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和谐的盟国关系
1941年4月初，顾维钧接到重庆外交部电报，要调他转任驻英国大使，接替即将出任外交部长的郭泰祺。这一消息虽来得突然，但离开驻法大使任所却是他期盼已久的。1940年夏刚迁至维希不久，顾维钧听闻重庆拟将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调离，便一反常态，多次致电外交部，主动请缨希望接任此职。这种主动谋求职位的举动对顾维钧来说是罕见的。后来胡适继续留任，听到消息后，他显得有些失望，急切地询问转往他处任职的可能性。而在此前一年，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宠惠欲调其出任驻苏大使时，他是婉言谢绝的。由于在驻法大使任上已无所事事，顾维钧在给外交部副部长徐谟的电报中表示，若无合适的岗位，他将考虑请长假甚至退休，因为“我的目标是服务”。[1]顾维钧在维希萌生退意并不奇怪。维希这座小城无法提供他施展身手的外交舞台，实现他为中国外交服务的抱负。此时同辈外交官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都已先后离开驻外大使职位，淡出或完全退出外交界，对他多少也有些影响。但国民政府对顾维钧与对其他几人不一样，不想让他退下来，而是将他调任到重要的驻英大使岗位上。与同辈相比，顾维钧确有其不一般之处，是处于战争中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外交人才。顾维钧当然十分乐意接受这个新职位。
不过，顾维钧调任伦敦一事，在中英两国关系上却引起了一场小风波。按说，以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的声望和二十年前就曾出使英国的资历，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提名他再度使英应表欢迎。但是，英国政府最初对顾维钧使英的反应却不积极，反而旁敲侧击地询问中国为何不从国内选派人员。由于英国政府没有明确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迟迟不能发表。但顾维钧调任的消息已经传开，日本通讯社还趁机声称这表明中法关系彻底破裂。已经离开维希在葡萄牙焦急等待的顾维钧只得给外交部副部长徐谟发私人电报询问缘由。原来，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热衷驻英大使一职，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Kerr）私交很深，后者也希望由留英学生而不是留美学生出任驻英大使，因此伦敦没有及时回复中国的提名。最终由于中国政府的坚持，英国还是同意接受顾维钧为驻英大使。1941年5月9日，国民政府的任命正式发表。[2]
7月初，顾维钧抵达伦敦上任。虽然是第二次作为中国政府的使节来到英伦三岛，一切似乎驾轻就熟，但他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此次奉派使英，顾维钧直接从欧洲大陆赴英，无法回国，也就没有接到政府有关对英外交的正式训令。他想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外交界，自己比外交部主管和其他驻外使节的资历都要老，所以就不需要训令了。但他对自己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广泛宣传中国抗战对于世界的意义，并为抗战争取各种形式的援助。[3]
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民政府就寻求西方列强尤其是英、美两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出于维护自身在远东利益的需要，英国对制止日本侵华也有所动作，在某些时候如卢沟桥事变后的一段日子里比美国要更为积极。但从总体上说，英国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的政策，不断地以让步来换取与日本的短暂相安。1938年5月，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有关中国海关的协定，1939年7月又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华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及其在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1940年7月，英国政府更是在日本的逼迫下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切断了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英国的这些行为以及中英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使国民政府高层包括蒋介石在内，对英国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蒋介石在谈到英国远东政策时称之为“老谋深算”，在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见面时，当面批评英国“素以半殖民主义国家估计中国”。[4]而在英国方面，由于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欧洲，大多数人对发生在远东的战争不甚了了，漠不关心，不少人对中国还抱有传统的轻蔑态度。表面上风平浪静的中英关系隐藏着许多暗礁。
