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学良的外交高参
顾维钧于1928年底抵达欧洲。此后的几个月中，他主要住在巴黎，但也与黄蕙兰一起去地中海边的尼斯及摩纳哥等地休闲度假。摩纳哥是著名的赌城，顾维钧偕夫人出现在那里，引起媒体的关注，称“顾博士夫妇环游欧洲，忘情政治舞台，逍遥于欧洲著名消闲别墅”。[1]
但作为一名外交官，顾维钧其实是无法沉溺于欧洲的湖光山色之间的。虽远在欧洲，他仍关注着国内政局和与中国有关的外交动态，经常与欧洲各国政界人物见面交谈，以了解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一次，在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长贝特洛（Philippe Berthelot）谈话时，顾维钧问他对苏联的看法。贝特洛说，从欧洲的标准来看苏联还不算一个强国，但在远东，它的军事实力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中国与其打交道必须小心谨慎。此次谈话后，顾维钧给罗文干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告张学良，必须谨慎处理东北的对苏关系。[2]
顾维钧此时关注苏联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是因为中苏关系正面临着危机。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后，颇想在东北干一番事业，包括从外人手中收回一些主权。在东北占据中国权益的主要是日本和继承旧俄的苏联。日本不仅在东北侵占大量权益，而且一心想吞并东北，进而染指整个中国。但年少气盛的张学良没有将直接威胁中国的日本视为主要对手，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苏联。1929年7月上旬，东北地方当局查封了苏联在东北的贸易机构，撤销了中东铁路苏籍局长的职务，并下令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苏联人在12小时内离开中国。7月中旬，苏联做出强硬反应，宣布对华绝交，断绝中苏间铁路交通。7月下旬，中苏在边境地区开始发生军事冲突，随后发展成一场延续数月的中东路战争。
因此，收到顾维钧的意见后，张学良发电报请他立即回国到沈阳来。这样，在欧洲待了半年多时间后，顾维钧打道回国，于9月底抵达沈阳。当晚，张学良就与他见面，参加会面的还有罗文干。会谈的主题围绕着与苏联的关系。此后，每周至少有三次，张学良会邀请顾维钧去打高尔夫球，实际上主要是聊局势。顾维钧与张学良前些年在北京就有了来往，此时就走得更近了。他发现张学良对中苏间已经发生的军事冲突前景非常乐观，就问道：“假如你发现你的对手手里真正有好牌，你怎么办呢？”张学良思考了一会，给了一个不是答复的答复：“我自有对策。”[3]
张学良将顾维钧请到沈阳，是要借重他的外交才干。但顾维钧毕竟仍在国民政府的通缉名单上，因此回国的消息一经传出，并有报道称张学良将请国民政府取消对其通缉令，南方国民党势力便纷纷发声反对。国民党上海各区党部呈请市党部严缉顾维钧。上海国际法学会在顾维钧尚未回国但已有消息传出其将参与对苏外交时，就请国民政府“必须协拿到案，明正典刑”。[4]缉拿顾维钧的呼声都指出他是军阀余孽，助长内乱，在直奉操控的北京政府任职成为顾维钧的政治包袱。面对舆论的压力，张学良马上否认向国民政府保荐过顾维钧。顾维钧自己也对报界表明：“此行不问政治，专心实业。”[5]
所谓不问政治只是敷衍媒体的表态，但专心实业却也不全是一句假话。还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顾维钧在外交部的一位同僚因为需要用钱，就将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一块二平方英里的土地以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他。张学良知道他有这块地，此时有意再送给他同样面积的一块土地。顾维钧以无功不受禄为由辞谢了张学良的好意，但在1930年2月按实价购买了7000垧地，差不多二平方英里。新购买的土地在东北军屯垦的洮安，顾维钧制订了开垦计划，成立了垦荒公司，请了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毕业的陶略矦担任经理主持其事。公司雇了佃农，最早开张的第一村有几十家佃户，村子里盖了几排新房，每户人家住一座平房，有四间屋。公司还雇了持枪的保安。[6]对经营实业，顾维钧确也花了些心思。
当然，顾维钧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外交事务。顾维钧刚回国激起的反对声消退后，张学良即与南京方面沟通，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下旬撤销了对顾维钧的通缉令，一同撤销的还有对梁士诒和王克敏的通缉令。十天后，张学良聘任顾维钧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7]
此时，掌控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是蒋介石，但各实力派仍凭借军事力量占据着各自的地盘。1930年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结成反蒋联盟。5月，以反蒋联盟为一方、蒋介石为一方的中原大战爆发了。7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和以邹鲁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等政治反蒋派聚集北平，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政治反蒋派与军事反蒋派联合起来，筹划在北平另立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张学良成了反蒋派和蒋介石竞相拉拢的对象，作为张学良外交高参的顾维钧由此卷了进去。
