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黎雄辩威名扬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中国期待已久的和会召开在即。
11月14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风闻和会地点大约在巴黎，计年内、年初可开会。”[1]中国出席和会代表的选派问题就此被提上日程。停战当天，与顾维钧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密勒称，“顾在华盛顿有名望，很受重视”，一旦被任命为和会代表，“必定能以这种身份发挥重要作用”。[2]持相同看法的也有中国的外交官。驻法公使胡惟德不止一次向外交部建议，顾维钧应该在中国代表团的名单中，但他同时将驻日公使章宗祥也列入这个名单。[3]胡惟德希望中国的和会外交能在美、日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但是，外交部对在和会上依靠哪个国家已有主意。
11月27日，外交总长陆征祥致电顾维钧，告诉他“政府业经决定，派祥与施、胡二使为大使，另派执事与魏驻使为大使兼专门委员，参列议席”。[4]即由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五人出任和会代表。除陆征祥外，其余四人均系驻欧美国家的外交使节。而胡惟德建议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被排除在外。在要面对与日本有关问题的和会上，不派驻日公使，表明了北京政府的态度。
在这之前，11月21日，陆征祥给顾维钧发了一份近两千字的长电，要求他通过蓝辛向威尔逊表达中国参加和会时对美国的期望，并具体指示了与美国谈话的内容。陆征祥对中国“不顾内乱”追随美国对德参战的过程做了详尽的叙述，以此表达对美国尤其是威尔逊总统的看重，“现中国全国人民之眼光，无一不注意于美大总统，以为可以为中国一援手者，惟在美总统一人”。表明了希望美国在和会上支持中国的愿望。陆征祥在电报结尾提到，“此电只发尊处，不发他馆”。[5]表达了对顾维钧的倚重，也表明了对美外交的重要性。
外交部的参会方针与顾维钧一直呼吁的联美主张是一致的。陆征祥直接参与了“二十一条”交涉，对顾的这一主张有亲身的体认，此时在电文中表达中国“不得不依赖美国之赞助”，要求顾维钧加强对美外交。正是通过这样的互动，联美的主张在中国外交界逐渐被接受认同，并付诸实施。
根据陆征祥的指示，顾维钧于11月25日与国务卿蓝辛见面，向他递交了一份非正式备忘录，阐述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的基本要求。这份备忘录是根据陆征祥11月2日电报指示由顾维钧拟定英文稿的。[6]顾维钧在备忘录中明确指出中国向和会提出的要求基于三个原则，即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财政独立，“遵循这三个原则不仅对于维护中国的独立，而且对于实现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1月8在国会演说中提出的伟大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顾维钧着意将中国的要求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联系在一起，就是要赢得美国的同情，争取美国的支持。备忘录详尽阐述了基于这三个原则中国将提出的具体要求：根据领土完整原则，中国将要求取消在华租界和租借地；根据维护主权原则，中国将要求取消《辛丑条约》规定的外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驻兵权以及领事裁判权；根据经济和财政独立原则，中国将要求获得关税自主权以及取消列强在华势力范围。[7]这是和会召开前，中国向外国政府第一次完整系统阐明对和会的期望和要求。
次日，顾维钧又去白宫拜见威尔逊，进行了15分钟的会谈，向他直接表达中国的期望，并了解他对中国的立场。在简单重申递交蓝辛的备忘录内容后，顾维钧表示，“中国人民期待着总统和他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帮助他们实现这些公正的要求和愿望”。威尔逊称自己对中国始终抱有同情心，“乐意尽己所能在和会上支持中国”，并“与中国代表团合作”。但是他又坦承，中国与其他列强间的秘密条约十分棘手，这会使“十四点计划”在远东的推行殊为不易。顾维钧看出威尔逊对国际联盟更为关注，因此保证中国一定全力支持。[8]威尔逊的谈话虽然简短，却概括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同情并愿意支持中国，但也明白中外间秘密条约将给这种支持带来的麻烦。而在他的议程上，中国问题排在国际联盟之后。
此后，顾维钧还与助理国务卿朗谈了两次，并在29日与蓝辛又会谈了一次，目的都是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对和会的要求。蓝辛表示，之前匆匆浏览备忘录后并没记住主要内容，但顾的解释使他抓住了要点。[9]11月最后几天顾维钧与美国最高决策层的接触是中国为参加巴黎和会的重要准备，它向美国表明了中国的要求和期望，也得到了美国支持中国的承诺。
