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交官登上国内政坛
顾维钧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驻外使节岗位上度过的，但1922年回国后一直到北京政府垮台，却有好几年的时间在北京政府中担任总长甚至总理。这正是民国历史上政局最为动荡混乱的时期。作为一个已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外交官，顾维钧身不由己地卷入到国内派系政治的旋涡中。
1922年5月底，顾维钧刚到北京不久，就遇上徐世昌被直系逼宫、黎元洪接替总统的政局动荡。6月中旬，颜惠庆署理总理，出面组阁，最初请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后来因为内阁位置有限，转请他担任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虽不是内阁成员，也是一个政府职位。7月底，颜惠庆离职。8月5日，王宠惠代理总理，请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9月19日，王宠惠正式组阁，顾维钧继续担任外交总长。在直系赶走徐世昌之后的北京政局中，各种政治派别争相角逐内阁职位，而向来与国内政治无甚干系的顾维钧却屡屡被邀入阁，甚至有舆论称他可能出来组阁。[1]而像他一样的外交官颜惠庆和华盛顿会议代表王宠惠也于此时异军突起，获得组阁权。一批在外交界享有盛誉的外交官在这样一个政治动荡期集中进入北京政治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外交与内政互动的结果。
这年2月结束的华盛顿会议是晚清以来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了一些国家权益的外交活动。外交官在国际上为维护国家权益所做出的努力在国内各界得到广泛认可，他们在国内的声誉也因此得到提升。顾维钧及与他一同出席华盛顿会议的王宠惠回国时都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王宠惠于3月回国，下旬到达北京时，各界集会予以盛大欢迎。[2]顾维钧5月回国初在上海受到的欢迎前已述及。5月下旬到达北京后，北京大学、北高师等学校争相邀请他去演讲。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顾维钧至北大演讲亲撰启事，称“顾公使近年历驻美英及在巴黎会议、国际联盟、华盛顿会议之成绩，全国共见”，“此青年外交大家，实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也”。[3]6月中旬，顾维钧至天津小住，天津青年会及南开、中西、成美等多所学校纷纷邀请其前往演讲。[4]这都显示出民众对顾维钧的高度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顾维钧等华盛顿会议代表的肯定不仅仅在于赞赏其外交业绩，还包括对其推进国内政治的殷切期望。北京学界代表在欢迎顾维钧时就表示：“对于顾先生今后的希望，我们深信好的政治，是以民众为基础的，现在国内政治腐败，达于极点。顾先生年壮力强，将来接重多多。我们希望顾先生今后不染一点旧官僚之习气，仍本民意民情向前做去。”[5]
民众将国内政治的希望寄予原本应在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的外交官，实在是出于外交与内政不堪之现状。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国内民众对按照华会上列强与中国的约定，开始修订关税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寄予厚望。但华会刚结束，国内就发生直奉之间的军阀战争，随后得胜的直系将徐世昌赶出京城，北京政局陷入混乱之中。关心时局的人们不仅担心政局持续动荡下去，更对由此可能使华会成果付诸东流忧心忡忡。《大公报》上署名“远公”的一篇短文这样评论顾维钧在天津的演讲：“吾人对于顾使表示极诚之欢迎，岂非感其华会之功乎？夫顾使之勋猷，昭昭乎，妇孺皆知，无待吾人之赘述。而听其演说，不能无感焉。当此华府闭会，友邦所期望于我国，至于殷且厚，而当事者，方鹜权利之争，又孰有国家观念者。国家乃吾民之国家，非少数军阀官僚政客之国家也。乘此绝好时机，吾民不自爱其国，求所以自立于世界，而听彼军阀官僚政客之倒行逆施，不其将陷吾艰难缔造之民国于万劫不复之地位。……试观今日之时局，政争迭起，兵祸相寻，贻吾民无穷之痛苦者，非彼军阀官僚政客乎？倘仍无所觉悟，不独其依赖之积习，振其自决之精神，吾恐内乱糜矣。则华会所得，终成泡幻。”[6]这一评论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忧虑。