1930年8月，顾维钧与张学良一起到北戴河避暑度假。8月18日，汪精卫派郭泰祺持其亲笔信赴北戴河见顾维钧，告诉他反蒋各派将另组政府，由阎锡山当主席，汪精卫当行政院长，请他出任外交部长。[8]顾维钧没有接受反蒋派的邀请，但也未中断与他们的联系。这反映的是张学良的立场。张学良对反蒋各派推他担任反蒋联军副司令一职沉默以对，但也没有公开表示站在南京一边，他还在观察局势的发展和两边的力量对比。9月1日，反蒋派在北平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推选阎锡山任主席，并定9月9日举行就职典礼。就在北方政局变化的关键时刻，顾维钧于3日上午抵达北平，并从车站被接去汪精卫家参加为他接风的午宴。汪精卫再次请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顾维钧问汪精卫，他们的政府是否已取得国际承认的保证，并称一个不被列强承认的政府是无用的。[9]虽然顾维钧仍表示对政治没有兴趣，但他问汪精卫的话却是意味深长的。
顾维钧的态度最终还要取决于张学良的立场。此时舆论纷传张学良要倒向反蒋派，并会派顾维钧加入反蒋政府。蒋介石抓紧对张学良的拉拢和施压，9月4日致电进行劝阻，逼其表态。蒋介石派到沈阳的张群和吴铁城也积极活动。张学良权衡再三，于5日致电蒋介石表明态度，称“近日谣言百出，实已辩不胜辩”，顾维钧等赴北平皆因私事，“不能即谓其有何作用”，已令其速归，“以免淆惑听闻”。当晚，张学良还向张群、吴铁城表示，“予之拥护中央始终不渝”。张学良的表态使蒋介石松了一口气，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张汉卿（学良）尚能知大体，对于余电恭维如命也。”[10]
顾维钧参加汪精卫接风宴后在4日还表示在北平“尚有数日留”，但因为张学良的电召，5日清晨即离开北平返回北戴河。[11]这一时期，顾维钧是作为张学良的代表与汪精卫等反蒋势力来往的。张学良脚踩两只船时，需要有人与反蒋派周旋保持联系，顾维钧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但张学良一旦亮明自己的态度，他当然就要离开反蒋派聚集的北平了。这一年夏天在北戴河度假的颜惠庆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北方政局，他评论道：“张汉卿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这样顾等人就上当了。”[12]颜惠庆是根据他自己在北京政坛派系政治中沉浮的经历做这番评论的，但顾维钧此时与张学良在一条船上共进退，于他而言，是算不了上当的。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呼吁“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中央措置”，并率20万东北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张学良倒向蒋介石一边后，顾维钧与原先并无交往的国民党方面越走越近。10月下旬，顾维钧回上海为母亲举行丧礼，上海市长张群亲临致丧，出席者近千人，极一时之盛。张群在大华饭店办茶话会，外交部长王正廷之外，顾维钧也在被邀之列。[13]
东北军主力入关后，东北防务被削弱，给虎视眈眈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其加快了侵华步伐。1931年6、7月间，日本在东北接连制造了“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并大肆煽动战争狂热，为全面侵占东北制造舆论。正在北戴河避暑度假的顾维钧，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读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正加紧部署，尤其少壮派军人煽动抗议“中村事件”，判断事态严重，会进一步发展。他告诉也在北戴河避暑的张学良秘书长王树翰和奉天省长臧式毅等人，日本人会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也许会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迫使中国在处理事件时妥协就范。王树翰等认为顾维钧所谈十分重要，请他去北平与张学良深谈。顾维钧虽未答应去北平，但给张学良写了封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张学良接信后，专门派飞机来接顾维钧到北平，要与他详谈。但见面后，顾维钧觉得，张学良并不认为局势如他判断的那样严重，于是留下一封信，表示怕会发生大事，但愿不发生，然后返回北戴河去了。此时是7月份。[14]接着发生的事情表明，张学良对顾维钧的预警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9月18日，顾维钧从北戴河回到北平。[15]当天深夜，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的计划，炸毁了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道，却诬称中国军队挑起事端，向东北军北大营驻地发起突然袭击，并用大炮轰击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9月19日早晨6点钟，张学良的顾问端纳给顾维钧来电话，告诉他沈阳发生的事情。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起，张学良请他立即去商量要事。见面后，与十来位东北军将领讨论了一整夜仍苦无对策的张学良要顾维钧谈谈他的看法。在了解事变情况后，顾维钧向张学良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事变；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去找在旅顺的日本总督以及南满铁路总裁。顾维钧认为，诉诸国联是为了引起世界各国和公众舆论的注意，给日本以某种压力，使它不再扩大在东北的侵略行动。但由于对诉诸国联究竟能产生多大效果并不抱太大的指望，他又希望能派人去探听在东北的日本负责官员的真正态度，以便为事件的解决寻找可能的途径。作为一个外交官，顾维钧对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反应就是寻找外交解决的办法。张学良认为顾维钧的第二个建议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但在顾维钧的多次陈述下，感到派个人去也不会有害处。但对顾维钧的第一个建议，张学良立即赞成，并请他与在北平的外交使节联络。[16]