12月1日，顾维钧乘船离美赴欧，11日抵达巴黎，与同日到达巴黎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以及驻法公使胡惟德会合。此时，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尚在旅途之中，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虽群龙无首，但马上就开始了工作。与刚抵达巴黎的美国代表团沟通是顾维钧关注的重点。他与施肇基和胡惟德一起走访国务卿蓝辛，并单独与威尔逊的顾问豪斯会面，进一步沟通中美间对和会的看法。顾维钧还去见了美国代表团顾问肖特威尔教授，在哥大时他上过后者的欧洲大陆史课程。[10]
由于在华盛顿使馆时对和会问题已开展研究，顾维钧为代表团拟了一份工作计划，开列了7个问题，让大家分头去准备。他自己承担了其中的4个问题，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归还租借地、取消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恢复中国关税自主。[11]但此时他发现，自己对和会的准备和设想与政府的指令并不一致。
11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中国驻法使馆，给中国代表团发出训令。这份训令开列中国参会的普通原则是：保持与世界各国平等之地位，与美国“应始终一致，力与提携”，欧洲问题听从协约国多数意见。中国希望向和会提出的问题则是之前已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三项原则：领土之完全、主权之恢复、经济之自由。此外还有对德奥如何恢复国交、撤销彼此条约等具体问题。[12]训令中没有提及大战与中国最为密切的山东问题。正如唐启华指出的，这反映了北京政府在美日之间力图保持平衡、脚踩两只船的态度。北京政府希望能依赖日本善意，解决山东问题，收回胶州湾；依赖美国善意，提出希望条件。[13]
顾维钧是到巴黎后知道政府这一立场的。12月20日，他与施肇基、胡惟德一起致电外交部发表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希望提出的问题并非由此次战争直接产生，但事关“我国前途”，应当“悉心研究，协力进行”。表示出一定程度的谨慎。对山东各问题，他们认为，此皆因战争直接产生，“损我主权领土尤多”，因此建议应在会上“相机提出”。[14]表明了对政府训令忽略山东问题的不同看法。
但北京政府并未就山东问题做出直接答复。12月27日，顾维钧在巴黎与美国代表团某成员会晤时，被问到中国对山东问题所持立场，他只能以外交口吻回答说：“此次和会，我国首重保障领土完全之原则，所询各端正在筹商之中，陆总长抵法后，可望商定。”次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询问政府对山东等问题“抱何方针”，希望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有明确指示。1919年1月5日，外交部回电称，“山东系中国腹地，尤不愿他国有特殊势力”，对于山东等问题“自以保障领土完全为原则，已与陆专使详洽，陆到时，请与商定”。[15]仍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陆征祥是于1月11日清晨抵达巴黎的。此前陆征祥指示顾维钧加强与美联合，但他在赴欧途中先经日本，也打算与日本政府接洽沟通，虽因担心美国反对而减少与日本官员的接触，但在山东问题上仍对日承诺按中日成议办理，即不提交和会。[16]1月15日，顾维钧陪同陆征祥去见美国国务卿蓝辛，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参会代表的人数问题。[17]顾维钧见到陆征祥后，自然会向他提出山东问题并表达自己的看法，外交部的电报也是请顾与陆商定办法。虽然缺少两人交谈的记录，但是陆征祥抵达巴黎一星期后，对山东问题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1月18日，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他明确表示“山东问题即须提出”，请国内电告有关山东铁路借款合同，否则，“勉强提出，措词稍有不符，不但遭彼反诘，且可发生极危险之影响”，表明将向和会提出山东问题。[18]这一变化显然是受了顾维钧的影响。
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由于只获得两个席位，中国代表团由陆征祥和王正廷出席。在开幕式上，威尔逊与中国代表握手时问道：“顾维钧博士应该在这里，他人呢？”王正廷尴尬地解释说，中国只获得两个席位，代表们只能轮流出席。[19]
1月22日，中国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与会基本方针，陆征祥未出席。会议决定向和会提交议案先从与欧战有直接关联的德奥方面入手，但可在议案中略提中国对其他事项之希望，以观反应。会议还议定对德奥议案六条大纲，包括废除中国与德奥间一切条约及以往德奥所占之一切权益，并公推顾维钧起草这一议案。与会者认为，“二十一条”为日本“胁迫我国承认”，此次应提交和会，力争废除；而山东问题应由“中国提出议案，直接向德国要求退还中国”。[20]
1月23日，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议。陆征祥首先通报刚收到的中日间关于山东济顺、高徐铁路的换文。顾维钧第一次确切知道中日间有这样的秘密换文。陆征祥发言后，他马上表明自己的态度：“关于山东问题，所有领土权、路矿权，似应归一案录议。”因为自“二十一条”以后中日间各种条约换文，“均由欧战发生，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现在和会已开，一切由欧战发生之问题，正须求永久之解决，我国山东问题，亦可公诸大会议决”。这一意见成为代表团的主导看法，决定将因战争而发生的中德、中日问题，“先在大会提出纲要”。[21]这次会议做出的决议，超出了北京政府给代表团的训令。
