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顾维钧赶往意大利的热那亚，与事变后急着回国的汪精卫见面。汪精卫上一年遇刺后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到欧洲养病，但仍是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获悉事变消息后，汪精卫准备了一份声明，明确表示反对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也不赞成与苏联接近。顾维钧对此并不同意。他向汪精卫表明，中国对外应该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对内应促进与共产党的谅解。因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来自日本，所以应该设法使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军并肩作战，打击共同的敌人日本。汪精卫问顾维钧蒋介石还有没有可能重新上台，顾维钧回答有此可能。汪精卫对此答复很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与顾维钧见面后第二天，汪精卫就登上驶向中国的船只，踌躇满志地想回国收拾局面。船离开意大利次日，蒋介石从西安回到了南京。[46]
在驻外使节岗位上，顾维钧十分注重舆论宣传工作。还在赴法上任前，他就告诉外交部长罗文干，中国在国际上的舆论宣传大大落后于日本。要获得各国的同情和支持，必须花功夫加强这方面的工作。[47]到日内瓦后，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内设了新闻处，请曾留学美国的杨光泩负责。1933年杨光泩调回国内任职，并兼任在上海的英文报《大陆报》总经理。但顾维钧仍请他为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做舆论宣传工作，将中国代表团在国联的发言编成英语小册子广为传播。[48]
从民国初年进外交部工作后，顾维钧就一直看重外国记者的作用，在驻法期间仍然如此。法国《巴黎时报》记者杜博斯克（Andre Duboscq）经常访问中国，所写有关远东的文章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有影响。但他以往受日本资助，发表文章多偏向日本。驻法使馆发现后，就与他积极沟通联络，并按季度给予资助，提供中国方面的资料。在驻法使馆的影响下，杜博斯克文章的基调逐渐发生变化，对中国政府及经济发展都有正面的报道。1936年底，顾维钧获悉杜博斯克准备于次年赴华游历3个月，即给外交部发电报，建议资助其8000元经费，使其游历结束返欧后能为中国做宣传，此举“所费不多，收效必巨”。[49]
全面抗战爆发后，对外宣传任务更重，但国内对战事第一线北平、上海的报道传到巴黎时间迟缓，内容简略，且时常消息混乱冲突。驻法使馆就根据各种消息来源，自己编写报道，并以官方身份发表宣言，交法国报纸刊登。顾维钧还通过任职以来建立的人脉，请法国社会名流或政治家撰写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但这些工作都需资金推动，“法报势利，殆非金钱资助不可”，而使馆原本就拮据的经费中并无用于此项的专款，为此，顾维钧催外交部“请速统筹”。[50]
为做好国际宣传，顾维钧还与在巴黎的共产党人吴玉章有来往。1937年底，吴玉章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到巴黎开展国际宣传工作，其间托顾维钧通过使馆向国内发了两份加强国际宣传工作的电报，一份是给蒋介石的，另一份是给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的周恩来和陈绍禹（王明）的。给蒋介石的电报称：“先生领导全国坚决抗敌，中外同钦。章久居海外，深感国际宣传重要，政府亦早见此。窃以国际宣传，欲收实效，贵有统一领导机关，尤宜派遣政府与各界代表团一致工作。关于扩大与统一国际宣传，章已有意见书航空邮上，乞酌裁赐复，章自当竭力从旁襄助。”给周恩来和陈绍禹的电报称：“电悉援华运动美英较强，法仍弱。昨各大使谈话，一致同意设立国际宣传机关，惟须待政府核准接济经费。可否由兄转请政府，先拨五万元以利进行。”[51]从后一封电报看，顾维钧与吴玉章讨论了国共合作的国际宣传机关，以期统一开展国际宣传。
三 为抗战声辩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边挑起事端，将侵华的战火烧向华北。中国军民开始了全面抗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一方面宣示最后关头已到，决心应战，并调集军队开赴华北前线，另一方面不放弃以外交手段解决事端。所谓外交手段就是诉诸国联和争取列强出面调停。7月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致电顾维钧，表示中国正考虑就日本侵华向国联提出申诉，请他就此与法国政府接触，了解其态度。[52]
顾维钧在获悉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认为，中国抗击日本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不能指望靠一次战役就能阻止日本军队的进犯。作为一名外交官，应该唤起列强与各国人民对中日战争的关注，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使国际社会明确日本是侵略者，必须对其进行制裁，并积极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53]这是民族危亡之际历史赋予一个外交官的责任。
根据外交部的指示，顾维钧与法国外交部进行了接触，探讨中国诉诸国联的前景。由于国联在处理九一八事变以及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事件中所显示的软弱和无能，作为国联主要成员国的法国认为，中国不可能从日内瓦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法国并不反对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
