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得到过他们的欢呼，现在我赢得了他们的心。[58]
——舰队司令纳尔逊，1805年
海战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胜利于1798年8月1日发生在埃及的阿布基尔海湾（Aboukir Bay）。炮火于晚上6点15分开始轰鸣，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当晚10点30分左右，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爵士被一片金属片击中额头，他被迫从后甲板上退到伤员舱由军医照料。不过眼下这场疯狂杀戮被淹没在沉沉夜色之中，他也根本无法从旗舰上指挥战斗。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纳尔逊一共只发出过9个信号。和任何一场战斗一样，战斗打响时，司令官再想对战斗结果造成什么决定性影响已为时过晚。在那些伟大战役之前的年月里，纳尔逊已经与自己的水手们和军官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到了关键时刻所有人都明白该如何行动。1798年他所率这支分队的舰长都是皇家海军中最优秀的精英，纳尔逊清楚他们的能力，而舰长们也清楚司令官对自己的期望。仅数小时，法国舰队就被彻底击溃，拿破仑的野心宣告破灭，不列颠趁机一举夺下地中海的控制权。
纳尔逊没有阐述详尽的战斗预案，也没有一套复杂的旗令系统。他的军官们了解他的战斗模式，他的士兵时刻追随他的脚步。一场战斗是一段进程的结果，而这段进程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豪提及尼罗河战役时说：“这场战斗最非凡卓越的地方在于他（纳尔逊）队中每一名舰长的杰出表现。每名舰长都有同等的机会，通过相同的方式让自己脱颖而出，这种事情还是第一回出现。”[59]纳尔逊的旗舰舰长爱德华·贝里（Edward Berry）写道：“摸清敌情之后，他们（舰长）不需要进一步的指令就能明白司令官准确的想法和意图，因此旗令就变得不那么必要了。”[60]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在战斗时随意发挥，舰长们之所以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像纳尔逊这样水准的领导人。尼罗河战役时，皇家海军有世界上最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有完善的组织和资金支持，军中将士是天下无双的航海者和斗士。这些品质让不列颠具备了巨大优势。不过还得有一个纳尔逊这样的天才，才能把它们整合到一起，释放出海军的每一丝力量。
要解释清楚震撼人心的尼罗河大捷，有必要把时间拨回到4年前。1794年7月。HMS“阿伽门农”号舰长霍雷肖·纳尔逊正担任舰队司令胡德袭击科西嘉岛行动的先锋。纳尔逊当时在地面上围困卡尔维，敌人一枚加农炮炮弹坠地后激起一阵卵石和尘土，正好溅到了纳尔逊脸上。纳尔逊的右眼没有被毁，但一片碎石弄裂了一条血管，导致视觉神经受损。最后舰长右眼失明。
纳尔逊在告知胡德自己伤势的信中写道，在沙滩上，他看到水手们从运输船往岸上搬运补给品，非常艰辛。[61]身有伤痛、担负着指挥官职责的纳尔逊命令手下们喝些葡萄酒解乏。
这是战争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很好地显示出他的领导风格。法国革命军重新占领土伦后，英军的地中海行动变得十分吃力，难见成效。豪刚在“光荣的6月1日海战”中痛击法军，胡德舰队正在进行一场漫长艰难的战役。没有胜仗，也没有战利品赏金，士气开始涣散。“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荣誉和腌牛肉。”[62]
