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我国的防御力量才能强大到保护贸易、疆土和根本利益不受德、意、日同时来犯？遥遥无期……[63]
——参谋总长，1937年
按照比蒂的计划，会有一支121架飞机组成的空中力量从8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向威廉港的德军舰队发射数轮鱼雷。这一1917年形成的构思凶狠大胆。如果真能实施，那将是海战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皇家海军勇于探索新战斗形式的典型特征于此显现，这一次是海军航空作战。1914年至1918年，皇家海军在航空母舰和部署飞机参战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共有4艘航母、3000架飞机和一支55000人的空军队伍。雷金纳德·霍尔上将（Admiral Reginald Hall）曾说战列舰已经属于过去：“未来，发动进攻靠的是大批大批的战机，黄昏、清晨或者深夜时分它们停落在舰上，等候出海。”[64]
1924年，皇家海军的HMS“赫尔墨斯”号（Hermes）开始服役。她铺设龙骨时战争还在进行，这是第一艘专门建造的全通式甲板航空母舰，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控制塔出现在右舷的现代航母。可见皇家海军在保持海军空中力量方面的热忱丝毫未减。
HMS“赫尔墨斯”号
1933年，一度强盛的皇家海军空军力量只剩下160艘战机和寥寥几艘年深日久的航母。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海军接过被不列颠丢弃的接力棒。两国海军都对这种新型海战模式进行了实验，并发展出专门在海上工作的飞机、舰艇、飞行员和船员。其中最让人难堪的是，日本海军飞行员的教练是英国王牌飞行员，使用的战机是英国工程师在英国工厂制造的，通过这个方法，日本海军的航空力量攀至顶点。比蒂在战时非常支持海军航空作战，可惜任职第一海务大臣期间他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海军空中力量衰退。他以及之后的继任者们曾要求新建4艘航母，以确保本国在这种新型战斗模式中的先驱地位，但政府让他们寸步难行。
问题要追溯到1918年4月1日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RAF）刚创立的时候。皇家海军把自己在空战方面的控制权分给了这个新成立的军种。于是开创性的皇家海军航空队（Royal Naval Air Service），连同其飞机和经验极其丰富的飞行员，都一同离开海军、加入了皇家空军。
对皇家海军而言，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正如比蒂所见，皇家海军需要这些由海军训练出来的飞行员和工程师，以及海军专门设计的战机，使它们在海上行动中发挥作用。新成立的皇家空军独立行事，根本无意做海军的跟班。1923年，比蒂向政府提出要求，从事海上任务的飞机和飞行员都由海军部全权掌管，这个要求遭到拒绝。舰载空战队（Fleet Air Arm）将由海军部和皇家空军联合指挥。
家长之间吵嚷不休，舰载空战队成了不受重视的孩子，其资金匮乏、发育不全而且没有发展目标。
此时的海军航空母舰还停留在上个时代，飞机数量不足，飞行员寥寥无几。尤为致命的是，海军没有任何关于攻击型航母作战力量的战略部署，只把海上空中力量当作无关紧要的辅助。如果海军能获准打造专属的空军队伍，或者皇家海军航空队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来抗衡思维守旧的诸海军将领，形势将大为不同。不过事实是空军部日益重视防空作战和战略轰炸，而海军部只把眼光放在巨型舰炮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是海上航空作战的开路人，并塑造了日后主宰20世纪海上战争的新型武器。它的倾颓带来了何等惨淡的光景，随之而来的将是灾难性后果。
20世纪20年代，关于海上空战的革新减少，几乎到了销声匿迹的程度，这在海军各个环节均有体现。1918年至1919年的海军经费高达3.56亿英镑，1923年时仅有5200万英镑，到1933年也只有5300万英镑。1913年至1936年间新建的战列舰仅有HMS“罗德尼”号和HMS“纳尔逊”号。因为它们是依照《华盛顿条约》的限制条款建造的，所以又称“华盛顿条约战舰”。不列颠造船业和海军军工业遭受无可挽回的伤害，建造巡洋舰、潜艇和驱逐舰的新订单仅够勉强缓和局势，而这只是杯水车薪，无益于大局。依照条约的限制条件，其他国家的海军尚有余裕，都在建造更新式、更精良的战舰，而皇家海军却基本上只能用1909年至1913年间建造的舰艇组建舰队。
