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租界里长大的富家孩子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赴美留学及步入外交界后以英文名V.K.Wellington Koo而闻名于国际社会。
虽然出生在上海市区，顾维钧对自己的祖籍嘉定县（属江苏省，今为上海嘉定区）怀着浓浓的乡情，一生以嘉定人自居。
顾家祖上从昆山迁来嘉定，至顾维钧祖辈已成嘉定城中大户人家。顾维钧父亲顾溶，字晴川，1856年出生，自幼“资禀明达，性行笃淳”。[1]但顾溶刚懂事，家中就经历了剧变。1860年，太平军进占嘉定城，此后三年，多次进出。兵荒马乱中，顾溶的父亲被太平军抓获，并被索要赎金，顾家倾其家产将人赎了回来。但因监禁中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顾溶的父亲回家不久就去世了。顾溶的母亲邹氏与嘉定城中许多人一样，为避战乱，拖着年幼的儿子并怀抱着更小的女儿，逃往上海的租界。[2]
正如顾溶的墓志铭所言，“嫠母茕雏，资产如洗”，邹氏拖儿带女到上海后，只有依靠嘉定传统的刺绣手艺养家糊口，拼命地做针线活，在暗淡的油灯下干到深夜。大户人家的传统，使邹氏在为生计奔忙时也不忘督促儿子学习，只是家境艰难，顾溶学习的重点不是传统的诗书，而是“攻著作于计然”，期望着学点本事可以早点谋生，“托生涯于货殖”。[3]
顾溶14岁时进入一家杂货店当学徒。结婚成家后，他在岳父的报关行里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家境开始好转。但当顾溶23岁的妻子蒋福安刚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报关行因经济衰退倒闭，顾溶一时失去了工作。蒋福安为此十分担忧，她已经有了两男一女，生活的重压使她不愿再添孩子增加家庭的负担。她指望用某种民间偏方进行流产，但这一偏方并不见效。不久，顾溶有了更好的工作。因此，顾溶夫妇视腹中的第四个孩子给顾家带来了好运。顾溶有了新工作后，搬进了小南门梭子弄的一幢大房子，第四个孩子顾维钧就出生在新房子中。
顾溶的新工作并不是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的在轮船招商局任事，这还要到几年之后。这份新的工作是在朱葆三的慎裕洋行管账，做总账房。出生于浙江定海的朱葆三年幼丧父，14岁时来到上海的五金店做学徒，靠着勤奋和聪明，逐渐被提拔为总账房和经理。后来自立门户，开办了慎裕五金店，店址最初在老城厢的新开河，后来搬到了紧挨着外滩的福州路13号，名称也改为慎裕洋行。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朱葆三要聘一个人做总账房，就找到了与自己年轻时经历相似的顾溶。顾溶没有辜负朱葆三的厚望，管账后得到了“账法精通，品行纯正”的好评。[4]
遇见朱葆三是顾溶人生的转折点。地处公共租界中心区域的慎裕洋行是人来人往的重要社交场所。顾维钧晚年仍然记得父亲在福州路的办公点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各种重要人物见面的地方。[5]慎裕洋行紧挨着外滩9号轮船招商局的北门。1892年，顾溶得到盛宣怀的赏识，进轮船招商局，“年三十七，见器于武进盛公宣怀，不次擢之”。[6]顾溶的新职位是招商局新船“快利”轮的坐舱。“快利”轮是招商局专跑汉口—宜昌航线的，当时刚投入运营，排水量870吨，是航行于汉口—宜昌航线的四艘轮船中吨位最大的［另三艘是招商局的“固陵”轮（304吨）、太古洋行的“沙市”轮（811吨）、怡和洋行的“昌和”轮（677吨）］。坐舱负责轮船的客货业务，相当于乘务经理。顾溶与另一位坐舱林朝钧随“快利”轮首航抵达宜昌时，当地官商“以炮竹相迎”，“共放鞭炮二十余万响”，盛况空前。“快利”轮经营汉宜航线获利很大，到1900年，除去各项开销，“结余二十四万二千余金”。[7]但顾溶在“快利”轮干得并不十分愉快。在1895年给郑观应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说，“所有在船卖票、收交客位水脚银两及进退司事一切等，均伊（张午峰）一人经理，溶稍稍询问，即含糊答复”。另有他人给盛宣怀的信称，“张顾二人素不相能……同舟龃龉”。[8]
1901年，袁树勋出任上海道台。朱葆三为维护与官府的关系，将顾溶推荐给袁树勋，让顾帮袁主理财政，“辟掌支应”。顾溶很快就得到袁树勋的赏识，因理财成绩显著，不久就“晋三品衔”。上海道台要经手许多钱款，这些钱平时存放在哪个银号或钱庄，袁树勋并无定见，全听朱葆三的，因此那些银号钱庄的经理都要到慎裕洋行来找朱葆三，以至于当时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顾溶在这之中自然起了重要作用。1908年袁树勋升任山东巡抚，顾溶仍为袁做事，“办外海拯济”。[9]顾溶手头阔绰后，在家乡嘉定置田2300亩，捐出来办“承裕义庄”，为族中子弟办学，并赡养族中贫困者。袁树勋在1911年专为顾溶写了《嘉定顾氏承裕义庄碑记》，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10]在为袁树勋做事时，顾溶与盛宣怀的往来也没有中断。1909年，顾溶受盛宣怀委派任汉冶萍公司的查账董事。1911年5月，顾溶再次受到盛宣怀重用，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办，并加二品衔，任直隶候补道。[11]
