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国联讲坛上
1932年9月，顾维钧在离任驻英公使整整十年后，再次赴海外出任中国驻外使节，回到他最擅长的岗位上。
这一年上半年，在任命顾维钧为李顿调查团顾问时，国民政府就考虑在调查团完成实地调查后，派他赴日内瓦在国联讲坛上代表中国。而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颜惠庆因独木难支，也在催促南京请有国联经验的顾维钧及早赴欧。[1]中国驻国联代表通常同时出任中国驻欧洲某个国家的使节，如顾维钧出任中国驻国联首任代表时是驻英公使。因此，国民政府决定让顾维钧仍出使伦敦，以收驾轻就熟之效。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使顾维钧的任所从伦敦换到了巴黎。差不多在任命顾维钧的同时，国民政府决定任命郭泰祺出任驻法公使，顾维钧也将郭介绍给了法国驻华公使。但郭泰祺与法国公使会面后，却来与顾维钧商量要互换任所。原来，郭泰祺发现法国人不愿讲英语，而他自己又不懂法语，到法国不免尴尬。在当时的中国外交官眼中，伦敦的地位要高于巴黎。因为近代以来英国一直是在华影响最大、投资最多的国家，出使英国要比出使法国重要、显赫得多。但顾维钧还是答应了郭泰祺的请求。因为他认为，巴黎是观察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场所，是欧洲传统的政治中心，与国联总部日内瓦也近在咫尺。此外，他还有一个个人的考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学过法语，多年不用，已经生疏，但他一直有说好法语的愿望，喜欢法语的优美、文雅，认为它适合于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外交事务，是外交场合的正式语言，一个好的外交官应该能用法语交谈。行政院长汪精卫同意了这一调换。[2]有意思的是，9年以后，郭泰祺的驻英大使职位又是由顾维钧接替的。
10月初，顾维钧抵达巴黎，主持中国驻法使馆。上任伊始，虽然使馆事务繁杂，但顾维钧的主要精力不得不花在国际联盟方面。到巴黎还不满一个星期，国书尚未来得及递交，他就匆匆赶往日内瓦，履行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职责。此后，他就频繁来往于巴黎和日内瓦之间。
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由三位代表组成。首席代表是颜惠庆，还有一位代表就是驻英公使郭泰祺。此外，还有几十名随员，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在中国的驻外机构中，国联代表团称得上规模庞大了。此时的驻法使馆只有十一二人。国民政府对国联的看重于此可见一斑。
顾维钧到日内瓦时，中国代表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刚发表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李顿调查团在中日两国实地调查历时半年，于8月底完成报告书，10月初经各代表签署发表，交国联审议。这一报告书共有十章，前八章着重叙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局势，后两章提出解决中日争端的建议。顾维钧对报告书的基本看法是：“前八章关于事实的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包括建议）则似乎很受既成事实的影响。报告书还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说明日本一贯的扩张政策，以及为执行这种政策而长期准备的满洲军事行动计划。”[3]
10月11日，顾维钧与颜惠庆、郭泰祺联名致电南京，就中国在即将举行的国联行政院会议讨论李顿报告书时应取对策提出建议：
李顿报告，迭探各方空气，并经惠等详加研究，原报告九、十章过于迁就事实，与前八章不相呼应，自未能尽满人意。但东案发生，业逾一载，三省人民，水深火热。拖延愈久，收拾愈难。如国内一时别无办法，似可接受报告书为讨论之根据。
同时，他们认为，在接受报告书时应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不承认日本侵略所得之结果、保留赔偿责任等。[4]
对完全依靠国联解决中日问题，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就持保留态度，但既然出使国联，就希望充分利用国联这一讲坛，争取各国支持，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局面。正如他在代表团内部讨论时所表达的：“李顿报告书及其建议，无论修改与否，日本方面都会断然拒绝。重要的是，在中国一方应该确定并表现出公正合理的立场，这样做既可获得国内广泛的支持，又能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与同情。”[5]
顾维钧等的建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基本认可。外交部长罗文干给代表团的指示称：“李顿报告书经政府当局审慎考虑后，认为在不妨害中国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秩序之下，有不少部分可按其原则进行东北问题之磋商。”但“九、十两章建议，几完全注重日本希望与其在东三省之实力，而将九月十八日责任弃置不顾。吾国不能不要求国联为必要之修正”。罗文干还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对于报告书宜采取温和态度，不可表示过度之反抗。”国民政府对国联仍寄予较高的期望，“中国政府对于国联之信仰始终不变，深信经此次调查团努力之后，国联必能确定办法，为中、日谋一公平适当之解决”，延续了“九一八”以来依赖国联解决的方针。[6]
