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之名能于巴巴里流传，并继而进入土耳其、亚美尼亚（Armenia）、莫斯科维亚（Moscovia）、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地方，靠的是商业贸易而非侵夺疆土，靠的是船上的帆而非手中的剑。
——刘易斯·罗伯茨，《贸易中的宝藏》（Treasure of Traffic），1641年
1639年9月8日，一支载有24000人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驶入唐斯。这片水域是英格兰最为敏感的战略要冲，1588年那支无敌舰队就曾试图进入这里，不过失败了。
这支无敌舰队并不是来与英格兰为敌的，它此行的任务是将西班牙军队送到佛兰德斯。它是为了摆脱一支荷兰舰队的追逼才进了英格兰的锚地，这支荷兰舰队虽然阵容不大，但战力很强。整个10月，荷兰海军将领马顿·特罗普（Maarten Tromp）和威特·德·威斯（Witte de With）为将无敌舰队牢牢困在唐斯，派了许多船前来增援，以致西班牙人抱怨说荷兰的船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终于，在10月11日这天，荷兰人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查理一世在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事之间持中立态度。唐斯有一支由海军中将约翰·彭宁顿爵士统领的海军中队，不过仅凭它们根本不足以将外国船只阻于英格兰水域之外以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场。彭宁顿是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习惯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完成斯图亚特家族那些官大人们提出的不可能完成的要求。1639年西班牙人出现在唐斯之前，他的任务是在荷兰人面前尽力维护英格兰的主权完整，因为当时荷兰人正在海上搜捕逃脱惩罚的英格兰船只，甚至将其搜索范围扩展到了英格兰本国港口。
10月11日这天，彭宁顿的职责是在特罗普发起进攻后为西班牙人提供保护。但那天清晨的战斗中他没办法抢占荷兰人的上风位。特罗普派了威特·德·威斯带领30艘船截住皇家海军的队伍。英格兰船上的水手们只能像海岸上围观的人那样伸长脖子观战，任由特罗普出色地利用风向优势困住西班牙人。荷兰人从唐斯南面顺风入港，东北面的鸥溪（Gull Stream）就成了唯一的出口。这条溪流又窄又浅，十分险恶，且随着沙洲和浅滩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大船从中通行很耗时间。所以西班牙人还没来得及出去就被荷兰人追上了，最终西班牙人完败。看到特罗普的船向自己的旧敌开火时，英格兰水手兴奋得叫喊着：“杀了他们！杀了他们！”[21]
这种形势下彭宁顿做不了什么。后来他声称荷兰人是被他赶出唐斯的，这和小孩子虚张声势的做法如出一辙，实际上荷兰人当时正在追击无敌舰队残部，根本没把后面气喘吁吁的英格兰人放在心上。彭宁顿也确实花力气抓到了2艘荷兰船，不过又以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还回去了：“它们太不值一提了，根本不足以抵消国王陛下所受的冒犯。”
实际上，英格兰水域中这支世界最强的海军刚获得一场伟大海战的胜利，皇家海军早就被对方的声威镇住了，彭宁顿是没胆子留着那些船的。17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以为英格兰的海上力量已经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强大，这件事一下子戳破了人们的想法。
17世纪20年代，英格兰因为一些不自量力的举动让海军破败殆尽后，查理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以更客观的视角真实地看待了他的海上力量。现在他已经可以避免耗费高昂的战事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可以凭借新生的皇家海军将不列颠周边海域控制在自己手里。他父亲在位时英格兰海事力量明显下滑表明，战船封存以后不做任何维护是不可取的。国家海军经历革新以后应当多加历练，即便在没有战事的和平年代也该如此，让军官和水手保持良好的状态，使船舰不致衰朽。