从顾维钧出生到长成少年的过程中，顾溶从一个“账法精通”的账房先生，逐渐成为一个与盛宣怀、袁树勋这样的晚清重臣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其中，朱葆三的作用是关键的。因此，不管顾溶到哪里去任职，他与朱葆三的关系都没有中断过。1905年顾维钧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填写的顾溶的联系地址还是慎裕洋行所在的福州路13号（租界的中心区域）。[12]作为一个官商，顾溶不仅为顾维钧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他在政商两界周旋的丰富经历也对少年顾维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顾维钧漫长一生的最初16年，就是在上海租界内这样一个富裕的官商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与当时的富家子弟一样，顾维钧刚过了四岁就与他的二哥一起进私塾读书。[13]私塾在公共租界内苏州河北的唐家弄，离苏州河南的顾家约三里路。[14]顾维钧的启蒙老师姓朱，是一个参加了十多次科举考试却都落榜的老童生。私塾的学费每年六块银元。二十多名学生中年龄大的有十五六岁，顾维钧是年龄最小的。他从认字开始，后来读经书、背诗歌。不管学什么，朱先生都要求大声朗读。顾维钧在私塾读了六年，根植下对中国文化的亲近和热爱，也打下了传统学问的初步根底。以后他步入外交界，不仅以精通英语、擅长英语写作和演讲闻名，处理中文文书也得心应手，这是得益于私塾的训练，也是他与有些留学生的不同之处。直到晚年，他还能随口诵读几十首唐诗。[15]
在私塾读了六年后，顾溶认为顾维钧应该有更好的老师，集中精力读经书和八股文章，走传统的科举道路，重振顾家门风。此时的顾溶已在上海政商两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官员正好为自己的子女请了一位有名的学者做家庭教师，顾溶就将顾维钧送到这位朋友的家中。这所家馆的老师严厉而无情，整个氛围与原先的私塾截然不同。顾维钧一踏进去就不喜欢，虽然顾溶让轿夫押着他去了几天，但最后不得不顺从顾维钧的意愿，允许他回到原来的私塾去。
1898年，顾维钧听从姐夫蒋昌桂的建议，进入设在公共租界昆山路的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预科学习。这是在沿海地区刚兴起的新式学校中的一所，由基督教公理会开办。与传统的私塾不同，课程中有英文、算术、地理等，教师中有刚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顾维钧在中西书院住读，每周一上午父亲顾溶陪他一起从家中出发，到福州路13号后，父亲去慎裕洋行上班，余下的一半路程他由仆人送去，每周六坐黄包车回家。[16]刚过十岁的顾维钧在这所学校开始学英文，接触西方文化，并显示出在学习上的天赋。在同学中，他年龄最小，但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在班级的英语拼字比赛中，总能拔得头筹。入学一年后，在全校350名学生的各科考试中，顾维钧的总成绩是第八。而他却不满意这个成绩，因为数学考卷中少写了两个数字，否则可以排名第一的。[17]
1901年1月，顾维钧又一次听从姐夫蒋昌桂的劝说，去考圣约翰书院。在等待考试成绩时，他又去报考了南洋公学。发榜时，他被两所学校都录取了，而他最终选了圣约翰书院，3月入学。[18]
圣约翰书院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9年创办的教会学校，教师主要由美国人担任。1891年正式成立大学部，为中国最早提供现代大学课程的学校。因此，有学者称，“中国之有大学，自教会大学始。中国之有教会大学，则自圣约翰大学始”。[19]
顾维钧进圣约翰书院时刚过13岁，读的是预科。虽然已办了20多年，但书院招收的学生并不多。在顾维钧入学的前一年，书院读正科（即大学）的学生一共43人，读预科的学生一共125人。因为学费昂贵，学生都来自富裕人家。预科学生中家庭出身为商人的有80人，学者的有25人，牧师的有20人。[20]规模不大的圣约翰书院是一所人才荟萃的学校，民国年间许多外交官如施肇基、严鹤龄、宋子文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而顾维钧的老师中有刚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回国任教的颜惠庆，顾维钧上过他的英文翻译课。[21]颜惠庆后来与顾维钧一样，也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外交总长。在这所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里，顾维钧对美国有了最初的了解。
顾维钧在中西书院和圣约翰书院读书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成之时。甲午战争的失败、义和团事件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晚清历史上十分沉重的篇章。在租界中长大的顾维钧，对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在中西书院读书时，有一个周六，他像往常一样坐黄包车从学校回家。过外白渡桥上桥时，车夫拉得很慢，跟在后面的一辆马车上的英国人急着要去跑马场赌马，嫌黄包车挡了他的道，就用马鞭抽打黄包车夫。顾维钧气愤地回头用英语斥责这个英国人：“你是绅士吗”（Are you gentleman）？顾维钧知道对英国人来说，这是很严厉的斥责。每次来往学校要经过外白渡桥南边的外滩公园，他看见公园有不准华人进入的规定，认为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气焰太嚣张。[22]