顾维钧对国联的局限也有相同的认识，但赞成向国联提出申诉。因为有丰富的国联外交经验，他马上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提出申诉。王宠惠来电中提到将按国联盟约第17条提出申诉。这条是针对国联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冲突。但根据这条，接下来就要运用有关制裁的第16条，这是英法等国不会赞同的。所以，顾维钧考虑可以使用第11条，即尚未达到交战阶段的一般纠纷，这样可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为此，他专门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国际法专家讨论，希望根据国联盟约找到最有利于中国的申诉办法。[54]在中国的外交官中，他是最注重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
在为诉诸国联做准备时，顾维钧也在考虑其他外交途径。7月下旬，他在与法国外交部长会面时，探讨了举行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的可能性，提出根据该条约第7条签约国在有需要时可以进行协商。[55]显然，顾维钧希望不是国联成员国的美国能够介入中日问题，而诉诸国联是无法做到此点的。但此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美国政府不愿在远东采取任何有可能得罪日本的行动，对英国有关联合调解的建议，也不予以积极回应。在此情况下，顾维钧认为中国外交应以争取苏联的军事合作为第一步，化解美、英、法等国怕被拖入战争的畏惧心理，然后再争取它们的物资援助。他在巴黎与苏联驻法大使就此进行过商谈。7月下旬，他应此时在欧洲访问的孔祥熙之邀赴伦敦，与孔及驻英大使郭泰祺讨论对日抗战的外交应对，就先争取苏联的支持达成一致看法，由他起草致电外交部提出这一建议。[56]
7月底，华北前线局势恶化，北平、天津相继失守。而此前外交部来电还说中国军队在廊坊、丰台、通州等处获胜。听到北平这座古城落入日军之手，正在频繁与法国和其他国家驻法国的外交官会面的顾维钧十分沮丧，感到无脸见人。获悉中国军队从天津撤出的当天，他在日记上写道：“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消息。中国养兵百万又有何用？”[57]
8月13日，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至上海。上海及其邻近地区不仅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也是英、美等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方。国民政府认为，列强对上海战事的关注必定超过对华北战事的关注，因此一面调集大军开赴淞沪前线抵抗，一面决定尽可能利用国联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国联毕竟是中国能将日本侵华事实公之于世的唯一的国际组织。
作为中国驻国联的首席代表，顾维钧又一次肩负代表中国走上国联讲坛的重任。9月中旬国联大会开会前，他积极活动，与国联官员和各国外交官探讨中国向国联申诉的问题。9月11日，顾维钧会见国联秘书长爱文诺（Joseph Avenol），要求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制裁，但爱文诺表示，制裁在目前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在明白中国不能指望国联采取像制裁那样强硬的措施后，顾维钧退而希望通过中国的申诉，国联起码能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发表一个反对侵略者的宣言。而实际上，要国联做到这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月12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向国联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申诉书。次日，国联大会开幕，中国的申诉被列入会议议程。顾维钧要求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以便让各国可以首先讨论中国的申诉，这一要求得到爱文诺的认可。9月15日，顾维钧在国联大会上发言。1932年末国联讨论李顿报告书时，顾维钧的主要对手是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双方要展开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此时因为日本已退出国联，发言的对象不同了，顾维钧确定发言的宗旨是激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使世界舆论了解事件的真相及其与世界的关联。他首先指出日本的侵略使无数手无寸铁的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丧命，连英国驻华大使乘坐的小车也在上海附近遭日军飞机扫射，并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其既定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日本的侵略不受到制止，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就会继续遭到挑战。因此，中国的抗战不只是在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也与各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和平是无法分割的；和平的持续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他站在国联讲坛上，向各国发问：“能让日本一直这样漠视国际法和条约义务而不受到任何惩罚吗？我们把违反当作必然吗？我们准备眼睁睁地看着它无节制地伸展触须、破坏世界的和平和秩序吗？”[58]顾维钧的发言总能打动听众，发言结束后，英、法、苏等国代表纷纷向顾维钧表示祝贺。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报道说，“大会议场内，产生异常热烈之印象，不仅顾氏演语毕后，自讲坛退席时掌声雷动，嗣后由译员译成法语之后，听者亦大为鼓掌，此为国联会议场中向所未有”。[59]