1630年查理曾询问海军历年的账目，那时约翰·科克爵士颇受振奋，盼望新的政府能以此为发端“在海务问题上有更好的表现”。[22]查理以及科克和爱德华·尼古拉斯这样的官员在亲历惨痛教训后深切意识到，必须对海军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把旧的那一套统统抛弃。
显而易见，英格兰的对手们正在培养的国家海军和曾经的海军机构有着很大差异。在一次议会演讲中约翰·科克爵士告诉议员们和国王，如果英格兰海上力量滑坡，那就意味着“我国自古以来的荣誉和威名”也要受损。[23]法国人在海运上遥遥领先，甚至“威胁说要和我们争夺狭海的归属权”，[24]同时荷兰人也越来越强大，危险程度已经赶上了曾经的西班牙。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莫斯科、从地中海到狭海，英格兰一次又一次遭人羞辱。科克敦促议会和国王“考虑采取一些快速有力的手段，让英格兰免受他国的侮辱和蔑视”。[25]
1629年至1640年是查理的专政时期，他不召集议会，自己决断政事。他必须为皇家海军寻找新的财源。爱德华·尼古拉斯建言说海军应当脱离财政部门的控制。17世纪20年代，科克和尼古拉斯二人为拨款的事情被财政部搞得非常被动，即便财政部同意拨款，海军也要等很久才能把那点少得可怜的钱拿到手。最终查理向民众征收的“船税”（Ship Money）解决了钱的问题。自古以来，国王都仰赖境内雄厚的私人航运势力，不过也会有要求捐献援助的时候。伊丽莎白就曾要求沿海地区自愿缴纳“船税”。1634年，因为再度受到来自海盗和欧洲其他诸国海军的威胁，查理向各处港口征收船只，但这条征收令已经超出各处港口的承受能力：他们拿不出国王所要求的大型船舰。
这个情形似乎早被国王料到了，而且正中他的下怀。如果无法借船给他，那么他可以“借”自己的船给港口，这样港口便可以完成缴纳税款和对国王捐助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港口要为国王的船舰提供食物、人手和武器，所以严格来说征船令没有改变。为了承担海军在夏天的行动，国王统共从各处港口挤出了8万英镑。这支由各处海港买单的船队有19艘皇家船舰，1635年时由林赛伯爵（earl of Lindsey）率领出海。
1635年这支靠征收“船税”组建的船队收效颇佳，近些年英格兰海军已经沦为欧洲各国的笑柄。财力枯竭，海军的运转难以为继。势力日渐壮大的法国海军甚至逼迫英格兰航船在英吉利海峡向他们行礼致意——或许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了。荷兰和西班牙的船舰在英格兰境内的海面上交战。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敦刻尔克等地的海盗也不断前来大肆劫掠。海军中仅有4艘船可以外出巡逻，有时候甚至连这一点都办不到——1633年冬天连支冬卫队都没能组建起来。
1635年林赛的巡弋之行营造出英格兰海军重振雄风的气派。途中没有打过一场胜仗，也没有截获过一艘船，但它的出现就已足够。荷兰和法国的舰队就因此未能连成一气，没能将连接西班牙本土与西属尼德兰之间的海路掐断。时任狭海舰队总司令的彭宁顿在给科克的信中写道：“虽然林赛伯爵大人所为之事不过是于波涛中穿行而已，不过我们这支最强舰队能出海走一遭，在我看来本身就已经是这么多年以来对国王效力的最好方式了。”[26]
查理大受鼓舞，决定将“船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内陆诸郡。他十分急切地希望世人能明白他所谋之事关系甚重。这事关如何在凶险的世界中守卫不列颠海域的安宁，国王的“伟大事业”便是要完成这项神圣职责。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的海盗正在抬头，法国海军对英吉利海峡虎视眈眈，世界各地的英格兰贸易发展也是一片惨淡，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27]之间的战火在英格兰海域四处蔓延，荷兰人的鲱鱼船队（herring busses）把营生做到了英格兰渔场。查理必须重新夺回海权——不光是为了君王的尊严，也是为了臣民的利益，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和莱斯特（Leicester）的繁荣都是靠国际贸易维系的。
1635年，学者、法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on）发表了他的著作《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这本书是为了反驳荷兰法理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后者宣称海洋是自由的。塞尔登以检阅历史档案的方式，宣称英格兰国王才是不列颠海域的统治者。格劳秀斯的论述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他关于海洋自由的论述或许可以驳斥葡萄牙或西班牙独掌印度洋、太平洋和西印群岛的做法，但用到狭海上就错了。塞尔登认为，这一情况自埃德加被公认为“Rex Marium”（意为“海上君王”）后就是如此了。因此几百年来，英格兰国王的疆域无远弗届，各邻国的海岸线便是他的国境线。