当天，顾维钧以张学良的名义访晤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告诉英国公使，张学良正考虑依据国联章程或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对日本提出控诉，并询问如果中国采取这一行动，英国能否带头响应。蓝普森表示，以他个人的看法，根据英国与日本的关系，英国不会单独采取行动。[17]
英国是国联的支柱，蓝普森的态度对中国寻求国联解决事变是一个打击。此后数日，由于国联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反应消极软弱，以及判断日本发动事变“不过是寻常寻衅性质”，张学良对依靠国联解决失去信心，转而倾向于对日直接交涉，以“免除事件扩大”，尽快了结事端。[18]顾维钧在与蓝普森交谈中也表示，国联的权力有限，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无法采取有效行动，因此，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可能是解决事端的关键途径。[19]这样，事变发生几天后，张学良与顾维钧都不排除通过中日直接交涉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这一方针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应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赶回南京，于21日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商讨对日方针，决定一面先行提出国际联盟，诉诸公理；一面团结国内，共赴国难。虽然国联对日本侵华的反应不及中国预期，但蒋介石仍坚持须依靠国联来解决事变，认为“国联虽不可尽恃，亦非尽不可恃”，“中央所以尽力于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于此”。[20]
9月下旬，蒋介石两次致电张学良，要其来南京，“对外交事须待面商”。张学良先派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南京，代表他见蒋介石。但蒋介石对万福麟所表达的“单独交涉”“急求速了”方针不能赞同，表示“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21]此后，蒋介石再次电邀张学良来南京，张学良遂派顾维钧南下。
10月1日，顾维钧乘张学良的专机抵达南京。刚下飞机，他向媒体表示：“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凡个人意见所及，当向政府建议，以供采择。张副司令对东省事件，认为国家整个问题，一切听中央交涉解决。张氏与中央日有电报往还，本人此来，系附带作详细之陈述。”[22]表明他是作为张学良的代表来南京的。
蒋介石获悉顾维钧到南京的消息，当晚在日记中写道“顾少川对于外交亦有相当研究，是为一平时之好手也”，流露赞赏之意。到南京次日，顾维钧在吴铁城陪同下拜见蒋介石，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天，顾维钧被聘为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23]特种外交委员会是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外交危机而成立的机构，由考试院长戴季陶任委员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任副委员长，委员有蒋介石、孔祥熙、于右任、陈立夫、陈布雷等。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已因事变而辞职，特种外交委员会担负着外交决策的重任。顾维钧并非国民党党员，刚到南京就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蒋介石还有任命其为国联代表的考虑，可见在外交上对其之倚重。这是顾维钧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退出北京政府后，顾维钧在许多场合表示过要脱离政界，甚至离开外交界，但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民族危机又将他推到了中国外交的第一线。顾维钧的一生注定是要与中国的外交联系在一起的。
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交谈后，顾维钧看出张学良与蒋介石对处理事变的不同方针。他认为，在北平的人倾向于与日本直接接触，以寻找收回事变后被日本所占领土的办法，而南京政府则反对以任何形式与日本直接接触。[24]顾维钧本人也倾向于直接交涉，因此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顾维钧成了沟通在北平的张学良与在南京的蒋介石之间不同意见的主要渠道。刚到南京，他向蒋介石说明，张学良在对日方针上“始终与政府一致”，以打消蒋的担忧。后来11月下旬，蒋介石计划北上，张学良有顾虑，不想让蒋到北方来，顾维钧又在蒋面前予以疏通。[25]
