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15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提出战后和会事务繁多，必须“以欧美著名国际法家之意见为后盾”，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穆尔就是当今“国际法学泰斗”，他对中国情形熟悉，对华“感情亦佳”，如若聘请他，“不特我国筹备和会可请襄助，裨益匪浅，本馆平时交涉亦得借资咨询”。1月23日，外交部复电同意了顾维钧的意见。1月26日，顾维钧给穆尔写信，要与他当面讨论要事。事情进展得很顺利。3月30日，穆尔签了一份担任中国驻美使馆法律顾问（为期三年）的合同。法律顾问的职责是负责使馆的“所有法律事务”，包括谈判条约等。这一职位的薪金是一个季度1000美元，一年4000美元。合同是秘密的，穆尔没对任何人提起此事，所以在美国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一身份。[128]
1918年10月，大战临近结束，顾维钧在华盛顿的活动更为繁忙。但恰在此时，他经历了丧妻之痛。唐宝玥因“西班牙流感”于10月10日去世，[129]留下了两岁的儿子和一岁的女儿。顾维钧在使馆为妻子举行殓礼后，一度考虑辞职，但在国家用人之际，最终还是下决心报效国家。
刚办完妻子的丧事，顾维钧就接到外交总长陆征祥的电报，告诉他国务会议已决定派他先赴欧洲参加和会，“协商各政府接洽，并布置一切报界舆论”，同时指示他邀请穆尔同去。[130]于是，顾维钧马上去见穆尔，请他担任中国出席和会的“技术代表”。穆尔对这一邀请十分兴奋。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国际法专家，他很想参加和会，但已经获悉威尔逊总统不会请他参加美国代表团，因为他不需要与旧式外交有关联的老派人士。中国的邀请来得正是时候。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与使馆的顾问不同，这一公开的身份必须让美国政府知道并征得其同意。
穆尔去见蓝辛，将中国的邀请告诉了他。蓝辛马上提到他的丈人福士达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1907年海牙保和会一事。对穆尔任职中国代表团，他并不反对。但几天后，蓝辛却告诉他，威尔逊对此坚决反对，理由是一个美国人在和会上成为非美国政府的代表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会引起他代表的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冲突。随后，助理国务卿朗告知顾维钧，美国政府反对中国在和会上聘用美国人，如果中国届时需要听取意见，“美国代表团乐意提供”。[131]
一心想去参加和会的穆尔对政府的阻拦很不高兴，他给蓝辛写信抱怨，并提到聘用外国人是近几十年中国外交的惯常做法，还举了蒲安臣的例子。私底下在给女儿的信中，穆尔怀疑这一禁令牵涉个人因素。对此，顾维钧与他的老师持相同看法。他告诉穆尔，福士达病重时将自己的外孙杜勒斯（John Dulles）推荐给他，希望由杜勒斯来接替他使馆顾问的职位。但顾维钧认为杜勒斯缺少经验，回绝了这一推荐。后来，福士达太太又来对顾维钧说，如果杜勒斯不合适，使馆顾问的职位可以空一段时间，待她的女婿蓝辛卸任国务卿后来接任。师生交谈后终于明白，福士达家族将中国使馆顾问的职位看作自家禁脔。[132]穆尔很遗憾无法与自己的得意门生一起去巴黎，但他向顾维钧表示，和会“筹备事宜愿继续襄助”，对酬劳也没提具体要求。因此，顾维钧“仍随时密与讨论，以收咨询之效”。[133]驻美使馆随员金问泗，工作同时在哥大跟穆尔读国际法硕士，就根据顾维钧的安排去询问关税自主和领事裁判权收回问题，包括研究方法和相关材料，穆尔“周详指导，受裨良多”。[134]后来在巴黎和会上穆尔对顾维钧帮助甚大。
穆尔是顾维钧出使海外主持馆务后，自己做主提出聘请的第一个外国顾问。虽然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外交的惯常做法，但顾维钧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可以与外国顾问没有语言障碍、推心置腹地进行交流，尤其他与穆尔有师生关系，更便于充分发挥外国顾问的作用，并通过他们去建立、扩展人际交往圈。正式顾问之外，他也经常临时性地聘请外国人，或者通过邀请外国人到中国旅行的方法请他们为中国办事发声。1915年底，他就建议北京政府邀请美国经济学教授精琦（Jeremiah Jenks）访华，以便后者能在美国报纸上多发表有利于北京政府的言论。这一建议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给精琦支付了14000银元作为川旅杂费。[135]他还向北京政府建议资助美国人密勒5000美元，使他能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影响美国舆论。[136]在与驻在国各界人士打交道、联络他们推进中国外交方面，顾维钧办得积极而稳妥，是同时代外交官中的佼佼者。正因为如此，北京政府会派他先赴欧洲，布置与和会有关的“报界舆论”。
[1] 据统计，留美幼童服务外交界共有21人，占留美幼童总人数六分之一稍强。见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54～257页。
[2] 参见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三联书店，2017，第7章第1节。
[3] 参见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第10、11章。
[4] 《颜惠庆自传》，吴建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52页。
[5] 罗光：《陆征祥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第64页。
[6] 外交部主事吴成章等编《外交部沿革纪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4～5页。
[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85页。
[8] 《申报》1912年5月10日，第1版。
[9] 这是根据顾维钧对徐景灿所说，顾维钧口述录音由徐景灿提供。
[10] 《妇女时报》1913年第10期。
[11] 《申报》1912年8月18日，第2版。
[12] 《申报》1913年3月10日，第3版。
[13] 许详：《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民国档案》2020年第2期。
[14] 许详：《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民国档案》2020年第2期。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14～115页。
[1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15页。
[17] 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第55页。
[1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11～112页。
[19] 《莫理循致顾维钧函》（1913年11月24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268页。
[20] 《莫理循致顾维钧函》（1913年12月16日、1914年1月27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第288～291、303～304页。
[2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08～109页。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35～138页。
[23] 《申报》1913年10月20日，第6版。
[24]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第9～10页。
[25]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19、22页。
[26]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29页。
[27]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26～28页。
[2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19～121页。
[29]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0，1914，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14，Supplement，p.187.
