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4年2月，厚厚的阴云笼罩着海军。土伦之战暴露了海军保守陈旧和不思进取的弊病。回看国内，英吉利海峡舰队人手不足，舰队中的大型战舰因战备不足无法行动，舰队统帅还是一个84岁的老人。
就是这样一支海军，突然遭遇了闯入英吉利海峡的法国大西洋舰队。无人知晓后者的意图。不过很快事实就表明，他们是为了支援陆军从敦刻尔克发动入侵的。
当时皇家海军因遭遇英吉利海峡的暴风而受损，但对方的入侵行动也同样因此而停止。不列颠逃过一劫，不过这并不值得庆祝。1744年的海军呈现一片乱象。“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64）在比斯开湾向两艘法国战舰投降，“索尔湾”号（Solebay）在圣文森特角附近还没交战就被俘虏。蓦然间，海军似乎变得摇摇欲坠——舰长们畏缩犹豫，司令官们老不堪用。此番危机在政坛上刮起一场大风暴，并最终导致政府解散。敌国入侵的利剑一直在不列颠的头顶悬着。为了巩固本土防御，船舰从世界各地被召回。
种种危机让民族的自信心严重受挫。直到“百夫长”号抵达斯皮特黑德海峡后人们的情绪才多少提振了一些，当时船上有安森和188名原载船员。这艘船在太平洋上经历重重劫难后总算幸存下来。有一次船员们眼看就要饿死了，船也快散架了，后来众人拼尽全力停靠在一个小岛边。人们在岛上可以吃到新鲜的鱼和水果，安森和麾下军官们帮着船员们上了岸，他自己等到最后一批才上岸。这趟远航犹如噩梦，就在这时他在海滩上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百夫长”号被风吹着往海上漂去，最后消失在视野中，漂进了太平洋，只有很少一部分船员还在船上。在合恩角和太平洋历经种种磨难的幸存者们现在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漫长的十九天过去之后，安森等人激动地看到“百夫长”号重新出现在视野中。是留在船上的伙计们把船开了回来，他们非常了不起。数月后，安森想方设法来到广东，船上仅剩下一小撮船员，其中有些已经“变疯变傻”了。他极力说服中国政府允许他在那里修船并招募新的海员。尽管如此，船上的补给量也只达到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然后安森又带着“百夫长”号进行了另一个任务：寻找并俘获马尼拉桨帆船。这件事他干得非常漂亮。桨帆船从南美出发时装满了黄金和白银，正要去东亚交换珍贵货物。安森四下搜寻，穷追不舍。安森说，她“是人们最渴望获得的战利品，可能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船上载有1313843枚八里亚尔和35682盎司白银。安森带着“百夫长”号横渡印度洋，抵达大西洋后北上进入英吉利海峡，结果发现自家后院竟然处在法国的威胁之下。
不列颠人最钟爱的就是从极端艰难的险境中幸存下来的故事，安森充满英雄气概的领军事迹正是编写传奇故事的好材料。他激励垂死的船员们重新振作，让自己的船一直在广袤无垠的太平洋上漂流，甚至还用她战斗。国人对大海的热衷与这类逆境下的远航探险息息相关。安森一夜成名。安森从3年船长的工作中获得719英镑的薪水，由俘获的战利品中分得9.1万英镑的赏金，无论按照什么标准，他都得到了一笔惊人的财富。桨帆船上缴获的财物被32辆马车载着在伦敦的大街上游行，为流年不利的海军提振了士气。
然而，第二年的状况却并不如意。1月，四艘不列颠战舰在韦桑岛附近遭遇两艘法国战舰，结果不列颠舰长们没有发起任何攻势。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却是一个示例，说明局面已经很不对劲了。罪责最大的两名舰长因为有硬实的政治后台免受责罚。土伦之战中表现拙劣的海军军官们也是如此：海军中的懦弱之徒总能安然无事。海军军事法庭因为普通法法庭、议院和政坛显贵们的暗中干涉日渐颓靡，只得任凭海军纪律涣散。7月，“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乘船前往苏格兰发动詹姆斯党人起义，海军没能截住他。詹姆斯党的军队于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击败英格兰军队，一路往德比（Derby）杀去。
这还不是全部。一直以来，政府大臣们都清楚地知道法国想要占领奥斯坦德（Ostend）。倘若法国得手，不列颠将立刻面临入侵威胁。1745年，噩梦成真。一边法国正在大批集结入侵军队，另一边“美王子”查理领着人马在英格兰作战，情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不列颠为拒绝设立大规模常设陆军而付出了巨大代价。国防的重担被分到了海军身上，这种办法是很好，不过进攻作战的任务也得由海军承担。富有远见的时论者曾指出，设立陆军是实现海上霸权的第一步。法国军事战略家们知道，一旦他们向低地国家施压，或者做出集结兵力准备入侵（名头可能不一定如此）的态势，不列颠势必要将散布于世界各处的船舰召回。