国联在中国提出日本侵略问题后，于9月30日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命令其军队从速撤出自9月18日以来所占领的地区。10月5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为撤兵问题照会日本外相币原。但10月9日，币原在答复中国照会时提出，在日本撤兵前中日两国政府必须先直接交涉，“两国间应速协定可为确立通常关系之基础大纲数点，此项大纲协定后，国民感情见缓和时，日军始能全行撤退于满铁附属地内”。[26]日本的方针是撇开国联，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解决事端。
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日本的这一要求时，出现了意见分歧。一些委员主张拒绝日本关于中日直接交涉的要求，而要其遵守国联决议案撤出自事变以来占领的地区。顾维钧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讨论中说，指望日本听从国联的决议撤军是不可能的，而根据国联盟约，它也无权强制推行它的决议。因此，他主张在国联的监督和帮助下，中日两国直接谈判解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27]顾维钧的这一主张得到戴季陶、宋子文和另外几位委员的支持，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舆论及民心都不赞成对日直接交涉。
顾维钧主张对日直接谈判，是因为作为一个外交官，他认为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而不管这争端有多么严重。如果中国对日本的提议完全拒绝，那么就正中日本之计，使日本可以实行其抗拒国联的策略。在日本外交军事双管齐下的情况下，中国若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全盘方针从容应对，一旦失去国际同情，外交形势将更为严峻，单独面对日本更为不利。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日在美英列席下直接谈判解决山东问题的先例，也是顾维钧采用直接交涉策略的重要原因。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提到，“两国直接交涉终难避免。如能由第三者加入旁听，如华府解决山东问题之例，实属上策”。[28]
直接交涉要得到蒋介石的赞同。10月15日，顾维钧与戴季陶、宋子文在宋家中讨论外交方针，蒋介石亦到场。顾维钧向蒋介石表示，对日方提出的直接交涉总要有所准备。蒋介石答称，如果直接交涉，“至少须设法办到华府办法，由第三国代表旁听为宜”，立场有所改变。次日清晨，蒋介石约见顾维钧。顾维钧再次提出，“此事关系甚大，恐不能全恃国联，亟望政府速定具体方针与步骤，庶不至拖延愈久，收拾愈难”。经过一番讨论，蒋介石同意“撤兵后，如能得国联或第三国之代表加入为公证人，亦可开始交涉”，有条件同意直接交涉，并要顾维钧根据已有草案提出对日交涉大纲若干条。[29]
此后数日，顾维钧倾全力于制订一个对日交涉的大纲。10月19日早晨，顾维钧与蒋介石、戴季陶、宋子文、颜惠庆进行商讨，确定了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关于日本撤兵的内容为：（1）日本赶速撤兵，限十日内；（2）日本撤兵后，我方即须接收，须有中立国人员监视；（3）日军未撤完前，国联行政院不能闭会；（4）日本撤兵的时间和地点，应有商议，中立国人员也要参加。针对币原照会提出的两国应定基础大纲，该方案提出中日两国间任何问题不得以武力解决；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统一；日本尊重中国在东三省实行“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之原则；遵从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中日两国不能解决之问题要在国联协赞下用其他国际方法解决。[30]这是一个调和了诉诸国联与对日直接交涉两种途径的折中方案，期望在不抛开国联或第三国的情况下，通过一定形式的谈判使日本最终撤兵。它显示了顾维钧在对外交涉和对内协调中务实的精神和圆滑的手段，面对复杂情况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方案进行外交努力，国联行政院于10月24日又通过一决议案，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前完成撤兵，然后中日开始直接交涉两国间悬案。但日本对这一决议案投了反对票，并于10月26日发表声明，反要求中国尊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条约权利，将日本撤兵与所谓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条约权利联在一起。
日本反对国联的决议使顾维钧感到问题的棘手：“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未免令吾进退维谷，夜长梦多，殊堪忧虑。”但他认为中国仍可努力，应该“请各列强分头劝告东京开始自动撤兵，以便转圜”，“留与日接洽余地”，并“谋一无损双方体面而有利吾国主张途径”。10月28日，蒋介石邀顾维钧面谈，他将此意做具体说明，得到蒋的肯定，“深以速觅两全之途径为然”。[31]
