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颜惠庆对时局的估计太过于乐观了。直奉之间虽在军事上已经联手，但对北京政府的安排则各有打算。由于奉系拒绝合作，颜惠庆内阁根本无法正常运作。舆论称颜惠庆是“单人跳舞”，内阁成员均以各种理由躲避，连顾维钧也以家事为由离京赴津。[63]拖至6月22日颜惠庆不得不辞职。实际上在军阀掌控北京政治的格局下，并不存在颜惠庆或顾维钧他们所想象的欧美留学生的机会。
颜惠庆辞职后，由吴佩孚的亲信海军总长杜锡珪代理内阁总理。顾维钧在杜阁中继续担任财政总长。财政总长并不是顾维钧所希望的职位，所处理的事务对他来说也相当陌生。但在直奉围绕内阁的明争暗斗中，总长职位的接受或拒绝并非个人意愿所能决定。
财政总长的主要职责是为政府筹措各种经费。吴佩孚让顾维钧出任此职，当然希望他能为其部队多调拨军饷。9月上旬，北伐军攻克吴佩孚的大本营汉口。率部撤离的吴佩孚急需军费，于9月18日致电顾维钧告急：“需饷甚急，望设法速为筹拨。”次日，吴佩孚又亲笔写信给顾维钧求援：“敬希无论如何先筹三百万汇下应用，以鼓士气而策万全。”[64]
顾维钧收到吴佩孚的函电时，离中秋节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他正为钱款事忙得焦头烂额。当时过节称为“节关”，财政部至少要筹到三四百万现款应付各方，才能安然过关。为筹集这笔钱款，顾维钧专门设宴请各大银行代表，请他们认购“秋节库券”。但银行界巨头张嘉璈因顾维钧刚出任财政总长就修改银行给政府贷款的过高利率而记恨在心，故意刁难，不予合作。结果，顾维钧只筹到100余万现款，于是提出行政机关薪金发40%，军警薪饷和教育部门薪金发70%，以此应付节关。
尽管顾维钧为筹款费尽心机，但北京的军警拿不到全薪就不满意。就在吴佩孚致电顾维钧催拨军饷的当天，京畿宪兵司令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包围正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国务院，点名要找财政总长，并表示不见现款不散，任何人不得离开国务院。顾维钧与内阁同僚“被困于内阁会议室，饮食全无”，直到次日凌晨4点，才获准离开。但军警仍寸步不离地跟着顾维钧到了他在铁狮子胡同的大院，聚集在院内，守候着索要钱款。陪同顾维钧回家的总理杜锡珪只得去找来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向军警当面做出保证，军警才离开顾宅。这时已是上午9点了。事后知道此消息的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内阁阁员们昨日被军警包围。顾遭侮辱，几乎挨了揍。”这是顾维钧在做外交总长时没有遇到过的事，晚年回忆时他说，这是“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页”。[65]
京畿宪兵司令是奉系的人，因此军警索饷实际上有政治示威的意味，表明奉系不再希望吴佩孚的人一手控制内阁了。经历过阁潮的颜惠庆对此看得很清楚：“现奉系在北方已成为最高权威了。”[66]因此，杜锡珪内阁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直系吴佩孚对北京政局影响力的下降是因为其在与北伐军的交战中屡遭重创，失去了与奉系争锋的资本。而因为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步步进逼，奉系仍需维护北方阵营至少形式上的团结，所以还不便直接出面全盘接收直系主导下的内阁。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阁总理就应该是一个直奉双方都能接受的人。[67]在京城中，这样的人就只有顾维钧了。
从1922年8月第一次入阁后，顾维钧就一直是直系支持的人。1926年春夏，他又作为吴佩孚的代言人在京城四处活动，所以直系当然乐见其出来主持局面。顾维钧与奉系原无多少来往，但他在“内交”上也能长袖善舞。1926年5月返回北京后，他与奉系少帅张学良开始接近。最初是代表吴佩孚与奉系谈公事，随后就有了个人之间的来往，关系密切起来。铁狮子胡同的顾宅有一个50英尺宽、80英尺长的跳舞厅，喜欢玩乐的张学良成了舞厅的常客。黄蕙兰与张学良的太太也是来往密切的好朋友。[68]杜锡珪辞职要请顾维钧接替，当然要得到奉系的首肯。10月3日，阎锡山收到的一份关于北京政情的报告，内称：“顾少川得汉卿（即张学良）之赞助，可以就职，并拟另组阁员，以期顺手。”[69]显然，因为张学良这一重要因素，奉系支持顾维钧组阁。