然而，中国代表团还未完成向大会提出山东问题的准备，日本就抢先提出这一问题。巴黎和会开幕后，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十人会”，为和会最高机构，一切重要问题皆由十人会决定。1月27日上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十人会上临时动议，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企图撇开中国造成既成事实。但美国出席十人会的威尔逊和蓝辛提出，有关中国事宜应先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十人会决定请中国代表于当日下午3点到会。[22]威尔逊此时没有失诺，他的提议挫败了日本的阴谋，帮助了中国。
当天中午，在十人会正式通知到达之前，美国代表团顾问卫理将情况先期通报中国代表团，请预做准备。这一消息对代表团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陆征祥根据卫理建议称病不赴会，代表团其他成员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局面沉默不语。顾维钧遂提议根据代表的排序，应由王正廷和施肇基赴会。施肇基说他对山东问题没有准备，而顾维钧对此素有研究，应由顾出席。王正廷则表示，如果非要他出席，应由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最后决定由王、顾两人出席十人会，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23]
此时离下午3点开会时间已经不多了，顾维钧想到的是要先争取美国的支持。会前半小时，他与王正廷赶往美国代表团驻地拜访蓝辛。顾维钧告诉蓝辛，由于事出突然，他无法查阅文件准备发言，因此希望会议能给一段时间让他做准备。蓝辛认为这一请求是合情合理的，会议可以给中国代表团24小时进行准备，并保证美国将尽全力支持中国。顾维钧在谈话中担忧地提起中日间关于山东铁路的换文，显然已认识到该换文对中国的严重不利。[24]
下午3点，王正廷、顾维钧偕代表团秘书魏文彬走进十人会会场。会议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宣布开会后，日本代表牧野首先发言，称“日本政府认为有正当理由要求德国无条件让与”其在胶州湾和山东的权益，根据日本对大战的贡献，这些要求是“合理和公正的”。由于与蓝辛已有商定，顾维钧只简短说明，山东问题关系中国利益甚大，希望待中国表达意见后再行审查定议。会议决定给中国代表一天时间准备，于次日发言。[25]
下午会议结束后，顾维钧立即与陆征祥一同去拜访威尔逊。在陆征祥与威尔逊做了礼节性寒暄后，余下的时间就是顾维钧与威尔逊围绕山东问题的交谈。顾维钧先重申了几小时前向蓝辛表明的中国要求直接归还山东的立场，然后解释了德国掠夺胶州湾租借地时的情况、胶济铁路的重要性、山东省的战略地位以及该地一旦成为外国势力范围的危险性，并且强调“二十一条”提出后中日间签订的条约必须交由和会审议，因为战争改变了日本夺取胶州湾时的情况。做完阐述后，顾维钧问威尔逊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向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是否合适，政治学学者出身的威尔逊认为这些阐述在法理上是十分完美的。他建议顾维钧发言时要像牧野那样直截了当，并对牧野以赤裸裸的语言要求山东权益感到又惊又恼。顾维钧希望威尔逊总统在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站在中国一边讲话，威尔逊表示一定尽力帮助中国。[26]因为之前对山东问题已有关注和研究，顾维钧向威尔逊的阐述表明，仅仅几个小时他就对次日发言有了基本的构想。
会谈结束后，顾维钧和陆征祥又与卫理共进晚餐。席间，陆征祥不得不将中日胶济铁路换文相告，卫理当即表示这使美国帮助中国变得十分困难，“譬如脚下踏板已经抽去，何以措辞”。晚餐后，代表团在顾维钧寓所讨论应对之策，商定一面向大会提出，一面请政府将相关铁路合同提交国会，再令国会否决，“以民意为政府后盾”。[27]
代表团其他成员离开后，顾维钧连夜准备发言稿。来自驻美使馆的代表团秘书金问泗记下了当晚的情况：顾维钧“就平时搜集的资料，作十分透彻的勾稽，深宵写稿，成竹在胸”。[28]他的老师穆尔也提供了及时的帮助。因为穆尔使馆顾问的身份是秘密的，此事当时没人提及。1月中旬，穆尔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国租借地”的备忘录，专论山东问题，长达29页，于1月14日寄给顾维钧。[29]27日晚上，这篇文章应该就在顾维钧的案头。
1月28日上午11点，顾维钧和王正廷偕代表团秘书赵泉再次走进位于法国外交部内的十人会会场。会议在讨论托管制后进入山东问题，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讲坛上发表演说，面对的是列强巨头，问题又如此重要，所以尽管在哥大读书期间参加了无数次演讲和辩论比赛，他仍不免有些紧张，“初似发言稍颤，既乃侃侃而谈”。虽然前一天做了准备，但他完全脱稿发言。[30]
