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取得胜利，然后尽一切可能扩大战果。
——霍雷肖·纳尔逊
不列颠战舰悬挂翼帆，以两列分队向法西联合舰队挺进。这些翼帆悬挂在常规船帆旁边，其用意在于延展船帆面积，提升船舰在微风中的速度。
尽管如此，纳尔逊的战舰还是行进缓慢。两队纵列打头的战舰——纳尔逊的“胜利”号和科林伍德的“君权”号——遭受敌军舷炮轰击。“君权”号朝着法西阵线潜行，途中7艘战舰向她轰击，其间只有为了制造硝烟隐匿自己行踪时她才会开炮。
此时我们将视线从战舰和将士们身上稍稍移开一会儿，在正式战斗尚未打响之际，可以看到数量庞大的火力装置一英寸一英寸地进入致命的攻击范围之内。陆地上从未有过此等庞大的火力配备，如果把滑铁卢战役（Waterloo）军队所有的加农炮和特拉法尔加战役中两支舰队的火炮加到一起，陆军火力仅占两者总合的7%。[123]仅“胜利”号的火炮总量就相当于1815年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所拥有的火炮总数的67%。
在纳尔逊抵达维尔纳夫所在的敌军中央之前，科林伍德先行赶到了联合舰队后路分队的队首。“快看科林伍德这个英勇果敢的伙计是如何带着他的战舰进入战斗的”，身在“胜利”号后甲板上的纳尔逊说道。[124]皮埃尔·塞尔瓦勒（Pierre Servaux）是“激情”号（Fougueux，74）上的一名军职人员，他回忆说自己的战舰在“君权”号缓慢接近时发射了100轮舷炮，轰击距离越来越短。跟在科林伍德后面的HMS“贝尔岛”号（Belleisle）在开炮前就有50人阵亡，她接近敌军时所有船员一言不发地守在火炮旁边。船上唯一的说话声就是舰长和航海长之间的对话。
12点10分，科林伍德的猎物近在咫尺，他终于开炮轰击。“然后她给了我们一轮舷炮，对方有55门火炮和臼炮，炮弹狂风骤雨般急速飞来，有大有小，还有火枪子弹，”塞尔瓦勒写道，“我以为‘激情’号被轰成粉末一样的碎渣了。”[125]接着，“君权”号穿行敌军阵线时扫射了“圣安娜”号（Santa Ana，112）船尾，数十发加农炮炮弹横扫这艘西班牙战舰的整个火炮甲板。敌方有14门火炮在那一轮舷炮猛击之下失去了作战能力。“纳尔逊肯定很想看到这一切！”科林伍德兴奋地大声呼喊。[126]
毫无疑问，英军的战斗方案十分大胆。不过这意味着纳尔逊那些庞大的战舰得一艘接着一艘进入战场。当天刮的微风更增加了这个做法的危险性。科林伍德越过了敌军战线，可到了另一侧后他只能孤军奋战。这时轮到“激情”号报仇了。敌军的加农炮炮弹砸进“君权”号船尾，在她拥挤的火炮甲板上掀起一片腥风血雨，给船舰造成重创。“君权”号的船舵和操舵器被毁，后桅坠落在甲板上，索具和船帆被冰雹一般的炮弹破坏。“君权”号的火炮陷入了沉寂，她升旗请求支援。
遭受重击的“圣安娜”号也获得机会施以回击，其舷炮炮击致使“君权”号一侧翘出了水面，翼帆和升降索也悉数被毁。这艘不列颠战舰孤身遥悬于敌军阵线另一侧。5艘敌舰正围攻着她。见习军官乔治·卡斯尔（George Castle）从船尾一处炮口望出去，“别无他物，只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围着我们，从四面八方对着我们开炮”。[127]
但“君权”号的水手们乃是坚毅的战士，舰队司令官科林伍德下到地狱般惨烈的火炮甲板上鼓舞部下，与他们一同操作火炮。一刻钟后，“圣安娜”号在重击之下投降。
纳尔逊率领自己的分队朝法军先锋开去，然后顺着敌军阵线下行直至找到维尔纳夫的旗舰。“胜利”号在开炮之前被法军先锋疯狂轰击。20分钟后，她的船帆上满是窟窿，船桅和帆桁遭受重创，舵轮也被轰成碎片。下层火炮甲板巨人般的舵杆必须要40名水手才能操控。屠戮场面惊怖骇人。深受纳尔逊信任的秘书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身体被切成两半，他的接替者转眼间也阵亡了。有8名海军士兵被同一发炮弹收割了性命。等到“胜利”号开炮的时候，船上已有50多人牺牲。
敌舰排列得非常紧密，似乎“胜利”号得自己撞开一条路才能越过战线。她的舵盘报废，索具和船帆支离破碎，要完成战术动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直到12点35分她才在维尔纳夫的旗舰“布森陶尔”号（Bucentaure，80）船尾处找到了空隙。