10月5日，顾维钧就任外交总长并兼代总理，因为与颜阁和杜阁一样是摄政内阁，所以他也行使总统的权力。如果说从财政总长回到外交总长任上是他自己所希望的，代理总理主持内阁则多少有些迫不得已。当天顾维钧先去外交部，然后到国务院，在以代理总理身份演说时诉说不得不代阁的心情：“（民国）十五年至今战乱，杜代阁维持数月，煞费苦心，因病告倦，弟勉承乏，自惭亦无建树，惟外交案不易决，国际地位日堕，不得不勉为支撑一时。”并称代阁只是“暂支短局”。重返外交部，顾维钧也是大叹苦经，“此次来部，已第三次，惟觉此次困难，远过往昔，明确待决悬案、交涉棘手之案极多，甚为提心”，表明入阁仍是为外交而勉为其难。[70]顾维钧对内阁没做大的更动，自己空出的财政总长一职交给了奉系推荐的潘复。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由依附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人士组成的联合内阁”。[71]
虽说是联合内阁，但奉张的影响力已经远在直吴之上了。时评就指出：“顾阁貌为吴佩孚系下之政府，而重心实已转移。”顾维钧与“京津之奉要人周旋”密切，“奉方可以不居操纵中央之名，转得其实也”。[72]
但顾维钧并不因此就疏远了吴佩孚。舆论对此看得很清楚：“顾之于吴，则仍拟于不即不离之间，维持一二。”[73]担任代理总理后，顾维钧与吴佩孚之间仍密电往来频繁，从组阁的人选，到中比修约的考虑，顾维钧都向吴佩孚报告，有所沟通。对吴佩孚推荐的印铸局长人选，顾维钧则予接受并发表任命；而对奉系推荐的盐务官员，他也发电向吴询问，以示尊重。[74]在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派系政治中，顾维钧处事十分稳重、圆滑。
当然，此时与奉系的关系更为重要。随着吴佩孚在军事上的失利，1926年底张作霖的部队从关外陆续进入华北，实际控制了北方。顾维钧十分明白，“军政是同出一辙的，军事形势改变之后，往往紧跟着政治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所以有必要改组内阁以反映改变了的军事形势”。[75]11月上旬和下旬，顾维钧两次发出辞职通电，表示在“险象骤生”之际，愿意“让贤”。但顾维钧的这两个通电，更多的是在奉直力量更替之时对奉系的一种表态。颜惠庆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明白这种手法，知道发通电只是表面文章，在他看来，“顾仍想干下去”。[76]
对顾维钧的辞职通电，张作霖虽以不过问政治予以敷衍，但实际上已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对中央政治的直接干预了。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随后，天津传出内阁将置于安国军总司令之下的消息。[77]于是，12月17日，顾维钧内阁发出第三次辞职通电。12月下旬，张作霖进京后，顾维钧与他有多次面谈。顾维钧“将困难情形详细披陈”，张作霖虽“仍殷殷以维持相责”，却对新内阁提出了具体要求：“阁员现不在京者甚多，自应补充改组，总须整齐完全在职，庶政令可以进行，观瞻亦可维系。”即维持顾为总理，但内阁成员需调整。随即，张作霖提出由张景惠出任陆军总长，以替换直系的蒋雁行。吴佩孚此时对内阁的组成已无影响力，此前对顾维钧也已明言内阁事由张作霖“就近主持”。但要更换直系人马，顾维钧仍不忘致电吴佩孚，以婉转的口吻与之商量，以示对吴的尊重。吴佩孚当然不会有异议，只能接受。[78]顾维钧在直奉之间的周旋于此可见一斑。
1927年1月12日，内阁在奉系主导下改组。顾维钧由代理总理成为署理总理，仍由内阁摄行总统权力。内阁成员中，“有几名吴佩孚的人被忠于张大帅的人所接替”。[79]新一届内阁组成时，南方的北伐军已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列强中如英国和美国也先后宣布对华新政策，声明愿与能代表中国人民或有权力谈判的当局来往，北京政府的正统性受到挑战。顾维钧在此时出面主持内阁，一方面是因为奉系还不愿直接站到前台，需要顾维钧维持，另一方面确有他几次入阁时所表示的“专为外交”的考虑。作为代理和署理总理，顾维钧只能十分勉强地维持着内阁。但在外交方面，他做出了终止中比条约和罢免安格联的决定。这是北京政府后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两件大事。
北方的政治格局在1927年春又经一变。3月初，张作霖与吴佩孚之间在河南发生战争，这是北洋军阀史上最后一次有规模的混战。4月中旬，战争以吴佩孚失败而告终，张作霖扫除了北京政坛上最后一个有威胁的对手。于是，奉系不再需要顾维钧为他们出面维持内阁了。奉系阁员纷纷拆台离去，内阁会议“屡屡停开”。时评称：“顾维钧虽尚有不舍之意，而实已不成局面。”[80]有过以往几年政坛沉浮的经历，顾维钧明白，张作霖要指向“最高问题”了，“实现他做中国元首的毕生野心（这也是中国军阀们的共同野心）”，“了解到这一切之后，我有了准备，并希望解除我自己的一切政治职责”。[81]
