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不列颠），有时杀掉一名海军司令也是一件好事，其他人会因此受到激励。
——伏尔泰
皇家海军在很多事情上要感谢法国人。[1]18世纪中叶，不列颠一心想要成为世界领先的海军大国，可本国海军舰队却停滞在17世纪的水平。
当时负责海军建设筹划的主事者们偏好一级、二级战列舰。在北海进行大规模舰队作战时可能会需要这些船，不过把它们用在应对全球性冲突上却完全不合适。海战形式早已不同往昔，法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此时所需的船舰要有优良的航行能力，能在全世界任何一处大洋作战，参与海陆两栖进攻行动。皇家海军的一级、二级战列舰遇到恶劣天气时性能就会大打折扣，同时无力在远离本土的地方执行任务。船上火炮排列密集，只留下很小的空间存放补给，船舰本身亦不够稳固。它们吃水太深，在世界上许多港口都无法停靠。舰载70门炮的三级战舰和60门炮的四级战舰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它们设有三层甲板，体积远小于只有两层甲板的法国同等级战舰，而且火力也落后于法舰。
在没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不列颠战舰是打不过相同火力等级的敌舰的，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2]皇家海军所能仰赖的优势是船舰的总体数量以及将士们的航海技术，不过就连这种优势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这些情况众人心中都已了然，只是18世纪40年代的海军委员会还处在极度保守的状态之下。
改革者所参照的模板是法国战舰“无敌”号（Invincible），这是一艘舰载74门炮的双甲板战舰，被俘获于第一次菲尼斯特雷战役。专家们纷纷聚集到她周围，他们的研究发现让海军界震动不已。她的尺寸比同吨位的不列颠战舰大一半，船型更长，虽然装载了相同门数的火炮，但每轮舷炮的火力要比英舰猛烈75%。尽管船形庞大，但“无敌”号在速度和耐航能力上要优于皇家海军三级战舰。不仅如此，她的内里构造没那么狭窄，远航时可以储存更多的补给。相比之下，皇家海军落后了对手一大截。
“无敌”号还算不上全世界战舰建造水平突破性发展的成果，不过她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新一代法国战舰造价高昂，在承受敌军火力攻击方面还不是很好，而且要不停地进行维护。它们的船身造型是当时最先进的，不过索具性能不及不列颠战舰。最理想的结果是将英舰和法舰合体——既有“无敌”号的速度、灵活机动和火力，又有皇家海军巨舰的坚固、内在强度以及低廉造价。
乔治·安森坚定地站在海军改革这一边，他不得不和海军委员会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做斗争。过去的100年里，船舰的尺寸和形制都已经被建制派规定死了——各级战舰的详细尺寸均已确定。1745年，最新一届建制派曾试图实行海军现代化改革，不过改革仅在18世纪40年代后期和18世纪50年代早期得以实行，从两次菲尼斯特雷战役的战利品中收集来的新东西被消耗殆尽之后，改革又重归沉寂。哪怕海军部只是想把一艘战舰的尺寸变动几英寸，都得去找枢密院批复。雅各·阿克沃思爵士（Siv Jacob Ackworth）担任海军监造官长达34年，直至1749年逝世才卸任，继任者是约瑟夫·阿林（Joseph Allin）。他们都是死守老规矩的人，对安森提出的精巧复杂的新理念百般压制。如果有人提出变动船舰的建造尺寸，他们就会拿建制派做挡箭牌，不肯做出丝毫让步。
在其他事情上皇家海军也是一副墨守成规的做派。舰队司令从舰长名单中选任，依据服役时间长短擢升老资历武官为将官。1739～1748年的惨淡战局表明，许多老资历军官已显垂垂老态，而且思维僵化，畏首畏尾。海军纪律散乱崩坏，18世纪40年代军事法庭很多关于怯战和违抗命令的裁决因民事法庭和政客的干预而未能执行。
