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党人在莱姆里吉斯（Lyme Regis，简称“莱姆”）被逼入绝境，保皇党人数是他们的6倍，并且还控制着高地，前者从那里猛烈轰击防守力量薄弱的港口。1644年，经历了两个月的炮兵轰击和多轮步兵游掠之后，这座小镇仍旧屹立不倒。议会党人凭借绝对的海上优势持续增援被围困的莱姆，终于让坚守的人们在与查理军队的持久战中得以幸存。
海军并非英国内战中的重要角色，它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作战。没有海军，查理一世的军队丧失了机动性，各部也难以获得长途补给供应。议会无法再向往来首都的航船征收税款，从而丧失了支撑战事开销的一笔重要财源，但查理手中也没有可以封锁伦敦港的水军。议会轻轻松松就把控了海面优势，海军给陆军和要塞送来救急的弹药，还切断了从国外增援国王的补给线。此外它还在援助像莱姆这样被压倒性地面部队围困的孤城。
莱姆包围战不仅揭示了海军在内战中不起眼的作用，还很好地展现了一名优秀将领的重要性。莱姆的人们最终能奋起保卫自己的城镇，要归功于一位迄今仍鲜为人知的陆军将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是他点燃了他们心中守卫家园的正义之火。每当莱姆眼看要被攻下的时候，镇民们冒着皇家军队的枪林弹雨，冲上战场和数量上明显占优的敌人奋力拼杀。
真正成就罗伯特·布莱克威名的是另一场围城战，发生在离海边很远的汤顿（Taunton）。1644年10月至1645年6月，汤顿三次被围。这座小镇能守到最后全靠布莱克卓越不凡的领军才能。当时他把所有人召集到教堂里并让他们在《神圣盟约》（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上签字。每个人都必须和汤顿共存亡，即便最后敌人赢了，也没人再能声明自己曾拥护保皇党或保持中立。布莱克此举是同时向镇民和保皇党宣告，决战的时候到了。为了鼓舞士气他自己先立下了誓言——倘若自己选择了投降，就会在投降前把他四只靴子中的三只吃掉——同时他近乎苛刻地要求镇民搭建了众多临时工事以加强小镇原本脆弱的防御。如同所有伟大的军事将领一样，布莱克清楚，要想绝处逢生，进攻才是最有效的防御。和莱姆的情形一样，孤立无援的汤顿守军不断向围城大军发起突围，最终没有让汤顿陷落。
罗伯特·布莱克的成长背景中没有任何征兆预示他会成为一名军功卓著的陆军军官。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初涉学术研究后便转入贸易领域。1640年，他成功当上了代表自己家乡布里奇沃特（Bridgwater）的城市议员并进入议会。英国内战的爆发以及由之引发的宗教和政治热潮让布莱克从一名普通商人转变为英勇领袖。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乱绵延，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辩不绝于耳，风雨飘摇的时局唤醒了布莱克体内自大学时代就已潜伏着的共和主义因子。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一直公开反对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他的宗教热情能让周围的人为了共同的事业聚集到一起，团结一心。布莱克十分擅长在面临绝境时扳回局势，能让一帮乌合之众变得号令严明，把防守战打成攻击战，反败为胜。
正因如此，1649年，51岁的罗伯特·布莱克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此职共有三人担任，他就是其中之一。谁也没有料到他日后竟能跻身英国历史上最伟大海军将领的行列。
他的陆军生涯是他日后功成名就的关键。1645年议会进行了“新模范化”改革，各地方部队合并成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实行新的领导机制。新军能获得史无前例的现金支持，其作战时日的上限也因此大大增加。1642年至1645年，议会每月的陆军开销为35671英镑；1645年至1651年，该数额攀升到了每月90416英镑。短短数年，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就得以跻身欧洲最强军队之列，尤以统率得力和纪律严明著称。