6月16日，孙传芳等安国军将领通电拥戴张作霖由安国军总司令改做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替代原内阁。当天，顾维钧宣布辞职，并致函内阁，称：“胃病复发，深为痛苦。中西医士皆言病根甚深，药石难效，非静养不可。新阁未成立前，重要政务应请胡惟德召集阁议决之。外交现正紧急，故内阁已任命王荫台〔泰〕代理。”[82]所谓胃病，只是为辞职所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与3年前冯玉祥占领北京后立即离京不同，此次辞职后顾维钧往京郊的西山暂避，这是耐人寻味的。几天后，张作霖的把兄弟、担任过黑龙江督军的吴俊升来到西山见顾维钧，代表张作霖请他回京。第二天，顾维钧即返京去见张作霖。尽管张作霖坚持要顾维钧接受一个他愿意担任的官职，顾维钧还是推辞了。但答应了张作霖的另一个要求，即留在北京城内。按顾维钧自己的说法，“我既与政府无正式联系，也未离开北京，而是与新政权保持了友好的和私人之间的关系”。顾维钧此时已经看出，张作霖的部队不足以战胜南方的国民党军队，而民心也在南方这一边，但他还是选择了留在北京，其在南北对抗中的倾向是很明显的。[83]
四 “外交系”中的派系政治
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几年里，顾维钧不仅卷入了北洋军阀的派系政治中，与颜惠庆、王正廷等被舆论称为“外交系”的同僚之间也因对权位的竞争以及个人不和而时有矛盾和纷争。“外交系”虽不同于“政学系”“研究系”那样的政治派别，然而在派系政治的环境中，它的政治行为与那些真正的政治派别又有一些相同的特征。
“外交系”以外交声望而进入北京政坛，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又皆以外交专才而自居，外交总长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内阁职位。因此他们之间对权位的竞争主要围绕外交总长一职展开，尤其在他们都有机会入阁之时，这种竞争会相当激烈。1922年6月黎元洪入京后，颜惠庆获得组阁的机会，尽管他想尽力将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安排进内阁，洛阳吴佩孚方面也极力推荐顾维钧入阁任外交总长，但他并不愿将外交总长一职交给顾维钧，而是想由自己兼任。拒绝顾维钧任外交总长的理由是生怕影响中日关系，因为顾被看作中国反日政策的倡导者，日本对他十分反感。最后颜惠庆安排顾维钧去担任财政讨论委员会的委员长。[84]1923年初，张绍曾组阁，王正廷欲获得外交总长职位而向张预约，但张绍曾却任命王为司法总长，向国会提交的外交总长是施肇基。王正廷对这一安排十分不满，不愿就任司法总长一职。按顾维钧的说法，王正廷因此以自己曾任参议院副议长的影响力使施肇基的提名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85]1924年初孙宝琦出面组阁，准备安排颜惠庆（颜惠庆的妻子是孙的妹妹）接替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但曹锟坚持由顾维钧留任该职，最后孙宝琦拟任颜惠庆为内务总长，而曹锟正式发表时又将颜改为农商总长。[86]从颜惠庆愿意入阁和对外长职位的看重来看，在孙宝琦最初的提议被曹锟否决时他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孙宝琦内阁仅维持了半年就因孙与财政总长王克敏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总辞职。由于外交部列于各部之首，曹锟于7月初任命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总理。此时顾维钧与颜惠庆都是下一任正式总理的热门人选，而两人对此职位均颇为心动，跃跃欲试。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谈到此事时，称自己对总理一职没有什么兴趣。但根据颜惠庆的日记记录，顾维钧一代理总理就与颜多次讨论内阁形势。而当传出颜惠庆将组阁的消息时，他则“感到失望”，并进一步了解颜对此事的态度。[87]颜惠庆最初虽向曹锟、顾维钧等表示不愿组阁，其实也是一种姿态，主要担心组阁无法获得通过。因此当获悉曹锟“有诚意”，在筹款方面极具能力的王克敏“肯协助”后，他立即开始为组阁活动起来，如设宴招待“愿意协助”的江苏人士，“为合作问题”与陆军总长陆锦交谈，并着手酝酿内阁成员的具体构成，显得十分积极。[88]由于颜顾两人均有意于该职，因此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当时舆论也都关注于此。7月中旬《华北正报》就刊登了关于“顾颜之争”的文章，但他们两人都不希望媒体炒作此事，于是联名写信给该报予以澄清。颜惠庆最初也颇为注意与顾的关系，欲“避免与顾维钧发生误解”。[89]但事实上颜惠庆和顾维钧彼此都在为总理一职进行活动，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暗中较劲，所以最终此事多少还是影响了两人间的关系。颜惠庆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多次记录下他人对顾维钧的负面评价，他的朋友中有人请他留神顾的活动，甚至痛斥顾为“大阴谋家”。[90]而颜惠庆本人也将此时两人间的关系形容为“同室操戈”，认为顾维钧为争取总理职位进行了“阴谋活动”，因此有时会“显得有些神经过敏”，对一些不利于己的政治活动他会怀疑顾维钧是“幕后策划者”，当顾无望成为正式总理时，他又认为顾因恋栈想延长代理总理的时间。[91]此时颜惠庆对顾维钧已缺少基本的信任。
