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下旬，日本攻占广州，切断了经香港进入内地的海上通道，滇越铁路的重要性更为突显。顾维钧认为日军在华南发起进攻是其“南进政策”的开端，接下来就会威胁法、美在远东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和菲律宾，以及接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因此要抓住时机争取这些国家加强援华。10月下旬，他与孟戴尔多次见面，告诉他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强调中国与法国在印度支那方面有许多共同利益。当时有两艘装运从德国和苏联获得的军火的船正在途中，因为日军进攻广州无法按原计划驶往香港，国民政府希望改停印度支那，船上军火经滇越铁路运往中国。顾维钧先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此事，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转而又找孟戴尔，并建议他饶过外交部来安排。孟戴尔答应马上向总理报告，并尽快给予答复。两天后，孟戴尔告诉顾维钧，已允许这两艘船在西贡靠岸，地方当局接手后再北运转往中国。他会派一名特别代表专程前往西贡办理此事，但不会让外交部知道。这样，顾维钧与孟戴尔两人通过隐秘、曲折的办法为这两船军火打开了前往中国的通道。作为一名外交官，绕开驻在国的外交部，对正常的外交往来而言是很不寻常的。但顾维钧认为，在非常时期这种做法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增强了中国的抗战能力，同时保护了法国的权益。[99]顾维钧的积极沟通以及法国政府内有识之士对远东事务的全盘考虑，使过境越南运往中国的军火一直没有中断。1938年累积运送货物7000多吨，其中包括飞机、坦克。到了1939年，运送货物量急剧增长，超过了6万吨。[100]这是顾维钧以他的外交才干为中国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
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显示出南进与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抗的意图。蒋介石将这一事件称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决定利用日本造成的这一机会，推进与列强在远东的军事合作。美国此时虽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并已迈出援华的步子，但其行动仍受国内因素的制约。因此，国民政府将合作的重点放在英、法两国。3月24日，外交部致电顾维钧，要求他与法国政府就中英法三国在远东的全面合作进行商讨，并告知外交部所拟三国合作的四项原则：
一、中英法三国对于远东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预，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我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之权益。二、参预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三、在军事方面，中国允许尽量供给兵力及物力，其他国家允许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四、在经济方面，参预各国允许尽量共同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
外交部电报强调“此事系蒋委员长发动”，“上开原则已经蒋委员长核准”。[101]
还在2月获悉日军侵占海南岛的消息后，顾维钧就去拜访外交部部长博内，告诉法方日本此举是配合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行动向法、英等国施加压力，建议法国政府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并抓住时机推进与英、美在远东的合作。[102]对联络各大国在远东合作对付日本侵略，顾维钧之前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就向美国和苏联的代表提出过。接到外交部来电后，他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果敢而又及时的计划，约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进行会谈，并在会谈后应其要求送了一份备忘录，书面说明中国的具体构想。在向外交部汇报与莱热会谈情况时，顾维钧询问“此次我向英法提议保卫办法已否密告美俄接洽？”并就推进这一计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现欧局紧张，英法对远东问题，遇事每商之华府，惟美之马首是瞻，料彼此次亦必以我所提与美商谈。如我未与美接洽，应否电由胡使密告美政府，或由钧密托此间美大使径电罗斯福总统接洽。[103]
虽然是推动中英法合作，顾维钧仍将美国看作实现这一个合作计划的关键。
顾维钧的建议被外交部采纳。4月10日，外交部分别致电顾维钧和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们与美方沟通。顾维钧于4月18日向蒲立德通报了中国对远东合作的构想，请他转报罗斯福。[104]
顾维钧与法国政府的接洽并不顺利。法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在欧洲，对远东局势及其与欧洲的关联缺少深刻的认识。为推动法国政府接受中国的倡议，顾维钧与外交部和内阁官员广泛接触，包括对过境运输大力支持的殖民部部长孟戴尔。在与外交部亚洲司官员会谈时，该官员称中英法提携合作“时机或已成熟”，但美国应一起参与，而法方“不便启口”，希望中国先与美国沟通，法国可以随后跟进。[105]但美国由于受中立法的束缚和国内孤立主义的掣肘，并不愿在多国合作方面有所作为。5月5日，外交部获悉美国不会参与远东合作后致电顾维钧，称：“本部默察美方语气，如英法进行至相当程度，美或可采取适当之平行行动，但格于政制，不能预受拘束。在此情形下而论，英应有基于了解之合作，而美则可望其临时事实上之合作。但前者现在即应进行，后者至适当时期协助促进。”顾维钧对美国的反应自然非常失望，对外交部电报的分析也很不满，称之为“言之无物，无所裨益”。[106]
法国对远东合作原本就畏首畏尾，美国的态度更使它裹足不前。5月16日，顾维钧向外交部报告在法推进远东合作面临的困境，“虽经向法当局再三催促，尚无确复。查少数阁员颇表同情，但大部分集视线于欧洲，不暇顾及远东，并不能完全了解欧亚局势之连锁关系”，因此目前只能“从侧面进行”，实际上就是无奈地搁置了。法国政府对中国有关远东合作提议的消极态度——按美国驻法大使的话说，就是它甚至忘了地图上还有一个中国——使得这个有可能改变远东国际局势的计划最终胎死腹中。[107]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随之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了。欧战的爆发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英、法与德国的战争为中国与英、法结为一体，共同对付德、日法西斯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英、法全力应付欧洲的战争，产生了在远东对日妥协的可能性。如何趋利避害，成了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顾维钧认为，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应该将国际局势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各大国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重新评估。此时，孙科和李石曾都在法国，顾维钧又请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比大使钱泰来巴黎。11月初，他们连着几天讨论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外交应采取的对策。顾维钧提出，目前国际局势尚有利于中国，但在以后的6个月内将恶化而不利于中国，因此应向重庆建议，利用当前的时机，力促美国对日本采取更有力的政策。顾维钧与孙科、李石曾、郭泰祺、钱泰最后联名向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汇报讨论的结果：
抗战到底，为我国既定政策。自欧战发生，国际形势丕然大变。我国平日所恃以为友者，为英、法、苏、美四国，现在英、法、苏三国均有事于欧西，其全力足以压迫日本者为美国。是以我国外交运用，宜特别注重美国。为达到我国抗战目的，增加我国抗战力量起见，可否密向美国接洽询商：第一步，请其向日本警告，根据条约公平解决中日问题，达我抗战目的，使日本退出中国。如日本不接受，则请其（一）劝告英、法，勿对日本让步，牺牲中国；（二）商约停止期满后，以经济方法压迫日本；（三）增加美国对于中国之援助。是否有当，尚祈裁酌。[108]
整个电报的宗旨是促请政府继续加强对美外交，延续了顾维钧之前的主张，但超越了其驻法大使的职责。但在顾维钧看来，向外交决策最高层提供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和外交全盘方针的建议，是驻外使节的责任。在这一方面，他在中国驻外使节中是最为主动、积极的。11月11日，蒋介石给顾维钧回电，并请其转其他四人：
御（六日）电悉。卓见亟佩。中央对美运用步骤与尊意大致相同。现正在探询美当局之真意。察其表示挺身警告，似尚对敌有所顾虑。仍以尊电末拟三项较易接近。深盼兄等在欧美亦依此分头努力也。[109]
加强对美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决策和执行层的共识。但顾维钧遵照蒋介石指示在法国“分头努力”，却遇到重重困难。自卷入欧战后，由于无暇东顾，法国对日政策日趋软弱，而安抚日本谋求对日修好的倾向却日益加深，同时法国国内政局也动荡不定。虽经顾维钧努力，中法两国于12月拟定了一项以中国钨砂换取法国军火的计划，1940年2月又签订了《叙昆铁路借款合同》，但不久，法国就在德国进攻下败退。6月上旬，法国政府撤出巴黎。