顾维钧开头就表明他是“代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即四亿中国人说话”，这使他深感责任重大。随即，他从文化、经济、战略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根据威尔逊的建议，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大会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使“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演讲者，他不失风度地提到日本将德国势力清除出山东的“贡献”，并表示感谢，但马上就接着说，如果以出卖同胞的天生权利来表示感激，“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失职行为”。牧野在回应顾维钧的发言时，故意提到中日间已有协议，并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威尔逊抓住机会问牧野能否将中日间协议提交和会，牧野尴尬地表示须请示政府。他随后辩称，胶州湾的转让必须在日本与德国达成协议之后，届时可由日中两国直接讨论。顾维钧立即表示不同意牧野的说法，并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中国相信日本对中国和世界做出的不会占据山东的保证，但在直接归还与间接归还问题上，中国宁愿一步到位直接归还。至于中日间的协议，这是在“二十一条”谈判后期日本最后通牒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同意的，充其量只是因战争产生的临时性协议。并且，这些协议因为中国对德宣战，根据国际法情势变迁的原则已无法执行。再者，中国对德宣战已废除中德间相关条约，因此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已归中国。而且，即使这些条约未予废除，德国也无权转让给他国。[31]
顾维钧与牧野的交锋时间不长，仅半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用语平实，有理有据，无懈可击。发言一结束，威尔逊总统就离座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随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Balfour）、美国国务卿蓝辛也来向他祝贺。蓝辛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写道：“他（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32]当天中午会议刚结束，称病未出席的陆征祥就致电外交部报告十人会情况，称日本代表在会上“答复支吾”，英美法各全权代表均露不满意之颜色。而对顾维钧的发言，各强国代表“屡有美意之表示，现于颜色”，发言结束后各国代表以中国理由充足，“均与顾王两使握手”。[33]
顾维钧的发言是中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震动国际外交舞台的成功演讲。发言当天，顾维钧离31岁生日还差一天，在老谋深算的欧美巨头占据舞台中心的国际外交界，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崭露头角，一举成名。顾维钧发言的准备时间，从卫理通报算起，不满24小时。但他为这一时刻的准备，从他进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法和外交学时就已开始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卡尔德拉”号案件的历史与法律》说理透彻，层层辨析，逻辑严密。28日十人会上的发言风格与之一脉相承，不用激烈的语词，不直接怒斥对方，充分发挥法律和逻辑本身的力量。这是他在哥大学习国际法和演讲实践的结果。“二十一条”交涉的经历和驻美期间对远东外交的关注，使得顾维钧对山东问题早有准备，不致仓促上阵。当然，穆尔的帮助也十分关键。在那份“中国租借地”的备忘录中，穆尔指出，中国应该明确要求主权国家的权利得到承认，并指出战争发生使租借地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还指出中国给德国的租借地并没有放弃其主权等。[34]穆尔备忘录中的这些观点，在顾维钧的发言中都有体现。
顾维钧的这个发言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出现在中国近代外交的关键时刻。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潮流，改变不平等的中外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巴黎和会是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和会筹备过程中，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一些外交官提出修约建议，预示着修约将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诉求。顾维钧的发言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率先发出中国的声音，占天时之先。顾维钧发言的场合也占尽地利之便。这是在巴黎塞纳河边凯道赛（Quai d’ Orsay）的法国外交部大楼，是欧洲外交的中心。十人会上，英、美、法等列强首脑都在现场，顾维钧的发言引起他们的关注，也吸引了国际媒体。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造就了顾维钧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