当颜惠庆出任下届总理已成定局之时，外交总长一职的归属又加深了颜顾之间的隔阂。颜惠庆在年初孙宝琦内阁中未获该职，如今自己出面组阁想再次亲兼，并以此为组阁的条件，而让顾维钧去任财政总长。但曹锟仍坚持外交之事全权委诸顾维钧，即使换总理也不能换外长，于是颜惠庆不得不做出让步，另兼列于外交总长之后的内务总长。而经过这番周折，顾维钧担任颜惠庆内阁的外交总长时，已感到“心情并不舒畅”，因为颜让他当外长“很勉强”，“并非出自他的本心，只是由于曹锟总统和他的拥护者的坚持”。[92]
此后顾维钧与颜惠庆两人围绕外交总长的职位还有过一次暗中交手。1926年5月颜惠庆被吴佩孚推出来组阁，他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任命仍在驻美公使任上的施肇基为外交总长，然后以施未到职为由自己兼代外交总长，而顾维钧则被任命为他本人并不愿意担任的财政总长。由于有了以往的经历以及此时复杂的局势，顾维钧对该职位“持冷淡态度”。[93]6月下旬，颜惠庆内阁被迫辞职，由杜锡珪代理总理。这时颜惠庆向杜推荐的外交总长却是并无驻外使节经历的蔡廷干，于是顾维钧只得再任财政总长。[94]与以往极力重用外交专才的情况相比，颜惠庆的这一举动是耐人寻味的。
“外交系”内因个人不和产生的纷争以顾维钧与王正廷间最为激烈。顾维钧与王正廷两人之间的恩怨可追溯到巴黎和会期间。当时王正廷因与顾维钧将娶曹汝霖女儿的谣言有关，而使顾维钧对其大为恼火，两人间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95]当顾王两人都进入北京政府后，他们个人间的过节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涉。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及的1924年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谈判。中苏谈判中顾维钧与王正廷的冲突，与他们两人之间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不同理解及外交应对策略的差异有关，但两人间的个人过节与成见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顾维钧对王正廷谈判数月不向其报告颇为不满，因此在审议王提交的已草签的条约时，多了一层挑剔，参加内阁会议的颜惠庆就看出顾“对王抱有敌意”。[96]支持顾维钧的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则认为，顾维钧对王所提意见“近于无意识”，主要是顾王两人“争私见之故”。[97]顾王矛盾是圈内人所共知的事。但在1923年夏直系逼走黎元洪后短暂的政治真空期，顾维钧与王正廷一度又走得很近。
这些事例显示，在外交系内部的纷争中顾维钧是一个主要角色。在外交系中，就在北京政府中的资历而言，顾维钧远不及其他几人。1912年，当24岁的顾维钧回国担任袁世凯的秘书并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时，颜惠庆是外交部的次长，王正廷是署理工商总长，王宠惠是司法总长，而之前后两人还分别担任过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但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成名后，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望已不在上述几人之下了，他因此获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出长外交的机会，也因此更易于成为矛盾的中心。此外，还有一不容忽视的因素。顾维钧曾这样评价外交系的其他几人：“王正廷是个很能干的人物，当然他在外交方面不曾受过任何特殊训练。但在颜惠庆向我推荐他时，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而王正廷的博士称呼“只是美国公众随时准备赠与任何外国政治家以表示恭维的通常头衔。我想王或许后来被授予过某种荣誉学衔，但他从未获得过任何学术上的博士学位。颜惠庆博士和施肇基博士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也都没有攻读过也未获得过任何学院或大学的博士学位，但照样被人称为颜博士和施博士。中国外交界历来有一个传统，即政府当权者考虑外交官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是讲外语的能力。如果某人曾在国外求学，并获得过西方大学的学术头衔，那么他就具备了在外交界供职的一切条件。而外交人员必须具备起码的国际法和外交史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却从未引起国家高级当局的重视”。[98]而顾维钧本人恰恰是以国际法和外交为专业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当然会认为出任外长于他是实至名归的。顾维钧的这一观念为他与其他几人的关系增加了紧张因素。