面对中英双方相互认知的巨大落差，上任伊始顾维钧就十分重视宣传。7月初他从葡萄牙赶往伦敦上任，就是因为接受了“中国之战委员会”（The China Campaign Committee）的邀请，要在其组织的集会上向英国公众演讲。演讲当天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四周年，顾维钧阐述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中国人民的血泪不仅使国家免于毁灭，而且给整个世界的自由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中国不坚持抵抗，日本的战争机器早就扑向其他国家。面对英国公众，他也称赞了英国对希特勒德国的英勇抵抗，最后呼呼反法西斯国家携手合作，“彼此间合作越是密切，他们的最终胜利就越提前，并且越有把握”。[5]这样的演讲，或对官员，或向公众，是顾维钧驻英大使期间的日常功课。对于各界的邀请，他尽可能有请必到，以广交友，唤起对中国的关心。他还动员一些在英国的中国人一起来做此项工作，其中有教师、艺术家、银行家和报人。他会列出一些问题和要点，供他们演讲时参考并使用，以增进英国公众对中国抗战的了解。[6]
入住二十年前就待过的位于波特兰街的中国使馆，顾维钧对使馆人员做好对英外交提出具体要求：“办公不必客气，有意见须（1）直说，不说反误事，但直说非谓可无礼貌；（2）个人认定一门英国问题，随时留心研究，不久可成为专家，于公于私均属有益；（3）彼此同事须有同舟共济之心，和衷互助，在外各有所长而各人不能尽有各种长处，故不得不互相合作；（4）凡有见到可以改良之处，或有可报告政府参考者，不妨来陈，不分职位之高卑，均愿接谈。”[7]
当然，顾维钧外交工作的重点还是英国政府。8月中旬，外交部长郭泰祺给他来电，对英国不重视对华关系表示不满，请其推进加强，并要其密商英国政府，促英方对日本危害滇缅路交通的行为明确表态，“此举于加强反侵略阵线及我国抗战精神上均极重要”。[8]电报刚发出，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发表了。这是英、美准备联合反对法西斯的重要信号。《宪章》发表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函斯大林通报两人会谈情况，但对中国却并无任何表示。蒋介石虽对《宪章》发表感到高兴，但对英美不能平等对待中国颇为愤懑。郭泰祺致电顾维钧，要其向英方表露中国的不满之意，并探询其真实意图，“如果彼等对远东确议有具体办法，与外国洽商合作计划，介公当可释然”。8月21日，顾维钧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Eden）见面，后者只谈到英国已认识到远东事态对英国的重要性。[9]
其时，美国政府支持的由美国人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率领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刚成立，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也能组织一支同样的英国空军志愿队，援助中国的抗战。在给顾维钧的电报中，郭泰祺诉说了日军轰炸给重庆造成的灾难——“敌机连日昼夜轰炸，致吾人不遑寝食，百务几陷停顿”，请他“商促英方协同美方早日组织国际空军义勇团”。并提出英方可组为第二团，“将来由两国公推一指挥官在军委会下服务”。8月26日，蒋介石亲自致电顾维钧，请他再与英方商量，并提出英方可派驻新加坡的空军援华，若新加坡发生战事，仍可返回，“如此一举两得，无须另增人员”。但顾维钧与英国方面商谈，英国却表示爱莫能助，并说英国自己缺少飞行员，许多人还在美国受训，回绝了中国的要求。[10]11月初，蒋介石直接致电丘吉尔，指出在日本即将攻击云南的危急形势下，英国的空中支援对中国来说必不可少，“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马来西亚的英国空军与美国的合作能付诸实施，支援美国空军志愿队和中国空军”。[11]这封电报由顾维钧递交。丘吉尔回复蒋介石的电报称，根据英国的情报，日军接下来攻击的目标不是云南而是华南，但英国正考虑尽其所能给予陈纳德航空队最大帮助。稍后，顾维钧访晤艾登，再次表达中国对空军支援的期望：“惟望以空军助华一层，务必尽力为之。”[12]
1941年12月7日晚，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英伦三岛，震惊了英国朝野和在伦敦的外交使团。前一天，顾维钧在英国援华会演讲时还指出，日本加紧军事部署，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是为了要挟美国让步。因为他认为，日本不至于愚蠢到孤注一掷冒举国覆没的危险。因此珍珠港事变的消息让顾维钧感到惊诧，但也备感振奋，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天过得非常兴奋、紧张，也令人十分称心。”[13]因为，中国不再孤军抗日了，终于与英美面对共同的敌人。
面对战局的急剧变化，顾维钧认为中国应抓住时机促进反法西斯各国之间的合作。8日，他致电重庆提供自己的意见：
窃意我宜速向英、美、和（荷）表示愿以全力与彼合作，共同对日，以获全胜。既属在我应有之表示，且借为提订四国攻守同盟之初步。如美向德、义同时宣战，我亦宜一致办理，借示精神团结，并先期告美，全示友谊。[14]
12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文告。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岁月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为一体，中国与英、美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
