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上旬，顾维钧离京南下，从上海乘船前往北美。同行的有40名清华庚款留美学生。《申报》称顾维钧顺道与清华副校长赵国才一同护送学生赴美，这显然是政府故意施放的烟幕，因为该报的另一则报道称顾此行“似有代夏使驻美之希望”，北京政府之真实意图已成为公开的秘密。[68]
8月底，顾维钧抵达美国旧金山。此时顾维钧有可能出任驻美国公使的消息也传到了大洋彼岸，正在美国国内的芮恩施奉国务院指令延缓返华，专程赶到旧金山与他见面。9月3日和4日，顾芮两人晤谈了三次，其中顾维钧探询的一个重点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牌。因为与芮恩施很熟，顾维钧直接问道：“美政府对华政策如何，两国亲交有何方法？”芮恩施的回答也很直接，说美国政府曾认真研究，“以亲华助华为政策”，他到北京后会与英国驻华公使接洽，以便“一致进行”，并表示美国的政策目标是“挫谋中国者之野心”。芮恩施未挑明对中国有野心者是谁，对他和顾维钧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顾维钧在汇报与芮恩施会晤的电报中说，会晤的话题是遵外交总长的电令进行的。[69]这也表明顾维钧此行确实有推进联美外交的任务。
顾维钧抵达美国之时，正是国内袁世凯酝酿帝制的敏感时期，不免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和联想。按顾维钧自己的说法，他竭力避免与帝制复辟有任何纠葛，要求等待改任驻美公使期间，政府不安排他任何涉及帝制的任务。[70]顾维钧的这个回忆故意“遗忘”了他此行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这并不是他在口述回忆中的唯一一次遗忘。
在与芮恩施的会谈中，顾维钧就确认了关于帝制的传闻，虽然他告诉芮恩施袁世凯本人对此是迟疑的，但芮恩施通过这次会谈得出的结论是，顾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欧美为袁称帝制造舆论和打好基础。[71]芮恩施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在旧金山逗留数日后，顾维钧赴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在这两个大城市，他与“美国官、绅、商、学、报各界重要人物处处来往”，其中大多数人会询问帝制一事，有同情者，有反对者。顾维钧都详加说明，称民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爱国心发达甚速”，一般民众“知非有强固永久政体，不足图富强、谋立国”，他为国体变更辩护，说是“以救国为前提”，并且是“民心之趋向”。顾维钧在给外交部的电文中表示，“现奉钧电，自当竭力进行”，表明他向美国各界解释帝制确是奉命而行。[72]
不过顾维钧的使命并不仅仅是说明和解释，他还发挥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特长，推动美国媒体为中国国体变更做宣传。9月下旬，顾维钧联系了一家美国报纸，交给该报请人写好的稿子，刊登于报纸的头版。该文称，袁世凯反对改变国体，但政界、商界请愿恢复帝制，军队全体赞成帝制，因此袁本人抵挡不住赞成之声。在顾维钧运动下，该报还刊发了古德诺赞成君主制的文章。[73]
12月中旬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后，顾维钧联系在新闻界有影响的记者端纳、密勒（Thomas Millard）等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发声。12月13日，密勒在美国《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首都日报》（Daily Capital Journal）、《周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m）等报发文，强调袁世凯接受帝制本身并不会带来动荡，因“大多数中国人倾向帝制，且赞同袁继续做中国领袖”，只有在出现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动荡。而日本是倾向于制造混乱的。[74]在引导帝制舆论方面，顾维钧积极主动，花了很大力气。从密勒的言论来看，在鼓吹帝制时也有对日本侵华野心的揭露和警示，这又是与顾维钧联美的初衷一致的。
前面提到过，顾维钧留学时曾于1912年1月2日给纽约《太阳报》投过一封信，针对美国报纸上出现的中国应先行君主立宪制然后再行共和制的主张提出尖锐的批评，明确指出中国不必经君主立宪再走向共和制。[75]仅仅三年多的时间，他对共和的看法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呢？
从顾维钧向美国各界所做的说明和推动媒体发表的文章来看，对帝制复辟除了解释是“民心之趋向”，政界、商界和军队都赞成，还特别强调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体，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富强。辛亥革命在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的同时，也瓦解了从晚清起不断走向衰落的中央集权。民国成立后，军阀政治的萌芽就已出现，北京政府缺乏必要的统治权威。在此背景下，这种认为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张，并非顾一个人的想法，当时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此种认识相当普遍，对“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的信奉使他们能够容忍袁世凯的独裁。[76]而因为有在袁世凯身边工作的经历，顾维钧在帝制期间的活动还包含着他个人对袁世凯的好感。