就在外交界的资历而言，“外交系”诸人中当首推颜惠庆。1908年他就入中国驻美使馆任二等参赞，一年多后回国进入外务部。“外交系”于1920年代初出现于北京政坛，固然有前述的各种因素，但与颜惠庆出面组阁时有意识地安排外交人才有很大关联，可以说他是“外交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因此“外交系”中其他几人都与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99]顾维钧与颜惠庆的关系较为特殊复杂，两人间有过师生和上下级关系。顾维钧在圣约翰读书时，上过颜惠庆的翻译课，刚回国进外交部时颜是次长。两人又因外交总长和总理两职产生过竞争。两人间虽因此互有看法，但关系并未完全恶化，因为顾颜两人在外交方面有着相当一致的立场，他们间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来自彼此间的“瑜亮情结”。1924年9月颜惠庆成为总理后就表示要与担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合作，对顾所主张的外交方针也持肯定的态度。[100]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谈道：“颜和我一直是好朋友，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经常看法一致。一般说来，我们都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愿意尽自己最大努力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们都认为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中国不应该屈从于外国。”[101]在“外交系”中，除了顾维钧与王正廷之间个人恩怨太深以至于关系太僵之外，与其他人之间的分歧或纷争并未演进到激化的程度。
有着留学美国背景的“外交系”在进入国内政坛时，有按照西方模式推进国内政治的潜在愿望。但是在军阀操控的派系政治中，外交系实际上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他们在内政方面的愿望根本无法获得实现。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他对国内政治不感兴趣，无意卷入国内各派纷争，还谈到“外交系”的力量就在于“不参与他们之间的倾轧，超脱于各派斗争之上。这样，各军事集团就能利用像汤（尔和）、王（宠惠）、罗（文干）、颜（惠庆）和我自己这些文官。我们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认为是独立的，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更没有参与旨在统治国家的军事斗争”。[102]颜惠庆在自传中也有相似的表示。不过从前面所述来看，顾维钧的这番表白显然并非他当时的想法，而在时人眼中，他们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这些话其实是顾维钧在经历了派系政治的倾轧之后产生的对派系政治的厌恶，折射出他和“外交系”诸人入阁卷入国内政治不算成功的经历。正是这一经历使他此后学会了对政治保持距离，也对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但在北京政府中任职留下的不全是苦涩的记忆，正如黄蕙兰所说顾维钧不讨厌来自他的地位的权势和荣誉。因为出任过摄政内阁总理，这就与一般的总长不一样。1941年6月，顾维钧即将从驻法大使转任驻英大使，法国维希政府要授予他一级十字勋章，这是法国的最高奖章，专授国家元首。顾维钧认为不妥，告诉法方切勿如此行事。但法方回答说，因为他担任总理时摄行总统的权力，所以授予这个勋章是完全有理由的。顾维钧非常认可这一答复，认为“法国确实在处理有关礼宾方面的问题上经验丰富，十分在行”。[103]从中不难读出顾维钧对被尊为国家元首的自得。这种自得也传染给了黄蕙兰，她自称“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夫人”。[104]