中国驻国联的三位代表只有一人可以代表中国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并发言。顾维钧来日内瓦之前，这一工作是由颜惠庆担任的。因为国联行政院将讨论李顿报告书，而顾维钧自始至终参加了李顿调查团的工作，颜惠庆向外交部提出由顾维钧接替他在行政院的工作。外交部同意了这一建议。
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开始讨论李顿报告书，行政院会议也就成了中日两国唇枪舌剑的战场。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场，日本代表是以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而闻名的松冈洋右。“一·二八”事变时，顾维钧在上海与他见过面。首先发言的松冈极力为日本的侵华政策辩护，不但对李顿报告书中的事实部分予以否认，而且对被中国代表认为已过于迁就日本的最后部分也加以拒绝。作为一名外交官，松冈能言善辩，在行政院会议上极尽玩弄辞藻之能事。顾维钧承认，他的确是一个对手。但论辩论技巧，顾维钧毕竟是常青藤名校辩论赛中的佼佼者，更何况正义和公理在中国一边。
轮到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了。他一开头就针锋相对地驳斥松冈的论点，指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其大陆政策的具体表现，并一一列举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华侵略行径。在称赞李顿调查团工作的同时，顾维钧依据报告书的调查结果提出三条补充原则：第一，不得纵容侵略；第二，被侵略国家对被侵略造成的损害有索赔的权利；第三，日本撤军是解决争端的先决条件。发言的最后，顾维钧将中日争端的解决与维护国联宗旨联在一起，以引起行政院成员的关注：“《报告书》对一些事实的调查和结论进行了透彻的论述。现在是国联采取快速并有效行动的时候了。继续优柔寡断将不仅给三千万东北人民带来更多的流血和更深的苦难，而且将不可挽回地动摇世界人民对这伟大的和平体制的普遍信心。”“这将不仅置中国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而且国联本身的地位也受到挑战。”[7]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顾维钧与松冈继续舌战。路透社记者报道称：“中国代表顾维钧与日代表松冈相对而坐。当松冈演说时，顾代表默坐静听，面色异常安详。”在激辩中，顾维钧不仅义正词严，也时有诙谐的语言，以增强论辩的效果。松冈多次指责中国民众抵制日货是排日，是变相战争，顾维钧回答道，抵制日货是一种自卫措施，是中国民众的一种抗议形式，随即话锋一转，“若抵制日货为变相战争，则中国甚欢迎日本之排华，而不欢迎日本之占领东三省也。”这番揶揄日本的话引得全场大笑，而松冈之尴尬可想而知。[8]
顾维钧的发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1月28日，国联行政院不顾日本的反对，通过将李顿报告书送国联全体大会的提案。12月6日，国联大会召开关于中日问题的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将中日问题交十九国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研究李顿报告书，草拟建议提交全体大会。十九国委员会是国联为处理中日问题而成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为使十九国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尽可能有利于中国，顾维钧与各国代表广泛接触，向他们阐释中国的立场，争取对中国的支持。12月12日，他与颜惠庆、郭泰祺邀请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ohn Simon）午餐，告诉他中国认为国联最低限度应该做到：（1）通过李顿报告书中的调查结果；（2）发表一项不承认“满洲国”和不与“满洲国”合作的声明；（3）对拟议中的调解规定一个基础。对于一个领土被侵占的国家，这些要求实在是低得无法再低了。但西蒙认为，中国的第一项要求是有力的，而其他两项要求却是不明智的，因为会被日本看作对它的威胁而遭到反对。[9]英国最担心的就是激怒日本。
英国是国联的台柱，西蒙的态度使中国代表团对国联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前景产生担忧。12月15日，顾维钧与颜惠庆、郭泰祺联名致电外交部，就接下来的外交应对提出建议：“国联懦弱无能日益表露，吾人至相当时机，如决议案与我方希望相距太远，须有坚强之表示。或由代表团退席辞职，或由政府表示变更政策之意。以国联既不能公平解决东案，中国只得另谋出路，同时采取积极自卫自救办法。”提醒政府做好采取强硬政策的准备。[10]
尽管事态发展不尽如人意，但中国代表团并没有放弃外交上的努力。各国驻日内瓦的代表很多也是本国驻巴黎的代表，顾维钧以驻法公使的身份积极与这些外交官会晤沟通，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支持。那些中等国家如波兰、捷克、西班牙对中国更具同情心，顾维钧与他们的联络也就多一些成效。