关乎民族自尊心和本国切身利益的这番鼓吹收效甚佳。英格兰人相信，征收“船税”是为了保卫英格兰国土不受外来威胁，而且这种征收也只是临时性的。1635年，英王预计向国民征收2万英镑，实际征收数目达到了预计数额的97%——这个比例在当时算非常高的了。照此估算，接下来的5年中以这个名目共计可征收8万英镑的税费。英格兰人希望成为海上强国的强烈诉求在“船税”一事上表现得一览无遗。
“船税”成为海军发展的一条分水岭，它标志着海军向常规化、职业化过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作保障，自身的职责也更为清晰。多佛白色悬崖（White Cliffs）的景致五彩缤纷，在冬夏两季固定巡逻的船队中可以看到巍峨的大船，这意味着军官和士兵勤于操练，船舰保养完好。船队每年都有新船添入——均是雄伟巨舰，其中1639年的“海上君王”号（Sovereign of the Seas）把这股“新船入队”的风潮推向了顶点，它本身也成了英格兰海军重振雄风的象征。
“海上君王”号舰载102门大炮，分布于三层甲板，就大炮数量而言没有任何一艘战船堪与比肩。每门炮的炮身上都镌有“Carolus Edgari sceptrum stabilivit aquarum”——意为“查理执掌埃德加的海上君王权杖”。说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宏伟壮观的船是实至名归。其总造价达到了惊人的65856英镑，而这当中有6691英镑花在了船首和船尾璀璨夺目的雕饰上，镀金雕像在黑色船体的映衬下金光熠熠。
船尾上的装饰缤纷闪耀，让人目不暇接。金色雕像中有商业守护神墨丘利（Mercury）和海神波塞冬（Neptune），有正乘着雄鹰高飞的风神埃俄罗斯（Aeolus）。船尾高处是表现胜利女神维多利亚（Victory）的巨幅群像，她右手指向挥舞着船桨和金羊毛的伊阿宋（Jason），左手指向手持大棒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她一只手臂上挂着一顶象征财富与权力的王冠，另一只手臂上的桂冠象征荣耀。至于船尾栏杆，一端是一头雄狮，另一端是一只独角兽，正中则是一个足够容纳10个人的大灯笼。紧挨着栏杆下面有一行字“Soli Deo Gloria”——荣耀归于上帝。其余雕像中还有都铎灰狗、威尔士龙、苏格兰独角兽和英格兰狮子。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皇家纹章（royal arms）、威尔士亲王的三片羽毛徽章以及缩写字母CR（Charles Rex，查理国王）和HM（Henrietta Maria，亨丽埃塔·玛利亚，查理一世的妻子）。船首撞角舱壁上立着6尊真人两倍大小的女性塑像。她们分别代表协商、细心、勤劳、力量、勇敢和征服。和她们一起的还有丘比特，他身前伏着一头套着缰绳的雄狮，暗指查理的仁慈之心。船首金身巨像是骑着马的埃德加，他仿佛正傲视周围弱小邻国的国王们。
“海上君王”号可谓塞尔登《海洋封闭论》在现实中的具体阐释，这艘巨舰的存在就是为了确证查理掌控不列颠海域的正当性。
“船税”的征收理由是国家正遭遇迫在眉睫的危机——比如众人皆知的英格兰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形势。但像“海上君王”号这样的船并不是建来剿灭海盗的，它们是用来增加英王威信的。1636年，用“船税”建造的舰队受命前去敦促荷兰鲱鱼船队领取英格兰海域的作业许可证，但荷兰人只向这支浩浩荡荡的舰队缴纳了500英镑。1637年，英格兰又派遣一艘征用来的商船前去敦促荷兰人领取作业许可证。英船到了以后发现，眼前的荷兰船舰达到700艘之多，并有23艘荷兰战船充当守卫。结果这一年的费用分文未缴。
由“船税”建造的这支舰队并不是用来满足臣属所提之要求的，国王需要一支舰队应付剿灭海盗和催缴荷兰鲱鱼船队之外的事务。查理不想对任何一方宣战，这是他无力承受的。但同时他手中的海军实力又足以搅乱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微妙平衡。1638年和1639年两国均在争夺狭海的控制权。查尔斯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则手握狭海上的英国舰队待价而沽。英格兰船舰曾在荷兰围堵敦刻尔克时帮助西班牙人撤退，他们还从西印度群岛将西班牙人的军队和黄金运回。英格兰人这些违背中立立场的两面派做法让荷兰人大为光火。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查理认为，凭借这支令人生畏的海军，他可在游戏中游刃有余。而如果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也产生了龃龉，他又可以挑动西班牙和法国人彼此相斗。
