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晚年在回忆留学生活时谈到，中国留学生不属于任何党派，很少表达政治见解，但他们关心祖国的前途。[62]对袁世凯被罢免的表态就是出自这样的关心。在哥大求学期间，顾维钧与到纽约的孙中山有过一次见面，也表明了他对政治人物的关注与党派无关。他后来回忆了与孙中山的这次见面：
那时我正在哥大读政治学，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一幢学生宿舍里。除了卧房外，我还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内有书橱数件，满藏中西文书籍。我记得孙先生一进来以后，对书非常注意，对我的中国书、外国书，四面八方看得很有兴趣。到了晚上七点多钟，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就请孙先生和我这位江同学到一百廿五街去吃中国饭。饭后他想回我那里去谈谈，就一同再到我的宿舍去，一谈就谈到十二点半的样子，他的兴致一直很好。——他一共耽搁了三天。第二天又到我那里来，另一位在哥大研究矿学的郑先生，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和前天一样吃过晚饭后再作长谈，非常尽兴。第三天他就走了。我觉得他的确是青年的领袖，他虽然岁数比我们大——那时他已有四十多岁了！可是他的见地，他的热忱，都是和我们青年一样的。[63]
顾维钧关于中国国内政治消息的来源主要是美国的报纸。他曾受《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之邀，帮助该报翻译有关中国的电讯中所涉及的复杂事态和人名、官衔等，编辑也常常会问他对消息可靠性的看法。这不仅使他得以更详尽地了解国内发生的一切，也使他与美国报社的编辑有了直接接触，了解美国报纸的运作。后来顾维钧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任职时十分重视外国报纸的作用，并善于与外国记者交往，这与此一经历是分不开的。
因为有自己办报和帮美国报纸翻译的经历，顾维钧还主动给美国报纸写稿，向美国读者阐述他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看法，尤其在辛亥革命后，直面美国媒体关于中国局势的错误报道和评论。1912年1月2日，顾维钧给纽约《太阳报》投过一封信，针对美国报纸上出现的中国应该先行君主立宪制然后再发展到共和制的主张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国不必像那些报纸所主张的那样由君主制经君主立宪再走向共和制，这与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也不相符。美国媒体不能因为中国人民总体上不如今天的美国人民开明，而对中国人民建立共和政府的热情冷漠对待，视而不见。他充满感情地指出，中国人民正在做美国人民在1776年、1781年、1789年所做的一切，努力为共和政体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64]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留美学生会为推动赞同民国的舆论成立了“爱国会”，推顾维钧为会长。该会的宗旨是“非政治，非干涉，非革命，非党派，非宗派”。[65]虽然学生会对该会寄予厚望，但成立后并无大的活动，顾维钧也在三个月后回国了。不过，该会宗旨多少反映了顾维钧对国内政治的态度。
2月底3月初，北京城中发生兵变，并蔓延至天津、保定等地。美国一些媒体由此预测中国局势将恶化。顾维钧延续了过去对袁世凯的信任和对刚成立的民国的期望，在3月初给《纽约时报》写信，指出骚乱仅发生在直隶一省内的少数几个城市，且是清朝军队的残余所为。“因此，从这些不法行为推断民国政府不稳定或不能维持国内秩序是错误的”，并相信随着袁世凯宣誓就职，秩序就将恢复。他呼吁美国尽快承认“太平洋彼岸最年轻的姐妹国”。[66]在这些给美国报纸的信件中，顾维钧表达了一个留学生对新生的民国和共和政体的期望和支持。
留学期间，顾维钧对校园活动和留学生活动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同时一直关注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在美国的校园中他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身处海外也使他对自己的祖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1911年，在回答基督教青年会的马特（John Mott）关于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后对自己祖国的态度有何变化的问题时，顾维钧写道：
我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学生在旅居国外一年后，对中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但总是向好的方面变化。通过比较和对照，他开始抛弃原先的傲慢与偏见，而更真实地观察中国。在痛苦绝望之际，他常常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在较为持重的同胞面前毫无约束地对处于困境中的祖国贸然做出评判，还可能激烈地指责中国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对中国的爱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同胞，而经深思熟虑后他总能对中国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并因而激发他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积极地投身于服务祖国的事业中。
