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上帝恩赐我们这样通晓海事的国王和公爵，这个国家早就一败涂地了。
——塞缪尔·佩皮斯
1676年1月14日，地中海舰队正停驻的黎波里沿海。当晚，所有战舰的舰载小艇都下了水，小艇上是携带了武器和炸药的船员。
这次行动由HMS“哈里奇”号（Harwich）的副官克劳兹利·肖维尔（Cloudesley Shovell）计划并实施。那天夜里特别黑，小艇悄悄溜进港口，对方负责警戒的小艇尚未察觉就被拿下了。英军爬上大船后烧毁了4艘海盗船，一兵未损返回了舰队。此番行动进行得冷静、迅速、老练。肖维尔在国内赢得声名，还获得金钱和一枚查理二世颁与的金质勋章作为奖励。一年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带兵，时年27岁。
克劳兹利·肖维尔是伴随“复辟海军”一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海军军官，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76]他自1663年服役时起就功勋斐然，直至1707年在一次船舰失事中遇难。我们可以透过他的从军生涯了解海军在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伊始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肖维尔的巨大福运源于他的出生地考克索普（Cockthorpe），这里是诺福克郡的一个小村庄，是克里斯托弗·明格斯（Christopher Myngs）的家乡。明格斯是村里鞋匠的儿子，后来成为英联邦海军的一名舰长。他的早期资历来自地中海和斯赫维宁根战役。但他在执掌船舰和执行伊丽莎白式劫掠等方面的熟稔，还是得益于他在西印度群岛执行《航海条例》、掳掠“西班牙大陆”（Spanish Main）[77]的经历。尽管顶着宗教激进分子的帽子，复辟之后明格斯还是被留用了。另一个考克索普出来的男孩——约翰·纳伯勒（John Narborough）成了明格斯的侍童，并随他一起在地中海服役。1663年，纳伯勒成为明格斯的副官，13岁的克劳兹利·肖维尔被选为新侍童。
有许多像纳伯勒和肖维尔这样的男孩，因为同乡和亲族关系踏上了升迁的第一步，他们以后可能会成为副官，运气好的还可能做到舰长。不过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还有其他很多路径通往海军上层。
一如往常，这些路径都高度政治化。1660年，“克伦威尔派-共和派”海军不得不变换门庭，即便不成为“保皇党”海军也得是“皇家”海军。这当中的麻烦在于军中经验最丰富的长官们都是经历过对荷战争的老将，因此与共和派以及克伦威尔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保皇党（Cavalier）中有资历的寥寥无几。流亡中的斯图亚特王室有一支小规模的海军队伍，1648年叛离英格兰的海上中队就是由这支队伍组成的，由鲁珀特亲王和一帮四处流窜的私掠船船长统领。1660年，托马斯·阿林被任命为皇家“多佛”号（HMS Dover）舰长。1650年阿林执掌的一艘保皇党船舰曾在卡塔赫纳沿海被布莱克击沉。罗伯特·福尔摩斯也曾在鲁珀特中队待过，之后做起了私掠船船长；1660年他成为新一代保皇党舰长的一员。这些追随过鲁珀特的老部下一步步走上了将官的位置。威廉·巴顿爵士成了海军船舰监造官，1648年他曾带领部分议会党海军叛逃至斯图亚特王室阵营。
但他们还是别无选择地要与另外一些舰队司令和舰长共事，这些人曾经击沉过他们的船舰，有十多年时间一直追捕他们。17世纪50年代早期，威廉·佩恩和约翰·劳森曾在地中海对保皇党私掠船穷追猛打，现在他们仍是舰队司令。17世纪60年代的绝大部分舰长都曾是“空位期”海军的长官。因此士绅和贵族在海军中的升迁问题让国王和海军大臣备感压力。
