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首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海军军官。
——纳尔逊评豪勋爵
美洲，这个名字在18世纪70年代散发出种种魔力。不列颠人害怕失去它；法国人坚信如果他们的敌人没有了那里的殖民地，其经济和海军将一蹶不振。从1776年开始，法国就一直为反叛作乱的美洲殖民者提供支持。
1778年，双方的赌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5月，法国土伦舰队在司令官孔特·德斯坦（Comte d’Estaing）的带领下横渡大西洋，舰队有12艘战列舰。他此行的目的地为纽约，防守那里的是理查·豪伯爵，他正统率着一支小型战舰组成的舰队。一个月后，海军中将约翰·拜伦（John Byron）和13艘战列舰被调到这里。与此同时，敌对的两国也在为争夺欧洲海域控制权做准备。
7月27日，奥古斯都·凯佩尔率领的皇家海军和孔特·多尔维利耶（Comte d’Orvilliers）率领的法国海军在韦桑岛以西150海里处相遇。凯佩尔有30艘战列舰，多尔维利耶29艘，双方基本持平。两支舰队都在狂风中极力前行，直到交战已无可避免。
无论哪一方胜利都会对殖民地的叛乱造成重大影响。不过当时天气很差，两支舰队又势均力敌，照常理来说不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形。但结果确实如此——不过此战对之后的海战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其中一方乱作一团，通信手段失效后整支队伍四分五裂。而另外一方的表现要好得多，在清晰的旗语指挥下整支舰队始终凝聚在一起，并且在火力上压住了对方。
“和预料的情形相比，法军的表现更接近正宗的水手，指挥也比想象中更得力，”凯佩尔旗舰HMS“胜利”号上的一名副官如是评论，“他们的战舰秩序井然，运转良好，索具使用娴熟，并且……比我们的人更遵守命令。”[28]
法军在旗语、舰队战术、机动性、纪律性和火力等方面的表现竟然超过了皇家海军，这令人震惊不已。但不列颠的战术家们在一片晦暗中给人们指明了一丝亮光：法军缺少敏锐冷酷的杀戮直觉，否则凯佩尔的舰队早就被灭了。
这次事件引发国人深思，也在海军内部引起了分裂和冲突。报纸上刊载的文章指责副指挥休·帕利斯尔（Hugh Palliser）无视凯佩尔的旗语命令。帕利斯尔要求凯佩尔写一封表扬信为自己开脱骂名，凯佩尔没答应。于是帕利斯尔要求军事法庭惩罚凯佩尔指挥不利、草率脱离战场的行为。这是特征鲜明的18世纪式口角。当时执政的是以诺斯爵士（North）为首相的政府，凯佩尔属于下议院的反对派阵营。帕利斯尔也是议员，不过他站在下议院的另一阵营，并且效忠于海军委员会。两人的纠纷混杂了利益、背后支持者以及政见等诸方面的冲突，其他官员、下议院议员和上议院议员也被卷入其中。
凯佩尔被判无罪。之后帕利斯尔要求自己也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也被判无罪。军事法庭的裁决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坛动荡令海军分裂成不同阵营，士气大跌。正在赋闲的舰队司令官乔治·罗德尼写道，这件不幸的事情“几乎把海军给毁了。军中纪律大为涣散，原本积极执行命令的劲头……转向怠慢疏忽；军职人员的态度本应是绝对服从，现在却故意挑刺、各有主张。派系和政党……成了海军的主导力量”。[29]
这场纠纷干扰了正经事。拜伦分队被独自分离出去执行任务，如此愚蠢的行径近乎违反军法，这导致海军兵力与敌人规模相同，从而使海军无法取得压倒性优势，错失了在战争伊始就将法军舰队彻底摧毁的机会。结果拜伦在大西洋西部茫茫海面上的巡航毫无建功，海军只得退守本国海域。1747年以及1759～1762年，西海路中队把法国舰队压在布雷斯特动弹不得，不列颠也在那时最为强盛。
眼下到了1778年，安森和霍克传授的东西被忘得一干二净。海军的摊子铺得太大，船舰散落在世界各地保护帝国疆土，却没有被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欧洲海域。战事演练也做得不够。和平时期法国人一直在发展自己的舰队，研习战法。不列颠在欧洲大陆没有盟友帮自己牵制敌人，同时她的船舰数量又太少，没法号令她在欧洲的敌人。