此时海军可以吹嘘宣扬的门面人物寥寥可数，乔治·安森即是其一。他是一位标准的战斗型军官，不过其政治手腕亦颇为巧妙。海军日益衰弱，当局者却仍故步自封。安森全身心投入带领海军脱离困境的事业。近些年暴露出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承平日久，许多将官已不复昔日威猛。海军高层的资历高低按照舰长入职的日期先后排列。当一个第三司令的职位因前任死亡或退休而出现空缺时，资历最老的舰长将自动替补，而无须考虑这个人的能力和年龄。安森希望弃用前述的舰长序列，任用正处黄金时期的舰长为领军之人。公然如此行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仅凭年老、衰朽、无能等原因就将一名舰队司令免职的做法过于激进。
安森因此重新设计了一套准将的军阶系统。舰队司令或者驻外基地的总司令可以不参照舰长的资历序列，能力最佳者可直接被任命为分舰队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甚至可以指挥资历比自己老的舰长。这样的话，资历序列没有被触犯，再者准将之衔也是临时性的，受任者不会因此而比别人更快地晋升将官军衔。序列前面那些老朽过时的舰长们被推到“黄色中队”（Yellow Squadron）任第三司令——这是一个新设的中队，只是旗下没有船舰，在这里他们享有将官的荣誉、军服和薪水，不过没有任何实权。[3]
安森借此得以剔除掉大量不合适的人选，把最能胜任的人直接升上来，同时还不用被人指控为挑动革命。实际上，绝大部分武官毫无怨言，正是安森的改革措施让他们看到了衔级晋升的可能。那时的海军军衔并没有明确的军事定义。环球航行途中，军衔上的这种模糊性让安森在和中国官员谈判时遭遇严重的外交问题。改革后，舰长（captain）与陆军中的上校（colonel）军衔相若；新设的准将（commodore）军衔被制度化，享有的地位和权力与陆军准将（brigadier general）相同。此举意在使海军军职也成为享有荣誉和尊严的公职。
达成此项目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引入军官穿戴的军服——蓝色毛呢大衣配以白色的饰带、袖口和马裤。蓝色毛呢大衣会依据不同衔级饰以蕾丝、金线或其他金属线。姗姗来迟的制服令部分军官大失所望，它看上去不像打仗穿的战服，反而过于贴近国内流行的男装。随着时间的变迁海军制服也在变化，不过原设计的基本要素都完整保留了下来。之后发源于平民服饰的海军制服将摆脱这层最初的意味，转而成为阳刚勇猛的象征。海军制服已经开始影响当时的时尚。见习军官、常设委任官以及他们的副手要等到1787年，随船医生要等到1805年，航海长和军需官要等到1807年，水手们要等到1857年，才各自拥有自己的制服。
总的来说，军官们还是欢迎这一变化的。有制服就有了社会地位，它使得海军军官——从副官到海军司令——跨入士绅行列。彼时海军中还存在“士绅与油帆布”的身份划分，所以有标识社会地位之用的军官制服意义重大。一个人身穿海军制服，意味着他在为国王效力。
上述种种改革均旨在增强海军军官的凝聚力和忠诚度。数任首相想把自己政界支持者的亲属安放到舰长的位子上，安森遇到这种事都是直言反对。安森说，一名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副官在任何时候都比那些大官的亲友更可取。在他执掌海军期间，军官要靠经验和军功才能晋升舰长和将官，这是示恩。至于示威，安森也拟定了许多改革方案，比如让半薪军官接受军事管制，这一项在政界颇受反对。他想方设法增进军事法庭的法律基础，给更多违反军纪的行为设立了固定刑罚，当中有一部分行为必须被判处死刑。通敌不忠、临阵退缩等情节再也无法靠政治上的权宜手段给掩盖起来。土伦之战和上一场战事结束后，军事法庭带来的恶劣影响暴露出其种种缺陷与不足，现在这些政策变动即是回应。
改革之机发于海军部内部，最初是为了反对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磨砺海军的战力。安森的惩戒性改革方案中有一部分被议会视为专制主义而未被接受。类似的还有预备役海员的提议——万一突然间遭遇战败，仍然能找到人手维持舰队的运行。但安森遇到的最大阻力也来自海军内部。