对查理二世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据佩皮斯所言，詹姆斯“察觉到很可能出现老一辈舰长们打江山，新一辈舰长们毁江山的局面”。[78]未登上王位时，詹姆斯与专业的海军军官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劳森和佩恩二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油帆布”军官（‘tarpaulin’officer）的特质。这个说法源自职业水手们身上那种涂了保护油层的帆布布料。正如字面表达的意思，这类军官在孩童时期就已经上了船，实打实地一级级往上爬、习练统率船舰的本领。佩皮斯称他们为“海之子”。
“油帆布”和商业海运有着稳固紧密的联系。约翰·劳森爵士的父亲是斯卡伯勒一名商船船长，他自己曾是当地海运界的重要成员，内战期间加入了“议会海军”。来自入海口小镇利镇（Leigh-on-Sea）的舰长理查德·哈多克爵士（Richard Haddock），其祖上从事航海和海军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327年。复辟前后他曾做过商船和海军船舰的舰长，当过三明治伯爵和鲁珀特亲王的旗舰舰长，后来升任海军审计官并成为舰队司令。他的儿子理查德·哈多克和尼古拉斯·哈多克（Nicholas Haddock）分别成为海军审计官（1733～1749年）和18世纪30年代后期英国在地中海的总司令。圣克鲁斯之战的英雄理查德·斯泰纳爵士，其海上生涯发轫于纽芬兰捕鱼船队，最后以护送舰队副司令的身份死在了护送查理二世的新娘从葡萄牙到英格兰的路上；他还身负攻占丹吉尔的使命。整个17世纪50年代，不断有“油帆布”被升任至统领位置，领导正处于扩张期的海军。舰长人选也逐渐从长期服役的委任官和士官中产生。这些人既具备实际航海经验又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是海军的骨干力量。所以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留住呢？
由于詹姆斯对“油帆布”之流的青睐，此时已经加封三明治伯爵的爱德华·蒙塔古认为必须在留住资历丰富的军官和尊重政治现实之间达到平衡。国家的政治支持对海军而言不可或缺。海军不能被视为共和时代的遗物，作为顽固不化的叛乱者的天堂而存在。在许多人看来，世袭将门尊崇荣耀且无条件支持君主制，由他们统领军队是完全正确和符合情理的。以此观点，实际经验的考量还排在尚武精神和天生的领袖能力之后。换句话说，若非如此，将有违天道。
无论如何，没有经验资历的三明治伯爵因为他在宫廷的位置而被推上了海军最高统帅的高位——只是他所在的是护国公克伦威尔的宫廷。很久以前开始，舰队司令就由贵族子弟和宫廷侍臣担任，实战经验方面则需仰赖资深的旗舰舰长。“空位期”时情形变了，有相应资质证明的人即使没有经验也可以受任指挥官职位，而且很受青睐——布莱克和蒙克就是明例。所以现在颇待思量的是如何将贵族和士绅引入海军，同时不对海军实力造成任何影响。
对士绅阶层的年轻人而言，成为副官是通往舰长的一条捷径。17世纪60年代早期，许多如此打算的年轻士绅就以副官身份空降到船上。1664年，罗伯特·福尔摩斯时年24岁的弟弟约翰成了一艘船的副官。一年后，他受任舰长，不到十年即升为将官。1661年，时年21岁的罗杰·斯特里克兰（Roger Strickland）受任“蓝宝石”号副官，他的父亲、保皇党沃尔特·斯特里克兰（Walter Strickland）还因此得到一笔赏金。此后五年中罗杰先后做过另外四艘船的副官，再之后他做了一艘被俘船舰的临时指挥官，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指挥官职务。1668年他成为一艘海军战舰的舰长。