衰朽生锈的不只是硬件，人员方面亦承受着重压。1919年，海军有男女士兵共计40万人，军职人员37000名。海军女兵存续时间不到两年，战事结束后皇家海军女子服役队被解散。及至1932年，海军服役人员仅9万人，而且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他们的待遇也并不好。1925年后入伍的人薪水减少。海军的凝聚力因此动摇，6年之后又有新的一波动荡到来，联合政府将所有公职人员的薪水削减10%，并且1925年以前入伍水手的工资也被调整为1925年以后的水平，这意味着他们将有约25%的薪资被削减。
普通海员们受不了了。1931年9月11日，大西洋舰队返回位于克罗默蒂湾（Cromarty Firth）的基地，海员们回来后从报纸上得知自己的薪水遭到严重削减，不满情绪在酝酿发酵。抗议活动升级为波及整支舰队的哗变，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一场罢工。船员们拒绝重回海上工作，但他们仍然以友好尊敬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长官。最终内阁同意重新斟酌对1925年以前入伍水手工资的大幅削减，因弗戈登兵变（Inver gordon Mutiny）才得以平息。发动兵变的领头者们被捕入狱，200名大西洋舰队海员被遣散。
所有海军服役人员都感受到了财政压力。皇家海军规模缩水之后，为继续保持其世界级海师的地位，使其能够完成繁多的任务，比蒂努力争取，一分一毫都不放过。但是曾经把皇家海军推向世界霸主的那股政治力量已经耗尽：公众接受削减皇家海军预算，甚至主动要求这样做。不论比蒂多么费尽心思地威逼利诱、讨价还价，海军的颓势都已经在所难免，政府还要满足其他方面的需求，海军只是众多呼吁者中的一个。比蒂的继任者们十分忧惧，一旦海军参战，场面恐怕不堪设想。把新加坡改造成完善防御基地的计划被一再推迟。事实上，所有的英国海军基地，包括斯卡帕湾在内，状况都降到了标准水平之下。1931年，海军部提供的报告称，“一旦我国卷入战争，我们的海上力量将不足以维持畅通的航海路线”。[65]现有的战舰数量根本不够。
不过，当时是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人都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了一切战争，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将守卫和平。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London Naval Treaty）对潜艇作战制定规则，并再度对战舰建造提出限制。条约由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共同签署，但这一试图遏制对手国家海军发展的做法没过多久就触礁搁浅。1935年，意大利和日本宣布中止在华盛顿和伦敦签订的海军协议。整个协议期间，日本帝国海军（Imperial Japanese Navy）一直在建造新的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1937年，他们建成了3艘极为可怕的同系列战列舰——大和级（Yamato class）战列舰。“大和”号（Yamato）排水量超过7万吨，配备9门口径18.1英寸巨炮。
英国对世界各地的侵略行动已是有心无力。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Manchuria）。皇家海军在亚洲海域保持中立，海军部无法介入此事。如调遣战舰，本土舰队就会空虚，这个代价不列颠无法承受。1935年，墨索里尼（Mussolini）入侵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部队渡过了苏伊士运河，英国没有阻拦。同年，态度怯弱的英国政府同希特勒签署了一项条约，允许德国海军重整军备，虽然尚有限制条件，但其意义已非同一般。
绥靖政策终非解决之道。阿尔弗雷德·查特菲尔德爵士（Sir Alfred Chatfield）曾是比蒂旗舰舰长和海军部参谋长助理。他在1933年幸运地坐上了第一海务大臣的位子。那一年“10年政策”废止，海军开始重整军备。1933年海军经费为5300万英镑，1936年升至8100万英镑，1938年高达1.272亿英镑。