正是这种对时局的忧虑产生了蔡元培、胡适等人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指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主张“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并且认为正是好人不出来，所以总长、次长都被旧官僚占去了，因此号召“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7]因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的表现而得到国内民众和舆论充分肯定的外交官，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并被寄予厚望。这是顾维钧等回国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所在。1922年底，《密勒氏评论》做了“中国当今十二伟人”的问卷调查，12人中有顾维钧、王宠惠、王正廷这三位参加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外交官，顾维钧高居第三位，列在孙中山、冯玉祥之后。[8]可见这些外交官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不仅民众和舆论如此，政界和军阀也十分看重职业外交官。到1920年代初，外交部各级官员已由专业背景很强的职业外交官构成，其他人员已不可能进入这一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的部门。因此不管哪一派政治力量组阁，外交总长一职不得不请职业外交官出任。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主导北京政局的直系比起其他军阀派系尤为重视这批新崛起的外交官，直系赶走徐世昌后就主张新内阁中应包括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这一时期政潮汹涌，内阁不稳。各派政治势力相争不下时，没有派系色彩的外交官反而成为各派可以接受的人物。而当内阁总理难产时，名列各部之首的外交总长也因而成为优先考虑的人选。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军阀和政客都认为这些职业外交官能够得到列强的认可，由他们出长外交甚而组阁，整个政府更易得到列强的支持，而这在动荡的政局中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顾维钧这些外交官处理外交事务获得很大自主空间的国内政治因素。而顾维钧等外交官在办外交的过程中，确也获得列强的信任，使列强更愿意看到由这些人执掌北京政府的外交部乃至内阁。1922年1月华盛顿会议还未结束时，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就向兼代总理职务的颜惠庆表示，他的代理将有助于山东问题的解决。8月初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时，舒尔曼又称：“中国外交得如公等者，本使敬为中国得人贺。”[9]
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的些许成果和会后中国国内政局迅速恶化之间形成的反差，使民众在对时局忧虑之时寄希望于在国际舞台上有成功表现的外交官。直系对新崛起的外交官的看重，和列强对中国政局所具有的影响，更增强了外交官在动荡政局中的地位。在派系林立的北京政坛，短时间内集中进入内阁的这些外交官因此获得了一个“外交系”的称号。[10]
与这一时期的其他派系不一样，“外交系”既不像直系、奉系那样是一个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军事政治集团，也不像“政学系”或“研究系”那样是一个有相对明确的首领、稳定的成员乃至固定的活动场所的政治派别。但这个由职业外交官组成的群体，又确实被政界与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派别与其他众多派系相提并论。进入内阁担任外交总长后，顾维钧成为这一群体中的重要成员。
顾维钧留学时选择外交和国际法为自己的专业，就是立志要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此时转而介入国内政治，除了政局演变的客观因素，还在于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外交与内政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国内南北分裂、军阀混战不已的状况，使他在对外交涉中备感非同寻常的艰辛。而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更使他期望国内有一个稳定的政局和一致的民意，以使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所得能够付诸实施。但现实却令人失望。
