是当时最大的炮，炮管长20英尺以上。最让英格兰担忧的是，法国国王可以号令这支日渐壮大的苏格兰海军。
到了15世纪末，英格兰的海上力量处于二流水平。英格兰的航海者们精通海战，虽然有时候用在了不那么正当的事情上，但这种攻击能力对国家海权至关重要，必须予以驾驭和利用。亨利七世实行了一种颇有效用的新办法。对于那些所建船只超过一定尺寸的船主，亨利会给他赏金。国王借此成为国内那些最大船舶的共有人，君主和商船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
一如从前，这个办法利弊共存。弱势的国王依赖于贪得无厌的航海者们。当国王任用的船主像霍华德那样忠心可靠时，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但英格兰船主们的品性正如其参差不齐的海上战力一样，也是千差万别。15世纪，英格兰绝大部分的羊毛和布匹都由国内航运商运往国外。然而前往低地国家的航程太短，不足以召集足够数量的大船，组成强大的国家海事力量。
英格兰最急缺的，是拥有长久稳固海防所需的资金和队伍。在中世纪欧洲，英格兰海上力量的多次崛起——往往转瞬即逝，偶尔亦大放光彩——足以让人们形成这样的认识，即夺得海上霸权是英格兰的天赋之权，也是它的使命；而这种力量在衰落前亦有明显的征兆，昭示着国家陷入了国力贫弱、内讧频仍以及经济衰退的多事之秋。
第3部分 大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