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入民国官场
中国的外交体制在晚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外事务开始由“夷务”向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转化。但此时办外交的人仍由出身士大夫的传统官员担任，如李鸿章、曾纪泽、郭嵩焘等。19世纪80年代初留美幼童返国后，不少人进入各地官署或驻外机构，协助办理外交或“洋务”。这是留美学生进入中国外交界的开始。20世纪初，这批最初进入外交界的留美学生中已有人担任外交要职，如驻美公使梁诚、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等。尽管留美幼童回国后进入外交界的人数按比例不能算少，但因为留美幼童总人数有限，故就整个晚清外交界尤其是高层而言，留美学生仍只是少数。[1]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前。此举虽迫于列强压力，但清政府内对外交体制改革已有呼声。[2]按列强要求，外务部侍郎中必须有一人通西文西语。这为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升迁高级官员开辟了一个专门的通道。从实施情况看，这一规定实际上主要为留学生提供了机会，如唐绍仪和梁敦彦先后担任外务部侍郎和尚书。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也使原先主管外交的官员如章京、大臣只是兼差而不是正式职官的状况得到改变，从1907年起驻外使领馆也设置正式职官，这就为职业外交官的出现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3]与之相关联，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并对“游学毕业生”进行考试，授予他们相应的功名，这又为留学生担任官职提供了新的途径。例如1906年对留学生的考试，赐进士出身的10人几乎都是留美学生，第一名陈锦涛、第二名颜惠庆、第五名施肇基日后都进入外交界，并在北洋时期担任过外交总长。[4]清末外交制度上的这些变化为留学生日后在民国外交界的发展做了重要铺垫。
在请顾维钧担任英文秘书的同时，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为新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是在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学习法文后，被派往驻俄使馆开始外交生涯的，属于晚清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外交官。虽然还没能够接受完整系统的西方教育，但他有外语能力，又有出使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经历，这是优于李鸿章那一辈的地方。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后按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改组前清外务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事外交的人员均须受过专门训练，外交职位由职业外交官担任。陆征祥认为，“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决不可用外行”。[5]1912年6月，外交部颁布部令，重组本部，部内人员除已经总统任命及收文和电报两处的事务人员外，“一律解散，另候新令，再行到署”。此举使外务部留下的无法胜任外交工作的人员离开外交界，而为具有专业背景的人留出了位置，“旧制既废，新制更始，自此次解散后，新制旧制若两界”。[6]顾维钧归国之后将要进入的外交界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1912年4月下旬，顾维钧乘坐火车，穿越欧亚大陆回到中国。此时，民国成立刚刚四个月，而袁世凯正式登上总统的位置还不到两个月。
到北京的次日下午，唐绍仪亲临顾维钧下榻的六国饭店来见他，随即带他去中南海总统府见袁世凯。第一次见到袁世凯，顾维钧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7]在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的同时，顾维钧还被唐绍仪聘为国务院的秘书。身为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一共聘了8个秘书，除顾维钧外年龄都在四十开外，且在官场中历经磨炼。24岁的顾维钧是其中最年轻、资历最浅的，但发布任命时却位列第四，可见唐绍仪对他的偏爱。[8]
唐绍仪与袁世凯私人关系密切而特殊，唐绍仪在晚清官场的步步上升离不开袁世凯的提携与支持。但唐绍仪毕竟是留过洋的，出任国务总理后想依据《临时约法》来行使内阁权力，与独断专行的袁世凯产生了分歧，最终在任命直隶总督问题上闹翻，于6月中旬辞职。由于亲见唐、袁两人称兄道弟，一下子又分道扬镳，顾维钧十分震惊，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政治的扑朔迷离和官场的错综复杂。按当时秘书随总理共进退的惯例，他辞去了国务院秘书的职务，同时也辞去了在总统府的职务，跟随唐绍仪到了当时北方政坛失意人士的避风港天津。