顾维钧的发言改变了代表团内最初获悉日本提出山东问题时的沉闷气氛。代表团顾问、驻丹麦公使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顾向委员会前作了很好的发言。”在北京，总统徐世昌收到报告后，称赞“顾使在会中陈述各节，洵为探骊得珠，条约等件交会决定，尤属扼要”，“深堪嘉尚”。山东省籍国会议员张玉唐等致电代表团顾、王专使，称“公等雄辩，声震环宇”，“不独山东之幸，实全国所渴望，乞坚持不让”。[35]
但日本对顾维钧的发言十分恼火。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面见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对中国1月28日的表态提出抗议。小幡的矛头直指顾维钧，称“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又说“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36]企图通过北京政府施压中国代表团。美国方面对日本向北京政府施压一事十分关注。威尔逊获悉后告诉蓝辛，“我认识到此事的严重性”，让他给芮恩施去份电报，要芮鼓励中国政府站稳脚跟。威尔逊还叮嘱蓝辛，“可向顾建议按他认为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蓝辛随后在与顾维钧的会面中给其鼓劲：“日本公使在京饶舌，望贵政府不为所动，贵代表在会所持态度甚为正当，如能坚持到底，当可得良好结果。”顾维钧答道：“府院来电均属坚持，内外一致，决不为所动。”[37]
1月28日十人会后，顾维钧赶紧准备拟提交和会的山东问题说帖。2月11日晚，代表团在顾维钧寓所开会，他将说帖稿交付讨论审议。王正廷提出，说帖中关于“二十一条”问题“措词尚觉太轻”。顾维钧解释说，说帖专论山东问题，对“二十一条”“先仅伏根”，留待以后详释。这一解释获代表团同意。两天后，代表团决定说帖在送交和会及英国和日本前先送美国一份。顾维钧特别提出，给日本的那份不要附上中日间全部密约，“恐生枝节”。[38]
2月15日下午，中国拟向和会递交说帖前，日本代表团秘书吉田茂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顾维钧出面接待。吉田指责顾维钧1月28日的发言，称如与牧野“预为接洽，岂不甚佳”？顾维钧反问道，牧野先在十人会背着中国提出山东问题，中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吉田顿时语塞。[39]
顾维钧起草的说帖全称为《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益之直接归还说帖》，分四部分。前两部分分别概述德国和日本侵占山东的过程，后两部分“中国何以要求归还”“何以应直接归还”是整个说帖的重点所在，详论中国要求收回主权的理由。在这份洋洋万言的文件中，顾维钧仍以擅长的国际法作为立论的依据。他认为山东各项权益归还中国，“实不过依据公认之领土完整原则为公道之一举”，深信“和平会议对于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关于山东省之他项德国权利之直接归还，必能认为合于法律公道之举”。[40]
这份说帖得到美国代表团的肯定，称其“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阅之颇为满意”。[41]说帖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的回应使中国代表受到鼓舞。在和会上中日的第一轮交锋中，中国代表团暂居上风。
二 周旋于代表团内外
2月14日，美国总统威尔逊离开巴黎返回美国，与国会沟通他最为在意的国际联盟问题。山东问题被和会暂时搁置。这一搁置使中国代表团无法趁热打铁，失去了解决山东问题的时机，也使代表团内部从成立之初就因代表排序存在的矛盾趋于激化。
巴黎和会根据对战争的贡献大小，将参会国分为几等，英、美、法、意、日为第一等大国，可派5名全权代表，中国列为三等，只可派两名全权代表。但北京政府对和会期望甚高，先委派了5名代表，并都在和会开幕前到了巴黎。这成了外交总长、首席代表陆征祥一抵达巴黎就面临的棘手问题。当知道虽只有两名代表，但每次会议代表可以轮换，并不限于固定两人后，陆征祥决定代表团全权代表仍为5人，排列顺序是：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顾维钧知道在官场中名次排列的前后意义重大，主动提出他本人排第五为宜。陆征祥为代表的排序煞费苦心，既然顾本人提出，他便将顾与施的位置做了调换。因为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陆本人对他的排名有过承诺，不能挪后，而魏宸组负责起草中文文电和代表团内务，无须靠前。1月17日，陆征祥致电北京，按陆、王、施、顾、魏的排列，请正式任命中国出席和会的全权代表。[42]