虽驻节英伦，负责处理中英关系，但顾维钧仍不忘思考中国外交的全局，并将自己的思考所得报告决策层，以期对外交方针有所贡献：“英、苏重心均在欧洲，其重视德国固在意中。惟此层不特与我不利，即为世界整个战局着想亦非上策……窃意惟美地位较为客观，当能了解我方主张之正当，而出为主持较有力量。和与澳及纽丝兰（新西兰）与我利害较多相同，或亦可赞附我议。似宜分头速向美与和、澳、纽等洽商进行。”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他也强调，反法西斯盟国间的合作，“关键在美”，将对美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重点。[15]
珍珠港事变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国民政府抓住时机寻求国际对华援助。1941年底，国民政府向美国提出5亿美元贷款的要求，与此同时也向英国提出贷款要求。12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通过英国大使卡尔向英国政府提出1亿英镑贷款要求后，立即致电顾维钧请其在伦敦“积极进行，以期速成”，并具体指示“此次借款手续决非普通财政与商业借款可比，故不便先商用度办法而后告款额”。[16]即先确定贷款额度，而不能对使用方法有所约束，这也是中国向美国提出的贷款要求。
顾维钧接电后即与英方接洽贷款事宜，先后与英国外长艾登和财长会谈，强调对华贷款对于“挽救民众之心理”极其重要，请英方着眼于双方的政治关系，而“勿顾虑手续与条件”。艾登对顾维钧的说辞“颇动容”，财长也“态度颇佳”，但并没有立即就贷款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17]在此期间，中美关于贷款的谈判经过一番周折后，美国同意按中国的要求不附加任何条件提供5亿美元贷款。美国贷款确定后，罗斯福希望英国能同时宣布对华贷款，以彰显盟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立场。1942年2月2日，英国内阁举行特别会议，决定给中国5000万英镑贷款。会后，艾登立即将此消息通知顾维钧。次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通知了蒋介石，对未能照“请求之全数供给中国”，请予谅解，并表示贷款之用途“由中英两国政府商酌决定”。[18]
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的贷款是在美国决定对华贷款后仓促确定的。对于如何使用这笔贷款，中英两国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由此使两国间原本就不太和谐的关系产生了新的矛盾。已经与德国生死作战两年多的英国本身经济状况糟糕，有赖于美国提供的财政援助，它宣布向中国提供援助主要是一种姿态，意在进行宣传，增强中国的士气，并向美国表明，对于中国的抗战它与美国是站在一起的。因此，宣布贷款决定后，英国迟迟未与中国开展具体磋商。但国民政府认为，英国既然做出了承诺，就不应该背信弃义，它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因此一再指示顾维钧尽快与英方交涉贷款事宜。这一要求的提出，也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和提升有关。1941年12月下旬，在蒋介石于重庆召集的有英美等国代表参加的讨论远东军事合作的会议上，宋美龄直言：“应明白通知英美两国，不能希望中国不得援助而可无限制继续其抗战。”[19]
顾维钧身在伦敦，了解英国的财政窘况，也目睹艾登在谈到贷款问题时的狼狈相。作为中国外交官，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要求英国兑现承诺是完全正当的。而作为驻英大使，他又理解英国方面的力不从心，认为中国应考虑它的难处。在与英方交涉时，财政部官员告诉顾维钧，英国原本计划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后来增加至5000万英镑，主要是为了对中国抗战表示支持，并认为双方对此有默契。[20]为解决这一难题，顾维钧设法让重庆明白，中英之间的贷款问题只有采取折中办法，双方都做些让步。
但急需财政援助又对英素无好感的蒋介石坚持英国必须履行其贷款承诺。4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愤写道：“对英国借款不签约之举动，应严斥之，英人不可予以体面也。”[21]次日，他致电顾维钧：
美国借款已如约交付，而英国借款至今尚滞疑不定，未知何故？英国贷华大款，助我抗日，且其本身亦在困难奋斗之中，对我慷慨应援，使我全国军民闻之兴奋不置，此不仅中与（国？）政府所感谢而已。乃允许至今，时已两月，尚未签字，又使我军民因感奋而失望。请转告英政府，务望早日签字，其所有条文性质，不宜越出美国条文之外，以英与美皆为我盟国，其对我经济共同之义务，不可有宽苛之分，更使我军民对英发生其他感想。如果必须另订有拘束或限制之条件，则中国为两国感情与战友关系计，不敢接受，不如不借之为愈。惟无论借与不借，皆应从速决定，并正式宣布为要。[22]