海军委员会对海军部一向十分冷漠，因为海军部认为自己在行政事务上具备专业知识。18世纪40年代，改革派的第一海务大臣贝德福德爵士和三明治爵士曾数次要求海军委员会提供海军具体运转方面的信息。结果海军委员会还是老样子，直接无视这些要求。1749年，时任第一海务大臣的三明治爵士带领其他海务大臣到各处船坞巡视了一趟。此举可谓史无前例，委员会根本没料到对方会来这么一出。海军部诸大臣离开时拿到了关于船坞中浪费和低效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海军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此类问题上，有底气说自己比海军委员会知道得更清晰详尽。随后海军部对海军委员会下达了一连串命令，责令其整顿船坞、简化行政程序。可以说，海军部的行动遭遇阻碍，改革方案遭到其他人的敌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安森写道：“惯习的力量通常都十分强大，无法用理性来使其改变；对于那些反对它的人尤其显得可怕……”[4]
虽然安森公开讲过在海上当一支分队的指挥官才是他个人热衷的，但事实证明他即使待在政府里做文官也能成就斐然。战胜海军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磨人心性的事情。海军委员会对海军部的权力心怀妒忌，处处阻挠海军部。政府也正在收缩开支，海军只能跟着受影响。1751年，安森接替三明治就任第一海务大臣。他停止了和海军委员会之间旷日持久的敌对关系，力求以妥协和合作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标。安森眼前最关切的事情是让海军在短时间内做好参战准备，这方面是海军的短板。1739年，传闻已久的英西战争终于开始时，英方海军能够参战的船舰只有89艘，动员事宜经历重重曲折，花了很长时间。一段和平期后，1753年，缩减后的海军有129艘可以即刻开赴战场的船舰，其中战列舰67艘，比1749年的38艘有所增长。
安森的改革大计虽然推进缓慢且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他的这些努力至关重要。重振海军、改进战舰等方面的许多宏伟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耐心和毅力”是安森的优良品质。他所需要的正是这些品质。
经过4年的耐心等待，有两件事给了安森机会：1754年法国陆军进入俄亥俄（Ohio）山谷；翌年海军监造官约瑟夫·阿林爵士得了疯病。
第一件事是战事即将到来的前兆，促使政府将更多的财力投向海军。第二件事让安森有机会把自己最看好的两位造船师引入海军委员会，1755年二人一同代理海军监造官一职。
海军委员会成员的任命一般都进行得很慢，不过这次安森的两个徒弟——托马斯·斯莱德（Thomas Slade）和威廉·巴特利（William Batley）——没用几天时间就走马上任了。就任三周之后，他们开始建造装载74门火炮的新型战列舰，这是革命性的新型战舰。这些战舰的体积和长度都远超当局规定的尺寸，建造时对外严格保密。几个月后，委员会中的保守派们统统被赶了出来，一批得到安森认可的人获得任命。这是一次发生在海军内部的政变。
新造的74炮战舰象征着“18世纪不列颠海军造船技术上最伟大的突破”。[5]它和被传统主义者奉为圭臬的所有准则都背道而驰。1755年所建的74炮战舰是体积庞大的双甲板战舰，灵活借鉴了“无敌”号的现有成果。许多曾经主宰了一代又一代造船者的规矩被颠覆。新战舰没有盲目模仿这一法国战利品，不过其模仿的程度已经足以让传统主义者们恼怒不已了。安森的海军部以及受其操控的委员会事先没有向其他任何人征求意见。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举动，安森遭到猛烈的攻讦。
