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长途跋涉的远航……砥砺了水手，带领他们开启了航海术的秘藏。
——哈克路特[36]（Hakluyt）
你如果知悉那些伟大的探索发现，以及随之开启的种种可能性，就会发现15世纪90年代是多么光彩夺目和震撼人心。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将要前往布里斯托尔，因为在15世纪下半叶，布里斯托尔的船所探索的范围要远超此前英格兰的航行范围。他们进入了广袤的未知之地，穿行在人类地图上尚一片空白的无垠幽冥——大西洋。这位热那亚的探险家正要驶向此未知之地，在那些未知之地他被称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他觐见了亨利七世，并于1497年3月，被授权“在所有基督徒并不知晓之处，在世界的任何一地，探寻那里的国家、地区，以至异教徒与蛮夷的鄙陋之地，观彼之光”。
国王并未给予任何钱财或是实际的资助，只是泛泛地向他授予权限，让他探索世界上尚未被基督徒发现的地方。亨利谨慎行事是有原因的。1493年的教皇诏书“教皇子午令”（Inter Caetera）和翌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将欧洲以外的世界瓜分给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图上，属于葡萄牙的佛得角（Cape Verde）与属于西班牙的西潘古岛（Cipangu，今日古巴）、安蒂利亚岛（Antilia，今日海地岛）之间被画了一条线，世界版图就照此划分。这条线以东都归葡萄牙，以西则归西班牙。亨利正着手同西班牙这支正在崛起的欧洲势力结为姻亲。阿拉贡（Aragon）的费尔南多（Fernando）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此二人亨利都不敢得罪，他无法向充满风险的远航砸钱或是提供帮助。
1497年8月，卡伯特直接从布里斯托尔的码头跑到亨利七世那里，汇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5月，他驶着一艘吨位为50吨的轻型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马修”号（Matthew）出航，船员一共20人。他们向西航行进入了大西洋，35天后看到了陆地。卡伯特和船员们踏上了这片新土地。他们前进的范围没有超过一支弩箭的飞行距离，其间发现了渔网、木具、脚印和生火的痕迹，但是没看到人。他们升起了英格兰国旗和教皇的旗帜，并宣布这片“新发现的大陆”（New Found Land）为亨利七世所有。他们返回“马修”号后继续前行，一路上又发现了更多的新土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发现海里到处都是鳕鱼。
卡伯特认为自己发现了华夏帝国（Cathay）——中国（China）——的东部边缘。亨利授予他探索大西洋更远处，并将5艘船的货物带到“新发现的大陆”的专利权，其中一艘船的货物还是国王亲自出资的。1498年，船队驶离布里斯托尔。
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闻约翰·卡伯特的消息。人和船都没再回来。
卡伯特远航的那段时间，正值中世纪末期地理发现的鼎盛之年。1498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抵达南美洲大陆，翌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历尽艰辛完成远航，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到达印度（India）后返回葡萄牙。
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探索大西洋的绝佳地理位置。卡斯蒂利亚人在1402年占领了加那利群岛（Canaries）。葡萄牙人于1419年到达马德拉岛（Madeira），1427年到达亚速尔群岛（Azores）。15世纪上半叶，他们一路推进，直至佛得角和塞拉利昂（Sierra Leone）。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了非洲最南端。
