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对任何兴起于海上的地区或国家都理所当然地心怀嫉妒，世界上罕有与其比肩者。
——沙夫茨伯里伯爵（The earl of Shaftesbury）
英军一边以护卫舰轰炸法军防线，一边以火船和小艇冲入拉和岬（La Hogue），他们捣毁了12艘风帆战列舰，当着敌方大军的面干掉了他们的运兵船，詹姆斯看着眼前的场面十分兴奋和痛快。拉和岬之役当天，另有3艘敌方战舰在瑟堡（Cherbourg）被焚毁。
“啊！”看着吞噬拉和岬法国船舰的巨焰，詹姆斯豪情高喊，“唯我英勇无畏之英格兰人，才敢如此英勇作战。”[86]
当时他身旁的法国官员们想必十分不自在，他们的海军和运兵船受命入侵英格兰，扶助詹姆斯二世夺回他于1688年失去的王位，却被强大的英荷联合舰队击败。
尽管这支海军在摧毁着他的梦想，但詹姆斯对“自己的”海军如此满意并不奇怪。很少有哪个君主将自己和海军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有个早夭的儿子曾被他取名为埃德加。尽管詹姆斯只参加过两次海战——洛斯托夫特之战和索尔湾之战——但这些英勇战斗的经历让他对海军极具认同感。曾经由他塑造、磨砺并训练出来的英格兰海军又迅速取得另一场胜利，一股自豪感抑制不住地从他心里生发出来。
在重振皇家海军方面，詹姆斯和国人可谓同心同德，不过两者在其他很多方面有着致命的不协调。1673年一项新的立法——《宣誓法》（Test Act）——要求受雇于英王的所有官员都放弃天主教信仰。这对詹姆斯而言是个大问题。大约从17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从新教改信天主教。虽然贵为亲王，他还是得遵从法律，于是极不情愿地放弃了海军大臣一职。由鲁珀特亲王领头的一个委员会接手海军。
17世纪英格兰的天主教教徒处境非常艰难，即便是王位继承人也是一样——实际上此事还激化了事态。天主教信仰被认为是非英格兰之物，而且象征着暴君和专制。1666年的伦敦大火也被认为是多个国家的天主教教徒共同策划的一起阴谋，旨在拼死一搏破坏圣公会（Anglican Church），让自由的英格兰重回专制政府的统治。自1661年开始，路易十四（Louis ⅪⅤ，天主教教徒）一心要在欧洲建立“普世君主国”（Universal Monarchy），即法国霸权。1677年，一位名为提图斯·奥兹（Titus Oates）的海军牧师干了件极不光彩的事，他向全世界宣称天主教教徒正密谋刺杀查理二世，旨在让詹姆斯登上王位。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却在议会中掀起一股狂潮，人们想尽办法要把詹姆斯排除出王位继承序列。“我认为，”一位议员说道，“天主教教徒们正谋划着要将我们的信仰赶尽杀绝，其用心已如正午的太阳一般昭昭在目……他们的武器已经架到了我们脖子上，我们绝不能沉默，要奋起保卫自己，要尽一切可能逃出他们血腥残忍的魔爪。让一个天主教教徒登上王位，我们将万劫不复。”[87]
刀锋是向着斯图亚特王朝去的，不过更换继承序列会削弱君主权威，查理断然拒绝。他采取了中庸的做法，将海军大权拱手让与议会。自查理登位以来，议会就一直在争夺海军的控制权。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英方损失十分惨重，为此议会组织了一个战事纠察委员会（Committee for Miscarriages），彻查所有舰队司令和海军委员会的每项行政指令和行动决策。还有一个名为布鲁克众议院委员会（Brooke House Commission）的议会组织对海军财务进行了审查。现在，海军控制权终于到了议员们手中。
不过议员们也没有控制海军多久。查理临死前重新夺回对海军的控制，并且擢升塞缪尔·佩皮斯担任一个独特的职务——海军部事务书记官（Secretary for the Affairs of the Admiralty）。1685年，詹姆斯登基。
乍看之下，海军待遇之优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佩皮斯获得一年40万英镑的预算，还有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海军改革事宜。1688年，舰队的船舰数量达到168艘。