到圣约翰书院读书后，顾维钧骑自行车到地处梵王渡的学校去。一次，骑自行车的顾维钧为避开马路上的车辆，在静安寺路上跟着一个英国男孩骑上了人行道。英国警察放过了前面的男孩，却将他扣下了。同样骑车，却面临不同的处理，仅仅因为前者与警察一样是英国人。这件事对少年顾维钧有很大的刺激。晚年手书回忆录提纲时，他将这件事和外白渡桥的事列为读书期间不能忘记的两件事，并在与记者谈到外白渡桥那一幕时说，这让我觉得一定要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23]民族主义意识就这样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20世纪初，即使在上海的租界内，自行车也是一件奢侈品。顾维钧有一张手扶自行车在照相馆拍的照片。照片中的顾维钧留着当时中国人都有的辫子，穿着长衫，左手夹着一顶中式礼帽，脚穿一双布鞋。留辫子的少年手扶新潮的自行车，十分形象地反映了生在传统社会的顾维钧对新事物、新风尚的追求。另有一张照片，顾维钧头戴西式宽边礼帽，身穿一套深色西服，上衣敞开着，白衬衫上映着花格领结，脚穿一双白皮鞋，一副洋场少年的派头。这几张照片，都有“宝记Pow Kee”的馆铭。“宝记”是晚清民初公共租界内最有名的照相馆，老板叫欧阳石芝，是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学生和同乡。当时去“宝记”拍照是上海滩富商和文人的时尚。这显示出租界生活对顾维钧的另一层重要影响，即西方文化对一个十多岁少年的示范效应，以及由此导致的他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接受。在租界和教会学校的氛围中，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民族主义意识同时进入顾维钧的心中，交汇融合，形成一种能够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在顾维钧年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不会褪去的底色。
顾维钧入圣约翰时，学校为顺应社会潮流，聘请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中国教师。顾维钧的中文教师就是一位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新派人物，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主张。十来岁的顾维钧对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缺少深刻的理解，但像同时代大多数受到新思想影响的读书人一样，他已经开始向往变革。他在晚年回忆时说，“主要是由于新教师的思想的缘故，我和我的同学越来越感到需要变革。但这里所说的变革，并不是政府机构的变革，也不是重大政治制度的变革，因为我年岁太小，对这些还不能理解。我们只是感到有些事不对头，需要新方法和新思想”，“模模糊糊地希望维新运动能够成功”。[24]
20世纪初，正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由于得风气之先，圣约翰书院中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国外去求学。这对向往西方文化的顾维钧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同班同学施炳元和施赞元也准备出国留学，并劝他同行。施家兄弟有一个叔叔叫施肇基，1887年入圣约翰书院学习三年，后来赴美学习，获得康奈尔大学的学位，此时已在晚清政府中任职，被期望出国留学的学生视为成功的榜样。去国外接受正规西方教育的渴望，使顾维钧决定与施家兄弟同行。
顾维钧的母亲极力反对，她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学习。顾溶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商人，并不反对儿子出洋，并允诺承担儿子赴美留学的费用。虽然与顾溶相识多年的两江总督端方提出要为顾维钧提供官费，但被顾溶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官费应给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而他自己能承担这笔费用。[25]决定出国后，顾维钧找裁缝做了几套西服，这使他很兴奋，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西服，以后照相不用再穿照相馆提供的西服了。他还去理发店剪掉了辫子，理发师在动手前反复问他是否真的要剪掉，最后收了他双倍的价钱。临行前，顾维钧全家又去了“宝记”照相馆，顾维钧和两位兄长一起与父亲母亲各合影一张。顾维钧留着平头，一身西装，系着领带，而他的父亲和两位兄长的后脑都拖着辫子，穿着传统的长衫。这正是20世纪初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在一个传统家庭中的投影。年轻人向往变革，要去国外见世面，而年长的迈不开步子，还停留在传统社会中。顾维钧的母亲在“宝记”合影时神色安详，但到他离家的那一天，她哭喊着拉着他不让走。[26]
1904年9月8日，顾维钧还未从圣约翰书院毕业，就与几个同学一起乘坐“蒙古”号（Mongolia）轮船离开上海赴美国留学。[27]虽是自费留学，但他与湖北省的官费生同行，由圣约翰的前辈学长、担任湖北留美学生监督的施肇基带队。
这里有必要将顾维钧与施肇基两人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放在一起做一番考察。顾维钧在上海租界内长大，而施肇基的家乡在离上海不远的吴江县。上海在19世纪中叶开埠后取代广州，迅速成为中外交往的中心城市，在这一华洋杂处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耳濡目染，不仅对对外交往不觉陌生，而且还有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从家庭出身看，顾维钧的父亲是个官商，施肇基则出身于一个丝商家庭。两人的家庭不仅生活富裕，而且父辈都因经商与外国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外面的世界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从所受教育看，他们在少年时就得风气之先进入圣约翰书院接受西式教育，然后又都到美国留学。顾维钧与施肇基的这些相同之处，也是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中国外交官的共同点。多年以后，顾维钧与施肇基自然就成为中国外交界的同事。