唐绍仪见顾维钧连总统英文秘书一职也一并辞去十分惊讶。他认为辞去国务院秘书是应该的，而总统英文秘书则不该辞去，顾维钧才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在总统府任职是很好的机会。此时，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天津来见唐绍仪，并请顾维钧回总统府继续任职。唐绍仪也劝他回北京，并认为他合适的职位是在外交部，回北京后可以在总统府和外交部同时任职。唐绍仪的这番劝说决定了顾维钧此后的人生道路。
几年前在华盛顿第一次见到顾维钧时，唐绍仪就十分欣赏他的才干，因此将他推荐给了袁世凯。此次顾维钧来天津住在利顺德饭店，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唐绍仪几乎每天请他到自己家里来吃饭。这位刚下台的总理大人有一待字闺中的千金叫唐宝玥，英文名May，通常被称为唐梅。吃饭之外，唐绍仪总是让顾维钧陪女儿出门，或闲逛，或买东西。唐宝玥比顾维钧小两岁，会说英语，这在女孩中十分罕见，马上就赢得顾维钧的好感。唐宝玥对这位谈吐不凡、稍后有京城三大美男子之称的哥大博士也是一见倾心。离开天津时，顾维钧要先回上海探望父母，唐绍仪一听就说唐宝玥也要到上海去看望她的姑妈，请顾维钧顺道陪同。这样，两个年轻人一路上又多了倾心交谈的机会。从上海回来后，顾维钧就与唐宝玥订婚了。此时，袁世凯来请唐绍仪做媒人，要将自己的第五个女儿许配给顾维钧，唐绍仪告诉他顾维钧已经定亲了。[9]一年后的1913年6月2日，两人年轻人要按计划结婚时，唐绍仪却要求他们将婚期推迟一天，因为再次结婚的他也已定下要在这天办婚礼。唐绍仪的字与顾维钧的字一样，也是少川。最后，老小两个少川相隔一天在上海的虹口公园举办了婚礼。两张结婚照刊登在《妇女时报》同一期上。[10]
1912年8月，顾维钧探亲后回到北京，继续担任总统英文秘书，并于8月16日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11]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此时外交部在总、次长下仅设4个司及由4名参事组成的参事室和4名秘书组成的秘书处。
在总统府，顾维钧负责袁世凯会见外交使节和外国显要人物时的翻译，起草在外文报纸刊登的政府声明或公告，以及处理总统的英文往来函件。袁世凯与英美重要人物的会见都有顾维钧在场。1913年11月，新到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向袁世凯递交国书，由顾维钧翻译芮的颂词和袁的答词。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老师古德诺来华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古、袁两人的会面交谈，均由顾维钧担任翻译。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的会谈，也是他担任翻译的。对外事务之外，总统府内有些国内事务也会交给顾维钧来办。1913年3月4日，全国禁烟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顾维钧就作为总统代表到场致辞。[12]
由于得到袁世凯的赏识，顾维钧在总统府并非仅仅承担英文秘书的工作。1913年，中英就西藏问题开始谈判，英国公使朱尔典以他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要好，常常直接到总统府与袁世凯面谈，此时顾维钧就充任两人间的翻译。但有时袁世凯不便或不愿见朱尔典时，就派顾维钧去英国驻华使馆与朱尔典会谈。这样，顾维钧就直接参与到中英有关西藏的交涉之中。
中英西藏交涉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一在印度的西姆拉，由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举行谈判。一在北京，除袁世凯与朱尔典面谈外，顾维钧与朱尔典先后进行了十余次会晤。在西姆拉会议举行前，顾朱会晤的焦点是西藏代表的身份问题。英国企图借此让西藏摆脱与中国固有的统属关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顾维钧对此据理驳斥，认为这不符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也有违中英间的现有条约。西姆拉会议开始后，西藏与内地的划界成为焦点。英国千方百计要将青海、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划入西藏范围，朱尔典在会谈中辩称此举是想让青海成为缓冲地带。顾维钧当面反驳：“设置中立之境或是有益双方之事，然何必以中国完全管辖之领土为之哉，如贵公使所言，中国吃亏亦不太甚乎？”当朱尔典提出清政府对靠近川藏边界的西藏地区没有实施过管辖权时，顾维钧一一列举清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历史事实，并反问：“若欲追溯古史为根据，则唐时吐蕃当并印度，元朝版图亦列入印度，焉能为证据？”[13]1914年4月27日，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代表陈贻范迫于英国压力画签约稿，但同时声明如果政府不同意则此举取消。顾维钧知悉此事后，于5月1日向朱尔典抗议，代表政府不予承认。但朱尔典表示“一经双方画行即为定局”。顾维钧辩驳道，按照国际惯例，谈判时的全权代表，“凡遇重大之举，如画行签押之类，仍须请示本国政府，奉到训条后方可举行”。况且中国政府不承认此次所签订的约款，是因为“画行之前曾向英员声明，画行与签约当分为两事，如未奉政府允准签押，则画行当即取消，是陈使之画行非单独画行，系附有条件者”，因此中国政府不承认该画行草约的合法性，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14]此后，中英交涉陷入僵局。