在突飞猛进的探险中，葡萄牙人发展出一种新船。卡拉维尔帆船的灵感来自大西洋深处的渔船。它比克拉克帆船更轻，吃水更浅；水上部分大大简化，并且缩短了桅杆。速度、操作性以及稳定性上的优势大大弥补了它在体积上的缺陷。卡拉维尔帆船比此前任何欧洲船舰都更善于在风中航行，让深海也变成通航之地。约翰·卡伯特驾驶的“马修”号是一艘方形横帆和大三角帆混用的卡拉维尔帆船。和其他中世纪船只不同，你可以放心地驾着这艘船往来于波涛之中。
探索大西洋的突破性进展就始于此船的出现，因为葡萄牙人发现在出航大西洋海岛以及南下非洲海岸时，会有从伊比利亚（Iberia）吹来的顺风。返航时，水手们进入海域后只需在北美洲（那时还没被发现）沿海的北纬35°搭上顺行西风，就能直行归来。因此，葡萄牙人需要知道如何在航行中确定所处纬度。探索时代推动了远洋航行的革命——一项中世纪航海家根本不需要的技术出现，因为他们依赖的是紧贴海岸线航行的办法，靠的是自己的观察和积累的经验。这项技术带领西欧地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亨利没有地利，未能参与这波涌向热带地区的大潮。伊比利亚水手们的船受益于大西洋风力系统，以顺时针方向驶往加那利群岛，然后乘着信风穿过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再被墨西哥暖流（Gulf Stream）托着，途经北美洲返航。不列颠群岛的水手则与此无缘。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的盛行风是一大阻碍，并且沿途也没有可提供补给的岛屿。
但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航海者们却开启了对大西洋北部的探险。从14世纪末开始，英格兰人就开始在冰岛沿海地区捕鱼。这座岛屿和斯堪的纳维亚失去联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没有来自挪威的消息”的字样年复一年地在编年史中出现，意味凄凉。1412年，挪威仍旧没有消息传来，但长久以来的孤立状态被打破了：一艘寻找食物的英格兰船到达了这里。第二年，有超过30艘英格兰双桅渔船进入此地，各式各样的生意人向冰岛人出售商品。当地人虽被禁止和外来者通商，但他们对商品的需求量极大。新访客们遇到不愿通商的冰岛人，会用上恐吓、殴打、偷盗、砸船和绑架等手段，逼其就范。一些贸易商和渔民甚至披上了铠甲。
英格兰周围海域暴力丛生和混乱无序的状态，被原样搬了过来。
英格兰航海事业到了一个重要时刻。数世纪以来，英格兰水手往返伊比利亚、加斯科涅和波罗的海的航线都一成不变，似乎突然间，他们就可以顺畅地从本土驶向外面的大海。英格兰水手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远航技术，他们可能是和更为娴熟专业的外国水手接触时得到这些知识的。
到了15世纪中叶，布里斯托尔的船会在春夏之际到冰岛贸易和捕鱼，秋冬季时，再前往伊比利亚、加斯科涅和荷兰。这些船会途经爱尔兰的西海岸，布里斯托尔人和此处亦有良好的贸易往来。冰岛资源丰富，而整个欧洲都对咸鱼有突出的需求，布里斯托尔的商船把冰岛的鱼（随带着英格兰的织布）出口到葡萄牙，大获其利。除了这些地方，布里斯托尔的商人走得更远。参与过“守卫汪洋”的罗伯特·斯特米（Robert Sturmy，逝于1457年）曾载着朝圣者到地中海冒险，并带回了香料。威廉·坎宁杰斯（William Canynges，逝于1474年）曾派遣一支10艘船的商业船队，前往冰岛、波罗的海、伊比利亚、法国和荷兰。
布里斯托尔在斯特米和坎宁杰斯等人的影响下成了英格兰最重要的港口。他们不断开拓新市场，和整个欧洲地区甚至中东建立起商业往来。到15世纪末，布里斯托尔的船会定期往返于地中海。
