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曾经让我们受益颇多的传统海军战略整个都崩塌了！这套战略的基石就是封锁。舰队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斗，战斗只是手段而非结果。舰队的终极意义在于我们能封锁敌人，而敌人无法封锁我们。[61]
——海军部备忘录，1912年
1653年，在北海，一场有数百艘战舰参与的战斗对海军战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巴德战役之后，战列线渐渐成为海上战斗的重中之重。此刻，在北海爆发的另一场巨大战役则把历史重新带回原点。
日德兰战役是最后一场以战列舰舰队对抗的大型战役，带有神圣光辉的战列线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在1916年尚未立刻显现，而是在北海的海上战事陷入僵局后才变得愈加明显。1916年8月，公海舰队试图把大舰队引诱到一处潜艇组成的陷阱中，但负责军事侦察的齐柏林飞艇（zeppelin）错误地把哈里奇的轻型战舰汇报成了战列舰，德军最后临阵逃走。同时，北海南部布满了潜艇和水雷，皇家海军也不会轻易冒险寻战。
传统的海上战争再无可能，双方都想方设法暗中消弭对方的优势所在。最后一场大型舰队战役虽然关上了过去的大门，但同时也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日德兰战役中，HMS“恩加丁”号（Engadine）上搭载了用于侦察德军舰队的水上飞机。“恩加丁”号早在1914年圣诞节时就已经声名大显，那天她在赫里戈兰湾发动水上飞机轰炸德军位于库克斯港（Cuxhaven）的齐柏林飞艇基地，这是史上第一次从海上发动的空袭。
眼下这个时代，绝大部分海面因为水雷阵和鱼雷已经成为水上舰艇的禁区，而舰载飞机可以延伸海上轰炸的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空中作战才初具雏形。“恩加丁”号及类似战舰先把水上飞机降到海面上，待其完成任务后再将其收回舰上。另一艘水上飞机的母舰HMS“皇家方舟”号（Ark Royal）设有一座实验性的起飞平台。1917年，日德兰战役翌年，HMS“暴怒”号（Furious）单独辟出一块飞行甲板。飞机可以从上面起飞，虽然降落的时候非常危险。在这场战争的尾声，大舰队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航空母舰（aircraft carrier）的实验。1918年7月7日，4架索普威思骆驼飞机（Sopwi the Camel）从“暴怒”号上起飞并轰炸了德军在通德恩（Tondern）的齐柏林飞艇基地。临近战争结束时，由一艘班轮改造而成的HMS“百眼巨人”号（Argus）开始服役，这是世界上第一艘安装全通式甲板的航空母舰，飞机可以在上面起飞和降落。这场战争是航空母舰出现的直接原因。它虽然没有参加战争，却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HMS“百眼巨人”号，第一艘安装全通式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舰身绘有阻止敌舰精确定位的迷彩。她有一艘战列巡洋舰随行。
比蒂希望海军部增强航空母舰的攻击性，使它只要安适地停在港口中就能攻击德军舰队。1917年，他提出的用鱼雷轰炸机袭击威廉港的计划被否决，这种作战方式在24年后的偷袭珍珠港事件中才会真正实现。
从天上袭击敌人只是办法之一，从水下袭击敌人才是打破僵局的不二之选。
回到1914年的11月，英军宣布北海为战区，任何携带“战时禁运品”前往德国的船舰都会受到攻击，即使是食物也一样。作为回击，德国宣布不列颠群岛周围海域为战区，该区域所有船舰，包括中立国航船，都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遇攻击。德国人凭借U型潜艇对协约国实施封锁，没有先行通过传统海战赢得海上控制权就直接迫使大不列颠帝国屈膝。这也开辟了一种崭新而又恐怖的劫掠商船的方式。当时世界上不论多么强大无敌的主力舰队都无法遏制其势头。那是海战史，同时也是皇家海军史上一个革命性时刻。