但后来情势并未照此发展，因为国内再次升起硝烟。1638年，苏格兰人起身反抗查理的统治。由“船税”建造的舰队受命前去围困福斯湾，爱尔兰总督也接到了3万人的征兵任务。这是英国自1382年以后第一次绕过议会进行战事行动，结果惨败而归。事实再次证明，没有议会的支持，或许前期的兵力调动尚属可为，但要想支撑整场战争是办不到的。食物和供给跟不上，士兵拿不到军饷。本应对战栗不安的敌人发动迅猛一击，却生生拖延成了踌躇迟缓的漫长战役，甚至国家的行政也因此陷入混乱，国王的宝座变得摇摇欲坠。皇家海军队伍太过庞大且行动不够灵活，无法对苏格兰各处港口实施有力封锁并追击敌船。“看来，”一名军官说道，“国王的大船在苏格兰沿岸未建寸功。与其把他们留在这儿受罪，平白惹人笑话，陛下还不如早些召回他们。”[28]
皇家海军的羸弱无力尽皆落入英格兰环伺之敌的眼中。而且正当查理竭力应对战争的时候，“船税”又遭到英格兰民众的抵制。1639年，“船税”征收数额还不到预期要求的三分之一。特罗普压根没把彭宁顿的狭海舰队当回事。
“船税”断得非常突然。1637年时还没有任何征兆出现。派往巴黎的英格兰公使从信使那里接到的消息是，人们对征收这笔费用十分配合，它甚至很可能会演变为固定缴纳款项。确实，“如果对比外国在征兵上的巨大开销，人们会发现我国征用的那一点费用微乎其微”。[29]
但英格兰的具体情形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英王要想打仗就必须仰赖民众协助。“船税”被视为违宪之举，查理也因此遭遇民众的抵制。相比之下法国就不一样，法国国王可以毫无阻碍地征收到大笔税款——数额丰润到足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建起一支舰队。
不过探寻英格兰国力衰退和海军败落等问题时，最具启发意义的参考对象还是转型后成为商业-军事型国家的荷兰。
尼德兰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30]诞生于叛乱和战火。[31]它是由相互独立的省份、国家和城市组成的联邦制共和国，没有哪一方独尊为大。长期以来欧洲北部的航运生意都由荷兰城市把持着，他们从波罗的海至伊比利亚半岛一线的贸易运输中挣得巨大财富。这些荷兰城市乃是欧洲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而荷兰诸多港口的位置恰恰满足了波罗的海和西班牙之间、中欧和世界各地之间的贸易需求。
而英格兰人一直相信自己比荷兰人更胜一筹。17世纪早期皇家海军正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商船的形势却一片大好。弗吉尼亚、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百慕大群岛（Bermuda）以及纽芬兰均在17世纪的头10年完成了殖民化，巴巴多斯（Barbados）、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以及罗得岛（Rhode Island）也相继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完成殖民化。这些进程的推动者是海盗。前往东印度的远洋航行在17世纪初刚刚发端时规模还比较小，但几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EIC，East India Company）就开始为股东们带来极高的红利。那边英格兰还在竭力维持和平局势，这边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却正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交手对决。东印度公司的船于1612年和1615年两度击败西班牙人，在苏拉特（Surat）和红海（Red Sea）的贸易版图中占得一席之地。
英格兰的投资者偏向于快速获得收益，他们在东印度公司成立早期走的便是这个路子。[32]确实，那时公司成员和投资人十分瞧不起他们的荷兰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33]。就在英国人瓜分利润的时候，荷兰人却似乎在背叛投资人，用他们的盈余在整个印度洋中建起了一座座坚固堡垒。
