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38页。
[5] 《徐世昌退位后之政局》，《申报》1922年6月6日，第6版；《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39页。
[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39～242页。
[7] 《战后之内阁问题》，《申报》1922年5月12日，第6版。
[8] 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不仅更替频繁，且任职情况混杂，有的是正式担任，有的是署理，有的是代理，有的是任命而未就，还有下台又上台任职多次的。这里将各种情况合在一起，有上述情况之一就算一位，而不论其任职次数。参见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册，第55、63、76页。
[9] 《总长会晤美舒使问答》（1922年8月9日）、《总长会晤英馆克参议问答》（1922年8月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1-002-02-017、03-11-006-02-001。
[1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03～104页。
[1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84页。
[12] 《日本芳泽公使呈递到任国书问题》，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16；《熊垓赴日本使馆晤会芳泽日使问答》（1923年7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10。
[13] 《陈司长与日本馆根津参赞会晤问答》（1923年7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12。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25页。
[15] 《译英文北京日报七月卅号》，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20。
[16] 《补七月十九日日本芳泽公使致沈部长照会一件》（1923年8月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17。
[17]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下，中华书局，2016，第748～751页。
[18] 应俊豪：《“丘八爷”与“洋大人”——国门内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9，第279页。
[1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27～329页；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
[20] 《美馆会晤问答》（1923年8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1-003-02-003。
[21]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下，第753～755页。
[22] 汪朝光：《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399页；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下，第758页。
[23]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下，第758～759页。
[24] 引自汪朝光《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402页。
[25] 应俊豪：《“丘八爷”与“洋大人”——国门内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第493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23页。
[26] Koo to Pao-chin Chu，12 November，1968，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4.
[2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9页。
[2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9页。另参见吴翎君《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97～198页。
[29]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151～152页。
[3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51～352页。
[31] 《英馆会晤问答》（1924年3月26日、5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1-007-02-002、03-11-007-02-009。
[32]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第153页。
[3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53页。
[34] 《英馆会晤问答》（1924年11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1-007-03-013。
[35]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35页。
[36]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56～57页。
[37]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87页。
[38] 《总长会晤劳农新代表姚飞问答》（1922年8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2-462-02-008。
[39] 《收总长会晤劳农代表姚飞问答》（1922年8月2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2-473-03-014。
[40] 《苏俄代表团致中国外交部节略》（1922年11月6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5页。
[41] 《外交部答苏俄代表节略》（1922年11月11日）、《苏俄代表致中国外交部节略》（1922年11月14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7～398页。
[42] 见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59页注1。
[43]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5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7～318页。
[44] 《顾总长会晤喀拉罕问答》（1923年9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2-556-04-037。
[45] 《朱鹤翔往晤喀拉罕问答》（1923年9月1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2-556-01-038。
[46]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05页。
[47]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2月18日，第6版；3月1日，第3版。又见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93～294页。
[48]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3月1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41页。
[49]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42页。
[50] 杨天宏：《中苏建交谈判中的“顾王之争”（1923～1924）》，《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51]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24～125页；《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通电报告交涉经过》，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68页。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4页。
[53]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51～254页。
[5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9～340页；《申报》1924年3月24日，第7版。
[5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42～345页。
[56] 《外交部复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节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59页。
[57] 《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节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63页。
[58] 《外交部复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节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63～264页。
[5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46页；《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国务会议的报告》（1924年6月5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82页。
[60]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225页。
[61]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70～277页。
[62] 《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国务会议的报告》（1924年6月5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82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48页。另参见杨天宏《中苏建交谈判中的“顾王之争”（1923～1924）》，《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63] 《申报》1924年6月2日，第4版。
[6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3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26页；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470页。
[65] 杨天宏：《中苏建交谈判中的“顾王之争”（1923～1924）》，《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6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页。
[67] 《申报》1924年6月7日，第4版。
[68] 波赖：《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第149页。
[69] 《中比条约说帖》（1926年1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69-01-006。该件实为外交部条约司呈文。
[70] 《中比条约说帖》（1926年1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69-01-006。
[71]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23～925页。
[72] 《比馆问答》（1926年5月31日）、《致驻比王公使》（6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69-02-010、03-23-069-02-013。
[73] 《致比华使备忘录》（1926年6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69-02-014。
[74]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27～928页。
[75] 《电驻比王公使》（1926年10月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1-02-004。
[76] 《顾维钧致吴佩孚密电稿》（1926年10月16日），胡震亚选辑《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1923年8月～1927年4月）》，《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第31页。
[77] 《电驻比王公使》（1926年10月18日）、《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1926年10月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1-02-005、03-23-071-02-016。
[78] 《收驻比使馆备忘录》《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致比华使备忘录》（1926年10月2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1-03-001、03-23-071-03-004、03-23-071-03-002。
[79] 《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1926年10月2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1-03-016。
[80] 《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1926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2-01-001。
[81] 《议案稿提出阁议》（1926年11月5日）、《呈上大总统比约事》（1926年11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2-01-007、03-23-072-01-006。
[82]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59～65页。
[83]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82～983页；《申报》1926年10月31日，第13版。
[84] 《总长会晤法玛使问答》（1926年11月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2-01-011。
[8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57～358页。
[86] 《时报》1926年11月10日、13日，转引自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第196页。
[87] 《条约研究会第一次开会成立会议录》（1926年11月9日），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第140页。
[88] 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141～142页。
[89]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第377～380页。
[90] 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
[9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12～113页。
[92] 王正廷：《中国近代外交概要》，外交研究社，1928，第125页。
[93] 《顾维钧会晤华洛思》（1927年1月5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46～948页。
[94]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48～949页。
[95]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51～952页。
[96] 方庆秋、吴菊英：《万县惨案电报一束》，《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97]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354～355页。
[9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54～355页。
[99]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第115～116页。
[100] 张丽：《安格联的平衡之策及其破产》，《兰州学刊》2017年第9期。
[101]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797～798页。
[102] 《时报》1927年2月10日，引自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01页。
[103]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798～801页。
[104] 《蓝普森致张伯伦》（1927年2月4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16页。
[105] 《蓝普森致张伯伦》（1927年2月15日）、《马慕瑞致国务卿》（1927年2月8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21～822、834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309～310页。
[106] 《申报》1927年2月10日，第7版；《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1页。
[107] 《蓝普森致张伯伦》（1927年2月15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22～824页。
[108]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02页；习五一：《论顾维钧内阁征收海关附加税和罢免安格联事件》，《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10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3页。
[110] 《颜惠庆自传》，第205页。
[111] 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90。
[112] 《蓝普森致张伯伦》（1927年2月15日）、《安格联致蓝普森》（1927年2月11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27、8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