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颇有经验”，虽是总统，“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在对外关系上亲力亲为，煞费苦心，“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77]因此，顾维钧对帝制的态度包含着对袁世凯的肯定和信任，以及对袁领导下中国强盛的期望。1916年1月29日，帝制已经推行，顾维钧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的讲演中，表示只有一个统一且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够成功应对中国的复杂形势，最近实行的帝制就是这样一个举措。面对美国的知识精英，他充分发挥他的演讲才能：“给我们十年，我们会给你一个强大的中国。”[78]这显示出他对袁世凯领导中国的信心，强国的愿望使他愿意接受袁世凯这样一个强人。但复辟帝制最终使袁世凯身败名裂，所以顾维钧晚年口述回忆时就“遗忘”了这段重要的史实，从中不难看出他后来对自己卷入帝制运动的否定态度。
1915年10月25日，北京政府发布总统令，任命顾维钧为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担任过总编辑的哥伦比亚大学《哥大旁观者》次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分享了这位校友重返美国的喜悦和荣耀。
任命颁布时，顾维钧还在英国，11月下旬回到美国。按照外交礼仪，他必须递交国书后才能正式履行公使的职责。但美国方面却等不及了，国务院希望顾维钧能以中国公使的身份出席威尔逊总统与高尔特夫人（Edith Galt）的婚礼，提出只要将国书内容通过电报发到华盛顿，并附一份给国务院的副本，他们就可以安排递交国书了。12月16日，递交国书仪式举行。顾维钧致颂词时称：“中美睦谊素敦，利益相共，极愿将两国已有之亲善利益更谋发展，惟冀美政府推诚相助。”威尔逊在答词中说：“中美两国日益亲密，遇事必极力相助。”并特地称赞顾维钧“贵公使熟悉本国情形，学问优长，办理外交，自必浃洽”。[79]两天后，顾维钧参加了威尔逊总统第二段婚姻的婚礼。早在留学期间，顾维钧就参加过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的家宴，两人就政治哲学、美国行政管理以及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向进行过深入交谈，彼此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80]在中国外交官中，不管是晚清出使的还是当时驻外的，还没有人与驻在国元首有过密切的私人交往，这成为顾维钧开展对美外交的独特优势。
到任之初，除了推动帝制舆论、加强中美邦交外，争取美国借款也是顾维钧着力甚多的一件事，当然这与前两件事也密不可分。顾维钧争取的第一笔美国借款是与利益坚顺公司（Lee Higginson & Co.）商谈的。这笔借款在他上任前就由北京政府财政部委托驻美使馆经办，以作充实实业、市政、教育及其他事业之用。顾的前任夏偕复在与利益坚顺公司代表商谈时，该公司代表提出须有代表中国在美国办理财政之权。1915年10月29日，北京政府财政部同意委托该公司为经理人在美发行中国债票，但中国政府仍有权自行委托其他公司经理其他债票。[81]
顾维钧上任后接过此事。至1916年3月下旬，该借款大体谈妥之际，国内政局因袁世凯帝制复辟而扑朔迷离动荡不定，美国舆论对此多有报道。利益坚顺公司遂“疑虑丛生，推诿延宕”，“要求待询各重要美人之意见后再商”。顾维钧向该公司代表尽力解释仍无成效，于是充分利用他在美国的人际网络，联络“与中国感情素好之人”，然后让利益坚顺公司去询问这些美国人，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他还联系媒体，“将中国大局无碍情形，密托美人著论登报”。经顾维钧“反复晓譬，几致舌敝唇焦”，利益坚顺公司最终同意与中国政府签订借款合同。[82]4月7日，顾维钧代表北京政府与利益坚顺公司签署了《六厘金币库券合同》。合同规定，利益坚顺公司承担出售总额为500万美元的中国金币库券，期限3年，年息6厘；该公司先垫付1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83]
借款达成的消息传回时，正是国内反袁运动高涨之际，反袁力量将此看作对帝制的支持，极力反对。唐绍仪以国会议员代表的身份致电美国国务卿，抗议借款给“背誓叛国”的袁世凯，并不承认借款有效。同时因舆论认为顾维钧是借款中“最出力之一人”，唐绍仪还在《申报》上刊登致顾维钧的公开电：
华盛顿中国公使顾维钧先生鉴：报传袁借美款二千五百万，已由公签字。若然，是无异甘心助逆，与全国国民为敌。兹由旅沪国会议员二百十六人公推仪向驻京美使及华盛顿美政府声明，袁世凯背誓叛国，已失其政府资格，此项借款国民绝对不负偿还之责外，请立将该约向前途声明作废。稍留余地，以与国民相见。速复。唐绍仪。[84]
唐绍仪是顾维钧的岳父，电文刊登在影响甚广的《申报》上，又有“稍留余地，以与国民相见”这样尖刻的言语，顾维钧收到电文后“甚为不快”。但唐绍仪不仅是他的岳父，也是他进入官场的引路人，此时又是南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顾维钧不得不忍下心中的不快，给唐绍仪写了一封长信详加解释。[85]这是顾维钧第一次经历外交与国内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困境。