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使他有可能比他那些没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同胞对一个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出于自信，面对民众喝彩赞同的狂潮他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能被蛊惑民心的政客斥责为“带有偏见的”或“卖国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祖国的爱与他的同胞一样真诚，只是更为审慎而不那么狂躁。[67]
顾维钧描述的是他观察到的中国留美学生的一般心态，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虽使他深受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但他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忘记年轻人留学报效国家的责任。同时，他又认识到，留学期间在思想观念上发生的变化，由于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存在很大的反差，会与国内同胞的普遍认识发生冲突。作为一个学业尚未结束的年轻留学生，顾维钧对学成后回国服务充满期待，同时对服务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也有清醒的预判。以后在外交界服务时，他也确实遇到被人指为“卖国贼”的情况。
四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1909年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顾维钧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指导教授就是1910年结束休假回到学校的穆尔。穆尔开设了国际法、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史三门课，顾维钧全都选修了，尽管他已修过斯科特开设的同样名称的三门课。顾维钧十分尊敬穆尔，经常就学习上的问题去向他请教。穆尔明白顾维钧的志向，完全按照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他。他花费很多时间与顾维钧讨论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特别要求他在法律上下功夫，认为这对日后处理外交事务会十分有用。因此，顾维钧在哥大的法学院学了除司法程序以外的所有法学课程。
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顾维钧确定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这个题目出自斯科特的建议。[68]论文拟由九章和一个导论组成。导论部分准备提供中外关系的一般背景、外国人在华地位、约束中国的条约的性质，以及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享受的治外法权。正文部分的重点是评析外国向中国提出权利要求的全部案例，以及解决这些权利要求的一般原则。[69]论文的提纲得到穆尔教授的认可，认为这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于是，顾维钧开始搜集资料，进入写作阶段。
论文开始写作后，顾维钧利用留学生的活动将自己的思考与他人分享。1909年12月2日，他在哥大中国学生俱乐部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在华外国领事裁判权：问题及解决的建议”。在这场两小时的演讲中，他详述了在华治外法权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及其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并提出了终止列强享有的治外法权特权的一些步骤。[70]这是顾维钧博士学位论文中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1911年，顾维钧在用中文刊行的《留美学生年报》时事感言栏目发表《中国外交私议》。他在开篇指出：鸦片战争以来，“昔之堂堂华夏，今降而为第三等国”，丧失之权益有战败后而不得已者，也有非不得已者，即无形之放弃，“其为吾衮衮诸公而甘心放弃者，亦何可胜道哉。此事之最可痛而害尤深者也”，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外交应对的失误上。因此，“中国不欲定外交方针则已，中国而欲定外交之方针，必先自保存未丧失之权利始”。在列举了中国丧失的租界里的领土权、赋税权以及外国人游历内地等权益后，他感叹道：“呜呼，强邻眈眈，风雨卷欧美而来；禹域茫茫，大利随江河日去。”随后指出：“中国外交之所以败坏决裂而无可收拾者有三故焉。一曰无法理之思想，朝野上下不知法理为何物……二曰无统系之办法，部臣与疆吏异意，督抚与僚属殊方……三曰无胆识之外交家……始则延宕以避之，继则婉词以缓之。”在顾维钧看来，中国外交亡羊补牢之计在得外交之人才：
所谓外交人才者，其必有法学上高等之学识，料事决谋之果敢，所谓足智足勇是也。难者曰：智者尚矣，而勇者何为哉？我国当国事衰弱之秋，无海陆军以为后盾，而欲以姜桂之性言外交，毋乃启强邻之怒而速自亡之机乎？余答曰：否。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71]
这是目前看到的顾维钧在留学期间用中文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文章讨论的重点是近代以来中国丧失的条约权益，也正是他在撰写中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文章结论部分提出的解决中国已丧失的权益需要具备法学知识的外交人才，是顾维钧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动力，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以公理争强权”预示了国际法的学习对他此后处理外交事务的影响。在阐述强权不能抹杀公理后，顾维钧还写道：“不观乎嘉庆晚年，法国当大创之余，其使臣达里兰卒能操纵英俄普奥四雄于维也纳会议乎？”达里兰（今通译塔列朗，Charles de Talleyrand-Périgord），是19世纪初的法国外交家，担任过多届政府的外交大臣。1814年拿破仑法国战败后，他代表法国参加英、俄、普、奥四国操控的维也纳会议，在各国间纵横捭阖，实现了维护法国利益的目标。顾维钧显然将塔列朗看作一个成功的外交家，后来他进入外交界，可以看到塔列朗对他的潜在影响。