顾维钧在天津青年会演讲时谈到动荡的国内政局令他在对外交涉中遭受了窘迫和耻辱。他提到在欧洲时曾与一著名外交家谈东亚局势和中国遭强邻紧逼之状况，希望其能支持中国，该外交家则反诘道：“何以中国以如是辽阔之幅员、富厚之天产、众多之人民，竟不能自强其国，而反以外侮为忧乎？”顾维钧坦言当时“心中百感俱集，几至无词以答”。而在华盛顿会议上，“鄙人与我国其他代表，将收回租界、中国关税自由、撤回洋兵等案，竭力提出，希望各国表示同情于我，将各案通过。惟是各国代表对我代表所称述者，非不极端表示同情。然至提议中国问题时，无不曰现在中国内乱频仍，南北尚未统一，收回领事裁判等事，今日尚非其时。当时鄙人等私衷之惭窘与愤慨，是非言语所能形容”。顾维钧认为华会期间，美国舆论持同情中国、支持中国的主张，“无如我国内争不息，坐使他人得所借口，而所希望各事，亦竟不能如志，为可痛耳”。顾维钧作这篇演讲时，北京刚经历了直系驱徐迎黎的闹剧。有感于国内时局的现状及对外交涉的亲身经历，他在结束演讲时说：“现在大局日坏，南北至今分裂，吾人应早自决，以国民之资格，促进南北之统一。使强有力政府早日成立，则吾辈所希望者，又何难件件办到。吾辈须知自决云者，须有一定之宗旨，譬如驾一叶之扁舟，飘摇于汪洋巨浸之中，只要认定一方向，则早晚终必达得目的地。不然，飘摇不定，日晚间必至触礁沉没。吾愿诸君深味此言，并勿忘欧洲某大外交家反诘鄙人之词。人人奋发图强，则我国之前途，正有无穷之希望也。”[11]在天津的另一次演讲中，顾维钧谈到了国内民众对外交的贡献，认为巴黎和会的拒签和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皆与民众的奔走呼号相关，并进而言道：“对外如此，对内亦然。望我青年，不分党派，不分殄域，作全国一致之主张。废督也，裁兵也，皆可迎刃而解。”而他本人回国后之最大希望也是“中国早日统一”。[12]
与顾维钧一同进入王宠惠内阁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在当时是这样表述外交与内政关系的：“我国积弱由来甚远。外交胜败每以内政为衡。”“言外交者，必先言内政。内政不修，则无外交。”[13]这可看作被称为“外交系”的这批人的共识，也是他们最终卷入国内政治的主观动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宠惠和罗文干都在胡适发起、蔡元培领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
顾维钧一到北京，还没投入政坛，就加入了王宠惠、罗文干和胡适等人的朋友圈。这些人尽管有的在政界，有的在学界，但都有留学的经历。顾维钧在结束留学刚回国时就组织过欧美同学会，热心联络归国的留学生。到北京不久，他就与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一起发起了一个茶话会。茶话会的地点就在顾维钧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大院，所以他还是茶话会的东道主。顾维钧的这所宅院已有300年的历史，是明朝末年吴三桂为陈圆圆所建，占地几十亩，有小桥流水、长廊楼阁，共200多间屋子。顾维钧刚到北京时，一位失势下台的官员要避祸离京，但怕大院被没收，就借给了他。后来，黄蕙兰让她的父亲出钱买了下来，又花钱重新装修，装上了暖气系统和浴室。
顾维钧与蔡元培等发起茶话会的目的是“讨论今日切近的问题”。6月20日，茶话会在顾宅举行。参加者除四位发起人外，还有胡适、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林长民、陶孟和、李石曾等“二十多位欧美同学”，讨论的主题是统一。胡适对茶话会很为赞赏：“这种谈话会，无论怎样无效果，总比那‘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留学生生活要高一点。”因此他与罗文干一起提议，继续定期办下去，每次由四五个人做主人。[14]这样，以后几个月中，顾维钧铁狮子胡同的大院就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归国留学生聚会议政的场所。
6月27日，第二次茶话会又在顾宅举行，参加者多于第一次，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是否要实行邦联制。此后在7月14日的茶话会中讨论了省自治的问题。[15]茶话会讨论的“今日切近的问题”都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国内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与顾维钧在天津演讲中提到的“废督”“裁兵”一样，都指向制止内乱、南北统一这样的内政根本问题，表明他与参加茶话会的学界人物有相近的看法。
从顾维钧到北京最初一个月的言和行，已可看出他对国内政治的关注和热情。
二 内阁频繁更替中的总长
从一个已有国际声誉的外交官转入国内政治舞台，顾维钧最初并无准备也不太愿意，不过因对内政与外交之关系已有一番认识，“勿忘欧洲某大外交家反诘鄙人之词”，并深望“强有力政府早日成立”，所以他最终并非毫不情愿地入阁担任外交总长。
1922年8月5日担任王宠惠代理内阁的外交总长是顾维钧进入北京政府内阁的开始。在黎元洪接替徐世昌的政局动荡期，直系吴佩孚主张由参加过华盛顿会议的代表组成内阁，王宠惠因此代理总理主持内阁。他首先想到的是请顾维钧出长外交，亲往铁狮子胡同顾宅密谈两小时，“共商新政计划”，请顾入阁为自己帮忙。舆论称顾与王“私交甚深，且同为外交系之中坚分子”。在王宠惠的力邀下，顾维钧改变原来不入阁的想法，但声明“专以王代阁任内为度”。[16]但一旦入阁，他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9月19日，黎元洪在吴佩孚压力下任命王宠惠署国务总理。当王宠惠对正式组阁裹足不前时，顾维钧则从旁积极鼓励。王内阁组成后，舆论称“奔走有功者，厥惟顾维钧”。[17]