1779年，不堪设想的后果出现了，一支准备占领朴次茅斯港的法西联合舰队驶进了英吉利海峡。这是皇家海军自1690年比切峭壁战役后第一次被欧洲海军压制。39艘战列舰对阵入侵舰队的66艘。不列颠英吉利海峡舰队被委托给海军上将查尔斯·哈迪（Charles Hardy）爵士指挥，此人已经上了年纪，和蔼闲适。据其参谋长理查德·肯彭费尔特（Richard Kempenfelt）所言，哈迪不情愿地调动了自己的舰队。
在巨型舰队阵形部署方面，肯彭费尔特有一些非常先进的理论。[30]他认为法国人已经抓住了海上交战的科学之道。从韦桑岛之战可以明显看出，和平时期法国军官在学院中学习过舰队作战战术。他们研究出了一套操控本国舰队的“常规准则”。肯彭费尔特希望把同样的科学作战方式也带入皇家海军。他信奉一点，那就是指挥和掌控一支舰队的人应该位居舰队中央，然后舰队就能像阅兵场上的士兵那般整齐划一。
不过在那年夏天，当一支庞大的敌军舰队逐渐逼近时，大小事情都脱离了正常轨道。即便是最简单的演习也搞得一团糟，战列线排得散散拉拉、杂乱无章。仅仅从纵向队形变横列队形这一个动作，舰队就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还有一次，肯彭费尔特打出了令所有船舰将每周报告交到旗舰来的旗语。他原本想要下达的命令是舰队以各分队为单位进行移动，实际上却稀里糊涂地升起了彩旗。
此时的海军已经远远不如安森或者霍克治下的海军。不过局面尴尬的海军有幸逃过一劫，因为敌军舰队的情况比他们还要糟糕。西班牙方面供给不足，不熟悉英吉利海峡的环境。法军船舰卫生状况差，疾病横扫整支舰队，死亡以及丧失行动能力的人数达到8000人。哈迪没有趁此机会向这支比自己庞大而又陷入混乱的舰队发动进攻，或许他的做法是最合适的。
肯彭费尔特极力主张更积极主动的路子。照传统观点来说，一支舰队是无法和规模、数量都超过自己的舰队进行战列线对阵的。但在肯彭费尔特看来，弱势一方的舰队司令应当开放思路，静心等待和观察，一旦出现有利机会就猛攻敌人战列线的薄弱之处。如果始终没出现有利机会，他应当利用精湛娴熟的战术动作占据上风位，让“敌人忌惮，不让对方做出任何行险一试的举动；牵引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做好防御以对付你的进攻”。[31]
这种犹如下棋一般的海战是每一个舰队司令梦寐以求的事情。指挥者必须进行大量演习，保持旗语的清晰无误，得到将士们的充分信任，进而对自己的舰队有绝对的掌控权，才能达成上述之理想。另外，指挥者还要能预料到交战时海面上可能出现的变幻莫测的突发状况，他设定的旗语要能在舰队交战的混乱场面中快速指挥己方舰队行动。
调动一支依靠风帆航行的舰队是一件极其耗费心力的事情。舰队中每艘船的行进速度都不一样，行动方式也做不到完全一致。一支舰队要调转方向，必须散开队形让每艘船有足够的空间往上风或下风转向，否则就会导致相互间的倾轧碰撞。面对敌军时，像这样在茫茫海面上四散摊开往往会招来大祸。即便只是让舰队维持战列线阵形——海战的基本要求——也是困难重重。快船得整帆减速，慢船得努力跟上，如果不能协调一致，战列线上某些地方就会挤成一团，同时其他地方的空隙就会变大，引来敌人的攻击。不论以何种阵形行驶——尤其是体积巨大的战列舰——都要不断调整航向，时刻关注任何一种气象状况。[32]
在反复无常的海面统领各式庞大笨重的战舰是一回事，把她们打磨成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并将之带入战场又是另外一回事。
18世纪后半叶，战斗策略、作战技巧和传令旗语都在迅速变革。大部分舰队司令在为官方面均能胜任，但在战术思想和领导能力上表现平平。本书第10部分的主题就是18世纪下半叶舰队司令的为将之道，主要讲述理查·豪、乔治·罗德尼和塞缪尔·胡德（Samuel Hood）这三位不列颠舰队司令的生平经历，此三人上承弗农、安森和霍克，下启纳尔逊。[33]
值得注意的是，理查·豪伯爵在军旅生涯的早期就成了最高指挥官。1755年，他指挥的战舰在圣劳伦斯河打响了“七年战争”的第一炮，时年29岁的他已经在南大西洋、西印度群岛、北海、非洲西海岸和加拿大等地都服过役。他22岁就获授将衔。“七年战争”中，他曾在波斯凯恩和霍克的帐下效力过，令人难忘的基伯龙湾战役中追击敌舰的行动就是由他领头的。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悍将，不过他同时也是一位战术家。