6月10日下午，顾维钧离开巴黎，随法国政府迁移。一路上秩序十分混乱，第一个晚上通宵行车，至次日上午8点才到达目的地，这段不到200公里的路程平时只要4个小时。而到了目的地后，却不容易找到法国政府的官员，因为政府还没有选定办公场所。在给郭泰祺的电报中，顾维钧谈到了离开巴黎后的困境：“此间政府五日两迁，弟星夜追随，饥寒交迫，疲乏异常。现内阁改组，军人当权，行将单独媾和，影响所及，亦不利我合作事。”[110]法国政府最后迁至南部小城维希，几乎所有国家的大使都住在一家旅馆里，每个大使馆只有两个房间。食物十分匮乏，只能凭票定量供应。这成为顾维钧外交生涯中一段不寻常的外交官生活。
顾维钧在给郭泰祺电报里说的军人当权，就是刚出任总理的贝当（Henri Petain）元帅。贝当一上任，就下令法军停火，放弃战斗，随后于6月22日与德国签订了条件十分苛刻的停战协定，向德国投降。正如顾维钧所预料的，法国对德单独媾和后，将不利于中国的抗战。贝当政府在远东完全向日本屈服，于9月下旬与日本签订协定，允许日军可从印度支那登陆并自由过境，以进攻中国。还在法国与日本谈判这一协定时，顾维钧就反复敦促法国政府不应对日退让，更不能损害中国对日抗战，并提出过书面和口头警告。协定签订后，顾维钧起草了一份抗议书，经外交部审定后送交法国政府。但这些交涉都无法改变贝当政府的远东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顾维钧在法国已很难为中国的抗战开展有效的外交活动了。
[1] 《颜惠庆致外交部》（1932年7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674页。
[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8～9页。
[3]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8页。
[4] 《颜、顾、郭致外交部》（1932年10月1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
[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71页。
[6] 《罗文干致代表团》（1932年10月16日、1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
[7] 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第21～40页。
[8] 《顾维钧两次舌战松冈（路透社电）》，《申报》1932年11月25日，第3版。
[9]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97页。
[10] 《颜、顾、郭致外交部电》（1932年12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11]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176～178页。
[12] 《颜、顾、郭致外交部转国民政府》（1933年1月1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13] 《国联代表团致外交部》（1933年2月2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192～193页。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194～195页。
[16] 《蒋介石致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1933年3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9。
[17] 《罗文干致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1933年3月1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9。
[18] 《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致罗文干》（1933年3月2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19]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14页；《汪精卫致顾维钧、郭泰祺》（1933年4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4。关于国民政府反对对日绝交，参见鹿锡俊《1933年中国对日绝交计划的浮沉》，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04～219页。
[20]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41页。
[21] 《顾维钧致汪精卫》（1933年4月2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39、245页。
[23] 张力：《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20～233页。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6页。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29页。
[26]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4年4月1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0。
[27]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9页。
[28]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120～121页；第5分册，第156页。
[29]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2年10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9。
[30]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34页；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91页。
[31]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11页。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11、243页。
[33]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35页；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02页。
[34] 《市商会等十四团体昨晚宴顾维钧》，《申报》1934年9月24日，第8版。
[35] 《顾维钧致汪精卫》（原件无日期），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0。
[3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21～323页。
[37]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13页。
[38]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中华书局，1989，第481～482页。
[39] 皇甫秋实、贾钦涵：《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第74页。
[40] 皇甫秋实、贾钦涵：《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第75页。
[41] 张叔岩编著《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石油》，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第62～63页。
[42] 皇甫秋实、贾钦涵：《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第78页。
[43] 《顾维钧致张群》（1936年11月2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44] 《绪编》第3册，第690页。
[45] 张力编辑、校订《金问泗日记（1931～1952）》上册，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6，第24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70页。
[4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71～375页；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47] 《顾维钧致罗文干》（1932年7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
[48] Kuangson Young（杨光泩）ed.，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Press Bureau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1937.
[49]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6年12月31日、1937年1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
[50]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7年8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
[51] 《吴玉章致蒋介石》（1937年12月12日）、《吴玉章致周恩来、陈绍禹》（1938年1月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61页。
[53]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08页。
[54]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61、471页。