1915年，仅5月一个月，U型潜艇击沉的航船总吨位就达120058吨。同月，丘纳德公司（Cunard）的远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在金塞尔（Kinsale）附近被鱼雷击沉，1198名乘客和船员遇难，其中128人是美国公民。8月，总吨位达185866吨的航船被击沉，白星公司（White Star）客轮“阿拉伯”号（Arabic）亦在其中。这次虽只有3名美国人丧命，不过在德国击沉“卢西塔尼亚”号之后，美国政府再也无法忍受U型潜艇的肆意攻击。因为担心美国参战，9月18日以后，U型潜艇在大西洋的无差别攻击活动变得克制。11月，一艘U型潜艇击沉一艘意大利客轮，遇难的200人中有9人是美国公民。此类事件最终迫使德国人放弃无预警杀戮的政策。
到1916年，德军U型潜艇取得了赫赫战功，给航海商人、渔民和渡海乘客造成了恐慌，不过这项运动并没能影响协约国在军事上的努力，反而引发了中立国的敌对情绪。
皇家海军并没有办法应对肆虐的U型潜艇，它对这种战斗形式毫无准备。皇家海军正在失去不列颠群岛周围海域的控制权，德军U型潜艇可以畅通无阻地穿行多佛海峡。1916年11月，杰利科被任命为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比蒂升任大舰队司令。杰利科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动反潜艇战争，不过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多佛海峡布置栅栏网和水雷阵的尝试几乎毫无效用，英军潜艇的巡航也没有用。商船、拖网渔船和客轮都配备了舰炮，用来抵御攻击它们的U型潜艇。皇家海军往海上放出数百艘Q船（Q-ships）——伪装成货船或拖网渔船的重火力船舰——引诱U型潜艇升到海面然后把它们炸出海面。
Q船占用了大量技艺娴熟的海军人员，但收效甚微。它们反而引得U型潜艇指挥官更加频繁地发动无预警袭击。新研发的深水炸弹在1916年1月首次使用，却鲜有战绩。
U型潜艇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日德兰战役清楚地表明，德意志帝国海军永远无法击败大舰队，所以战役结束之后U型潜艇袭击变本加厉。德国经济因封锁行动而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取得海上突破的希望转到了U型潜艇身上。1916年6月，U型潜艇击沉总吨位118215吨的航船，之后这个数字每个月都在飞涨，12月时已经高达355139吨。
当月，德意志帝国海军做出重大决定，重新开始无限制潜艇战。这是德国人迫使不列颠屈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每月必须摧毁至少60万吨输入的补给。1917年3月，50万吨航船被击沉，几乎达到目标。形势因此逆转。英属船舰有四分之一葬身海底。4月，损毁航船总吨位达881027吨。
陷入绝境的德国人发动了这场冷酷无情的新式战争。比蒂评论道：“真正的关键在于是我们对敌人实施封锁并让他们投降，还是敌人对我们实施封锁逼我们投降。”德国人找到了一种给协约国切肤之痛的办法，U型潜艇有足以赢得战争的威力。比蒂敦促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针对U型潜艇问题采取更具攻击性的措施，以重新获得西海路的控制权，这一海域关乎不列颠及其帝国命运之生死存亡。
护航在皇家海军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过20世纪初它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生疏了。杰利科和海军部知道护航绝非易事，而且海军内部亦抵制这种想法。私有船舰混乱无序，要让大群这样的船舰按秩序排好队形并引导它们航行，军官们想到这些就绝望不已。绝大多数军官认为，商船舰长及其笨重的航船在远洋航行时无法保持蜿蜒曲折的护航队形，就犹如牧羊人放牧一大群惊慌失措的羊。
“皇家海军在干什么？”战争期间这个问题一直在纠缠着海军。U型潜艇在西海路上肆虐妄为，无人能挡，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杰利科正在有条不紊地建立一套能够痛击敌人的系统。1917年年初护航行动试用于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运煤航线，4月延伸至直布罗陀和不列颠。