摆在查特菲尔德面前的是塑造新式皇家海军的机会，不过该建设什么样的新式海军呢？20世纪30年代，海事政策要达成繁多的目标。海军在全球各地都有任务在身，肩负争夺战略要地的重任。英国之所以能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大帝国，就是因为有一支主宰着北海、英吉利海峡、西海路和地中海的主力舰队。英国的战列舰让殖民地对手——均为欧洲国家——深困于各自国内海域而不得出，巡洋舰和炮艇负责看护帝国的广袤疆域以及把这些疆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贸易航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和平时期里，不列颠帝国虽然在领土上达至巅峰，但皇家海军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世界格局。
日本正在威胁着不列颠帝国及其在亚洲和澳大利亚的贸易。墨索里尼的强大战列舰、潜艇和空军基地让不列颠在地中海的主宰地位变得飘摇。希特勒的新海军——纳粹德国海军（Kriegsmarine）迫使皇家海军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本土海域。尽管资金重新回升，但海军还是面临着严苛的预算上限，查特菲尔德和幕僚们只能做出艰难抉择。潜艇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皇家海军的精力是否应该集中在消除这一威胁上？航母是否才是取得20世纪海上霸权的关键？不列颠世界强国的地位是否依赖于她的主力舰队？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一旦英国在欧洲受到威胁，那么皇家海军就无法在亚洲海域介入日本事务。
查特菲尔德清楚，一支顶尖的现代海军应当把空中作战放在首位。航母在各类第一线行动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侦察、大型舰队作战、猎杀巡逻、护航、两栖登陆以及劫掠外国港口中，航母均扮演关键角色。1934年，海军被屡屡拖延的现代航母“皇家方舟”号终于开始建造。1937年，4艘新航母——“辉煌”号（Illustrious）、“胜利”号（Victorious）、“敬畏”号和“不懈”号——开始铺设龙骨。此外还有一件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比蒂对舰载空战队控制权的争夺由查特菲尔德继续推进。1937年他赢得了这场论争，虽然海军部直到1939年才获得海战飞机和飞行员的绝对控制权。尽管有所挽回，但废止皇家海军航空队已经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破坏性。海军中很多人认为，舰载飞机的功能只是侦察以及帮助战列舰炮手调整发射角度。或许皇家海军比其他对手有更多的航母，但它的飞机和飞行员落于人后。皇家海军对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进攻能力缺乏深刻认识，所以只是空有其形而已。
海军部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战列舰上。20世纪30年代人们依旧认为，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是由主力舰队维系的，这些钢铁巨兽赋予了英国封锁欧洲经济的能力。它们依然是威慑全球范围内潜在敌人的有力武器。
战列线可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战列舰明显没有。1936年至1937年间查特菲尔德获准新建5艘战列舰——乔治五世级（George Ⅴ class）战列舰。凋敝许久的造船厂难以在一时间内完成这些订单。直到1940年12月，“乔治五世”号（George Ⅴ）才开始服役，HMS“豪”号（Howe）——该系列最后一艘——到1942年8月方告完工。“辉煌”号航母于1937年下单，1940年5月建成。这远远比不上皇家海军曾经震惊世界的建造速度，建成“无畏”号当年只用了一年零一天。
要想建造出足够数量的战舰保卫英国所有的全球事务是不可能的，这个教训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领教过了。有无数问题正困扰着皇家海军，查特菲尔德的当务之急是抓住其中的关键并组建一支搭配平衡的舰队。早在时日艰难的20世纪20年代，海军就开始持续订购巡洋舰，1933年这一步伐开始加快。[66]驱逐舰的订购也是如此——20年代时还是涓涓细流，30年代则已成川流不息之势。及至1939年年初，皇家海军共有62艘巡洋舰和159艘驱逐舰。至于潜艇则全然不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年，英国对潜艇建造并不热衷，她更热衷于利用条约禁绝潜艇，研制声呐以及深水炸弹迫使它们不堪为用。尽管如此，为了抵御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潜艇威胁，皇家海军也开始订购更多的潜艇。