“胜利”号68磅的船首臼炮朝着“布森陶尔”号拥挤的后甲板发射了一枚实心炮弹并射出了500发火枪子弹，然后一轮完整的舷炮扫射了敌舰船尾。火炮发射前装了比平时多2倍甚至3倍的炮弹，轰击时声势骇人，而且发射时距离如此之近，以致站在后甲板上的军官们都被对方船尾的木屑溅到了。首轮袭击让大约400名法国人和20门火炮退出了战斗，不过“胜利”号随即发现有2艘庞大的法军战舰在法军阵线另一侧候着自己。她遭到“可畏”号（74）和“海王星”号（80）攻击，不列颠旗舰和前者缠在了一起。它们贴得太近了，以至于“胜利”号的火炮已经抵到了“可畏”号的船身。不列颠火炮装载3倍数量的炮弹贴身平射，轰击敌舰腹部。
“可畏”号的舰长和船员们是敌军舰队中的顶尖之属，舰长卢卡斯（Lucas）与手下们演练过登舰技艺，士兵和水手们武装到了牙齿，他们配备了火枪，手枪、军刀，还有手榴弹。法军战舰上的炮兵们弃守炮位，成群集结到甲板上向“胜利”号发起登舰行动。“胜利”号上层甲板上的人几乎被敌人全部射死，只剩船首臼炮死守阵线，陷入绝境。
“君权”号和“胜利”号给敌军阵线两下铁锤式的暴击。两艘船都是顶着重重困难进击到那个位置的。现在它们必须在剩余战舰进入战斗前顶住敌人的凶残攻击。
“君权”号孤身奋战了15～20分钟——尽管身处炮火中央的船员们所感觉的时间要比这长多了——后科林伍德分队的其他战舰才进入战斗。HMS“贝尔岛”号的舷炮喷涌着轰向倒霉的“圣安娜”号，接着是悍勇的“激情”号。后者被数艘不列颠战舰猛烈轰炸，1小时后其船桅、索具和船帆的碎渣铺了厚厚一层。船上此时起了火，任何试图扑灭火势的人都遭到漫天弹雨压制。“激情”号继续开炮，但英军开炮的速度更快，消灭了她大部分炮手。和“贝尔岛”号的对决接近尾声时，这艘法国战舰上一半的船员或死或伤，甲板上唯一剩下的就是那面迎风飘扬的战旗仍然昂然不屈。
科林伍德分队的战舰一艘接着一艘加入战斗。HMS“火星”号没有沿着“君权”号的脚步，而是转向南行。法军战舰“冥王星”号（Pluton，74）离开她的位置与这艘不列颠战舰交手。HMS“轰鸣”号（Tonnant，80）挨着她留下的空隙穿过，并用自己的左舷炮攻击“莫纳尔卡”号（Monarca，74）、右舷炮攻击“阿尔赫西拉斯”号（Algésiras，74）。“柏勒洛丰”号和“埃格勒”号（Aigle，74）缠住了。“柏勒洛丰”号向“埃格勒”号发射的舷炮轮数如此之多，以致法军炮兵被迫离开下层甲板。而他们刚出现在上层甲板，却发现“柏勒洛丰”号的火炮正仰起炮口要攻击他们。“当（‘埃格勒’号）摆脱和我们的纠缠时，面对我们的扫射她一枪都没有回击，因为她的右舷被彻底打残了。”[128]就在和“埃格勒”号紧紧缠着的同时，“柏勒洛丰”号还腾出手来向“莫纳尔卡”号开火。
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数艘不列颠战舰不得不同时和不止一个对手交战。不到一个小时，敌军多艘战舰被打残，伤亡十分惨重。“柏勒洛丰”号和“巴哈马”号（Bahama）、“蒙塔涅斯”号（Montanes）、“敏捷”号和“埃格勒”号等74炮战舰进行了搏斗。HMS“巨神”号（74）和“敏捷”号交战一个半小时，和“巴哈马”号交战了两个小时。HMS“复仇”号（74）在12点50分加入战斗。她在科林伍德最先侵入敌军战线处以南1英里的地方破开了对方阵线。当时西班牙战舰“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Principe de Asturias，112）的船首斜桅撞上她的艉楼，200名西班牙士兵和水手已经准备好登舰作战。在“复仇”号的臼炮和一排海军士兵压制他们的同时，船上的巨炮还在和另外两艘敌舰交战。纳尔逊试图以船舰数量优势压垮敌军后路，不过由于风力轻微，科林伍德分队只有小部分战舰加入了战斗，结果他们反而成了在数量上被压制的一方。
北面，“勇猛”号（Téméraire）赶上来之后，“胜利”号才从“可畏”号登舰部队手中被救出。“勇猛”号从法军的“海王星”号和“可畏”号当中穿过敌军阵线，扫射攻打“胜利”号的敌舰。“可畏”号恰好陷在两艘火力强悍的不列颠战舰之间，因此再也没有登舰作战的可能了。接着是不列颠这边的“海神”号，她在锁定“至圣三位一体”号（130）前已经攻打过两艘敌舰。此时刚过下午1点，维尔纳夫旗舰两侧均有一部分阵线已经因陷入激烈混战而溃散。
特拉法尔加战役打得异常血腥凶残。英军两条阵线中打头阵的14艘战舰遭受敌人无数重击。大部分战斗是由这些战舰完成的，它们和数量上超过自己的对手挨得非常近——近到双方可以透过敞开的炮口互相咒骂并用手枪对射。正如纳尔逊所清楚的，不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战斗多么英勇、机动多么娴熟，英军火力都能把他们压得死死的。同时他也清楚，在这项优势得以施展之前，第一批不列颠战舰必将付出巨大代价。下午1点15分，距离“胜利”号破开敌阵大约半小时之后，纳尔逊被“可畏”号后桅顶上的狙击手射穿了肩膀。