然而，这些廉价的赞扬于事无补。在实质性问题上，国联怯于表明鲜明的态度，只愿息事宁人地进行消极调停，甚至对谴责日本为侵略者都畏首畏尾。9月下旬，侵华日军对上海、南京等中国城市非军事目标肆意轰炸，造成中国平民重大伤亡。顾维钧在劝说法国政府就此向日本提出抗议的同时，决定利用这一时机要求国联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在国联的顾问委员会上，他发言说：
如果国联在强权面前不能捍卫公理，它至少可以向全世界指出谁是为非作歹的人。如果它不能制止侵略，它至少可以斥责侵略。如果它无力执行国际公法和盟约的原则，它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国联并未弃之不顾。如果它不能防止对无辜男女老少的残酷屠杀和对财产的疯狂毁坏，它起码可以表示它愤怒的感情，并借以加强文明世界的普遍要求，立即停止这种非法的、灭绝人性的空袭兽行的行动。[60]
顾维钧希望在日本对中国城市和平民野蛮轰炸的事实前，国联至少能站在人类正义和国际公理的立场上有所表示。9月30日，他草拟了一个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准备向顾问委员会提出。但是，国联秘书处生怕会刺激日本，要求中国撤回这一决议草案。尽管顾维钧坚持绝不撤回，但对秘书处的行径十分愤慨，认为其“胆怯、操纵和诡计，实在是太卑劣了”。[61]
当中国代表团继续在国联努力之时，国联的主要支柱英国却不想让中日问题局限在国联范围之内，而由它自己承担过多的责任。10月初，英国驻国联代表提议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商讨以协商办法解决中日冲突。英国提议的目的是希望将棘手的日本侵华问题从国联转向一个专门的国际会议，使不是国联成员国但却是华盛顿条约签字国的美国也介入。这一办法既可以使英国得以摆脱在国联的困境，又可以谋求与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合作。由于事先并无所闻，国联其他成员国包括作为观察员的美国对这一提议都颇感突然。顾维钧马上明白，英国的这一提议是想“把烫马铃薯扔进华盛顿公约的篮子里”，硬塞给美国政府。[62]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虽在英国提出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之际，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声言要制止国际上正在蔓延的毫无法纪的“侵略瘟疫”，但由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牵制，他并不想成为会议的倡导者，也不愿会议在美国举行。经过一番周折，会议定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除《九国公约》签字国外，另邀请与远东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参加。中国政府于10月19日任命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为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
如前所述，对于援引华盛顿《九国公约》召开有关国际会议，顾维钧在7月下旬就有过考虑，目的也在于使美国不要置身事外，因为它毕竟是远东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曾向南京提过建议并试探过法国等国的反应，但并未代表中国政府做过正式提议。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的建议后，顾维钧立即考虑中国应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如果日本出席这个会议，中国应就解决东北问题、华北问题等提出一套具体方案；而如果不出席，中国则应集中精力建立与各主要大国的联合战线。他将自己的看法报告外交部，请政府研讨后尽快确定中国参会的具体方针，以免会议召开后，时间紧迫无法及时获取指示。[63]
参加会议的列强尽管各有各的算盘，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希望通过斡旋在中日间达成停火，并要求日本与会接受调停。但是中国赞成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首先是希望会议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其次是希望列强能在物质上援助中国。因此，会议尚未召开，顾维钧已经看出中国与列强之间在希望会议达成的目标上大相径庭。
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此形势也十分明白。在给顾维钧等的电报中，国民政府明确中国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方针是：“一、依照当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二、但我方对各国态度，须极度和缓；即对义（意）、德二国，亦须和缓周旋，勿令难堪。并须表示会议成功之希望，我方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三、我方应使各国认识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担负，切不可因中国态度之强硬，而令各国责备中国。四、上海问题应与中、日整个问题同时解决，切不可承认仅谋上海问题之解决。五、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六、我方同时应竭力设法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64]因此，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实际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试图从会议的失败中争得列强的同情，为中国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为制裁日本侵略创造条件。