20世纪30年代后期，皇家海军的舰艇搭配还是稳固平衡的，如下表所示：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尽管皇家海军仍旧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但不论在哪个大洋，它在数量上均处于劣势，参与任何一场战事都需要地区盟国的帮助。同时这些数字也表明，皇家海军的核心力量还是主力舰队。重整军备的进程中，有海军人士强烈呼吁给予护航舰艇更多重视。1917年英国差一点就败在了U型潜艇战上，这个教训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英国非常依赖进口，敌国一旦限制其海上航线就能扼死这个国家。1917年至1918年的反潜行动中，皇家海军凭借443艘本国驱逐舰和大量美国船舰，将海上损毁航船的吨位控制在每月30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以及英联邦附属国从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67]和亚洲出发的运兵船都是在日本护航舰艇的保护下航行的，能在地中海维持局势亦是依靠日军。即便在巅峰时期，皇家海军也不足以亲自保障食物进口以及捍卫整个帝国疆土。
然而，新造的航母、巡洋舰和驱逐舰最初并非用来在战时执行护航任务的，其中大部分是为主力舰队设计的。那些明确标识为进行贸易保护的巡洋舰是用来阻挡水上劫掠者而非U型潜艇的。
这是否表示，鼓吹战列舰威能的保守派压过了预见到大西洋疯狂屠戮的海战思想家呢？并非这么简单。1917年至1918年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战胜德军U型潜艇后，人们据此认为用潜艇对付商业船舰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海军研制了深水炸弹和Asdic[68]——反潜声测系统，即现在的声呐——许多人自以为这些设备的应用足以淘汰潜艇作战。更重要的是，当时来自潜艇的威胁并不明显，超出了人们目力所及的范围。1935年以前，德国人一艘潜艇都没有，在此之后虽然有了一些，但数量也非常少，德军的袖珍战列舰（pocket battle ship）才被认为是商业海运的真正威胁，这种战舰是专门用来打劫远洋航船的。一旦有需要，贴身护航任务势必要落到小型的武装舰艇上。为此皇家海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订购了大量小型战舰。
但查特菲尔德和海军部预想的并非这种战争。皇家海军相对来说不再那么强大。虽然它面临资金拮据、力量分散的困境，但它终究还是一支庞大威猛的武装力量。
弗雷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深信它是战无不胜的国之利器。[69]利思-罗斯是一名政府公职人员，在财政部和军界均曾任职，同时他还是一个经历颇为丰富的旅行家：他在国际组织待过很长时间，那里正忙于应付国际金融、赔款和战争债务等问题。1932年，利思-罗斯成为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他笃信，如果再次与德国开战，英国可以通过严厉的封锁行动加强对德国的控制。
而实现这一威权的关键就是皇家海军。一旦再有战事，海军应当彻底切断德国与世界的联系，并巡逻欧洲周围海域以阻止禁运品流入敌国。德国将陷入原材料和食物的极度短缺。不过，在短时间内对德国港口实施严厉封锁还不是主力舰队的全部任务，整个欧洲的漫长海岸线也都需要巡逻监督。
问题是，中立国航船只需将战争物资运到另一处中立国——比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或者瑞典——然后物资就能从陆地上运到德国。韦茅斯、唐斯锚地、奥克尼群岛、直布罗陀、海法（Haifa）和亚丁，这6个区域扼守着前往欧洲西部的海上航线，它们全都在英国的掌控之下。在这6处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任何一艘未经英国官员搜查且没有获发“航运执照”（Navigational Certificate，简称Navicert）的中立国船舰都会被英国海上禁运品管理处（Contraband Control）的船叫停。
皇家海军这些散布世界的铁箍成了英国手中又一王牌。世界上所有贸易国家都要仰赖于皇家海军斡旋调停。像苏伊士运河这类连接航运路线和咽喉要道的燃料补给站，被视为不友好国家或者公司的船舰就无法通过。英国的银行、制造商和运货商还能利用金钱向中立国施压，逼其服从。不肯合作的航运公司或者出口商将面临失去大单生意的风险。
