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天生就注定要成为海上强国。无数实践证明……当我们全力施展海上实力，整个世界都会畏惧；到了陆地上，整个世界都将臣服。[99]
——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
克利夫登庄园（Cliveden House）坐落在泰晤士河河边林木葱郁的山上，与周围的景色十分相宜，1740年8月1日，《主宰吧！大不列颠！》于此首演。这是假面剧《阿尔弗雷德》（后来改编为戏剧）中的一幕，此剧将阿尔弗雷德战胜维京人的传说和不列颠当时的世界海事霸权糅合在一起，以此曲纪念克利夫登庄园主人、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它传入民间后曾风靡一时。
剧本原文为：“主宰吧！大不列颠！汪洋之主不列颠，永远不要为人奴役。”自首演之后一直到今天，戏文就已和原文不同，“主宰吧！大不列颠！大不列颠统御诸海：永世、永世、永世不为奴”。后者听上去更像在陈述一个事实，原文则像是激励的话语。
1740年的不列颠并没有统御诸海，不过有一个信念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不列颠秉承上帝的旨意，必然要成为海洋霸主。海军是她自由政权——在1688～1689年被视为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全部依赖。“万邦之中汝最为圣，”《主宰吧！大不列颠！》的歌词如此言道，“余者暴君终要崩散”，而不列颠将“繁荣昌盛，永保自由/让暴君们畏惧妒恨”。
不列颠人来去自由，邻国却困缚不得脱，时论将此归功于不列颠的海军。历史和经验告诉人们，保有常备军会使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看一看克伦威尔时期的英格兰和当时的欧洲就一清二楚，依靠军队支撑的帝国必将堕落为腐败的专制政体。不列颠却很幸运，这个帝国是一个商业和贸易帝国——重心在海上而非陆上。守卫她的是绵延环绕的水栅，不是反对自由的陆军。而且海军不同于陆军，它可以自给自足：以贸易收入支付船坞、枪炮和水手的开销。
这样的未来是部分政客、舆论宣传者和王公乐于看到的。但现实要比愿望缩水不少——腐败的政客们要为缩水的部分负责。如果主政者确乎贤良，或许有一天不列颠真可以成为“秉承天命”的主宰。而这样的愿景中不列颠获得的所有美好与自由都要归功于海军。受此渲染，海事力量成了医治所有政治痼疾的灵丹妙药。在1725～1750年，英格兰急切需要海战大捷。
不过在1740年，当被举国狂热裹挟着的不列颠正和西班牙交战时，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却对此忧心忡忡。如果英方真如众人所愿取得伊丽莎白时代那样的海战大捷，沃波尔的腐败政府会被立刻赶下台，整个国家的面貌也将焕然一新。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亲王及其政坛朋党——大唱反调、被称为“爱国党”的辉格党以及托利党——所青睐的，正是发生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等地的海战。这位王位继承人做事过于急躁，被父王乔治二世（George Ⅱ）禁止参与政事，并被清除出继承人序列。弗雷德里克将此归咎于沃波尔，并转投托利党和爱国党阵营。他所投入的这些阵营都有一个深信不疑的观念，即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是绝对邪恶之事。正是它们滋生出暴政、常备军、高额征税以及和欧洲诸国的纠葛纷扰。
反对派辉格党的主要领导人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的舰队足以维系海洋霸权，任何邦国的商业都要仰其鼻息。”[100]他还说，如果不列颠继续维持“她天然的海上优势”，将“她的荣誉之旗插遍各地”，那么不论面对友邻还是敌国、内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她都具备足够的影响力。这样就无须设立常备军或与他国结盟，不列颠在全球商业主中的主宰地位就是纵横全欧各方势力的强大利器，保证本国不受任何势力入侵。