舰队司令被抬到伤员舱。之后几个小时他意识尚且清醒，还能跟进战斗进程。“啊，‘胜利’号！‘胜利’号！看你把我可怜的脑袋搅和成了什么样！”他低声说道。他说这话时“胜利”号刚发射了一轮舷炮，整艘船猛地一震。
纳尔逊被射伤后仅半小时，第一艘敌舰就投降了。维尔纳夫的旗舰“布森陶尔”号——最了不得的战利品——在一排轰击者的猛攻下被迫投降。随后不列颠战舰团团围住了“至圣三位一体”号。下午1点55分，表现英勇的“激情”号终于投降，“勇猛”号一轮舷炮打哑了她剩余的火炮。
纳尔逊相信皇家海军会恪守传说中的严明纪律，战斗初始阶段的状况显然证明他是对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并非泛泛之辈，这是肯定的。但不列颠人超越其他所有海军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们的纪律，更在于他们面对如此血腥惨烈的战斗时，即使面对恐惧却依旧保持这份纪律的能力。
后来一名法国水手说操控不列颠火炮的肯定是恶魔，因为他们重新装填和发射的速度竟如此之快。不列颠水手以坚韧的决心一刻不停地艰苦工作，他们的脸和赤裸胸膛上汗如雨下的样子可能确实像极了恶魔。炮弹发射后，他们马上把湿海绵伸进去扑灭火星，再迅速塞进弹药筒、加农炮炮弹和填塞物，然后全体组员将之夯实。他们把大炮拉回就位，使之准备好大发凶威。然后新一轮舷炮呼啸而出，炮身猛然后顿。
法军水手无力跟上敌人的发射频率，而且一艘不列颠战舰发射的舷炮轮数越多，对手的回击就愈加艰难。每次炮击之后，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炮员们都极为疲乏，因此发射下一轮舷炮时会慢得多。结果所有炮员不是被屠杀就是成了残废，火炮也被轰离了座轨。遭到不列颠战舰近距离连续轰炸时，整层火炮甲板的人都可能弃船逃跑，只剩一小撮负伤的倒霉蛋。
“扫射”是一个合适的词。密密麻麻的铁弹进入没有防护的船首或船尾，然后顺着整条火炮甲板弹跳飞掠，场景如地狱般惨烈。近距离战斗时，舰炮长会减少火药的装填量。如果火药太多，炮弹会直接打穿敌舰飞出去。少装填一些火药可以使炮弹冲力减弱，运气好的话它穿破对面船身后会继续弹跳，最大限度地杀戮敌人。“复仇”号第二副官描述了自己战舰的遭遇：
炮弹从第三层下层甲板右侧炮口的前方射进来，击中那门火炮（32磅）并撞出很大一道凹痕；随后它变换方向以垂直角度击中前桅，桅杆被挖掉很大一块；然后它再次换成水平方向，割下一位名叫格林（Green）的年轻见习军官的头颅；此时右舷前方第一门火炮的滑车处在最前位置，在那里刚装填好火炮的7名水手筋疲力尽，结果全被炮弹杀死，尸体几乎成了两半。之后炮弹以水平方向击中船侧，位置刚好在吃水线上面，上方紧挨着的就是一门火炮的炮尾。[129]
像特拉法尔加战役这样胶着无序的混战，其场面和声响终其一生都会萦绕在参与者的脑海中。见习军官卡斯尔写道，“英勇水手们肢体破碎的样子令人骇然，有些人脑袋的一半被轰没了，还有些人内脏已被捣烂，正躺在甲板上奄奄一息。后甲板和艉楼是杀戮最猛烈的地方”。[130]
对双方成千上万名水手而言，这场战斗犹如炼狱。火炮甲板成了熏得乌黑、硝烟弥漫的火炉。正在战斗的船员因为踩到曾在饭桌上一起吃饭的同伴的鲜血和内脏而滑倒。此等情形下继续操控火炮需要极大的勇气。一名军官指出，战斗的副作用——暂时性失聪和因浓密硝烟造成的无法视物——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把他们和同伴垂死时的声音和画面隔绝开来。所有人都必须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填弹、拖动炮身、发射、拖动炮身、填弹……纹丝不乱地一遍遍重复这一机械式节奏。
在喧嚣声和战斗的致命节奏麻木感官之前，最难熬的就是进入战场的过程。这个时候大部分船员除了保持静默以外无事可做。保罗·哈里斯·尼古拉斯（Paul Harris Nicolas）——“贝尔岛”号上一名16岁的海军副官——回忆说，向敌军阵线进发时战舰上一片死寂。[131]只听见炮弹从头顶呼啸飞过的声音和水手被加农炮炮弹击中后的惨叫声，有人的头被整个炸飞了，舰长扑倒在甲板上，但又重新站起。“身边血淋淋的尸体触目惊心，”尼可拉斯回忆道，“耳边充斥着伤员的尖叫声和垂死之人的呻吟。”男孩试图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躺下，但坚定地站在后甲板上、以身示范的上级副官驱散了他心中的恐惧，让他也敢于同样站立着。“我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暴露在敌军炮火下时指挥官们的榜样作用是多么不可或缺，尤其是在这种艰难处境持续了将近30分钟，其间我们还无法回击之时。”