这些相对温和的应对措施适逢U型潜艇在大西洋接连取得令人心寒的赫赫战绩。政客们又惊又怒。劳合·乔治怀疑海军部组织不善，同时皇家海军又变成墨守成规的老样子。现在是全面战争时期，国家职能部门的权限已经扩展至经济和工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劳合·乔治明白时下发生的是一场波及一切的战争，而且他已经任命商人担任公职，利用他们的力量把自由经济体转变成能打赢战争的集权式机器。其中最杰出的人物要数凭借自身力量获得成功的苏格兰商人——埃里克·格迪斯爵士（Sir Eric Geddes），他一下子就抓住军火工业的要害，并以近乎粗鲁的高效方式重组国家的运输网络，这种做法在奉行自由主义的不列颠前所未闻。军职人员和公职人员憎恶这个平民阶层的闯入者，憎恶他毫无人情味地驱使他们不断干活，以及他剑走偏锋的行事手段。
1917年5月，皇家海军开始体会到他的这些行事手段。埃里克爵士获授海军中将军衔，并被任命为海军审计官，主管采购和舰艇建造。不过劳合·乔治还是觉得海军对新任审计官的计划反应迟缓，并在阻挠其施行，于是7月，格迪斯就任第一海务大臣。他的职责是确保海军能够自行组织起一支高效的反潜艇部队，并把护航任务放在首位。
5月，第一支跨大西洋护航队从弗吉尼亚州汉普顿锚地（Hampton Roads）出发，商船在1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的护卫下穿行大洋。同年夏天，护航队又进行了一系列试航。每次有护航力量随行的航船都安全渡过了大西洋，而被击沉的都是掉队的船舰。商船良好地执行了海军的命令。1917年春爆发的大恐慌源自人们心中逐渐累积的恐惧，现在这些恐惧渐渐消融。
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加入协约国阵营，战争形势出现逆转。1917年1月，40室截获了德国外交部部长亚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一条电报。电报称，一旦无限制潜艇战导致美国参战，大使须提议墨西哥在德国的支援下入侵美国夺回得克萨斯州（Texas）、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和亚利桑那州（Arizona）。2月19日，这条电报被呈递给美国驻伦敦大使。4月2日，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阵营。
5月，第一批美国驱逐舰和短小精悍、速度迅猛的猎潜艇（sub-chaser）加入西海路的皇家海军。
护航行动成为常设的例行事宜。这是一个颇为骇人的行政任务，也是皇家海军执行过的最庞大的任务之一。蓦然间，不列颠所有的跨洋贸易都必须接受管制。海军部设立护航局（Convoy Section）和贸易调控处（Mercantile Movements Division），它们将协同海运部（Ministry of Shipping）和海军情报处（Naval Intelligence）安排集结地点和护航队伍，同时反潜处（Anti-Submarine Division）、电讯侦测局（Direction Finding Section）以及40室也将支援它们的工作。整项行动促成了大量技术革新。之前费舍尔设立的海军发明研究委员会（Board of Invention and Research）正在进行绝密实验，研发一种有效的水下声波测向系统——水听器（hydrophone），它可以侦测水下声波，是声呐的前身。及至战争结束的时候，海军正准备让R级潜艇出海作战，这是为侦测并攻击U型潜艇而专门设计的一种猎杀型舰艇。
在遭遇全面战争压力的海军部里，杰利科无法尽情施展才华，他希望处在中央位置，把所有事情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1917年的海军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部门，负责多个战区的事宜。在格迪斯的领导下，海军部的行政体系正在进行着令人震惊的革命。第一海务大臣的职责太多，已经超出了个人所能承受的范围，而杰利科并非执行任务的合适人选，他天生的谨慎态度意味着护航事务的推进将会异常缓慢。更糟糕的是，第一海务大臣还喜欢维护他的老朋友雷金纳德·培根爵士，培根此时负责指挥多佛巡逻队的海军将领。格迪斯打算在多佛海峡建立起火力网，切断U型潜艇从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Zeebrugge）的基地到西海路之间的快捷路线，但雷金纳德抵制这个计划。格迪斯下定决心让杰利科和培根双双走人。1917年平安夜的18点，格迪斯冒着彻底得罪皇家海军的风险撤了杰利科的职。