静观眼前的局势，不列颠18世纪上半叶的海上霸权已如梦幻泡影。与法国保持和平关系时，不列颠可以将船舰派往世界各地增进本国利益。而在眼下的1744年和1745年，船舰被迫在一片惊慌失措中受召回国。港口城镇随时可能遭到法西联军入侵，现有陆军完全不够用来驻防这些地方。
然而愁云惨淡之中，总算有些许阳光透下，副将彼得·沃伦（Peter Warren）帮助新英格兰地区的人（New Englanders）夺取了加拿大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上的路易斯堡（Louisbourg）。这座堡垒所守卫的渔场具有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价值——法国三分之一的海员都靠它养活。同时它也扼守着进入加拿大的水上通道，法国必然要夺回这个地方。不列颠——归功于一支殖民地军队和一位魄力过人的海军指挥官——也同样下定决心占领加拿大。
海军需要英雄出现，需要新思维的注入。幸运的是，有两名高级将领未在之前数年的混乱中沾染上污点。海军司令弗农掌管着不列颠部署在英吉利海峡的兵力，第一海务大臣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就战略问题向其征询意见。另一名海军委员会要员——三明治爵士找到了乔治·安森舰长，后者于1745年被擢升为少将，翌年又升为中将。
1745年，弗农正统率着英吉利海峡舰队。他脾气火爆，经常发怒，对不列颠所秉承的海洋宿命深信不疑，对于海军中那些因为领导者胆怯懦弱和政客愚蠢无知而发生的令人心寒之事，他亦深以为耻。他屡屡将自己和上级之间的信件公布于众，以印刷机为武器推动其战略构想的实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做法。他的另一个决心更危险，他竭力要求军事法庭和议会就此前数年所发生的避战事件进行问询，即便朋友因此成为调查焦点也在所不惜。安森也站在反对派一方，他不像弗农那么能言善辩，不过同样做好了直面海军现有弊端的准备。
一项由弗农发展完善、安森付诸实施的构想将成为日后不列颠海事战略的核心基石，代代相传。[110]
这项构想的战略着眼点不是军队建制或者政治意愿。自德雷克以来，海军战略家们都十分看重在“西海路”部署一支海军中队。英方只要在法斯特耐特（Fastnet，冰岛最南端）至菲尼斯特雷之间的海面上部署船舰就可以监视任何敌军舰队的动向。这些船还可以为商船护航，防御范围也可覆盖爱尔兰。而且它们不仅有防御功能，也可用于进攻作战：一支西海路中队可以监视法国海军基地、袭击敌人的护航队，以及拦截新世界与亚洲之间往来的航船。这是不列颠本土防御乃至称霸海上的关键所在。由于法国人在英吉利海峡中没有能够停驻战列舰的海事基地，因此法西联军要想发动入侵就必须从西南方来。要想发动这样的浩大行动，布雷斯特是最理想的港口。
据弗农所言，不列颠海军力量不应该被护送商船穿行法国大西洋海岸线这种事情占用，而应该用西海路中队来威慑法国大西洋舰队，最好迫使它们一直待在布雷斯特不敢动弹。这个想法十分大胆。如果真能见效，既可保不列颠商船无虞，又能让皇家海军巡逻船对法国贸易商造成持续威胁。好处还不止于此。如果能在远海部署中队，以后不列颠海军就能占得本土防御的先机，封锁法国，不列颠将就此成为北美洲的主人。
上述种种在理论上都说得通，不过做起来困难重重，自德雷克以来一直没能真正实现。威廉·佩恩、克劳兹利·肖维尔、乔治·宾以及其他将领都曾在西海路带过中队，不过他们都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大型战舰在这片海域上待不了多久就会由于天气原因遭受重创，船员也会陷于疾病和饥饿之中。海军在东面的主要基地离他们太远，而英格兰西境明显无法满足一支舰队的需求。在水手们看来，跟着西海路中队在海上巡逻几个星期比去一趟西印度群岛还摧折人，因为此行途中吃不到新鲜果蔬，必然会让人得坏血病。
1745年，弗农向西调遣海军中队的请求被上级回绝了。眼见敌人入侵在即，他们不敢把大部海军力量调离本土水域。把不列颠的主体防御力量放到远海，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之举。法西联合舰队可能会躲过监视成功进入英吉利海峡，1588年时人们也曾忧虑过这一点。1746年，安森在这片海域巡逻时由于天气原因而受阻，法军私掠船和中立国船只向敌人告知了他的踪迹。他还发现，他无法依靠情报迅速做出应对措施。当时许多人认定这个战略构想是行不通的，海军的主要力量还是应该留在英吉利海峡。