11月3日，布鲁塞尔会议开幕。顾维钧虽屡次代表中国在国际讲坛上发言，但为准备此次会议的讲稿却绞尽脑汁，因为中国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境地。一方面，参会的大国不仅自己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而且力劝中国克制，以免激怒日本，影响日本参会的可能性，而中国政府也定下了不承担会议失败责任的基调。另一方面，会议开幕后两天，日本军队在金山卫登陆，冲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淞沪前线局势趋于恶化，中国在外交上更为不利。在仔细考虑各种因素并反复斟酌后，顾维钧认为，中国在会上的发言虽措辞和语调可以平缓，但必须要求会议伸张正义，表明中国为争取公正的和平而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希望的和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发言稿不断修改，直至3日凌晨才完成。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口授我最后几段演说稿时，精神体力均感到疲劳之极。直至凌晨4时30分才完成。几位僚属彻夜进行抄写翻译和复印。”[65]
会议开幕当天下午，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由于深感肩上的重任，开始发言时，他出现了少有的紧张。在列举日本对华侵略的事实后，他驳斥了日本拒绝参会的声明。发言的重点是呼吁各国捍卫国际秩序和《九国公约》的神圣原则，提醒他们如果日本的侵略不被制止，世界就会陷入一场大战，所有大国都不能幸免于外。会议对顾维钧寓刚于柔的发言反应颇佳，注重外交辞令的英国外交官称他掌握了“涵蓄的艺术”，舆论则称“措词和平、主张坚决”。[66]
会议期间，顾维钧十分注意会外的舆论宣传，以配合会中的外交活动。11月8日，他致电正在美国的胡适等人，请他们“努力宣传”，向美国人解释中国的参会方针，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以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政策。[67]
外交舞台上的较量离不开国家实力的支撑。当中国代表团在布鲁塞尔折冲樽俎时，国内的军事形势却在急剧恶化。为赢得外交上的主动，顾维钧力促国民政府在淞沪前线顽强抵抗，坚守防线。他认为，中国有许多理由必须这样做：首先，中国的抗战尚未引起国际社会应有的关注，一般西方人认为这场战争与世界局势和全球和平无关。只有中国继续战斗，才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促使他们了解这场战争对西方的意义。其次，西方国家的民众以及政治家认为中国抵抗日本毫无成功的希望，因此向中国提供援助无济于事。如果中国军队能够取得一些胜利，改变西方的看法，就有助于从西方大国得到物资援助。再次，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在华的最大利益，这将促使西方国家关心上海的战事。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将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效果，而这是在内地作战所无法做到的。因此在上海已失守而消息尚未到布鲁塞尔时，他在给孔祥熙的电报中还表示：“如我能支持匝月，局面可望好转。”[68]
从军事的角度看，中国以精锐部队在上海死守，与日本军队拼硬仗，并不符合国民政府既定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而在艰苦抵抗两个多月、淞沪前线已肯定无法守住的情况下，在战略上也应该采取有组织撤退的行动。从外交的角度看，淞沪前线的死拼硬打虽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改变对中国抗战的看法，为争取援助创造一些条件，但中国既已认为布鲁塞尔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以军事上孤注一掷的行动来换取外交上并不确定的成果，代价太大，并非明智的抉择。不过，作为一个外交官，顾维钧期望以抵抗侵略的决心来增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筹码，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是否坚守上海，国民政府和军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蒋介石持与顾维钧相同的看法，在前线军队已按计划从淞沪战场第一道防线后撤时，亲自下令继续坚守，以配合布鲁塞尔会议。结果，进退失据的中国军队战败。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之战结束后，军方人士对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代表妄议军界事务颇多指责。[69]
布鲁塞尔会议从筹备阶段到会议开幕后，列强极力邀请日本与会，以便进行调停。但日本一再予以拒绝，而列强却仍抱希望，期待日本进一步的答复。对此，顾维钧向美、英、法出席会议的代表指出，不能让日本一直拖延下去，“每拖一日，中国之牺牲甚大”，会议应对日本表示强硬态度。[70]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蔑视使列强感到不快。顾维钧抓住时机，在会上发言指出，日本已将和解及调停的大门关闭，各国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停止对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及信贷，转而向中国提供援助。在顾维钧的推动下，会议于11月15日通过了一个声明，语气比以往稍趋强硬，表示如日本固执其与《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相反的意见，各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共同立场。