由于反袁力量的反对，利益坚顺公司付出首笔钱款后裹步不前。日本则出于反对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大肆渲染借款会引起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离间中美之间的关系。随即，袁世凯去世后政局进一步动荡，利益坚顺公司的借款在实交119.1万美元后就搁置了。[86]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组阁。混乱的政局和空虚的国库使北京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日本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又扣留存在横滨正金银行中的中国盐税余款。芮恩施对日本趁火打劫的做法十分恼火。从5月底到6月中旬，他接连给国务卿蓝辛发出4份密电，呼吁华盛顿贷款给中国，以抵消日本在中国的影响。他认为，作为目前唯一能给中国实际财政支持的大国，局势的发展已要求美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如果要阻止日本完全控制中国的财政，美国的银行界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他建议，美国应该给中国一笔15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87]蓝辛接到芮恩施的电报后，向威尔逊做了汇报。同时，他还会见了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建议他们立即向中国政府提供400万或500万美元的贷款，以帮助中国政府应付行政上的急需。但是，美国银行团成员认为，向中国政府提供行政贷款会受到善后借款协议的约束，而提供非行政贷款则应由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并提供必要的担保。[88]由于为美国银行团在海外投资提供明确的担保不符合威尔逊政府的政策，蓝辛没有进一步要求美国银行团采取行动。但国库空虚的北京政府已无法等待下去了，财政总长陈锦涛于9月下旬授权顾维钧直接向美国银行界商谈借款，设法至少借到500万美元。[89]
这是顾维钧上任不久接手的又一个借款任务。几经询问后，顾维钧锁定了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双方谈判的难点在贷款的担保问题上。自晚清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外债后，每笔借款都以中国的关税、盐税、烟酒税或厘金等作为抵押，并由外籍顾问监督、管理相应的税收。这些规定自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有志于改变中外关系中不平等现象的顾维钧希望能改变举借外债中的这种状况。他上任不久，在与担任过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的会谈中，就表示美国银行界贷款给中国不应在担保方面提出苛刻要求，否则中国宁愿不向外国借款。[90]此次贷款谈判，芝加哥银行仍按往常的惯例提出要由烟酒税来担保，并由银行派代表对烟酒税进行监督。顾维钧向银行指出，不应提出对税收进行监督这样的政治性要求，希望纯从做生意出发，为向中国贷款开一个好的先例。在顾维钧的努力下，芝加哥银行最终放弃了派代表对中国的烟酒税进行监督的要求。11月1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与芝加哥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向芝加哥银行举借50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发行国库券，期限3年，年息6厘。芝加哥银行还获得2500万美元补充贷款的优先借贷权。[91]除了没有对中国的烟酒税派人进行监督，这一借款合同与这一时期签订的其他借款合同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在改变传统的举借外债方式上，顾维钧只向前迈出了很小的一步。
这笔借款一签署就遭到了英、法、俄等国银行家的反对，理由是有违1913年善后借款的有关规定。日本更是故意散布谣言，说芝加哥银行因为有德国背景才同意了这样一笔旨在反对协约国的借款。美国政府是支持这笔借款的。因此在列强表示反对后，威尔逊总统要求蓝辛指示芮恩施以明确的语言坚定地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12月上旬，芮恩施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分别会见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和列强驻华外交代表，表示芝加哥银行借款并未损害他国在华权益，也未与现有的各种协定发生抵触，因此任何排除美国银行家与中国正当合作的企图，都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92]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保证了芝加哥借款合同的顺利履行。借款中的风波实际上体现了美日两国在对华资本输出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使顾维钧进一步观察到美日在远东的矛盾和冲突。
出使华盛顿第一年，因为与帝制运动有牵连，争取借款又与国内政争有关联，顾维钧身心疲惫，萌生过退意。1916年9月下旬，有媒体称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的唐绍仪有意另派人出任驻美公使，另有媒体称这与顾维钧和帝制运动的牵连有关。随即，顾维钧称病请辞，但未获批准。辞职的消息还流传了一些时日，直到1917年初，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发表消息，确认顾维钧仍将担任中国公使，传言才终止。[93]