中英西藏交涉是顾维钧参与的第一次重要外交交涉。他的对手朱尔典，在华30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有着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顾朱会晤时，朱尔典之外，英方还有他的中文秘书和曾骑马游遍西藏的武官，中方则顾维钧单枪匹马一人。但每次会晤前，顾维钧都做了大量准备，弄清所谈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并请教蒙藏事务局的专家。[15]因此，在与朱尔典的交锋中，他总能做到胸有成竹、针锋相对，既能坚定地守住国家主权的底线，又能熟练地运用自己的国际法知识有理有据地驳斥英国的无理要求。朱尔典此前与许多晚清官员打过交道，总能凭借英国的强势占据上风，这次却在比他小30多岁的年轻外交官前碰了钉子，只能自嘲地对顾维钧说，自己没有得过博士学位，因此辩论中说话没有那么流利。顾维钧则反唇相讥道，公使先生在华从事外交多年，经验丰富，在与中国官员交往中总能如愿以偿。[16]顾维钧在中英西藏交涉中的表现，当得起他留学期间在《中国外交私议》中对外交人才所提的“足智足勇”这四个字。
与朱尔典的会谈，顾维钧既是总统袁世凯的代表，也是外交部的代表。1913年4月，顾维钧由秘书升任署理参事，9月正式任参事。[17]当时外交部设总长、次长各一人，次长下设参事四人，排名在司长之前。在外交部，顾维钧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与英语国家的驻华使馆即英国和美国等使馆的联系。由于中外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列强外交使节与中国政府商讨问题，不是按通行的外交惯例拜访外交部，而是常常要中国外交部派人去他们的使馆，就如中英西藏交涉时顾维钧去英国使馆那样。因此，作为外交部的秘书或参事，顾维钧实际上承担着中外间直接交涉的任务。
顾维钧在外交部的另一工作是负责与外国记者及在华出版的外文报纸打交道。在外交部未设新闻司和新闻发言人的情况下，他承担的实际就是这一性质的工作。留学期间办报的经验使他能自如地做好这件事。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总编辑到北京约见袁世凯并采访。会面中这位总编提了关于战争及对中日关系影响的许多问题，袁世凯事先没有准备，无法当场回答。顾维钧建议总统在会面后给记者一份书面声明。起草声明的任务当然就落到了顾维钧身上。由于美国人第二天上午就要离开北京，顾维钧只得通宵工作，起草声明的英文稿，并请外交部的助手译成中文。第二天早晨，顾维钧将中文稿递给袁世凯，袁看后认为很好，无须改动。于是，他赶到火车站将英文稿交给了美国人。[18]有关北京政府的新闻稿，不仅仅是英语国家，其他语种的国家也在顾维钧的职责范围之内，如1913年中俄关于外蒙古交涉的新闻也是顾维钧负责。[19]
顾维钧还经手北京政府资助外国新闻机构的工作。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好几次就受北京政府资助的外国新闻机构发出错误报道之事致函顾维钧，要他管管这类事，停止这一浪费金钱并有损国家声誉的做法，相信他“定会慎密处理”这类事的。[20]这一工作使顾维钧与一些在华外国记者建立了联系，这一关系网后来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发挥了作用。
在外交部工作期间，顾维钧建议成立档案科和翻译科，前者旨在纠正以往档案保存中的问题，后者是为了向外交总长、总统府和国务院及时报告外国报纸上的动态。顾维钧做的这些事情使民国初年的外交部在专业化的程度上迈进了一大步。
顾维钧在与外国使馆和媒体交往中的表现赢得了外交总长和次长的信任。作为参事，每遇外交大事，他总会被邀参加高层讨论，而他也总能发表自己的看法。遇到外交部内部意见不一时，外交总长出于对他的信任，通常会站在他的一边，采纳他的建议。
但顾维钧的勤奋和才干也遭到一些同事的妒忌和不满。那些进入官场已经有几十年的同事，看见比自己小一辈的顾维钧因为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刚入职就到处抛头露面，受到上司的青睐，心里自然不平衡。外交部参事室中，有一位同事是顾维钧的亲戚，在官场已混了20多年，作为过来之人，劝告他说：“在北京官场，多做事，多犯错误；少做事，少犯错误；不做事，不犯错误。这就是在官场上一帆风顺的奥妙。”顾维钧感谢这位亲戚的好意，但他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让他认识到，担任公职就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自己学习国际法和外交就是要为中国的外交服务，现在有了机会，当然要全力以赴。[21]
在繁忙的政府公务之余，顾维钧对组织回国留学生的活动充满兴趣和热情，就如留学期间在紧张学习之外对留学生会投入了许多精力一样。当时北京已经有了留美学生、留英学生和留法德比学生的留学生小团体，这些团体是社交性质的，每年聚餐几次，回忆一下留学时光。顾维钧不满足于这种社交性的留学生团体，希望留学生们可以定期集会，请美国或中国各界的著名人士来演讲，也可以就大家关心的问题举办讨论会。这个主意得到清华校长周诒春的响应。周是耶鲁毕业的，也参加过美东留学生会，因为清华校园在郊区，具体的筹办工作就交由顾维钧负责。在组织和推进欧美同学会活动时，顾维钧与美国公使芮恩施多次联系，并请他帮助筹款建同学会的图书馆。在顾维钧的推动下，几个分散的留学生会最终合并成立了“欧美同学会”。[22]1913年10月18日，欧美同学会在位于西交民巷的同学会本部举行盛会，到会者百余人。作为发起人的顾维钧以同学会主任干事的身份主持集会并致欢迎词，请专程到会祝贺的外交总长孙宝琦、教育总长汪大燮致辞。[23]对留学生团体的热心，显示出顾维钧强烈的留学生群体意识，希望通过留学生的集体力量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二 “二十一条”交涉中的美国牌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德等列强都卷入了欧洲大陆的战争，对中国一直有野心的日本企图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扩大在华权益。这是顾维钧进入外交界后第一次面临影响国运的外交危局。