“阿伽门农”号的后甲板成了他的舞台，在那里，舰长纳尔逊把他的为将之道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地中海服役期间纳尔逊本来可以用上更大、更负盛名的战舰，但他推掉了这份荣耀：“如果‘阿伽门农’号一直坚守在我身旁，我也同样会坚守着她。”[63]麾下军职人员是他亲自挑选的，三名副官以及所有专职人员（除了军医）早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于西印度群岛时就为他效力了，那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护卫舰舰长。他的见习军官是从自己的诺福克同乡和亲属中挑选的。这艘战舰上的军职人员是一支聚合力非常强的队伍。
船上的水手则不一样，“阿伽门农”号上只有一半的船员是老练海员。这个比例似乎有些低，但已经足够了。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霍克执掌HMS“贝里克”号时报告说，他的船员“是一帮非常矮小、虚弱、瘦弱的家伙”，多数人“从没在海上待过，几乎全无用处”。不过仅仅用了半年，这些船员就成了精锐部队，在土伦战役中声名大振。好的舰长总能把一无是处的募兵变成可靠的水手，纳尔逊在“阿伽门农”号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相对而言，教旱鸭子和小男孩如何在船舰高空处干活、如何操控火炮还是一件易事，更难的——也至关重要的——是教会这些新兵和被强征进来的心怀不满的家伙们学会绝对服从命令，这是一艘船保命和战斗的根本。船舰运转起来如同一架上足了润滑油、嗡嗡响动的机器，整体的顺畅运转需要每一个部件都能发挥作用，这样的战舰才是海军战力之倚靠。
要实现这一点，可以用严厉粗暴的士官和惩罚一直威胁压迫船员干活。有时确实需要这样，但这不会让船舰有任何改善。当时一位老练的水手写道：“一个赢得船员爱戴的舰长可以创造奇迹，反之则会失败。”[64]有一名舰长描述自己的职责是“把所有人融合到一起，消解船员之间因为不同性情和习惯而产生的不和谐”。[65]
17世纪以来，战舰上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伙食还是不好，薪水也不按时发放，水手们在拥挤的甲板上用餐，而餐桌就排列在火炮与火炮之间的空当里。吊床也只能放置在仅有14英寸宽的地方。[66]他们和一个世纪以前的先辈们一样，渴望酒、新鲜食物和女人，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依旧在用他们的“罩衫”换葡萄酒和女人。船员一天能拿到两份定量的“格罗格”，也就是每天半品脱朗姆酒兑水冲淡后的饮料。整个生活辛苦单调，中间也掺杂些其他的事情，靠岸时船员们会到岸上疯狂一阵，还有跳舞、唱歌和战斗。
和17世纪的船员不同的是，战舰上穿军装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安森改革方案的推行，舰队司令、舰长和副官都有了自己的制服。1787年，见习军官、委任官及其副手也获得了这项特权。越来越多的军职人员有了手足之情，船上的等级制度愈加稳固。熟练海员没有规定的军服，不过有统一的服色。水手喜欢穿蓝色短夹克、彩色马甲、格子衬衫、一条颈巾、条纹裤或者白裤，再加一顶圆帽或者蒙茅斯帽。
自巴尔萨尔佩和肖维尔时代起，海军变化最显著的地方就是纪律。船舰的环境更为有序、整洁，船上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有章可循。水手长及其副手们粗暴随意的行为在减少。当然约束还是无处不在，只不过换了表现形式。与17世纪相比，皇家海军的舰载人员训练更为完备，演习频率更高，与同时代其他国家海军相比也更胜一筹。18世纪，军官和水手的关系有了变化。对领导能力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水手们对以身作则的军职人员响应积极，他们以自己的战舰和舰长为荣。
团队协作是船队正常运作的关键。整体来说，一艘船就是一支团队，不过在团队内部还有许多组织严密的小团队。船员的划分方式有很多，他们可能是一起值勤、吃饭的六人小分队，可能是负责同一门火炮的组员，可能在空中作业时有相同的惯常位置，可能在同一艘舰载小艇上执行任务，有些船员负责协助有特定技艺的人，比如木匠、制帆手、箍桶匠以及炮兵。上至舰长，下至年幼的侍者，船上有着等级分明的人际关系。其他形式的等级制在船上也随处可见：每根船桅、每门火炮都有自己的“长官”；每个分队都有一名见习军官统领，自他往下还有一层层的指挥系统。各舰长之间很喜欢攀比争胜：船帆张开有多快、指定时间段内可以发射多少轮舷炮、战术机动完成得有多到位。每艘船舰内部也有同样的竞争。无论划分方式如何，每支小队都想超过它的对手们。