蒋的电报字里行间充满对英拖延的不满。顾维钧接电后，于4月20日访晤艾登，告诉英方，“此次借款，应重视盟约国共作战友之宗旨，事属政治性质，不应加以拘束用度，应与美一致”。[23]顾维钧按蒋介石指示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但语气则委婉了许多。经顾维钧与英方多次商谈，5月13日，艾登向中方送交了英方的借款合约草案。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政府应中国政府之要求，准备以5000万英镑借与中国，但以战时在英镑区内购买战争必需品为限，并允以其中1000万英镑担保中国发行国内公债。这个草案与蒋介石关于中英借款协议“不宜越出美国条文之外”的要求相差甚远。顾维钧在向重庆报告时称，该草案“虽未能尽如我方之所期，其中已有重要改进之处”，并指出“英国作战为日较久，对于援助中国，其财力不免稍逊”。英国上一个财政年度短缺270亿英镑，顾维钧希望让国民政府明白英国有它自己的困难。[24]
同时，顾维钧和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郭秉文继续与英方交涉，希望能对草案再做修改。5月30日，顾维钧专程赴艾登在乡间的寓所进行商谈。6月3日，他又在艾登的安排下与丘吉尔会面。虽然英国对草案又做了些局部修改，但仍无法使国民政府满意，尤其在以英镑担保发行公债方面双方分歧甚大，交涉陷入僵局。英国在贷款问题上的态度使蒋介石对英国更为不满。7月20日，顾维钧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他不要再向英国提贷款一事，也不要乞求任何其他援助：
请切勿对英再提借款与发起助华事，此不仅徒增国耻，而不啻为人愚弄，无论如何勿再求助为要。[25]
晚年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称贷款“是战时中英两个盟国间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问题，它给这两个战时盟国的关系蒙上了不幸的阴影”。[26]
贷款问题之外，影响中英关系的还有印度独立问题。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希望调解英国与印度的矛盾，确保中国抗战的国际交通线。访印期间，蒋介石坚持要拜访正被英印当局监禁的印度民族领袖甘地（Mohandas Gandhi），这引发了中英两国的矛盾。访印结束刚返回昆明，蒋介石就致电顾维钧，嘱其乘便向丘吉尔转达对英国对印政策的看法：“余完全以客观态度，不敢不至诚实告。对于印度政治问题，此时若不急速解决，则危机必日甚一日，如待敌机轰炸印度，人心奔溃时，再言解决，恐已过晚。至待敌军入印以后，则更无办法。”次日，蒋介石自感如此率直之语似不妥当，怕引起丘吉尔误会，又致电顾维钧，请根据英国舆论对其访印反应再定是否向丘吉尔转达。[27]蒋介石坚持认为，从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考虑，英国政府必须满足印度要求独立的愿望。但英国政府尤其是丘吉尔却认为打赢战争是首要任务，印度独立问题无法在战争期间解决。顾维钧奉命向英方表达中国政府的看法，蒋介石与丘吉尔就印度问题的许多电报往来也由他传递。由于中英两国意见相左，印度问题成为顾维钧与英方打交道的一个难题。
1942年初的缅甸战役也加深了中国对英国远东政策的不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主动向英方提出，派遣军队协助英军防守缅甸，以保证中国获得国际物资的滇缅公路的畅通。但英国担忧中国在缅甸的影响由此增强，影响其战后统治，直到日军向缅甸发起攻势的最后一刻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然而，在缅甸的英军并不打算与中国军队并肩对日作战，而是利用中国军队掩护其撤退。4月17日，在日军突破多道防线、战局危急之际，蒋介石致电丘吉尔，对英缅军“既不能取得人民合作，更无坚强之战斗意志”表达不满，请英国派300架以上飞机迅速增援缅甸。顾维钧将电报送交英方后，丘吉尔答复称，英国因受制于物资供应、路途遥远等因素，无法派遣中国所期望的空军，只是空洞地表示“将尽力之所及，支持缅甸战争中之盟国陆军”。[28]
5月初，缅甸战役失败。中国方面对英国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颇多不满。6月3日，顾维钧与丘吉尔见面，告诉他中国“对于缅甸战事至为失望”。丘吉尔则因整个战局不利，会谈开始时脸色严峻，与顾维钧往常与他见面时完全不同。随后，顾维钧平静的神态使他也恢复常态，表示英国并未轻视中国战区，希望中国对英国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和对远东战场的战略，“万勿误会”。顾维钧回应称，“中英两国相需相因，深望合作不只战期，且及于将来”。[29]
顾维钧虽与英国高层频频沟通，却无法改变矛盾不断的中英关系全局。中英之间是反法西斯盟国，两国关系的走向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重庆方面因为对英国有怨气，与对英外交相关的事情并不都向驻英使馆通报。身为驻英大使，顾维钧对日益紧张的中英关系忧心忡忡，但国内信息却不通达，在给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中，他大叹苦经：“近中英间迭起事端，互伤感情。弟亦深以为虑，夙夜筹思补救。所苦者，以昧于各案经过，不易从中疏解。遇英方对弟有所表示，亦每以不明事实，只能以空泛之言设法缓和。”他希望国内能将各种情况包括军事方面的情况及时通报，以便他在伦敦通过外交途径与丘吉尔和艾登当面沟通。顾维钧认为，丘吉尔和艾登“对弟尚推重，遇事开诚相见，弟如能接洽事实，对彼殆无不可谈，而谋一扫既往之误会，增进今后之感情”。因为昧于国内情况，他向宋子文表示欲回国一次，向蒋介石当面陈说中英关系。[30]
