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废约的要求和呼声，以及中国与美国、英国成为共同作战的反法西斯盟国的事实，使美英两国协商后同意一起终止在华治外法权，与中国另订新约，并于1942年10月9日双十节前夕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
中国各界对美、英宣布将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十分兴奋。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双十节接获美英自动放弃对我中国治外法权、重订新约之通告，此乃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能由我亲手达成，衷心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幸事也。”[66]但蒋介石又认为，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华享有许多特权，“领事裁判权之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实相符也”。因此，他指示尚在美国的宋子文向美方间接表示，中国“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消”。[67]对于英国，国民政府还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要求。
10月下旬，中国与美国和英国就废除治外法权并签订新约开始谈判。中美间的谈判在华盛顿进行，中英间的谈判则在重庆进行。中美谈判经过一个月的磋商，双方在11月下旬达成共识，只待对条约的文字修订后正式签约。
中英间的谈判却远没有中美谈判那样顺利。对于中国提出在废除治外法权的同时取消内河航行权与沿海贸易权等问题，英国在谈判中一直坚持不予放弃，力图尽可能维持在华特权，并且还节外生枝地提出英人在华购置不动产的问题。中美间的新约谈判在11月底大体就绪后，英国方面感到很大的压力，如再不与中国达成协议，就会在对华关系上凸显与美国的差异。正如英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在一份内部文件中所说：“如果美国已经让步，我们大概也只能如此做了。”[68]最后，英国被迫放弃在华内河航行权与沿海贸易权，而中国政府也做了让步，同意互相给予对方侨民购置不动产的权利。
但中英谈判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难题，这就是九龙租借地问题。九龙租借地又称“新界”，与香港岛、九龙半岛合称为香港。英国政府通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先后强占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又通过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了九龙新界。
中英谈判开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在中英新约草案中加入了有关九龙租借地的条款，明确提出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69]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英国外交部报告时认为，中国的要求只是九龙租借地，没有涉及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建议政府接受。但英国外交部明确答复薛穆，绝不考虑九龙租借地问题，因为这与有关治外法权的谈判无关。[70]
英国不愿谈判九龙租借地，是因为不愿放弃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视九龙新界为维护香港统治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中国提出要求后，英国政府决定拒绝这一要求，并以此作为对中方谈判的底线。但在中国国内，要求归还九龙新界的呼声十分高涨。蒋介石对此态度坚决，对英国不愿谈九龙租借地问题十分不满，“余决心非令其同时撤消，则宁使不予接受也”，即使不签新约也在所不惜。[71]
12月中旬，顾维钧送走英国议会代表团，一个月繁重的陪同任务结束了。从昆明回到重庆，顾维钧从主持中英谈判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那里获悉，双方的谈判已因九龙新界问题而陷入僵局。顾维钧明白，这个问题是一块礁石，双方的谈判在此遇到险滩触礁了。中国坚持以英国终止它对九龙新界的租借权为签约条件，而英国则强硬表示九龙新界问题不在英国原先承诺的范围之内。双方在谈判桌上互不相让，谈判面临破裂的危险。宋子文请顾维钧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12月19日下午，顾维钧与宋子文讨论中英关系。宋子文告诉他“九龙问题，仍是棘手”，已要求薛穆电告伦敦重新考虑英方立场。顾维钧此前对英国各界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专门有过了解，与丘吉尔见面时也几次谈到香港问题，知道英国朝野主张将这一问题放到战后解决。因此，他对宋子文表明自己的看法：“欲早了约事，须另筹办法，分为二事，先签约，后续议租借地事。”也就是说，不必将九龙租借地问题与签订废除治外法权的新约绑在一起，而是将两件事分开解决。这与中国在谈判中一直坚持的立场完全不同。与顾维钧讨论前，宋子文与蒋介石的立场一致，主张九龙租借地问题必须一并解决，但听了顾维钧的意见后，十分重视，将相关文件给他送去，要与他做进一步商讨。[72]