1912年2月中旬，正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顾维钧接到中国驻美使馆要他去华盛顿的通知。到了使馆后，公使张荫棠告诉他刚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事后顾维钧知道这出自不久之后担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的推荐，但他当时对此毫无心理准备，遂以尚未完成学业为由予以婉拒。穆尔获悉后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告诉顾维钧，攻读国际法和外交学的博士学位就是为了担任政府公职，而袁世凯的邀请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极力主张顾维钧接受邀请回国服务。当时顾维钧的博士学位论文只完成了导论和另外三章，他为难于论文尚未完成。穆尔在阅读了已经完成的部分后表示，导论这一章已足够作为一篇完整的博士学位论文了，并着手安排有古德诺、比尔德等教授参加的答辩。在穆尔的鼓励和支持下，顾维钧最终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并以原论文的导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于3月29日顺利通过了答辩。[72]
完成答辩后，穆尔让顾维钧找答辩老师中最年轻的比尔德帮助解决论文的出版问题。比尔德表示，出版方面的一切事务可由他来负责，校对则由比尔德太太承担，顾维钧只要抓紧完成一篇序言就可以了。顾维钧的博士学位论文最后以《外人在华之地位》（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的第126种于1912年出版。作者名下注明其是中华民国总统的英文秘书，顾维钧的序言则是在回国途中于4月16日完成的。[73]《外人在华之地位》是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七年学习的结晶，体现出顾维钧在美国学界影响下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看法，这些看法成为其后来外交活动的思想根源。
在写于大西洋途中的序言中，顾维钧阐述了《外人在华之地位》的宗旨：“外人因通商、传教、游历和其他事务大量来华后，他们在华期间之地位问题，在今日不仅广受关注，且日益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要及时解决因中外人民交往而产生的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复杂的问题，需要准确地了解外人根据法律及条约所享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以及这些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运用的限度和制约。这样的了解因外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而更显迫切。”他指出，目前尚无一本全面讨论外人在华地位的专著，因此该书“有志于此”，显示其在学术上开拓的雄心。[74]全书共19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前条约时期（The Pre-conventional Period），共7章，涉及公元120年至1842年外人进入中国的历史、外人在华所获权利、中国历代政府对外人的法律管辖、中国对外贸易的规章和组织等内容，叙述较为概要，约占全书七分之一的篇幅。下编为条约时期（The Conventional Period），共12章，是全书的重点。顾维钧在这部分剖析了近代以来治外法权、通商口岸、租界、外人在华旅行和在内地经商权、外人在华传教权的起源和演变，尤其对近代以来对中国危害甚大的治外法权，从它在中国的产生、它对外人的保护、应用的范围及限度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75]这显示出顾维钧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后所丧失的主权。
在逐项考察外人在华所享权利和特权后，顾维钧指出，尽管列强声称中国人是排外的，但外人在华享有在其他国家无法得到的各种特权。他认为，这些特权虽有条约依据，但最初却是凭借“剑的帮助”获得的，并且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善宽厚，外国人才得以和平地享受这些特权。[76]在这里，顾维钧显然想说明，中外关系中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并不是像一些外国人所说的在于中国人的“排外”，而那些依靠“剑的帮助”获得的特权，其条约依据是存在问题的。
在分析中外关系的现状时，顾维钧认为，传教和通商是产生中外矛盾的两个主要根源，这是因为在华的外国人主要就是由传教士和商人构成。传教引发的教案近代以来层出不穷，皆以中国让步赔款而结案。他指出教案并非信仰不同引起的宗教之争，而是中国百姓对基督教的无知导致他们误信关于外国传教士做荒诞之事的传言，或是传教士的宗教狂热和鲁莽。他认为，随着中外之间互相了解的加深和对教案的妥善处理，虽间或还会有教案，但传教将不再会成为中外交往中的主要问题。[77]