四 “远交美以制近逼之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远东的国际关系格局，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中国最初从弱国立场出发制定中立政策，以图置身事外。但中立政策的失败和日本趁机扩大侵华，使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必须采取新的外交策略。顾维钧联美制日的主张顺应了中国外交面临的这一变化。与一些仅仅提出政策建议的人不同，顾维钧驻节华盛顿，在开展对美外交中可以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从而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直到1917年初，美国还未卷入世界大战。但德国此时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于是2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并于同日指示美国驻各中立国使节照会驻在国，照会表示“相信如果各中立国采取与本政府相似的行动，将有助于世界和平”。这一照会更多是一种外交姿态，并非真要各国仿效美国。但一心要推动中美合作的芮恩施却对这一指令有自己的理解，认为就是要让中立国跟随美国采取行动，以阻止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因此，“我的明确的任务就是说服中国按照我国政府的建议赞同美国的行动”。2月4日，接到国务院指示当天，他就拜访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劝说中国追随美国。此后几天，他除继续与黎元洪和段祺瑞见面外，还拜访了外交总长伍廷芳和财政总长陈锦涛等人。[94]
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当天，顾维钧将此消息通报外交部，并提供了未来局势可能发展的信息：“政界议论，如德国无意外举动，美国当不致宣战。”几天后，又将探询所得欧洲中立国的态度报告外交部：“欧洲中立国虽抗议德国封锁，但均不赞成对德绝交。”[95]此时，顾维钧只是通报情况，对中国该如何应对并无建议。
北京政府最高层对芮恩施的游说表现出不同的反应。黎元洪虽赞成外交总长伍廷芳追随美国的建议，但在与芮恩施会谈中却表现出怀疑和不赞成的态度，认为中国保持完全的中立较为稳妥，因为他担忧一旦追随美国，中国就会参战，这会增强掌握军权的段祺瑞的势力。[96]段祺瑞在这之前对中国参战就有考虑，芮恩施劝说后他精明地看出这对中国，包括对他自己派系的发展是一个机会，因此向芮恩施提出若中国参战美国需承诺的条件，包括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受外国控制、中国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享受充分权利、美国给中国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97]此时北京与华盛顿的电报线路恰巧发生故障，芮恩施无法将段祺瑞的要求通报国务院，更无法获得明确的指示。急于推进中美合作的芮恩施自己做出决断，向北京政府表示如果中国追随美国，美国将给予援助。尽管芮恩施同时表示这并非明确的承诺，尚需美国政府正式认可，但段祺瑞内阁得到这一答复后于2月9日决定向德国提出抗议照会，并口头照会芮恩施，一旦美国对德宣战，中国至少对德绝交。[98]
但是华盛顿并不赞成芮恩施鼓励中国追随美国的做法。威尔逊获悉后，在给国务卿蓝辛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可能正在引导它（中国）冒毁灭的危险。”在国务院给芮恩施的指令中，威尔逊加上了这样的词句：美国政府“不希望使中国陷入危险”。[99]美国政府担心的是这会给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提供机会。芮恩施还要执着地向华盛顿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机会，但他没能说服威尔逊和蓝辛改变主意。在3月12日给芮恩施的电报中，蓝辛明确地表示，芮恩施误解了2月3日的指令，国务院坚持不向中国做任何承诺的立场。[100]
芮恩施允诺的美国财政支持无法兑现，而原先反对中国参战的日本政府却在此时改变了态度，赞成中国向德国抗议的举动，并进而鼓励对德绝交，同时又意味深长地表示对中国未事先与日本接洽感到遗憾，显露出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要与美国一争高低。2月中旬，日本政府委派寺内正毅首相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来华，商谈对华借款事宜。
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态度对北京政府最高层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对德绝交和参战问题，段祺瑞主要是从国内角度而不是亲美或亲日的角度来考虑的，他认为，“吾国最难是财政，参战后，各国对我财政能有所援助，则政府办事方能顺利”，且参战还可以一扫北洋军队中已有之暮气。[101]所以，在芮恩施允诺美国将给中国财政援助后，段祺瑞内阁立即通过向德国提出抗议的决定。但在美国财政援助没能兑现的情况下，段祺瑞又在对德问题上转向了主动来商谈对华借款的日本，筹划按日本要求立即对德绝交。黎元洪最初在对德问题上意存犹豫，主要就是担心段祺瑞趁机扩张势力，因此虽在芮恩施劝说下一度倾向赞成对德绝交，但当段祺瑞在这一问题上成为主导力量时，他又极力主张在对德外交上持审慎态度。3月初，黎段矛盾激化，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围绕对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府院之争的第一回合以黎元洪让步、北京政府于3月14日宣布对德绝交而告一段落。
顾维钧对国内府院之争的复杂背景并不了解。3月17日，他将中国对德绝交一事通知美国国务院。此后，他更密切关注美国对德立场。4月2日，威尔逊向国会演讲对德宣战事，6日国会通过对德宣战，他都及时向国内报告。[102]当然，他更关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4月5日，即美国对德正式宣战前一天，顾维钧拜访国务卿蓝辛，除探询美国对德政策外，并询问如果中国对德作战，美国是否有意接济。蓝辛回答道“如中国事实上确向德作战，美国允接济”，并表示，“为中国计，为全局计，中国宜先从容布置，待时而动”，流露出希望中国及早准备的意愿。[103]