下一代人的雄心壮志更盛。他们同样有足够的财富，进行更远的航行，前往北美洲这样的地方探险。一些有力的迹象显示，自1480年起，有一群布里斯托尔商人在资助前往大西洋的远航，旨在搜寻巴斯岛（island of Brasil）[37]。当时的地图上，爱尔兰岛以西的大西洋还是一片空白，在这片空白中标识着巴斯岛以及连同“七城”（Seven Cities）之岛在内的各种岛屿。在涉及天际之外有些什么的传说中，这些岛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这些知识来自托马斯·克罗夫特（Thomas Croft），他是布里斯托尔的一名海关官员，曾在1481年的一支大西洋远航船队中投入了八分之一的出资份额。因为其所在政府禁止官员涉足此类活动，他受到了指控，但陪审团——一帮紧密团结的布里斯托尔贸易巨头——判定，派出的船“旨在寻找一座名为巴斯的岛屿”。克罗夫特被宣布无罪，理由是这些船旨在探险而非贸易。
实际上，西行探险队并不仅仅是为了探险。当时英格兰人已被汉萨同盟赶出了冰岛。为和伊比利亚及其他各地继续贸易往来，他们需要新的渔业资源。寻找巴斯只是托词。他们要找的是鱼，他们在日后被称为纽芬兰浅滩（Newfoundland Banks）的地方发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众多鱼群。他们不希望任何其他势力介入，于是以远航的名义掩盖真实目的。“巴斯岛”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这些人感兴趣的根本不是探险，而是钱。这就是为什么1481年的远航队装载了巨量的盐——远非探险必需之物，却是保存鳕鱼不可缺少的材料。
卡伯特归来后曾提到过偶然“发现”了纽芬兰，但在此数年以前，可能在众多秘密远航中的某一次，就有人知晓了这个地方。丹麦国王禁止英格兰人前往冰岛和格陵兰岛，但他们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在格陵兰岛非法捕鱼的英格兰渔船很有可能偏离了航线，然后到了纽芬兰，弄明白所在纬度之后才得以返回布里斯托尔。消息被严密保守，但关于“巴斯”的消息可能是从伊比利亚泄露出去的，这也是约翰·卡伯特直奔布里斯托尔的原因。在写给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一封信中，布里斯托尔的贸易商约翰·戴（John Day）这样描述卡伯特的远航，“正如你（哥伦布）早就明晰的”，布里斯托尔的那些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巴斯岛。1498年，一名大使在呈给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的急件中汇报说，布里斯托尔的人正在派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38]寻找巴斯。这些运气不佳的探险家们，会不会是暗中捕鱼作业的船队所伪装的？可以肯定的是，这帮布里斯托尔人并不偏好不切实际的远航探险。他们显然没有在卡伯特身上投资太多，很可能是因为早就对纽芬兰有了足够的了解——至少知道它不是华夏帝国（中国），也不是一片适合糖类作物和巴西木生长的土地。而且他们有可能已经知晓，华夏帝国比哥伦布和卡伯特设想的更为遥远。
在1498年卡伯特灾难般的远航之后，探索大西洋的浪潮并未因此停歇。16世纪早期，那些前往“新发现的土地”远航的实施者和资助者，仍旧得到了亨利七世的大力支持。1502年，亨利赏赐了一名为他带回雄鹰的水手和另一名带回白头鹰的水手。1505年，他收到了山猫、鹦鹉和三名北美土著。由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商人组建的“新发现土地探险公司”（Company of Adventures to New Found Lands）成立。但接下来的5年中，人们发现在北美洲花力气并不值得。加勒比海和美洲中南部给西班牙人带来了回报，亚洲给葡萄牙人带来了回报，“新发现的土地”却不是这样。探险家公司宣告失败。而且，英格兰人正在渗入西班牙人的垄断区域。无论是亨利七世还是亨利八世，都不想冒犯这个新兴的欧洲超级大国。对“新发现的土地”的兴趣就此告终。