大量士绅子弟在各方面条件还未成熟时就被派到船上任职。弗雷舍维尔·霍利斯爵士（Sir Frescheville Holles）只在自己的私掠船上待过一小段时间就被任命为“羚羊”号舰长，时年23岁。1666年奥索雷伯爵（earl of Ossory）成为舰长之前没有任何航海经历，尽管对航海技术一窍不通，他还是在1673年被擢升为蓝色中队司令。乔治·莱格（George Legge），即日后的达特茅斯爵士，就任“彭布罗克”号（Pembroke）舰长时年仅20岁。约克公爵还特别注明莱格“此前仅仅只有一回出海远航的经历，他也不知道此人是如何坐上舰长位置的”。[79]莱格的任命别有原因：他身为朝臣的父亲和鲁珀特亲王过从十分亲密。不到一个月，“彭布罗克”号与“费尔法克斯”号在托贝相撞而沉。
“士绅”和“油帆布”两派舰长之间的嫌隙最明显地体现在17世纪60年代以及战时，当时宫廷侍臣极力要求获得军中指挥权。詹姆斯和查理深知这当中的难处，要想整顿海军，必得先革其旧命。革命带来的创伤可以用时间去弥合。查理二世明言：“我并不是简单地招选有才干的人，除能力之外，他们自身也要渴望融入其中，我想这样的人应当和其他人一样得到鼓励。”[80]
新一代职业军官正茁壮成长。1661年起，“国王信童”（king’s letter boy）加入船舰之中。他们是士绅子弟，年龄上限在1676年被正式定为16岁。他们被送出海学习航海和驾船技术，并从此踏上晋升之路。扎姆斯和查理希望“士绅”军官能像“油帆布”军官一样去思考和行动。17世纪70年代后期，老一辈共和政府的“油帆布”军官和保皇党的“士绅”军官或亡或退，他们的位置开始转由复辟后进入海军的军官接手，此时新一代军官的身躯上已经留下属于他们自己的战痕。
至此又要说回克劳兹利·肖维尔了。他加入海军以后，最开始是在西印度群岛跟随明格斯及其副官纳伯勒，那里是海军各处驻地中最折磨人的一处。明格斯的任务是阻止西班牙人重新占领牙买加。他劫掠了古巴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针对英格兰殖民地的破坏行动就是由此而来的；另外他还捣毁了西班牙人的要塞和堡垒。不过真正铸就他后世功名的还是第二次英荷战争。1664年战事伊始，他被任命为白队副司令。1666年的四日海战中，他阵亡于红队副司令任上。
那时纳伯勒和肖维尔已经从一位航海长那里获得了航海方面知识的启蒙。明格斯是德雷克和霍金斯那种风格的海军军官，他与部下忠诚无间，偷偷和他们分享自己从加勒比海弄到的战利品。在明格斯的葬礼上，生前他手下的一帮水手找到佩皮斯，请求佩皮斯把他们调到火船上执行危险的任务，“要讨回这血债，纪念我们死去的司令官”。
约翰·纳伯勒接管明格斯的“胜利”号时四日海战打得正酣。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并被升任为舰长。克劳兹利·肖维尔成了他的随身侍从，1667年随纳伯勒一同返回加勒比海，加入约翰·哈曼爵士和约翰·贝里领导的中队。他们的中队在尼维斯（Nevis）附近击败法荷联合舰队，在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歼灭法军一支大型中队，并占领了法属圭亚那（French Guiana）的卡宴（Cayenne）和荷属苏里南（Dutch Surinam）的帕拉马里博（Paramaribo）。两年后，肖维尔加入纳伯勒前往南太平洋远航的队伍，这番经历所积累的航海经验相当宝贵。到了第三次英荷战争的时候，这一批军官对皇家海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纳伯勒被调遣到詹姆斯的旗舰“皇太子”号上做副官，肖维尔作为见习生随同前往。