两家公司在理念和结构上的差异将会深深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共和国议院（Dutch States General）[34]相互依赖，互惠互利。它由共和国建立，所以也显露出与共和国相近的气质。与荷兰共和国的建国方式相似，公司也与各地区商会联合。虽然最初是由私人资本创立，但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和决策者均为各成员国的摄政者和城镇议会的市长。这就意味着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与荷兰共和国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非受后者垄断与统治的。公司可以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形下独立研发和完善商业技术，但同时它也能以共和国议院的名义处理外交事务。公司可以从荷兰省（Holland）政府自己的军火库中拿到武器和火药，可以享受关税豁免，此外还能在整个共和国拿到极为优惠的贷款利率。
一股货真价实的世界性商业-政治势力由此成形。“荷兰省土地拥护者”（Advocate of Holland）简·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an van Oldenbarnevelt）倡导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建立防御据点，增强自身的海军实力。1614年共和国议会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贷5艘战船并支援20万荷兰盾。新成立的卫斯尔银行（Wisselbank）——欧洲除意大利以外的第一个公共银行——也让荷兰贸易商在金融方面更具优势。综观整个荷兰共和国的贸易网络，当地的统治者和商人之间均有信贷协议。这就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能够集军事与商贸于一体，在亚洲获得令人瞠目的巨大成功。至1617年，它已经拥有40艘战船，以及从波斯到马鲁古群岛一线的20座堡垒。
17世纪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一直匍匐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阴影之下。后者在堡垒和战船上的投入终于显现成效。1618年，为了争夺爪哇岛（Java）和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贸易控制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私下里在海上交了手。英国人根本不是荷兰人的对手，贸易权和航船都输给了军商一体的荷兰人。这场风波后来是以外交手段在欧洲本土平息的，但最后的协商方案尽显英国政府的一贯特点——商业头脑不如彼岸的对手那么精明。条约中，英国东印度公司交由荷兰人处置，英国分得香料贸易三分之一的份额，不过代价是支付荷兰东印度公司防御开销的三分之一。有整个共和国撑腰，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什么条件英国人都得答应。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被耻辱的不平等条约捆住手脚，其发展只能陷入被动。
英国东印度公司亟须皇室的帮助，但公司的决策者们也清醒地知道，他们一旦和英国王室走得太近就会丧失自身的独立性。如果让渡太多权力给国王，公司就会丧失盈利能力，变成国家的附庸。集权制君主国家和联邦制共和国差异太大。
尽管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认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有权要求国家施以援手。16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安汶岛（Amboina）一处商栈的10名职员被荷兰人以谋叛罪处死。公司请求为这场屠杀报仇，但詹姆斯拒绝让海军干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狭海的活动。他的决定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十分不解，他们直言形势已经非常危急，如果国王还不为公司提供任何庇佑，那就等于全盘放弃贸易活动。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在1622年的一场海战中击败了葡萄牙人，并占领了扼守波斯湾（Persian Gulf）入口的战略要地霍尔木兹岛（Hormuz），时任海军总司令的白金汉公爵从公司缴获的战利品中抽出数目惊人的1万英镑作为自己的分红，詹姆斯在索要之后也拿到了同样数目的分红。英国此番具有非凡意义的海上大捷三两下就被皇室瓜分了，荷兰人的处理方式则全然不同。