因此，海战上升为意识形态层面的需求。欧洲战场上的胜利似乎只让不列颠的盟友们受惠，而只有海战的收获对本国而言才是实实在在的。“和其他两栖动物一样，我们也要时不时地到岸上去，”托利党政治家博林布鲁克爵士（Bolingbroke）写道，“不过我们更适合待在水里，水里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彻底施展手脚的地方。”[101]
这么说就罔顾“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他们打败法国人的经验了，英军是靠海军、大陆盟友和陆地胜仗的合力击败法国的，不过这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已是很久远的事了。从1713年到1739年，欧洲没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事。不列颠海军是地中海唯一成规模的海军，依照《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的条款内容巡视监督。威猛的战舰、纪律严明的士兵和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的战略基地是其实力所在。
1718年，西班牙试图夺回西西里岛，其舰队在墨西拿沿海的帕萨罗角之战（Cape Passaro）中遭英方海军司令乔治·宾爵士重创，不列颠的主宰地位更为稳固。交战时，宾没打算以正规战列线打法击败西班牙人；他下令舰队全方位出击，任由己方船舰向对方战列线的任意一边发动进攻，双方尽力驰航，场面颇为戏剧化。13艘西班牙船舰被俘、3艘被焚的事实证明这种战术并非没有道理。西西里岛平安无事，欧洲的和平没有被打破。不列颠式的自信与战术的临场发挥铸就了一场扬名四海的胜利。
1719～1726年，不列颠海军4次出兵波罗的海，守卫联合王国不让其他国家支持詹姆斯派作乱的企图得逞。1726年，国务大臣汤森德（Townshend）得意扬扬地夸耀道，[102]波罗的海部署了一支舰队以遏制快速崛起的沙俄，另有一支舰队正向奥属尼德兰施压，还有第三支舰队封锁巴拿马的波多贝罗，阻止金银流出。
还要补充一点，在上述3支舰队之外，从冰岛到西非海岸、从波罗的海到美洲以及从直布罗陀到叙利亚（Syria），也都设有巡航船和护航队，以保护不列颠日益扩张的贸易事业。第一海务大臣向国王进言，不列颠不仅仅强于位居第二的对手，而且比第二、第三强国家的海事力量联合起来都要强。“海洋霸主”的信念滋养了一代不列颠人。
1726年封锁波多贝罗的行动乃是出于稳定欧洲格局的需要。西班牙和奥地利正在联合，意图挽回他们在乌得勒支的损失。尤其是西班牙，要一雪不列颠占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的耻辱。不列颠海军部署在直布罗陀和西印度群岛的中队向西班牙基地发动攻击。英格兰豪言拥有海洋霸权，不过他们在加勒比海的行动暴露了这背后的一个隐忧。英军虽然成功保持了封锁圈，却有4000名水手和将士死于黄热病，这当中包括50名副官、10名舰长、第三司令、副司令以及总司令弗朗西斯·霍西尔（Francis Hosier）。付出巨大代价的波多贝罗之围宣告中断。此役没能阻止敌方财宝流出，不过还是迫使西班牙和奥地利向不列颠妥协了。
加勒比海一直都是英格兰海员的噩梦，霍西尔中队的悲惨命运提醒着人们，在这片海域实施联合行动绝非易事。无数生命会被疾病掠走，船体中的船蛆（Teredo navalis）凿木而居，可以长到两英尺长。但是，海军要一直在这里守着他们的位置。
有一样东西值得人们忍受黄热病和船蛆的折磨：蔗糖。蔗糖是17～18世纪的重要商品，它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形态，为伦敦城带来巨额财富。加勒比海是大不列颠的利益攸关之地。18世纪20年代，不列颠在牙买加皇家港（Port Royal）、安提瓜（Antigua）的英吉利港（English Harbour）修建了带有宽阔码头和仓库的海军基地。