安森意识到这一整套战略得靠情报、保密、纪律和补给才能实现。要想对法斯特耐特至菲尼斯特雷之间这15万平方英里的海域实施不间断巡视，并且还能在发现敌人后侦察其动向，他就得拥有一支由护卫舰和私掠船组成的大型海军力量。实际上他只能率领舰队在有限的时间段里巡视，因为舰队无法在这片海域获得补给，而且船舰损耗严重。就这样，安森开始着手构建情报网，让自己时刻知悉沿海地区敌军的活动。而西海路中队在接到情报后要能快速反应、出海行动，就需要普利茅斯提供可靠的补给系统，船坞中时刻要有待命出海的战舰。重中之重的是，这支舰队要有严明的纪律和一套更完善的信号传递系统。
安森有雄厚的政治资本。他是一位经受过考验的战斗英雄和手腕娴熟的政治活动家，财力雄厚，有稳固的政治靠山。在派系斗争严重、王公贵族把持国事的年代，一位海军司令要想行事，上述条件不可或缺。除此之外，他还有着非常卓越的组织才能。英国以前的海军分成多股力量由不同的人指挥，现在安森把他们都拢到了自己的掌控之下。他在海军部做工作，确保普利茅斯的船坞能够为他的中队提供补给。信号手册也得到更新，变得更适合巡逻舰队在西海路上使用。
安森是一个时常沉思、话语不多的海军司令。即便如此，他仍旧与副司令彼得·沃伦以及舰长之间通力协作，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其中副司令沃伦就是那位夺取路易斯堡的海军指挥官。他们一起制定了应对战时突发状况的策略，比如看不到舰队司令座舰或临执行前突然改换命令时应如何行动。司令每天指挥下属演习，操练各种远海作战场景。他让大家知道，不列颠战舰上的任何一门舰炮都必须等到快要和敌人帆碰帆的时候才能开火。舰长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排列正规战列线，安森明白这一点，但他同时也希望舰长们学会自主行事。那同样也需要纪律，不过依据的是另一套规则。
“我一直认为，”安森说，“在遇到特殊情况时，任何对司令官心存信任的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撇开他已经下达的命令，按照常理行事。”[111]这是安森领导风格的独特之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阻碍海军前进的陈旧形式主义观念，它已经阻碍了战术的进步与发展。最重要的是，安森的做法与支配土伦战役的那种战略精神截然不同。
等他完成上述种种准备的时候，西海路中队已是当时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纪律最严明的海上战斗力量。漫长而又悲惨的环球航行造就了海军司令安森，让他在极端情况下仍能带领众人前进；即便是陷入坏血病、饥饿和绝望情绪的困境，他还是能让队伍恪守纪律，并激励众人前行；他还在那趟远航中学会了如何节约使用资源。在决定抢夺马尼拉桨帆船之后，他要在地图上未做标示的广阔水域以及岛屿中找到对方，而且还得将自己的意图和行踪都隐匿起来。想做到这一点，他就得把每一条流向自己的情报以及身上每一丝机智巧诈都动用起来。他将所有这些辛苦磨炼出来的本领都教给了西海路中队。彼得·沃伦对自己的首长推崇备至：“这是我服役生涯中最荣幸的一段经历，从没见过有人为了训练舰队吃这么多苦。只要我还有幸参与其中，我会一直以他为榜样，不管比之逊色多少也要像他那样去做事。和自己担任统帅相比，我更希望接受他的指挥。”[112]
沃伦还说，中队里的海军军官本都是良才，而跟随着安森他们会更臻完善。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海军将领一样，乔治·安森知道一场战役的胜负早在开战前就决定了。
进言之，他也和所有一流将领一样清楚，只有将敌人彻底消灭的胜仗才是真正值得夸耀的——而这在海战中十分罕见。1747年5月3日，检验他作战理论的时候到了。得益于自己的情报系统，他早就知悉有一支重要的法国护航队即将出海，又经负责侦查的护卫舰确认，敌方战舰护送的是西印度和东印度商船，数量庞大。
当时法军结成战列线掩护商船四散逃开。这支法军中队弱于己方，而且眼看快要到手的战利品正渐行渐远，沃伦准备立刻发动攻击，但安森坚持让船舰排成战列线。虽然耗费了一些时间，不过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法军中队虽然数量方面不占优，但船舰的战力十分可观。法军司令让战舰牢牢地稳住位置，争取时间让商船护航队先行撤离。等安森调转航向往法军战列线中央冲过去的时候，敌军顺风撤退。安森随即升起全面追击的令旗。双方舍弃常规战打法，开始比拼各自船舰的航行性能。安森曾在18岁时亲眼见证过这种积极灵活的指挥方式，被擢升为副官后又参与了帕萨罗角之战，现在他50岁，身份是海军司令。
遇到这种场面，舰长们必须自主行事，同时还要和大部队保持协调。行动敏捷的船舰先与法军队尾的船交战，把对方打弱打残之后继续往法军阵中进逼，交过手的敌船交给后面体积大、速度慢的船处理。他要求舰长们一路从敌人的后军打到前锋，中途不得和单个敌舰纠缠。