在这之前，1942年3月19日，顾维钧已经致电蒋介石表示“颇思回国述职，请面示机密”，希望与最高决策层商讨中英关系，并担心“日后时局变化更多，旅行更难”而无法回国。但当时中英贷款交涉正在进行中，蒋介石以“此时伦敦工作重要”为由，没有同意他回国。7月下旬，贷款交涉陷入僵局，中英关系矛盾重重，顾维钧再生回国述职之意。8月7日，他致电蒋介石，表示“近来关于中英间各问题及此间情形，有待面陈或请示机宜者匪鲜”，希望能于下月回国。这次，蒋介石同意他回国了，但“回国日程待下月再定”，嘱其可先做准备。[31]
拖延回国的原因是英国议会代表团即将访华，需要顾维钧在伦敦做些前期工作。10月初，顾维钧从伦敦启程回国。长途旅行前，需要注射预防伤寒、霍乱、黄热病的针剂，因为时间紧，没法按常规分期注射，而是连续注射，结果引起不良反应，浑身发抖并发烧。战时旅行困难且危险，从伦敦到重庆花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顾维钧甚至做好了飞机被击落的准备。10月14日他抵达重庆。此时，距顾维钧上次离开中国已有6年多了。
此次回国，虽有陪同英国议会代表团的任务，但顾维钧认为最重要的目的是与决策层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英关系。刚到重庆，他就感受到国民党高层包括蒋介石在内对英国的不满和冷落。10月9日，美国和英国采取平行行动，同时宣布与中国谈判废除治外法权。蒋介石最初决定在第二天庆祝双十节集会上宣布此事时只答谢美国，而不提英国，最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劝说下，才勉强在讲话中对英国表示感谢。[32]但在致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感谢电中，蒋介石对美英的亲疏显露无遗。给丘吉尔的电报是寥寥数行的例行公文，给罗斯福的电报不但内容多，且充满个人感情，称自幼就对美国的“自由钟”“独立厅”，“寄以热烈之向慕”。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也只记美国放弃不平等条约，而对英国不着一字。[33]
目睹这样的情况，顾维钧将向最高层尤其是蒋介石阐述自己对中英关系的看法作为头等要事，希望能够消除中英不和的根源，为两国关系铺平道路。蒋介石虽对英国满怀怨恨，但对顾维钧回国述职十分重视。10月15日，顾维钧回国第二天，蒋介石就召见他讨论对英外交。顾维钧对此早有准备，以与丘吉尔、艾登等英国政要的谈话和使馆搜集的机密情报为依据，向蒋介石报告英国对华基本态度和对华政策的特点，包括双方在贷款、印度和缅甸等问题上的分歧，让他了解中英不和的症结。[34]此后，蒋介石多次约他长谈对英关系和外交方针，在日记中记下谈话内容的就有三次，还不包括专门讨论中英新约的两次。
11月23日，蒋介石与顾维钧夜谈。虽然明白蒋介石对英没有好感，顾维钧仍然坦陈自己的看法，强调中美英三国结盟应该成为中国战时和战后外交的核心，并指出中英结合是十分有益的，美国可以充当“媒人”，从道义上保证中英联盟。谈话后，顾维钧感到蒋介石听进了他的话，已在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他的这一感觉是对的。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一大段顾维钧的谈话，其中有“彼主张树立中英美为核心之外交基础，以建立世界长期和平”。[35]
12月13日，送走英国议会代表团后，蒋介石邀顾维钧去他在重庆黄山的寓所住了一个晚上。下午他们一起登山散步，晚饭后又谈至十点。这一次长谈，蒋介石讲了他个人对英国反感的一些缘由，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滑头、丘吉尔8月间关于印度问题来信的无礼（以至于他不屑答复）。这使顾维钧了解到，中英关系除了实质性的重要问题外，还与私人间的关系有关。第二天下山时，顾维钧感到，“同委员长度过的二十四小时非常有益，而且很愉快。我了解到我想知道的有关政府政策，尤其是委员长的个人见解。这次访问还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委员长与英国人之间的摩擦和误解的诸多原因”。[36]
在重庆期间，顾维钧还与宋子文、孔祥熙、王宠惠等重要官员见面，与他们沟通对中英关系的看法，重申向蒋介石表达的观点。10月下旬，他与刚从美国回来的宋子文交谈多次。宋子文是外交部长、他的上司，谈话中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从中英结盟中得到任何好处，但顾维钧还是力陈中英结盟的三个理由：第一，虽然中国不能指望英国给予大量援助，但英国的海、空军力量，以及它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第二，中国应力争结成ABC三国联盟（America美国，Britain英国，China中国），在战后世界中起主导作用，而中英之间的纠纷会妨碍这个目标的实现；第三，中英结盟将有助于巩固中国在世界上作为大国的地位，因为目前只有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与孔祥熙会面时，他说，中国要在世界上与列强平起平坐，就不仅应该与美国，而且应该与英国合作共事。[37]顾维钧是从战时和战后中国外交的全局来考虑中英关系的，并努力让决策层明白搞好中英关系对中国自身的好处。
顾维钧关于中英关系以及中国外交全局的看法得到最高决策层尤其是蒋介石的重视。1943年3月6日，顾维钧赴黄山面见蒋介石，进行了此次回国的最后一次长谈。与前几次主要阐述自己的看法不同，顾维钧希望蒋介石就对英外交做出明确的指示。蒋介石虽对英仍无好感，称其外交手腕历来诡计多端，但对中英关系态度已发生明显变化。他对中美英三国结盟从原先冷淡转向持肯定态度，并表示如果美国受和平时期不加入联盟的制约，也赞同中英双边结盟。对英国对华贷款，他赞同顾维钧提出的充分考虑英国自身困难的折中办法。顾维钧感觉到，蒋介石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他之前几次谈话中提出的看法，并接受了其中的一些建议。对顾维钧回国述职期间为疏通中英关系做出的努力，蒋介石十分肯定，会谈后在日记中记下预定要做的9件事的第一件事就是“发顾大使特别费”。[38]