1509年，那时候还非常年轻的亨利八世登上王位，踌躇满志，行事果断，同时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他对王权和英格兰之国运的认知承袭于传奇与历史——尤其是先辈中声名卓著的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他父王累积下来的威望和光鲜亮丽的朝廷帮他掩盖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虽然只是暂时——英格兰沦为欧洲边缘国家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脱离了探险与贸易大潮的主流队伍。
亨利接受的是伊拉斯谟学派（Erasmian）的教育，他十分精通现代地理学，但行事风格和想法满是中世纪色彩和怀旧气息，带有英格兰中心主义（Anglocentric）。到了海上也是如此。和以前一样，本土海域成为英格兰海军的发展导向。
那些宣扬国威、炫耀英格兰海上霸主地位的船很受亨利青睐。在位期间，他用声势唬人的新船打造出一支蔚为壮观的海军。“玛丽玫瑰”号（Mary Rose）吨位500吨，“彼得石榴”号（Peter Pomegranate）450吨，均和詹姆斯四世的“玛格丽特”号在体积上相差无几；巨大无匹的“主恩亨利”号始建于1512年，亦被称为“伟大哈利”（Great Harry）号，已经赶上了吨位1000吨的苏格兰战船“迈克尔”号（Michael）。
“玛丽玫瑰”号和“彼得石榴”号比较相似。它们的名字来自圣徒和徽章，圣母玛利亚被称为“神秘玫瑰”，而石榴（也和圣母玛利亚有关）是凯瑟琳皇后（Queen Catherine）的私人徽章。领头的英格兰战船悬挂着光彩夺目的宗教象征和皇室徽章，“玛丽玫瑰”号上的彩带有150码长，涂以都铎王朝的绿色和白色。亨利本人和他的海军将领爱德华·霍华德爵士（Sir Edward Howard，约翰·霍华德之孙，第一任诺福克公爵）更偏好“玛丽玫瑰”号，后者称其为“最为高贵华丽的航船……此时我似已身处主之国度”。[39]
1512年，这两艘新船和较老的“摄政”号在霍华德的统领下被派遣出航，其时亨利开始了他与法国的第一次战争。一支主要由征用的商船组成的船队被组建起来，共计17艘船舰，执行“守卫汪洋”的行动，沿途鲜有抵抗。它们扰乱法国渔船正常作业，扣押商船并多次袭击沿海地区。布列塔尼的两座城镇和许多村子被焚毁。
可还没等得意扬扬的亨利八世将自己比作亨利五世多久，英格兰海军就再次落后于16世纪的技术浪潮。这年冬天，路易十二（Louis Ⅻ）召集起一支船队。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一样，法国人向地中海地区寻求最新式的海战技术。凶威盖世的裴翦·德·比杜（Prégent de Bidoux）率领6艘桨帆船加盟停驻在布雷斯特的法国船队。
霍华德此时所面临的难题，足以让16世纪的任何一位海军将领都头痛不已。他已经做好重击法国海军的准备，却苦于缺乏食物和啤酒而无法行动。他急切地请求输送补给，“否则我们只得撤回唐斯，任由法国人在这里蹂躏肆虐”。[40]
霍华德拿到了补给并依言出击，再次把法国人逼回布雷斯特。至少到目前为止，形势还是不错的。可几天之后，裴翦领着桨帆船船队到了。1513年4月22日，法军祭出了威力惊人的新式武器，其狂暴和杀伤力让英格兰水手吃尽苦头。巨大无匹的蛇神加农炮被安在法军桨帆船的船头，照面厮杀之时，大炮对着英军就是一番轰炸。结果英格兰舰队中一艘船沉没，一艘船严重受损。可和笼罩英军军心的恐惧战栗相比，这些损失还不算什么。船体被呼啸而过的炮弹撕裂，碎木四溅，绳具和船帆四分五裂，战友的残肢断体满目可见。英军的轻型后膛炮在这种近距离猛攻中几乎派不上用场。他们遭到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
附近港口停驻着法军桨帆船队。而霍华德在粮草方面难以为继，麾下士兵饥肠辘辘、惊惶不安，而亨利也在责骂他战事失利。别无他法，霍华德下令所有轻舟都降下帆蓬，并在上面载满士兵。
爱德华·霍华德爵士的座舰直冲向裴翦所在的桨帆船。这位海军大臣跳上了敌船的甲板，可他的座舰却被挤开了，他的士兵只能眼睁睁看着将军挥舞着双臂大喊：“再度登船！再度登船！”[41]当意识到已经于事无补时，他包起那只象征海军大臣身份的金哨子，掷入海中，以免这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物件沦于敌手。法军用长矛戳起霍华德，把他扔下了海，身上的重铠让他溺死海中。船队蹒跚着回到了达特茅斯，寻找食物的士兵把附近的乡村弄得鸡飞狗跳。爱德华爵士的兄弟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接管船队后重申号令，恢复了秩序，并依照亨利的命令做好了返回布雷斯特的准备。但幸亏国王又改变了主意。托马斯·爱德华汇报说，船上的水手和士兵宁可下地狱，也不愿再碰到敌军的桨帆船，骇人的新式战法已经让他们吓破了胆。