这一点曾经在1757年袭击拉罗谢尔附近的伊尔代（?le d’Aix）要塞行动中有过展现。从海上是攻不破这座要塞的，它的火炮远多于任何一艘不列颠战舰。不过豪能拿下它。他下令所有人都平躺在甲板上，只有引航员、一名舵手和他自己站着，然后他带领“宽宏”号在敌人的凶猛火力之下一直开到了距离要塞40码的位置。他在那里放下船锚，然后下令“宽宏”号开火。这给卫戍部队带来的精神震撼远胜过实际的火炮轰炸，因为后者不可能真正伤及这座要塞。一艘船竟能如此悄无声息地开到如此近的位置，法军炮手被吓得四处逃窜。等这艘幽灵般的战舰终于开炮的时候，怒吼的加农炮火力还颇为集中。此时它看上去的样子比实际上还要可怕骇人。敌人逃走了，要塞也随之陷落。豪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以大胆英勇的战术、心理博弈和集中火力克服劣势。
这位年轻准将正崛起为海军的实权人物。他矢志改革海军，且首先从自己的战舰下手。当时舰长在如何指挥船舰运行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海军规模日渐扩大之后，军官对自己的船员和士官们越来越疏远，下属心生埋怨、卫生状况不佳、恃强凌弱以及军纪不整等问题由此滋生。团队合作、上下一心这一支撑海军的核心亦由此动摇。海军中将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在他的舰队中推行了一套分队制度，将船员划分成不同的队伍，每队任命一名见习军官或委任官管事。军职人员渐渐了解到手下姓甚名谁、秉性如何。优秀的军官明白，光靠纪律治理一艘船是不够的，还要让船员们感觉他们受到平等对待，上级也要体恤下属的苦衷。相比于威压，船员更需要激励。豪扩充了这套制度。他专门为“宽宏”号编写了一本军令簿。军令簿写好后在战舰上公示，所有人都能看到，其中明确了他的副官、委任官和见习军官的职责，尤其写明他们有照看和领导船员之义务。分队制度绝不可被等闲视之，它对海军日后的成就功不可没，打赢战斗要仰赖战舰上各层将士之间的牢固信任。团结协作和领导能力对海军至关重要，尤其在遭遇像基伯龙湾战役、穿行老巴哈马海峡这样危险的局面时更是如此。有些时候海军就是凭此在胜负一线之际压倒对手。
理查·豪9岁登上商船，13岁加入海军。他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所写的散文印证了这一点——他的行文就像清汤寡水的豌豆汤一样清晰简练。过早开始在汪洋大海上生活还养成了他孤僻寡言的性格和略显古怪的举止习惯。确实，豪的生平凸显了海军的一个问题。男孩小小年纪就登船，这样有利于将他们塑造成为水手，但也确实阻遏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发展。不列颠军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向来不出众。这套系统培育了非凡卓越的航海长、副官和舰长——不论来自哪个阶层，这些人的青春期都是在攀爬绳索、打绳结、收帆、捻绳、拖船和各式航海技术的练习中度过的。因此机智敏锐的战术人才的出现全凭偶然。舰队司令当中能从宏观的战略层面思考问题的人少得可怜。正如豪在很多年后对乔治三世说的，不列颠军职人员练就了一身超乎寻常的航海技术，不过代价是丧失了作为舰队司令所需的其他许多技能——读书写字、数学运算、语言、政治才干和丰富的军事知识。
豪是一个下定决心要弥补自己教育缺失的年轻军官。1756年，他写了一篇关于旗语使用方法的论文。1760～1762年指挥罗什福尔封锁行动期间，他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了实际之中。
豪在战列线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传统观点坚持认为，除非一方的数量占优或者司令官指挥有误，否则战列线对阵的结果一般都是无胜无负的平局。但豪深信，如果一名海战指挥官具有创造性思维，那么即便遇到势均力敌甚至强于自己的对手，也能凭借果断、独辟蹊径的行动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他所率分队的11艘战舰中有2艘是90门炮舰，旗舰是机动性更强的新式74炮战舰。如果交战的敌人比自己强，豪会把重火力战舰从通常所在的战列线中央位置移到两端。集中火力猛攻敌人战列线上任意一处地方，能够以此——就像在伊尔代那样——震慑敌人，在士气上占据优势。利用出乎敌人意料的迅捷行动，他可以扭转火力上的劣势，截断敌军战列线，令其惊慌失措。豪告诫麾下的舰长们，如果真的在船舰数量上被敌人压制，隐蔽身形、狡猾耍诈的做法会比较管用：“我可能会故意拖延，隐藏自己要和他们交战的意图，一直拖到天色渐晚，这样等时机到来以便获得更大的优势。”[34]
这就像玩海战版的西洋棋一样，出招变化多端，复杂精微，豪因此成为这个舞台上具有非凡想象力的思想家。他准备舍弃传统思路，实践自己的想法。对他来说，海战就是一场漫长的游戏。