蓝辛的态度和美国正式对德宣战，使顾维钧两个月来观察所产生的思考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想法。4月9日，他给总理段祺瑞和外交总、次长发了一份长电，开头就表明自己“有不能已于言者”，欲将自己对中国参战及外交全局的想法向高层一吐为快。在他看来，中国对德先抗议，后绝交，参战已势在必行。但究竟是追随美国参战还是加入协约国参战，“利害出入洵属毫厘千里”。顾维钧的态度十分明确。他指出加入协约国参战有四害。第一，已表示与美一致，若转而加入协约国，美方不免疑我诚意，在我自失信用。第二，日本国策在趁欧战之机控制中国，将以协约国名义，借口助我作战，在我内部擅自行动，甚至逼迫中国允从一切。第三，英法将以强力使用我原料和人力，届时从则失主权，不从则背盟约。第四，英法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将更便利日本控制中国。而随美参战则有四利。第一，与美各自处第三交战团地位，不受人迫，仍保行动之自由。第二，加入协约国义务必重，权利未必多，而美之于我，不独无所求，且有能力与意愿助我。第三，日本对我始终有野心，终必思动，英法碍于同盟不便干涉，更无余力助我，而美国谊当还助，并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第四，战后国际外交上获益不浅。[104]
不难看出，“四害四利”立论的出发点就是“联美制日”，这是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就形成的看法，经过两年的实践和思考，表述更为完整和系统。这一看法不仅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格局变化的分析，也基于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列强的总体判断。在顾维钧看来，列强中绝大多数与中国都有利害冲突，“如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所以与这些国家，即便中国想与他们接近，“亦难持久”。而美国与其他列强完全不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显示了对美国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在顾维钧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一直延续着。正是出于对美国的信任，他强调“诚”对于弱国在与强国交往中的重要性：“交必出于诚，方可不分强弱而均得其益，若以利交，终归于强者。”这份洋洋千余字的长电表达的是顾维钧对中国外交的基本看法——“远交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105]
出使之后，顾维钧给国内的电报，大多是报告各种信息，间或会附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有时也会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但像这份长电，系统地对中国外交的全局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做出深入的分析，还是第一次，在当时的驻外使节中也不多见。出使海外才一年多，他就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对整个中国外交有所推进。因此，这份电报不像通常那样只发外交部，而是一并发给了国务总理。
长电发出后，顾维钧意犹未尽，一周后又向段祺瑞和外交总、次长发出一电。在4月9日的电报中顾维钧虽主张追随美国参战，但在具体时机上尚提出“不宜过急”。4月16日的电报中，他力主马上采取行动，因为一周来“情势又经一变”，中国既然对德绝交，“已处于不得不战之地”。立即参战的理由有二。一是美宣战后中南美多国跟进，而停战呼吁又接踵而起，此时参战，“国家荣誉，所关非浅”。如果“迟疑瞻顾，或转瞬而和议宣传，入战不便，中立难堪，时机一失，莫可挽回”。二是美国国会马上要通过参战拨款，若在通过前参战可获接济，否则将被排除在外。美日两国仍然是顾维钧考虑的重点：“美日两国素不相能，日本忌吾甚切，美则利吾强盛。”因此他建议北京政府“当机立决，自行宣战”。[106]
发出上述两电后，顾维钧又多次拜访国务院，与蓝辛等人交谈，讨论一旦中国参战美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4月26日，他又托英国友人安排，与到访美国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会晤，询问英国对中国参战的看法。格雷表示，不管追随美国，还是加入协约国，要点在参战。[107]对追随美国参战，顾维钧抱着极大的热情。
但此时中国国内的政局却发生急剧的动荡。段祺瑞内阁在对德绝交后，为获取日本的支持进一步谋求对德宣战，黎元洪被迫同意将参战案提交国会。但参战案在国会遭拒。段祺瑞控制下的督军团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却干脆于5月23日罢免了段祺瑞。段祺瑞遂赴天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府院之争趋于激烈。
芮恩施对中国混乱的局势十分关注，他向蓝辛建议美国与其他列强共同发表一个声明，重申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不谋求领土与特许权。蓝辛接受了这一建议。6月4日，美国政府照会中国，表示“中国参加对德作战，或继续其与德政府现行关系是次要之事，当务之急是恢复和继续其政治统一”，“对中国的政府形式或执政者，美国的兴趣仅在于其友谊能有助于中国。但美国对中国维持一个统一的负责的中央政府深感兴趣，并衷心希望中国为自己和世界的利益立即消除派系政争”。蓝辛要求芮恩施以非正式方式将照会内容告知反对黎元洪的督军团首领。[108]对在府院之争中处于下风的黎元洪来说，美国的照会是一个支持。