1688年，国王向自己倾心呵护的皇家海军寻求帮助。登基没多久，他就把臣属们都得罪遍了。詹姆斯肃清地方政府，组建了一个不会自己发声的议会，结果连这个赤胆忠心的议会都开始批评他。于是他解散议会，把所有权力都揽到自己手中。他宽容对待天主教教徒，为与自己持相同信仰之人在陆军、海军和大学中安排位置。更糟糕的是，他建立了一支驻扎在豪恩斯洛荒地（Hounslow Heath）的常备军，其用心昭然若揭。英国人视之为独裁暴政的明证。他们恐惧是有理由的。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保护法国新教徒不受迫害的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数千人逃到英格兰避难，向这里的人们讲述新教徒在法国所受的残忍迫害。与此同时，路易正和德、荷两国的新教徒交战。尽管英格兰没有明确支持路易的对荷战争，詹姆斯还是很小心地“保持中立，束手作壁上观，只以旁观者的身份静观法国国王在欧洲战场上掀动血雨腥风”。[88]在新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冷漠旁观的态度令整个国家蒙羞，也削弱了英格兰参与欧洲大陆事务的影响力。路易十四加诸本国新教徒的血腥武力，似乎在向人们暗示詹姆斯也将在英格兰步其后尘。
尽管如此，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还是打算继续忍受一个天主教教徒做他们的国王。他的王位继承人是玛丽（Mary），其丈夫是奥兰治王朝的威廉三世（William Ⅲ）、荷兰共和国执政，而且，是新教的忠实信徒。
海军上将亚瑟·赫伯特拒绝对詹姆斯的亲天主教政策持默许态度。赫伯特和詹姆斯关系深厚。1666年诸多战役中，年纪轻轻的军官赫伯特给许多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詹姆斯对赫伯特的前途颇为关切，后者也曾在地中海服役，参与过第三次英荷战争。1679年，赫伯特升任地中海总司令，并在任期中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海军将领。后来查理二世任命他为英格兰海军少将，詹姆斯二世又任命他为司服官（Master of the Robes）。
赫伯特是从詹姆斯海军中走出来的，是在詹姆斯的提挈之下功成名就的。他个人生活浪荡不羁，声名狼藉，在政治和宗教立场上也没什么是非心。不过他是第一个基于原则而放弃支持詹姆斯政权的海军高官。被解除官职后，他开始和其他同样心怀不满之人沟通联系。爱德华·罗素（Edward Russell）是这些人中分量最重的一位。他也和赫伯特一样，受詹姆斯的提携才从海军一步步爬上来，在宫廷中获得自己的地位。
罗素出身贵族，其家族一直是绝对王权的反对者。叛逆、虚荣、粗暴，是他与生俱来的东西。1687年，辉格党领导层和威廉之间的秘密协商就是由他做中间人牵线搭桥的。罗素把赫伯特招募来参与此事。
1688年7月，赫伯特披着水手常穿的油帆布溜到一艘开往尼德兰的船上。他身上秘密携带了一份颇具煽动性的文件。赫伯特带着它直呈威廉，这封信上面有英格兰要人的署名，其内容是邀请荷兰执政介入英格兰国政。事因是英格兰国内局势在1688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詹姆斯第二任妻子婚后一直没有生育，这时却生了一个男婴，从而一下子就断了玛丽和威廉继承王位的机会。许多人怀疑这是天主教教徒的又一项阴谋：狡猾的耶稣会士将婴儿藏在脚炉里，再偷带到皇后床上。天主教国王不会就此完结，他的子子孙孙都将是天主教国王。把婴儿归结为假冒顶替的说法颇有效用，这样英格兰的显贵们就能名正言顺地邀请威廉来解决难题了，而且继承王位对威廉个人而言也关系重大。
威廉需要借助英格兰来维持欧洲各势力的平衡，以免荷兰共和国覆灭于法国之手。他需要靠自己的妻子登上英格兰王位。此时他得动用武力保证王位能够顺利继承。亚瑟·赫伯特受任鹿特丹海军上将（Luitenant Admiraal Generaal of Rotterdam）。