进入和平时期后，他失去了验证自己理论的机会。海军部无暇进行战术实验或复杂的演练行动——法国人则不同，他们利用和平时期对本国海军实行现代化改革。比如1772年，法国海军的“进化中队”（Evolutionary Squadron）花了超过7个月的时间在海上演习。皇家海军缺少这样的舰队演练机会，舰队司令和舰长们因长久的和平而变得懈怠。1739年，还有之后的1755年，皇家海军都是以低于正常水准的状态参战的，结果三场战役——土伦之战、梅诺卡岛之战和韦桑岛之战——中舰队首轮作战都没能打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舰队缺乏演练和经验，所以无法形成内部凝聚力。[35]危害更甚的是，海军缺乏一套系统，不能在和平时期留住军中最优秀、最聪明的军官并一直认真地磨炼他们的技艺。
向上晋升的阶梯也被阻塞了。大量见习军官渴求得到副官职位，年纪越来越大的副官们却苦等着舰长职位，至于何日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将旗，舰长们已近乎绝望。其中一部分人转到了商船船队或他国海军，留下来的人则渐渐老去。矛盾延续了很多年，直至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他们身旁挤过然后平步青云，为海军注入新的活力。18世纪皇家海军战力强大、资源充沛，而前述问题则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
后来豪担任海军委员会财务官，如果佛兰德斯的危险局势继续恶化，他可能会担任地中海区域的总司令。18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他卸下了海军指挥官的职务，其间他和同时代其他许多天资卓越的军官一样，把精力转到了别的追求上。他选择了政治，与此同时他的战术和航海才能被荒废。1775年，豪的机会又来了——他受任北美总司令。他于1776年7月抵达纽约，当时《独立宣言》刚签署不久。
豪拿到了他一直苦等的指挥职务。当时的形势十分艰难。海军部甚至分不出一艘战列舰用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战事上。被派往美洲的豪既可以积极主动地推行战事，也有权力与对方谈判和解。他担负着封锁叛乱殖民地沿海区域的任务，同时还得支援陆军——碰巧陆军统领是他的兄弟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如何判断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都取决于总司令豪。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推动美国统一和独立运动的著名人物，豪和他交情深厚。总司令当时的倾向是和谈。
此时，豪终于有机会推行一部分自己从20年前就开始设想的改革计划。1776年，他颁布了《军舰治理通用条例》（Instructions and Standing Orders for the General Government and Discipline of Ships of War）。根据豪制定的新规，每艘战舰上的舰载人员被分为三大组，副官任各大组组长，大组内部再分小组，见习军官任各小组组长，“各组长负责维持自己组内的秩序和军纪，关心组员，得到组员的信任”。[36]整个美国独立战争过程中，海军军纪大为改观。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事给海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压。海员人数最多时达到10.5万人。这对海事界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于是成千上万个并不符合要求的旱鸭子们——基本都是社会渣滓——被送到舰队上补充人手。这些不快乐的人手来了之后必须要比老练的专业水手们更有效地管理。他们被分为易于管理的各组，还有军官负责监督，这样旱鸭子们就能快速受到训练，船舰也能有效运转。
关心体恤军中数量庞大的水手群体是做好一名舰队司令的必要环节。豪为麾下战舰所制定的船舰管理条例内容详尽，使船员不用再承担他们舰长的工作疏忽，摆脱水手长及其副手反复无常的野蛮暴行。推行三班制后水手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睡觉或者在不执勤时放松休息。这些改变有了效果，“船员们的脾气比以前更好，身心都不再像以前那么憔悴疲惫”。[37]