“不要松懈，”纳尔逊说，“一言一行都要迅速利落。”[67]舰长们必须让自己的船员时刻保持忙碌的状态，否则他们会滋生不满情绪甚至引发更糟糕的情况。护卫舰要接连不断地执行巡逻、侦察以及为商船护航的任务，有很大机会累积战利品奖金。它们配备的是最优秀的船员以及军官队伍中的精英力量。战列舰有时会参与看不到尽头的封锁作战，或者持续很长时间的驻守行动，所以让这些船舰上的船员保持积极性要难得多，得通过例行事务和演习保持军纪、激励士气。船舰每天都要清洗打扫，湿润甲板，然后“磨石”（用砂石擦洗），最后用墩布将之擦干。不列颠战舰以卫生整洁著称于世，卫生整洁的环境自有其益处，同时还让船员们一直有事可做。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战舰战斗时需要有人发射火炮，所以它的船员数量要比商船多得多。纳尔逊的密友卡斯伯特·科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说他的目标是“让我的船员们都忙着干活，每天只顾着完成手中的工作，没有多余时间想他们自己的事情。”[68]
训练良好的船员队伍在干活时会表现得默契而又安静，耳边只会听到舰长的声音，并且只有他（或者负责监督的高层军官）在下达命令。有一位水手回忆说，一切都在不声不响地进行，“只要服从已有的明确安排就可以了；做事时有序、精准、严谨、熟稔”。还有一人回忆说，“HMS‘巴夫勒尔’号上除了舰长，其他任何人都不准在干活的时候说话，我见过‘巴夫勒尔’号放锚收帆的情景，就像变魔术一样神奇，除了舰长的声音之外听不到任何其他人的说话声”。[69]舰长托马斯·哈迪（Thomas Hardy）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仅以手势下达命令，整艘“胜利”号死一般沉寂。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每个人都极为熟悉自己的确切任务，并能和同伴们协调完成。这是不断的操练和长年累月的经验造就的。“在这套日常工作制度之下，”海员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写道，“我习惯了繁重、艰苦的水手生活。不论情绪多么烦躁，我都能坚定地服从命令。”[70]
每天都有一通鼓声把船员们召集到他们的战斗岗位。弗朗西斯·斯皮尔斯伯里（Francis Spilsbury）是一名战舰军医，他留下了这样一段关于炮火演习的描述：
鼓声响起后，船员迅速奔往各自岗位。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始终如一，这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相信自己所能发挥的力量，令许多混乱局面得以避免。做得不合格的人自然免不了要出差错，如果因为不清楚自己的职责被大副责骂，即便是弹药搬运工也会为此羞愧。这类场景下不会有人多说话，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指挥官发话。[71]
从1745年开始，皇家海军的每一艘战舰都必须按规定进行日常炮火操练。不会每天都真的开炮——那样代价太高昂了——但会把船员召集到他们的战斗岗位，拉出火炮。要在作战时保持火炮持续稳定地发射，得依靠蛮力和机械、重复的动作。18世纪的火炮发射频率一直在不断进步。
不列颠战舰上一门32磅火炮配备7人，它的长官负责瞄准和调整发射距离，当火炮被推向打开的炮口时，滑车的轮子会发出十分独特的声音——一阵不祥的、紧迫的辘辘声——预示着战斗即将开始。一旦炮弹射出，3吨重的炮身猛地退回，并且激烈蹦跳起来，整艘船都为之震颤。炮口两侧安有铁环，上面系着粗绳，以此抵消其后坐力。与此同时，火炮小组的人会死死拉住滑车，防止火炮再往前冲，然后他们会把系着硬绳的海绵塞进炮筒里夯实，除掉所有火星。下一步是把弹药筒——用纸包着的火药——塞进炮筒夯实，紧接着再塞入旧绳子做的炮塞，再就是加农炮炮弹，最后还要再加一层炮塞防止炮弹滚出来。一部分组员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长官在火炮另一头把空心管穿过点火孔刺入弹药筒。他在空心管中倒入足量火药，点着后就能引燃弹药筒中的火药。空心管上装有燧发机，它连着一根系索，且被扳到待发位置。