[30]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657页。
[31] 伍朝枢、顾维钧等所拟《山东问题之分析》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161页。
[32]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第273页；尚小明：《“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
[33] 《中日交涉宜延缓不可开议》（1915年1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电子档案），档号：03-33-084-02-001。
[3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23页。
[35]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rary 23，24，26，27，FRUS，1915，pp.79-80；Reinsch to Bryan，Feburary 1，1915，in Arthur Link ed.，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32，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70.
[36]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李抱宏、盛震溯译，游燮庭校，商务印书馆，1982，第115页。
[37] 马建标：《“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38] Noel Pugache，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New York，1979，p.149；New York Times，27 Janurary，1915，p.3.
[39]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76页。
[40] 尚小明：《“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
[41] 李毓澍、林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21页。
[42] 侯中军：《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43]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武汉出版社，1990，第858页。
[4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23页；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16页。
[45]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9 Feburary，FRUS，1915，p.21.
[46]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5 Feburary，FRUS，1915，p.90.
[4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档号：1039-373；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第402页。
[48]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08页；FRUS，1915，p.99。
[49] 《驻英施公使电》（1915年2月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85-02-017；《驻美夏公使电》（1915年2月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85-02-006。
[50] 李毓澍、林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上），第55页。
[5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22页。
[52]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15页；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3，26 Feburary，6 March，FRUS，1915，pp.97-99。
[53] Robert Lansing，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New York，1935，p.283.
[54] 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张玮瑛、曾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110页。
[55] Wilson Papers，Vol.33，pp.520-521.
[56] 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第54页；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第215页。
[57] 《顾维钧致叶誉虎（恭绰）函》（1938年12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Columbia University，box 31。
[5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25～127页。
[59] 《东方杂志》第12卷第6号，1915年，第1～6页。
[60] Wilson Papers，Vol.34，p.140.
[61] 王芸生纂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大公报社，1933，第398页。1980年该书重版时，此段评论被删除。
[62] New York Herald，8 October，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63] 《申报》1915年7月14日，第2版。
[6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38～140页。
[6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114页。
[66] 1914年底，外交部指示夏偕复便中向美提及调停事，《发驻美夏公使电》（1914年12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7-001-01-009。参见罗毅、金光耀《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考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67] 《收驻美顾、驻英施公使电》（1915年12月1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2-03-001。参见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68] 《申报》1915年8月4日第10版、8月8日第2版。
[69] 《收驻墨顾公使电》［1915年9月7日（4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43-03-001。
[7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1页。
[71]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34～135页。
[72] 《收出使墨国顾公使电》（1915年9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2-01-001，转引自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73]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74]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密勒又译米勒，1911年在上海创办《大陆报》（China Press），任主笔。1916年创办《密勒氏评论》（Millard’ s Review）。
[75] “Confusing Counsel From America to the Revolutionist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4，1912，pp.352-353.