1933年2月14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草案。10天后，国联特别大会除日本投票反对外通过了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李顿报告书的调查结果，不承认“满洲国”，对中日冲突提议由当事国双方在国联组织的委员会帮助下进行谈判。它大体上符合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最低要求，表明顾维钧等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果。日内瓦外交界对报告的普遍反应是，这是中国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的胜利，而日本则完全被孤立了。
顾维钧与颜惠庆、郭泰祺在对该报告加以研讨后，向国民政府汇报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报告对中国有利和不利之处各有三点。有利之点是：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获得承认；国联会员国承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承认“满洲国”；日本在东北铁路区以外的军事行动及扶持“满洲国”的行动均遭到谴责。不利之点是：日本撤军将取决于日本是否愿意与中国谈判；对日本一旦拒绝国联建议无应对办法；若日本不接受此报告，而中国宣布东北自治，无异于中国受到惩罚。对于中国下一步应如何行动，他们的看法是：“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11]
在国联通过中日冲突报告书之前，日本军队已于1933年元旦开始将战火烧向长城沿线，相继占领了山海关等处，华北门户洞开。1月10日，顾维钧等致电国内，表达对局势的担忧：“东案发生已逾一载，人则得步进步，我则节节退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抵抗之声愈高，疆土之蹙愈甚。”“窃念山海关如华北屏蔽，天险一失，平津震动，并非局部之地方问题。”进而提出：“天助自助者。我人苟不积极奋斗，则事实正成，恐国联亦与友邦爱莫能助。应请于拒绝局部忍辱了事之外，更与地方长官熟筹全局，积极收回榆关，徐图恢复东省，以减少列邦之鄙视而增国联之助力。”呼吁政府加强抵抗。[12]
2月下旬，报告书在国联特别大会通过之际，日本军队又大举进攻热河，呈将热河并入“满洲国”之势。在此时刻，顾维钧认为，国联既已通过报告书，而日本仍在扩大侵略，中国的外交方针就应有一变更，不必在国联再做无谓之周旋。2月26日，他与颜惠庆、郭泰祺联名致电外交部，提出重要建议：
东案报告书通过，国联方面告一段落，此后外交如何运用，全视我国抵抗程度而定。友邦爱我者均望我决心尽力抵抗，庶国联得从容布置……年余以来，日人占领我土地，屠杀我人民，我在国联宣布日人罪恶，而国内方与信使往来，杯盏酬酢，世界各国认为奇事。彼日人进攻热河，欲避免战争名义，借伪国维持治安为名。然伪国既为报告书所否认，自无道德、法律上之根据。现是非既明，我已胜诉，应早日宣布绝交，以正世界视听，使他国不易借口谓中国并未认为战争，盟约第十六条无须适用也。以上两端务祈提出讨论，早计大计。[13]
这一建议的要旨是，军事上全力抵抗，外交上对日绝交；以抵抗为外交后盾，以外交助军事抵抗。顾维钧等提出对日绝交主张，是希望国联能因此对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实行制裁。根据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只有一个国家诉诸战争时，才能对其实行制裁。但是，有的国家责问中国驻国联代表团，既然中日之间仍存在着外交关系，就表明中国不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了战争，那么怎么能要求国联对日本实行制裁呢？因此，顾维钧等希望通过对日绝交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使国际社会加强对日施压，更希望国内在军事上尽力抵抗，以实力作为外交之后盾。
绝交与否牵动整个国策。因此电报发出次日即收到外交部回电，告知代表团政府正审议他们的建议，并要他们速报绝交的详细方案。顾维钧他们提出对日绝交，是将之作为应对日本扩大侵略整体方针中的一环，其先决条件是抵抗侵略的意志和能力。但是2月底热河前线失守的消息接踵而至，有的部队不战而退，有的指挥官甚至阵前投敌。这使在国联大会上宣称中国要坚决抵抗的顾维钧他们十分难堪。按顾维钧的话说，“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于是，2月28日，顾维钧与颜惠庆、郭泰祺联名致电外交部请辞国联代表之职：
各国论者，以我军凭崇山峻岭之险，有主客攻守之异。而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惶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原可不必多事。惠等待罪海外，无法答辩。且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转移。惠等心余力拙，应付乏术。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另委贤能接充。[14]
辞职电表达了对军事抵抗不力以及由此造成的外交无所凭恃的不满，但辞职请求未获国民政府批准。在国联代表岗位上继续尽职的顾维钧在3月上旬接连致电南京，仍呼吁政府在军事上全力抵抗，在外交上对日绝交。他认为：“绝交一事，俟热河军事结束，更难进行，此后外交之运用，自愈难着手矣。”“窃谓日人蓄意并吞中国，热河不已，将及华北，华北不已，将及华南。际此国家存亡之交，宜有坚毅果决之谋，恐非局部应付所能渡此难关。”他催促国民政府尽快决策，并告知军事真相，“不致对外论调太离事实也”。[15]
3月13日，蒋介石给代表团发来一电，阐述了南京的对日方针：