后甲板是整艘战舰上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它是每个狙击手和臼炮手的射击目标，但在那个暴露的位置上指挥属下作战，对军官们而言——交战双方均如此——是关乎军威的要事。他们为舰上其余人员定下了基调。其他驻守在火炮甲板上的军官担负着激励士气的责任。战舰破开敌军阵线时科林伍德若无其事地在后甲板上吃着苹果，他还会把属下们聚集在一起度过战斗中的艰难时刻。好的军官会在形势吃紧的时候给船员们搭把手。
差的军官既无法激扬属下的勇气，也无法让他们专心做事。威廉·罗宾逊写过一名只有十二三岁的见习军官的事情。男孩习惯站在炮架上，对自己手下的水手们又踢又揍。他在后甲板上被子母弹射杀时身体支离破碎，“内脏四散粘黏在左舷上”。船员们毫无怜惜：“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摆脱这个小暴君了。”[132]
军职人员在维系士气上有一定作用，至于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则取决于战斗爆发之前他所赢得的尊重。不过打到激烈之时也有其他因素发挥作用。一名水手写道，负责火炮的人能保持原位，一部分原因是慑于驻守在舱口的海军士兵，不过主要还是害怕被伙伴们安上懦夫之名。“我们唯一真实的信条……就是勇敢、畅快地战斗，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133]有时见习军官为了振奋精神会领着属下们高呼。但大部分人还是被战斗吓蒙了，他们根本无法接受同伴的死亡。
英勇的个人事迹有很多。“轰鸣”号后甲板上一名正在操控火炮的船员大脚趾被射穿，就剩一块皮还和脚连着。[134]“他看向自己的脚趾，然后看着他的火炮，接着又看回脚趾。最后他拿出小折刀给同伴——‘杰克，帮我把那块皮割掉。’‘不，’另一个人说，‘到下面医生那儿去吧，伙计。’‘妈的，我才不好意思为了这点小事就下去找他呢，只管给我把它割了，不过是一块皮罢了。’”
纳尔逊告诉过麾下舰长们，他的职责是尽自己所能，以最有利的方式将他们带入战场。时机是一切的关键，一旦在合适的时间到达合适的地点，舰队司令就可以放心地让将士们顺着数代人积累下来的技术、纪律和韧性见机行事了。一如我们已经知悉的，船员们训练得十分完备，视纪律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不过在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会赢，知道自己比敌人强悍，像特拉法尔加这样惊怖骇人的战役中，这份信心自行转变成了力量。不列颠水手养成了逢战必胜的心态，他们有自己的传说，有一部数代人口口相传的历史。他们知道皇家海军在世界上无人可敌。
尽管如此，这场战役却是由其中一小部分战舰打赢的，它们弥补了其他战舰的军官们不如人意的表现。特拉法尔加战役中，部分阵亡英军死于自己人的误射。酿此祸事的舰长们接近战场时突然热血上头，不分敌我地开火射击。其他战舰则受困于糟糕的航行能力，花了很长时间才加入混战，在战斗中起效甚微。纳尔逊分队中，皇家战舰“胜利”号和“勇猛”号有282人伤亡，在它们后面加入战斗的9艘战舰伤亡总计才219人。科林伍德分队中阵亡、伤残的情况要分布得均匀一些，至少前面的8艘战舰是这样的，而相对来说，HMS“阿喀琉斯”号后面的9艘战舰只损失了很少的人。
法军和西军水手奋战的英勇程度超乎英军所有人的想象，联合舰队中许多战舰一直战斗到船桅全部倾折、几乎没有任何火炮可供他们怒然发射。“可畏”号舰长卢卡斯写道，战舰“已经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它看上去就像一堆凌乱的残骸”。[135]这艘战舰的643名船员中，有300人阵亡，222人负伤。“就我所知，船上没有一样东西没被炮弹割裂开”，她的舰长如此回忆。及至她投降时，甲板上到处都是被屠戮的船员、船桅残骸和木头碎片，舰载火炮全部报废，6部水泵中4部被毁，所有内部阶梯都碎掉了。