威廉的入侵之势已然一清二楚，于是詹姆斯开始动用自己倾力打造的海上大军。英格兰海军在达特茅斯伯爵的率领之下，受命前往哈里奇沿海的汞弗李特（Gunfleet）锚地。
詹姆斯或许是一位糟糕的政治家，不过他的勇敢果决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最冷酷的敌人也不怀疑这一点。然而到了1688年，他的这些品质已然消散无存。他总是犹疑不定和自我怀疑，尽显憔悴疲软之态。呈送詹姆斯和佩皮斯的情报显示，威廉正在召集一支阵容庞大的入侵舰队。虽然达特茅斯伯爵不是衔级最高的舰队司令，但他至少已经有了行动计划：由他带领英格兰海战舰队前往荷兰海岸重创敌人，或者对其实施封锁。可是詹姆斯认为要谨慎行事。他知道敌人要想成功入侵必须先击败皇家海军。汞弗李特是个理想的停驻之地，海军可以以此地据守泰晤士河口和东海岸，还能向北海或英吉利海峡西南方向进发。
詹姆斯很是信任自己的海军。不过，达特茅斯伯爵却清楚有军官暗中结党。较之天主教主人，他们更支持新教徒威廉。例如伯爵曾控诉舰长——斯特拉顿（Stratton）的伯克利爵士在“海员和指挥官中散播古怪观念”，不过并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处罚，只是把他的船调到靠近达特茅斯伯爵座舰的位置，以便自己能随时盯着他。
准备好要叛变的舰长只有8人，但他们职位很高，麾下人马众多。他们都是“丹吉尔人”。克劳兹利·肖维尔与罗素暗通款曲。舰队第三司令约翰·贝里爵士正和格拉夫顿公爵密谋挟持达特茅斯伯爵，并带领舰队向威廉投诚。
一旦詹姆斯露怯，威廉立马就会发起雷霆攻势。詹姆斯是专业的海军指挥官，他没有把入侵的威胁太当回事。夏天已经结束，海上狂风连连。确实，整个10月，威廉的入侵舰队都因风暴的阻隔而未能出航，荷兰人错过了开战时机。“我相信，”詹姆斯告诉达特茅斯伯爵，“是全能的上帝一直在庇佑我等，又一次刮起了西风。”[89]
詹姆斯言之早矣。
11月3日，荷兰船舰出现在英格兰旗舰的视野之中，风向变了，敌人正乘风西进。不过长沙滩滩头和肯特角浅滩水路太过危险，达特茅斯伯爵无法冒险穿越。第二天皇家海军启程时，赫伯特和荷兰舰队正畅通无阻地往英吉利海峡南部驶去。第三天风向突然转变，威廉的船舰被西南风吹进了托贝，正好在比切峭壁（Beachy Head）截住了皇家海军的去路。
“是他们运气太差了，怪不得我”，当达特茅斯伯爵意识到搞定敌军有多么容易时，他如此叹息道。威廉和赫伯特的行动罔顾任何航海常识，他们从未考虑过在海上和英军交手。463艘船，4万名士兵，一路闪避海军直扑英格兰，这是他们出发时的打算。仅有49艘战舰负责保护整支舰队。
达特茅斯称他们的行军“急不可耐”，不过这回受到眷顾的正是这群勇猛之人。威廉的时间非常紧迫，无暇在此逗留。法国陆军紧扼莱茵兰（Rhineland，亦称莱茵河左岸地带），路易十四正在地中海以海军威逼教皇就范。稍有耽误，法军就可能从陆上攻入荷兰共和国，而且会让他们的海军支援皇家海军。对荷兰执政而言，此刻生死存亡系于一线。
1588年，“新教之风”（Protestant Wind）吹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于英格兰将亡之际出手相救。1688年，“新教之风”将威廉船队吹出托贝，将詹姆斯海军吹得狼狈不堪，挽救了圣公会与英格兰的自由。总之，当时的宣传是这样的。早已投诚威廉的英格兰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说道：“有上帝之手相助，我们不费一枪一炮就称霸海上。”[90]威廉登陆这一天，即11月5日，后来成为英格兰新教徒每年都要庆祝的节日。
“他曾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有勇武的陆军，有庞大的舰队，有无数的财宝，有强大的盟友，现在却轰然跌倒，曾经拥有的一切犹如蛛网一般，轻轻一碰便彻底毁坏。他的判断力丧失殆尽，即便他像蜘蛛一样吐一整天的丝也补不回来。”[91]在那两场著名的战役里，詹姆斯于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仍旧巍然立于后甲板上，即便衣服上溅满身边同伴的脑浆也丝毫不为所动。现在，几乎一声枪响就能把他吓得畏缩起来。