在王宠惠的新内阁中，顾维钧继续担任外交总长。时评称他“为新外交系中特出之才，其外交学识尤长，久已脍炙人口。舍去驻英公使本职，就任外长，设非王署阁，顾决不肯轻允牺牲个人之宗旨”。[18]在这届内阁中，总理王宠惠、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都署名于《我们的政治主张》，倡导好人要出来，组织一个好政府，因此这届内阁也就被称作“好人政府”。顾维钧虽不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但与王宠惠和罗文干均是顾宅茶话会的发起者，政治理念相同，又都被时人视为外交系，在新内阁中成为同道。王内阁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因此舆论称王宠惠内阁是“洛方（即吴佩孚）与所谓外交系结合成功”之结果。有论者则指出“好人政府”与“外交系”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19]
“好人政府”登台，对之最为关注的莫过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和顾宅茶话会的参加者了，而前者就是后者的核心成员。但他们对王内阁受制于吴佩孚颇为担心。9月8日，在顾宅茶话会上，有参加者请王宠惠就政府的计划谈谈想法。“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对今后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要求，前两者一下子办不到，因此参加者就提出了第三点。但被动荡政局搞得焦头烂额、此时还没完全下决心正式组阁的王宠惠没好气地回答：“那能有工夫做计划？”茶话会的气氛由此紧张起来。顾维钧忙起身说：“今天天太晚了，下回再聚会，请诸位即用‘今日政治计划’做讨论的题目。”胡适对顾维钧出面打圆场称赞道“少川究竟是漂亮的人”，但又称若王宠惠说此话，岂不漂亮？[20]茶话会因王宠惠等人入阁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9月22日，即王宠惠新内阁组成三天后，顾宅茶话会的争论更为激烈。王宠惠到会就大发牢骚，称除了应付财政危机造成的“吃饭”“过节”问题，别无政策。胡适发言则回应顾维钧前次会上出的讨论题目“今日政治计划”，提出应“消除奉直私斗”，实际上是要王内阁表明不受直系吴佩孚控制的立场。担任过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秘书的叶景莘说，“希望王内阁用华盛顿会议的议决案作大政方针的依据，这个内阁可叫做‘华府会议善后的内阁’。一切政策都可包在这个大题目里”。蔡元培马上呼应赞成：“王内阁在今日大家的眼里只是一个洛阳武人的内阁；若能用华府会议作标题，可以使王内阁的旗帜一新。”参加者也都赞同。眼看王宠惠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顾维钧又出来为王解释：“亮畴不是全无计划，不过他此时迫于现状，不愿作空谈……”[21]
顾维钧“迫于现状”的解释，确实道出了王宠惠内阁也包括他自己入阁后面临的困境和无奈。“外交系”登上政坛时，社会声誉甚佳，各界期望很高，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源。但他们能够入阁和组阁，靠的是直系的支持，因此在国内政治中并无多少自己的施展空间。顾维钧称王宠惠“不愿作空谈”，可看作他对茶话会上各种对王内阁批评及建议的含蓄回应，进一步显示出顾维钧、王宠惠这些入阁者与以在野身份议政者之间的分歧。两拨人之间的关系因入阁者越来越深地卷入国内政治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10月27日，顾宅茶话会上，王宠惠和罗文干又大发牢骚，使其他人都不满意，最后蔡元培提议茶话会停止，要开也须等王宠惠等退出内阁之后。这表明入阁者与在野者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大家坐不到一起了。胡适对茶话会上三位入阁者的评论是：“亮畴竟是一个无用之人；钧任（罗文干）稍胜，但也不能肩此重任；少川稍镇静，头脑也稍明白，但他终为罗、王所累，不能有为。”[22]在胡适看来，顾维钧是入阁三人中头脑稍明白因此也稍镇静的。而这三人中，顾维钧之前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他实际上延续了办外交的处事方式。
面对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内政治，顾维钧确实是以办外交的经验来办“内交”的。茶话会的停办只是原先志趣相近的朋友圈的分裂，双方的争执还只在唇枪舌剑，而其他派系对内阁的攻击是顾维钧入阁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
王宠惠内阁得到直系洛（阳）派吴佩孚的支持，吴的心腹孙丹林和高恩洪分别出任内务和交通总长，成为内阁的重心。舆论对此看得十分清楚：“王亮畴不过为洛阳傀儡，而孙丹林、高恩洪实操中枢之全权。王氏胸无所主，每有国务会议，辄听由孙、高把持。”[23]这招致直系中（天）津保（定）派的嫉妒，他们暗中策划倒阁。而国会中的各政治派系对新内阁也不满意，尤其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吴景濂是在民国政坛上翻滚了多年的政客，掌握着国会中最大的政治派系益友社，一直觊觎着内阁总理的权位。直系赶走徐世昌后引来的总统黎元洪在内阁与国会之间则偏向内阁。顾维钧是这样描述入阁后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关系的：“以内阁为一方，以总统为一方，以国会为第三方，再加上所谓的‘实力派’，这就再次形成了一种四角安排。”对政府的实际工作来说，这种关系使“互相之间的政治利害冲突一直非常激烈”。[24]