火炮重新做好发射准备。此时小组成员必须把这个3吨重的火炮拖到炮口，有时因为战舰发生倾斜，他们还得沿着木头斜坡往上拖。辘辘声又一次响起，不过战舰已然进入战斗，所以和第一次不祥的开战征兆声比起来已经没那么明显了。火炮长可能会指挥组员用铁柄升高炮筒，然后在下面放上楔子（防止滚动）。有时火炮可能还需左右来回移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他猛一拉系索，一声怒吼之后，硝烟弥漫，炮身又猛烈弹回。之后再一遍遍重复前述过程。完成这些繁重的体力活时，船员们一直保持蹲姿，因为下层甲板最高也就5英尺6英寸，而且十分拥挤。目标和射程的命令由见习军官从后甲板一路疾跑送过来，或者直接听驻守在甲板上的副官喊出命令。
再往下，在吃水线以下的安全区域，没有特定任务的船员以及女人正在协助炮兵的副手们制作新的弹药包。每门火炮配有一名男孩，俗称“药猴儿”，需要的时候他们会从火药库舱口的椭圆盒子——一个木制圆罐子——中拿出炸药筒，然后沿着走廊把它们带到自己的火炮小组那里。火炮甲板上放置太多火药会很危险，所以需要药猴儿接到命令后从相对安全的火药库将弹药筒取上来。椭圆盒子的设计能确保火药不会沾上任何火星。加农炮炮弹则一直放在火炮附近。
火炮瞄准不需要什么精准度，其发射频率才是影响战果的关键所在。因为时常演练，强悍的不列颠水手们能像机器人一样战斗，即便轰鸣不断、热浪窒人，即便敌人的炮弹穿透船身、同伴在身边倒下，他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战斗甫一开动，这架巨型机器的所有齿轮就开始转动。维持船员们工作的是一种固有的节奏。一旦进入这种节奏，他们完全察觉不到其他任何事情。本杰明·哈洛韦尔是尼罗河战役中纳尔逊麾下一名杰出的舰长，他“很清楚，一旦船员开始使用火炮，再让他们停下来就困难了”。交战初期，战力仍旧充沛的船员们每一分半钟就能发射一轮舷炮，全世界都因此对皇家海军心存畏惧。
成千上万名训练有素的海员所表现出的纪律、秩序和团队合作，是不列颠海军的根基。正是因为这些品质，不列颠海军才有了快速的战术机动、高频率的火炮发射以及坚强的战斗意志。
皇家海军中没有哪两艘战舰是完全一样的，每艘战舰的舰长和军职人员在能力上也各不相同。有些人采用的是粗暴野蛮的领导方式。纳尔逊的“阿伽门农”号则是战舰中运行良好、气氛欢快的典型。有些水手们感觉很难念出自己战舰的名字，“柏勒洛丰”号成了“流氓比利”（Billy Ruffian），“波吕斐摩斯”号（Polyphemus）成了“无耻波利”（Polly Infamous）。“阿伽门农”号成了“鸡蛋和培根”（Eggs and Bacon）。他们以身为“鸡蛋和培根”人——正式称呼是“阿伽门农”人——而骄傲。
同样纳尔逊也因为他们而感到骄傲。“现在不列颠海员都应该像我的海员一样……几近无敌。就算只有豌豆，他们也会认真把它射出去。”[72]船员们愈加爱戴敬重他们的舰长。“他平易近人，举止尤其和蔼友善。没有人担心自己会触怒他，但每个人都担心没能让他满意。”[73]
“阿伽门农”号前往地中海时，纳尔逊已是一名有经验、有能力的舰长，但他在同侪中并不是那么超拔。地中海行动让纳尔逊成为一名杰出的舰长和高级官员。他一生中一直都很好学，也十分幸运，不断有良师把他推至更高的境界，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舅舅莫里斯·萨克林（Maurice Suckling）。1771年，13岁的纳尔逊跟着萨克林上船，后者当时是诺尔（Nore）的哨舰舰长，负责守护通往泰晤士河口的航道。萨克林明白，这个孩子待在驻地受到的教育将很有限，所以他把纳尔逊调配到一艘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上参加为期两年的境外远航。之后纳尔逊参加了海军的北极探险，任舰载小艇的舵手。这之后他在HMS“海马”号（Seahorse）上待了两年，此舰当时在东印度。1776年纳尔逊因病回国，时机恰到好处。他回国后得知萨克林升任海军审计官。18岁时，他成为一名代理副官。翌年，他通过副官考核并加入HMS“洛斯托夫特”号（Lowestoffe，32），任第二副官。1777年，“洛斯托夫特”号前往牙买加支援对美洲殖民地的封锁行动。