他面黄肌瘦，时常流鼻血，自信心也日渐萎靡。他的二女儿安妮公主（Anne）和他最看重的陆军将领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也倒向了威廉阵营。后来英王逃亡法国。他原本打算，等英格兰的臣民们意识到他们毁掉了古老的执政体系，并且发现敞开国门后迎来的是荷兰入侵军队时，他会重返英格兰。只是旁人并不这么想。支持威廉的海军舰长们派出一位名为乔治·宾（George Byng）的副官前往舍伯恩（Sherbourne）拜见威廉和罗素。宾将威廉的一封信带给达特茅斯伯爵，威廉在信中承诺，如果伯爵带领舰队投诚奥兰治王朝，就能保住自己在军中的高位。马修·艾尔默（Matthew Aylmer）是赫伯特的徒弟，也是舰队中亲威廉的8名舰长之一。他将此信偷偷带上旗舰，然后把它放进了达特茅斯伯爵的盥洗室。伯爵看到这封信，当即同意带领舰队向威廉投降。詹姆斯选择离开本国实属下策，他离开之后，连达特茅斯伯爵这样最忠诚的支持者也只能举起白旗投降了。
威廉要做的事还没完。他明言，除非他随自己的妻子一道登上英格兰王位，否则他将任由英格兰的局势恶化。匆忙组建起来的“非常国会”（Convention Parliament）在巨大的威压之下，宣布威廉和玛丽为英国共主。
威廉三世性格比较冷漠，不与人亲近，做事十分专注。他一心扑在奥兰治王室的事业上，矢志保卫荷兰共和国不受路易十四的蛮横掠夺，他入侵英格兰的唯一目的就是这个。君主制的显赫外衣对他没什么吸引力，他对英格兰本身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在他看来，他是英格兰的拯救者。
英格兰在欧洲的“骇人惨剧”中将不再保持“中立”态度，它将亲身参与这场风暴。冲在最前面的，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强海军。皇家海军与荷兰海军相互间征战无数，彼此都在其间得到锤炼。现在，他们由敌对变成了联合。联合后船队的船舰多数是英格兰的，相应的，高层职位也全由英方把控。这样的安排令荷兰海军将领们十分恼火，他们认为自己比英格兰老对手们经验更为丰富。这也是威廉的典型作风，他对政治以及国家荣誉并不关心：只要实际效果好，他都没有意见。
海军的战略部署必须全部重来。查理、詹姆斯和佩皮斯执掌海军的时候，海战舰队瞄准的是狭海。现在敌人换成了法国人，所以重心要向西转移。这并不容易。海军在英格兰西境一个海事基地都没有。身形庞大、火力强劲的海军船舰是按与荷军在狭海交战的预想设计的，而现在部署地点变成了英吉利海峡西部和大西洋。比如“君主”号，在它服役的半个世纪里从未越过怀特岛以西。
路易则打造了一支正适合与英荷海军争锋的舰队。他的宰相让-巴普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天赋卓然，长期担任法国国王的财务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1661年法国舰队只有16艘战舰，由他经手后，1783年已有276艘，其中125艘是超大型战列舰。1689年3月，詹姆斯乘着法国船舰向爱尔兰进发，开始他夺回王位的大业。
英法双方第一次交战是在1689年5月的班特里湾（Bantry Bay）。赫伯特遭遇法国舰队时对方的部队正在登岸。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次散漫的战斗。法国人抢得先机，把赫伯特的船赶到了海上。英军寡不敌众，机动性也被压制，他们的船舰被大大惩戒了一番。但整个过程中无一人阵亡，法军司令还因放走了赫伯特而被批评。不过赫伯特必须赶去朴次茅斯修补船只，法军因此牢牢控制住了登陆爱尔兰的主动权。詹姆斯向法国海将们夸耀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胜过自己的皇家海军，之所以能赢也完全是因为“他的水手”还忠诚于他。
英格兰小败一场。尽管如此，威廉知道必须让英格兰民众继续相信本国在海上拥有绝对控制权。失利被伪饰成凯旋。赫伯特受封为托灵顿伯爵（earl of Torrington）。班特里湾的战斗中克劳兹利·肖维尔负责指挥舰载70门炮的“埃德加”号，他也被封了爵。