至于中外间在商业交往中产生的问题，顾维钧认为这是与治外法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解决的方法是以单一的中国法律和法院体系取代治外法权，同时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游历和居住，实际上就是主张在维护主权基础上的“门户开放”。他指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外双方共同的努力，如果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只想得到而不愿付出，那么中国无法恢复领土主权，而外国也无法获得在华商业自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相互忍耐和互惠让步是最好的政策；历史证明，重要的国际问题不遵循这些普通的原则就无法得到和平的解决。换言之，只有理智的合作才能使各方实现自己合法的目标，无论是司法的还是商业的。”他以乐观的语气写道，由于中国和列强都开始认识到，公正和平稳的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国家间诚挚友善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合作正在来临。[78]
不仅对中外间的商业交往，而且对中外关系的总体发展，顾维钧也寄希望于这样的合作。他认为，“如果中国人民为复兴祖国所做出的充满理智和爱国热情的努力，能得到列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那么一个强大的进步的中国肯定会百倍迅速地崛起，而进步和强大的中国意味着远东的永久和平”。[79]
通观顾维钧的《外人在华之地位》，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第一，顾维钧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与他选择国际法和外交作为他的主修课程一样，有着很强烈的现实关怀。如他在前言中所说，外人在华地位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及时解决因中外人民交往而产生的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复杂的问题，需要准确地了解外人根据法律及条约所享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以及这些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运用的限度和制约。这样的了解因外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而更显迫切”。[80]少年时代在租界长大的经历是这一选题的最初动因，顾维钧是出于改变不平等的中外条约关系的愿望来研究这一课题的。
第二，尽管《外人在华之地位》仅仅是顾维钧最初的博士学位论文撰写计划中的导论部分，论文的答辩在时间上又很仓促，但它在学术上仍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讨论外国人在华条约权利的第一本专著，在相同课题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因此出版后即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英文本出版三年后，就有日译本问世。[81]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韦罗壁（Westel Willoughby）颇有影响的同类著作《外人在华权益》要到1920年才出版。[82]
第三，《外人在华之地位》已显示出顾维钧日后处理中外关系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张中外间基于相互忍耐和互惠的合作，二是重视中外关系的法理基础，强调中外间存在的问题要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前一点使他在对外交涉中以灵活有时甚至是妥协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后一点则使他注重将国际法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外交事务中，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以往未有的新因素。顾维钧在租界中长大，形成了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表现出来的对待中外关系的基本立场，是他从小形成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立场对顾维钧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活动产生了持续影响。
1912年4月5日晚上，顾维钧离美返国前，哥伦比亚大学1909级同学、《哥大旁观者》报和顾维钧参加过的各社团的同学以及老师，在哥大俱乐部为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英文秘书和即将离开哥大举行晚会。会场中特地挂起了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多位参加者发言回顾他的留学生涯并表达美好祝愿后，顾维钧致答词，表达了结束留学生活之际对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的感激之情：
我非常激动，不知该如何开始。作为一个缺少实际经验的年轻人，我认为今天晚会给予我的荣誉让我受之有愧。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所说的都发自肺腑。虽然我很高兴应召为中华民国服务，但我很遗憾我不得不马上离开这个国家，离开我的同学和朋友。我会将你们的美好祝愿和对这个国家以及这所伟大学校的美好印象带回中国。我想，今天的晚会是我得到各位热情款待和帮助的最好证明。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你们的帮助和热心。
前些天我去拜访几位教授时，他们要我以最简短的语言谈谈我对这所大学的印象。哥伦比亚大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公正和友谊。每一个教授和同学总是乐于十分体贴地帮助我。我要强调我们这所伟大学校的国际性。我在离开中国之时就想进哥伦比亚大学。从轮船扬帆起航的那天我就下决心要成为哥大之子。在哥大的七年我从未为这一决定有过丝毫的后悔。我将带着最美好的记忆回国。你们和所有的人以最温文尔雅和彬彬有礼的方式接待我，现在该轮到中国表达回报之心了。你们中的任何人到中国来都会受到最高贵的接待。[83]