内阁成员确定后应将名单提交国会批准，但吴景濂一派放出风声，称会对孙丹林和高恩洪投否决票。王宠惠为了不使国会得到推翻内阁的机会，就决定不将内阁名单提交国会。吴景濂当然不能容忍这一无视国会的行为，不断催总统黎元洪将内阁名单送到国会，黎元洪则不予理会。内阁与国会的摩擦促使财政总长罗文干拒绝给国会支付必要的经费，吴景濂就带着议员登门找罗文干索取国会经费。内阁与国会的冲突逐步升级。
在这场与国会的冲突中，与王宠惠和罗文干相比，顾维钧仍然“头脑明白”、处事镇静。按他自己的话说，“担任了内阁与国会之间的联络员”。[25]王宠惠不愿出席国会接受质询，有几次顾维钧就代表内阁去国会，他认为这是根据宪法行事。面对议员的质询，他态度诚恳，有礼貌地回答，尽可能说明真实情况，因此得到议员们的鼓掌欢迎，称其应付质询很得体。他还有意识地以“中国式方法”处好与议员的关系，同时宴请议员和内阁各部总长，客人常多达三五桌，尽力疏通各方关系。有一次，顾维钧在外交部大楼设宴，请了国会领袖和内阁成员，希望让双方坐到一起进行说和。但吴景濂一见到王宠惠就直面斥责：“你是总理吗？你是什么总理？你对宪法还有丝毫尊重吗？”尽管顾维钧忙打圆场说：“别提这些事了，我们喝酒！”宴会还是不欢而散。《申报》获悉此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宴会席上，吴景濂与王宠惠互相诋谟，面红眦裂，不欢而散。则国会之于内阁已到极端地步，直不可掩之事实也。”[26]
《申报》评论称国会与内阁关系“已到极端地步”，这一看法一针见血。11月18日，吴景濂以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奥地利借款展期合同有渎职受贿行为，逼总统黎元洪下令拘捕罗文干。当天晚上，顾维钧参加海军总长李鼎新在海军俱乐部举行的宴会，包括罗文干在内的内阁成员都参加了。但宴会后刚回家，顾维钧就得到罗文干在家中被军人带走的消息。[27]这就是政坛上轰动一时的“罗案”。
“罗案”是吴景濂在津保派支持下打击王内阁及其背后洛派的举动。吴佩孚最初对吴景濂的做法予以驳斥，但在津保派首领曹锟支持将罗文干案交法庭后，也只得表示静候法庭的判决了。没有了吴佩孚的支持，王内阁也就无法延续下去了。11月25日，顾维钧与王宠惠一同辞职，“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就垮台了。此时距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仅111天。两天后，众议院又通过了查办顾维钧的议案，称顾作为外交总长预闻奥地利借款合同，应一同惩办。[28]
“罗案”是顾维钧进入国内政坛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他与王宠惠、罗文干三人被北京的外国使馆圈视为得到吴佩孚保护的“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少年中国派”，王内阁的倒台被看作这些年轻有为的政治家的出局。[29]这些被视为“外交系”的人遭到吴景濂等政派的攻击，根本原因是他们被看作吴佩孚洛派操纵内阁的工具，由此成为派系冲突的焦点。舆论对此有精到的评论，“此次阁潮如为排斥外交系而生，则如此结果可以暂安”，但如为国会以及直系内保洛派之暗斗，“仍不能一朝安也”。[30]因此王阁倒台后，各政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斗。
此时的北京政坛，不管哪一派得势，都不得不倚重职业外交官来掌管外交。顾维钧辞去外交总长后，王正廷、施肇基两位参加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外交官先后被请出，短暂担任外交总长，王正廷还同时代理了20多天的总理职务。施肇基被提外长最终未能在国会通过，当时有报道指出这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相关，吴欲另提他人，“以铲除外交系”。《申报》则称“系议员多数忌克华府会议出力人员”，足见此时其他政派对半年多来外交系在政界影响骤长之忌惮了。[31]此后由并非职业外交官的黄郛出任外交总长，其间曾邀顾维钧、王宠惠、施肇基等商议外交事务，[32]但黄郛很快因“金法郎案”辞职。这样，外交总长一职又成为政坛的焦点。此时的内阁总理是在倒王宠惠内阁时兴风作浪的张绍曾，他生怕出现没有外长而无法维持内阁的局面，于是在1923年4月初，不待顾维钧同意就下令派其署理外交总长，可见顾维钧这样被视为“外交系”的人物已无法从北京政坛上轻易“铲除”了。“罗案”后不到半年，顾维钧又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