[5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28页。
[5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18页。
[57]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28、434页。
[58] 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第87～94页。
[59] 《顾维钧痛述日本暴行》，《申报》1937年9月16日，第2版。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02～503页。
[61]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06页。
[6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68页。
[63]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7年10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5。
[64] 《外交部致顾维钧等》（1937年10月2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5。
[6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09页。
[66] 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第119～126页；《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10页；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65页。
[67]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74页。
[68]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78～680页；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86页。
[69]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第290页。
[70]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82页。
[71]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96、202页。
[7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92页。
[73]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96页。
[74] 《孔祥熙致顾维钧》（1937年11月15日、19日、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75] 《孔祥熙致顾维钧》（1937年12月1日、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76]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76页。
[77] 《顾维钧致徐谟》（1937年12月4日）、《徐谟致顾维钧》（1937年12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78] 《顾维钧致外交部转孔祥熙》（1937年12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79] 《孔祥熙致顾维钧》（1937年12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80]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中华书局，1985，第270页。
[81]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4月2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
[82] 《陈公博致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1937年12月2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1。
[83] 《顾维钧致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1937年12月3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5。
[84] 《顾维钧致外交部并转呈蒋介石、孔祥熙》（1937年10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9。
[8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称《战时外交》）第3册，第78～7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第1页。
[86] 《顾维钧致王正廷》（1937年12月29日）、《顾维钧致胡适》（1938年3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1，13；《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65页。
[87] 《胡适致顾维钧》（1938年3月1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
[88] 《胡适致顾维钧》（1938年7月27日、8月13日、8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09页。
[89] 《战时外交》第1册，第79页。
[90] 《战时外交》第3册，第134页；《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71页。
[91] 《孔祥熙致顾维钧》（1938年7月3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92]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5、8页；《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22页。
[93] 《战时外交》第2册，第732页。
[94]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20、522页。
[9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47～553页；《战时外交》第2册，第735～736页。
[9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55、565页。
[97]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59页。
[98]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92～94、142～145页。
[99]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32～235、240～241页。
[100] 刘卫东：《印支通道的战时功能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但据巴斯蒂论述，1939年通过印度支那运往中国的物资达到了20万吨，见巴斯蒂《法国远东结盟论（1931～1940）》，杨天石、侯中军编《战时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80页。
[101] 《外交部致顾维钧》（1939年3月2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7。
[102]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60～361页。
[103]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4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
[104] 《外交部致顾维钧》（1939年4月10日）、《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4月1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7，40；《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5页。
[105]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4月2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
[106] 《外交部致顾维钧》（1939年5月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7；《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60页。
[107]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5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33页。
[108]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28～129页。
[109]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29页。
[110] 《顾维钧致郭泰祺》（1940年6月1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0；《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85～2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