利思-罗斯手中还有一件更厉害的武器。英国的制海权和金融势力让他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建起一张巨大的情报网。他把向德国输送供给的公司及其贸易路线都摸清楚了，英国凭此可以向相关国家施加压力或直接在海上拦截其航船。这张情报网的情报源——从国际银行家（international banker）到纽约、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东京各处港口的装卸工——会将可疑行动上报。比如，如果有形迹可疑的化学品从里约热内卢运来，其实际目的地为德国，他们就会把此事汇报给皇家海军。于是海上禁运巡逻队就可以提前获知哪艘航船上走私了什么货物。
所谓制海权，其内涵远不只是皇家海军的规模和战力。只用战舰和潜艇数量来衡量制海权是不完善的。英国贸易和航运的整个结构体系——它的燃料补给站、银行、商业关系、国际条约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是与航母和巡洋舰并驾齐驱的另一重器。主力舰队是整套系统得以运转的保证。皇家海军不能指望打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联合海军，不过它足以保卫英国不受侵犯，并能在盟国支持下获得区域优势。比如在有法国帮助的地中海、有美国帮助的太平洋，英国能派遣庞大的战斗群吞噬任何与之遭遇的敌军队伍。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把重点放在小型护卫舰艇上是没有意义的，这太被动保守了。只要有一支强有力的主力舰队就足以震慑对手，压倒世界上任何一支敌国海军。
所以查特菲尔德等海军将领寄希望于这种战略思路并不稀奇。战列舰、巡洋舰、航母和驱逐舰的核心功用就是推行封锁行动，以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前沿港口以及直布罗陀等战略要冲建立帝国防御线，然后将其一直延伸到德国海域。
他们深信英国的海上战力——以驻扎在斯卡帕湾、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的主力舰队为代表——足以主宰海域，让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陷入饥荒和工业瘫痪。这也是皇家海军在战时的首要任务。至于这个艰巨的任务能够完成得多好，就全看它的将士、战舰和装备准备得如何了。
即使过去无人可撼的霸权地位早已消散无形，领导皇家海军的军官们依然沉浸在英国巅峰时期的回忆中。20世纪30年代，革新后的皇家海军中已经找不到那些经历过全盛时期的领导人了。1920年7月，伟大的约翰·费舍尔死于癌症。他见证了英国全球霸权的顶峰，也捕捉到了其薄暮黄昏中的第一丝寒意。
他的继任者中声名最盛的两个人，在还是小孩子时就参加了皇家海军，那时大不列颠是当之无愧的汪洋之主。他们在有生之年经历了20世纪的严峻阶段。1935年一战停战纪念日那天，参加纪念活动的约翰·杰利科着了凉，两周后谢世，享年76岁。那时大卫·比蒂也已身衰力竭，他不要命的生活方式终于在他身上显现出了后果。1922年他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胸骨断裂。因迷恋赛车，他多次骨折，还有一次把下巴摔碎了。到65岁时，他遭受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的和心脏衰竭的折磨。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在杰利科的葬礼上为其抬柩。不久之后，1936年1月，他又一次拖着屡次骨折的身子给另一位前海军军官——国王乔治五世——抬柩。比蒂的身体不堪重负，得了肺炎。没过多久他也去世了。
他们的离世也标志着曾经的辉煌的结束。不过有一点值得强调，20世纪30年代皇家海军在纪律、领导以及人员方面，并不逊色于纳尔逊时代或费舍尔时代的海军。
19世纪80年代，阿尔弗雷德·马汉曾对皇家海军有过一番称颂与赞美。他关于海上实力和国家成功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对全世界的统治者、战略家和民众都有过深刻影响。但即便是马汉在写《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时，经济强国也正从横跨大洋的“深蓝帝国”（empires of the deep）转向粮、铁充裕的大陆帝国，比如苏联、德国和美国。