随后，会议休会一周，以便各国代表与本国政府进行沟通商讨。顾维钧此时明白会议已无成功的希望，于是抓紧休会间隙与各国代表频繁接触，探讨会后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中国抗战的可能性。11月15日和17日，顾维钧两次与美国代表戴维斯（Norman Davis）会面，提出应考虑采取援助中国削弱日本的举措，并具体提出物资援助“恐缓不济急，如能由英美法三国驻远东之海军联合示威，当能见效”，希望三国海军以军事演习的方式支持中国，威慑日本。但戴维斯回答说，三国在远东现有海军不足以进行示威，予以推脱，并称美国国内舆论对政府牵制甚大。[71]顾维钧还向苏联代表提出，请苏军在蒙古与中国东北交界处进行军事演习，也遭苏联代表的拒绝。
11月22日，布鲁塞尔会议复会。由于与会各国都无意采取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行动，24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一纸宣言后草草收场。顾维钧对各国推诿责任无所作为的表现十分不满，在会议最后一次发言中提出严厉的责问：
你真相信一纸原则宣言或忠实于誓言的虔诚表白，就足以使其在世界上得到遵守或尊重吗？拒绝给中国以援助，是否意味着中国应该停止抵抗侵略，或者在无足够手段的情况下，能无限期地抗战下去？在清楚而有力地证实了目前冲突中，日本和中国的政策在法律上的区别之后，你是否还认为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无需作实际上的区别对待？由于拒绝停止向日本提供继续侵略中国所需的物质和经济资源，你不是似乎已经作了这样的表示吗？[72]
对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顾维钧认为中国“并不太感到幻想破灭”，因为中国从未奢望会议能取得有效的成果；但同时又是“非常失望的”，这不是因为会议本身，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日本的侵略。他称会议是“一次流产的国际会议”。[73]
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未参会的德国政府指令其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在中日之间牵线搭桥，进行调停。对陶德曼调停，蒋介石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停火，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希望能借此停止日本正在推进的军事行动。而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对德国调停中日战争颇为积极。11月中旬，孔祥熙接连致电顾维钧，通报陶德曼调停情况，希望顾维钧与美、英、法等国外交官接触，探询这些国家联合德国和意大利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并表示国内局势十分危急，“我方精锐丧失甚巨，故在现地支持暂久，殊难预料”，“长此以往，实伤国家元气”。[74]
11月下旬，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后，孔祥熙更是将陶德曼调停看作立即解决中日战争问题的捷径。12月1日，孔祥熙将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条件通报顾维钧，称“比会（即布鲁塞尔会议——引者注）失败，军事不利，国联既无切实助我办法，国内又险象环生”，询问他“德之提议停战交涉，我应否接受，请详电示”。次日，孔祥熙再电顾维钧，催促他与法国及英、美外交官联络，明确列强支持抗战及是否参与德国调停的立场，“目下情势，间不容发”，“列强如能充分援助，我当尽力抗战，否则亦应早予明白告我，使我作最后决定，免误此次德国斡旋良机”。[75]孔祥熙接受调停的意向十分明显。
全面抗战开始后，顾维钧认定中国外交的任务是争取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上的援助，而不是与日本交涉停战，更不是媾和。因此，对陶德曼调停，他颇不以为然。11月上旬，获悉调停传言时，他就致电外交部表明自己的态度，“德国就其国际立场及为己所谋之主张，若参加调停，非特不能为我协助，恐反足以妨碍英美等国之斡旋努力”，对德国调停表示反对。[76]接到孔祥熙多次电报后，顾维钧致电外交部副部长徐谟，询问孔祥熙的看法究竟是其个人意见还是政府决策。徐谟回复说，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领导人都赞同调停。[77]12月4日，顾维钧致电孔祥熙，表明自己对陶德曼调停的看法：
查德国对我国虽有感情，究为日之同盟，其出任调停，为中国耶？为双方耶？抑为日本？不无可疑。且彼于国联公法条约公道向不重视，惟武力是尚，与日义（意）同臭味，与我国策适相反。将来能否为我向日力争主权亦是疑问……鄙意如我军事上实难支持，不得不从速设法缓和，以苏喘息，则于原则上接受德方调停之先，宜采取下列步骤。（一）以我国实情与德愿调停及所提条件密商美总统，询其能否由美即出调停，或会同英法德共同调停。（二）并以我国军事实情及德愿调停二层密告苏联，问其能否即时设法于军事上予我援助，且须告以我国对共同防共条件决不愿同意，以免其顾忌而停止现有接济。（三）告德（甲）任何议和条件须以不违反《九国公约》之原则为主；（乙）须知日本撤退在华军队与停止一切非法行为之保障；（丙）我须与各列强继续维持同样友好邦交，不能偏于任何一方。
顾维钧还提醒孔祥熙，对日本所提条件，应要求德使具体说明。[78]因为对德国的不信任，顾维钧对陶德曼调停原则上是反对的，但对政府若接受调停也有具体建议，重点是加强与美国及苏联的沟通。
顾维钧刚发出电报，就收到孔祥熙又一封电报，称“对日方针当视列强能否切实助我，如彼等无切实办法，是友邦强我与日妥协。支持至年底，原无不可，所虑者，到时仍无办法，而时机错过，使我徒受巨大牺牲，前途危险益甚”。[79]孔祥熙的意思很明白，如果列强对中日战争仍无动于衷，中国就将按日本提出的条件接受德国调停了。