12月22日，顾维钧与英国大使薛穆见面，讨论如何解决谈判面临的僵局。顾维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主亟宜设法挽救。”薛穆给艾登的电报更详细地记下了顾维钧与他会面的情况。顾维钧告诉薛穆，新界问题拖延不决会损害两国关系。他向英方建议，由英国政府在条约之外发表一个与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威海卫问题类似的声明，表明英国政府打算将九龙新界归还中国，并在稍后讨论相关安排。薛穆表示英国政府可在战后与中国讨论这一问题。但顾维钧说，如果英国政府不表示愿意终止租借，就无法使中国政府满意。[73]顾维钧提到的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威海卫的声明，指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会议闭幕时发表的一项声明，答应将威海卫租借地交还中国，但需由两国政府的代表就归还方式和细节谈判达成协议。华盛顿会议后，中英两国就此展开谈判，顾维钧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时参与了这一谈判。顾维钧想以威海卫的事例提醒英方，可以参照此例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
与顾维钧会面的第二天，薛穆收到英国政府的最新指示，授权他向中国政府表明九龙租借地不在新约范围之内，但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可以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予以讨论，并通过换文的形式明确在战后“考虑租借地的期限”。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松动了一步，表示可以换文形式承诺战后讨论。12月25日，薛穆将英国政府的立场告诉宋子文。宋子文当场表示，所谓租借地期限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实际上表明，英国非但不愿立即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而且还想在战后继续保有九龙租借地，可以与中国讨论的只是租借的期限问题而已。[74]
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会议，讨论中英谈判。与会者除顾维钧外，还有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等，他们都是外交决策层的主要人物。王宠惠、吴国桢都认为蒋介石对九龙租借地问题非常坚持，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谈判势将破裂，新约无法签订。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权威及在重要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其他人即使有自己的看法，也不愿提出。这时，宋子文问顾维钧有何良策，实际上是要其表明签约与九龙租借地问题分为二事的主张。
顾维钧对此已有准备，开宗明义就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缔结新约，还是坚持收回九龙租借地，如果坚持后者，那就无从打破僵局；如果将签约放在首位，那就总能找到办法。对中国来说，有必要在新约与九龙租借地之间做出取舍。顾维钧认为，签署废除治外法权的新约毕竟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而九龙租借地问题，中国可以找到体面而不放弃原则的退让办法，就是要求英国声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意愿，并准备为此与中国开始谈判。他拿出已准备好的计划草案交给与会者。此时吴国桢提出，因为美国已同意签约，英国最后终将让步，意即中国不必退让。顾维钧答称并非如此，因为事关殖民地调整的原则，英国会坚持下去。会议最后赞同顾维钧的主张，同意避免与英国的谈判破裂，并将此意见呈报蒋介石。这样，顾维钧将签约与九龙租借地问题分开处理以破解中英谈判僵局的主张，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层的认同。会上有人建议就将顾维钧的方案报蒋介石，但顾维钧认为不妥，因为这个方案英国未必会全部接受，最后可能还会有调整，若蒋介石批准后成为中方的底线，谈判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75]谈判原则确定后，顾维钧仍在考虑调整的空间。
12月26日上午，宋子文将昨天讨论的结果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考虑后，同意以换文的形式由英方声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意愿。这是蒋介石对中英新约谈判立场的重要转变。就在四天前，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下“英国对废弃特权，仍不肯交还九龙租借地，余仍坚持收回之主张，否则宁不订新约也”。[76]谈判处于僵局中，中国最高层的态度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