在西班牙人眼中，西班牙帝国疆域里的不列颠贸易商们都是走私犯和海盗。因此守护西班牙海岸的“海岸防卫艇”有时会突然袭击不列颠的船舰和货物。
可为何位居世界海军力量第一的不列颠会容忍西班牙的干扰呢？整个18世纪30年代，海上大战的乌云不断积压。出版商们一本接一本地发行详述西英之间几百年宿仇的书籍，罗伯特·布莱克的传记越来越多地出现，西班牙人残忍对待不列颠无辜水手的故事登遍了报纸，最骇人听闻的是舰长罗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的故事，1731年“海岸护卫舰”割下了他的一只耳朵。商人们纷纷抱怨贸易遭受惨重损失。
议会和报纸上充斥着关于不列颠自由和无敌于海上的政治话语。不列颠海上力量的神话——尤其是关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传说——又开始在耳际回响，和这届自1721年起由罗伯特·沃波尔领导的政府形成鲜明对照。庞大的不列颠海军看上去已现疲态，不列颠人在海外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这该怪谁呢？
人们指责沃波尔内阁腐败至极。沃波尔被起了个绰号叫“堂·罗伯托”（Don Roberto）：对西班牙发动的海战不仅可以重振不列颠的海外声誉，它也会是一场针对首相的战争。另一个需要对此负责的是君主政体。乔治二世是不列颠国王，但同时也是汉诺威选帝侯，许多不列颠“深海”战略的拥护者据此认为国王正将国家推往另一个方向。不列颠人希望远离欧洲大陆的事务，而本国和汉诺威王朝的这层关系却使之难以实现。人们十分怀疑乔治二世和沃波尔正在缓和法国的情绪，以期保护这位汉诺威选帝侯免遭攻击。托利党和辉格党认为这会更严重地抑制不列颠海上力量。“有目共睹，可鄙的汉诺威选帝侯只是把这个伟大、强大、令人畏惧的王国视为自己的一个行省”，爱国党领导人物威廉·皮特如此喊话。他喊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照这样的观点，海战成了不列颠人恢复自由，辉格党政客执掌权力、重振民族精神的出路。博林布鲁克爵士宣称，从地理、历史和秉性来看，不列颠适合向贸易国家的方向发展。掌握海洋优势是国家兴盛的根基，每个心怀祖国的政治家都应把力量倾注到本国贸易发展以及海上主权的维系上。而博林布鲁克厉声直言实际情况已违背了这一初衷。“18年来，欧洲最卑劣的海上强国从未中断过对我们的劫掠，而我们只是温顺地听之任之，那个国家就是西班牙。”[103]
爱国者们“海军至上”的吵嚷声愈喊愈烈。沃波尔和他的阁臣们经年累月地与西班牙方面谈判，因为他们认为不列颠的利益维系于和欧洲国家间的联盟。现在有一股力量推着国家发动战争，不列颠会因此受到欧洲国家的抵制，不过辉格党对此全无顾虑。相反，这愈加刺激他们。他们觉得，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发动海战恰能避开欧洲大陆那一堆蝇营狗苟的纠葛，反倒是一件好事。
这样的海战有诸多好处：不列颠不用徒劳地与整个欧洲，尤其是汉诺威交涉；不用召集阻碍海军自由的陆军就可以取得胜利；资金上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列颠会像“英明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一样：独立、富有、无所畏惧。
无数人缅怀和向往伊丽莎白时代。可所有人都忘了伊丽莎白与欧洲大陆国家结盟付出多少艰辛，忘了相比之下，德雷克和霍金斯的功绩只是相形见绌的小插曲，这些都会让海军的神话破灭。沃波尔别无选择，只能开战。