对驻外使节站在驻在国一边称赞驻在国的言语，蒋介石通常是排斥甚至厌恶的，在日记中讥讽这样的外交官“几乎忘其为中国之使节，而变为其驻在国之宣传员矣”。[39]但顾维钧对英国的介绍，不是单纯的赞扬，而是为了让最高层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对中英关系的分析和建议，不是局限于一国大使的眼光，而是立足于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全局，并且他也懂得如何表达，可以让最高层听得进自己的想法。因此，蒋介石对顾维钧所谈非但没有上述日记中显露出的反感，反而十分尊重他对中英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建议。
蒋介石对英态度的改变对国民党高层影响很大，许多官员都认识到中英关系的重要性，重庆对英关系的气氛有了明显改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感觉到，自顾维钧回国后，中国报刊上原先常见的反英观点消失了。宋子文由此称赞顾维钧对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顾维钧自己也很欣慰，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政府主要领导人认识到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重要性。[40]
面对中英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内对英国的普遍不满，顾维钧让最高决策层了解驻在国的想法、它的难处和它在中国外交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从而缓和了原先紧张的中英关系。这是一个驻外大使对国家最好的服务。
二 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
中英间虽然存在矛盾，但两国都有想推动双边关系友好发展的人士，由此有了英国议会代表团对战时中国的访问。
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驻华大使馆就向英国外交部建议，派员到中国访问，以改善对华关系，但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搁置。[41]1942年3月中旬，英国议会上院议员纳逊勋爵（Lord Nathan）与顾维钧交谈，表示经商本国外交部同意，拟派议会代表团访华，由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议员各一名组成，探询中方意见。顾维钧立即向重庆外交部报告此事，对英方提议表示支持：“窃以中英现属盟国，此间朝野对我感情浓厚，民间尤重视我国抗战，凡足增进联络之举，有裨两国邦交，能否过华，我国政府亦欢迎。”并询问4月底启程是否合适。外交部将此电送交蒋介石，蒋介石批示：“应极欢迎，但春季雨水与轰炸较多，如秋季十月中到华，则为最好。”[42]
接到重庆肯定的回复后，顾维钧与英国外交部沟通，转达中国政府的欢迎之意。英方希望由蒋介石以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面邀请。顾维钧于4月22日向外交部报告英方要求，并表明自己的态度：“窃以如蒙委员长允诺，最属适宜。”重庆很快复电表示赞同。5月1日，顾维钧将此决定通知英方。[43]
英国议会代表团最后由上院的保守党议员艾尔文（Ailwyn）勋爵、自由党议员泰弗亚（Teviot）勋爵和下院的保守党议员卫德波（Scrymgcour Wedderburn）、工党议员劳森（J.Lawson）组成，并有一名随团秘书。顾维钧认为“访华团的组成堪称理想，在我看来，它很能代表英国人民”。9月22日，顾维钧在使馆设宴招待代表团，来宾还有艾登、上院议长等英国政要。艾登在致辞中说，议会代表团在中英关系史上是空前第一次，将推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对顾维钧推动此事大为赞赏，称其为“英中友谊的主人”。[44]
顾维钧10月中旬回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待英国议会代表团。一到重庆，他就协助政府制订接待代表团的计划。他认为，接待计划既要考虑到使代表团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情况，使他们对中国的抗战意志和精神面貌有一个良好印象，也要考虑到战争时期不能过分铺张，欢乐气氛不能太浓。他建议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参政会的领导人要出席讨论接待的筹备会议，接待省份的省主席也要参与到接待计划的制订中。这些建议都得到了采纳。[45]
11月10日，英国议会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重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访问。顾维钧随蒋介石的代表吴铁城等中国官员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成员都是第一次来中国，除顾维钧外与中国其他官员都不相识，顾维钧在主客间穿梭往来，介绍彼此相识，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在现场的《大公报》记者注意到了顾维钧在欢迎人群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顾大使在这里是旧友重逢，伦敦和重庆，随着他的谈笑而更熙洽、融和。”[46]