大战的消息传到中国，北京政府决定采取保持中立的方针，以免战祸波及中国。8月6日，北京政府宣告中立，公布了“局外中立条规”。当天，顾维钧赴美国驻华使馆会晤代办马慕瑞（John MacMurray），表示北京政府希望由中美日三国共同倡导在远东限制战区，请求美国帮助中国实现中立。顾维钧解释说，将中立范围不限于中国，是希望日本能够同意并参加。[24]但北京政府尚未等到美国的明确答复，日本就已对中国联络美国的做法提出责问。8月8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与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交谈中指责中国有联美之意。8月10日，日本驻华代办小幡酉吉直接到外交部，称中立是“关系东方重大事件，中国何径先向美邦提议”。[25]日本的公然反对使北京知难而退，“原拟联合日美，日不赞同，出头无益”。[26]
与美联络受挫后，北京政府又转向了英国。英国与日本签有同盟条约。8月11日，顾维钧前往英国使馆会晤朱尔典，在向英国通报中国向美、日倡言中立事由后，主要探询英日在华对德国作战的可能性，并请朱尔典有这方面的确切消息后能够以非正式的方式通知中国。[27]
8月15日，日本在与盟友英国未完全取得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向德国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与日本，以便日本将来交还中国。8月23日，日本迫不及待地向德国宣战，日军随即在山东登陆，向青岛推进。面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开始交战，袁世凯急忙在总统府召开会议，除内阁总长外，两名国务院参事伍朝枢、金邦平以及外交部参事顾维钧都应召参会。伍朝枢留英，金邦平留日，也都是学法律的。袁世凯请这三位在不同国家学习法律的留学生参会，是想听听他们从国际法视角提供的意见。顾维钧被请出第一个发言。他说，中国已宣布中立，交战双方都应尊重中国的中立，日本军队在山东登陆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保卫国土以维护中立完全正当。伍朝枢赞同顾维钧的意见。但陆军总长段祺瑞表示，中国军队如对日作战只能坚持48小时。于是，袁世凯无奈地说，中国没有能力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只能援引日俄战争时的做法，划出一交战区让日本经此区域进军青岛。起草中国政府有关交战区的声明及执行细则的任务被交给了参会的三位参事。[28]
但日本并不满足中国划定的交战区域，进而向北京政府提出，要划山东省境内黄河以南一大片地区为中立外区域，名义上是便利日军行军作战，实际上妄图长期占领。北京政府不愿应允，欲将日军的行动限制在沿海岸地区。8月27日，顾维钧前往美国使馆会晤马慕瑞，向美方提出，根据美日1907年罗脱-高平协定，日本在华行动须事先征询美国，因此日军在山东登陆，应获得美国的同意，表达了希望美国出面干预日本的意愿。但马慕瑞回答说，罗脱-高平协定的适用范围只是中国的内乱，而非针对外国，并且通常被看作协定的这个文件只是双方的联合声明，不具备法律意义，由此拒绝了中国的请求。[29]
11月上旬，日本军队占领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英军开始从山东撤走，但日军丝毫不见撤军的迹象。1915年1月7日，北京政府正式照会日本和英国驻华公使，宣布取消原先划定的战区，恢复中立状态。但日本于1月12日复照，反咬一口，指责中国政府“独断处置，实属轻视国际礼仪，不顾邦交，措置诚有未当”，蛮横地声称不承认取消战区，日军行动不因此受约束。[30]
日本拒绝撤军使山东问题成为北京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顾维钧与国务院参事伍朝枢等为此拟了一份题为《山东问题之分析》的稿子。这份稿子详细列举了因日军进兵山东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检讨已经采取的政策，如中国对于此次战事有无划出战区之必要；也包括日军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及赔偿，如日本擅自行使管辖权、伤害人民生命之抚恤；还包括今后交涉中中国会面临的和须应对的问题，如日本欲永久占领青岛为己有应如何对付、处置青岛时如何对付英国等。[31]从所列举的问题看，顾维钧和他的同事已经充分认识到日本强占青岛的严重后果，但苦无良策，没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因应之道。就在拟定这份稿子几天后，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违反外交礼仪的方式直接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勒索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有五方面的内容：第一号有关山东的权益，第二号有关东北的权益，第三号有关长江流域的权益，第四号有关福建的权益，第五号涉及聘请日人担任北京政府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中日合办警察等问题。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使北京政府面临严峻的挑战，外交上如何应对成为棘手的难题。