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走了一步险棋，他在仅有微风的情况下分两队发起进攻。众战舰以英尺为单位向敌军阵线挪动，途中暴露在扫射的炮口之下。不过舰队司令太了解他的敌人了。联合舰队的船员们没有信心，对自己的长官感到失望，缺乏炮击演练，在战斗经验上处于劣势。法军和西军的炮手准头很差，而且开炮时用的还是老式火绳，相比之下英军用的却是燧发器。这一点在1805年10月21日至关重要。猛烈的大西洋海浪使得战舰摇晃起伏，经验更胜一筹的不列颠舰炮长能够精确控制发射时间，所以他们的火炮可以直射敌军船身或甲板。法军和西军炮手则没有此种控制手段，火绳燃烧时慢得让人心焦，使得开火命令和火绳点燃弹药筒之间产生了时间差。如果船摇晃得厉害，舷炮就可能射太高飞上了天或者射进海里成了废炮。这已经够糟糕了，不过更糟的是，当两艘法舰或西舰试图从两侧轰击中间那艘英舰时，炮弹经常会越过英舰误伤友军。
数小时战斗后，充当攻城槌的领头英舰已经成了漂浮的残骸。HMS“火星”号船尾遭受多艘敌舰扫射，舰长阵亡，船桅断折，她漂流着离开了战场。尽管如此，这艘受破坏最严重的英舰的伤亡人数还是远低于对方战舰。“火星”号615名舰员中有29人阵亡、69人负伤。10艘不列颠战舰的伤亡率在10%～20%，仅有2艘战舰的伤亡率超过20%，[136]15艘战舰伤亡率低于10%。
相比之下，联合舰队的数字就触目惊心了。维尔纳夫舰队有18艘战舰阵亡比例超过20%，其中9艘伤亡率达三分之一及以上。联合舰队中8名舰长、2名舰队司令官战死，而英军方面为1名舰队司令官、2名舰长战死。皇家海军船员们的战意愈加高涨，并能够继续保持战舰正常运转。最重要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艘新的战舰抵达并加入战斗，英军的压力越来越小。随着战斗愈加陷入混乱，战舰和同伴之间失去联系，联合舰队的船员们斗志越发低落。
一众缺乏战术意识的军官辜负了联合舰队中那些普通的水手们。维尔纳夫早先就预料到了纳尔逊的战斗方案，他试图用12艘战舰列出一支“观察中队”来应对纳尔逊。这将是一支可以快速行动的储备力量，一旦战线某处情况危急就会前去支援。
不过真到要用它的时候，观察中队丝毫不像法军阵线的一支机动力量，它反而晃晃悠悠加入了后路军。与纳尔逊相似，维尔纳夫给予麾下舰长自主权，让他们自行决定以何种方式在何时战斗。战役初始阶段，维尔纳夫发出信号要求船舰来支援他。如果他们能依照这个命令行事的话，“胜利”号以及后面一艘接着一艘进入战场的英舰就会被团团包围，这样纳尔逊对中军的大胆进攻就会遭到逆转。不过维尔纳夫被自己的舰长们无视了，他们固执地守住自己的阵位，使战斗陷入混战局面。除非联合舰队能相互协作，以某种方式组织反击，否则这种情形下不列颠总能占住优势。
然而，联合舰队中没有任何一个舰长或舰队司令认得清战场局势。法军先锋延误时机，没能掉头支援它后面遭遇猛攻的战舰。下午1点45分，海军少将迪马努瓦尔（Dumanoir）下令分队掉头。这一实战案例再次说明了为什么复杂的操作在战斗中难以运用起来。因为有时一艘船会碰上另外一艘，这让其他船舰花了很久时间掉头，从而给了英军时间，利用少数几艘可用的战舰临时列出战列阵形，阻挡迪马努瓦尔反攻破损的英军战舰。迪马努瓦尔远距离轰击被英军俘获的西班牙战舰，志得意满。
维尔纳夫指出了他的舰队和英军舰队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异：“对任何其他国家而言，没了纳尔逊这样的指挥官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不过加的斯附近的这支英军舰队中，每一名舰长都是纳尔逊。”
临终前，躺在舱室床上的纳尔逊听到麾下水手们的欢呼声，他问这是什么意思。人们告诉他，每当不列颠战舰俘获一艘敌舰他们就会欢呼一次。下午2点35分，舰长哈迪下来探看他的舰队司令，纳尔逊粗声道：“哈迪，打得怎么样了？”
“非常好，勋爵，”哈迪回复道，“我们已经俘获了12艘或14艘敌舰……”
下午3点25分哈迪再次出现，并报告说已有14艘或15艘战舰投降。“那是不错，”纳尔逊沙哑着声音说，“不过我指望能有20艘呢。”
纳尔逊没能等到最终数字就死了。他的舰队俘获了维尔纳夫33艘战列舰中的18艘。没有一艘英方船舰被击沉或摧毁。连同纳尔逊在内英方有458人阵亡，1208人受伤。法军有2218人阵亡，1155人负伤，4000人被俘。西班牙方面有1025人阵亡，1383人负伤，4000人沦为囚犯。
11月4日，随迪马努瓦尔逃走的4艘法军战舰在奥特格尔角（Cape Ortegal）附近被俘，特拉法尔加战役彻底决出了胜负。