11月14日，蒋介石夫妇邀英国议会代表团到黄山官邸度周末并设宴款待。席间，顾维钧充当蒋介石与代表团交谈的翻译。工党议员劳森谈兴甚浓，讲了丘吉尔在议会上与反对党议员斗智的故事，经顾维钧翻译后蒋介石听得开怀大笑，称丘吉尔真是厉害，是一个精明、强干的领袖。劳森讲得兴起，语速越来越快，内容也越来越难翻译了。顾维钧怕出错，请求一旁的宋美龄帮忙，但宋美龄夸他翻译十分出色，不需她再来插手。[47]与代表团的这次会面给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顾维钧居间传译功不可没。会面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英国议员团此次来访，不啻其为英国议会空前重大之举，而其重视我国在东方将来之地位，丘吉尔等已有悔悟之表示，则可断言，从此对英当可放宽一步矣。”而在10月底，英国议会代表团因途中行程耽误，未能按计划抵达重庆，蒋介石还认为是“其心多有暗鬼”，“此种贼胆心虚疑惧自私之心理，惟英国人所独具也，可鄙之至”。[48]半个月间，对英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英国议会代表团抵达重庆时，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即将举行。顾维钧认为，国民党应该邀请代表团参观全会的一次公开会议，以表达对代表团的欢迎，这会增加代表团对中国的了解，也有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从未邀请过外国代表团，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做法。顾维钧的建议提到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最初孔祥熙坚决反对，但戴季陶、孙科、邹鲁等元老表示支持，最终采纳了顾维钧的建议，同意邀请代表团到会参观。[49]
11月16日上午，英国代表团来到国民党十中全会会场，顾维钧将四位代表一一介绍给与会者。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致欢迎词：“此次英国议员团抵重庆，正值本党开十中全会，时会相逢，无任欣幸。四位团员合则为代表英国人民，对我国人民空前之访问，到渝以来，我国各界欢迎之热烈，可见我政府与民众重视此次访问之意义；分则可谓英国之大政党之代表。余兹以我中国国民党总裁之名义，并代表本会向诸君致诚恳之欢迎。今日本会承诸君莅临参观，一睹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情形，不胜快慰。英国现为我共同抗战之友好盟邦，余深盼议员团此举，成为我中国国民党与英国之三大政党间联络难得的机会，此不特有裨同盟国为争取自由与民主精神之共同奋斗，且亦可促进战后中英两国之友好合作也。”这篇简短而热烈的欢迎词是顾维钧起草的，表达了对中英友好合作的祝愿和对中英关系的期望。随后，英国代表团四位成员分别致辞，表示能列席国民党全会是“很大的光荣”。自由党议员泰弗亚致辞时几次提到孙中山，每次讲到孙中山名字，就转身向主席台上的孙中山像鞠躬以示崇敬。当天，顾维钧也向全会报告，谈英国时局与国际形势，其内容和演讲风度给参会者留下深刻印象。[50]
顾维钧对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将对中英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充满期望。在中英文化协会举办的欢迎茶会上，顾维钧在演讲中说，他离开伦敦回国时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在重庆欢迎接待议会代表团，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另一个是代表团的访问能够大获成功，虽然访问才刚开始，还没结束，但已可确定会取得成功。这一成功是访问团诸君的成功，更是中英关系的成功。[51]对代表团的访问参观，顾维钧精心安排，细致地照顾到每位成员。泰弗亚是一位化肥专家，希望与中国的同行进行交流，顾维钧就为他专门安排了一次茶话会，请来农业部副部长钱天鹤和农业专家金宝善，让他有机会与同行讨论自己的化肥理论。后来，顾维钧还陪他去访问了农学院。[52]
11月25日，英国议会代表团离开重庆，去其他城市访问，顾维钧全程陪同。第一站是西安。到西安次日，顾维钧与代表团前往潼关前线，通过望远镜观察黄河对岸的日军。随后观看中国军队演习，陪同的蒋纬国上尉给顾维钧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待人亲切、为人勤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此后两天，代表团去华清池，看了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藏身的岩石，参观了中央干部训练团等处。在西安的几次招待会上，顾维钧都登台讲话，主要谈外交关系，也介绍英国战时情况，强调人民在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53]四天的西安之行结束时，代表团特意委托顾维钧向蒋介石表示感谢。顾维钧致电蒋介石，称：“英议员团到陕四日，所受各界欢迎之热烈、招待之盛厚，颇为感动，参观各处印象甚佳，尤以潼关第一师、赤水第七十八师及第七军分校之军容肃、士气旺，对钧座之精神远注，钦佩万分。泰弗亚勋爵等以纬国兄长才干练，品德超群，为难得之青年军官，十分器重，嘱代道贺。”[54]