亨利的海上远征成了中世纪海战的最后一缕余晖。先是巨型船舰扑向敌船，然后靠弓箭手和骑士与对方拼杀，这种传统的作战方式已经随着海战大炮的出现被彻底颠覆了。
在16世纪早期使用大炮的难处是，尽管做了改造，但没有哪种航船可以有效地搭载或是配置它们。虽然1513年的法国桨帆船所载之蛇神巨炮让英格兰水手惊骇不已，但是大炮的体积和重量严重影响桨帆船的航速，使其丧失了自身成为精良战舰的灵活性。克拉克帆船也显现不出优势。水面以上的船体无力承受安置在高处的重炮。
炮眼的出现成为重大突破。初期的炮眼是在船体上挖洞，配以能够闭合和防水的盖子，并且这些洞开在船尾，不会影响整艘船的稳定性。16世纪早期人们还没有能力建造整层火炮甲板。主要武器一直是用于杀伤步兵的小型后膛炮。那些船算不上“船舰杀手”，它们的火炮还不足以击沉敌船。亨利那些在本土水域游弋的巨型船舰如同浮动的城堡，其功用不仅在于军事作用，更在于宣扬国威。
亨利八世对船舰十分关注，可能是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最甚者。他极为关切皇家海军的状况，并视海军力量为王位的象征。皇家船只下水成了庄严的国事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展示活动也是在炫耀新的船舶设计技术和先进的火炮技术。与之休戚相关的还有国君之威望，以及英格兰有史以来一直宣示的海洋主宰地位。都铎王朝和海军之间的紧密联系让人想起那些最为卓越的英格兰君王，从亚瑟王到阿尔弗雷德大帝，从埃德加到爱德华三世。在16世纪早期的背景下，这也是在提醒抑或向外邦的王公们宣示，英格兰可能疆域狭小，国力贫弱，其地理位置远离欧洲强权政治的中心，但她对海上形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她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强大。至少亨利希望其他人能相信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亨利对海军有着无比赤忱的热情。但是当他把父亲遗留的钱财挥霍一空后，维持一支声势烜赫的海军变得更加艰难。到了1524年，巨型船舰被闲置，以满足对现款的需求。
如果说亨利想要在海上一展抱负，那么他的目标就是用如同浮动城堡一般的巨舰控制本土水域，并消除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阻隔，换言之，就是实现其祖辈未竟的志业。在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洋探险的黄金年代，亨利在涉及欧洲地域以外的探险方面表现得极为保守。这把亨利从当时海事国家的君主之列剔除了出去。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和亚洲的了解正与日俱增，而法国人则正在探索北美洲的东海岸。1509年亨利登基的时候，在印度西海岸的第乌（Diu）沿海发生过一场战役，葡萄牙人击败了奥斯曼人（Ottoman）、印度人（Indian）、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Ragusan）联盟的水师。经此一役，他们征服了包括索科特拉岛（Socotra）和马斯喀特（Muscat）等地在内的印度洋（Indian Ocean），获得了印度洋和红海的控制权。两年后，他们占领了马六甲海峡（Malacca）。