安森的舰队正和一支逃窜的敌方舰队进行追逐战，对方不能掉头回击，他们则一点一点地从后军到中军再到前锋将其蚕食吞没。追逐战（也被称为“滚动作战”）打起来可谓惊心动魄，安森向自己的舰队灌输了其中的关键所在：船技、炮术和意志力。不列颠领头船舰的速度和火力为追击作战提供了战术优势。率先交手的那批船舰一直要等到敌军进入手枪射程内时（20码）才能开炮，所以在此之前免不了要承受对方的狂轰滥炸，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舰长和船员必须要非常冷静沉着才能继续投入战斗。法军一路狂奔，不敢放开手回击，和不列颠海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安森没有因此松懈和分心，而是迅速加入战斗。他从一个非常完美的位置扑向了敌军。这天结束的时候，英军擒获6艘战舰和3艘大商船。翌日，他们继续追捕和袭击商船，俘获了33艘中的18艘。第一次菲尼斯特雷角战役的收益极为可观，仅货物就为英国赚得20万英镑，安森一人净得战利品赏金6.3万英镑。部分精良的法国战舰被编入皇家海军扩充力量。安森获封贵族爵位。
安森的战术及其对军队的革新举措被证明是正确的，也被下属全部消化吸收。在安森的经营之下，西海路中队无须他亲自出战也照样运转无碍。10月，因沃伦饱受坏血病折磨，中队交由第三司令爱德华·霍克指挥。霍克与安森、沃伦同属新一代舰长，都不满上级们沉闷呆板的行事方式。他也和当时很多海军军官一样心怀壮志，但他们的海军生涯因身处和平年代而阻滞不前。他和许多皇家海军的伟大领导者在一点上一样，就是曾在世界上遥远偏僻的地方于护卫舰上效力。护卫舰就像任劳任怨的耕马，不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要保护不列颠的贸易和殖民地。在西非、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等地服役时，他从候补军官一级级升到第三副官、第二副官、第一副官、航海长，最后在1734年以29岁的年纪担任舰长。
土伦战役时，多亏他大胆英勇地攻击“波德尔”号并将之俘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本人亦由此声名大振。之后他以准将身份统领成群的中队前往地中海。不过海军似乎并不打算重用这位能征善战的准将。在升任高层指挥官这件事上，政治关联至关重要，而霍克没有安森那样硬实的政治后台。1746年，霍克似乎过不了几年就得在47岁提前退役，他的整个海军生涯除了仅有的一项成就似乎再无其他，且这仅有的一项成就也已被人们遗忘。海军准备象征性地升他为少将，当时那些全靠政治力量得以升迁的舰长正将霍克排挤到越来越边缘的位置。
不过之后有一个政治人物出人意料地力挺霍克，成了霍克的赞助人。乔治二世不同意让他退役。1747年7月，霍克升任白队第三司令，掌管普利茅斯船坞。一个月后，海军上将沃伦突然出现在普利茅斯，当时他身体非常虚弱。许多年前，霍克曾在沃伦指挥的护卫舰上任第三副官；现在，沃伦把西海路中队的指挥大权交给了他。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决定。幸亏这个决定，霍克才得以在日后成为不列颠海军将领中仅次于纳尔逊（Nelson）的顶级人物。
霍克前往韦桑岛附近与西海路中队会合。现在，他将全权指挥一支不受上级牵制的王牌劲旅，这是每个海军将领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好事还不止于此，法国正在筹备一支护航队。爱德华·霍克带着手下的战列舰开到了广袤无垠的西海路上，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法国人视线中隐匿，同时监视法军的一举一动。数十艘过往船舰被强行拦下，把知晓的关于敌军的全部信息都交代清楚。霍克从这些人口中得知，一支巨型护航队正在拉罗谢尔沿海的巴斯克锚地（Basque Roads）集结，准备前往西印度群岛。霍克让自己的船躲开对方海岸线附近的巡逻船只——对方一旦发现英军踪迹，法国海军就会得到消息。同时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做出前往菲尼斯特雷角的假象，让法军战舰和私掠船信以为真。霍克的诡计奏效了，麻痹大意的法国人真以为比斯开湾是安全的。护航队出发了。
法国人离开本国海岸线到了海上时便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已经安全了。如果真有人要袭击他们，最可能动手的地方就是法国本土附近。法军全然不知猎捕他们的人正在深海潜伏着，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根据自己对风向转变和大西洋气候模式的了解，霍克已经敏锐精准地推测出了敌方护航队可能出现的位置。