不过后续发生的事情证明他这么做是对的。那一年的内部政变之后，一艘74炮新战舰建造完工。不久后新型战舰的建造方式也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新战舰既有法国74炮战舰的速度和火力，又有传统不列颠战舰的坚固稳健。“74炮战列舰，”一位海军建造师说，“同时具备了一级战列舰与护卫舰的特性。她不会因为敌人是一级战列舰而被迫退避，也不会因为敏捷度不够而无法追击护卫舰。”[6]她们既能在传统的战列线战斗中守住阵形，同时还能放开手脚追击敌舰。尼罗河战役（Battle of the Nile）时，纳尔逊14艘船中有13艘是74炮战舰，特拉法尔加战役中也有三分之二的英军战列舰是这些新战舰。安森和他的造船师们还开始以法国护卫舰和私掠船为基础研制新式的28炮、32炮和36炮护卫舰。
1755年是皇家海军历史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一年。安森最终得以实施自己在海军现代化方面的主张。同样是这一年，海军部获得海军陆战队的全部控制权。以前安森远航太平洋时，他带领的许多士兵是已经上了年纪的老兵，是陆军拿来糊弄他的。现在，海军陆战队正在成为先进的海陆两栖打法中的精英力量。
还有一个变化虽然没那么吸引人，其重要性却不遑多让，那就是海军行政大权被安森牢牢攥在手中。1755年，海军食物供给委员会空出一个职位。这一事件将透露出安森正处在全盛时期。他希望任命一位有经验的船员补缺，首相则希望把自己一位政坛老友的亲戚顶上去，即使此人并无经验。“首相大人更应当让他当一艘战舰的舰长”，[7]安森对首相如是说，而且他坚持主张以后“还要安排更多肯实干、有经验的人进食物供给委员会”。这个事例中出现的委员会——海军史上一个关键性的部门——正日益向专业化和高效率的方向发展。自1739年开始的这一变化让有经验的军职人员感到惊奇。当时一艘巡逻船舰至多能在海上待两个星期。到了18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三个月的航行已经毫不稀奇。不仅是因为食物供给的数量增加了，而且因为水手和海军陆战队的战士们也真的开始喜欢他们的伙食了。
之所以能有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食物供给委员会不再依赖个人承包商和舰长、军需官，而改由自己生产食物和啤酒。供给职能由委员会统一履行，杜绝了以次充好的欺诈勾当，德特福德、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直布罗陀出现大量各式各样的仓库、啤酒厂、磨坊、集中包装点以及类似用途的建筑物。这意味着粮食供应充足，而且补给方便、价格低廉。
安森步步紧逼，推动着不情愿的海军实行改革方案。这些努力终于在1755年有了成果，但第二年他就被免职了。他的海军没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天赋英格兰称霸海上的美好愿望再次受挫。俄亥俄山谷形势紧张，那里的法国人从加拿大的路易斯堡开拓出一条通到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路线。海军率先发难。海军中将爱德华·博斯科恩（Edward Boscawen）受命率领舰队攻击一支前往加拿大的法国运兵舰队。博斯科恩在浓雾弥漫的圣劳伦斯河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只是他并没有赢得一场战斗，因为双方根本没能打起来。
法国人虽然不想开战，但在开战这件事上他们准备得更充分。法国人同时做出入侵不列颠和占领梅诺卡岛的态势，尚未准备就绪的皇家海军被置于极度威压之下。法国人只可能发动其中一项攻势，可到底是哪一个呢？
这让安森在1756年困扰不已。为守卫本土不受攻击，他把自己手中的大部分资源（因和平时期的削减已所剩无几）投进了西海路中队。他的推断是，不列颠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过于分散，海军如果要做到同时守护它们和本土海岸线，则至少需要再扩增一倍才行。但海军可以用卓越的战略安排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对我国殖民地和本土海岸线而言……最有效的防御，”安森说，“就是在西面部署一支可以应对各种变数的中队，既可以把法国人堵在港口里出不来，也可以在他们出来之后利用优势主动开战。”[8]