如果北京政府接受陆征祥的提议，代表的排序不至于引发代表团内部的矛盾。总统徐世昌收到陆征祥来电后，交外交委员会讨论并提出意见。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晚清就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章京，后来担任过驻英公使和外交总长，对外交圈很了解。最初他以为中国可以有三人出席和会，但排名靠前的三人，陆能力不够，王缺外交经验，施是怕多事的官僚，对这份名单甚为踌躇。负责外交委员会秘书事务的叶景莘建议将顾维钧提至第二位，因为他发来的电报最多，“二十一条”交涉后的英文声明颇为得体，且熟悉中日问题。汪采纳这一建议后报徐世昌，获得同意。代理部务的外交次长陈箓看到新的排序叫苦不迭：“这是要捣乱了。”对北京政府来说，这样的排序有很现实的考虑，陆征祥身体虚弱，一旦无法支撑，“可请顾出席相助会议”，而王正廷毕竟是南方的代表。[43]
1月21日，徐世昌的委任电到达巴黎，代表排序为陆、顾、王、施、魏。[44]这一排序使顾维钧陷入尴尬的境地。施肇基是顾维钧赴美留学的带路人，魏宸组在顾刚回国时已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民国刚成立就担任署理工商总长，后又任参议院副议长。与他们相比，顾维钧资历最浅，年纪最轻。出于减少内部摩擦的愿望，顾维钧要求陆征祥维持之前致电北京的排序，还主动去施肇基下榻的旅馆做解释。但陆征祥不愿变更北京的训令，施肇基一听代表排序就“面色铁青，愠然不语”，对顾的继续解释一言不发。顾维钧明白，这一排序“必将使代表团成员之间难以相处”。[45]
代表排序问题使王正廷和施肇基对陆征祥心生怨恨，并将顾维钧归在陆征祥一边。因为有成见，代表团内在不少问题上产生分歧，意气之争层出不穷。前面提到2月11日代表团第14次会议上，王正廷提出顾维钧起草的山东问题说帖“措词尚觉太轻”，但自己却不愿在和会上就此代表中国发言。代表团第4次会议上，魏宸组根据陆征祥的意见提议此后会议在顾维钧寓所而不是代表团所在的旅馆举行，王正廷立即反对，显然因为提议出自陆征祥，且是在顾维钧寓所。和会期间，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关于国联的备忘录。王正廷和施肇基对顾起草的文件吹毛求疵，严词批评。在顾维钧看来，“他们的批评显然并不准确，因为批评得不对题，看来主要是有意使陆总长和我难堪”。[46]
代表团顾问、驻丹麦公使颜惠庆在他的自传中对代表团内矛盾评论道：“代表团内重要代表的意见分歧，自始即难望和衷共济，而首席代表复缺乏整饬纪律能力，难使各代表谨遵命令。当时所面临的任务何等艰巨，人人公忠礼国，困心衡虑，通力合作，尚恐于事难济。何况党见深固，尽情倾轧，口舌争辩，虚耗光阴，无补实际。大敌当前，竟有人不惜运用阴谋，争取席次。此种行为，岂特令人齿冷，实为国事痛心。”[47]颜惠庆的自传是1946年完成的，当事人都还在世，除了称陆征祥软弱，没有指名道姓其他人。但颜惠庆在日记中留下了清晰的记录。
1月29日，颜惠庆刚到巴黎，就听到施肇基扬言如受排挤将辞职不干。此后，颜惠庆几次记下施肇基在代表团内争吵、发脾气，称施“易激动又野心勃勃”，并与王正廷“通力合作”。2月21日，他听到王正廷散布顾维钧将与曹汝霖女儿结婚的传言。[48]曹汝霖当时被视为亲日派代表，这一传言旨在败坏顾维钧的名声。从颜惠庆的日记看，他与王、施、顾都有应酬往来，并无明显的个人偏好。但他对王施通力合作使陆征祥一筹莫展、代表团运作受阻是不满的，特别对施是语含讥评的。
顾维钧在代表团内争中的表现，颜惠庆日记也有记录。2月15日，顾维钧与颜惠庆共进午餐时，讲述了自己被任命为全权代表的经过以及施肇基对此的暴躁反应，显然是要澄清代表排序与他无关。[49]2月20日，代表团第21次会议上，王正廷责问陆征祥和会记录中中国全权代表名次为何前后有别，施肇基接着询问代表名单送和会共有几次，陆征祥“眼泪汪汪”地回答，代表名单送和会时曾“擅将施顾次序更调，未先与诸同事商量，实深抱歉”，说话口气根本不像外交总长和首席代表。颜惠庆在日记中还记，王正廷说名单排序的变化肯定是“顾在幕后操纵，想名列第二”。而顾维钧在会上对变更排序的总统令表示反对，随后以健康理由离会了。[50]此后两天顾维钧未参加代表团活动。23日，外交部电令到达，同意按陆征祥最初开列的次序，并另外专电顾维钧，慰勉他“不沾沾小节”，他才“心平气和了”，但对王正廷的指责仍然心绪难平，希望要说明一下“从不争地位”，被颜惠庆劝阻了。[51]
这场因代表排序引发的内争，顾维钧是被动的卷入者。无论是陆征祥最初将他排第三，还是后来北京政府将他升至第二，都不是他的本意，更非他“幕后操纵”。如果首席代表陆征祥果断处事，坦率沟通，矛盾不至于如此尖锐。颜惠庆就近观察的结论是：“陆的软弱是一切纠纷的根源。”[52]对于排名往后靠而且不明就里，王正廷与施肇基当然是不满的，除了陆征祥，怨气就洒向了顾维钧。顾维钧在和会上的发言赢得广泛赞誉，也是一个诱发因素。内争激烈的2月上半月，代表团收到的国内来电，无论是总统的，还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还是以山东代表自居的国会议员的，开头都称“顾王两使”。[53]王正廷读到自然更为不快。
就顾维钧而言，主动向陆征祥提出排名靠后，应该是出自内心的，毕竟他年资最浅。在向施肇基解释时，他说，除了公务的考虑，还有个人的理由：“我比你年轻十岁，我比你多十年的机会。”[54]这是他的自信和坦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争取并依靠美国的支持是代表团的共识，作为驻美公使，顾维钧不用担心自己在代表团中的实际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过，尽管他对排名不在乎，但卷入内争的旋涡后，颜惠庆注意到，他也“易于激动，难以控制自己”。[55]尤其对王正廷散布他与曹汝霖女儿订婚的传闻怒不可遏，两人就此结下怨恨。对外交事务中发生的内争，顾维钧还缺少应对的经验。此次内争在他内心留下了长久的影响。二十多年后，他与朋友谈起时仍无法冷静地叙述：“施王均视余运动，故对余种种为难，不堪言之。”[56]