胡适知道此消息后，以诚恳的口吻给顾维钧写了封信：“我以为张内阁非可与共事之人，而今日之民气与国势皆不足为外交后盾。此次，先生出任外交，别无他种正当之justification（理由），只有‘为国家而牺牲’一个动机尚可得国人的原谅与佩服。先生如果真是为国家外交的重要而出，则不可不先有几种基本的主张：对中日的问题，究竟希望争到什么地步？对中俄的交涉，究竟希望如何进行？……若先生久已胸有成竹，自不妨忍暂时的苦痛，以图政策之进行。若对于这些问题本无主张，徒以情而难却，轻于一试，则先生进退失据，徒为一班无耻的政客作‘掮末梢’之器，那就不免使我们大失望了。”[33]胡适是以朋友身份来劝顾维钧不要出长外交的。
顾维钧听到张绍曾要揽他入阁的消息后，就去面见总统黎元洪，表示担任外长一职国会能否通过是一问题，而本人也无此能力，请黎“另行物色贤能，以免贻误外交”。[34]顾维钧不愿再度出任外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罗案”尚未了结，罗文干仍在被拘押之中，而他本人也因该案被国会查办，因此他坚持以“罗案”解决为出任前提。顾维钧虽不愿马上接任外交总长的职位，但他的想法与胡适劝阻他的理由是不同的，因此并没有关死入阁的大门。
但“罗案”尚未解决、外交总长一职仍虚位以待之时，北京政局急剧变化，直系开始上演逼黎元洪交印的闹剧，以为曹锟登台铺平道路。此时发生不久的临城劫车案尚未解决，列强中对中国进行“国际共管”的呼声甚嚣尘上。内乱外患更突显了“外交系”在政局中的特殊角色。与一年前直系驱徐迎黎时相比，由于有了1922年下半年的政坛经历，顾维钧和“外交系”其他人在直系导演的这一幕政治闹剧中显得要老练多了，并不完全是被动的角色。
6月上旬，直系逼宫日紧，黎元洪先后请颜惠庆、顾维钧出面组阁，希望依靠直系能够接受的“外交系”渡过难关，保住总统的职位。顾维钧与颜惠庆对黎元洪的邀请均有允意，两人虽暗中有竞争，但还是互相予以支持。黎元洪最初属意颜惠庆，顾维钧曾至颜府劝其出山。颜惠庆退却后则极力荐顾以代己。6月8日中午，黎元洪在总统府邀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外交系”人士午餐，席间讨论由顾出面组阁事，至席散时此事业已确定，顾维钧对此并不拒绝。但当晚回家后，有人告诉他黎元洪一日不离京，政局一日不安，劝阻他不要助黎。于是，顾维钧即打电话给黎元洪，坚拒组阁。但此后几天，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相互间以及与黎元洪、张国淦等人之间走动仍十分频繁，东厂胡同黎府几乎每日都有顾、颜、王的踪影，直至13日他们一起送黎出京。[35]
黎元洪被逼走后，直系为维持北京局面，并为在外交上取得列强对变动后政府的承认，迫切需要外交系参加甚至主持新内阁，尤其力促顾维钧就任外长。[36]国会中与直系有关联的议员也致函顾维钧，催促其早日就职：“阁下自派署以来，谦让未遑，莫肯就职，同人等曾一再敦促，未蒙采纳。”如今政局变化，“敦请阁下，旦夕就职，出任艰巨”。[37]而一部分反直议员则离开北京，与其他反直派为阻止直系掌权，纷纷反对“外交系”加入内阁为直系撑台。包括顾维钧在内的“外交系”因此卷入了政治旋涡的中心。当时《顺天时报》一篇评论从列强的角度道出了外交系在北京政局中的重要性：“由外国而观，北京政府所以较广东政府、黎氏政府更为重要，再申言之，北京政府所以为内外所重视者，因有外交总长之故也。由斯而观，外交总长一席之虚悬，实为内外轻视北京政府之原因。倘长此久悬不决，恐难免灭亡之虞，此直派所以竭尽一切手段，而促顾外长就职也。”[38]顾维钧与颜惠庆、王正廷等“外交系”中人此时对北京政局这潭浑水已有切身的了解，明白直系中有津、保、洛的分歧，国会内又有各派的纷争，因此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对直系邀请既未坚拒，也未慨然允诺，而是称“尚在审慎考虑之中”。[39]7月初，在反直舆论的压力下，顾维钧离开京城暂避风头，赴西山“养病”。[40]颜惠庆与王正廷也都暂离京城。
但至7月中旬后，京城各种势力尤其是直系内各派请“外交系”出山的呼声日高，暂时主持内阁的高凌霨更是力邀顾、颜、王三人同时入阁相助。吴佩孚的心腹白坚武也给吴献策，让他电催顾维钧“赶行就职，维持内外现状”，并要吴给曹锟等发电请他们也劝顾就职，称顾与财政总长王克敏若不就任，“京况益难矣”。[41]7月中旬，顾、颜、王三人几乎同时返回京城，顾维钧并对报界表示要颜惠庆、王正廷一同上台方肯就职。[42]
在直系的力邀下，7月23日，顾维钧宣布就任外交总长，不过颜惠庆、王正廷并未能随他同时入阁。在同记者谈话时，顾维钧称此举“专为外交”，因为“数月以来，外交积案甚多”，并表示“外交一事，本应超出国内政治旋涡之外，国内党派纷竞，不过阋墙之争，仍属一家之事。兹因此而旷废对外必要之处置，致列强失其交涉之对手，则影响于国际地位与国家资格者，危险莫可言状”。他声称作为外长，“决不为一方有所活动”。[43]但从当时报刊报道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顾维钧在拖延月余后此时就职，并不仅仅是其个人“专为外交”的行为。有媒体称，顾维钧就职前与颜惠庆、王正廷一起商定，由顾先上任，颜、王再谋登场。而就在顾维钧上任4天后，冯玉祥出面邀集各方人士，提出请颜惠庆出长农商并兼总理、王正廷出长司法。[44]《东方杂志》的一篇时事评论对此时的“外交系”做了这样的分析：“平常所称为接近直系的外交系，实并不完全为直派而活动，又不曾出力帮助直派以打击反直派，颇可称之为中立派。外交系七月底因直派想利用他们加入内阁以装门面，曾有组织超直派内阁的企图，当时传说，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将乘保定改造内阁的时机拉王克敏及二三名流组织超直派内阁，一面借以打破‘直派即中央’的北京政局，一面以中间人资格向反直派说话，以便进行解决时局。”