10月25日清晨，他们捕捉到了法国护航队的身影。霍克升起排成战列线前进的令旗。法国战舰迎风排出战列阵形，保护商船。随即霍克下令全面追击敌人。法军希望他一直照正规战的战术——也就是战列线阵形——来作战。霍克知道这样做就会给敌方护航队逃跑的机会。他有14艘战舰，法军虽只有8艘，但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性能最精良的战舰。最大的一艘船上有80门炮，其余三艘有74门炮，一艘有70门炮。霍克只有两艘船拥有70门炮，舰队中的其他战舰则拥有44门到64门不等的大炮。霍克升起全面追击的令旗后，所有船舰猛冲上前。
照之前的约定，所有舰长直至把船开到手枪射击范围后才能开炮。最先对敌的是船型最小的两艘战舰——“雄狮”号（50）和“路易莎公主”号（Princess Louisa，60）。“雄狮”号遭到猛烈炮轰，人员伤亡惨重。“几分钟后”，“路易莎公主”号的舰长查尔斯·沃森（Charles Watson）写道，他“和敌军队伍最末一艘战舰的距离达到了手枪射程，对方舰载70门火炮”，[113]他开始向敌舰开炮。紧跟在“路易莎公主”号后面的是“蒙茅斯”号（Monmouth，64），沃森继续写道：“看到我军战舰陆续往这里赶来，我继续前进和其他敌舰交手。”“蒙茅斯”号从法国人身旁经过时还抢到了上风位置，她不停地用舷炮和对方互射，一直攻到法军队伍的最前面。此时是上午11点半。下午1点半，行动缓慢、配置重火力的霍克旗舰“德文郡”号（Devonshire）成功逼迫法军阵尾的一艘战舰投降。随即她又向对方旗舰发动攻击，并成功让另外两艘战舰降旗投降。
这一战赢得非常漂亮。不列颠舰长在航行技术、船舰操控和炮火攻击方面都完胜法军。他们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在关键时刻互相支援。土伦之战中，沦于形式主义的战列阵形已显得古板拘制；现在的新式打法更为机动灵活。由于不列颠舰队一直开到手枪射程的范围内才开火，所以首轮交手时他们船上的伤亡率很高。不过这些船员没有白白牺牲。最后，6艘法军战列舰帆桅全部摧折，成了不列颠的战利品。
贴上法军战舰之后再攻击，不列颠以这种方式赢得了最大程度的优势。法军习惯进入滑膛枪射程后开炮，瞄准对方的船桅、缆绳和船帆轰击。炮手自身的战力在战斗过程中消耗得非常快，所以发射速度下滑得非常厉害。不列颠先不开火，这样等他们开到敌军近旁时可以紧凑地发动数轮群射，此时他们的船员还精力充沛，敌人却已筋疲力尽了。那个时候开炮不需要什么准头。一轮紧接着一轮的舷炮从20码以内的距离射向敌方船身和船桅，敌军的火炮甲板被打得一片狼藉，火炮粉碎，海员们也吓得不轻。这样顶着炮火行驶需要船员们做到处乱不惊——舰长也是如此，肾上腺素陡然升高的时候他们总想提前下令与敌人交手。自1745年开始，每日的火炮操练成为不列颠战舰的常设项目。水手们开始习惯高速率的火炮发射。霍克的舰队中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年轻舰长。菲利普·德·索马里兹（Philip de Saumarez）、约翰·本特利（John Bentley）和查尔斯·桑德斯（Charles Saunders）曾跟随安森环游世界，经历过艰苦磨炼。其中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George Brydges Rodney）是个注定能成大事的人。训练良好的船员、积极主动的舰长、对总司令的计划充满信心，使一场漂亮的胜利顺理成章。
此役法军损失海员4000人，占了本国海事团体不小的比例。霍克向正在背风群岛的准将乔治·波科克（George Pocock）传话，一支无人护卫的法国护航队正往他那儿去。护航队中有30艘船被波科克俘获，之后另外10艘又被私掠船夺去。更重大的战果是，法国远洋海军经过菲尼斯特雷的两场战役后已然损毁殆尽。霍克的这场大捷被很奇怪地误称为“第二次菲尼斯特雷战役”，实际上战场和菲尼斯特雷角离得还是比较远的。霍克追击、拦截并击溃敌军的地方已经距海岸有300英里，在洛里昂（Lorient）的正西方。这在当时可谓闻所未闻，还从来没有哪场战斗发生在如此遥远的深海之中。
这两场胜利为不列颠带来一丝曙光，否则局面将完全是一片漆黑阴冷。1748年，整体来说法国占据了战事的上风。佛兰德斯被它控制，这可谓不列颠的噩梦。《亚琛和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迫使不列颠将她在新世界的诸多收益让给法国，以换取欧洲版图重回战前格局。布雷顿角（Cape Breton）被交还给法国，以交换法军撤出尼德兰。苦战赢来的海上临时控制权让不列颠在谈判桌上多少有了一些筹码，只是相比人们在战事之初的期待，这种优势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能让奥地利收回失地而舍弃本国海战赢得的胜利，被长期灌输海军至上主义的国民们对此自然心有不甘。不过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坦言：“我们自己的舰队确实可以留住布雷顿角，但这样的话恐怕我们和荷兰双方的陆军加起来也保不住佛兰德斯。”[114]海军在美洲或者菲尼斯特雷沿海即使赢得再多胜利，法国都能用自己欧洲大陆的陆军部队将之化为乌有。