全权代表的排序，外交部2月21日电同意了陆征祥最初开列的次序，即陆、王、施、顾、魏。但陆征祥在收到1月21日总统令后，向和会做过一次改动，将施顾次序互换，顾排到了施前面。于是，陆征祥将此情况报告，请北京再做确认。3月4日，国务院回复，全权代表的排序确定为陆、王、顾、施、魏。[57]
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使生性懦弱的陆征祥知难而退。和会开幕第二天，他就致电北京，以身体虚弱请派“素负〔孚〕元老重望、精力强健之大员”来法国，自己愿做个帮手。[58]此后，又几次流露退意。3月8日，他干脆不辞而别，离开巴黎赴瑞士休养。3月下旬，北京政府以总统谕令的形式加派陆征祥“为全权委员长，所有和会事宜，即由该委员长主持一切”，并给予“便宜行事”之权，其他人员“概不得以个人名义对外擅行发表”，提升了陆在代表团内的权力。[59]于是，陆征祥返回巴黎，代表团内因排名顺序产生的矛盾才稍稍平息，但裂痕已难修复。
代表团虽然内争不断，好在起草向和会提交文件的工作并没有完全停顿下来。顾维钧将主要精力放在文件准备上。2月28日，顾维钧将初拟的对德奥要求草案交代表团会议讨论。3月3日，他完成了租借地问题备忘录草案。3月6日，他完成的对德奥要求修正案在代表团通过。此后中国代表团又向和会提出中国希望条件。希望条件共七项，其中撤退外国军警、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三项为顾维钧所撰写。[60]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先后提交了四个重要文件，即山东问题说帖、对德奥要求条件、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和中国希望条件。中国希望条件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向列强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在近代以来的中外交涉中意义重大。这四个文件中，第三个文件由王正廷主持起草，顾维钧主持起草了前两个文件和最后一个文件近一半的内容。他在代表团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北京政府对他的看重并非没有道理。代表团中虽有不少留学欧美的外交官，但以国际法为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就顾维钧一人。在起草文件时，他也确实发挥了他的专业特长。3月初，颜惠庆在读完租借地备忘录的草案后，就称赞“这是一份完全根据法律而具有权威性的备忘录”。[61]
顾维钧在代表团中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开展对美外交。3月14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返回巴黎。顾维钧与威尔逊和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频繁接触，力争使山东问题获得有利于中国的解决。
3月24日，顾维钧介绍梁启超和张君劢与威尔逊会面，利用这次机会主动提出山东问题，询问是否存在和约签订前尽早解决山东问题的可能性。威尔逊回答说，山东问题的解决要写进和约，随后问道，日本要求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先归日本再由其归还中国，是否意味着它将占有胶济铁路而归还胶州地域。顾维钧答道，日本不仅要占有铁路，而且还会就归还胶州湾租借地向中国勒索其他权益，如在胶州设日本专有租界。如果日本在山东得到铁路和专有租界，那么山东的归还对中国而言只是徒有虚名。因为胶济铁路贯穿山东全省，连接北京，一旦被占，就如扼住中国的喉咙，将危及中国的独立，因此山东问题的解决事关远东和平。顾维钧的阐述得到威尔逊的赞同。他乘势提出，是否由和会再召集一次会议听取中日双方的阐述。但威尔逊忙说无此必要，他已理解中国的立场和原则，山东问题解决办法可“于和约内规定，未必再邀中国出席”。[62]
4月上旬，顾维钧又先后拜会了美国代表团顾问豪斯与国务卿蓝辛。顾维钧告诉对方，“中国的唯一希望是美国。如果威尔逊总统有意坚持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就能得到满意的结局”。他强调山东问题必须尽早解决，以便写进和约。由于3月下旬十人会已改为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顾维钧希望四人会能对此问题做出决定。他还指出，一旦山东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国国内将会出现亲日倾向，这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希望以日本影响的上升来刺激美国采取行动。与蓝辛会谈后，顾维钧根据会谈内容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请蓝辛转交给威尔逊。威尔逊于4月12日得到备忘录后认真阅读，并在“否定中国的要求会危及它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富强”“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美国政府进行斡旋”等句子下做了记号。[63]