在尼德兰，海军战船为贸易商保驾护航后收取费用的行径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支荷兰海军之中。荷兰共有5个独立海军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鹿特丹（Rotterdam）、弗里斯兰（Friesland）、诺德科沃提尔（Noorderkwartier）和泽兰。像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这样的大公司自己设有舰队，一些城镇也会派遣战船承担护卫任务。荷兰共和国有着广阔的贸易版图，敌人亦不在少数，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本国水手们积累了丰富的海战与航行经验，常年和西属尼德兰的船舰交手的海员们成为支撑海军的核心力量，船舰也都常年服役而非弃置不用，所有人不论军衔高低都在船上得到了磨炼。
像马顿·哈珀茨松·特罗普和维特·科内利松·德·维特这样的海军将领，他们一身的技艺就是在随国家和公司的船队走遍世界各地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他们俩都出身卑微，打小就在海上讨生活。24岁以前，特罗普曾两度沦为巴巴里海盗的奴隶，正是在突尼斯当奴隶的时光中，他掌握了海军枪炮制造技术，并给约瑟夫·赖斯（Yusuf Reis）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是当时名声最为显赫的巴巴里海盗之一，亦被称为“鸟人”约翰·沃德（John ‘Birdy’ Ward），曾是皇家海军的一名逃兵。特罗普因此摆脱奴隶身份，并数次被任命为舰队分队指挥官，与敦刻尔克海盗作战。
德·维特幼年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上的一名侍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商船船队和鹿特丹海军中一步步向上爬。和其他军官的职业生涯一样，德·维特也在多支荷兰海军中服过役。他曾在波罗的海执行护航任务时和巴巴里海盗交战，并缴获过对方的船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他还在1623年至1626年的环球航行中担任将官，那次航行的情形颇为壮观，荷兰人对西班牙在美洲西海岸的多处殖民地以及海上航船发动了攻击。他后来又在皮特·海因（Piet Hein）一次远征西印度群岛的航行中担任旗舰船长，那次他们抓住了“黄金船队”。他还在本国海域附近统率过捕鱼船队的护卫中队。
英国的海军军官则没有类似的磨砺和训练经历。在尼德兰联合省，个人和国家之间有着真切的合作，曾几何时英格兰也是如此，但到了17世纪30年代，公私合办的大公司进入了萧条期。詹姆斯和查理决意实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实现王朝伟业，国人的商业利益只不过是垫脚石而已。
其中有一个例外。威廉·雷伯勒（William Rainborow）曾率领远征队将萨利海盗的一处要塞团团围住，逼迫摩洛哥人签署了一纸和平条约并释放了350名英国奴隶。不过总体上海军并未被用于扩展贸易事业。17世纪30年代，查理渐渐疏远英国东印度公司。他鼓励其他人远航亚洲，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不列颠海域”沦为英国人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荷兰人正从“不列颠海域”的北海渔场源源不断地捞取巨量财富——对荷兰共和国而言，这里就如同西班牙在美洲的金矿。荷兰渔民知道自己可以放心地仰仗本国海军——因为有一支常设的舰队分队是专门用来守护渔场的。相比之下，英国渔民和贸易商们则根本不指望本国海军，因为他们无力降服海盗，1638年后更对付不了荷兰人。1639年，敦刻尔克的海盗掳获4艘鲱鱼捕捞船，而且事后为了嘲弄英国的无能还特地将船停驻在唐斯港。
不过这些在17世纪30年代还不是那么事关重大。英国承运商趁西班牙与荷兰交战的时候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欧洲贸易运输，获利颇丰。声势日隆的伦敦城逐渐向阿姆斯特丹那样的世界商业中心靠近。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它眼下的繁荣其实十分脆弱，一旦局势回归和平，腾出手的荷兰人就会全力夺回这些生意。“我们现在能维系这一大摊贸易生意全靠邻国的战事。”30年代末，英国以贸易成就霸主地位的前景看似越来越清晰，实则凶险叵测。