马汉曾发表论点说拥有制海权是国家繁盛的前提条件，不过这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怎么行得通了。像英国这样拥有一支令人畏服、所向披靡的皇家海军的国家，经济正相对衰退。与此同时，那些没有海上主宰能力的国家却崛起为工业强国，拥有雄厚的战争资本。美国和德国属于后一行列，苏联10年后也将跻身其中。相比之下，英国明显一下子变得虚弱了。和主要对手国家不同，海上航线是她生死存亡之所在。不论敌人是否拥有庞大的舰队，只要能扼住英国的海上航线，后者就会陷入被动。海洋的危险性远超其机遇性，这种情况还是在17世纪初出现的。
皇家海军正面临新的竞争对手，它不是因为疏忽怠慢和停滞不前而丢了领先位置，而是历史大势使然。皇家海军之所以能站在巅峰地位乃是历史的轨迹发生了偏移，而非马汉所说的历史进程的必然阶段。俄国陷于国内危机，法国因为败给了普鲁士正在恢复，美国经历内战之后正在合并巩固，日本结束闭关锁国之后正在崛起。是其他国家无暇旁顾才让英国有了那么一段悠然闲适的日子。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面临的海上格局和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前的情况十分类似，人们在谋划海事战略时必须和先辈们一样迎难而上。纵观历史，正常情况下制海权总是由数个国家共享或由它们彼此争夺，由一个国家垄断反而很不正常。此时，在20世纪过了30个年头之后，英国再次成为众多海上强国中的普通一员。
历史还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皇家海军的历史充满沉浮兴衰，其获得世界主宰地位的进程远非打几场胜仗那么简单平顺。在每一次重大战争之初，皇家海军都面临着军中军官衰老腐朽、行政系统懒散懈怠、战舰不堪为用且数量严重短缺的问题，可谓处境艰难。制海权完全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只有在遭遇战争的危急关头才会真切显露。经常是经历了重大灾难之后，皇家海军才在激励之下于战斗中重振声威。但问题是，历史往往会过分放大胜利的光芒，以致发生过的灾祸和失败——它们承载着更多重要的教训——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到底什么样的皇家海军才是国家需要的，只有经历战事才会清楚。而在和平时期，海军高级官员们只会为了经费不厌其烦地讨价还价。1803年，纳尔逊出发前往地中海时说：“我就只能用这些装备，因为上级长官们只给了我这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海军将领和军官在战略和武器装备上所做的决策可能不尽如人意，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国际形势暗流涌动，英国国内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下滑，他们是被迫艰难做决定的。海上霸权时代建立起来的海军，面临着在新时代灭亡的危险。高层军官清楚，一旦英国被迫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同时开战，帝国疆土和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贸易纽带都将灰飞烟灭，因为届时主力舰队根本不能离开本土海域。那将是皇家海军史上最萧瑟凄凉的一幕。
皇家海军散布世界各地的分支队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组织紧密、演练充分、士气高昂的状态。政客们在缓和与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关系的同时也在制定御敌方案，并依照方案进行训练。1939年，地中海舰队来了一位杰出的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上将（Admiral Andrew Cunningham）。坎宁安是从小型战舰中走出来的，一战期间他是表现卓越的驱逐舰舰长。舰队副司令是约翰·托维中将（Vice Admiral John Tovey），他也是一位足智多谋的驱逐舰舰长。他们对属下要求严格，训练出的队伍非常优秀。英国部署在地中海的司令官无出其右。
尽管如此，皇家海军还是要面对一个严酷而无法转变的全新事实。长久以来，它将第一次无法彻底保护本土疆域。这是海军史上的重要时刻，而且这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30年代对一个岛国的民众来说显得更与自身密切相关。对此斯坦利·鲍德温概括得最好：“轰炸机总能达成目标。”（The bomber will always get through）
第14部分 背水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