尊处对绝交各电均悉。顷钧任（罗文干字——引者注）兄来谈，弟以日军既夺东省热河，又攻沪榆，本无国交可言，故绝交乃迟早问题。现东北军后退，中央军反攻华北，亦准备应战，故以军事战线愈小抵抗愈易。如即绝交，宜顾虑者数端：一、沿江海被封锁，则我兵力分，攻守皆难；二、军火多自外来，现在弹药尚可持一月，如来源断绝，我既乏抵抗力，各国尚未加入制裁，则抵抗何能持久；三、财政全仗关通各税，长江为经济中心，苟日本报复财政，愈加困难；四、共匪尚炽，亦宜分力应付。兄等处境困难，及不绝交十六条亦难适用，弟固深悉。惟军事实情不得不详告。弟意如日本已对我先行封锁，或各国有共同制裁办法，彼时乃绝交最好时机。且此时外交方面既得胜利已告段落，此后当重在军事实际之抵抗，并拒绝妥协，遵守公约及各议决，虽仅召回蒋使（驻日公使蒋作宾——引者注），而未绝交，各友邦或能相谅如何。复钧任兄。[16]
几天后，外交部长罗文干给代表团发来一电，进一步解释了蒋介石的对日方针，称蒋介石虽也认识到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后，外交上已告一段落，对通过绝交促使国联对日制裁，“未尝不赞同，惟实行时间不得不审慎考虑”，若日本对中国实行封锁或进攻平津，“则我方一面拼死抵抗，一面实行绝交”。而目前绝交恐“引起日方报复，如封锁港口，甚至扰乱华北或扬子江流域，则我方饷械两缺，应付益觉为难”。罗文干请顾维钧等体谅“军事当局之苦衷”，“仍设法在国际间周旋”。[17]
顾维钧对南京解释的理由并不赞同，他草拟了一份致罗文干的电报，征得颜惠庆和郭泰祺同意后，联名发往外交部：
承示军事当局之困难，弟等深为了解，对介公苦衷尤所佩仰。所云俟日方封锁或攻平津再行断交，窃谓封锁无异对我宣战，日人始终欲避战争之名，恐牵涉各国船务商业，引起国际共同制裁，故迄未实行，非待我先绝交也。至俟日进攻平津再行绝交，似表示我对东省、热河有轻重之分，而于日人所谓关外非我领土之谬说，反有证实之嫌。窃意最好俟军事布置稍为妥帖，即行绝交。[18]
顾维钧的看法是，既然中国自“九一八”以来致力于诉诸国联解决中日问题，那么在国联通过报告书而日本扩大侵略之际，就应该乘势采取强硬的外交措施，对日绝交。这是依靠国联方针的逻辑结果。否则，中国在国联一年半的努力仅仅换来一纸报告书，而对日本的侵略却无法起到一点制约作用，那就是外交上的失败。
但南京的国民政府却另有一番考虑。蒋介石3月13日电报所述顾虑者数端，要点就是中国尚未做好全面抵抗的准备，立即对日绝交反而于中国不利。3月下旬，汪精卫从欧洲回国重新出任行政院长，也赞同蒋介石不立即绝交的主张。南京的立场是，因为未做好准备，不可采取刺激日本的政策。4月1日，汪精卫致电日内瓦中国代表团，表明政府面临的困境：“军数复杂，防备空虚。上个月内仅能对内整理，对外防御，一切反攻收复失地均谈不到。”因此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无法对日绝交：“国联经济绝交之进行，固足以困日本，若日本因此向我急攻，则布置未周，全盘动摇，尤为可虑。”针对顾维钧撤回驻日使节的建议，汪精卫于4月7日再次致电代表团予以反对：“撤回驻使，等于日只损面子，于我无大利益，不如侧重请国联以经济援助中国。”[19]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顾维钧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才识，向最高决策层建议他认为最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方针。但外交方针的最终决定权不在像他这样的外交官手中，而决策层考虑问题的视角并非只有外交一途。南京迭次来电使顾维钧认识到，政府害怕绝交后日本宣战，问题还不仅仅是没有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政府正在对江西的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围剿”，要先解决国内问题，所以害怕内外两面作战，腹背受敌。他看出来，“政府首先解决江西共产党问题的决心，较全力遏制日军对华北不断入侵的决心为大”。[20]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提出锦州中立区计划，民众和舆论认为太软弱，斥责其为“卖国贼”。此次他持强硬立场，建议对日绝交，却又为决策层所拒绝。外交官的才干固然重要，而其能否施展，又有多少施展空间，还要受制于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顾维钧提出对日绝交，还因为他看重国际联盟。作为制订国联盟约的参与者，他坚定地主张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尽管执行盟约希望渺茫，他仍然不肯轻言放弃，这是他一直信奉并坚持的“以公理争强权”。
但顾维钧又是一个能审时度势的外交官，国际上大国的反应使他认识到援引国联盟约第十六条以对日制裁不切实际，而国内全面抵抗尚需时日，于是在4月下旬对汪精卫上述两电做出回复：“日人野心不戢，得寸进尺，意在逼我直接妥协。就其范围，我拟准备期间增加抵抗力量，诚属善计。惟国力薄弱，同时仍宜运用国际，俾直接制裁或间接物质助我之目的。否则，日久各国渐形冷淡，或将视为已成之局，届时再图挽救，未免事半功倍。故鄙意我一面仍根据我国际立场继续进行觅援，一面团结全国，积极准备，庶内外协力，收效较易。”[21]期望在政府既定方针之下，继续通过外交寻求对中国的支持。
国民政府反对在外交上对日绝交，而在华北对日军事抵抗虎头蛇尾。5月31日，华北当局与日军代表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一线，日本军队撤至长城沿线，中间地带为非武装区。这一协定实际上承认了长城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协定谈判期间，顾维钧就风闻有关消息，十分担忧中国过于退让，但函电询问，国民政府均予以否认。直到协定签署，他才获悉具体内容。对此，顾维钧十分失望，他认为，“塘沽协定”的“某些条款，显然不妥”，“有一些不当的政治含义，迟早必将引起纠纷”。而它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它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愿意通过让步解决与日本的严重纠纷，并且愿意默认日军侵略所造成的现状”。[22]