晚会上代表教师发言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首位汉学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他祝顾维钧回国后前程远大，并幽默地说希望以后致辞时可以称呼他为“顾博士阁下”。夏德没有料到的是，仅仅三年多后，他就可以这样称呼顾维钧了。
第二天，4月6日，顾维钧在纽约港乘坐“格兰特总统”号（President Grant）离开了美国。此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六七百人，顾维钧是这第一代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
哥伦比亚大学七年的留学生活对顾维钧日后从事外交活动并成为闻名于世的外交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流师资使顾维钧获得了作为一个优秀外交官所必须具备的国际法基本理论和学术素养，校园活动和中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锻炼了他处理和应对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留学期间结识的老师、同学则使他获得了此后进行外交活动尤其是对美外交时宝贵的人脉关系。也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哥大这所常青藤名校脱颖而出，给了他超强的自信。进入外交界后头几年，虽然年轻资浅，他却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勇于付诸实施。
顾维钧做好了投身外交报效国家的准备，中国的外交界会怎样接纳一位常青藤名校的博士呢？
[1] 《清荣禄大夫从一品封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嘉定顾公墓志铭》（以下称《墓志铭》）拓片，嘉定博物馆藏。此墓志铭为晚清官僚、同光派诗人樊增祥撰写。
[2] 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父亲4岁离开嘉定，墓志铭记顾溶“八岁而孤”。按墓志铭写虚岁，顾溶8岁即1863年。笔者倾向墓志铭的说法。
[3] 《墓志铭》。
[4] 宁波帮博物馆编《朱葆三史料集》，宁波出版社，2016，第41页。朱葆三长女的外孙女徐女士告诉何勇（原联合国秘书处中文组组长），从小就从外婆（即朱葆三长女）那里知道，顾溶是朱家的总管家。何勇的微信来信，2020年9月5日。
[5] 顾维钧：Topics for Memoirs，1958年6月26日，手稿，徐景灿提供。
[6] 《墓志铭》。
[7] 《林朝钧、顾溶致盛宣怀函》（1892年6月），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号：105707。该档案以下不再一一标明藏所。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95页。
[8] 《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603页。
[9] 《墓志铭》。高超群：《做生意与做人——清末民初商界巨子朱葆三的一生》，《银行家》2003年第5期。
[10] 《嘉定顾氏承裕义庄碑记》，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2《碑碣》。
[11] 《汉冶萍公司致顾晴川、施亦爵函》（1909年6月22日）、《顾溶致盛宣怀函》（1911年5月），盛宣怀档案，档号：012521、022465。
[12] 顾维钧成绩单（Koo’s Academic Transcript），杨雪兰提供。
[13]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他3岁去上学，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第5页。但他在手书的Topics for Memoirs中写的是1892年2月去上学。
[14] 顾维钧与徐景灿的聊天录音，1980～1985年，纽约。
[15] 顾维钧与徐景灿的聊天录音，1980～1985年，纽约。
[16] 顾维钧：Topics for Memoirs。
[1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6页。
[18] 圣约翰书院录取名单见《申报》1901年1月26日，第4版。
[19]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前言第7页。
[20]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第275页。
[21] 《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顾维钧序，第3页。
[22] 台湾广播公司记者阮次山采访顾维钧特别报道（录音），1977年2月19日。
[23] 台湾广播公司记者阮次山采访顾维钧特别报道（录音），1977年2月19日；顾维钧：Topics for Memoirs。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19页。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3页。
[26] 顾维钧与徐景灿的聊天录音，1980～1985年，纽约。
[27] 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pp.527-564.
[28] Charles Hurd to Wellington Koo，June 22，1977（徐景灿提供）。Hurd是美国西北大学化学系荣休教授，诺顿校长是其继父，1902年与Hurd的母亲结婚。
[29] Cook Academy Bulletin，October，1946，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30] Charles Hurd to Wellington Koo，June 22，1977.