离开西安，代表团来到成都。在成都期间，顾维钧陪同代表团参观访问了中央军校和中央航空学校，与四川大学的教授进行了座谈。代表团还访问了在中央航校附近的英国皇家空军营地，这里住着缅甸陷落后来到中国的英国飞行员。因为战时供应困难，这些飞行员的生活状况不好，情绪低落。尽管英国飞行员不是来中国参加抗战而是因为战败撤退过来的，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应该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因为这有益于两国关系。后来，他建议蒋介石在圣诞前夕以他个人名义给飞行员送些食品和皮背心，蒋介石接受了他的建议，当天就记在预定要做的事情中。[55]虽然参观的行程安排很满，代表团还是去游览了成都和附近的古迹，如武侯祠、都江堰。顾维钧与四位英国议员在都江堰的悬索桥前合影留念。但踏上悬索桥，顾维钧感到“胆战心惊，因为当我们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在桥上挪动时，吊桥在空中来回摇晃。一步失足就会掉入下面的激流之中”。[56]
昆明是英国议会代表团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代表团受到了和之前在其他城市一样的隆重热烈的欢迎。他们参观了陈纳德的美国驻华空军指挥部，访问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卫德波以代表团的名义向在露天广场的几千名学生讲话。原本没有安排顾维钧在西南联大讲话，但集会结束后，联大学生一定要他讲话。于是，他以轻松诙谐的语调做了简短的讲话，受到联大学生的欢迎，学生们发出阵阵欢呼声和笑声。[57]
英国议会代表团一个月的访华十分成功，结束访华前，顾维钧建议访问团给蒋介石本人发一个电报，表达谢意。代表团接受了这一建议，请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蒋介石转呈了感谢函：“临别依恋，盛情深感，吾等此次访华，颇感兴趣，尤承各方款待殷勤，顾虑周到，益觉愉快安适。吾等对于阁下当前所负艰难之工作，谨致竭诚之祝意，同时敬请接受吾等对于阁下暨贵国人民之景仰与真挚之友谊。”[58]
12月10日下午，英国议会代表团离开昆明返国。送走代表团后，顾维钧即给蒋介石发电报告：“访华团全体五人已于今日下午一时半起飞返国，钧与滇党政军长官各界代表，均到机场欢送。”[59]
英国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是中英关系史上的空前之举。由于双方政府的重视，特别是蒋介石的直接过问，代表团访华取得了很大成功。访问增进了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顾维钧对此评论道：“访华团对战时中国的精神面貌、政府的政策、人民的气质以及中国在战争中面临的问题均获得了一个总的印象。另一方面，这次访问使一部分住在过去被认为是闭塞地区的中国人对英国取得了一个激励人心的印象。”[60]
作为驻英大使，从最初对英方提议的推进，到协助制订详尽周到的接待计划，再到代表团抵华后的居间周旋、全程陪同，顾维钧是代表团成功访华的关键角色。送走代表团后，一回到重庆，顾维钧即应蒋介石之召汇报代表团访华情况。蒋介石对他的汇报感到满意，认为代表团访华“大体尚佳”。[61]
英国方面对顾维钧为代表团访华做出的努力也十分赞赏。1943年下半年，顾维钧返回任所后，代表团成员专为他举办了一次宴会。宴会间，担任过外交大臣的西蒙勋爵致辞，说一个好大使必须具有两种美德，那就是既要使驻在国了解本国，又要能使本国了解驻在国，而顾维钧在这两方面都有杰出表现，是当之无愧的好大使。[62]
三 新约交涉过险滩
顾维钧回国期间，适逢中英两国就废除治外法权、签订新约在重庆进行谈判，他参与了这一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意义重大的谈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取消列强在华特权，顾维钧一直视之为投身外交界服务祖国的首要目标。巴黎和会期间，他参与起草的“中国希望条件”说帖第一次将中国的这一愿望昭告于世。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尽管处理事变十分急迫，他仍调阅国民政府与英国等国有关治外法权交涉的材料，将此视为外长任内的重要任务。[63]出任驻英大使后，顾维钧非正式地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英国最好及早主动提出废除治外法权，作为给中国的礼物，因为这一法权战后势在必废之列。他还设法了解英国各界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各界打算把香港归还中国，但要留到战后去解决。[6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废约呼声日益高涨。1942年8月29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一百周年的日子。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弹指百年！》，表达已成为四强之一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心。《大公报》社论《江宁条约寿享百年》指出，《南京条约》及由其派生的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都应该埋葬了，相信我们的朋友也必然愿见这种历史残骸付诸火化，不留余烬！”[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