二 校园中的明星学生
施肇基留学时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于是就将他带的这批学生都安排在位于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附近。顾维钧与另一位中国学生孙嘉禄进了坐落在蒙图尔瀑布村的库克学院学习语言和预科。
1904年10月，施肇基将顾维钧和孙嘉禄带到库克学院，交给校长诺顿（A.H.Norton）。多年后，诺顿十分骄傲地谈起这一天，因为施肇基和顾维钧这两位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国大使的中国人同时来到了他的学校。[28]诺顿见到顾维钧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来美国学习？”顾维钧的回答直截了当：“我来这里要通过学习成为一名政治家。”[29]
库克学院是一所男女合校的农村寄宿学校，面向附近村庄的居民。一年的学费包括食宿是900美元，这在美国是很便宜了，但折算成中国通行的白银约1200两，足够一个中等家庭十年的开销。
诺顿非常热情地接受了中国学生，但一些从未见过中国人的师生却另有看法。有一名女教师见到中国学生入校，曾考虑辞职不干，但在几个月后，顾维钧和孙嘉禄的刻苦学习和出色成绩使她改变了想法，反而希望美国学生都能像中国学生一样努力学习。有一些美国学生联合起来，给校长诺顿发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说如果学校不让中国学生走，他们就离开学校。诺顿的回答是：“我很抱歉你们想离开，因为我希望你们愿意留下；但我想，你们不得不收拾行李走人，因为那些中国孩子将留下。”最后那些美国学生不得不改变主意，没有离校。其中一个叫帕克·布朗的学生多年后写信给诺顿为此事道歉，并为有顾维钧这样出色的同学而感到高兴。[30]由于整个学校，实际上也是整个村庄，只有顾维钧他们两个中国人，这为他们提供了学语言的良好环境，加上学习刻苦，他们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顾维钧和孙嘉禄都以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原定两年的预科学习任务。
预科毕业前夕，顾维钧面临着学什么专业和去哪所大学的选择。与他同在库克学院的孙嘉禄准备去康奈尔大学学工程，并极力劝说顾维钧与他同去。孙嘉禄的理由是中国需要大批工程师建造铁路和桥梁，而做工程师也是一个生活有保障的职业。但顾维钧的志向是学政治学和外交学。顾维钧之所以具有这一志向，是因为想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而在上海这座近代中外交往最密切的城市所亲身感受到的外国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所享受的种种特权，使他想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父亲在这方面对他也有影响，顾溶希望他能够进入政界。决定学外交和政治后，顾维钧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还在圣约翰书院学习时，顾维钧就仰慕哥伦比亚大学的名声，知道这是一所著名的大学，它的国际政治学科十分有名；他还知道学政治学的严锦荣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库克学院学习期间，他翻阅过哥伦比亚大学的介绍，发现上面所列教授的名字有不少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因此认定这就是他应该去的学校。[31]
顾维钧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通过后被哥大录取为新生。在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说，入学考试除了化学其他各科都及格，但他显然记错了。根据成绩单的记录，入学考试并没有考化学，没有及格的是英语阅读和历史科目中的古代史两门，通过的科目有英语、英国史、美国史、德语和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函数在内的数学。[32]
1905年9月，顾维钧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常青藤名校的学习生活。20世纪初，美国国内种族歧视还很盛行，排华风潮在各地尤其是西部屡见不鲜。相比之下，坐落在纽约哈德逊河边的哥伦比亚大学却以友善的态度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而不管其肤色和种族。纽约是一座国际化的移民城市，就城市气质而言，中国的城市中上海与其最为接近，在租界中长大的顾维钧对哥大和纽约的环境不会陌生。也正因为此，20世纪上半叶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来到这所著名的大学学习。入学半年多后，《纽约时报》报道了哥大学生群体的多样性，顾维钧与其他3位分别来自南非、伊朗和印度的学生被作为国际学生的代表报道。这篇文章称他“只有17岁，但他的想法在许多方面比一些年长的美国同学还要开放和民主”。[33]因为这种国际化的氛围，顾维钧一进哥大就有“回家”之感，从未感到有何不适。