但几天后，蒋介石的态度就改变了。11月2日，蒋介石邀顾维钧午宴，参加者有戴季陶、李石曾、于右任、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在谈话中表示：“日军未撤尽以前，不与日方作任何接洽，即将来撤兵后如何开议，手续问题亦不拟先表示。”[32]这样，蒋介石又回到了原先不以任何形式与日本直接接触而寄希望于国联的立场。蒋介石的这一变化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宁方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粤方开始携手有关。[33]但寄希望于国联的方针因为国联的软弱和日本的强蛮必然使中国的外交陷入僵局，无法取得进展。于是，蒋介石决定重用顾维钧，以应付日本侵华引发的外交困局。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担任了3年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因民众抗议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软弱并遭示威学生痛打而辞职。国民政府随即任命了施肇基继任外长，但施肇基正代表中国在国联活动，并未回国就任，由次长代理部务。11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顾维钧为代理外交部长。5天后，改任署理外交部长。顾维钧最初并不愿接受这一任命，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谈了最终接受的过程：“近日蒋主席及国府诸公，屡以外交一席至关重要，嘱弟暂为应代，迭经陈明种种理由，坚辞至再。顾终以国难当前，谅难督责，今日即正式发表代理。”[34]顾维钧明白，蒋介石是精明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知道必须面对对日谈判，但迫于国内舆论压力无法公开表明，而顾维钧主张对日直接交涉，又不是国民党人，因此将他推到了前面。[35]
劝说顾维钧接受外交部长职务的国府诸公中有财政部长宋子文。顾维钧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了出任外长的三个要求：（1）为了有效执行外交部长的职权，对驻外使领馆应定期发放经费；（2）对外交人员的选任，由外长全权办理，而不须经过政府的特别指示；（3）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决策机构有权讨论、决定重要问题，但有关外交的决议，外长应事先得到通知。这三项要求都获得同意。[36]前两项要求基于顾维钧在北京政府主管外交的经验，第三项要求表明他明白出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与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不同。
11月30日，国民政府举行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仪式。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出席，并发表长篇演讲。蒋介石在演讲中说：“外交之折冲樽俎，其效力之远，收效之大，有远胜于军事十倍千倍者。亦在乎任之专，而信之笃，使外交当局，得以负责勇进，以收最后之胜利。”“今顾署部长就职于危难之秋，受命于存亡之交，深信其必能力肩艰巨，不辱使命”，“布展其抱负，发挥其长才，俾我国外交得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庶不负政府与国民期望之殷也。”这篇演讲词由蒋介石手书，显示出其对依靠顾维钧以实现外交解决的厚望。[37]
仪式结束后，顾维钧到外交部就任，对全体人员致辞，称“本人两年来未问政治，今因国难当前，迭接中央党政当局及蒋主席电召来京，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嗣奉令代理外交部长”，“今后希望大家本数年来勘助王部长、李部长之精神，来勘助本人。如有意见，尽可随时提出，以供研究，本人对事当负全责，对人毫无问题”。[38]
接长外交后，顾维钧即寻找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新途径。11月23日，他在已答应出任代理外交部长后对记者说，“依据华盛顿《九国条约》，可请将两当事国纠纷之文件，实行公布，并召开国际会议，根据《九国条约》，以求解决之途径”。[39]在国联难有作为的情况下，这一谈话透露出希望美国介入中日冲突的想法。
这时，东北的局势在进一步恶化。沈阳沦陷后，东北的军政机关并未撤至关内，而是迁至锦州，以显示中国坚持东北主权的决心。但日本军队为占领整个东北，决心夺取锦州，将中国政府机构完全逐出关外。因此，锦州一时成为中日问题的焦点。顾维钧对锦州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认为“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而“东省全失以后，所有边患或将次第引起，患隐无穷，关系全国尤大。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40]顾维钧保全锦州的方法是争取列强的支持以维持锦州的中立，如果不行则只有以本国实力进行抵抗。
11月24日晚，顾维钧在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家中与美、英、法驻华公使会晤，提出了和平保住锦州的设想。他提出，为避免中日在锦州发生冲突，可在锦州及邻近地区建立中立区，倘日本坚持，中国军队可以撤出该地区，但日本必须向三大国保证不进入该地区。顾维钧向三国公使强调，最后一点即日本向三大国保证是中立区计划的关键。他希望三国公使能探询他们各自政府对此建议的反应，三国公使均表示会请示本国政府。[41]
25日早晨，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顾维钧的中立区方案。随后，顾维钧面见蒋介石商讨，获得蒋的同意。[42]当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就锦州中立区发表声明，称中国已向国联行政院提议设立中立区域，“如行政院正式采纳此项建议，中国可将锦州一带军队撤至关内。同时，中国政府通知英、法、美在京公使关于设立中立区之意义与方法，请代为转达各国政府。其办法如下：为避免任何冲突及合法解决满洲问题起见，中国循日方之坚请，业已预备将锦州军队撤至山海关，惟须日方给一保证，能使英、法、美满足，表明日方不将军队开入该区，使不侵犯中国之行政权与警权”。