1670年，查理二世和法国签订秘密条约，两国将结成反荷同盟。当时皇家海军正全力重建和修补梅德韦突袭中毁坏和损伤的船舰。查理的钱足够支撑一场短期战事，他计划先由英法海军击败荷兰海军，然后护送陆军登陆尼德兰。法国陆军也会同时向荷兰共和国发起进攻。
荷兰共和国岌岌可危，敌人在海、陆上的兵力都远胜于它。堪以告慰的是，荷兰人有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鲁伊特做他们的海军统帅，他以卓越战术力挫英法联合海军于索尔湾（Solebay）、斯库内维尔德（Schooneveld，两次）和特塞尔。詹姆斯称德·鲁伊特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其原因不难看出。[81]1672～1673年的4场大战中，他以非凡的领航技术、旗语系统和战术战法把敌人原本十分可观的阵容和炮火优势消弭于无形。德·鲁伊特在敌人数量明显占优的情况下向索尔湾的英法联合舰队发起突袭。这个做法非常大胆，虽没有带来大胜，但本来此次行动的意图就是不给敌军任何从近海入侵共和国的机会。
德·鲁伊特发展出一套斩首打法：一旦英军舰队司令被击杀，整支舰队随即呈现疲态。索尔湾之战开始阶段，詹姆斯的旗舰就被5艘敌舰盯着打了4小时。因为海上一丝风都没有，舰队余部也无法向这位王位继承者施以援手。那是令人非常绝望的时刻。旗舰舰长约翰·考克斯（John Cox）爵士阵亡，后来约翰·纳伯勒接管了他的位子。雄伟的“皇太子”号惨遭荷军大炮的摧残，包括詹姆斯家眷在内有200名船员殒命。顶桅从高空坠落时弄坏了主帆，砸到甲板上之后令许多火炮无法继续射击。
荷军放出火船准备彻底终结“皇太子”号，倘若他们真能成功杀死那位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的继承人，历史的轨迹将会大不一样。但纳伯勒迅速做出反应。他让小艇一直牵住船头，直到船帆捕捉到了一丝微风。这样费了很大力气之后，“皇太子”号终于开始移动了。就在她刚刚驶进舰队的安全范围时，荷军击落了她前桅顶帆的帆桁，身形庞大的旗舰再也动弹不了了。詹姆斯及时逃了下来。他把令旗转移到了“圣迈克尔”号上，等这艘船被轰得支离破碎之后，令旗又被转到了“伦敦”号上。
载着英军司令的船舰没有一艘是安全的。舰载100门炮的“皇家詹姆斯”号是三明治伯爵的旗舰，也一样被荷军战舰和火船重点关照。尽管船头下方就有一艘敌舰，但她还是和“皇太子”号一样，凭借船上的火力令荷军无法攻上前来。后来“皇家詹姆斯”号挣脱重围逃了出来，不过因为船身连续遭受重击，她已经开始下沉了，从骇人的炮火屠戮中幸存下来的船员也没几个。最终她被一艘火船钩住，烧了起来。到了正午，除三明治伯爵外的所有英格兰船员都弃船而去。伯爵肢体严重残缺，人们从海上找回遗体时已经认不出他的面目了，全靠身上的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才得以断定身份。尸体没有烧焦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伯爵就是那个最后弃船的人，他是弃船之后才牺牲的。
眼前旗舰所遭受的野蛮攻击又一次提醒人们海上战争冷酷无情的一面。“皇家詹姆斯”号除舰长哈多克以外的所有军官全部阵亡。“亨利”号舰长和大部分军官殒命。和相当数量的舰长一起阵亡的还有许多出身高贵的廷臣，当中很多人是站在詹姆斯近旁时瞬间失去了生命的。大型旗舰犹如磁石一样吸引着敌人的加农炮炮弹，被驱赶到这些船上的水手们实属不幸。詹姆斯是躲过了惨死的命运，但只要哪艘船舰飘起代表他皇室身份的十字旗，那艘船就会血光四起，被轰得支离破碎。