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教育水平很高，顾维钧入学时虽然还没有后来享有盛誉的核心课程，但他接受的就是典型的通识教育。第一学年的课程都是必修的，包括英语、历史、物理、德语、哲学、化学、体育、数学、法语和生理学，这充分反映了哥大本科教育的特点。[34]第一学年的英语课有两门，其中一门是朗诵课，顾维钧修读了两个学期，这门课为他参加演讲和辩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35]
虽然在圣约翰书院时接受的已经是美国式的英语教学，但进入哥大这样的顶尖大学学习，顾维钧开始还是不能完全适应。第一学期五门课程，一个B，三个C，一个D。但他的学习能力很强，第二学期八门课，已经是一个A，四个B，三个C了。哥伦比亚大学有一规定，攻读文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修拉丁文甲班的课程，这一课程是以在中学学过四年拉丁文为基础的。而顾维钧从未学过拉丁文。为了能修这门课以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利用一年级升二年级时的暑假开始学拉丁文，结果用六周的时间学完了中学四年的课程，取得了修课的资格。一年后，他在拉丁文甲班的考试中得了A。[36]
第二学年开始，顾维钧的课程除英语外，集中于历史、政治和经济，因为他希望以国际法和外交为主修目标。他选修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Beard）教授的三门课：1832年改革法案前的英国史、美国政党和比较政治学。比尔德此时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在哥伦比亚大学刚开始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日后他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顾维钧参加了比尔德组织的模拟美国政党全国大会，学生按州分成不同的代表团，每个代表团提名自己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顾维钧被指定在模拟共和党大会上发言，提名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坎农为总统候选人。这一经历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比尔德教授在课堂上讲授的美国政党制度。教顾维钧欧洲大陆史的老师是肖特威尔（James Shotwell），他在巴黎和会时是美国代表团的顾问。[37]
在三年级的时候顾维钧修满了大学本科四年所需的学分，1908年9月新学年开始时，他注册为政治系的研究生，主修国际法。根据学校要求，需要有两个副科，顾维钧最初选了罗马法与比较法学、古代史，后来将后者改成了宪法。哥伦比亚大学在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方面拥有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为继续深造的顾维钧提供了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攻读硕士学位时，讲授宪法和行政法的教授是后来担任过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Frank Goodnow），顾维钧对他的评价是“一位第一流的教师”，经常向他请教。[38]讲授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课程的都是当时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教授。这个一流的师资阵容使顾维钧获得了以后作为一个优秀外交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理论和学术素养，也使他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深受他的美国老师的影响。在哥大读书期间，对顾维钧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穆尔（John Moore）。顾维钧80多岁的时候，有人问他，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他回答说是穆尔教授。[39]穆尔是国际法权威，编有多卷本的国际法巨著《国际仲裁》，当时有不谈穆尔就不用谈国际法的说法，而且他还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其间处理过与中国相关的事务，如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权利主张和中国对美国排华法案的不满。[40]不过因为生病请假，1908年和1909年的两个学年穆尔没到学校来。顾维钧的硕士学习是在顶替穆尔讲授国际法的斯科特（George Scott）的指导下完成的。[41]