袁世凯连夜召开会议，与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商讨对策，决定派人去日本探询日本内阁真实意图及其对华要求的最低限度，并决定交涉步骤应逐项商议以延缓时日，并认为不应让“二十一条”之事对外泄露。[32]袁世凯此时定下不泄露的原则，除了日本要求对“二十一条”内容绝对保密外，也有自己的考虑。除了担心国内的反对派借此事引发政潮，更担忧的是其他列强获悉后联手行动，使中国在外交上更为被动。1月24日，一份递交总统的条陈分析道，“二十一条”提出后英法俄必定会跟在日本后面一起参与瓜分，袁世凯阅后批示“援引均沾，须留意”，并将该件批转给外交部，[33]表明他不让泄露“二十一条”之事确有防止列强联手引起瓜分的考虑。
面对突如其来的外交危机，作为负责与英语国家联系的外交部参事顾维钧，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而根据世界的形势，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因此“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也应该告知伦敦”，“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途径是尽力争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顾维钧知道日本已威胁中国对此事必须保密，政府也允诺了，但他向总统和外长说明，这种允诺是在威胁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34]但如前所述，袁世凯因为担心列强“援引均沾”，并不打算对外披露“二十一条”的消息。
尽管如此，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在北京的外交官中还是很快就传开了。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是北京最早获悉这一消息的少数几个外交官中的一个。1月22日，他获悉日本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一事，并知道这些要求完全损害“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的主权。两天后，他知道了日本的要求一共有“二十一条”，它使中国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随后几天，他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又陆续提到，日本的要求具体涉及南满的行政权、中日合办汉冶萍和矿产权等。2月1日，芮恩施在给国务卿布莱恩（William Bryan）的电报中引述了他认为“二十一条”中最重要的一些条款，包括中日合办警察，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及购买日本军械等第五号的内容。[35]
可以看出来，芮恩施的消息是相当灵通而且很准确的。他的消息来源正是北京政府负责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络的顾维钧，用芮恩施自己的话说，顾维钧充当了北京政府与美国使馆之间的“联络官”。[36]芮恩施是1913年来中国担任公使的，他向袁世凯递交国书时与后者的第一次见面就是顾维钧担任翻译的。来中国前，芮恩施在威斯康星大学担任了十多年的政治学教授，与古德诺等联合发起创办了美国政治学会，并担任第一任副会长。而顾维钧的导师穆尔担任过这个学会的会长，因此他与顾维钧的关系就超出了外交场合的公务往来。作为驻华公使，芮恩施积极参与并推进已回到国内的留美学生的团体活动，建议留美学生仿照美国政治学会创建中国社会政治学会。[37]顾维钧正是北京留美学生团体的热心组织者，因此芮、顾两人的交往在公私两个方面均十分密切。在想到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之事时，顾维钧向芮恩施通报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了。
顾维钧还与芮恩施达成默契，将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给在北京的美国记者，希望通过美国舆论对日本施加压力。1月25日，《芝加哥新闻》报道：“日本的要求使局势紧张，若中国接受则成日本附庸。”1月27日，《纽约时报》在第三版以“日本向中国提出多项要求”为题发表来自北京的消息，称“这些要求如果得到满足，所有相关区域就会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其他列强的条约权利就会受到损害”。[38]在这前后，京津沪各地的中外文报纸相继刊登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