事情的走向有利于爱国党。刚开战没多久皇家海军中就出现了一位堪比德雷克的英雄。他不是个投机者。早在1700年，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就以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门徒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他随军遍历世界各地，其中担任加勒比海总司令的那段时间最为人瞩目。在他看来，西班牙海军懦弱无能，整个帝国犹如熟透的果实待人采摘。1739年，弗农离开海军已经十多载，正在当议员，他以激越而又带有恫吓意味的雄辞让下议院众人信服：统治海洋是不列颠的天命。尤值一提的是他对霍西尔封锁波多贝罗行动的抨击。这个镇子是海防大本营，是“秘鲁与欧洲之间唯一一处商业中心，所有运出财富的必经之地”，他狂放地宣布只需6艘船和300人就能夺下它。对不列颠自由政体与海上强国深信不疑、孜孜不倦地抨击沃波尔的海军上将弗农成了辉格党的宠儿。他结束了在萨福克愉快的退休生活，被派到前线阵地。他打算攻占一连串西班牙殖民地，巩固不列颠的海洋主宰地位。
1739年11月，弗农占领了波多贝罗。跟之前说的一样，他只动用了6艘船。
1740年3月，消息传到伦敦。举国上下还有海外殖民地都热烈庆祝。[104]多条街道被命名为“波多贝罗”。包括酒吧在内的许多地方和事物都以“弗农”命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弗吉尼亚的弗农山（Mount Vernon）——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家乡。从华盛顿住地被命名“弗农”一事可以看出，不列颠帝国疆域日广，因弗农大捷而激荡起的爱国热潮不仅出现在不列颠本土，在美洲殖民地亦是同样热烈。大量的不列颠商品上都描绘了这场胜利，其中陶瓷制品尤甚。民谣和歌曲处处传唱，人们写下激情洋溢的诗歌并将之搬上舞台。每逢弗农的生日，众人涌到街上、咖啡屋和公共场所为其庆贺生辰。他的这场胜仗也跻身于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列。拿下波多贝罗后，他关于沃波尔政权胆怯懦弱、没有爱国心的言论越发显得言之有据。
刀已经明晃晃地向首相挥去。弗农被歌颂为自由的捍卫者，他拯救了祖国，是斩向暴君们的复仇利刃。身为海军将领，他敢于直面沃波尔和西班牙帝国，而两者都被视为自由政体的敌人。
辉格党早就在宣扬不列颠的海军优势，允诺海军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眼下有了明证。波多贝罗行动成为海陆联合作战的经典实例。“主宰吧！大不列颠！”，不列颠的海上辉煌确乎触手可及。
弗农继续攻城略地，伊丽莎白时代的先辈们也曾熟知这些地方：卡塔赫纳、巴拿马和古巴。另一支伊丽莎白式的军队由乔治·安森上尉（Captain George Anson）率领，前往太平洋劫掠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夺取返航途中的马尼拉桨帆船，并在巴拿马与弗农会合。攻占西班牙殖民地的海陆两栖作战正一步步由梦想变为现实。
从海军作战角度来讲，卡塔赫纳、古巴圣地亚哥和巴拿马三处进行得很顺利，弗农的船舰出色完成了击溃海岸防御、运送陆军上岸的任务。不过海军上将霍西尔的幽灵回来找弗农麻烦了。雨季时分，士兵刚上岸就遭遇热带疾病的袭击。弗农率领的由1万人组成的队伍中有7000人丧生。西班牙在卡塔赫纳的防御力量超出众人预期。弗农像指挥海上行动那样以经验丰富、刚愎自用的姿态全权指挥陆地行动——实际上他并不够资格。如此种种之下，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成为皇家海军鲜明特色的联合作战已然无法施行。