“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重点，从“九一八”以来依赖国联解决中日争端，转向对日有限度的直接周旋。这一转变使得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的作用大为下降，因此协定签订后，顾维钧等向外交部建议撤销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这一建议被行政院长汪精卫所否决。
由于日本已在3月下旬退出国联，顾维钧在国联的工作转向了争取对中国的援助，即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所说的“继续进行觅援”，具体工作就是推进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顾维钧在国联积极活动，推动国联成立了对华技术合作会。在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他说明中国的立场及技术合作的性质，特别强调技术合作“系纯粹技术的，而决无政治之性质”，以消除一些国家的疑虑和来自日本的压力。在国联确定技术合作代表时，他力挺同情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国联秘书处卫生股股长拉西曼（Ludwig Rajchman），使拉西曼最终成行，技术合作顺利推进。[23]
二 驻节巴黎
出使欧洲之初，国联的工作虽十分繁忙，但顾维钧善于在纷繁的工作中分出轻重主次，尽职地承担起驻法公使的职责。
一名使节最重要的工作，是与所在国政府及领导人建立起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以利于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30年代的法国，政局动荡，内阁变动频繁。在顾维钧出使法国不到10年的时间里，法国政府经历了20次左右的改组。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更换，有的执政一年，有的仅3天。注意到法国政局的这一特点，顾维钧尽可能广泛地与各派政治力量建立联系，不仅与当政者来往，也与那些在野的政党领袖保持沟通的渠道。这样，不管哪派政治力量上台组阁，顾维钧都不会有手足无措之感，双边关系并不会因为法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在与众多法国政府官员的来往中，顾维钧特别看重关键性的人物。他认为，与法国政府打交道，外交部的秘书长十分重要。外交部秘书长是一个常任官职，在内阁经常变动的情况下很具影响力。新上任的外交部长对外交问题尤其是远东问题并不一定熟悉，这时秘书长的意见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Alexis Leger）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顾维钧到任后不久，莱热出任秘书长，一直到他离任都任此职，是他与法国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
除了与政界首脑保持密切的来往外，顾维钧与法国各界都有接触。他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就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分析各种势力所起的作用，然后与之建立联系。在这一点上，他与前辈老派的外交官不同。那些老派外交官通常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只与驻在国的外交部打交道，因为语言方面的限制，他们无法与更多的人来往。在顾维钧看来，法国的新闻界非常重要，有好几家报纸是不同政治势力的喉舌，了解这些报纸的编辑是了解政治家的重要途径。在法国知识界中，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和大学的教授有很高的声望，他们的看法受到政府的重视。此外，法国天主教徒众多，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充分认识到这些不同势力的影响，顾维钧与各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而被认为是巴黎外交官中消息灵通者之一。[24]他的法语也在与法国人的交往中越说越流利。法国人不愿说英语，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英语十分娴熟，但与顾维钧见面从来不说英语，即使在顾维钧说法语遇到困难、费劲地寻找最正确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也是如此。不过这样时间一久，顾维钧的法语就运用自如了。[25]
当时的中法外交，除了争取法国在国联支持中国，处理与印度支那相关的问题也占了很大部分。印度支那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邻，在历史上有密切的交往，有许多华人居住在这块法国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上。中国与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之间陷入僵局的问题，会移交到巴黎来解决。1933年底，印度支那当局反对中国对大米征进口税，双方的谈判在南京破裂后，就由顾维钧承担起向法国外交部和殖民部交涉的重任。两国间在西沙群岛问题上产生争议，也是通过顾维钧与莱热进行沟通的。[26]