1527年，亨利又一次不得不有所作为，起因是他的头号大敌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Ⅰ）。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ano）探索卡罗来纳（Carolinas）和纽芬兰两地之间海岸的航行就是由此人出资的。作为回应，亨利派出了自己的船只，探索从西北方向前往亚洲的通道，船队由经验丰富的官员约翰·鲁特（John Rut）统领。拉布拉多（Labrador）沿海的冰山迫使鲁特回撤。之后他向西印度群岛进发，其时西班牙人正将巨量的黄金从印加帝国（Inca Empire）运回本国，他可能是为了向亨利汇报这个情况而去往那里。西班牙人对闯入自己新世界的外邦人感到十分不悦。
此次出行代价高昂，而且结果多少有些令人尴尬。1527年的亨利根本无力抗衡查理五世（Charles Ⅴ）[42]。当时，亨利正向教皇施压，要求其正式调查自己和妻子凯瑟琳（Catherine）的婚姻并允许他休妻，而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凯瑟琳侄子的查理只能袖手旁观。查理当时也正处统治生涯的巅峰，贪得无厌地从“新世界”（New World）攫取金银，其富有程度超乎人们想象。而北美洲的海滨根本没有金子，荒凉萧瑟，无法长驻，而且还有充满敌意的强悍土著。没有买卖可做，也没有什么能得到快速回报的投资，因此无论私人还是君王都没有兴趣在此处建立殖民地。
能轻松获利的途径是和伊比利亚的贸易往来。英格兰人在前往里斯本或加的斯、亚速尔群岛、佛得角或加那利群岛时有机会进口大量的异国商品，它们十分紧俏。这些水手主要来自英格兰的西南部，那里已经完全成了新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的买卖包括伊比利亚出产的商品，比如从来都是紧俏货的橄榄油、红酒，以及从美洲得来的战利品，还有来自加勒比海和亚洲的水果、胡椒、香料、蔗糖、巴西木和“新大陆”鱼（‘Newland’ fish）。他们还和异邦商人们建立了联系，听其讲述辽阔远方的风土人情，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悉了远洋航行和战斗的技术。这种航海经验是无法在皇家船队中获得的。
大西洋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人们将贸易关系和补给资源严密保护起来，并为之相互争夺。人们必须坚持下来才能混出名堂。很少有英格兰人参与其中。普利茅斯的威廉·霍金斯（William Hawkins）走得最远，挣的钱也最多。16世纪20年代，他是普利茅斯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并且为国王效力。他的大部分生意是从中间商或者大西洋岛屿购进伊比利亚商品，且发家致富的过程并不光彩。他在国内外都麻烦缠身——滥用武力，还参与他家乡的派系斗争。16世纪30年代，他通过打斗、哄骗、恐吓和贿赂等手段谋得权力，担任过两任市长。
他逞强斗狠和胁迫成性的行事方式很容易驱使他入侵别人的海域。1530年，他驾着吨位为250吨的“保罗”号（the Paul）到了上几内亚（Upper Guinea），并从那里购入了象牙和胡椒。他随后穿过大西洋到了巴西并在那里弄到了巴西木，这种木头可以加工出非常宝贵的染料。他无视葡萄牙人的垄断，成为第一位直接到非洲和南美洲进行贸易的英格兰人。他因此变得极为富有，声名大噪。第二次去巴西时，他带回一名当地的酋长拜见亨利八世。国王赞许了霍金斯的“智慧、英勇、丰富阅历和娴熟的海事技能”。
这些赞扬都名副其实，但霍金斯只是一个例外，亨利并未鼓励这样的探险。他正专注于自己那支声势唬人的海军。航海大发现时代与他擦肩而过，而这将对海军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和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一样，英格兰商人错失了贸易上的崭新机遇，并且英格兰的海军——宽泛意义上的海军——一败涂地。皇室的漠视扼杀了布里斯托尔人的开拓精神。从远途探险中磨炼出的娴熟技艺也未能体现在英格兰水手的身上。
亦商亦武的海军仍旧滞后不前，其发展方向几乎全部转向了低地国家。英格兰继续保持着落后的欧洲国家的角色，在世界范围的海域里鲜有露面，甚至连围绕本国海岸线的那些海域都无法掌控。亨利那徒有其表的海军成了一无是处的累赘[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