不列颠开战的初衷是夺得海上霸权，以此左右欧洲大陆的局势。战争结束时她只能勉强维持现状，保住1739年时的局面。即便是这一点，在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事之后也成了奢望。
“主宰吧！大不列颠”抓住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真实写出了18世纪40年代不列颠人渴望统御海洋的坚定信念。失败的打击也没能浇灭这团火焰。很多时候这种狂热是颇为危险的东西。政治人物、海军将领和行政当局背负上不可能实现的期待和重担。它会导致军事上的失误，把国家卷入必败无疑的战争。
不过，这却让海军拥有了某种不为其他国家所知的魔力。举国上下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海军。经过惨淡狼藉的18世纪40年代，这份狂热依旧没有消散，反而在土伦惨败之后愈加热烈。历史、传奇和神话交相掺杂在一起，成为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拱卫着海军。
假面舞《阿尔弗雷德》中的“主宰吧！大不列颠”在克莱文登首演时，可能在泰晤士河附近的赛施岛上亦能听闻演奏的乐声。本书叙述之初曾提及阿尔弗雷德大帝修建的防御工事“山丘堡垒”，其所在地正是此岛。阿尔弗雷大帝的神话故事和刚刚崛起的英格兰海上力量，二者背后都隐含着一条同样的真理。阿尔弗雷德的防御策略被称为“纵深防御”，它始于位处本国正中心的陆地。海洋霸权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作为支撑。只有先将不列颠群岛保卫好，不列颠才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这就是人们在1744～1745年得到的教训。进入现代世界，海军的成功取决于纪律、训练和高效的行政系统。
一个世纪以前，不列颠还处于贫穷、分裂的局面，海军也只是二流水平。1649～1660年这段时间，它依凭庞大凶悍、纪律严明的海军成为欧洲大国。强大而又高度集权的政府无情地向人民征税，海军在其驱动之下开始壮大。于是不列颠取得了英荷战争的胜利，铸就了罗伯特·布莱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惊人成就。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军事改革持续进行，皇室和议会通力协作，一起为海军舰队输入资金。最重要的一点是，海军成为专业化军种。和平年代时，英格兰在欧洲以外的贸易事业迅猛发展，海军担负起为其保驾护航的重担。威廉三世在位期间，政府财政得以彻底改革，将前所未有的大量资金流输入海军。1689～1711年的泛欧战争连带着推动了不列颠贸易的迅猛增长，国家经济因此变革，向海军输入资金的能力愈加强劲。此外，这些战事也对海军有磨砺作用。海上行动要取得成功，后勤保障和组织工作不可或缺。17世纪20年代，耗时数周突袭布列塔尼这样的行动就已经超出了海军的能力范围；而到17世纪末，海军已经可以连续数年在伊比利亚半岛沿海和地中海的西部海盆执行任务，并能够围合整个法国海岸线。
1603～1748年海军史的主题之一，就是不列颠人对本国海军的深深迷恋。他们对海军的历史和成就津津乐道，酷爱不已。像不列颠这般拥护海军的国家找不出第二个。所以，皇家海军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被人们疯狂地赞美尊崇。这种信任有时也会误导人们，海军在很多事情上远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期待。
1747～1748年，经历了数年深重灾难的海军重振雄风，维护了自己的威名。这是一个颇具韧性的国家机构。战事蹂躏，信心低迷，不列颠从失败中领悟到海上战争的全新思维。以海军司令安森和爱德华·霍克为代表的新一代海军领导者开始绽放光芒。
[1] 单桅纵帆小船。——译者注
[2] 波科克、巴特沃思和斯坦菲尔德都曾在皇家海军服役。
[3]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1986）p.202