海军则恰恰相反，它还保留着一贯的传统作风，尽管在英国内战期间表现得尽职尽责。当时，船上的人手大多参加过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国殖民探险。在许多方面他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霍金斯和德雷克的那个时代。海务大臣沃里克就十分热衷于私掠行业和殖民地扩张，海军部成员也在这方面表现一致，他们都从事远洋贸易和殖民地的开拓，对海军的战略规划也有着深深根植于伊丽莎白时代的遗风。约翰·霍金斯如果穿越到17世纪40年代的海军也不会有什么陌生感，因为和陆军不一样，海军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动。“海上君王”号这种体积的大船停航，从商人们那里雇来的更小、更灵活的战船取而代之。这类精悍敏捷的新式战船便是护卫舰（frigate），是拦截保皇党航船和私掠行动时的利器，也是近海和港口作业的理想船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忠诚沃里克”号（Constant Warwick）。
海军政治立场温和，身上有着浓重的伊丽莎白时代遗风。陆军则完全相反，其政治立场随着战事的发展日趋激进。1647年查理沦为议会的阶下囚，正当议会试图与查理缔结盟约并将陆军遣散的时候，军中发生哗变，伦敦旋即被占领。持激进的宗教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独立派（Independents）和平等派（Levellers）是此次哗变的领导者，他们反对绝大多数议员所持的温和主张，他们要的不是与查理和解。1647年，军中激进势力曾提出实行普选（指男性）和宗教自由。其时无人可撄陆军锋芒。
他们对议会也强硬地发号施令。不过举国上下，包括海军在内，都对军队行为心存不满。[38]1647年年末，舰队司令威廉·巴滕（William Batten）被撤职，顶替他的是极端激进分子托马斯·雷伯勒（Thomas Rainborow）上校。1648年5月，一场海军史上最为严重的哗变波及了整支舰队。
海军对陆军想要成为全国最高统治力量的意图发起挑战。肯特郡加入了海军的叛乱阵营。作为梅德韦屏障的阿普诺城堡（Upnor Castle）落入叛乱阵营之手。叛军的行动得到查塔姆一众军官、士兵和船厂官员的默许，他们还主动献出了包括“海上君王”号和“皇太子”号在内的船舰。巴滕掌控着这支舰队。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海军足以左右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他们当时正筹划着封锁伦敦，把关押在怀特岛的查理解救出来，但很快就被陆军夺了先机。在海军中德高望重的沃里克伯爵召集起没有加入乱军的舰队余部，一路追击巴滕到了尼德兰。巴滕把他手里的这部分舰队交给了威尔士亲王查理。于是保皇党由查理一世之侄、莱茵的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带领着转战海上。
没过多久，12月，陆军向英格兰内陆的各方敌对势力出击。遭受大清洗后的议会成了摆设。1月，查理一世被审判并遭处决。独裁的军政府把控着权柄，海内外都对其恨之入骨。
为了维系政权，英联邦（Commonwealth）在外交、军事和经济诸方面意图奋发有为，海军突然间成了新政府的重要倚助。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新政府的财力几乎被海军抽干，军中领导层腐败不堪，而且它曾隶属查理，眼下种种迹象都透露出它和共和政府离心离德。国王和议会都曾尝试建立一支国家海军，但最后都失败了。恶习久积、根深蒂固，很难彻底拔除。英国陆军已经彻底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对此无动于衷的海军是否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实现变革？
罗伯特·布莱克是陆军用来带领海军步入正轨的人选之一，同时一个16人组成的监管委员会开始审查海军全体成员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上至船长下至船厂木匠，一个都不漏过。海军被整体肃清了一遍，许多有经验的官员和士兵都因为其保守的政治立场或宗教观而被清除出队伍。
所有和皇家有关的船舰都换上了新名字，庆祝英格兰终于摆脱违背上帝意志的暴政统治。“查理”号改为“自由”号（Liberty），“皇太子”号改为“决心”号（Resolution）。富丽堂皇的巨舰“海上君王”号则改为“主权”号（Sovereign）[39]，显然在君主制被推翻后的共和国时代，这里的“主权”二字只有一个含义——海洋管辖权。新建船只的命名中，有纪念击败斯图亚特王朝的重大战役的，如“内斯比”（Naseby）号和“伍斯特”号；也有纪念著名将领的，如“费尔法克斯”（Fairfax）号。从这些行动可以清晰地看出，陆军正沉浸在控海军于股掌之间的喜悦中。他们卸下花哨的皇室装饰，换以同样花哨的共和国装饰。皇家旗被替换为由圣乔治十字旗和竖琴状图案组合成的旗帜，水手们身边充斥着共和党人铺天盖地的爱国主义宣传。