顾维钧提出锦州中立区计划，出于这样两个考虑：日军已开始向锦州进军，中立区计划可避免东北全境陷于日军之手；中立区计划的实现必须由日本向英、法、美等国做出保证，这是让大国尤其是非国联成员的美国介入中日冲突的有效途径。借助西方大国是顾维钧处理对日问题的一贯思路。此外，这也与顾维钧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和判断有关。顾维钧署外交部长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按外交惯例到部祝贺，并表示日本可接受通过列强提出的锦州中立区建议，离开时还转达币原外相的私人口信，希望两国外长能够找出对双方都公允和满意的解决办法，并说尽管在日本国内有压力，仍会为此努力。[43]顾维钧与币原在华盛顿会议上是对手，但最终毕竟解决了山东问题，这一经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顾维钧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少壮派激进军人所为，而币原的对华外交政策与军人不同。他当然明白，币原的出发点是日本的利益，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总比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要好，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外交官的想法。
但列强对中国有关中立区的建议并无积极的回应。11月26日，美国公使詹森告诉顾维钧，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建议中国军队从锦州撤至山海关，以避免进一步冲突；美国不愿介入中立区计划，也不愿提供担保。[44]而英、法两国对中立区的建议则没有直接表态。11月下旬，顾维钧多次会晤英、法两国驻华公使，希望在英、法控制下的国联能采取强硬些的措施。顾维钧告诉他们，国联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至少要增加三条保证：（1）日本停止敌对行动；（2）日本在确定的期限内撤军；（3）以某种形式的中立国监督使日军撤退。他强调，确定日本撤军的期限十分关键，这是中国对国联的最低要求，否则，无法解决目前严重的局势。[45]
有关锦州中立区的外交交涉尚在进行之中，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中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走在最前列的是全国各地的学生，南京、上海、北平、山东等地的学生团体代表纷纷来到外交部，质问顾维钧。
顾维钧进外交部后担任代理次长的金问泗后来写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吾国民情激昂，学潮澎湃。顾外长就任无多日，金陵大学数十人，到部请愿，反对锦州中立之议，要见顾氏。适顾氏往中央党部开会，不在外部。我以代理次长接见，谓非外长不可。乃与党部打电话，请顾氏返部。陈立夫先生接话，谓可请学生往党部，又不肯往。我乃请其派代表二三人，在客厅接谈，将其请愿各点写出，允为转陈部长……此后数日，学生们又几次结队成群来部，高呼口号，遍涂标语而去。[46]
在出任外交部长的最初几天，顾维钧差不多每天要与几批学生代表见面，向他们解释外交政策，要他们相信他本人捍卫中国权益的决心。12月2日，徐州学生请愿团1300余人到南京，顾维钧回答他们的提问时表示，“交涉方针，仍本不撤兵不谈判原则”，“一方信任国联和平处置纠纷，一方在原则上仍力求自卫”。[47]这样的会面最初还能起到沟通的作用，学生代表会向集结在外交部外面的大批学生做些解释。但随着日本在东北的步步紧逼和国民政府的应对迟缓，学生越来越不满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大批学生包围外交部，有的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顾维钧”的标语。
社会各界对顾维钧锦州中立区的主张也强烈反对，每天有大量的电报潮水般地涌到外交部。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电报称：“不对日直接交涉之主张，已见动摇，就任伊始，应请努力奋斗，以今日全国民众愤激状况，视‘五四’者何如？”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的电报警告顾维钧：“公长外交，即直接交涉，划锦州为中立区，卖国求荣，不惜为曹、章、陆之续。若不幡然变计，国人将以对曹、章、陆者对公。”江苏同乡会的电报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改变现行政策，就炸掉顾家的祖坟。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顾维钧谈到了民间的激烈反应，“京沪各界亦复函诘责，学界态度，尤为激昂，今日外部亦被学生终日包围，无从办事”，“北平学生示威到部，捣毁颇剧”，并颇为委屈地表示，这是“国人误解，认为辱国”，“似此愤激情形，和平方法恐终无效”。[48]
即使在国民党内，对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也是意见纷纭。蒋介石虽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掌权者，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争斗与对抗不断。有些人反对划锦州中立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做法不利于中国；而有些人反对这一计划，就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希图利用这一点迫使蒋下台。