因为海事方面的有力支撑，詹姆斯有能力搅乱威廉的所有计划，但后来法国海军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英军。路易舰队一直驻扎在本国水域，托灵顿受命把舰队开到了不列颠群岛西面的“西海路”（Western Approaches）。1690年，路易海军各部终于开始联合行动。地中海舰队与布雷斯特舰队会合后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在托灵顿面前的是由法国海军上将图维尔率领的由75艘战舰排成的战列线。托灵顿并不打算与对方交手。他只有55艘船，确信如果开战自己肯定会输：“很多人害怕法国人要入侵，但我从来不这么想。正如我一直所说的，只要我们还保有现存舰队，他们就不敢贸然进犯。”[92]
托灵顿的“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理念后来写进了海军教科书。一支海军不必与对方开战，其存在本身就足以形成威慑力。照托灵顿的想法，如果皇家海军一直没有被击败，那么法军就一直无法入侵。此时敌人的势力优于自身，直接进攻十分冒险。托灵顿的军事参谋会议表示同意，不过白金汉宫方面的国务大臣诺丁汉爵士和海军部大臣爱德华·罗素认为赫伯特消极避战、怀有二心。玛丽女王直接向赫伯特下令，命他出击图维尔。
尽管自己的想法才是上策，且英军数量逊于敌军，托灵顿还是向比切峭壁沿岸的图维尔舰队发起了进攻。托灵顿只得承担起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英荷舰队阵容远逊于法军，很可能会被对方包围。他按照命令向敌军进攻，不过并不准备靠近法军阵线。结果荷军前锋急匆匆冲入战场，遭到敌人猛烈轰击，托灵顿只得率领舰队余部助其脱身。当时托灵顿做了一件在后世广为流传的事：船帆未降，但他下令所有船舰同时抛锚。法军目瞪口呆，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舰队被汹涌的潮水带离英军。
托灵顿凭借此举逃到了汞弗李特，他损失了7艘船。法军掌控了英吉利海峡。
双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赢了。法国陆军尚未准备就绪，空有海上优势却不能借此入侵英格兰。双方似乎都找不到着力点来打一场海战。诺丁汉很上心，但才不堪大用；国王、女王和议会都不再支持托灵顿；一身“虚荣傲慢”之气的罗素也对托灵顿心怀憎恶。
结果，法军在英吉利海峡横行无忌，威廉和玛丽的王位摇摇欲坠。海军少将克劳兹利·肖维尔正驻守爱尔兰海，手下船舰少得可怜。他心里很清楚——詹姆斯也一样——只要来一支像样的法国中队就能把他一锅端了，威廉的补给线也会被切断。不过并没有法国船舰支援詹姆斯二世党人（Jacobite）。比切峭壁之战后没几天，詹姆斯败于博因河（Boyne），逃到了爱尔兰。图维尔原本有大好机会摧毁英荷联合海军，却白白错过了。比切峭壁一战后，托灵顿和图维尔都被削了职，前者是看到别人将自己的舰队置于险境，为拯救舰队而被撤下，后者是因为打了胜仗却没能继续扩大战果而让法王不快。
威廉和玛丽似乎四面楚歌。一些大人物开始和旧王暗通款曲，海军大臣罗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光荣革命的元老，也是新任总司令。海军似乎隐约也想重回老主人的怀抱。詹姆斯确信时机已然成熟，他劝说路易发动入侵。
法军舰队还是由图维尔率领，并于1692年5月开进了英吉利海峡。舰队有44艘大型战舰，一路为入侵大军扫清障碍。图维尔估计英格兰舰队的规模与自己大致相当，且士气低落，有投诚的可能。英方统帅罗素当时和威廉闹翻了，正与詹姆斯二世党人眉来眼去。5月19日黎明，巴夫勒尔海角（Cape Barfleur）附近的法军在一片海雾中发现了队形不整的敌人，他们于11点整向英军发起进攻。肖维尔事后说，他还从没有在和敌舰相距那么近的时候才开火的经历。“转瞬间，”时人写道，“我军就淹没在敌人的炮火和硝烟之下，我方回击亦是一样猛烈，其势之汹涌，以致我们都顾不得看或者想其他人在做什么。”[93]