巴黎是欧洲重要的外交中心，因此身为驻法使节，顾维钧关注的不仅仅是中法间的外交关系，而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他认为，“世界上任何重要地方发生了事情，中国都应该了解，因为这些事情常常会影响中国”。[27]在巴黎，他与各国外交官有着广泛的联系，以了解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对美国、苏联、德国情况的掌握常常会超过驻在这些国家的中国使节。可以说，他是当时最具全球视野的中国外交官。
顾维钧与中国驻欧洲各国的使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常交换意见。对于那些到巴黎或欧洲其他地方访问的重要人物，他也抓住机会与他们讨论外交问题，并了解国内的情况。这期间，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等都做过驻法使馆的座上客。
由于巴黎和会的声名和在北京政府的经历，顾维钧虽才过不惑之年，但在外交界已被看作资深外交家。那些与他年岁相差不多但资历却浅的外交官都视他为前辈和可依靠的“后台”，而他对他们也特别关照。中国驻国联代表团中就有几位这样的外交官，其中金问泗在哥伦比亚大学穆尔教授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随后担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随员，并在“九一八”后担任过外交部的次长；钱泰也参加了巴黎和会，顾维钧任外交总长时，他担任过条约司司长；胡世泽则随中国代表团出席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到任不久就向外交部长罗文干推荐了这三个人，建议在承担驻国联代表团工作的同时，任命他们为驻欧洲小国的使节，一方面是适应对欧洲国家外交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对这些人以往为国服务的奖励。外交部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金问泗为驻荷兰公使，钱泰为驻西班牙公使，胡世泽为驻瑞士公使。[28]在这一时期的国联外交中，这几位公使都是顾维钧的得力帮手。
要开展外交就要与驻在国各界人士来往，少不了各种交际应酬，但在这方面顾维钧却面临着不小的困难。这倒不是他不善于应酬，对此他可说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问题是物质条件太差。首先是使馆馆舍过于破旧。顾维钧到巴黎上任时，使馆只租用了一幢大楼的第一、二层，楼上还住着其他房客，共用一个大门和楼梯。顾维钧第一天去使馆上任，正碰上楼上有房客出殡。虽然他并不迷信，但以一国公使身份，走进挂着黑纱的大门去履新总不是滋味。而他刚在办公室坐下，电话铃声响起，是来问订电影票的。原来这幢楼的另一半是个电影院。这样一个场所做使馆，根本无法招待客人，更谈不上广交朋友。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就提出这一问题：“馆前张贴戏目，尤碍观瞻。亟宜觅屋迁移，以维体面。”[29]此后，顾维钧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一面请政府同意购房并备好钱款，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由于经费以及找房的不易，直到1937年3月，中国使馆才搬入花了500万法郎买下的新楼。新馆与西班牙使馆为邻，临近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新馆搬迁不久，正好孔祥熙来法国，称赞这里是中国最好的驻外使馆。[30]
使馆经费拮据是另一个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这也是中国驻外使馆面临的普遍问题。1933年3月14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报告驻法使馆经费不敷使用、亏欠严重：
法馆前积欠电报房租等费，人言啧啧。法外函电代催，殊碍体面。抵法后，各外帐均按时清付，信用稍复。大部谅同此旨。惟到任五月，筹垫不赀。上月承汇另款万元，不敷归垫，更难为继。本月房租及前代办任内欠租共四万五千佛郎，瞬即届期。恳速拨另款两万元电汇为祷。[31]
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面临同样的困境。驻法使馆发出电报后几天，顾维钧又与郭泰祺联名致电外交部恳请拨款：“我团两周来，库空如洗。因电报局再次催付时，警告说，今后一切文电，除预先付费者外，概不受理。拟恳迅即电汇三千英镑为祷。”但使馆经费不足的状况并非一两封电报催款就可以解决的。驻国联代表团从4月到6月底都没有收到国内的汇款，此时拖欠的电报、印刷等费用已达7000美元了。[32]
好在应付经费不足的困境，顾维钧有其他中国驻外使节无法拥有的优势。出身南洋糖王家庭的太太黄蕙兰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使他免于捉襟见肘的尴尬，可以在巴黎外交界广交朋友。驻法使馆新馆第一次正式宴会的宾客是法国总统勒布伦（Albert Lebrun），餐桌上的一套镀金餐具是黄蕙兰结婚时的嫁妆，当年花了一万英镑定制，宾客对此无不赞赏，为宴会增色不少。[33]