射击一停止，因战斗而产生的麻木恍惚就涌了上来。那是恐怖的时刻。正如舰长科德林顿回忆的：“我曾警示过我的军职人员，和战斗之后的疲乏、焦躁、心理压力比起来，战斗本身算不了什么。”[137]副官尼古拉斯描述战斗结束后的“贝尔岛”号说：“上层甲板一片混乱恐怖的样子。船桅、帆桁、帆布、缆绳和残骸碎片散得到处都是，每一处都覆盖着血液和破碎的尸骸，没有什么场景比这更吓人了，如此巨量的木屑碎渣，让人感觉像是置身散布木楔的造船间。”[138]威廉·罗宾逊回忆道，船员和军官蹒跚着在船上各处询问他们同伴的下落。
之后他们不得不把同伴们的尸体抛入海中。纳尔逊逝世的消息传到了船员们那里，罗宾逊写道：“他受人尊崇，在其麾下作战，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必能迎来胜利。”[139]“君权”号的一名水手回忆说，从未与这位伟大的司令官谋面让他既难过又庆幸，难过是因为纳尔逊是一位国家英雄，庆幸是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坚强的“杰克”们会呜咽得如此厉害，用他的话说就跟“软蛤蟆”似的。他觉得吊诡：“上帝保佑！伙计们打仗的时候跟恶魔一样，坐下来却哭得跟小姑娘似的！”[140]因为他从未感受过纳尔逊的魔力。
这是最能彰显纪律的时刻，尤其是10月21日的夜晚。一场飓风正在酝酿，还处在炮弹休克和耳聋之中、又畅饮了朗姆酒的船员们着手修补船舰，苦干了一整夜。他们从舷边取回自己吊床的时候（之前它们被堆在这里防御敌军炮弹）发现上面布满了窟窿。
特拉法尔加战役使得不列颠成为绝对的海洋霸主，不过并非战舰铸就了皇家海军的伟大。1805年，战役开始前，海军正处于低谷。圣文森特卸任第一海务大臣之后，几乎没有正在服役的战舰，能用的船舰状况也十分糟糕。
铸就皇家海军之伟大的是那些操控舰队的人，这些人上至舰队司令，下至船上的年轻孩子。只要掌握了航海技术和火炮射击这些基础要素，其他的事情水到渠成。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尔加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战胜，不仅是因为法军和西军水手已经在港口里受尽了煎熬，也因为英军船员在这些港口外面一刻不停地辛苦工作。经年累月的封锁任务让皇家海军的水手们变得坚毅，他们的技艺得到磨砺，被打造成训练有素的整体。团队合作、纪律、勇气，这些让皇家海军超越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支战斗力量。把这一点阐述得最生动详细的莫过于维尔纳夫旗舰舰长的回忆了：
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在战斗结束后的举动。当时刮起了大风，英军立刻开始秩序井然地收缩船帆、卷起顶帆，似乎他们的战舰根本没有经历过一场生死恶战。我们都惊呆了，困惑于英格兰水手到底是由什么制成的。我们所有的水手不是醉了就是残废，而我们这些军官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从未见识过如此干净利落的行船动作，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141]
[1] B.Lavery，The Ship of the Line，vol.1，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fleet，1650-1850（1983），p.99
[2] B.Lavery，The Ship of the Line，vol.1，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fleet，1650-1850（1983），p.99
[3] 讽刺的是，由安森安排的第一批进入黄队的军官中，有一个人根本不是老糊涂的舰队司令——爱德华·霍克。他被安排进来是为了给更具政治正确性的人腾位子。乔治二世即位后他被擢升到了白队。
[4] N.A.M.Rodger，‘George，Lord Anson’，in Le Fevre and Harding，Precursors，p.184
[5] B.Lavery，The Ship of the Line，vol.1，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fleet，1650-1850（1983），p.97
[6] B.Lavery，The Ship of the Line，vol.1，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fleet，1650-1850（1983），p.107