顾维钧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卡尔德拉”号案件的历史与法律》（History and Law of the Case of Caldera）。[42]“卡尔德拉”号是一艘挂智利国旗的三桅帆船，1854年10月在九龙附近的一个海湾遭到海盗抢劫，中国地方当局获悉后抓捕了海盗，并缴获了部分货物。船上的一些货物属于美国人，并在美国投了保。1858年底，美国投保人通过美国公使提出了损失货物的索赔要求，尽管美国政府指定的负责调查美国商民损失的两名委员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美国驻华公使还是支持了索赔要求，支付了5万多美元。这笔钱来自1858年中美上海谈判时商定的清政府给美国的赔款。顾维钧研究的就是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中美两国间的这件外交和法律案件。这篇约5000个单词的硕士论文就像一篇法庭上的辩护词。在仔细梳理事件过程的基础上，顾维钧引证国际法和中美间的条约，逻辑严密地论证道，“卡尔德拉”号案件完全是一起海盗事件，因此中国政府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美国没有条约权力就发生在一艘智利船上的案件向中国提出任何要求；中国政府获悉情况后立即逮捕并惩处了海盗，并缴获了部分货物，所以没有任何责任。论文的结论是：中国政府不应支付损失货物的赔款。[43]这篇论文的选题表明顾维钧对近代中外关系的重视，他学国际法的目的十分明确。整篇论文显示了顾维钧对国际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掌握和运用，也显示出他在校园辩论和演讲比赛中锻炼出来的论辩能力。他后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严谨、雄辩、注重法理的演讲风格和处事能力在这篇硕士论文中已初露端倪。论文写作期间穆尔还在病假中，但论文中引用了穆尔的《国际仲裁》，可见穆尔对顾维钧的影响。
1909年6月，顾维钧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当他与1909级的同学一起高兴地参加本科毕业典礼时，他比同学们多了一个硕士学位。顾维钧此时已是哥大校园中的明星学生。他的名声不仅在于作为一个外国学生，用同样的时间多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更在于他在专业学习之外，踊跃参加课外活动，显示出过人的精力和才干，在校园中引起广泛的关注。
1905年11月，入学不久的顾维钧就申请参加了新生辩论协会。1906年1月，该协会组织辩论赛，辩题是排华法案是否利于美国。顾维钧与其他两个美国同学组成队伍作为正方，最终赢得了比赛。这是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赢得的第一次辩论赛，是他成为辩论明星的开始。当时，同为常青藤名校的哥伦比亚、康奈尔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要举行一次三校辩论赛。1908年，顾维钧通过校内竞争获得了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三校辩论赛的资格，成为第一个参加这项传统赛事的中国学生。因此，哥大代表队一到比赛地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就引起当地报纸的关注，舆论对这位中国学生评头论足道：“穿着得体，一身棕色的西装配着棕色的格子真丝领带，插着琥珀色的领带夹。他的英语几乎没有外国口音。他的整个打扮与在美国通常看到的中国人甚至是中国的上层人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44]这场辩论赛的辩题是国会是否应该要求所有从事跨州业务的公司持有联邦许可证，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反方，顾维钧担任二辩。哥大最终战胜了康奈尔。但伊萨卡当地的报纸对顾维钧的两位队友的表现评价不高，一辩表现“紧张”，三辩“没有做出所需要的有力的总结”，对顾维钧却不吝赞美之词：“顾是哥大队表现最好的人。顾对英语的掌握出奇的好，讲得流利轻松。他表现优雅，虽并非总是充满说服力。他的反驳十分得体。”[45]
辩论队获胜不仅在哥大校园内赢得一片赞扬和欢呼，也吸引了纽约当地报纸的报道。销量最大的《太阳报》采访了凯旋的顾维钧，刊出了半版的专访。顾维钧回答了为何如此执着于辩论赛以及辩论与自己今后职业生涯的关系：“一个人需要通过学习和写作积累自己的词汇量。如果一个人考虑以后投身公职，没有什么比参加大学辩论赛所获得的素质对他的帮助更大了。”细心的记者注意到顾维钧在谈自己的获胜之道时，并没有去贬低对手，因此这样来描写他：“他像一个老派的外交官。虽然他正准备在现在的学校继续攻读法学的研究生学位，但他承认——他很少的几个承认中的一个，因为他并不总是直接回答——最终会进入外交界服务。”[46]
顾维钧还对当报纸编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份学生自己编辑的校报《哥大旁观者》（Columbia Spectator）。这是美国校园中历史最悠久的校报之一，负责向全校师生报道学校的各种新闻，并登载师生所写的评论文章，是哥大师生了解本校各种活动的主要渠道。二年级时，顾维钧申请进《哥大旁观者》做编辑，被编辑部选中录用，从副编辑开始，一步步做起，到1908年4月被选为《哥大旁观者》的总编辑，成为美国大学校报中首位担任总编辑的中国人。一个月前刚因辩论赛专访过顾维钧的纽约《太阳报》马上报道了这一新闻，称这个具有卓越才能的辩论者是哥大校园中最有人气的学生之一。[47]
担任总编辑后，顾维钧与编辑部的同学一起改进校报，特别是增加了对教师的报道。这一改进引起了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Butler）的关注，他专门给顾维钧写了封信，称赞他和他的同学们的工作，并说整个校园都在赞赏校报新编辑部成立后出现的变化。顾维钧后来回忆总编辑的工作时说，“这段经历是很有益的。它确实大大有助于我提高写作能力和密切与同学的关系”。[48]后来做外交官时，顾维钧善于与媒体交往和周旋，与他在校园中办报的经历有关。