1934年6月，顾维钧获准离欧回国，一方面是向国民政府汇报欧洲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中国在国联活动的情况，一方面是想借此了解国内在对日问题上的全盘方针。
回到国内，顾维钧先后到南京和庐山见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报告在欧洲的情况。根据与汪、蒋的谈话和自己的观察，他明白，国民政府在依靠国联的政策受挫后，对国联已不抱希望，对英、美是否会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也无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期望以此赢得备战的时间。
顾维钧回国述职，引起各界关注。9月23日，上海市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环球中国学生会等十多家团体设宴招待顾维钧，出席者有虞洽卿、陈光甫、杜月笙等各界名流。宴会主持人称赞顾维钧“两载星轺，不辱使命”，请其就中国外交发表“宏论”。顾维钧在演讲中说：“国人对外交见解，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此正道出一个弱国外交官的心声。对于国际形势，他指出，“远东情形，亦在风云紧张之中，我国正如风雨中之孤舟，其处境万分困难”，因此“必须全国有一致之意志，始能发为一致之行为，同心一德，始能挽救国难”，希望全国上下团结对敌。[34]
回国不久，兼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副部长徐谟转告顾维钧，想调他去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以此推进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密切的交往。获此消息后，顾维钧马上致函汪精卫：“徐次长传达尊旨甚感。美馆使务繁剧，植使（施肇基字植之——引者注）老成练达，应付裕如。弟连年奔走，形神交疲，恐难胜任，辱承垂意，弥增惭惶，尚祈酌夺。”[35]除了其中提到的理由外，其实顾维钧还担心巴黎和会因排序产生的误会在两人间重演。但汪精卫坚持已做出的决定，请在上海休假的顾维钧到南京去面谈。顾维钧这才明白，汪精卫想推行与美国交往更为密切的新政策，而施肇基不能很好地予以贯彻，因此要用顾去替换施。推进对美关系一直是顾维钧所主张和期盼的，所以他虽然开头仍然没有答应，但随即就做好赴任的准备，并开始与徐谟商量具体事务。但因为施肇基不愿离任，并通过孔祥熙说项，顾维钧最终未能成行，与驻美大使擦肩而过。[36]
回国述职，原本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报纸上时有顾维钧假期将满即将返任的消息，但随即又告知要延期了。最后顾维钧在国内待了近两年才返回巴黎，主要是中法外交关系从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造成了延宕。中国自清末与各国互派使节，但只有公使，而无大使，因各国皆轻视中国。1924年，苏联的加拉罕成为第一位外国驻华大使，但中国当时并未向莫斯科派驻大使。直到1932年中苏复交后，颜惠庆才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国民政府以此为契机，向各国提出升格外交关系。1934年夏回国前，顾维钧奉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这一要求。但法国方面对此并不热情，议会通过的程序又有拖延，一直到1936年1月，才通知中国同意外交关系升格，在各大国中是最晚的。
在等待中法外交关系升格期间，顾维钧在国内的日子，与驻外使馆时相比，显得十分悠闲。除了有时见记者接受采访外，就是会朋友，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不时还会打几圈麻将。有一次蔡元培专程到青岛来看他，顾维钧托人准备了一坛50年的陈年老酒，招待喜欢喝黄酒的蔡元培。两人品着佳酿畅谈，三个小时没有离座。[37]
但顾维钧并没有完全闲着，他的精力又转向了投资。前面提到，九一八事变前相对空闲的时候，顾维钧在东北投资垦荒。此时他的兴趣是西北的石油开发。还在投资东北垦荒时，他就听一位去过甘肃玉门的俄国人说，那里有一条“淌着黑水的河”，当地居民用河水点灯。因此他与几位银行界的朋友组成一个投资集团，准备着手石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38]但九一八事变后他忙于外交事务，这件事就搁了下来。此时在国内，有了时间，于是石油开发一事又进入顾维钧的视野。
1935年7月，顾维钧联合之前合作过的银行家周作民、钱永铭，以及南洋富商严恩槱和张盛隆，向国民政府实业部申请特许专探专采甘肃、新疆和青海三省石油，要求给予“探勘石油之经营权，其年限五年”，“探勘工作费用均归呈请人或其组织之公司担任”，并保证“五年内找不到有工业价值之油矿，特许权废止”。国民政府相关各部会同审查后，以“各种矿业依总理遗教，应归国营，惟目前国库竭蹶，无力经营，与其弃置，似不如利用民资提早开采”为由批准，并与11月20日正式颁发特许状。随后，顾维钧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煤油探矿公司。[39]