不过亲王亲临战斗最前线的做法——他和周围所有人遭受着同样的死亡威胁——对皇家海军而言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查理和詹姆斯都是技艺娴熟的帆船手，他们深切关注皇家海军的发展，而且二人身为亲王还懂得帆艺、航海术和引航术，这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还是第一次见。艰难岁月里，海军因为他们的鼎力支持而受到国民的拥护，成为国策的重要部分。一位亲王亲自在海上战斗，不可避免地会带动贵族、廷臣和士绅随他一起追逐荣耀。入伍海军成为贵族也热衷的事情。此事意义深远，原本这些阶层的人勉为其难地为海军交税，现在却已经亲自参与到海军之中，甚至以此开创职业生涯。
詹姆斯十分希望将自己树立为一个完美的17世纪海军大将形象。纳伯勒描绘了他在索尔湾与敌人猛烈交战时的情景：
殿下在船首和船尾间来回奔走，砥砺士气，着实令将士们感怀不已。他总觉得自己离敌人不够近……此时约翰·考克斯爵士已经被杀，战舰由我统领。我绝对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其他亲王能像殿下这样勇敢坚决地和敌人战斗，而且他渊博的航海知识和精湛的海航指挥能力令所有海军将领都相形见绌。[82]
如果不是对一位亲王来说，学习航海术和行船技术，或者是激励水手士气有失其高贵身份，那么这些话足以吸引陆地上那些王侯富绅把自家子弟送到海上和帆布缆绳打交道，希望有朝一日挣得功名。海军如今成了光荣的职业。
海军虽然未能赢得对荷战争，但在查理和詹姆斯的关怀呵护下，它还是作为一个专门机构繁盛起来。他们招揽佩皮斯这样的才干之士入主海军部，使其变得空前鼎盛。不过他们留给后世最伟大的遗产还要数创立了一个专业化的军官队伍。
肖维尔就是从中成长起来的一名军官。当时外人和海军军官自己都喜欢用“士绅”和“油帆布”来区分阵营，那么肖维尔属于哪个阵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非海商家庭，他是靠关系进入海军的，不过他里里外外都是个货真价实的水手。像肖维尔这样的年轻军官，在17世纪60年代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在海军服役，“士绅”和“油帆布”的鲜明区分在他们身上渐渐模糊起来。此当归功于查理和詹姆斯的改革。
战争是军官快速晋升衔级的好机会。索尔湾战役之后，纳伯勒受命指挥三级战舰“费尔法克斯”号，护送商船前往地中海，肖维尔是大副。第三次英荷战争临近尾声时，纳伯勒晋升奥索雷伯爵旗舰舰长，任蓝色中队第三司令。之后他又以红色中队第三司令的身份在皇家战舰“亨丽埃塔”号（50）上升起了自己的将旗，肖维尔随其任第二副将。
海战舰队在北海的征战也将武官们大大磨砺了一番，不过地中海才是英格兰海军武官真正的成长摇篮。1674年，纳伯勒被擢升为地中海舰队司令，于“哈里奇”号升起自己的将旗。肖维尔任该舰副将，此时他已经历了10年海上生涯的磨炼，参与过西印度群岛、太平洋、地中海的数次远航以及本国海域的战列线海战厮杀，加之明格斯和纳伯勒的言传身教，作为明日将星的肖维尔正冉冉升起。
纳伯勒舰队可谓地中海舰队中很壮观的一支了。最多时有35艘船，这还不包括当时部分正在直布罗陀海峡执行护航任务的战舰。纳伯勒所建功勋之一便是收买了突尼斯人。之后他以里窝那和马耳他为大本营肃清了的黎波里的海盗船。肖维尔可能已经跃跃欲试地在他师父的巨型舰队里做过几次舰长，不过绝大多数时候纳伯勒还是把这位徒弟随身带在“哈里奇”号上。这个做法还是很明智的。肖维尔领导了对的黎波里海盗的袭击。两个月后对方又在海上损失了4艘船，当时他也正待在纳伯勒身边。英军的一系列行动迫使的黎波里总督与之签订了和平条约。年末时萨莱方面也和英方达成了同样的协议。此时唯一的威胁就剩阿尔及利亚了，纳伯勒舰队也可以到里窝那、梅诺卡岛（Minorca）和加的斯以外的区域活动了。