[76] 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第46页。
[7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0～392、85页。
[78]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79]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5年12月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44-019-01-001。
[8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4页。
[81]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5卷，档案出版社，1991，第348～350页。
[82]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5卷，第357～358页。
[8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59，第1173页。
[84] 《申报》1916年4月13日第3版、4月16日第6版、4月18日第2版。
[8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6页。顾维钧在回忆中将唐绍仪的电文与1916年11月的芝加哥借款联系在一起，但从其回忆的电文内容看，应是这笔借款，芝加哥借款已在袁世凯死后了。
[86]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5卷，第347页。
[87] Reinsch to Lansing，May 27；14，15 June，1916，Wilson Papers，Vol.37，pp.234-236.
[88] FRUS，1916，pp.134-138.
[8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4～145页。
[90] Memorandum：Mr.Straight Called on 16 December，19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39-395。
[9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5～146页；《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5卷，第654～659页。
[92]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18 December，FRUS，1916，pp.145，148；Lansing to Wilson，4 December 1916，Wilson Papers，Vol.40，p.140.
[93] 《申报》1916年9月26日第2版、9月30日第2版、11月2日第2版；Columbia Spectator，29 September，1916；6 January，1917。
[94]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87页；Wilson Papers，Vol.41，p.175。
[95] 《收顾公使电》（1917年2月3日、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6-01-005、03-12-006-01-010。
[96] 张国淦：《对德奥参战》，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第79～80页；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87～191页。
[97] 张国淦：《对德奥参战》，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第75～76页。
[98] Wilson Papers，Vol.41，pp.175-178；FRUS，1917，Supplement，p.407.
[99] Wilson Papers，Vol.41，pp.175，187.
[100] Wilson Papers，Vol.41，p.229；FRUS，1917，Supplement，p.419.
[101] 张国淦：《对德奥参战》，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第76页。
[102] 《收顾公使电》（1917年4月2日）、《呈大总统电》（1917年4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6-01-043、03-12-006-01-048。
[103] 《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近代史资料》总38号，中华书局，1979，第183页。
[104] 《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5页。
[105] 《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5页。
[106] 《电外交部》（1917年4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6-01-051。
[107] 《致国务总理外交总次长电》（1917年4月2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6-01-033。
[108] FRUS，1917，pp.46-49.
[109]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6月14日（10日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39-287。
[110] Polk to Williams，20 June，1917，State Department Files，Microcopy No.337.711.9312/22.
[111]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6月27日（26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1-001。
[112] Medeleine Chi，China Diplomacy，1914-191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08-109.
[113] FRUS，Lansing Papers，1914-1920，Washington，1939，Vol.2，pp.433-437，445-449.
[114]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10月9日（6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1-011；《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10月16日（13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1-012；《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58～159页。
[115]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11月7日（5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1-025。
[116]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11月15日（12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2-017；Robert Lansing，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New York，1935，p.304。
[117] Medeleine Chi，China Diplomacy，1914-1918，p.114.
[118] Reginald Wheeler，China and the World War，New York，1919，pp.153-155.
[119] 《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华盛顿美国商会演说》，《申报》1916年3月23日，第11版。
[1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64页。关于北京政府对和会的筹备工作，参见罗毅、金光耀《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考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21]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月11日（8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7-002-01-007；《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63页。
[122] 《发驻英等各使电》（1918年5月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7-002-01-044。
[123] 《致外交部报告研究议和情形函》（该件无日期，当在1917年5月上半月），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11。
[124] 《函外交部》（1918年5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12。
[125] 罗毅、金光耀：《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考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26] 《议和筹备处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39-373。
[127] 《发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0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1-001。
[128] 《电外交部》（1918年1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01；Wellington Koo to J.B.Moore，26 Janurary，1918，box 38，Moore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Koo to Moore，30 March，1918，box 94，Moore Papers，转引自Stephen G.Craft，“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May 1997），p.233。
[129] 《申报》1918年12月21日，第10版。
[130] 《发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0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1-001。
[131] Lansing to J.B.Moore，October 30，1918，Moore Papers；Memorandum of Long-Koo Conversation，November 26，1918，Breckinridge Long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转引自Stephen G.Craft，“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May 1997），pp.233-234。
[132] Stephen G.Craft，“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May 1997），p.235.
[133]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1月8日（5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1-001。
[134] 《金问泗、郭云观致顾维钧》（1918年11月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24。
[135]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136] 《函外交部》（1918年5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