海军完成改编后分为三队，分别在三名司令的率领下前往爱尔兰沿岸，鲁珀特亲王的保皇党海军正盘踞在那里。布莱克负责将鲁珀特堵在金塞尔（Kinsale）。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任务。从5月到10月，布莱克一直让自己的队伍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严明的纪律。与参加莱姆和汤顿保卫战的人们一样，他的部下们也像中了魔咒一般听命于这个粗暴苛刻而又意志坚定的男人。鲁珀特无法骚扰布莱克以阻挡克伦威尔的军队登陆爱尔兰，也无法阻止他们掠夺英格兰商人，到了秋天，风暴吹散了英联邦的船只，鲁珀特也得以逃往葡萄牙。
后来布莱克又出海追击，一共在海上待了11个月。起先他把鲁珀特困在了里斯本，葡萄牙国王当然不会允许共和党人在本国海面上攻击英国皇室成员。布莱克只得一面向葡萄牙施压，一面紧紧盯着鲁珀特的动静。倘若有人熟知英国以往的海军史，他定会警告布莱克这么做必然失败。他远离国境，又要同时面对鲁珀特和葡萄牙两个敌人。或许因为布莱克并非水手出身，不受以往海战常识的影响，所以如此处境之下他仍然十分镇定。他的供给线畅通无阻，将士们的苦苦守候也终于迎来了转机。布莱克截获了返航途中的巴西护航船队，受到胁迫的葡萄牙只得默默忍受。
罗伯特·布莱克，海军总司令
鲁珀特只得继续逃亡，布莱克也并未刻意阻拦，他一路尾随亲王到了地中海。正当鲁珀特准备攻击英国航运船时，布莱克的分队到了，保皇党众人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亲王的船队中，有一艘船未做任何抵抗便投降了，还有一艘被赶至岸边动弹不得，剩下的四艘仓皇间逃入卡塔赫纳，后来在出逃的途中失事遇难。
这次行动是布莱克担任海军统帅后的初啼试声，表现极为出彩，其成就甚至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的英国海军将领。或许罗伯特·布莱克在海战的专业知识方面要听取专职海军官员的意见，但统御将士、制定战术的自信和本领源于他戎马生涯的积淀，他为海战打法引入了新思维。漂行海上近乎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舰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战斗状态。曾经拼命抵御围攻的战斗经历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刚毅不屈、因地制宜、坚忍耐心而且总能砥砺士气，他身上的这些可贵品质感染了海军，在最煎熬和难以看到希望的海战形式——围困敌军——中大放光芒。但必要的时候他同样会发起雷霆攻势。返回英国海域途中，布莱克从水陆两路精心策划了一连串行动，最终为英联邦政府夺得锡利群岛和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
布莱克挥戈舞戟乃是为上帝而战，而不像之前那些将领是为荣誉和黄金而战。因此他会专注于如何圆满完成任务而非走捷径了事，形势再困难、再复杂他也不会畏惧不前，反而乐在其中。倘若用一个词形容他，那就是刚毅。
布莱克在异乡奋力征战时，其他海军分队也没闲着，他们和陆军一起拿下了爱尔兰和苏格兰，还和不列颠海的海盗们交了手。乔治·艾斯丘（George Ayscue）爵士率领他的分队力压巴巴多斯并使它向新政府俯首称臣；另一支分队远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Maryland），志在将这两块地盘纳入共和政府的版图。除此之外，海军自1651年起开始组织保护地中海商船的护航船队，还下令大西洋上的英国战船攻打有所图谋的法国船只。海军第一次能够在全世界不同地点同时开展行动。布莱克追捕鲁珀特以及封锁里斯本的过程中，海军部（Admiralty）利用租借的商船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食物和弹药。布莱克撤走之后顶替他的是一支由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率领的新组舰队。
仅仅26年前，查理一世的海军在加的斯大败亏输，再算上拉罗谢尔那场败仗，不难看出当时海军离开本国海岸后连正常运作两个星期都做不到。折戟漂橹的场景尚历历在目，但1625年加的斯惨败和布莱克在伊比利亚海域长达一年的巡弋，这两者已经展现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掌控了政治大权的英联邦政府以高压手段组建海军，为其筹措资金，最终军政府做成了皇室和议会都未能实现的事情。起初，他们主要出于防御性的目的——消灭保皇党以维持新政权的稳定。继此之后，海军的行动更具主动性，襄助英国商业发展，宣扬国威。