由于顾维钧在北洋后期多次在内阁中出任要职，尤其在1927年初北伐军已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后，还担任总理出面组阁，因此被舆论和南方政治力量视为北洋要员。1928年7月初，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进占北京后，庆祝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有一项就是要求中央政府通缉北洋“腐化官员”，顾维钧名列其中。7月1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开会议决，对顾维钧等“劣迹昭著”的北洋官员十余人“一体通缉，归案惩办，以儆奸邪，而申国纪”。列席国府会议的有已经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105]国民政府还下令没收顾维钧在铁狮子胡同的大院和天津等处的房产。
于是，顾维钧只得离开中国，赴欧洲躲避国内的政治风浪。此时，距他从驻英公使任上回国在北京政府中任职已过了6年。
[1] 《专电》，《大公报》1922年7月19日，第3版。
[2] 《欢迎王代表与赎路年限》，《顺天时报》1922年3月25日，第2版。
[3]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6日。
[4] 《顾公使在津演讲记》，《大公报》1922年6月16日，第10版。
[5] 《欢迎顾维钧代表志》，《大公报》1922年5月29日，第2版。
[6] 远公：《顾使演说之感言》，《大公报》1922年6月16日，第7版。
[7] 《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
[8] 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9] 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年。
[10] 除了顾、颜、王宠惠三人外，未加入颜阁、王阁但在政界和外交界都有影响的王正廷被舆论列入“外交系”。在王阁中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虽无直接的外交经历（担任过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但因与王、顾关系密切，也被看作“外交系”成员。还有于1923年初短暂回国的施肇基也被视为“外交系”成员。参见金光耀《外交系初探》，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194～197页。
[11] 《顾专使在青年会之演说》，《大公报》1922年6月16日，第3版。
[12] 《顾公使在津演讲记（续）》，《大公报》1922年6月17日，第9版。
[13] 罗文干：《狱中人语》，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112、118页。
[1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704页。
[15]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710、728页。
[16] 《新内阁发表后之新形势》，《大公报》1922年8月7日，第6版。
[17] 《专电》，《大公报》1922年9月21日，第3版。
[18] 天籁：《王署阁果然实现矣》，《大公报》1922年9月21日，第2版。
[19] 《王内阁发表之经过（二）》，《申报》1922年9月23日，第10版；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59页。
[20]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790～791页。
[21]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804～806页。
[22]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870页。
[23] 《傀儡内阁动摇之内幕》，《民国日报》1922年10月20日，第3版。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6页。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9页。
[2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9页；《申报》1922年11月19日，第6版。
[2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0～251页。
[28] 《申报》1922年11月29日，第6版。
[29] Robert Jarman，eds.，China Political Report，Archive editions limited，2001，Vol.2，p.437.