美国发出照会的次日，在府院之争中站在黎元洪一边的外交总长伍廷芳通过芮恩施致电顾维钧，向他通报督军团反对黎元洪的情况，指示他请求蓝辛和威尔逊发表声明支持黎元洪。顾维钧获悉府院之争激化的消息后，“深为惊骇”，于6月10日致电外交部请转呈总统黎元洪：
窃念国基未固，几经动摇，已甚危险。况欧战尚烈，和议无期，东亚均势既破，外交益难对付。此间各界谈论均谓为中国大局计，为世界计，极愿中国自保和平，方免意外之患等语，足见其深悉我国之现情，并竭诚忠告之雅意。钧默察外交大势，亦见险象环生，今见报载某督军拟遣兵进逼北京，更为焦灼。盖恐兵事一起，干涉立至，以我国内多故，反中强邻觊觎之计。用敢以钧个人名义电请徐东海力主和平，劝各方面捐除意见，均以国家为前提，万勿轻动干戈，致召外来之大患。钧职居外交，本不敢于内政妄有所陈。特身处海外，国际情势见闻较切，反观国内益用寒心，祸福所关，难安缄默。区区苦衷，谅邀垂鉴。[109]
两个月前的长电专论外交，这份电报却是因国内政争影响外交格局而发。在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生涯中，这样对国内政争直接发表意见的做法并不多见。他呼吁各方捐除意见，为国家计万勿轻动干戈，主要是担忧“兵事一起，干涉立至”，关注的还是外交，尤其是对“强邻觊觎”的担忧。顾维钧为险象环生的国内政局焦灼难安，但在外交部收到他电报的那天，即6月14日，张勋率领辫子兵进京了，乱成一团的北京城中已无人关心他的意见了。
“强邻觊觎”马上从担忧变成现实。美国与日本在远东的竞争与矛盾因其他列强忙于欧战而日益激化。日本政府希望在世界大战结束前能与美国在远东尤其是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巩固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美国对德宣战后，关注的重点转向欧洲，也希望在远东缓和与日本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于6月14日通知美国政府，前外相石井菊次郎被任命为特使，将赴美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顾维钧对日本这个强邻的外交一直高度关注，石井访美的消息马上引起他的警觉。6月16日，他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时对石井访美表示关切，询问美国是否会承认日本在华拥有特殊利益，一眼看清了石井此行与中国的关联。[110]他也将这一消息马上报告国内。6月26日，他进一步分析了石井访美的目的并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顾维钧对石井访美的基本判断是：“名为磋商，实将密提中国问题，而使美国俯就范围，用意至险。”这一判断基于他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认识。他指出，日本对中国的大政方针是乘机渐进操纵中国，对其他列强则先谋束缚其在华发展自由，鼓吹日本在华特别优越之地位。他对日本对华施行的各种诡计看得十分清楚，“今日下哀的美敦书，明日发要求条件，后日议中日交亲”，但换汤不换药，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他预判石井访美会涉及三个问题：一，日本在华优势地位；二，对华经济同盟；三，日本在山东地位。他提出应将日本对华野心向美通报，希望美国政府不与他国讨论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留待大战结束后再共同协商妥善解决。因为相信美国对华“向无野心”，所以他认为这次交涉“不至有意损及我国”。[111]从后来美日谈判和签订的协定来看，顾维钧对日本的分析和判断是深刻和准确的，而对美国的对华态度则太过乐观了。
8月下旬，石井菊次郎抵达华盛顿。日本政府给石井的公开指示是与美国讨论太平洋防卫等与世界大战有关的问题，但秘密指示包括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有至高无上的利益。美国政府对石井访美十分重视，对日本拟提出在华之特殊要求也有警觉。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朗（Breckinridge Long）在一份备忘录中认为，美国不应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先地位”及在南满、东蒙和山东的特殊地位。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卫理（Edward Williams）指出，如果承认了日本的优先地位，美国就无法反对俄国、英国、法国提出相同的主张，“我们也就实际上赞同被剥夺在华投资的所有机会”。他们两人主张，美国最好的对策是在大战结束前“回避和拖延”讨论中国问题。[112]拖延到战后的建议与顾维钧的主张不谋而合。但国务卿蓝辛却准备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达成妥协。