面对国内的强烈反对和列强的消极反应，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锦州中立区之议。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东三省事件应积极进行，于国联切实保证之下解决；而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顾维钧明白，锦州中立区的计划难以推进下去了。此后，他向美国、法国驻华外交官表示，中国并不赞成锦州中立区计划，并告诉美国外交官，“没有美国的合作，问题无法得到公正的解决”，由华盛顿会议有关各国举行关于中日问题的会议是“最佳方案”，以此探询美国介入中日冲突的可能性。[49]在顾维钧的对外交涉中，寻求美国的支持总是处在优先地位。
由于锦州中立区计划引起国内反对风潮，顾维钧明白已很难在外交部长职位上有所作为了。12月初，他提出辞呈，但未获批准。随后，国内政局更加动荡。12月15日，蒋介石因党内反对派逼迫而辞职。由于国民政府面临重新改组，而顾维钧又是蒋介石请出山的，22日，他再次提请辞职，终获批准。距国民政府公布他代理外交部长的任命，正好一个月。辞职当天，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顾维钧坦露了自己的心情：“此次不避危难，勉当重任，明知无补时限，坚挚难辞，未获如愿。任事以来，昕夕焦劳，心力俱瘁，殊觉不支，准即乞退，离京休养。”但他认为在这一个月中自己还是为国尽职的：“此次临危受任，为期虽短，聊尽匹夫之责。”[5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三个月中，顾维钧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冲突。他先倾向于中日直接谈判，后又提议锦州中立区计划。这些主张均遭民众和舆论的激烈批评。作为一名外交官，顾维钧除了寻找外交解决的途径，并无其他施展才干的空间。由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总体上为放弃军事抵抗，只依赖外交交涉，使得外交无所凭借。加上国联的软弱和日本的蛮横，外交交涉毫无转圜余地。因此，顾维钧这三个月外交活动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然而就其个人而言，除对通过币原寻求外交解决显得过于乐观外，对局势的分析和应对的策略尚属得体，即使遭到广泛抨击的锦州中立化提议，他也做好“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的准备，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立场。
辞去外交部长后，顾维钧来到上海，准备稍事休息后北上，到张学良身边以备外交咨询。然而事与愿违，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他仍留在了南方。1月27日，下野后准备重掌大权的蒋介石召顾维钧到南京商谈外交，告诉他因外交无人主持，准备另设外交委员会，请顾维钧参加。[51]第二天，日本在上海挑起新的战争，“一·二八”事变发生。
事变发生后，顾维钧在上海与国民党军政要人张群、吴铁城、黄郛、蒋百里等每天晚上相聚，讨论军情及相关问题。一日，中国军队追击日军至租界边，因担忧引起国际纠纷而停止追击未进入租界。顾维钧知道后叹息道，穷追敌军之际，正不必因租界而有所踌躇，此乃百年一次的机会，错过未免可惜。[52]显露出他处理外交事务中刚强的一面。
当时国民党中央在上海设办事处，下有外交组，顾维钧被聘为委员，参与到“一·二八”事变后的外交调停中。此时日本希望上海事件单独先行解决，中国方面也有人赞同此点。但顾维钧“力持不可”。因为英、美等国在上海有更多利益，事变后积极介入调停，顾维钧认为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会，坚持中日间问题须一并解决，否则东北问题“益将棘手”。[53]由于国联调查团来华在即，他希望先促成中日在上海的停战，以待国联调查团到来后，将上海战事与东北问题一同解决，谋得有利于中国的结局。为此，他与英、美、法三国外交官多次接触，寻求上海停战的办法。2月28日，在英国驻华海军司令的安排下，顾维钧与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登上英舰“肯特”号，与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和日本海军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作私人谈话”3小时，达成撤兵谅解五点。[54]国民政府认可了五点谅解，但日本政府未予回复。稍后，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顾维钧转向陪同调查团的工作。
三 国联调查团的中国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诉诸国联时，多次向后者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来华调查事变真相，希望以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做出决议。1931年11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进逼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是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派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企图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以此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友谊的事件，同时规定调查团不得过问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不得干涉中日两国军队的行动，调查团的任务只是就中日双方有争议之点写成报告，并不追究责任所在。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由英、法、美、德、意五国各派一人组成。英国人是代理过印度总督的李顿（Victor Lytton）爵士，法国人是担任过驻越南法军司令官的克劳德（Henri Claudel），美国人是曾任菲律宾副总督的麦考益（Frank McCoy）。因为李顿担任团长，所以国联调查团也被称为“李顿调查团”。作为当事国的中日两国派出了各自的代表，中方是顾维钧，日方是吉田茂。顾维钧和吉田在调查团中的正式头衔是顾问。