12月27日上午，宋子文将顾维钧叫去，告诉他蒋介石改变后的立场，并要他去见薛穆，做进一步沟通。见面时，顾维钧告诉薛穆，英国政府必须明确声明愿意将九龙租借地归还中国，否则中国政府就不会接受任何解决方案。归还之事可在条约之外解决，实际安排也可在战后进行，但归还的声明必须做出，否则中国就不签约。薛穆在会谈中反复解释，条约对中国十分有利，拒绝签约是很难理解的决定。最后，顾维钧以个人身份对薛穆强调，如果英国不明确归还的意愿，条约就无望签署，因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已对民众做出承诺。顾维钧后来回忆说，会谈是坦率的，但气氛有时很紧张，薛穆对谈判将会破裂颇为沮丧。[77]
与薛穆会谈后，顾维钧立即去见宋子文，告诉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不会让步太多，因此对中国来说，即使暂时牺牲九龙租借地，也要签署中英新约。在与薛穆的会谈中，顾维钧的语气是坚定的，向英方传达出中国不会签约的强硬信息，以尽可能迫使对方让步。但在中国决策层内部的讨论中，顾维钧是冷静的，将自己认为可能的最坏结果告诉最高层，以争取做出最有利于国家的理智决策。他向宋子文建议，应该与蒋介石当面谈一次，向他汇报与薛穆会谈的情况和对此的看法。[78]
12月27日晚上，顾维钧与宋子文赴蒋介石官邸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王宠惠和吴国桢。顾维钧先报告上午与薛穆会谈情况。讨论中，蒋介石问顾维钧关于威海卫租借地收回的情况，表明他对分开处理已有考虑。在回答蒋介石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询问时，顾维钧提出，中国可向英方表示“交还九龙问题应继续讨论”，即由中国单方面声明收回九龙租借地的立场，与先前要求英国发表声明做出承诺的做法相比，又有改变。这是顾维钧与薛穆会谈后做出的调整，他认为这一办法更为现实稳妥。实际上，宋子文和王宠惠与顾维钧看法相似。去蒋介石官邸前，王宠惠还向顾维钧提出说服蒋介石的建议。但在蒋介石面前，他们都不敢坦陈自己的想法。顾维钧的言语最后打动了蒋介石——“听取少川报告，加以再三考虑结果，如中英新约不能与中美新约同时发表，此固为英国一时之打击，表示吾人对英之不满，然大体着想，此约于我之利益最大，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致破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多不利。故决定让位，只要其换文中对九龙交还问题愿继续讨论，使我民众不过失望而已”。蒋介石当晚在日记中所记想法，就是顾维钧反复表达的观点。在蒋介石官邸的讨论最后决定，为获得最有利的谈判结果，由宋子文通知薛穆，签约一事仍须待九龙问题解决，“加以催促”，施加最后的压力。若英方仍不让步，再提出中国单方面声明的办法。蒋介石表示，中国可拖延至12月31日再做最后的退让。顾维钧的主张终成为中国最高层的决策。这一结果，让他“又惊又喜”。[79]
12月28日，宋子文与薛穆会谈，要求英国重新考虑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的立场，向中国表明愿意终止租借，否则中国不会签约，并表示谈判的前景十分严峻。薛穆感受到宋子文话语中的分量，在会谈后向外交部报告时认为，如果英国不发表中国所要求的声明，中国真的会拒签条约，使英国陷入困境，两国关系也会严重倒退。[80]但是，薛穆所表示的担忧并未能打动英国政府。28日英国内阁开会，艾登报告中英谈判情况，认为目前的情况十分棘手，但仍坚持治外法权与租借地是完全分开的两件事，无法接受中国的立场。内阁会议赞同艾登的主张。会后，艾登在给薛穆的电报中指示说，英国唯一可做让步的是将原来所拟换文中“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除，而“顾博士（27日）所建议的方案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如果中国仍坚持，我们只得放弃签约”。[81]
12月30日，薛穆将英国政府的最后立场通知宋子文，并递交了英国照会的草案，表示英国同意在战后讨论九龙问题。宋子文将英国答复的内容告诉顾维钧时，神情十分沮丧。但顾维钧对他说，这一答复并不出乎意料，因为早就料到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现在中国只有签约与不签约两个选择，而签约肯定对中国更为有利。宋子文同意顾维钧的说法，但认为最后的决定权在蒋介石那里。
当天傍晚，顾维钧与宋子文、王宠惠再次赴蒋介石官邸。在宋子文报告目前情况后，顾维钧告诉蒋介石，如果中美签约，而中英未能签约，将给世人造成盟国出现分歧的印象，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目前情况下，中国的最佳选择就是先签约，然后声明保留随时提出九龙租借地问题的权利。这样既向公众表明了政府的立场，也确保了中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国的法律地位。蒋介石虽对英国的做法十分愤怒，“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并未改变27日讨论中已确定的不因九龙问题而导致谈判破裂的立场，“然余既决定签订新约为主要方针，故亦不愿因此争执，乃以不提九龙问题，只以将来再谈一语作口头声明”。讨论中，顾维钧提出在签约前中国先声明对九龙租借地的保留立场，为以后的谈判预留基础。但蒋介石认为不必多此一举：“余以为连此保留之声明亦不必先提，只要此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82]