国民政府核准时称各种矿业按孙中山遗教应归国营，这是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提出的。但因为财力有限，国民政府在1935年4月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矿业开发，顾维钧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一时机。要开发油矿资源，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在技术、设备和资金方面都要有外国的合作。还在向政府申请过程中，顾维钧就委托其加拿大好友何士与美国石油业联络。何士以顾维钧代表身份与美孚石油公司主席帕克（P.W.Parker）、董事会主席瓦尔登（G.S.Walder）洽谈，并将商谈情况及时报告顾维钧。因为国民政府不准外资进入石油开发，顾维钧等从政府获得的特许状也有“全用华资”的规定，为规避相关法规，顾维钧提出先注册一家中外合资的矿业投资公司，中美资本各占一半，然后由这家公司与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合作。这样，与美孚的合作就成了两个中国法人的合作。[40]
此后，按照顾维钧设计的模式，美孚石油公司挑选的地质学家韦勒（Marvin Weller）和苏顿（Fred Sutton）来华，于1937年底结束在西北地区的考察，并与中国地质学家孙健初一起完成《西北甘肃、青海两省地质考察报告》。该报告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西北部”，该处“将成为一最有价值的产地”，并提出从国防需要看，“当不惜一切代价以求其成”。[41]此时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因为没有按规定如期开发石油，特许状已被政府收回，但韦勒等的报告书为后来玉门油田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顾维钧在此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国民政府中的人脉和在国际上的声望，对美国地质学家赴西北完成考察起了关键作用。[42]从中也可看出，对于投资，顾维钧也颇有兴趣和眼光。
1936年3月下旬，顾维钧从上海乘船离国，于4月中旬抵达巴黎，成为中国驻法国首任大使。返法之后，由于中法之间并无重要的外交事务，顾维钧的主要精力在观察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研究对日问题。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顾维钧敏锐地觉察到，这表明日本将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在此情况下，南京正在推行的通过对日谈判谋求妥协的策略毫无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一方面积极与法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外交官接触，争取这些国家在远东支持中国，一方面向南京报告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希望能推动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外交部长张群也在此时发电征询他对外交政策的意见。
11月26日，顾维钧给张群发了一份长电，阐明其对中国外交的看法：
我国处境危急，地位孤立。各国对我虽多表同情，均非为我奥援。临难求助，呼应不灵，盖无与国所致也。惟选择与国，宜与彼此国策相容而不背为最要。前此我与德、义（意）接近，凡军事上之一切人才器械，大都取之于彼，当为一时权宜之计，原非得已。现德、义与日结合，实际上同以侵略、主战、反对国联为政策，是不特与我国策国情相背，恐于我国前途有害……现英、法、俄、美均属持盈保泰，无侵略野心。美则虽未加入国联，其对盟约上一切维持和平办法，素表赞成。且此四国，均与远东有领土及其他重要关系。其对日本之侵略国策，尤与我国目前利害相同。而于外交、军事、财政或工业上，均有能力助我。故如我于保全领土主权行政完整之固定范围内，实无与日本妥协之望，则宜速谋与此四国接近。
这份长电对中国外交全局有通盘的考虑和具体的对策，并直指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不当之处，如与日本妥协“无望”，与德国接近“于我国前途有害”，而此时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发展迅速。顾维钧在电报中强调，外交要旨在“选择与国”。英、法、俄、美就是在外交、军事、财政和工业诸方面有能力助我的“与国”，“我国处今日情况，在亚与苏俄同利害，在国际上与英、法、美同立场，能合作也”，明确主张为对付日本侵略，中国需与英、法、俄、美合作。[43]但张群此时正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就调整中日关系进行会谈。会谈数月虽无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在12月7日发表谈话仍表示，“张部长对于川越大使为两国邦交诚恳努力之精神，非常钦佩，尤希望于最短期内，依川越大使之努力，得以消除障碍，顺利进行也”。[44]因此，顾维钧长电中对中国外交的建言没有引起决策层的重视。
这份电报发出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了。远在巴黎的顾维钧一时无法了解事件的内幕，好在外交部副部长徐谟及时致电驻荷兰公使金问泗通报情况，并请他转告顾维钧。金问泗于12月15日收到来电当日即告知顾维钧。了解情况后，顾维钧对张学良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感到意外。12月16日，他以个人名义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他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迅速释放蒋介石。[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