[3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8页。《顾维钧回忆录》将第一位获得哥大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音译为叶庆云，应为严锦荣，见Li Chen，“Shattering the Glass Ceiling：The World’s First Chinese Ph.D.Graduate，” The Law Teacher，published online：1 November，2018。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页；顾维钧成绩单。
[33] The New York Times，15 April，1906，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34] 顾维钧成绩单。
[35] 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36] 顾维钧成绩单；《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8～39页。
[37] 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4页。
[3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4～35页。
[39] Koo to Yorken，July 21，1971.
[40] Stephen G.Craft，“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May 1997），pp.231-249.
[41] 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2] 《顾维钧回忆录》的译者因没见到论文原文，将Caldera按词的本来意思译成了“破火山口”。该硕士论文见Jus Gentium，Vol.4，No.2，2019，pp.655-666。
[43] Koo，History and Law of the Case of Caldera，参见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4] Ithaca Daily News，28 February，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5] Ithaca Daily News，29 February，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6] The Sun，15 March，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7] The Sun，22 April，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8] Columbia Spectator，10 October，1908；《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2～43页。
[4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7页；The Sun，22 April，1908；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第110页。
[50]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第45页。
[51] Stacey Bieler，“Patriots” or“Traitors”？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M.E.Sharpe，Inc.，2004，p.171；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周子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24、26页。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页。
[53] 李永胜：《顾维钧与中国留美学生会》，《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54] Koo，“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Eastern Allianc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1（November 1911），p.93.
[5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54页。
[5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60～61页。另据《申报》记载，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玥结婚后，顾张氏携陈姓律师于8月在上海地方厅起诉顾维钧重婚，被法庭以不在管辖范围为由发回；10月顾张氏前往南市第一初级厅再次起诉，仍未准行。《申报》有文章说此事最后“慑于国务总理之势而止”。见《申报》1913年8月21日第7版、10月25日第10版；剑秋：《民国二年风流史》，《申报》1914年1月16日，第13版。
[57] 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第174～176、195页。
[58] New York Herald，8 October，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59] 《颜惠庆日记》第1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第55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64页。
[60] C.T.Wang（王正廷），“One Week with Our Special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4，No.4，1909，pp.245-250.
[61] “People Will Revolt，” Los Angeles Times，6 January，1909，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6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66页。
[63] 《顾维钧对民国史几个问题的自述》，《传记文学》（台北）第174期，1976年11月，第99页。
[64] “Confusing Counsel From America to the Revolutionist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4，1912，pp.352-353.
[65] P.W.Kuo，“President’ s Letter，”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4，1912，p.363；“The Ai-Kwoh-Hwei，”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3，1912，p.222.
[66] V.K.Wellington，“Present Disorders 1，000 Miles from Its Seat Are Not Fatal，” New York Times，7 March，1912，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67] Koo to John Mott，Janurary 28，1911.该信原件由徐景灿提供。马特是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6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第270页。
[6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71、73～74页。
[70]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5，No.3，1910，p.161.
[71] 《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版权页上署辛亥年六月出版，但封二署庚戌年留美学生会出版）。内页留美学生会职员肖像中有会长顾维钧。
[7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77～78页。通过答辩的时间据Columbia Spectator，2 April，1912。据后来帮助顾维钧撰写回忆录并且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唐德刚教授的看法，其实这篇引言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是“不够”的，顾维钧获得的是他人无法获得的殊荣。而且由于回国时间紧迫，论文的最后定稿还是穆尔帮助完成的。见唐德刚《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83期，1985年12月］及其与笔者的谈话（1995年7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
[73] Vi Kyuin Wellington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1912.1925年，该书中文版《外人在华之地位》由北京政府外交部图书处出版。
[74]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7-8.
[75]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62-227.
[76]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350-351.
[77]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352-353.
[78]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355.
[79]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356.
[80]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7-8.
[81] 顧維鈞（著）、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総務部交渉局第一課（訳）『支那ニ於ケル外国人ノ地位』南満洲鉄道総務部交渉局、1915。
[82] Westel Willoughby，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Johns Hopkins Press，1920.
[83] Columbia Spectator，April 9，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