接任杰利科的是罗斯林·威姆斯爵士（Sir Rosslyn Wemyss），他所接手的海军在人力、硬件和行政职责等方面均远超以往。但同时，海军也因为杰利科被格迪斯强行撤职而步履蹒跚。北面，比蒂还在斯卡帕湾继续和舍尔对峙。不过他的部分战舰被抽调到护航队伍，还有部分被派驻国外，此刻舰队已残缺不全。南面，地中海的形势一团乱麻。皇家海军笃信北海将是决定性战役的发生地，所以它罔顾历史教训，在战争刚开始时就把地中海的控制权转给了法国海军。1917年，一如往常，地中海显然是攸关不列颠利益的战略要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地面行动需要海军提供掩护，商运航船和补给船更是亟须海军救援，它们正遭受敌军U型潜艇的杀伤。时任地中海司令官的是上将萨默塞特·高夫·考尔索普爵士（Admiral Sir Somerset Gough Calthorpe），他必须在协约国海军中树立自己的权威。虽然各国极不情愿，但考尔索普还是要联合它们组织进行有效的反潜艇大行动。他还必须把美国和日本的驱逐舰拉到支援队伍中来。此时各处都在发出紧急呼救，船舰却十分短缺。
不过努力正在显现效果，局势正有所缓解。德国人要想赢得战争，就得每个月都击沉总吨位达60万吨的航船。他们在4月超额完成了目标；7月，U型潜艇击沉总吨位为557988吨的航船；1918年1月，数字下降，刚超过30万吨。这场战役中皇家海军最成功的就是护航行动。1917年5月至1918年11月11日，共有16539艘航船横渡大西洋，其中仅有138艘丧于敌手。1917年2月之前，被击沉的德军U型潜艇仅48艘；当年之后的11个月中，共有61艘被击沉；1918年1月至11月，有69艘被击沉。
反潜行动能够获胜，不是因为皇家海军学会了如何击毁潜艇，而是因为他们敢于让U型潜艇靠近自己然后抓住机会反击。当一艘U型潜艇攻击航船时，它必须靠近目标而且浮出水面。这招对付武器轻火力小的武装商船自然屡试不爽，不过遇上由专业人员操控的战舰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U型潜艇动作慢——它们的速度甩不掉驱逐舰——而且浮上水面之后就成了活靶子。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德军潜艇遍布北海，但它们连一艘大舰队的战列舰都没能伤到，因为战列舰由一众驱逐舰拱卫守护。这种保卫主力舰队安然无虞的技巧此刻被应用到了大西洋和地中海。突然之间，U型潜艇指挥官透过潜望镜观测时发现，一圈由驱逐舰和其他武装船舰——包括拖网渔船和小帆船——组成的警戒线把猎物和自己隔开了。遇到这种情况还行险一试显然是不明智的。
还有一个未曾预见的事实让U型潜艇面临的问题愈发棘手。一连串无组织的航船航行时队形非常松散，护航队则全然不同。潜艇很难在广袤无垠的海面上寻觅到它们的踪迹。曲折行进的护航队可以彻底避开逡巡狩猎的U型潜艇。散行航船成了德军能下手的唯一对象。虽然损失的总吨位数还是居高不下，不过这已不足以抵消协约国船坞中正在建造的船舰数量，而且明显达不到击垮协约国战事投入的程度。德国赢得战争的机会已经耗光了。
死板呆滞的雷金纳德·培根于1918年年初在多佛被撤职，当时他任海军中将。罗杰·凯斯接替了他的位子。上任后他立刻组织小艇在夜间巡逻多佛海峡，用照明弹和探照灯迫使U型潜艇潜入水中。U型潜艇逃窜之后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深水雷场的陷阱中。多佛巡逻队正在执行的任务颇为凶险，在黑暗中放出亮光等于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报复式袭击之下。不过这个计划还是奏效了，英吉利海峡中战损的U型潜艇数量不断上升，它们的快捷路线也严重受限。4月，凯斯发起Z-O行动，在夜间大胆劫掠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阻断通向布鲁日U型潜艇潜艇坞的运河。