[4] G.V.Scammell，‘The Sinews of War：manning and provisioning English fighting ships，c.1550-1650’，MM，73（1987），p.353
[5]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1981），p.444
[6] C.D.Penn，The Navy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and its Influence on English History（1913），p.46
[7] A.P.McGowan（ed.），The Jacobean Commissions of Enquiry，1608 and 1618（1971），p.265
[8]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1986）pp.140ff
[9]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1981），p.273
[10]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1986）pp.187-188
[11]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1986）pp.187-188
[12]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1981），p.275
[13]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1986）p.159
[14] S.R.Gardiner，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Ⅰ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1603-1642（10 vols，1883-4），vol.6，p.62
[15]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1981），pp.339-340
[16]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1981），pp.341-342
[17]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1981），pp.345-346
[18] M.C.Wren，‘London and the Twenty Ships，1626-1627’，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55（1950），p.333
[19] C.D.Penn，The Navy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and its Influence on English History（1913），p.134
[20] D.D.Hebb，Piracy and the English Government，1616-1642（1994），pp.138-139
[21] C.R.Boxer，The Journal of Maarten Harpertszoon Tromp，anno 1639（1930），p.64
[22]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1986）p.207
[23]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1986）pp.239-240
[24]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p.148
[25]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1986）pp.239-240
[26] D.D.Hebb，Piracy and the English Government，1616-1642（1994），p.227
[27] 全称为“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荷兰语：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anden）。存在时间为1581年至1795年，位于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地区，后为法国所灭。——译者注