现在“蓝宝石”号（32）归肖维尔指挥。他执掌过不少四级战舰，但显然最偏爱“蓝宝石”号，曾两度担任该舰舰长。1681年，他受命指挥“詹姆斯帆桨”号（James Galley，30），之后5年他都是驾着这艘战舰在海上巡视，为商船保驾护航的。与此同时，亚瑟·赫伯特（Arthur Herbert）接掌了纳伯勒在地区司令的位置。肖维尔战绩斐然，击败并俘获了两艘阿尔及利亚巨型船舰，它们后来被编入海军服役。赫伯特是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中最成功的一位。1682年他迫使阿尔及尔与本国签订条约，之后的历史证明该条约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战争在赫伯特的身上也留下了痕迹。有一次和2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交手的时候他挨了一枪，尽管当时子弹还陷在右眼窝下面，他仍然向另外10艘敌船发起了进攻。1678年他曾和一艘海盗船有过恶战，一条挎在肩上的子弹带当场爆炸，他后背上的衣服被烧光，眼睛还暂时性失明了好几个星期。此外，赫伯特还有些花花公子的狼藉声名，经常混迹于烟花柳巷。
后来肖维尔接替了赫伯特直布罗陀海峡总司令的职位。由于英方已经成功迫使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与自己签订条约，肖维尔手下的船舰数量比赫伯特时大大削减。肖维尔集中力量来对付萨莱，那里是最后一个海盗盘踞的大本营。
肖维尔成长于护卫舰——可以说是海军中任劳任怨的苦役船种——又在本国海域的战列舰上接受战阵的磨砺与考验。和北非海盗的长期交锋锻炼了他的战斗技术和独立指挥能力。海军还从没有在离本国如此遥远的地方连续待这么长时间。
驾驶护卫舰执行护航任务要有高度的专业素养。[83]白天，护卫舰要行驶在队伍的上风向；天黑之后，队伍首尾各有一艘护卫舰游弋警戒。行动时要能准确判断、占得先手。有时候需要护卫的商船数量非常庞大，1680年，两支护航队离开纽芬兰渔场的时候各自带着60～70艘船，前往欧洲南部市场。1677年一支护航队从里窝那启程回国，出发时共有2艘护卫舰和25艘商船，其中还有几艘是黎凡特公司的，上面满载财货；等他们抵达马略卡岛（Majorca）时，队伍已经包括了4艘战舰和37艘商船；到阿利坎特时多了50艘船；在加的斯又有另外92艘船加入他们，一同前往终点唐斯。所以说护航之责干系重大。舰长们要能灵活地和商船的船老大们商量好靠岸与离岸的时间安排。他们得熟悉人情世故，让那些自以为是、缺乏经验的商船船长们听从指挥，维持整支航队的秩序，另外还要和前来抢东西的船舰交手，保护航队不受侵袭。除了以上种种，他们还得在他国港口获得补给、招募人手以及修护船舰使其正常运转，更不要说一艘船从英格兰穿过大西洋到纽芬兰，同时往来地中海并聚拢庞大的航队回国了，这件事本身就是相当了不起的。
击退掠夺者和与舰队作战非常不同，前者是对航海术、领导力和独立判断的综合要求。和海盗船单挑往往会让武官声名大振。比如舰长约翰·肯普索恩（John Kempthorne），1669年他和7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连战两天，最终让航队安全回国。1681年，他的儿子摩根·肯普索恩（Morgan Kempthorne）更胜一筹，用了12小时击退7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战斗中共有8人阵亡，摩根亦在其中。