然而，此时日本的态度发生变化。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开出了新的更为苛刻的条件。12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予以拒绝，陶德曼调停终告失败。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外交活动也告一段落。
四 争取国际援华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外交活动，派出一批重要官员担任特使赴欧洲各国。孙科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被派往莫斯科。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与法国有很深的渊源，所以来到法国。汪精卫的得力助手陈公博被派到伦敦和罗马。担任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军事家蒋百里则前往德国。这些人都没有做过外交官，他们的使命不涉及一般的外交往来，而是以各自的资历、声望和人脉推进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为中国抗战争取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这些特使到欧洲后，都要来巴黎与顾维钧商讨外交事宜，有些还通过驻法使馆接收和发送电报。中国驻伦敦、柏林、布鲁塞尔等地的使节也常通过电话、信函以及直接见面与顾维钧交流对时局和外交应对的看法。中国驻法使馆一时成了中国驻欧洲外交官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使馆地处巴黎，交通便捷，更因为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望和经验，成为时局动荡之际人们倚重的对象。顾维钧自己也没有过多考虑与其他同僚间的平级关系，甚至外交部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他只是认为自己在中国外交界服务的时间要长一些，经历比其他人丰富些，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贡献更多的才智。他常常与中国驻其他国家的使节联系，告诉他们法国政府的看法，自己在做什么，并要求他们对驻在国政府相应行事。[80]顾维钧这样的主动性在同时代的中国外交官中并不多见。除了责任感之外，也与他认为外交部协调总揽不够，使驻各国的使节缺少对他国和全局的了解有关，而这对开展外交是不利的。在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中，他指出，“方今世局紧张，各国连锁关系日密”，但“我国内外各方之欠缺沟通”，因此建议外交部“将内外与主要各国商议接洽情形，每周或随时密示梗概，俾隔阂既祛，应付有资，而收效或亦较易”。[81]
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后，顾维钧深感对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应有一个全球的视野和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对抗战的外交方针做一全面检讨。12月下旬，顾维钧与国内派出的特使陈公博、李石曾、蒋百里和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驻德国大使程天放、驻比利时大使钱泰，在巴黎使馆就各国对华政策及如何为抗战寻求有效的外交支持进行了讨论。经过几天讨论后取得的共识是，对待中日间的战争，德国和意大利“别有怀抱”，执行着与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完全不同的政策。而在后四国中，英、法、苏都在等待美国带头采取行动，“惟美国马首是瞻”，因此，整个中日问题的关键在美国。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接近美国，弄清美国的态度。12月29日，讨论的结果归纳成一份参与者都赞同的电报稿，以陈公博的名义向蒋介石、汪精卫和孔祥熙报告。[82]
两天后，顾维钧又发一长电给蒋介石、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进一步阐发对中国外交的看法。顾维钧认为，抗战指望于外交“最切者”为制裁日本、军火援助和英、法、苏、美的干涉。制裁因为意大利退出国联，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反对，致国联“残破”而无法实行。军火援助因为英、法扩充军备需用于本国而无法提供；苏联虽对华接济较多，但为防日本仇视报复，也有限度；美国则受中立法案牵制。对英、法、苏、美干涉的可能性，顾维钧分析道，英、法军备扩充尚未完成，欧洲局势日趋紧张，无法在远东有所作为。苏联若无英、法、美合作，也不会单独进一步对华援助。而美国若无英国在远东的合作，则无法采取积极行动。但这些国家均希望中国继续抗战，因“我继续抵抗一日，即多消磨日本一分之实力，亦即多消磨一分日德义集团之权力”。他对抗战国际环境的总体判断是：“中日战事不了，反使欧洲苟安，因其苟安而大局不定。故英法俄诸多顾虑，不能积极助我，而美亦不能在远东与太平洋得英法之充分合作。此是我国于国际上不能得充分援助之症结所在。”但他认为，德国和意大利不能也不愿拖延下去，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将“开幕”。[83]