“洛斯托夫特”的舰长威廉·洛克（William Locker）对纳尔逊影响深远。洛克年轻时是伟大的舰队司令霍克的门下弟子，参加过基伯龙湾战役。洛克和纳尔逊关系十分亲密。1778年，纳尔逊转到了舰队司令皮特·帕克（Peter Parker）的旗舰上。没过几个月，他成为一艘布里格帆船的指挥官，之后不久升任“欣钦布鲁克”号（Hinchinbrook，28）护卫舰舰长，时年21岁。
战事期间在西印度群岛做一艘护卫舰的舰长对一个积极上进的年轻舰长而言实在是美事一桩。纳尔逊从数位顶级水准的导师那里学到了航海技术和海军管理的精髓。现在作为一名护卫舰舰长，他可以独立行事了。他的职责是执行护航任务，参与袭击西班牙领地的两栖作战。胸怀大志、有进取心的军官如果想要打出自己的名声，护卫舰是他们的不二之选。他指挥的下一艘战舰是“阿尔伯马尔”号（Albemarle，28），先是在北美，后转到西印度群岛在胡德麾下效力——胡德也是他众多导师中的一位。战事结束后，纳尔逊再次到西印度群岛服役，这一次是强制执行《航海条例》，抵制美国贸易商。他与总司令、安提瓜总督以及背风群岛商界关系紧张。从1787年到1793年，纳尔逊一直被困在诺福克，只能领到一半的薪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失宠了——胡德弃置了他。
纳尔逊早期的风生水起，得益于他颇有影响力的舅舅以及自己的机遇。他从一些杰出的军官身上学到了技艺。在危险水域中，体积中等的护卫舰会脱离主舰队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约束和激励船员，学会了自主行事和判断。1793年，纳尔逊无疑已是胡德地中海舰队中一名非常优秀的舰长，不过当时海军中有一大批表现卓越的舰长，他们能够动员起鱼龙混杂的船员队伍进行漫长拖沓的远航。由于纳尔逊在相对年轻时就担任了舰长，所以他在同时代的舰长名单中排在靠前的位置。“阿伽门农”号的指挥经历对他成长为最高统帅至关重要。
纳尔逊拒绝了前往高等级战舰的机会，原因之一就是舰载64门炮的“阿伽门农”号较一艘战列舰而言太小了，没有威力，不过作为一艘驱逐舰却比大部分护卫舰都要大。所以他更希望能脱离上级长官的监视，指挥护卫舰和史鲁普船组成的小型分队，独立执行任务。胡德在土伦时，纳尔逊被派往那不勒斯，之后到了突尼斯。1794年，他受命主持封锁科西嘉岛，围困巴斯蒂亚（Bastia）和卡尔维的行动就是由他指挥的。入冬后，他以里窝那为基地，四处巡弋法国的地中海海岸线。
“阿伽门农”号任务繁忙，她的舰长身处不列颠海上行动的最前线，不过纳尔逊想要的更多。胡德被免去地中海总司令的职务后，海军中将威廉·霍瑟姆（William Hotham）接替了这个位子。1795年3月13日和14日，他的中队与一群从土伦突围出来的法军战舰交手。“阿伽门农”号是不列颠中队中最快的战舰，她在前面领头追击敌军。纳尔逊利用自己战舰的速度和战术机动反复扫射敌舰船尾，那是体积超过自己战舰很多的“终吉”号（?a Ira，80）。这艘法军战舰被轰得很惨，纳尔逊却未失一人。翌日，“终吉”号和“监察官”号（Censeur）被俘。纳尔逊登上霍瑟姆的旗舰，力劝这位舰队司令彻底歼灭敌军，却被霍瑟姆拒绝了。“我的脾气受不了保守、缓慢的行动，”纳尔逊愤怒地说道，“我敢肯定，如果14日那天是我指挥舰队，结果要么是整支法军舰队都成为我一场大胜的点缀，要么就是恶战一场，我方遍体鳞伤。”[74]
7月，他尝到了独立指挥的味道，他率领一支分队在意大利支援不列颠的盟友奥地利。热那亚本应是中立方，不过那里正被法国人控制着。“军官身处海外时，必须具备政治勇气，这和作为军人的勇气一样重要。”这位海军上将、胡德的门徒写道。他冒着官方震怒和个人被起诉的风险，自行决定对热那亚实施严密封锁。这是他心中长期以来渴求的局面。相对于他的舰长资历而言，“阿伽门农”号有些小了，但这让他有机会指挥一支由护卫舰组成的分遣队。他的领导从一艘战舰扩展到一支分队，尽管分队规模是小了些。他开始建立一支自己可以信赖的舰长队伍。乔治·科伯恩（George Cockburn）因为纳尔逊的“热忱、才能和勇气”而对其赞叹不已。另外一名年轻的护卫舰舰长——托马斯·福利曼特尔，早在占领科西嘉岛时就与纳尔逊紧密合作了。
纳尔逊清楚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高级指挥官，霍瑟姆的小心谨慎激怒了他，不过新任总司令抵达后，纳尔逊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