暗自警觉起来的欧洲诸国只得承认这支全新战力的诞生。待真正见识到英国共和政府对海军娴熟自如的部署之后，首先是葡萄牙，继而西班牙、法国、威尼斯都只得相继强抑敌意，对共和政府表示认可。得益于布莱克在伊比利亚海域的诸多建树，英国贸易商可以自由出入葡萄牙殖民地、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和西西里岛（Sicily）的各处。西班牙港口也向他们开放——在地中海进行任何军事和商业活动都必须仰赖这些港口提供补给。
陆战的胜利是英国新政府得以成立的奠基石，它也凭此统一了不列颠群岛。1651年后英国又拥有了强悍的海上实力。眼下只有一个国家有实力抗衡日渐强盛的英格兰。
1652年，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位海军上将交上了手。这年5月，海军上将马顿·哈珀茨松·特罗普率领分队驶入英吉利海峡，为即将到来的荷兰商贸航船保驾护航。海上风高浪急，特罗普带着42艘战船到唐斯暂避风雨。抵达近岸锚地后他像来到自家领地一样旁若无人（此前也一直是这样），并且拒绝向多佛城堡降旗致意。第二天，布莱克从拉伊（Rye）前往此处，他的队伍只有12艘船，却仍命令荷兰人降旗致礼。结果特罗普升起了示意开战的红旗，横过船身将舷侧黑洞洞的炮口对向了他们。双方随即开打。
占据绝对优势的荷兰人连一艘英国船舰也没能俘获或者击沉，反倒是英军俘虏一艘、重伤一艘荷兰船。布莱克和特罗普都没摆出什么繁复的战阵，双方进行的完全是一场混战。这场持续5个小时的对决被后人称为“古德温沙洲之战”（Battle of Goodwin Sands），而这片沙洲包围的正是当初特罗普大获全胜，同时也最令英格兰人感到耻辱的地方——唐斯。
其后数月，英国人和荷兰人互不相让，龃龉不断。7月，双方正式开战。
17世纪的英荷战争在当今英国的历史中似乎并不太重要，但海军和不列颠此后的历史走向都因这场浩荡绵延的战事而彻底改变。
英荷两国之间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他们同属一个教派，长久以来英国都十分钦羡荷兰的政治和经济。两国的海上商路遍布世界，纵横交错。众多英国政府的头面人物都深信英国将来会和狭海对岸的邻朋一样，成为由商业寡头们掌权的共和制国家。海外贸易一片繁荣，加之帝国主义政策的推行以及企业的兴起，英国的社会结构以此为基石重建，将会和尼德兰的情况十分相近。
不过英国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一个障碍——恰恰也是荷兰共和国。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整个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荷兰航船掌控着贸易运输的命脉，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更是死死压制着英国。更不用说荷兰共和国议会大力支持本国贸易商，从丹麦那里争取到了免去荷兰航船进入波罗的海通行费的优惠待遇。17世纪50年代早期，英国航船已经被彻底逐出波罗的海，在伊比利亚半岛、亚洲、美洲等各地贸易上也都比荷兰人慢了一步，英国经济因此迅速萎靡。英国希望成为荷兰那样的国家，但如何先从眼前的竞争中胜出呢？
更令共和政府担忧的是，奥兰治家族（House of Orange）正在资助被流放海外的斯图亚特王室成员，在荷兰为他们提供避难之所，还往苏格兰输送武器。以此看来，成立不久的共和政府必然得说服荷兰人。1651年，双方就成立盎格鲁-荷兰政治经济联盟的议题开始了磋商。
如果真能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军事-商业一体化的联盟足以称霸世界，但实际并未如此。荷兰人提出双方建立自由贸易体系，这对英格兰来说根本无法接受——荷兰各方面均占优势，如此一来等于让英格兰把现存的贸易份额也拱手送上。
英格兰激进派的想法是，既然与荷兰人联合不成，那唯有打倒他们。激进派背负着强烈的使命感，视将英格兰打造成睥睨寰宇的世界强国为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因此必须率领主力军彻底从荷兰人手中夺过海上控制权。