与此同时，安森的远航队情况也不容乐观。他带着“百夫长”号（60）、“格洛斯特”号（Gloucester，50）、“塞文”号（Severn，50）、“珍珠”号（Pearl，40）、“赌注”号（Wager，28）、“垂奥”号（Tryal，8）和2艘军需船于1740年9月出航。筹备工作马虎潦草，筹集的多为陈旧老朽之物，因此这支中队到了一年中很晚的时候才出发。舰队准备在冬季恶劣的天气下绕行合恩角（Cape Horn）。狂风巨浪拍打在船上，雨雪不断，此外他们还要在麦哲伦海峡和一股强大的东行洋流对抗。大风从帆桁上卷走了船帆，船身遍布裂痕。“赌注”号没能挺过这一关，“塞文”号和“珍珠”号掉头返航。剩余的2艘战舰在从英格兰出发时共有961名船员，等他们向着太平洋艰难行进了3个月并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 Fernández Islands）会合的时候，只有335人——“百夫长”号单艘船的额定船员数量都要高于这个数字——熬过了坏血病、饥饿和曝晒得以幸存。
安森不肯放弃。他是一个四十出头、沉默寡言的硬汉。18世纪的许多军官都出身士绅阶层，安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712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临近尾声时，他借势加入海军：他的叔叔是王座庭庭长（Lord Chief Justice），日后又出任大法官（Lord Chancellor）。那时安森还是一个十五岁出头的男孩。乔治时代早期，任何人都不可能轻轻松松就伪造出一份海军军官履历。衔级、名声和财富只能在战时获得。在和平年代，服役船舰的数量被降到最低，而上一场战争中提拔起来的人到老也还占着位置，所以海军军官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好差事。海军体制出现老龄化。安森曾随约翰·诺里斯爵士（Sir John Norris）在波罗的海服役，后来又在乔治·宾爵士麾下升任副官。1710～1739年，战事十分稀少，但安森在帕萨罗角战役中流过血。宾依靠经验和勇气拿下的那场胜利给这个男孩留下了深刻印象。
安森的第一次指挥经历是驾着史鲁普船巡逻北海。1724～1730年、1732～1735年，他在一艘驻扎于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的护卫舰上任舰长。他在那里练出了惊人的酒量，还凭借娴熟的牌技多了一个财务上的进项。殖民地的环境也许看上去非常惬意，不过在海军看来这里完全就是穷乡僻壤。还算平静的27年服役生涯之后，1737年情况开始有所改观，他奉命指挥“百夫长”号，在接下来的两年负责巡逻西非海岸线，保护英格兰的奴隶船和贸易船。
所以当海军部正在寻找可带兵前往太平洋劫掠西班牙帝国的人选时，他们发现安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大部分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对付遥远海域的海盗，并为殖民地中一些小争执做调解。同时代的许多富家子弟都是在靠近本国海域的舰队服役，安森不同，他没有分配到什么神气的指挥职务。在没有上级直接监督的遥远角落里任职正磨炼并彰显了他身上那份不可或缺的毅力，而这正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带兵行动的司令官所需的品质。
进入太平洋后，他发现已经没几个目标可以实现了。之前绝大部分士兵和火炮都在“赌注”号上。不过安森还是决意继续战斗下去。破破漏漏、人手不足的“百夫长”号和“格洛斯特”号夺得一些战利品，并劫掠了岸上的聚居地。他们和当年的德雷克遭遇差不多，只能环行世界一圈后回到本国。两艘战舰在太平洋中一路向西。
这趟远航犹如黑暗到无以复加的噩梦。“格洛斯特”号发生火灾，没了主桅和绝大部分索具，而且船身还裂开一条缝。“百夫长”号也没好到哪里去，她的前桅断折，船身也有一条严重的裂缝，以致安森本人也要加入轮流抽水的队伍里。数月之后，漂浮海上的破船陷入绝境。战舰上每天都有8～10个人死于坏血病。
再回到加勒比海，情况变得对弗农更加不利。不列颠在没有任何欧洲盟友的情况下已经宣布开战。1742年10月，弗农在加勒比海留下一支分队后返回。不过之后再也不会有海陆两栖行动了。不列颠现在成了守方。
她一心要在这场战争中显示自己海上主宰的身份，进而就能将影响力延伸到美洲、非洲、亚洲、太平洋和欧洲南部。但黄热病、坏血病、船蛆、风暴还有饥饿已经表明，这是一个多么虚幻无力的主张。