除辩论和编报外，顾维钧还积极参加校园中其他很多活动。他通过竞选成为由7名学生组成的学生代表委员会的一员，这个委员会是代表全体学生与学校行政当局打交道的。在这样的竞选中，他学会了与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打交道，以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只要有人来向他拉票，他都同意，但要求对方也投票给他。顾维钧还参加了戏剧社、语言社、法语协会、基督教协会、棋社、田径协会、曲棍球协会、赛艇协会等许多社团的活动，并在二年级生节庆表演中登台演出。作为哥大的一名优秀学生，顾维钧获得机会参加了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家宴，两人就政治哲学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日后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公使时与担任总统的威尔逊建立密切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顾维钧以一个外国留学生参与这么多的校园活动，并担任了一些重要的工作，确实显示了他的才干和在校园中的影响。而这些课外活动也锻炼了他的组织才干和公关能力，这是一个外交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哥伦比亚大学是常青藤名校，学生大多来自美国精英阶层家庭。与这些学生一起学习和参加校园活动，是顾维钧了解美国社会的主要渠道，他对美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精英阶层获得的。成为外交官后，他与美国政府、媒体等各界人士交往自如，与这段学习经历密切相关。
哥伦比亚大学宽松的氛围和顾维钧自己的努力使他完全融入了美国的校园生活，因此哥大校长巴特勒称赞顾维钧是外国学生中善于适应新环境的典型。比尔德教授告诉纽约《太阳报》，顾维钧是“这所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多年后，当顾维钧的儿子进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校方还称他是哥大历史上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49]确实，在这所常青藤名校中，顾维钧毫不逊色于美国本土最优秀的学生。
三 留学生活动的先驱
20世纪初顾维钧留学美国期间，正是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快速增长的时期。顾维钧到美国的前一年，中国留美学生才50人，到1911年已增长了十多倍，达到650人了。[50]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近代中国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感，使留美学生产生了结社的愿望。在美国最早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是旧金山、伯克利等地的留学生于1902年在旧金山成立的“留美中国学生会”，此后美国东海岸的中国学生也成立了留学生组织。[51]
顾维钧积极参与了中国留美学生的社团活动。1905年他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担任了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的主席。那年冬天，清政府派出考察西方立宪政治的五大臣考察团来到纽约，顾维钧代表纽约的中国学生欢迎考察团，陪同他们参观哥伦比亚大学，考察团的随员中有带顾维钧到美国来的施肇基。[52]
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是在1905年8月成立的，顾维钧成为东部学生会成立后创办的会刊《中国留美学生通讯》（Chinese Students’ Bulletin）的主编。1906年8月，东部学生会在麻省的阿默斯特举行第二届年会，顾维钧担任年会的议程委员会主席，参与了年会的组织工作。从这次年会一直到留学结束回国，除了1908年的年会，顾维钧参与了东部学生会每届年会的组织工作，担任了东部学生会的一些职务，帮助处理了许多事务。1906～1907年，除继续负责《中国留美学生通讯》的编辑工作外，他还担任东部学生会的英文秘书。1907年8月，在麻省的安多弗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顾维钧以英文秘书的身份做工作报告。这次年会后，《中国留美学生通讯》改名为《中国留美学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Monthly），顾维钧担任主编。《中国留美学生通讯》篇幅有限，改成《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后内容大为扩展，成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影响很大的刊物。后来，他还主持过东部学生会章程的修改。1910年8月的第六届年会上，顾维钧当选为东部学生会主席，并最终于1911年促成了美国东部、中西部、西部的中国学生会合并成统一的中国留美学生会。[53]1910～1911年，在担任东部学生会主席，并作为《中国留美学生月刊》顾问期间，顾维钧处理了900多封信，可见他对学生会工作之投入。在结束任期的述职报告中，顾维钧特别强调，在参与学生会活动的过程中，学生会成员学得了美国文明的基本精神，即服务与真诚的合作，而学生会乃至中国的未来都将建立在此基础之上。[54]这是顾维钧对学生会工作的总结，也是他自己多年参与学生会工作的体会。这一工作使顾维钧在留学生中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譬如后来也做外交官的王正廷这一时期也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他和顾维钧在学生会的工作有交集。