[45]外交系组织“超直派内阁”的意图和活动，只是舆论的推测。不过，自6月初以后顾、颜、王三人来往密切，共商进退，并在政局动荡之际跃跃欲试却是有迹可循的。顾维钧与颜、王等人此时欲参加内阁，固然主要出自外交上的原因，期望以此结束无外交当局处理中外交涉的局面，尽力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对整个政局并非毫无想法。顾维钧在就任外交总长后对外国记者说：“中国目下因政治上之发展，不但经过一种危险的过渡时期，且政府反得一种极大之经验。中国之共和政体，此时系一试验时期，亦为亚洲所仅有者。”[46]这番专向外国媒体表达的看法，透露出这些有留学美国背景的外交官对共和政体在中国发展的期望，这也可说是他们参与内阁的一个潜在动因。
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结束了黄郛离职后内阁无外长达4个月的局面，也使掌控内阁的直系得以全力以赴推进“最高问题”，将曹锟推上总统之位。因此不管顾维钧如何表白入阁“专为外交”，“超出国内政治旋涡之外”，“决不为一方有所活动”，反直各派均视顾维钧入阁为投靠直系，助曹锟上台。国民党系的褚辅成率领离京国会议员致书顾维钧，驳斥其所谓专为外交、维持国际地位的言论：“所谓维持国际地位者，无非运动外人承认北京之伪政府耳；所谓维持全局安宁者，无非断送国权、挹注外资，以燃北京残局之死灰而助直派之战费耳。”并告诫顾维钧：“国人以满腔之热诚期待我公者甚远大，而公乃勇于自杀、为虎作伥，此真傀儡公者所快意，而爱护公者所痛心也。一念之差，迷途未远，望公熟思，及早回头。若其执迷不悟，是公自绝于国人，而国人必有以处公者矣。言尽于斯，惟公自择。”[47]
杨永泰领衔的另一批离京议员以更犀利的语言斥责顾维钧：“悍然竟就伪职，好官自做，人言何恤。”并嘲讽其所凭借的外交声望：“足下遭逢时会，少年知名于国际，虽华而不实，器小易盈，然能进之以锻炼，不得谓非前途有望之器也。仆等本爱人以德之义，窃惧其堕入浊流，使白圭有玷，虽曰可磨，君子终惜其非完璧焉。故不惜时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弗图足下炫于目前之虚荣，而甘为军阀乱党之鹰犬。”最后以严厉的口吻敦促顾维钧悬崖勒马：“足下果犹有丝毫之天良未尽泯没者，则请速自断决，孑然引去，犹不失为知几之明哲也。若必恋恋不舍，积怨既深，终有报复之一日。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请足下自思果有抵抗民怨之毅力否耶？苟其无之，则悬崖勒马，急流勇退。”[48]
反直政派之外，原先参加顾宅茶话会的学界人物也加入抨击的行列。几个月前胡适尚以诚恳的口吻劝顾维钧不要“为一班无耻的政客作‘掮末梢’之器”，此时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刊发多篇文章对其进行猛烈的批评。一篇题为《中国的泰勒兰》的文章，将顾维钧比作19世纪初纵横捭阖于维也纳和会的法国外交家塔列朗，以尖刻的语言奚落他：“顾维钧自负其才，甘为人用。唐少川（绍仪）可以用他，袁慰亭（世凯）可以用他，陆子欣（征祥）、徐菊人（世昌）也可以用他。将来何论什么人具有实力，全都可以用他。倘使为好人所用，他也可以做些好事体；倘使为坏人所用，也就可以做些坏事。他本是一个‘人用之才’，随人转移，我们也不必用‘审慎出处’的话去劝勉他。”[49]如前所述，顾维钧内心确以塔列朗自许，这篇文章点出了顾维钧以外交之才甘为当政者所用的要害。
其他报刊也充满类似的批评。《民国日报》连续几日以《全国共弃之顾维钧》为标题，刊登各界批顾的言论。一则消息称，顾维钧派人接其母亲去北京，但其母因顾助曹而拒绝，反敦促顾离京回南方，并言：“儿不来，此生不复相见。”女权同志会获悉后致函顾母，对其行为大加赞赏后又请其“严词责训，再电京师，促少川先生敝屣荣华，克日南下，庶令誉得之挽回”。也有人公开致函顾维钧，痛斥其“卿本佳人，何为作贼”。[50]
此时舆论对顾维钧的尖刻而激烈的批评，与一年多前他刚回国先经上海后到北京时的一片赞誉形成强烈的反差，“青年外交大家”成了“为虎作伥”的帮凶。直系逼走黎元洪就是要将曹锟推上总统之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举遭到其他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顾维钧却为其火中取栗，遭到舆论的痛斥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后，在外交上充分信任顾维钧。内阁中有直系阁员欲干预外交官的任命，曹锟明确表示：“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完全由顾总长决定。”[51]几次内阁变动，都有人提出要更换外交总长，但均遭曹锟拒绝。曹锟将外交完全放手交给顾维钧，固然因为在当时的中外关系格局下，与列强驻华使馆保持正常的联络是北京政府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此事只有委诸顾维钧这样的外交官，但也与曹锟、吴佩孚比其他军阀更看重顾维钧有关。直系的倚重和信任给了顾维钧相当的空间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在外交事务方面施展身手，而在派系林立的北京政治中这又反过来使得他十分注重与直系包括直系内各派之间的平衡关系。直系因外交而倚重顾维钧及外交系，外交系因要开展外交并立足政坛亦不能没有直系的支持。这一时期特殊的内政和外交环境使直系和外交系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靠的共生关系，当然这一共生关系并不是对等的。