豪还废止了海军部陈旧过时、缺乏变通的常设战斗条例，并推行自己制定的信号手册。这本手册是“整个海军历史中最重要的海战战术文献之一”。[38]和初版相比，这一版更为合理和准确。每页分成简洁的三栏：第一栏，信号数字；第二栏，令旗的颜色和式样；第三栏，令旗悬挂的位置。为使自己的命令在传递时保持绝对准确，豪会派护卫舰一边移动一边重复信号，这样整条战列线都能看到。他还为负责夜间侦察任务的护卫舰设计了一套灯光信号，而且只有己方舰队能看到，敌军看不到。豪的信号手册同时配有另一本指导性的册子以帮助麾下舰长们理解这套体系。新式信号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这一条：“（开战前）留时间让船员吃饭。”
派驻美洲海域期间，理查·豪一直在训练自己的舰队、向军官们征询意见以及思考如何建设一套全方位的战术系统。豪手中的权力以及自身的创造力都在那时达到巅峰。他仔细研究了每一种自己可能遇到的情境，以及他应对舰长们下达的相应指令。他就缺一场大型海战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了。
1776年，一切进展顺利。在一场指挥得力的两栖作战行动后英军将纽约收入囊中。不过1777年时他陷入了困境。他得用70艘战舰完成支援兄弟的陆军、封锁整个美洲东海岸以及保卫战略要地等所有事情。豪已经全力向特拉华（Delaware）施压，并将陆军运送到可以攻下费城（Philadelphia）的位置，不过这些努力未能影响战局的走向，尤其是美国在萨拉托加（Saratoga）打了胜仗以后。不列颠转为守势。
随后，1778年法国人掺和了进来。豪接到消息称，对方舰队司令查尔斯·赫克托·德斯坦（Charles Hector d’Estaing）正率领12艘战列舰向美国进发，这支舰队曾在韦桑岛战役前令整个不列颠慌乱不已。豪推算他们应该会驶往纽约。他的推算是对的，且这时他在舰队船只数量上还被敌人压制。
豪早在年轻的时候就设想过这样的情况，不列颠只有依靠高超的战术才能保住本国在美洲的地位。他把护卫舰派驻到大西洋上，然后将主力部队放在桑迪岬（Sandy Hook）里面，那是从新泽西（NewJersey）伸入下纽约湾（Lower New York Bay）的一处沙嘴滩。战舰部署非常完美，一旦法国战舰试图接近纽约，守在沙洲后面的不列颠战舰就会予以狠击。德斯坦在纽约附近等待11天后消失了踪影。不过这场博弈还在继续。
豪又一次读懂了德斯坦的意图，他推测罗得岛（Rhode Island）会是他下一个目的地，因为攻下罗得岛会使不列颠方面陷入包围。豪迅速赶往朱迪斯角（Point Judith），主动让法军司令追击自己。德斯坦真上钩了，让正需海军支援的美国人直跳脚。豪以谋略制敌，对手被他带着四处兜圈子。后来双方舰队都遭遇风暴而受损，豪返回纽约，德斯坦返回波士顿。之后法军虽再次出海前往罗得岛，但豪已经准备就绪。
敌人的数量优势已经被豪化解掉，现在他成了追击的一方，德斯坦逃到了波士顿并留在那里过冬。豪把指挥权移交给其他人后回国，当时不列颠正为遭遇入侵的恐惧所笼罩，韦桑岛一役后海军所显现出的衰败更令其陷入一片幽暗。美洲殖民地之所以名存实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列颠众人的无能，让法国运出的武器成功越过了大西洋。国家此时需要一个像安森和霍克一样具备战略意识并能对法国实施封锁的人物，但现实是海军军官们彼此争吵不休，整个海军由于政治原因严重分裂。
豪显然是一个能应对眼下局面的人选。他被任命为英吉利海峡的总司令，不过他提出只有满足他的要求他才会接受任命：任命他为海军财务官，他的兄弟为美洲殖民地的国务大臣。这个价码高得有悖常理，于是这位海军中最优秀的司令官年仅52岁就隐退了。之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和蔼却无能的查尔斯·哈迪接过了保卫疆土的重任。
美国实际上已经不受不列颠控制，但是不列颠政府还专注于美洲事务，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西印度群岛。1779年年底，一支由18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被派往直布罗陀，与正在那里驻守的舰队司令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换防。舰队大部将返回不列颠，而罗德尼将率领4艘战列舰越过大西洋接管西印度群岛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