顾维钧没有参加东部学生会1908年暑期的年会，因为这一年的暑假他回国了。这是他留学美国4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父母急切地希望他回家，主要是关于他的婚姻问题。还在顾维钧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按习俗为他安排了亲事，办了隆重的订婚仪式。但顾维钧没有也不可能见到他的那位未婚妻，年少的他对父母的安排还不太理解，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态看待这件事。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顾溶来信，希望儿子回家成亲，说他们兄弟姐妹五个，就只剩他一个还没成家了，作为父亲，这成了自己的心病。接受了新思想的顾维钧当然不愿接受这桩老式婚姻，但在父亲和大哥的反复催促和劝说下，决定回家一次。
回到上海家中后，顾溶坚持要他立即结婚，在儿子回绝后开始了绝食。大哥顾维新也来劝说。在这样的压力下，顾维钧只得屈从，对大哥说，既然父亲把这事看得这样严重，他当然不想使父亲不愉快，甚至生病，表示愿意履行结婚仪式，以使父亲高兴并顾全其面子。[55]新娘是上海滩上的名医张聋的侄孙女，与顾家可谓门当户对。传统的婚礼仪式办得很热闹，但新婚第一夜顾维钧却睡到了母亲的卧室里。回美国时，顾溶一定要儿子将新娘一同带去，否则不许他走。顾维钧不得不再次屈从于父亲的意愿。
到了美国后，顾维钧就有了主动权。抵达纽约的第一天，他就将新娘送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费城，让她住在一个美国家庭中学英语。每逢假日，他会到费城去看望她，像朋友一样见面。按顾维钧自己的话说，两人真正做到了以朋友相处。在她来到美国一年，对美国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后，顾维钧正式提出了离婚的问题。她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局。此后，她继续留在美国学习了一段时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回国。临行前，顾维钧还去为她送行。顾维钧的第一次婚姻就以这样一种尚属友好的方式结束了。[56]
顾维钧面临的婚姻问题在20世纪初的留学生中并不罕见。同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都在美国做过外交官的胡适和蒋廷黻，也都是幼年由家庭安排订了婚的。胡适与顾维钧一样是12岁订婚，蒋廷黻更是在5岁就订婚了。胡适在留学时与美国女子韦莲司（Edith Williams）坠入情网，但最终服从母亲的意愿与传统乡村女子结婚。蒋廷黻到美国后给父母写信要求解除婚约，最后以不同意就不回国迫使父母让步，并通过自由恋爱与留美女生结婚。[57]这三位哥大博士，胡适没能摆脱旧传统，蒋廷黻毅然决然地追求新生活，顾维钧则通过迂回的方式挣脱了传统的束缚。
1908年回国省亲返回美国不久，顾维钧就经历了留学生涯中对他日后人生道路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件事。年底，清政府派遣的奉天巡抚唐绍仪以专使大臣名义到达华盛顿。唐绍仪此行是为答谢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核减额退还中国，他还希望趁此机会来接洽东三省借款，探寻与美国在东三省合作的可能性。唐绍仪访美使得中美合作和结盟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被美国媒体问到对此的看法时，顾维钧说，暑假回国时，他遇到的政商两界人士就鼓励他在美国尽力呼吁两国的合作。他认为这样的合作能使中国进步得更快，美国的对华贸易也能从中获益。“中国人单纯、率真，做生意和在政治上交往都很诚实。他们不会用外交来欺骗，不像某些邻近的岛国，嘴上说要做这件事，实际上却想着并正在做另一件事。”[58]这是顾维钧在美国媒体上对中国外交事务最早的表态，其中表现出的对中美友好的期望和对日本的厌恶是他以后几十年外交活动的基调。
唐绍仪本人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美学生，即120名留美幼童之一，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因此对留美学生十分关注。访美期间，他提出邀请104名中国留学生作为他的客人来华盛顿度圣诞节假期。作为留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顾维钧在被邀之列。被邀留学生的名单是中国驻美使馆秘书颜惠庆确定的。[59]唐绍仪邀请留学生来使馆，是为了认识并了解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在使馆的欢迎宴会上，唐绍仪鼓励留学生们努力学习，回国后将大有作为。顾维钧被一百多名留学生推选为代表向唐绍仪致辞答谢。顾维钧简短的发言得到唐绍仪的赏识，他当面称赞他的发言，并向他表示祝贺。这次与唐绍仪的见面成为后来顾维钧进入民国外交界的重要铺垫。在华盛顿期间，顾维钧与中国留学生在唐绍仪的带领下去白宫见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60]
从华盛顿刚回到纽约，就传来袁世凯被清政府罢免的消息。因为刚与唐绍仪见过面，知道唐与袁之间的关系，暑假回国对国内情况也有所了解，顾维钧认为袁世凯以及他周围的一批人是代表中国未来方向的“进步政治家”，所以在美国记者问到他对袁被罢免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袁世凯的同情，认为袁世凯和围绕在他身边许多能干的人推行的新政成效明显，要退回到过去是荒谬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