他们还组织了征服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大规模海上行动，希望借此同时打击荷兰人和保皇党势力。自英国内战爆发以后，荷兰人的势力成功打入英属殖民地并站稳了脚跟，他们从事殖民地和欧洲间的往来贸易。当地的殖民者自是欣喜不已，因为往来的荷兰人为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英联邦政府要恢复对殖民地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要将荷兰人势力驱逐出去。双方谈判破裂后，为反击荷兰人，1651年尾闾议会（Rump Parliament）通过了《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这意味着，此后只有英格兰航船或者货物原产国的航船才能将货物进口到英格兰及其殖民地。欧洲绝大部分的货物运输都由荷兰人承担，此条例实际旨在抑制他们的航运，不过效果微乎其微——英格兰贸易额只占荷兰人总体经济很小的一部分。而英格兰本国的进出口商人反而因此遭殃，他们无法再使用荷兰人低廉的航运业务。实施新条例的本意是为英格兰承运商谋取福祉，可结果根本没有英格兰商船买账。
《航海条例》不是引发战争的最主要原因，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动机才是。《航海条例》昭显的是英格兰迈向海上强国的雄心壮志，众所周知，荷兰此时成了这趟征程上必须移除的障碍。
英格兰还是一贯的脾气，急不可耐地染指别人的贸易，将之占为己有。
英格兰海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毫不遮掩自己好勇斗狠的天性。艾斯丘分队不仅招安了巴巴多斯，还在途中截获了许多荷兰航船。以船上有援助保皇党和苏格兰、爱尔兰叛军的武器和银钱为名——抑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英格兰战舰和私掠船对许多荷兰航船进行了拦停搜查。有证据显示他们还对船员严刑拷打。英联邦政府领导者对复兴英格兰海上霸主地位的热衷程度则更让荷兰人忧心不已。
查理一世虽死，可英格兰称王称霸的做派丝毫没有减弱，甚至更加嚣张跋扈。英格兰战舰遇到外国船只时坚持要求对方向共和政府行礼致敬。这原本是“不列颠海域”内的规矩，但现在“不列颠海域”的范围已经夸张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海军司令威廉·佩恩在直布罗陀海峡强令荷兰航船向自己致礼，一艘英格兰护卫舰途经巴巴里沿海时因为对方3艘荷兰航船没有降帆示意，就侧身给了他们一轮猛射。威尼斯大使坦言，照此下去英联邦政府要对整个大西洋都“宣示唯一主权”。
英格兰肆意叫嚣之下，荷兰各舰的船长们自不会忍气吞声，拳头上的事只有拳头上了。荷兰人的专横暴行遭到英格兰举国上下的激烈声讨，英格兰人的蛮勇也一样让尼德兰各省暗中胆寒。就贸易实力而言，荷兰并没有将英格兰放在眼里，《航海条例》对他们来说也无关痛痒。但偏偏这座民风粗蛮、掠夺成性的岛屿坐落在对荷兰十分不利的位置上。确实，英格兰岛海岸线漫长，形同展开双翼的苍鹰，沉着地盯着面前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随时准备扑食丰厚肥美的荷兰货船。英格兰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荷兰是输不起的，因为荷兰的国之命脉就在于国际贸易。
1652年，荷兰共和国议院追加了150艘船的订单以充实海军实力，为来往英吉利海峡的商船更好地保驾护航，于是他们的海军船舰数量便超过了220艘。本希望这样可以吓住英格兰，使其退却。结果对方却因此更加认定战事无可避免，以为荷兰已经做好了率先发难的准备。
所以5月布莱克在唐斯港沿海要求特罗普行礼致意时，双方已经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当时荷兰政坛已经严令海军司令配合英方向其国旗致敬行礼的要求，特罗普明显是受不得对方的羞辱才发难的。即便在古德温沙洲之战结束以后，共和国议院仍极力避免与英方开战。只是荷兰避而不战的对策被英联邦政府看穿了，后者战意已决。“英格兰面前是一座金山，”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荷兰共和国议院的政治领导人）说道，“我们面前则是一座铁山。”[40]
这座“铁山”指的就是共和派的海军，三年间，它完成了革命性的转变。
曾经的君王们连做梦都想象不出，海军的规模和战力竟能达到此时这样的程度。1649年，英格兰海军共有45艘船舰，新政府对船上的将官和士兵还不是完全信任。1650年，船舰数目蹿升至72艘。1654年，国家舰队的规模达到了200艘，其中战舰在重火力、技术方面堪称独步世界，船型方面既有装载百门大炮的狰狞巨舰“主权”号，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护卫舰。财源方面十分稳定，专项征收的税金高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王朝，相关关税也只升不降。此时的海军纲正令行，而且辗转各地征战，不乏磨砺。