人们的期待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现实却给了重重一击。不过遭受指责的并非海军——甚至也不是海战的鼓吹者。相反，政客和公众认为海军之所以失败，责任全在政府支援不力。相互间的责骂越来越多，群情汹涌，1742年2月，罗伯特·沃波尔倒台。
他从一开始就极力避免不列颠的对外冲突。不列颠在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而且随着欧洲逐步卷入战争，不列颠进一步变得孤立而衰弱。法国开始进军，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去年，旧世界似乎要在新世界开战，”哈德威克爵士（Lord Hardwicke）说道，“不过现在情况完全倒过来了。”[105]
这话说得保守了。不列颠正面临重重危机。法国和西班牙对奥地利开战，德国和尼德兰要面对法国的施压，意大利则要面对西班牙的压力。不列颠只得加入战争。首先面临危险的就是汉诺威王朝。
军务大臣威廉·扬爵士（Sir William Yonge）指出了一个更严重的威胁。[106]他说，不列颠确实拥有一支强大海军，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岛国，它的所有战略构想都应以后者为基础。或许不列颠人觉得自己很幸运，大海如同护城河一般，他们只要躲在后面便可保无虞，就能无视欧洲的存在进而把目光放到全世界了。不过人们忘记了一件事情：不列颠能统御海上完全是倚靠她在欧洲的地位。扬断言，一旦法国在陆地上获得胜利且重新占领尼德兰，“就会倾力扩张海上势力”。如果法国成为海上强国，在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设立自己的基地，那么不列颠不受入侵威胁的优势将荡然无存，更遑论她在殖民地和商业上的雄心了。卡特里特爵士（Lord Carteret）说得更直率：如果法国成功入侵尼德兰，“我国商业将迅速走向末路。海上控制权，连带着所有的殖民地和定居点，也将不复存在，我们只能被困在这座岛上”。[107]
简言之，海上霸权的根基在于欧洲中心区域的陆地上。
和西班牙在海上开战后，不列颠发现自己在欧洲拥有极少的话语权。1742年，不列颠必须抓紧恢复在1689～1711年时自己的优势地位，那是她能成为强国的根基所在。她必须和日耳曼各邦国结盟，支援奥地利，保住尼德兰，击退法国。
1744年，不列颠再度将大量士兵部署到欧洲大陆上。此举引来众多非议。大多数人希望参战仅限海上，并且认为这场新的战争是乔治二世为挽救汉诺威王朝而设计的阴谋。为什么不让荷兰、德国和奥地利负责地面作战，同时不列颠负责海上呢？众人的态度不出所料，且不列颠的潜在盟友对此难以接受。举国上下都坚持认为英格兰的命运在海上，这是政局中很强的一股力量。然而政府清楚地知道，欧洲大陆战事是不列颠取得海上胜利的必备因素，这是不列颠成为世界强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过1744年的不列颠看上去并不像一个世界强国，她正四处受挫。
“皇家海军伟大战役”的名单中通常只会提及胜仗，让人误以为海军的伟大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凯旋，实际上最具深远意义的通常都是海军遭遇的败仗。
1744年2月10日，西班牙舰队突破了舰队司令托马斯·马修斯（Thomas Mathews）的封锁，冲出了土伦。法国海军一路为西班牙人保驾护航。这是个信号，法国参战了。海浪汹涌，风力微弱，不列颠人难以组织起战列线。马修斯发信号让属下船舰抛锚过夜。他以为前后两军会自行向中军靠拢，第二天清晨就可以排出战列线向敌人进攻了。但这两件事都没有如愿。
2月11日，战役当天的清晨，不列颠的队形延伸成长长的一条线，理查德·莱斯托克（Richard Lestock）指挥的后卫分队落在队伍后面很远的地方。马修斯发出信号让莱斯托克升起所有船帆全力赶上队伍，结果莱斯托克把速度放得更慢了。马修斯清楚自己不能再等，决定撇开莱斯托克直接开战。要想获胜就只有舍弃战列线阵形，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敌人发起进攻。就像1718年帕萨罗角战役中宾临时起意的打法，让每名舰长以自己的判断去攻击法西联合舰队。