安森战略的另一核心是大举扩张不列颠在地中海的势力。海军中将约翰·宾（John Byng）——乔治·宾之子，帕萨罗角战役的胜利者——在很晚的时候才受命带着10艘战列舰前去保卫梅诺卡岛。
宾抵达直布罗陀海峡时发现法军早已攻入梅诺卡岛，正在围攻马翁港的圣菲利普城堡（St Philip’s Castle）。这位舰队司令当即以为败局已定。当地的陆军指挥官告诉他，圣菲利普城堡撑不到最后了。实际上，当时宾要是把部队和补给运到岸上并设法切断法军补给线，圣菲利普城堡还是能撑住的。结果他把大部分士兵留在了直布罗陀，自己和正在为入侵作战提供掩护的法国战舰打了一场，却没打出什么结果。之后宾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宣布直布罗陀正处于危险之中，从而放弃了追击法军、支援圣菲利普以及切断敌军补给的任务以便回防，此举大错特错。
因为他的这个决定，圣菲利普要塞被迫投降。宾回国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被捕了。公众因梅诺卡岛的陷落惊恐愤怒。海军再次让国人失望。许多海事专家认为，如果宾当时能果断联合地中海的其他不列颠军队，法国人或许就被赶出梅诺卡岛了。但实际上，这位舰队司令干了法国人最乐于看到的事情。
关于咎归何人——宾、海军部还是政府——大家莫衷一是。内阁和安森首当其冲，他们被指责战略部署失败，没有给宾配给足够的战舰。宾则努力赢得了一些同情。当局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是由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和威廉·皮特联合领导的新政府。皮特的连襟接替了安森的职位。宾因罪受审。
司令官觉得自己不必担心什么，他在军事法庭上态度友善、辩词有力，以为整个过程就只是走个过场。可惜他忘了安森的《军法条例》（Articles of War）是不容变通的。《军法条例》第十二条写明，任何“因为怯战、失职或不作为”等行为而未能击败敌人的军职人员应判有罪。军事法庭认为他虽没有怯战和不作为，但失职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宾还是以为自己会得到宽大处理，但新颁布的《军法条例》对此只有唯一的判罚——死刑。
当时有人为宾喊冤抱不平，不希望看到他受刑，即便是法国人也为他辩护。海军部想救他一命，军事法庭自身也建议宽大处理。不过公众的态度是绝不轻饶，国王也是。宾站在自己旗舰的后甲板上，身前是执行死刑的射击队。伏尔泰对此事有过一番广为人知的评述。这个处罚是极其严酷无情的，不过它确实起到了让“其他人会因此受到激励”的效果。
不列颠在这场战事的开始阶段吃了很多败仗，宾只是其中一例。陆军被击败，汉诺威落入法国人之手。西海路中队没能成功阻止法国护航队前往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后者在那里的势力日渐强大。不列颠在美洲处于劣势，梅诺卡岛陷落后它在地中海的声威亦大大受挫。英军后来尝试过用海陆两栖作战袭击罗什福尔（Rochefort），但失败了；对路易斯堡也有过类似的袭击，亦未成功。奥地利人任由法国人在奥斯坦德和尼乌波特自由进出，同时俄国、瑞典、奥地利与法国结成同盟，这拉响了不列颠本土安全的警报。其他地方的局势亦不容乐观：东印度公司丢了孟买，它落入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ud-Daulah）的掌控；马德拉斯正处于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法国人的威胁之下。
皮特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帝国[9]已不复存在，尼德兰的港口背叛了我们，《荷兰屏障条约》（Dutch Barrier Treaty）成了空文，梅诺卡岛陷落后我们在地中海的地盘也丢了，美洲形势岌岌可危。”[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