而那座“金山”指的是荷兰共和国的近岸贸易。荷兰本国海军必须随侍商船船队左右以保其无虞，否则共和国便要遭受重创。和英格兰不同，联合省的存活全部仰赖进口，因此英格兰不用顾忌太多就能主动开战，但荷兰自始至终都只能被动防守，而且敌方海军四散出击的做法让他们变得更加被动。此前数十年中，荷兰一直都是海上霸主，但“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41]让荷兰海军元气大伤。尽管它依然被视为世界最强海军，1652年时又重新扩充了规模，但实际上荷兰海军已是江河日下，徒有其表。军中舰载大炮超过50门的仅有特罗普的旗舰“布雷得罗德”号（Brederode），舰载20～30门大炮的战舰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而英军光是配备了50门以上大炮的战舰就有5艘，40门以上的占了全数的一半。以此看来，英格兰海军可谓船巨炮利。特罗普说，英军有50艘船优于己方最精良的战舰。在军备竞赛上荷兰天然逊于英格兰：他们的船为了适应本国的浅滩海岸吃水都不深。特罗普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好本国的“金山”——为商船船队保驾护航，不容那帮没有任何财富需要守护的英格兰人染指。
艾斯丘是第一个公然掠夺尼德兰海上财富的英格兰海军司令。从西印度群岛返航途中，他共计10艘船的舰队向从葡萄牙返航的30艘荷兰商船发动攻击，夺下7艘，击沉3艘。事后他在唐斯暂避风头，躲避特罗普和德·维特两人102艘战舰的追捕。原本荷兰二将可以再建1639年那样的功勋，可惜这一次他们遭到唐斯的浅滩和潮汐的阻滞。起先，海面一点风浪也没有，战船根本无法开进锚地。随后却又狂风乍起，而且风向还对荷军不利。特罗普乘风驶入北海，结果在那里遭遇了更为致命的一击。
罗伯特·布莱克当时正伏于设德兰，准备拦截经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西印度公司船队，这些荷兰船队为避开狭海正从北方绕行。等候期间布莱克还乘机袭击了鲱鱼捕捞船队，并以维护英格兰权益为由强行征收了10%的税金。前来追捕的特罗普得知布莱克就在费尔岛（Fair Isle）附近，可还没等他追上敌人，狂风突然袭来。一位荷兰作家描绘了当时的恐怖场景：
舰队犹如被海中无底的幽冥深洞拖曳下去，刚跃出水面，又一下子被飓风裹挟着高高抛起；巨桅倾折沉海，汹涌的波涛冲刷着甲板；风雨肆虐至极，船上众人已全然无法操控船舰，周遭的一切都预示着船毁人亡的悲惨命运。[42]
荷兰人被吹到了萨姆堡角（Sumburgh Head），此处位于设德兰群岛南部海角，遍布嶙峋礁石，地形十分险恶。每个船长都在拼命挽救自己的船，避免船被礁石撞出窟窿。整支舰队立刻成了一盘散沙。驶入这片危险海域之前，船队大约有100艘船，三天后狂风终于平息的时候，特罗普发现自己身边只剩下了34艘——有一部分船只逃到了挪威的峡湾之中，更多的是为避开布莱克的队伍以及恶劣的天气而匆忙间散入了设德兰群岛各处，其中10艘战船遭受重创，6艘沉没。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船只在赶往费尔岛会合地点的时候亦损失惨重，其中小部分船葬身设德兰的礁石丛中，还有一些则拼死赶上了特罗普残部，随其一同逃窜回国。
布莱克这次得手全靠天时、地利。北海海面上四散零落着荷兰舰队的船舰，他们花了数月时间才跋涉归国。特罗普被卸任荷兰共和国海军最高司令，改由德·维特接任。
但随后的战局又发生了变化。副准将米歇尔·德·鲁伊特（Michiel de Ruyter）正率领30艘战舰为往来英吉利海峡的商船保驾护航，而舰队司令艾斯丘则在一旁密切注视着鲁伊特的动向，他身后是38艘海军战舰和一众征募来的商船。但艾斯丘一直犹豫不决。呈现在鲁伊特面前的形势一目了然，对面那位英格兰舰队司令只惦记荷兰商船，全然没有在海上交战的打算，因为打仗根本无利可图。终于在8月16日，艾斯丘中队向荷兰护航队的中军发起了冲锋。不过此举却让他的火力优势全然消弭于无形。艾斯丘中队瞬间乱了阵形，陷入对方的包围圈中。荷兰人再次运用他们精擅的战术，向气焰嚣张的英军压来。
普利茅斯之战让英格兰士气遭受重挫。尽管一艘船都没有折损，但艾斯丘被迫撤退至普利茅斯港，一时间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被拱手让与鲁伊特。战斗中双方两次正面交锋，荷兰可谓赢得畅快淋漓，不过这场战役引发的后果却出人意料，荷兰共和国议院断定英格兰海军大伤元气，将官平庸无能，战舰的火力也很一般。因这场胜仗而大受鼓舞的议员们向德·维特下令，把英格兰舰队从唐斯港揪出来，再现本国13年前击败西班牙人的那场伟大胜利。
英格兰海军也即将出征，那是它自1588年以后的首次舰队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