比利时港口修建了坚实的防御工事，英军的进攻行动已是英勇可嘉——共有11人获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虽然行动算不上圆满成功，但大大提升了士气，这正是国内和四面受困的海军所急需的。皇家海军的火力分布也重新进行了部署。身形笨重短小、配备巨型舰炮的底舷装甲舰对比利时的德军阵地的轰炸贯穿了整场战争，同时它们还在索姆河和伊普尔援助协约国进攻作战，把敌军舰艇压制在基地中。1918年9月，HMS“乌尔夫将军”号（General Wolfe）以18英寸舰炮轰炸20英里外的目标，这种根源于17世纪90年代本博的近岸轰炸行动的炮艇猛攻战术在这次战斗中达到巅峰。“乌尔夫将军”号的舰炮是海军史上最大的火炮。
护航队、多佛巡逻队和劫掠行动让皇家海军在多年受挫之后重新转守为攻。皇家海军已经取得了胜利，只是这种胜利与它所期待的那种大相径庭。没有壮观的舰队战役，没有一决胜负的决战，只有一段与他国海军共同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漫长征途。美国是这些海军盟友中最重要的国家。
和以前很多次战争一样，皇家海军在开战伊始充满了希望和自信。也和其经历过的很多战争一样，皇家海军没能实现人们的期待。其力量是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和主动施为才在出人意料的境况下迸发的。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尚存61艘战列舰、129艘巡洋舰、443艘驱逐舰和147艘潜艇，军官37000人，士兵40万人，他们都经受了重重压力。1917年年末，约有7000名女兵加入皇家海军女子服役队（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WRNS），海军的力量得到扩充。皇家海军是不列颠军队中首先接受女兵的部队，招募来的女兵担任的职务有文员、电报员、通信员、情报专家、电工和厨师。她们不在海上服役。这就是为什么WRNS在一战期间的口号是“汪洋之外”（Never at Sea）。整个皇家海军在现代战争的要求下得到锤炼。
在罗塞斯，大卫·比蒂经年累月地激扬大舰队士气，其努力意义非凡。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比蒂仍旧是一个有统兵才能的人，是其舰队的灵魂人物。
而其老对手的光景就没有这么好了。希佩尔接任舍尔成为公海舰队总司令。1918年4月，他率领舰队进入北海追击一支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协约国护航队。捕捉公海舰队是比蒂长久以来一直渴望赢得的光荣战勋，而希佩尔在比蒂得手之前就返回本国了。和比蒂的精锐舰队相比，德军舰队状况惨淡，士气已经跌落谷底，船舰也因为长期执行封锁任务而饱受折磨。
10月，希佩尔准备发动最后突围，吸引比蒂出击。这位伟大的德军海将希望为德国舰队的荣耀而战，在最后的绝望时刻铸就光荣。不过他自始至终都没能离开港口，他的水手们在威廉港附近哗变。11月初，哗变激化为全面起义。德国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人们饥肠辘辘、经济破产。经历了4年的漫长时间，对德封锁终于见效。
公海舰队再次进入北海是11月21日，那时战争已经结束了。比蒂坚持认为这支敌国舰队应当无条件投降。这支曾经无比强大的舰队在一艘不列颠轻型巡洋舰的监护下舰行到了苏格兰，看起来就像一条小米诺鱼领着一大群海中怪兽。希佩尔见此景象心碎不已。自此公海舰队到了不列颠手中。此外德军U型潜艇也在哈里奇向雷金纳德·蒂里特投降。对比蒂和大舰队而言，这是一个快乐而又悲伤的时刻，一场足以定鼎战局的决战在多年期待之后终告无缘。
比蒂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处理德国降军事宜。德军战列舰抵达福斯湾后抛锚停驻，两边是大舰队战舰排成的列队。随后比蒂发出信号：“德国海军军旗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四，日落时分降下，以后非批准不得升旗。”[62]两天后这些战舰被带到了斯卡帕湾。