从9月6日至11月2日，蓝辛与石井举行了12次会谈。会谈的内容涉及美日双方在大战中的协作、日本继承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以及中国问题。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国问题上。在第一次会谈中，蓝辛就提出美日双方应该联合或同时重申“门户开放”政策。石井表示，日本政府当然赞同并会像以往一样遵循这一政策，但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必须以承认日本在中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前提。蓝辛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至高无上”的提法，但愿意对日本在中国“基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利益”予以考虑，“理解日本的人口压力和工业扩张的需要”。为了说服日本放弃“至高无上”而接受“特殊”的提法，蓝辛解释说，这样的措辞“为双方做出合适的解释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这一解释最终得到日本的认可。蓝辛又提议美日宣布不利用目前形势谋求在华特权，日本最初予以反对，在美国的坚持下，同意作为美日协定的秘密条文。[113]11月2日，蓝辛与石井以交换照会的形式达成了协定，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与其属地邻近的地区有特殊利益；这样的特殊利益并不意味着歧视他国的贸易和无视中国的商业权利；美日两国否认他们有任何企图损害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意图。
蓝辛与石井会谈期间，对会谈内容高度保密，连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无法获悉详情。顾维钧在华盛顿想方设法去了解会谈的内容。他频繁访问国务院，并多次与蓝辛直接会晤。有时也通过关系，设法获取内幕消息。他最为关心的就是日本在华特殊地位问题，但美日均不愿在谈判期间对外泄露，“关防益密”。10月6日，顾维钧拜访蓝辛，询问谈判进展，蓝辛告诉他美国将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10月13日，他再与蓝辛见面，要他解释“特殊利益”的确切含义，蓝辛说这与优越利益或特别势力不一样，只是因中日地理邻近而产生，与政治经济也无关。顾维钧明白，蓝辛是在安慰他，日本原先的要求已被美国拒绝，现在只是承认一个地理事实，但这样的解释仍使他忧心忡忡。[114]
蓝辛与石井互换照会时商定，双方于美国时间11月6日在美国和日本同时公布这一协定。但国务院有官员在3日就向顾维钧透露了协定内容。5日，顾维钧拜访蓝辛，正式获得协定的文本，当即再请蓝辛对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进行解释，蓝辛称只指商务，不涉及政治。顾维钧表示中国没有参与这一协定，因此并无遵守义务。[115]
北京政府获悉《蓝辛石井协定》后，向美国政府提出照会，称中国政府不受他国条约之束缚。11月12日，顾维钧向蓝辛递交了这份照会，表示中国舆论对美国“颇示失望”。蓝辛再次解释日本在华“特殊利益”基于其地理邻近，这只是叙述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顾维钧紧紧追问，如果是事实为何要写进协定。蓝辛不得不辩称，这是为了换取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认，而这一交换是有利于中国的。他接着说，中国也可以对自己的近邻国家应用同样的原则。[116]一位美国学者在评论蓝辛最后一句话时说，不幸的是，中国不仅没有能力到其他国家宣称“特殊利益”，甚至没有力量防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117]作为中国驻美的外交代表，不难想象顾维钧听到蓝辛辩解时的无奈。但基于对远东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对美国的信任，他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仍抱很大期望。
1917年秋，在《蓝辛石井协定》签订前后，顾维钧在纽约做过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说：
中国和美国为我们树立了国家间关系的具体榜样：两国间的交往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关系和睦，充分理解。一个多世纪的贸易往来，87年的传教工作，70多年的外交关系以及近半个世纪的教育合作，充满着长久的友好和睦的感情。因此，无论中国人与美国人在何处见面，他们都能毫无保留、互相信任地进行畅谈。他们间既无猜疑也无摩擦。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与日俱增。这两个国家做到的其他国家也可以做到。[118]
这种旨在推进中美关系的演讲，是顾维钧驻美期间经常做的活动。例如在华盛顿美国商会一次题为“互相依赖及公共利益”的演讲中，他也强调两国利益的一致：“中美两国之利益实在一并行线上进行，有特别之共同关系”，“除中美两国而外，他国亦无能协力同心谋太平洋商务与远东经济之发展”。并特别指出，在中国美国人要比其他国家的人受到更友好的对待。[119]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练就的演讲术，成为顾维钧履行公使职责的重要手段。
五 未雨绸缪备和会
早在日本以对德作战为由进占山东后，北京政府就认识到山东问题须待战后和会方能最终解决。中国对德宣战加入世界大战后，参加战后和会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北京政府开始了具体的谋划和准备。立志改变中国对外关系状况的顾维钧，更是敏锐地认识到，战后和会是中国外交“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120]