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通过中外报刊传播，有违袁世凯的本意，一旦消息泄露北京政府就十分为难了，尤其是它根本无法管束外国报纸。2月2日，北京政府政事堂在北京各报刊上刊登通告，严禁外交人员向新闻媒体泄露消息，违者依法惩治，希望从源头上加以控制。[39]但这份通告刚发出，袁世凯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2月3日，袁世凯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给日本元老松方正义写了一封1500字的密函，其中提到驻华公使日置益告诉他，日本政府决定在3月下旬之前逼迫中国“将廿一款囫囵承诺”，所以必须阻止中国“将要求各款故意漏泄，借此激励舆论，或煽动商民排斥日货，或依赖其他强国以牵制日本”。这封密函经总统府秘书翻译后呈交给了袁世凯。[40]与此同时，日本在中日交涉开始后屡屡指责中国泄露消息，进行恫吓。2月5日，中日就“二十一条”进行第二次会谈。一开头，日置益就提出2日第一次会谈的消息已泄露，上海某外国报纸4日的北京通讯还报道了上月18日见总统事。“此次交涉事件，彼此均应保守秘密，业经面告大总统及孙总长。且按国际交涉之例，亦必系议定之件始克发表，今则业已泄漏，殊不可解。”[41]日本的态度使袁世凯对泄露消息有了不同于先前的理解，于是改变了最初不向列强透露“二十一条”的做法。
2月6日，袁世凯派政治顾问莫理循访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告诉他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要求有“二十一条”，其中包括要求长江流域的特许权。而英国一直视长江流域为它的势力范围。9日，顾维钧再访朱尔典，询问“英国政府是否掌握日本所提要求的全部内容”，强调中国“有理由相信，日本并未向列强传达‘二十一条’全文”，并特别向朱尔典指出，日本所提要求中包含长江流域铁路问题、中日合办警察及战争物资共享等三项。[42]在这之前一天，外交总长陆征祥业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内容告诉了俄国驻华公使。[43]这样，北京政府从最初不愿泄露消息，唯恐列强联手瓜分中国，变为主动联络，透露消息，以争取列强支持来制约日本。顾维钧与美国使馆的联络沟通迈出了最初的重要一步。
这之后，顾维钧与芮恩施的来往就更为频繁了。按顾维钧的说法，“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在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而芮恩施在回忆录中写道，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顾维钧博士始终充当中国外交总长和我之间的联络官，尽管我也同时会见中国外交部的其他许多官员。在讨论谈判的各个阶段进行的情况时，顾博士曾多次和我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有意思的讨论，研究外交策略和进行分析。在这方面，我很钦佩他的敏锐的洞察力”。[44]在这过程中，他们两人间的了解和默契又进了一步。
有关中日交涉“二十一条”的消息逐渐公开后，各国通过各种渠道想进一步了解详情。面对来自列强询问的压力，日本政府欲盖弥彰，于2月8日由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大加删减的十一条。[45]在这前后，日本也向其他列强通报了十一条。芮恩施获悉这一消息后，请美国驻日大使告知日本送交的十一条的内容。14日，美国驻日使馆将十一条内容电告芮恩施。[46]顾维钧是北京政府中最早知道日本又抛出十一条的人之一。他从美国驻华使馆处获悉该内容后连夜翻译并报告：“今晚间接觅得日本政府通告英俄美法四国政府之条文十一款，谨即译请钧览。”袁世凯获悉这一消息后，于2月16日让他的另一名英文秘书蔡廷干请莫理循找一份日本给英国的十一条副本，显然是要与顾维钧呈报的十一条互为对照，以进一步判断日本的意图。[47]
十一条与“二十一条”出入甚大，如果各国听信日本的十一条，就不会太关注中日间的交涉，中国也就很难去争取列强来制约日本，而这正是日本政府希望看到的。芮恩施注意到，顾维钧等中国官员对可能出现的局面忧心忡忡，“深恐公众舆论默然同意这个受到较少谴责的文本，从而鼓励日本更强烈地迫使中国接受全部要求”。从一开始顾维钧就主张通过让美国等国家了解情况而获取支持，此时他认为中国到了公开“二十一条”全文的时候了。2月17日，北京政府决定将“二十一条”全文告知美、英等国。三天后，芮恩施从北京政府外交部得到了“二十一条”全文的英译本。[48]从1月18日日本向北京政府递交“二十一条”起，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顾维钧“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的主张终于为北京政府所采纳并付诸实施。
中国将“二十一条”全文内容告知美、英等列强后，日本的外交气势一时受挫。英国驻华记者观察到，“自探知日本未将‘二十一条’而仅以十一条通告列强以来，北京吃紧情形稍松”。面对舆论压力，日本驻美大使则赶紧向美国国务院解释，报纸上所载“条款过于张大”。[49]受挫的日本对中国的做法十分恼火。2月22日中日举行“二十一条”交涉的第三次会谈，会谈一开始，日置益就宣读日本外务大臣的电报，指责“中国当局故意泄漏”。[50]在中日谈判开始前，日本就力图将北京政府中与英语国家有联系并且与新闻界来往密切的人排除在谈判人员之列，要求出席人员只能有3人，即外交总长、次长之外，只能带一个秘书，而不是中方最初提出的5人。如果是5人的话，按顾维钧自己的判断，他是“必定在数的”。[51]
尽管日本强烈反对中国向美、英等国通报“二十一条”交涉，但顾维钧与美国使馆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如芮恩施所说，“他仍继续同我来往，因为这是正当的”。不过，为了掩人耳目，顾维钧有时也不得不从后门溜进美国使馆。从芮恩施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每次中日会谈后一两天，他都有一份关于会谈的详细报告，并反复提醒国务院，日本在谈判中一直在强逼中国接受第五号的内容。[52]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北京政府得以向美国政府传达相关的信息和中国的愿望。