1638年与1639年，特罗普和荷兰共和国海军严密搜剿狭海上运送西班牙黄金、人员和物资的英国航船，其间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特罗普对英国港口也实施了同样的搜查。这又一次警醒英国商人，荷兰才是英吉利海峡的掌控者。彭宁顿的职责是保护商船不受特罗普诘难，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的行为令人深恶痛绝，不过要求他们为此赔款之前，我们自己先得有一支像样的队伍，从而（与荷兰人对峙时）不致蒙受更严重的损失和羞辱，他们现在在狭海的实力还是非常强悍的。”[35]
特罗普回复彭宁顿所提要求时说道：“在我看来，你的大炮能打到哪儿，哪儿的地盘才是你的。”[36]可谓一针见血地点破了英国单方面划定海权的意图。
唐斯海战中，对阵当时世界上最强海军的彭宁顿手中只有10艘皇家船舰和10艘征用的毫无斗志的商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上将暗中嘱咐他：“遇上这种倒霉事时，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漂亮体面地让自己撤出来。”唯有查理一人看不出眼下已是毫无胜算，竟然毫不羞耻地向西班牙提出以15万英镑的价格换取英国对无敌舰队的庇护——他太过异想天开了。彭宁顿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看着特罗普的战船重创西班牙人。
荷兰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清楚明白的道理，海军的强盛源于商业的繁荣，靠征税来维系海军是不可能的。在遍布全球的贸易网络中磨砺出来的军官和士兵有着精湛的航海技术和顽强的战斗力，贸易发展为战船提供资金，而战船又促进了贸易事业的扩张，荷兰正是因此拥有了一支可以把皇家海军踩在脚下的世界最强海军。相比之下，“海上君王”的宣言如同蹩脚的笑话，成了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自吹自擂。
英国海军官员们早就对此洞若观火。约翰·彭宁顿爵士的海军生涯阻碍重重，战略决策愚蠢不堪，组织散乱号令不行，并且财力总是跟不上。1642年，斯图亚特王朝的主人又给了他一项新差事，命他从约克郡前往唐斯，接管海军大臣沃里克伯爵手中的舰队。
彭宁顿无从预料那里的海军将会如何对待自己。此时国家正陷入内战，彭宁顿捎信给住在附近的同僚亨利·帕尔默（Henry Palmer）爵士，让后者先到舰队上去，待探明没有危险后再示意自己登船。帕尔默却谎称自己病了，推掉了这一充满凶险的任务。与此同时，舰队的船长们正“尽职而恭顺”地等候彭宁顿的到来。沃里克本人正在附近海岸上寻欢作乐，听闻消息后立刻离开宴席上了船，他此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国王已经下令让他辞职，但议会让他把舰队紧紧抓牢。“两边的命令我都不得不从，因此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困境。”[37]
彭宁顿和沃里克之间这场竞赛会决定海军最终是继续忠于国王，还是倒戈到议会一边？
沃里克赢得了胜利。他登上自己旗舰的时候心中就已经做好了决定。他把船长们召集到一起，宣布自己的身份是议会任命的海军司令，那些拒绝继续为他效命的船长都被他们各自的船员给囚禁了起来。水手们都坚定地倒向议会这边，17世纪20年代皇室的那些背信弃义之举还深深地印在他们脑海之中，1641年议会就已经接掌了海军的财政大权并对所有将官进行了调查。1642年的这起事件让查理十分震惊，议会竟然如此轻易地将他的海军拉拢到了议会身边，而且这事还发生在英国内战（Civil War）的前夜。
第一代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年轻时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全过程，那时他是一名年轻的议员并担任查理的顾问。他曾就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撰写过重要的历史著作，书中写道：“此事给国王造成无法估量的恶劣影响，他在其他贵族心目中的地位也大大下跌，在他们看来查理‘海上君王’的桂冠由此被一举摘掉。”
第6部分 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