顾维钧的奔走努力，对美国代表团进一步认识到山东问题的重要性和中国要求的合理性，起了重要作用。4月16日，在由美、英、法、意四国外长和日本代表参加的五人会上，蓝辛提出德国在华权益应归还中国，“惟先由本会暂收”，认为由日本收回交中国与由和会收回交中国并无差别。日本代表牧野当即“起而抗议，以青岛问题中日已有成约，应交由日本转交”。由于英、法、意三国外长对此保持沉默，蓝辛“深恐激生意外”，将提议搁置。次日，和约起草会上，美国代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不同之处是将德国权益交和会改为交美、英、法、意、日五国，牧野虽仍反对，但交五人会后“将该条通过”。[64]
中国代表团虽不能参加五人会，但可以通过美国代表团了解事情进展。4月17日上午，顾维钧引导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及代表团顾问、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与威尔逊见面，并再提山东问题。威尔逊表示，对蓝辛的提议“确以为然”。当天，顾维钧将山东问题说帖再递交威尔逊一份。[65]
直到此时，可以说，顾维钧的对美外交进展顺利，威尔逊、蓝辛在山东问题上都支持中国的立场。但4月22日，风云突变。意大利代表团因为对阜姆的领土要求遭各大国拒绝而宣布退出和会。这使和会的最高机构四人会成了三人会，五大国只剩四大国。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日本再因山东问题步意大利后尘，整个和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威尔逊认识到面临的严峻形势。使和会进行下去以实现成立国际联盟的计划，是威尔逊在和会上的首要目标。这样，在山东问题上面对日本的蛮横立场时，他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对中国的态度也就因此发生了变化。
4月22日上午，缺少了意大利首相的三人会听取日本对山东问题的陈述。此时，日本代表团已经得到东京的指示，如果对山东问题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不在和约上签字。因此，牧野在三人会上态度强硬，坚持日本必须拥有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英国和法国在1917年与日本签订过密约，承认其在华利益，此时都站在日本一边。威尔逊一方面表示必须考虑中国的困境，一方面又说要维护日本的尊严，处于左右掣肘的境地。最终，他提议让中国到三人会再陈述一次。[66]
4月22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又一次出现在和会最高会议。会议在威尔逊住处召开，出席者是美英法三巨头和中国的陆征祥与顾维钧。主持会议的威尔逊一开始就列举了中日1915年条约和1918年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特别提到了中国驻日公使对中日条约“欣然同意”的表示，实际上是在向中国代表团表明，由于中国自己与日本签订的这些条约，美国已无法给予先前承诺的支持和帮助了。威尔逊发言后，陆征祥请顾维钧代表中国答复。顾维钧明白威尔逊的潜台词，立即据理答道，中日间的条约“都是‘二十一条’的结果，是日本最后通牒的结果”，中国人认为它们与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条约不是一回事。
在这次为时75分钟的会议中，顾维钧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来自劳合·乔治。这位英国首相在顾维钧发言前对日本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一事毫无所知，此时发问道，让日本根据中德条约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或根据中日条约承认日本在山东地位，两者之间中国愿意选择哪项？顾维钧稍做考虑后明确回答，两者都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同时又指出日本的条约比德国的条约对中国危害更大。尽管顾维钧对中国的立场做了出色的阐述和辩护，但这一次却没能得到威尔逊的赞扬。威尔逊此时已背离了自己“十四点计划”中提出的废除一切密约的主张，反而认为“遵循一个坏的条约要比撕破它好些”，并劝说中国先让步，待国联成立后情况自会好转。对此，顾维钧马上回应称：“与其疗治于发病之后，何如防范于未病之先。”但英法首脑坚持他们必须履行对日条约义务，威尔逊趁势说，即使中日间条约的合法性存在问题，但英法与日本间的条约是没有疑问的。[67]
这次会议使中国在山东问题上一下子陷入失败的险境。面对美国尤其是威尔逊态度发生变化的现实，顾维钧与代表团一起考虑调整直接归还山东的要求。4月23日，顾维钧为代表团起草了一份给美国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开头就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接受劳合·乔治二者择其一的办法，并责问：“将中国的权益和未来因此而牺牲于日本的扩张政策是公正的吗？”备忘录指出，如果山东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远东至少会有持续半个世纪的和平，而如果以英法与日本间的条约为基础解决，那就是在播下死亡的种子。顾维钧建议，山东问题的解决可由德国将其权益交给五大国，以便最终归还中国。实际上就是按美国在五人会上的提议办理。第二天，顾维钧将备忘录交给了威尔逊。[68]与中国代表团最初直接交还的方针相比，间接交还是一个退让，但显示了顾维钧依靠美国解决山东问题的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