随着欧洲局势的进展，尤其是英、法两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牺牲捷克的《慕尼黑协定》，顾维钧对列强力量消长及其对远东的影响有更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英、法对德国屈服退让，不仅仅影响欧洲，也影响远东的形势。因为欧洲局势的牵制，英国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政府在远东不愿触犯日本，希望以此换取日本尊重英国在远东的权益，尤其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这个老牌列强在中日之间对日本的偏袒和同情，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在远东局势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给政府的电报中，顾维钧提出，对中国外交而言，最重要的是，一方面继续争取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积极接近美国，因为如果要争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使各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美国的态度最为关键，“各国均以美为枢纽”，即使实行制裁以外之办法，“自目前欧洲形势观之，亦当以美为重心”。[84]将对美外交置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是顾维钧步入外交界后的一贯主张。虽然自华盛顿会议以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直接介入对美外交，但只要时机合适，就会提出此主张，并力促付诸实施。
顾维钧关于中国外交以美国为重心的主张，与此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外交上对美国的日益重视是一致的。1938年1月，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表示，美国“于世界各国之和平与秩序，更于远东国际之公平及和睦，向居领导之地位”，“此次远东大难之应付，各国均盼美国之合作，诚以美国政府对于共谋国际和平与安全，向已公认为各国之前驱”。9月，孔祥熙在致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报中，也明确指出：“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85]由于对美国在远东的重要作用有日益清醒的认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在1938年中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调整。无论在战略方针上，还是在具体策略上，对美外交在中国外交中都上升至首要地位。顾维钧的建议推动了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也使他多年来的主张终于成为付诸实施的政策。
虽驻节欧洲，对美外交不是分内事，顾维钧却倾注很大的精力，尽力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他与先后担任驻美大使的王正廷和胡适经常函电往来，或询问美国远东政策的最新动向，或对开展对美外交提出具体建议。不过，也许因为两人间以往的过节，王正廷对他的询问含糊其词，不愿明确答复，使他颇为不满。
1937年底，与陈公博等讨论形成美国对中国外交十分关键的共识后，顾维钧专门致电王正廷，询问美国对远东局势的具体政策。王正廷的复电词意含混，称美国政府态度始终未变，又神秘兮兮地称美国已有各种办法，“因内容秘密，未便电告，以防泄漏”。顾维钧去电进一步询问，所谓未变是指罗斯福总统“防疫演说”的主张，还是指不愿卷入远东冲突的政策，并要其就美已有办法之内容略示一二。但王正廷并没有进一步答复，顾维钧就去问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蒲立德告诉他王正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美国政府有关远东事务的重要情况都会向他及时通报。后来，顾维钧还给正在美国宣传抗战的胡适写信询问此事。[86]
顾维钧与胡适之间的沟通就要顺畅多了。1938年3月19日，胡适给顾维钧写了7页纸的长信，阐述他对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希望顾维钧对此进行评论。同时他回复顾维钧关于王正廷所说美国已有办法的询问，称王对你们做大使的尚且“未便电告，以防泄漏”，“何况对我们无官的老百姓呢？”[87]顾维钧与胡适的往来信函，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局势有很坦率和深入的交流，但两人对王正廷都无好感。7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以胡适替换王正廷为驻美大使，但王正廷还想多待些时日，使已下决心牺牲几年学术生涯投身抗战外交的胡适又生退意。顾维钧在此时对胡适予以鼓励，并通报王正廷恋栈的信息。胡适对顾维钧表示感谢时，以调侃的口吻说到王正廷：“您可能很有兴趣知道我们的朋友C.T.（王正廷英文名字的缩写——引者注）仍在纽约忙于举借另一笔‘巨额’借款，在美国无人知晓他已获假并将离美。”胡适最后于9月中旬正式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时正在欧洲，顾维钧与他一起商讨了寻求美国援助的途径及应采取的交涉方式，并提醒他要特别注意了解罗斯福总统的看法。[88]
胡适提到的王正廷忙于举借的巨款，实际上毫无进展，虽然王正廷向国内报告仍称“大借款成功，确有把握”。[89]而向美国借款的最终成功，却是顾维钧在巴黎促成的。顾维钧与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26日，顾维钧赴蒲立德官邸，与正在巴黎休假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顾维钧坦率地向摩根索说明中国局势的严重性后，提出“我国决心继续抗战，惟财政与物质深盼友邦援助”，询问欲从美国获得财政援助，取何办法最好。摩根索马上回应，中国可以再派曾谈判中美白银协定的银行家陈光甫赴美，与他本人具体商讨，他将尽最大努力与中国达成协议。摩根索不与驻美大使王正廷商谈援华，却直接回应顾维钧的询问，是因为对王的不满。王正廷在美国为争取援助开展活动，但他主要通过寻找代理人，为此付出许多活动经费。摩根索明确告诉顾维钧，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根本无法从美国获得需要的贷款。[90]顾维钧与摩根索谈话后立即报告政府。正为外援无着落而一筹莫展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立即回电，对获得美方“开诚相见之良好结果”大加赞赏，表示已令陈光甫尽快赴美，并要顾维钧在摩根索逗留巴黎期间与他“切商第二步具体办法”，并趁此机会“再促英法之援助”，“尤为企盼吾兄手腕灵敏，必不致失此良机”。[91]