芮恩施接二连三有关“二十一条”的报告没能引起华盛顿足够的重视。美国政府先是天真地认为，所谓的第五号内容可能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而被日本删除，所以有了十一条；当日本无法掩盖“二十一条”，向美国表示第五号内容仅是让中国友好考虑之“希望”，并非日本坚持之“要求”时，国务卿布莱恩又信以为真，还认为这是美国质询的结果。直到3月中旬，美国才向日本送交了表达对“二十一条”看法的照会。这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美国政府的第一次正式表态。按照会起草者之一、国务院顾问蓝辛（Robert Lansing）的话说，这份经美国总统威尔逊修改的照会“语调是和缓的”，“避免了威胁的念头”。它声称：“美国不妒忌日本在东方的突出地位和中日互利的密切合作，也无意阻碍日本或影响中国反对日本。相反，美国的政策是维护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障美国在华合法权益。”[53]
美国的照会使日本政府对美国可能干预中日交涉的担忧减轻了，却使北京政府大为失望。3月23日，袁世凯亲自出马找芮恩施长谈，希望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同时，北京政府争取在北京的美国侨民向华盛顿呼吁。4月8日，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向美国政府发了一份长长的请愿电报，呼吁作为西方最大的共和国美国站在东方最大的共和国中国一边“伸张正义”。从北京向华盛顿发这份长电的费用高达7000美元，是北京政府支付的。[54]顾维钧在外交部负责英语国家事务，又经手对外国新闻机构的资助，显然参与了此事。
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通过芮恩施和美国传教士对华盛顿产生了影响。4月14日，威尔逊在给布莱恩的信中写道，美国应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显示自己是中国主权的支持者。第二天，布莱恩致电芮恩施，授权他以非正式、非官方的方式表明美国从未放弃在华任何条约权益。[55]芮恩施代表美国政府的表态使北京政府受到鼓舞，认为“英美对于此事，舆论渐激”。在此后的中日会谈中，中国代表的态度明显趋于强硬。[56]
4月底5月初，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陷入僵局。5月7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次日，北京政府开会讨论应对之策。二十多年后，顾维钧在给叶恭绰的信中谈到在会上他提出，“日方最后通牒实则外强中干，希望速了”，因此“力主对于第五款尽可声明拒绝商议，不必承认日方之保留”。[57]会议最后决定除第五号内容外接受最后通牒，回答日本的复文由顾维钧起草。复文十分简短，对第五号明白表示不能接受。复文的措辞得到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总统袁世凯的认可。正式送出前，外交部将复文先给日本公使看，日本公使提出对于第五号应加上“容日后协商”的词句，北京政府最终竟予接受。北京政府送交复文后，顾维钧建议就中日交涉的全过程及被迫接受最后通牒的情况发表一份声明，因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接受有损国家主权的最后通牒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历史学家留下真实的记录，并自告奋勇承担这一任务。当时因发烧住院的顾维钧请澳大利亚记者端纳（William Donald）来帮忙，由他口述，端纳记录，连夜完成了声明的英文稿，然后交外交部译出于5月13日发表。[58]
这份声明以《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中日交涉始末宣言书》发表，概述了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北京政府接受最后通牒期间中日交涉的全过程，分别列举了“二十一条”中中国已经接受的条款和予以拒绝的条款。整个声明的语调是相当温和的。声明在表示北京政府不得不接受日本最后通牒所开条件后又称：“如列强对于保持中国独立及领土完全暨保存现状，与列强在中国工商业机会相等主义所订之各条约，因此次中国承认日本要求而受事实上修改之影响者，中国政府声明非中国所致也。”[59]这表明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已结束的情况下，顾维钧对美国依据“门户开放”政策干预中日交涉结果仍抱有一丝希望。
5月11日，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称中日两国达成的任何协定，若有损美国在华条约权利、中国行政或领土完整以及与中国有关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概不予承认。照会的口吻与顾维钧起草声明中表达的期望似乎相符，但美国的目的并不是进行干预。蓝辛在起草这份照会时告诉布莱恩：“它（指照会）不能阻止日本达到强迫中国接受要求的目的，但它表明了对可能影响美国和中国利益的各种权利的完全保留。”[60]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是顾维钧进入外交部后经历的第一次影响全局的对外交涉。