[28] C.D.Penn，The Navy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and its Influence on English History（1913），p.260
[29] K.Sharpe，‘The Personal Rule of Charles Ⅰ’，in Tomlinson（ed.），Before the English Civil War，pp.75-76
[30] 与上文中荷兰共和国为同物异名。——译名注
[31] 关于荷兰如何崛起为一个贸易和殖民强国，以及其与英格兰人是怎样的关系，最佳的叙述请参考Israel，Dutch Primacy
[32] 东印度公司的早期状况，详见Chaudhuri，The East India Company
[33] 原名意为“联合东印度公司”，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区分，文中译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译者注
[34] 荷兰议院为两院制，分别为参议院（Eerste Kamer）和众议院（Tweede Kamer）。——译者注
[35] K.R.Andrews，Ships，Money and Politics：seafaring and naval enterprise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Ⅰ（1991），pp.156-157
[36] N.A.M.Rodger，The Safeguard of the Sea：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660-1649（1997），p.412
[37] A.C.Dewar，‘The Nav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regnum，1641-59’，MM，12（1926），p.411
[38] 关于海军在17世纪40年代晚期以及17世纪50年代之状况，详见Capp，Cromwell’s Navy
[39] 由原名Sovereign of the Sea缩减为Sovereign。Sovereign有多层含义，一为君主制时代的君王，一为现代国家的主权。——译者注
[40]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2004），p.12
[41] 1618年至1648年，又称宗教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场全欧参与的大战，战况惨烈。——译者注
[42] S.R.Gardiner and C.T.Atkinson，Papers Relating to the First Dutch War，1652-4（6 vols，1899-1930），vol.I，p.404
[43] 关于劳森生平及其海军生涯的更多详细内容，详见Capp，Cromwell’s Navy，以及J.Binns，‘Lawson，Sir John’，ODNB
[44] S.R.Gardiner and C.T.Atkinson，Papers Relating to the First Dutch War，1652-4（6 vols，1899-1930），vol.IV，p.111
[45] B.Capp，Cromwell’s Navy：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8-60（1989），p.81
[46] Rev.Oliver Heywood，The Whole Works of the Rev.Oliver Heywood，B.A.（5 vols，1827），vol.I，p.58
[47] W.H.Dixon，Robert Blake：admiral and general at sea，based on family and state papers（1852），p.249
[48] B.Capp，Cromwell’s Navy：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8-60（1989），p.86.这里笔者要再次感谢 Capp的著作Cromwell’s Navy
[49] 又称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是英国议会（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所在地。——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