[7]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1985），pp.110-111
[8] H.W.Richmond，Papers Relating to the Loss of Minorca in 1756（1913），pp.94-95
[9] 皮特此处的“帝国”指的是神圣罗马帝国。
[10] John，Earl of Chatham，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Pitt，Earl of Chatham，vol.I，p.251
[11]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1985），p.58
[12]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1985），pp.108ff
[13]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1985），pp.109-110
[14]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1985），p.122。前述关于霍克围堵布列斯特的叙述选自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1985），pp.120-125，136，142-145，以及R.Middleton，‘British Naval Strategy，1755-1762：The Western Squadron’，MM，vol.75，no.4（1989）
[15] C.Lloyd（ed.），The Health of Seamen：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Dr James Lind，Sir Gilbert Blane and Dr Thomas Trotter（1965），p.121
[16]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1985），p.121
[17] 原文Gale force，蒲福氏风级中的8级大风。——译者注
[18] R.Mackay and M.Duffy，Hawke，Nelson and British Naval Leadership，1747-1805（2009），p.93
[19] G.J.Marcus，Quiberon Bay：the campaign in home waters，1759（1960），pp.146-147
[20] M.Burrows，The Life of Edward，Lord Hawke（1883），pp.406-407
[21] R.Mackay and M.Duffy，Hawke，Nelson and British Naval Leadership，1747-1805（2009），p.87
[22]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pp.393ff
[23] P.Toynbee （ed.），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Fourth Earl of Oxford （Oxford，1903），vol.IV，p.314
[24]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1985），p.150
[25]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1985），p.176
[26] B.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1714-1783（2007），p.521
[27] E.Hasted，Hasted’s History of Chatham （1996），p.197
[28] J.Black，Britain as a Military Power，1688-1815（1998），p.179