第二天凌晨5时醒后，蒋介石担心英国方面再有变化，在日记中记下：“深虑与英国订新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有何保留之约言，而彼或反要我作九龙不在平等条约内之‘声明’或‘换文’时，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则我政府惟有作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在战后用军事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狡狯必无可如何。此乃最后之手段，如彼亦无所要求，则我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作‘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之谈判，以为日后交涉九龙问题之根据。”[83]当天上午，蒋介石召宋子文来官邸，决定最后签约。
1943年1月11日，中英关于废除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的条约在重庆签署，顾维钧参加了签署仪式。条约签署后，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历时两个多月的中英新约谈判终以双方签约而告结束。
在中英新约谈判过程中，顾维钧提出的签约与九龙租借地问题分开处理的原则是谈判走出困境的关键。在顾维钧看来，废除治外法权是英国人给中国“送上门的礼”，中国应先收下这第一份礼，同时表示在等待第二份礼，这样才有助于盟国间的合作，而这在战时是极为重要的。[84]由于英国政府确定了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不让步的强硬立场，如果中国坚持九龙租借地问题与签约一并解决的立场，中英谈判只有破裂一途。就此而言，顾维钧的主张对于中英新约的最终签署，对于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废除，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顾维钧对中英谈判中棘手的九龙租借地问题的处理，显示了他在外交交涉中的一贯主张。他说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作个人处世立身之箴言，但这一箴言不适用于一国之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在外交上，必须始终考虑对方，如果每一方都坚持百分之一百的成功，那么任何谈判都不可能成功。他认为，在谈判中应以做到百分之五十为目的，如果取得百分之六十就有所获，应该满足了。[85]中英新约谈判正是他这一主张的一次典型运用。
中英新约谈判中，除了与英方交涉，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向对方施加压力外，顾维钧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中国外交决策层内部的沟通上，以期自己的主张能成为中国的对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民众的普遍呼声，英国宣布放弃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和民众都希望一并废除英国根据不平等条约享有的其他特权，包括九龙租借地。中国坚持抗战五年多，并在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成为与美国、英国、苏联并列的“四强”之一，这一意愿更为强烈。所以蒋介石最初会持宁可不签约也要收回九龙的立场。对决策层来说，舆论与民意也是坚持强硬立场的一个主要因素。如在12月25日宋子文召集的讨论中，王宠惠和吴国桢都强调九龙问题不解决，中国舆论是不会满意的，也不会将签署的新约看成外交上的胜利。但顾维钧认为对一国的外交来说，舆论与民意是重要的，但做外交决策时唯一要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不应为了顺应民意讨好公众而不顾及国家利益。[86]因此，他不受舆论的影响，而是按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去说服同僚。宋子文和王宠惠原先持与蒋介石相同的立场，都是在听了顾维钧阐述的主张后改变想法的。
但宋子文和王宠惠虽接受了顾维钧的主张，却不愿去向蒋介石说明，不敢向他表达不同的看法，因此12月27日和30日两次与蒋介石的重要见面，宋子文都请顾维钧出场，由他去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与在官场多年的官僚患得患失的心态不同，顾维钧认为外交官的职责就是将自己对外交政策的分析和建议告诉最高决策层。而蒋介石确实听进了顾维钧对中英谈判的主张，最终拍板决定签约。对顾维钧这样的做法，宋美龄称赞他“时刻考虑本国政府的威望，而从不考虑个人得失”。[87]