作为外交部的一个参事，顾维钧还不能对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执行政策，而是充分利用与芮恩施的关系密切中美之间的交往，尤其在向美国透露“二十一条”这件事上推进了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王芸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编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认为“二十一条”交涉中中国的外交“错误甚少”，在评论了袁世凯、陆征祥等最高层人物的表现后，他也称赞了官位不高的顾维钧的外交活动，指出所有这些“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给出了很高的评价。[61]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远东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此次涉及日、德、美、英诸列强的外交交涉，带给进入外交界时间还不长的顾维钧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使他能够观察和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局。还在美国留学时，他就认识到日本外交的欺骗性，指出言行不一致是日本外交的特征。[62]日本趁欧战出兵山东，随即提出“二十一条”，将它对华侵略的野心暴露无遗。这使顾维钧看清日本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而在英国等传统列强忙于欧战时，美国在远东和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上升了。正是基于对中国外交全局这样的判断，中日交涉一开始，顾维钧就认识到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支持的只有美国，因此让美国了解情况，推进其为中国发声。对顾维钧以后的外交来说，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中国外交的首要威胁和主要盟友有了清醒而坚定的认识，形成了联美制日的主张。这一主张，随着顾维钧越来越深地参与到中国外交事务中，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对外政策。而对最高决策层来说，其通过中日交涉认识到中国外交需要顾维钧这样的年轻人。
三 华盛顿最年轻的公使
中日交涉刚刚结束，袁世凯就决定重用顾维钧，将其放洋出任驻外公使。1915年7月11日，袁世凯发布总统令，任命顾维钧为中国驻墨西哥公使。[63]以27岁的年龄和从未在驻外使馆工作过的资历而言，这一任命是颇不寻常的。这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前无古人，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一项纪录。
根据顾维钧的回忆，这一任命起因于驻美公使夏偕复在对美外交中的重大失误。1915年初，夏偕复在既未征得袁世凯同意，也未事先请示外交部的情况下，擅自向美国国务卿提议，应当邀请袁世凯总统出面调停结束世界大战，并说这是袁本人的意愿。北京政府在芮恩施前来询问此事时，方才知晓，袁世凯大怒之下命令外交总长孙宝琦立即将夏偕复撤职调回。但夏偕复是孙宝琦的内弟，驻美公使一职又是他力荐的，因此，孙宝琦恳请袁世凯由他来承担责任。此后不久，陆征祥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总长，他与袁世凯商议后，决定派顾维钧去华盛顿出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主持馆务，为日后出任公使打下基础。陆征祥告诉了顾维钧这一安排，但顾维钧认为不妥，以资历尚浅为由请另委派一位新公使。最后，陆征祥又拟定了一个新方案，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以增加资历，为避免刚到任就离开对墨西哥失礼，发布任命后让他先去伦敦见驻英公使施肇基，然后改派驻美公使。[64]不过，根据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的回忆，顾维钧任驻美公使，是他向袁世凯推荐的。[65]
顾、曹两人的回忆不尽相同，其实说的是各自经历的一个方面。调换夏偕复是北京政府急于派顾维钧赴美的主要因素，但夏与美国联络调停大战之事，外交部并非毫不知情，[66]而袁世凯要在对美外交上重用顾维钧不只是因为此事。曹汝霖的推荐应该也属实，顾维钧在外交部的工作，他作为次长都看在眼里，况且他们两人还是嘉定老乡，在总统面前美言几句是很自然的事。但曹汝霖不会是唯一向袁世凯推荐顾维钧的人，外交总长陆征祥肯定也是推荐之人，安排顾维钧去做使馆参赞的决定就是他与袁世凯商量后做出的。实际上，对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顾维钧，袁世凯已有直观的了解和基本的评判，尤其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顾维钧积极联络美国的主张和活动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顾维钧放洋出使，袁世凯下达的谕令中有一条是“联英、美、俄以防日”，并具体表明中国“练陆军助英、美，英、美出海军助我，利益互换”，顾维钧称赞此“远交近攻之要图”，“精论至当，谋虑深远，钦佩莫名”。[67]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争取美国制约日本正是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主张和做法。袁世凯的这一谕令透露出他派顾维钧出使有加强与美联合的意图，这正是重用他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