图维尔意识到英荷舰队规模几乎是自己的两倍时已经太晚了，但法军并非全无生机。上风位在法军这边，他们抓住机会率先发难，压着对方打。图维尔的白色中队正在战场中央和罗素交手，这里双方兵力均等。他最担心的就是己方战线被英荷联军前后夹击甚至包围。为避免这种局面，他命令战列线最前面的先锋部队咬住荷军先锋，牵制住对方但不交手。联军最后面的一支中队由约翰·阿什比爵士（John Ashby）率领，因为没有风，他们离战场有些距离。因此图维尔命令自己的先锋部队冲着主战场北面散开队形，占住上风位，阻止阿什比夹击自己的战列线。战场中心成了决定战局走向的地方，此处双方势均力敌。
两个小时的战斗中，对阵双方一直维持着各自的战列线，以近距离猛烈轰击、相互试探。图维尔的“皇家之首”号（Soleil Royal，104）和罗素的“布列塔尼亚”号（Britannia，100）以舷炮互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都参加了这次战斗。“君主”号被编在罗素的分队，随之一起的还有她的衍生战舰：崭新的“布列塔尼亚”号、“皇太子”号（此时改称“皇家威廉”号，Royal William）以及部分皇家海军最厉害的二、三级战舰。“皇家之首”号是当时世界上舰载火炮门数最多的战舰，其装饰之华美甚至超过了“君主”号。
法军数艘船舰遭到毁灭性的轰炸，不过仍旧极力维持阵形的完整。联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数艘二、三级战舰被迫退出战列线修整。等到13点整海上起了微风。红色中队第三司令肖维尔以“皇家威廉”号破了法军阵线。
这一招使得非常漂亮，尤其考虑到当时起了微风，将领得在可能性极为渺茫的情况下果断做出决定。“三明治”号（90）、“牛津”号（54）、“剑桥”号（70）和“红宝石”号（Ruby，50）依次排在肖维尔身后。他前面的“肯特”号（Kent，70）和“圣·奥尔本斯”号（St Albans，50）明白肖维尔的意图后也跟了上去。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四处轰鸣的混乱局面下完成的。“牛津”号舰长甚至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看到法军突然出现在他旁边。至此图维尔发觉自己的战列线腹背受敌，更糟糕的是荷军先锋截断了法军纵队的首部，迫使法军战列线弯成了鱼钩状。肖维尔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法军）开始逃了”。[94]
直到16点风停雾起，法军才有了喘息之机。罗素下发手写军令：“现在没风，动用一切办法拖动你们的战舰，排出战列线阵形。”[95]他隐约感觉到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即将出现——一场足以拯救英格兰的胜利。17点左右，微风再起，吹走了迷雾。图尔维尔试图借风逃出生天，罗素试图借风继续战斗。不过很快风又停了，海面再度雾气弥漫。整场战斗的天气状况都不理想。船只在无风时无法行动，军官们也无法看清战场情况。英军蓝色分队必须靠小舟拖拽才能行动，阿什比没能努力夹击敌军战线，反而错误地冲向了战场中央。
18点，开始涨潮了。法军维持风帆布置不变，降下船锚，重演赫伯特在比切峭壁的计策。罗素还是中招了：海面一丝微风都没有，汹涌的潮水裹挟着他们与敌军擦肩而过。另一边，肖维尔迅速察觉到潮水的流向并命令船舰等他命令降锚。“三明治”号动作慢了，结果被潮水推着一路从法军阵线旁边平行而过，敌军狂轰滥炸之下，舰长和许多船员阵亡。19点，阿什比的蓝色分队终于加入战斗，不过他没有和其他人一道完成对整支法军舰队的包围，而是冲着被围困的法军中军去了。需要补充的是，肖维尔所率船舰被潮水强行调转了方向，所以只有舰尾炮能用。20点，肖维尔放出火船，它们顺着潮水往法军而去，不过未能建功。肖维尔只得再次从法军战线当中穿行而过，因为图维尔整支舰队往开阔海面的路上的唯一障碍物就是他的小型分队——一旦开始退潮，法军舰队将从他们身上蜂拥而过。图维尔在当晚潮水转向时下令切断缆绳。法军利用退潮逃到了海上。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场持续了12小时的战斗中，没有一艘船被毁或被俘。大型舰队作战时要想彻底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从英荷战争中就能看出来。不过两军都可以说自己胜了——说英方胜了是因为他们成功逼迫法军出手了，说法方胜了是因为战斗开始时他们处于劣势，最终却没有损失任何船舰。罗素算是海军将领中运气最差的了，这么说有一定道理。大雾、无风还有潮水将一场伟大胜利从他手中偷偷带走，而这是一场原本足以永载史册、挽救英格兰的胜利。此言不虚，巴夫勒尔战役在后世很少被人提起。