顾维钧出任内阁职务时表示是为维持国家体面而尽匹夫之责，这未尝不是实话，但一旦进入政坛，其实无法完全抵御权力的诱惑和侵蚀；而且随着在政坛中越陷越深，他也增加了对权位的迷恋。黄蕙兰对此看得很清楚，顾维钧“并不讨厌来自他的地位的权势和荣誉”。[52]外交系中其他人在这一点上也都相似。1924年1月中旬，当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都成为内阁总长后，王正廷就对能否也成为内阁一员十分在乎，甚至含蓄地威胁如未能如愿将参加其他派系。[53]
北洋时期政局的特点就是动荡多变，而顾维钧由于曹锟的信任，从1923年7月起连续担任外交总长达1年4个月，在其他总长频繁更换的情况下，实属罕见。1924年7月初，孙宝琦辞去总理职务，按总理缺席由总长中排位第一的外交总长代理的规定，曹锟任命顾维钧代理总理。顾维钧推辞不准后接受了这一职位。这一代理时间不算太长，9月14日，颜惠庆出任总理。在组阁过程中，颜惠庆考虑过由自己兼任外交总长，而安排顾维钧去担任农商总长，但曹锟坚持外交总长还是要顾维钧担任，甚至宁可放弃让颜惠庆任总理也要让顾留任。[54]于是顾维钧在颜惠庆内阁中继续担任外交总长。
颜惠庆内阁是一个短命内阁。在颜内阁成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颜惠庆副署了曹锟对奉系的讨伐令，帮助直系完成了开战的法律程序，随之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关内外打响了。直奉双方正激战之际，10月下旬直系阵营的冯玉祥阵前倒戈，率部杀回北京逼曹锟交出总统大印，颜惠庆内阁也一同倒台。顾维钧不得不离开了外交部。
像当时绝大多数下台或失意的政治人物一样，顾维钧离开北京后去了天津。他在天津有自己的房产，在天津小住一阵后南下上海。随后一年多的时间中，顾维钧没有官职，但仍与政界人士保持接触，了解政坛的种种动向，尤其是外交方面如关税会议的进展。1925年11月，顾维钧应吴佩孚之电召赶往武汉，吴就关税会议事“面授机宜”，请顾与各国公使和商人沟通，转达吴的意见。[55]他还经常与罗文干、汤尔和在吴佩孚亲信孙丹林任职的银行里相聚，互通信息。他们四人都曾在王宠惠内阁中任职。在北京政坛中沉浮了一阵后，顾维钧似乎已不太甘于寂寞了。
寓居上海期间，顾维钧回故乡嘉定为唐宝玥落葬。唐氏病逝后，顾维钧在美国置玻璃棺以殓遗体，随后运回国内，安放于嘉定城西门顾氏宗祠内。1924年10月，军阀齐燮元、卢永祥交战，嘉定成为战场。兵士见玻璃棺豪华，将其打开，期望有所收获。据当时报纸记载，因为入殓时“抽气成空”，开棺后“其尸如生”。战事结束后，顾维钧专程返乡安排落葬，玻璃棺外再置一外棺，“丧仪甚盛”。[56]
三 依违于直奉之间的总理
1926年春，原本兵戎相见的直奉两系联起手来攻打冯玉祥，迫使其下野，随即控制了北京政局。在上海做寓公的顾维钧一直关注着北方政局。4月中旬，在孙丹林的安排下，顾维钧以为吴佩孚祝寿的名义赴汉口，而主要目的是商谈北京的政府改组事宜。吴佩孚请顾维钧到汉口是要请其担任直系准备推出的颜惠庆内阁的财政总长，顾维钧对担任此职并不愿意，表示兴趣仍在外交方面。但对吴佩孚请他出面与各方沟通，推动颜惠庆内阁尽快登台却并不推却，因为他对时局已有自己的判断。在汉口期间，顾维钧向媒体表示，“国内战事已至终了时期，吴、张、孙必能合意，共组一合法政府”，相信直奉的吴佩孚和张作霖以及占据东南五省的孙传芳能够联合起来控制北京政局。[57]因此，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为了为吴佩孚组织新一届内阁，顾维钧往来于沪、汉、京之间，在赋闲了一年多后显示出重返北京政坛的强烈意愿。在北京仔细观察政治风向为登台做准备的颜惠庆注意到顾维钧在汉口那边“很卖力”。[58]
5月5日深夜，顾维钧衔吴佩孚之命抵达北京。在北京政局敏感之际到达，面对媒体的提问，顾维钧并不避讳来京目的，称此行“受吴佩孚托催颜惠庆就职”。次日，他先见颜惠庆，递交了从汉口带来的内阁名单，他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晚上又见奉系少帅张学良，代表吴佩孚与奉方沟通。[59]在直奉联合组阁过程中，顾维钧为未能来京的吴佩孚积极奔走，成为吴在北京的重要代言人。
5月13日，颜惠庆宣告复职，并由内阁摄行总统职权。[60]顾维钧成了颜阁的财政总长。担任颜阁教育总长和外交总长的分别是王宠惠、施肇基（在海外未就，由颜惠庆自兼）。三位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全部进了内阁，加上颜惠庆，10名阁员中外交系占了4名。颜惠庆在劝王宠惠入阁时，称“这是欧美留学生的首次机会”，显示出他虽由吴佩孚主导推出来组阁，但也有自己的考虑。[61]与赶走黎元洪后直系一手遮天的局面相比，直奉之间貌合神离的联合，看上去似乎更有利于组织一个“超派系”的政府。在北京政府中长期任职的李景铭这样观察此时的颜惠庆：“颜惠庆固素抱乐观主义者也……自太平洋会议后，以为各国予中国以有为之机，际此人才毕集，身居元首地位，适值贞下起元之时，故于五月十三日摄阁。”[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