[30] 《内阁改组说》，《申报》1922年11月26日，第3版。
[31] 《专电》，《大公报》1923年1月25日，第3版；《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1月26日，第3版。
[32] 张梓生：《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解剖》，《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1923年，第20页。
[33]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第13页。
[34] 《顾维钧长外已定之情形》，《益世报》1923年4月6日，第3版，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83页。
[35]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第256～260页；《民国日报》1923年6月12日，第3版；《益世报》1923年6月10日，第3版，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88页。
[36] 《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23年6月24日，第2版。
[37] 《摄政内阁大起暗潮矣》，《益世报》1923年6月23日，第3版，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94页。
[38] 《顾外长之就职》，《顺天时报》1923年7月25日，第2版。
[39] 《顾少川出处未定》，《大公报》1923年6月28日，第2版。
[40] 《专电》，《民国日报》1923年7月7日，第2版。
[41] 《颜、顾、王之态度》，《晨报》1923年7月14日；《白坚武日记》，第429页。
[42] 《民国日报》1923年7月12日、14日。
[43] 《顾外长昨午就职情形》，《大公报》1923年7月24日，第2版；《申报》1923年7月24日，第4版。
[44] 《本社专电》《冯玉祥职权的上帝化》，《民国日报》1923年7月25日第2版、7月29日第3版。
[45] 《时局迁延中各方内部的活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号，1923年，第3～4页。另一篇时评则提到“外交系诸人据传竟有要保定通电停止最高运动的要求”，见《长期政变中的国际共管声》，《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1923年，第9页。
[46] 《顾外长与外报记者之谈话》，《顺天时报》1923年7月27日，第2版。
[47] 《离京议员复顾维钧书（其一）》，《申报》1923年7月30日，第6版。
[48] 《离京议员复顾维钧书（其二）》，《申报》1923年7月30日，第6版。
[49] 顾实：《中国的泰勒兰》，《努力周报》第65期，1923年8月。
[50] 《全国共弃之顾维钧》，《民国日报》1923年7月25日第10版、7月27日第10版。
[5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8页。
[52]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32页。
[53]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10页。
[5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页。
[55] 《顾维钧奔走沪汉之任务》，《申报》1925年11月13日，第13版。
[56] 《唐夫人埋玉记》，《申报》1925年11月21日，第11版。
[57] 《申报》1926年4月21日，第5版。
[5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7～280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28页。
[59] 《本馆要电》《各社要电》《顾维钧到京后之行动》，《申报》1926年5月8日第4、5版，5月14日第6版；《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32页。
[60] 因直系认为颜惠庆出任总理是恢复1924年10月北京政变时被推翻的内阁，故称复职，而此时无总统，故由内阁摄行总统职权。
[61]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30、335页。
[62] 李景铭：《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近代史资料》总6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55页。
[63] 《僵局中之政府与时局》，《申报》1926年5月27日，第5版。
[64] 胡震亚选辑《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1923年8月～1927年4月）》，《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第29页。
[65]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7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1～293页。
[66]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71页。
[67] 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125页。
[68] 李纶波：《王怀庆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8～119页；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59页。
[69] 《北京钱孟材致太原阎督帅江电》（1926年10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126页。
[70] 《申报》1926年10月6日，第4版。
[7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6页。
[72] 《顾阁与奉方之关系》，《申报》1926年10月11日，第5版。
[73] 《顾阁与奉方之关系》，《申报》1926年10月11日，第5版。
[74] 胡震亚选辑《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1923年8月～1927年4月）》，《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
[7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7页。
[76]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87页。
[77] 《津议拟设临时内阁》，《申报》1926年12月4日，第5版。
[78] 《顾维钧致吴佩孚密电》（1927年1月7日、8日）、《吴佩孚致顾维钧密电》（1927年1月9日），胡震亚辑《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1923年8月～1927年4月）》，《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第34页。
[7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7页。
[80] 《北京通信》，《申报》1927年5月1日，第9版。
[8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9页。
[82] 《顾维钧已辞摄阁》，《申报》1927年6月17日，第7版。
[8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01～303页。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2、273页。
[85] 《张阁将成与巨变将至》，《大公报》1922年12月25日，第3版；剑公：《张阁成立与最高问题之昨讯》，《大公报》1923年1月5日，第3版；《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7～258页。《大公报》1923年1月26日第3版也有报道称“施被参议院否决，实出于王正廷破坏所致”。
[8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1～6月）》，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第89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0页。
[8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1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55～158页。
[88]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56～157、161页。
[89]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56、159页。
[90]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56、158、162、164页。
[91]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65～166、169页。
[9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273页。颜惠庆内阁是9月14日宣布的，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赞成将顾留在阁内”。《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73页。
[9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80页。
[94]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49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82页。
[9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92～193页。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梁和钧对此事的回忆与顾的回忆稍有不同，见胡有瑞、卢申芳《“王正廷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第29期，1982年。
[9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7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26页。
[97] 《白坚武日记》，第459、470页。
[9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6～337页。
[99] 1924年夏颜惠庆与顾维钧暗中竞争总理职位时，王正廷就站在颜一边，在国会中为颜积极活动。《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60页。
[100]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79、183页。
[10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页。
[10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7页。
[103]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6，第585页。
[104]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55页。
[105] 《北京祝捷大会余音》《国府通缉安福余孽》，《申报》1928年7月9日第9版、7月11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