接受参加李顿调查团的任务后，顾维钧集中了不同领域的专家，都是富有外交经验及对东北问题素有研究者，主要成员是以前在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的同事和部下，参加过巴黎和会的前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担任秘书长，担任过外交部参事的钱泰负责文件起草工作。顾维钧先列出调查团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清单，交一个或几个胜任的人对相关问题写出备忘录，每一份备忘录写出后交顾维钧审阅，再做适当修改后由他最后核准。顾维钧自己则起草一份涉及整个中日问题的备忘录《关于中日纠纷问题之总说帖》。李顿调查团来华后，顾维钧向调查团提交了1份总说帖和28份分说帖。这些文件历数日本侵略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等事实，立论严谨，说理充分，对调查团了解日本侵华行径起了重要作用。[55]
李顿调查团于3月14日从日本到达上海。17日晚，顾维钧假荣宗敬在西摩路的荣宅设宴招待李顿代表团，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孔祥熙、宋子文、吴铁城等。顾维钧在宴会上致辞，表达欢迎之意：“诸君或系政治家，或系军事家，或系外交家，著名于世界。国联指派诸君来华调查中日纠纷，可谓人选确当。鄙人欢迎诸君，因诸君系正义及和平之信徒。国难期间，虽不能作盛大欢迎，然欢迎却是恳诚的、热烈的。”接着阐述中国对调查团的期待：
君来自远方，无成见，定能用公平眼光，观察中国……诸君调查期间，当能发现中国人民于中日关系的问题，民气极为激昻。但是诸君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便知中国人民的愤慨，实在是武力政策对付中国的反响。表示愤慨之方式，虽各有不同，或用语言，或用文字，或在购买外货上表示区别，但无论用何种方式表示，原因却都在中国以外，且均非中国所控制者。换言之，九月十八日以后各种事变，影响尤为重大。贵调查委员会的使命，不但中国重视，世界各国亦深为关切。具有远大眼光之政治家，苦心孤诣，用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导世界于和平。然而此项约章，是否能为国际关系之健全原则，是否有保障和平之效力，现在已成绝大疑问。和平公约，能否实行，世界前途如何，现均成为问题。然而国联对于现在远东问题，异常关切，不断努力于维持和平，力图一种永久之解决，加之美国对于维持和平诚挚之合作，贵团诸君就地调查真相，鄙人深信对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必有相当办法，和平公约尊严，必能重行恢复也。
顾维钧请调查团从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来观察中日冲突，并将其与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关系之健全原则联系在一起。李顿被顾维钧的致辞所打动，在当晚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用漂亮的寇松式的英语做了非常雄辩的讲演。”[56]
作为调查团的一员，顾维钧的任务是为调查团在中国的工作提供各种帮助和便利，并向调查团表明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李顿甫抵上海，顾维钧就表示，愿意为调查团在华之行尽最大的努力——为调查团提供各种资料和便利；联系安排调查团想会面的任何人和团体；安排访问或视察相关地区。顾维钧也向李顿阐明中国的基本立场，即在上海停火以后，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也必须立即停止并且撤军。顾维钧告诉李顿，满洲问题即东北问题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它的解决有利于国际和平。在两人的会谈中，李顿提出了满洲中立化的建议。顾维钧回答说，这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以探索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要有助于中国恢复对东北领土的管辖，国联的帮助就可以接受。他强调，解决满洲问题必须要做到日本撤军和恢复中国的主权。[57]
李顿调查团抵华后，先在上海视察硝烟未尽的“一·二八”战场，并斡旋中日在上海的停战谈判。日本政府希望调查团在南方多逗留些时日，延缓进入东北的时间，为此坚持调查团应赴汉口等地了解中国的一般情况。顾维钧明白，时间拖延越长，东北问题就越复杂，对中国也越不利。张学良也给他来电报，对此表示担忧：“日本设计在用上海事件移转各国对东北视线，兼以压制我中央政府，俾允所求。及见所谋未遂，则又极力使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分离，假退让作交换地步。各国自身商务受痛，自然乐为仲连，使上海早日平静。吾人迁就解决，似正中日人分开东北问题之奸计。国联调查团本为东北事件而来，现羁留上海，一面疲于应酬，一面忙作部分问题之和事佬，劳精疲神，北来无期。日人期此机会在东北巩固其伪国，恐调查团到时已成强弩之末。”[58]因此，顾维钧极力劝说李顿及调查团尽快北上。在他的努力下，李顿调查团在3月下旬离开上海，原定在汉口的视察，也只象征性地逗留了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