舰长在海外是代表着国王的。1675年，约翰·贝里爵士任纽芬兰护航队统帅，他受命驱赶纽芬兰的居住者们迁去别的殖民地。[84]这些居民和英方有渔业上的利益冲突，伦敦方面认定这些人会对捕鱼业造成不利。贝里是在纽芬兰渔船上长大的，他在调查了实际情况后选择站在当地居住者这一边。他没有驱逐这些人，而是向国内递回一份报告。此番介入为存留纽芬兰殖民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两年后贝里从地中海调到弗吉尼亚，去缓和当地紧张的政治局势，那里发生了一场最终未能成功的叛乱。1680～1681年，他再次到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有一个18岁的男孩正在船上历练海事，他是格拉夫顿公爵、国王的私生子。要想学习海上生活所需的技艺，参与护航任务是个极佳的办法。这番远航贝里和格拉夫顿从英格兰出发，经丹吉尔到士麦那，然后沿阿利坎特、马拉加、唐斯一路折回。两年后公爵成为英格兰海军中将，任狭海总司令。
地中海成了舰长们争相前往服役的地方，因为海军总部设在丹吉尔，他们也由此得名“丹吉尔人”。官员们醉心于那里的美食、风光、商品和女人。舰长们为了各自桌子的品质争相攀比。欢愉享乐的气氛弥漫丹吉尔，许多官员无论是买是租都有自己的房子，并且保持着有声有色的社交生活。不过军官们青睐地中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这里有谋求晋升、荣誉和暴利的机会。17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抗击海盗的同时，新一代舰长们也在纳伯勒、赫伯特和肖维尔座下拜师学艺，当中许多人成长为海军司令，在18世纪头几十年里引领英格兰海军前行。1683年，随着丹吉尔殖民地和海军总部的撤离，“丹吉尔人”的这个小世界亦宣告终结。
曾经，海军屡屡在和平年景变得衰败消沉；现在，海军需要在世界上不同地方执行任务，这就保证了海军建设的连续性，它会时常得到操练。海军正在向一个职业化兵种转化。
岸上也同样有这种势头。经过刚开始的沉潜期后，塞缪尔·佩皮斯在海军行政方面做出了卓越成绩。[85]他反复拆解和拼装船舰模型，还和“皇家詹姆斯”号的大副聊天，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有，这让他在战舰的技术知识方面获益匪浅。佩皮斯还从大副那里学习了基础的数学知识，于1662年7月学会了乘法表。以此为基础，这位海军大臣最终掌握了高级会计的技能。同时，一位数学家还传授计量船用木板的秘诀给他。佩皮斯手持算尺，以所学的知识质问那帮把持木板、铁器交易的商家和制帆商。凭借数学、会记技能和经验，佩皮斯洞悉了供货商玩弄的伎俩，将一些困扰海军当局的腐败行为彻底清除。他十分尽心地侍奉国王，善于在极细微处发现波澜；他对海军的见解之全面，亦是时人所难以企及的。正如其所自称的，他虽不是“海军的拯救者”，不过他为行政工作树立起一套准则与规范。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詹姆斯与查理打造一支强大海军的热情。
1677年，他的努力得到国王的正式认可。从那以后，副官必须通过考核方能就任。此举可谓颇具革命性，海军部在查理二世亲自施压之下才极不情愿地实行了这一举措。之前本章引用过查理关于海军服役的话，其中出现过“交易”一词。他说的是实话。纵观英格兰的历史，领导和统率海军的一直都是出身于世袭将门的精英阶层。正如字面词义所表达的，世袭将门的子弟无须通过考试就能任职。
这项决策引领海军往专业化方向迈进，成为英格兰海军史上一个重要节点。陆军在这方面落后了一大截。海军在18世纪所表现出的高度专业化和精湛技艺，便始于考核制度的设立。
这是查理兄弟二人留给海军的珍贵遗产，他们向海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海军变革始于共和政府时期，在复辟之后仍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