不过那场战斗中，宾麾下的舰长们在开战前就已经知晓了作战计划，马修斯这边的情形并不是这样。更糟糕的是，他发出的信号与其实际意图并不相符，他想示意立刻进攻，结果还一直挂着保持战列线前进的令旗。等到马修斯率领自己的分队离开战线，准备把西班牙船舰从法军那里隔离出来的时候，一众舰长看着他打出的信号旗不知该优先执行哪个号令。许多人完全糊涂了，僵在原地不知所措。“鲁珀特”号（60）舰长约翰·安布罗斯（John Ambrose）因为没有敌舰可以交手而在后甲板上大发脾气。“就算因为破坏战列阵形被骂，也好过等在这儿找不到敌人交手”，[108]他一边跺着脚，一边唾沫横飞地破口大骂。但是他的属下警告他，脱离战列线是要受罚的——或者说，表现出这样的意愿也不行。整场战斗中安布罗斯都因主将的犹豫不定而痛苦不已。
相比之下，“贝里克”号（Berwick，70）舰长爱德华·霍克（Edward Hawke）就不一样。他冒着上军事法庭的风险向西班牙战舰“波德尔”号（Poder，64）冲了过去。他一直等到进入手枪射击范围（20码）后才向对方开炮。近距离轰炸的破坏力非常大，“波德尔”号上200人丧命，“贝里克”仅6人牺牲。这艘西班牙战舰彻底被霍克压制住了。依据自己判断行动的舰长不止他一个，另有3名本可以什么都不做的舰长，也拉开距离以防止不列颠战列线被法军中队夹击。
与此同时，莱斯托克正试图靠近战斗区域。敌军战列线后段有4艘西班牙战舰被英军团团围住，可他放着这些船不去打，却像一只帽贝紧抓着海船一样，牢牢按照旗语作战条令行事。他没有插手双方的战斗，只是远远地停着，敷衍地开了几炮，没起到任何实际效果。西班牙人逃出包围圈，“波德尔”号被法军救下。
土伦之战打得一团糟，对一个渴望主宰海洋的国家而言这是一次羞辱。如果马修斯和莱斯托克彼此没有交恶，这场战事可能就不会是这个下场。马修斯拒绝和副总指挥商量战术，莱斯托克也丝毫没有加入战斗的想法，甚至乐于看到这个令他憎恶的长官陷入麻烦。倘若马修斯事先和下属们研究过战术运用，并且信号传达得明白无误的话，或许这场仗还是能打赢的。结果马修斯麾下绝大部分舰长或者因为怕惹麻烦没敢主动行事，或者因为过于刻板而没能明白司令官的意图，甚至在战友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上去支援。
战斗结束没多久，纷至沓来的军事法庭和议会的问询把海军弄得四分五裂。作伪证、背信弃义、同行相妒、争权夺利、政治腐败，这些事务破坏了问询流程。依据自己的判断阻止法军包围本军战列线的3名舰长被判定违反作战命令并革职，其他如安布罗斯那样的舰长因为没有参加战斗而被逐出海军，莱斯托克被指控消极避战。
莱斯托克为自己声辩说，马修斯在战列线没有排好的时候就发动进攻，严重背离了海军的作战惯例和作战理念。他声称自己是严格按照海军部作战章程行事的，似乎是海军作战条令阻止了他合理判断战场局势并果断采取行动。一本亲莱斯托克的小册子中说：“战列线是所有海战守则的根基和构成内容”，[109]自一代又一代的海军司令官传承下来，其“纯正精粹，不容更改”的原则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整个处理过程显得荒诞而又自相矛盾。部分舰长因为刻板地遵守条令而遭到惩罚，另外一部分因为心思活络、行动敏捷而被驱逐。或许有人提议副司令莱斯托克的过错最为严重，应当承受和他们一样的命运，但他的政界友人权势煊赫，莱斯托克躲过了这一劫，而马修斯则被开除。
这场战役后来成为海军集体回忆中羞愧和耻辱的一页。它暴露了海军战术水平的倒退（似乎退回了布莱克、三明治和詹姆斯二世那个年代）、积极进取的热忱消减和内斗的严重程度。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这场战役以及之后令人愤慨的军事审判的推动，海军将会进入现代世界。不过在那之前，局面将变得愈发恶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