此后，陈光甫奉命赴美，在交涉中与顾维钧保持沟通，最终于12月与美国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这是全面抗战以来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第一笔借款。驻美大使胡适认为：“此款成于我国力最倒霉之时，其富于政治意义至显。”蒋介石称：“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孔祥熙致电顾维钧，称赞他对这笔重要借款做出的贡献。[92]身为驻法大使的顾维钧促成了美国对华借款，足以表明他在中国外交中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这一时期，顾维钧对法交涉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中国战争物资假道越南过境运输问题。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对中国海岸实行封锁，企图阻断中国从国际上获取战争物资的通道。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国的海上通道被完全切断。此后，中国获取国外物资援助的通道只有三条，即中国与苏联间的西北交通线、英国控制下的缅甸与云南间的滇缅公路和法国控制下的越南与云南间的滇越铁路。在这三条通道中，西北交通线和滇缅公路都是公路，且前者路途遥远，后者地形复杂，运输能力都无法与滇越铁路相比，何况苏联援华物资尤其是大型装备都需要通过海运使用这一通道。因此，全面抗战一开始，国民政府就电令顾维钧与法国政府沟通，保证援华物资假道越南顺利通过。蒋介石也指示正在欧洲的孔祥熙、李石曾就此与法国政府进行交涉。[93]
顾维钧于1937年8月2日与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Yvon Delbos）见面时提出了假道越南运输的问题，希望法国政府保证中国经由印度支那（主要是越南）将军用物资运入中国的过境权，并提醒他这一权利是中法之间的条约规定的。顾维钧提到的条约是中法于1930年签订的《中法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但德尔博斯说，印度支那事务归殖民部管，将此事推托搪塞过去。实际上，法国政府担心中国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通过会引起日本反对，危及它在中国及远东的利益。8月16日，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就坦率告诉顾维钧，如果法国允许利用印度支那运输武器弹药，日本可以认为这是敌对行为，就有可能进入上海的法租界，甚至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因此，假道运输不是归外交部还是殖民部管的问题，而是法国“总政策”的问题。[94]
正是基于对远东利益的考虑，法国政府于1937年10月中旬决定禁止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运往中国，并于18日通知中国使馆。获悉法国政府这一决定后，顾维钧马上口授一份致法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反对这一做法，并在当天约见莱热进行交涉。顾维钧告诉莱热，中国的过境权是有条约根据的，禁止过境将严重削弱中国对日抗战的力量。莱热辩解说，法国担心若允许中国借道运输，日本会轰炸滇越铁路，损害法国资本，甚至侵占海南岛直接威胁印度支那，而法国在远东并无足够的军事力量。由于顾维钧不断强调禁止过境运输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谈话结束时，莱热松口说，由飞机运军火可予考虑，惟请严守秘密。因为事关中国抗战获得外援的生命线，向来注重外交礼仪的顾维钧，在一小时的会谈中，“有时谈得相当激动”。[95]
10月20日，顾维钧与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会面，在听了顾维钧的解释后，德尔博斯承认他没有考虑到禁止过境对中国产生的严重后果，并表示会提请内阁重新审查这一问题。10月30日，顾维钧再次与莱热见面，莱热表示先前做出的决定“只是理论上的”，法国政府已决定允许中国全部已订购的物资不受阻碍地通过印度支那。[96]法国在过境运输政策上“理论”与实施间的差异反映了它对远东局势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它不愿因此刺激日本，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抗战垮台对其远东利益的负面影响。于是，一些军火通过越南秘密运往了中国。
但是，日本发现过境运输后向法国提出抗议，法国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又重新执行禁运令。1938年2月，莱热告诉顾维钧，去年10月的禁令仍将执行。[97]顾维钧多次走访外交部进行交涉，但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复，尤其是4月新内阁组成后，外交部部长博内（George Bonnet）对实行禁令持十分僵硬的立场。好在顾维钧对法国政界十分了解，知道新内阁的殖民部部长孟戴尔（George Mandel）与外交部态度不同，而殖民部部长可以向印度支那总督发指示，于是就直接去找孟戴尔。4月下旬，孟戴尔上任没几天，顾维钧就与他见面谈话，希望印度支那可以成为中国获得海外物资的重要通道，并提醒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数万华工在法国军队的后方辛勤劳动，立下汗马功劳。孟戴尔表示，他知道中国想扩大通过印度支那的运输量，他对此持积极的态度。两个月后的6月29日，在孟戴尔的寓所两人又有一次秘密交谈。孟戴尔告诉顾维钧，他赞成给中国运输军需物资的过境便利，虽然外交部对此有不同意见。当顾维钧提到有一批运往中国的装甲车滞留在印度支那时，孟戴尔说他已与总督沟通过，让总督不必遇事都向殖民部请示，实际上暗示其便宜行事。[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