罗素和其他海军将领决心继续扩大他们的现有优势，于是几天之后，英方原本模棱两可的胜利终于演变成一场大捷。瑟堡的两栖行动和著名的拉和岬之战——由乔治·鲁克（George Rooke）指挥——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果断而正确的。詹姆斯发觉自己重登英格兰王位的希望已然破灭。路易将驻扎布列塔尼的军队转移到了佛兰德斯。隐退后的詹姆斯在冥思和懊悔中度过了余生。
英格兰一片欢欣鼓舞地庆祝这场大捷。直到一个世纪后，它的光辉才被其他更恢宏的胜利所掩盖。毕竟，这场胜利在一个满是非决定性的战斗及畏首畏尾的海军统帅的时代是极为罕见的。悬在威廉和玛丽头上的致命威胁终于少了一样。他们的王位从来没坐踏实过，在最为风雨飘摇的1692年，是海军拯救了他们。
皇家海军有了新的敌人，而且和曾经的荷兰一样难以对付。不过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有大型舰队发起海战试探他们的实力了。巴夫勒尔-拉和岬海战之后，法国的海事战略改成了游击战（guerre de course），也就是老一套的商业劫掠。
威廉三世对补给、食物和其他琐碎事务不怎么关心，也因此给自己省去不少麻烦。1693年，他命令乔治·鲁克护送400艘商船从英格兰前往黎凡特，舰队将会经过布雷斯特的法军基地，之后继续前行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再折回。由于威廉不怎么关注这方面的琐事，所以事情匆匆忙忙就定了，舰队所带补给也不足，于是护航队经过布雷斯特后又返回英格兰。正当鲁克浩浩荡荡的护航队在圣文森特角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图维尔的埋伏。鲁克面对路易的大西洋与地中海海军舰队毫无还手之力，英方损失了90多艘商船。对伦敦城来说，其灾难性后果不亚于之前那场大火。威廉也因此遭遇政治危机。乔治·鲁克提及那场灾祸时说：“参与这趟不幸的远航并非出于我自愿，而是国王有命，我不得不从。”
之后几年里法国私掠船活动于圣马洛和敦刻尔克的外围区域，劫掠英、荷商船航队。1694～1695年，东印度公司因在本国海域内遭劫掠而损失了150万英镑。这种事英格兰一点也不陌生，只不过这一回他们自己成了受害方。
自1649年起，皇家海军实力不断增强，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部分。历经17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政治革命，议会在海军的战略部署上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它设定了新式战列舰的大小和武器装备，舰队所需海员数量由其投票决定。1694年下议院有一项财政法案明确规定，主舰队将增设43艘护卫舰，专门用于商船护航和剿灭海盗，费用由陆上征收的税款支付。
17世纪90年代，英格兰已经成为重要贸易国家。海军承担着在世界各地为本国贸易商们提供保护以及守卫国家安全的重任。它已经成为众人心之所系的国家机构，是英格兰经济能否快速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说海军在17世纪50年代步入成年期的话，那么17世纪的最后10年就是它的成熟期。一场它从未经历过的战事即将到来。
第8部分 主宰吧！大不列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