[29] G.R.Barnes and J.H.Owen（eds），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Earl of Sandwich，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4 vols，1932-8），vol.III，pp.201-202
[30]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ed.N.Tracey，1990），p.145
[31]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ed.N.Tracey，1990），p.145
[32] S.Willis，Fighting at Se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art of sailing warfare（2008）
[33] Duffy，‘Hood’；Breen ‘Rodney’，Knight，‘Howe’
[34]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ed.N.Tracey，1990），p.118
[35] 土伦战役之前的26年都是和平时期，梅诺卡岛战役之前是9年，韦桑岛之前是19年。
[36] R.Knight，‘Richard，Earl Howe’，in Le Fevre and Harding，Precursors，pp.287ff
[37]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2004），p.403
[38]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ed.N.Tracey，1990），p.129
[39] P.Trew，Rodney and the Breaking of the Line（2006），p.79
[40] G.R.Barnes and J.H.Owen（eds），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Earl of Sandwich，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4 vols，1932-8），vol.III，pp.200-202
[41] G.R.Barnes and J.H.Owen（eds），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Earl of Sandwich，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4 vols，1932-8），vol.III，pp.210ff
[42]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ed.N.Tracey，1990），p.168
[43] M.Duffy，‘Samuel Hood，First Viscount Hood’，in Le Fevre and Harding，Precursors，p.257
[44] D.Hannay（ed.），Letters Written by Sir Samuel Hood （Viscount Hood） in 1781-2-3（1895），pp.101-107
[45]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2004），pp.399ff
[46] D.Hannay（ed.），Letters Written by Sir Samuel Hood （Viscount Hood） in 1781-2-3（1895），pp.101ff
[47] D.Hannay（ed.），Letters Written by Sir Samuel Hood （Viscount Hood） in 1781-2-3（1895），pp.101ff
[48]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7 vols，1844-6），vol.I，p.72
[49] G.B.Mundy（ed.），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Admiral Lord Rodney（2 vols，1830），vol.II，p.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