顾维钧驻节华盛顿，工作的重点是中美关系，但他的视野很开阔，注意观察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参战前，他多次向外交部报告美国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外交往来的情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十四点计划”，主要涉及和平、贸易、殖民地三项议题，提出了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想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蓝图，即国际联盟、贸易自由和民族自决。顾维钧对此十分敏感，当天以密件形式致电外交部，并就其内容分析道：“与我国相关最切者即第五款，谓解决各属地问题，须以开诚公道为重，使属地人民之利益与要索政府之权利相提并重；及第十四条，谓组织万国公团，各国彼此担保政治独立与领土完全，不分大小，一体待遇。”第五条显然与外国在华各租借地有关，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前属德国、现为日本所占的胶州湾租借地。第十四条即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构想，顾维钧对此十分看重，认为是“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后来与参与拟订“十四点计划”的威尔逊总统顾问豪斯（Edward House）有过多次讨论。[121]在当时的中国外交官中，顾维钧对国际组织最为重视。
4月下旬，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议和筹备处，专门讨论战后和会问题。参与讨论议事的有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陈箓等十余人。5月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外各公使，征求他们对于和会筹备工作的意见。电文称：“现距和局虽远，亦应及早筹备。如各国对华政治倾向及政治中心人物对华态度及议论，并我国应与何国提携、从何入手等事，均与我国参预和会有密切关系，希派员专司调查，随时电部，并望发表卓见，以备参考。”[122]
顾维钧对战后和会早有关注，接外交部电报后即回复了一封长电。他报告说，因为到任以来，对此问题“倍加注意”，所以“先从搜集材料入手”，为详尽之研究做准备，“各种材料经年累月之搜罗，累积盈筐”。根据这些材料，顾维钧将与和会相关的问题分为六类：（1）各国对待中国之政策问题；（2）中国由欧战直接发生之问题；（3）中国所希望解决之问题；（4）各项国际公法之问题；（5）维持世界和平之问题；（6）欧洲各国之特别问题。在他看来，前三类问题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第一类各国对华政策关系我国命脉，洵属首要之图。”第二类问题如日本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日、德调查必详，研究必细，事论驳诘，必以我国为鹄的，亦属重要”，必须要有充分准备。第三类是中国希望解决的问题，“能办到一分，即是挽回权利一分，若有预备，届时可相机提议”。这里，顾维钧提出了要解决中外间因不平等条约而存在的问题。他举日本攻占山东为例，指出“各租借地之存在与否实与将来世界和平有关”，希望将修订中外间条约列入战后和会的议题。后三类问题与中国关系不大或完全没关系，但即使如此，顾维钧也建议应有准备。如对第六类问题，他明白各国不会与中国商量，但中国若有准备，“倘偶议及，应付裕如，足动人观感”，也会增加中国外交的得分。[123]在5月21日给外交部的另一份电报中，他又指出，“欧战发生，均势破坏，其方有余力且素主门户开放等主义，足为我助者，厥惟美国”，[124]重申了他之前的看法，表达了在和会上要与美国合作的立场。
与其他各驻外公使回复外交部的电报相比，顾维钧的电报是十分详尽并具体的。除驻法公使胡惟德在这之前也提出修约的主张外，其他驻外公使主要是回答外交部“与何国提携”的询问，而对参加和会应“从何入手”的询问，回答问题的视野就不如顾维钧那样开阔了。[125]从顾维钧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是从中国外交的全局出发来思考问题并提出对策的，因此将与大战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修约问题也提了出来。
顾维钧的电报对外交部议和筹备处讨论的议题产生了影响。议和筹备处在讨论战后和会时，除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山东问题，还涉及了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和《辛丑条约》等并非直接与战争相关的问题。[126]顾维钧与美国合作的主张自“二十一条”交涉后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次也得到外交部的肯定。外交总长陆征祥在给顾维钧的一封电报中称赞他“对于和议，热心筹划，素所钦佩”，并告诉他“中国政府方针，抱定美总统历次演说要旨，作为加入大会时惟一之根据”，要顾维钧据此与美政府积极接洽。[127]这一和会方针显然吸纳了顾维钧的建议。
对和会筹备提出建议之外，顾维钧还利用留学期间形成的人际网络，联络美国政界、学界的重要人物，为中美关系和战后和会积聚人脉。自近代被迫打开国门后，中国因为缺少外交人才，常聘用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为中国外交出谋划策，甚至折冲樽俎。1868年，清政府第一个派往国外的使团就由刚卸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率领。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聘请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福士达（John Forster）为李鸿章赴日谈判的顾问。此后，福士达长期担任中国驻美使馆顾问。顾维钧到华盛顿时，他还是使馆的顾问。顾维钧能与蓝辛建立个人关系，在蓝辛、石井谈判期间多次与他会面，就少不了福士达的帮助，因为这位前任国务卿是现任国务卿的丈人。1917年下半年，福士达去世了。对于这个空出来的重要位置，顾维钧马上想到了他的老师穆尔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