大卫·比蒂是海军中最后一位保皇党人，或者说是最后一位居此高位的保皇党人。在后世历史中，人们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伟大的海上武士。杰利科晋升后，大舰队由他接手指挥，其间他严守老上司的路线，努力保持耐心与自我克制。比蒂所塑造的“男儿当自强”的年轻司令官形象稳定了舰队的人心，为他的祖国增添了底气。在当年的媒体报道中，他就是英国人抵御外侮以及英勇海军的化身，他从来都保持着昂扬的姿态。不过比蒂还将遇到巨大挑战。1919年4月，48岁的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舰队司令官。他被授予伯爵爵位，跻身贵族行列。9月，他成为第一海务大臣，任期长达8年。他要打一场全新的战斗，这一次他是代表自己深爱的海军，战场是白厅。
比蒂认为，在民主时代不列颠将会失去自身长达数百年的制海权。但他已做好奋力捍卫霸主地位的准备，并且为达此目的不惜采用一切诡计和谋略。
比蒂年岁虽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名行政官员，海军运转的具体事务都交给了他尽心尽力的下属们打理。比蒂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政界人物，利用他的敏锐才智、战略头脑和人格魅力与财政部争锋。他在暗中操纵政界事务方面展现出非凡天分。那是一个经济凋敝、预算大幅削减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反对战争的时代——人们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自1919年起，政府坚决主张实行“10年政策”：未来10年不会发生战争，这是制定所有军事计划的前提。比蒂明言反对，他警示保守党和工党联合政府的众多内阁大臣，制海权乃本国生死攸关之所在。
比蒂首先希望德军性能优越的战列舰能作为胜利果实被编入皇家海军的队伍，不过这个打算落空了。1919年6月21日，德军水手凿沉了他们被拘禁在斯卡帕湾的战舰。对皇家海军而言，以这种方式作为战争的尾声令人遗憾，它的无上荣耀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复存在。
比蒂强烈反对大幅削减预算，为此他保证海军将尽一切可能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运行。他赢得的支持者遍布主要政党和新闻界。他奔走于政治活动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列颠只有不断建造船舰才能继续保持世界最大海上强国的地位。这个国家不仅要领先于对手国家，还必须让造船工业保持良好状态。一旦长时间停止建造船舰，那么当危机到来时，造船业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了。比蒂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4艘45000吨的新战列巡洋舰获准订购。
然而，造船业方面面临着最严重的现实阻力——它超出了财政在紧缩开支下的承受能力，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1922年，不列颠、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签订《华盛顿条约》（Washington Treaty）。当时的世界海军强国同意限制战舰的建造。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排水量限制在35000吨，航空母舰限制在27000吨，其他舰艇均限制在10000吨。更重要的一点是，协议中规定的各国海军的舰艇排水量上限同样适用于新建舰艇。法国和意大利在主力战舰方面的限额均为175000吨，日本为315000吨，不列颠和美国均不得超过525000吨。比蒂的战列巡洋舰建造计划取消。皇家海军依靠协约国战舰的支援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华盛顿条约》之后这种依赖性再也无法逆转。
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在1922年走向终结，这是不列颠以及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