四 筹划宋氏兄妹访英
为消除中英之间的不和与误解，促进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顾维钧努力沟通两国领导人间的了解。1942～1943年，他积极筹划、推动宋子文、宋美龄兄妹访问英国，其中宋美龄访英未果所经历的曲折反映了中英间并不和谐的双边关系。
1942年刚回国述职，顾维钧就应宋美龄之邀于11月3日在重庆与她见面。谈话一开始，顾维钧就说，英国希望邀请她作为政府的贵宾前往访问，并说英国王后和好几位著名的英国女士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建议她接受这一邀请。但宋美龄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访英的建议。她认为她的访问不会成功，因为她会坦率地向英国方面包括丘吉尔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不可能得到英国的理解，反而会引起他们的不快。宋美龄提到她4月19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里面谈到她与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也指出西方必须要修正对东方的观念，这肯定让英国很不高兴。顾维钧告诉她，丘吉尔虽然可能当面反驳她，但也会赞赏她明辨是非的勇气，并因此更敬佩她。在顾维钧看来，双方能够沟通总是一件好事。但宋美龄仍然表示不愿去英国访问，还说英国对中国的抗战没有给予什么援助。[88]宋美龄的态度反映了国民政府高层对英国的普遍看法，即因近代以来不平等关系对英国的反感，以及对英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支援中国抗战的不满，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的糟糕表现则增加了国民政府对英国的蔑视。
与顾维钧谈话半个月后，宋美龄去美国访问。宋美龄此行虽有治病的安排，但也担负着宣传中国抗战、开展对美国政府和民间外交工作的使命。宋美龄出众的口才和迷人的个人魅力给美国公众和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抗战的了解，推进了战时中美关系的发展。
宋美龄访美引起英国朝野的关注。中央社驻伦敦记者报道，宋美龄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已使英国人民发生深刻之印象与敬佩”。英国政界及非官方人士称，宋美龄“既能使美国为之倾服，如渠一旦来英，自亦可使伦敦及英国人士为之倾服”。英国朝野对宋美龄访英更为期盼，认为访问“能格外增进中英两国间诚挚之友谊与谅解”。[89]1943年2月24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以下院领袖身份在议会宣布，英国政府希望宋美龄访英，整个下院报以热烈欢呼。艾登称，去年年底已向宋美龄正式发出邀请，后来又发出过邀请，此次完全可以相信“此一高贵之夫人能在返华前来访吾国”。[90]
宋美龄美国之行的成功和英国方面的反应，使顾维钧越发认为宋美龄应该访问英国，以对中英关系带来同样的积极效应。他希望利用还在重庆的时间，在高层中推动此事。回国述职后，蒋介石交给他制定外交礼仪规章的工作，具体与宋霭龄商定。在与宋霭龄讨论礼仪规章时，顾维钧提出了宋美龄访英一事，希望她能去说服自己的小妹。在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谈话时，他也提出此事，认为宋美龄访问美国后不去访问英国，相形之下亲疏悬殊可见，会引起英国的种种推测和误解。而且以他对英国的了解，英国人甚至比中国人更看重“面子”问题，如果中国故意采取亲近美国而冷落英国的做法，将对两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陈布雷赞同顾维钧的看法。[91]
2月下旬艾登在英国议会表达希望宋美龄访英后，顾维钧与蒋介石有一次见面，当面提出宋美龄访英的问题。此前与顾维钧的多次谈话，使蒋介石对中英关系的态度已有变化，对宋美龄接受英国邀请去访问并不反对。2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英方的邀请“却之不恭”。但此时印度的甘地正在狱中绝食，蒋介石认为时机不合适，可在甘地绝食结束或被释放时再做正式答复。因此，蒋介石告诉顾维钧，他对英方的回复故意含糊其词，但赞成顾维钧返回英国时先去美国，与宋美龄直接商量解决此事，并在她那里待些时间，以便她需要时给予协助。这次会面后，顾维钧认为蒋介石是赞成宋美龄接受邀请访问英国的。[92]
3月下旬，顾维钧经印度、北非抵达华盛顿。一见到正在美国的宋子文，顾维钧就提出宋美龄访英问题。此前几天（3月21日），丘吉尔就战后问题发表演说，其中谈到由英、美、苏组成一个理事会，而故意不提中国，将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宋子文对顾维钧说，若他处于宋美龄的地位，此时就不会去访问英国。但他接着又说，也许正是为了丘吉尔这篇讲话宋美龄更应该去一次，这显示出排除了个人意气之后他作为外交部长的看法。因此，在顾维钧强调宋美龄访英对中英关系全局的重要性后，宋子文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他应该与宋美龄当面讨论，并尽快做出决定，不能让英国一直等待下去。[93]
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的宋美龄此时在旧金山，顾维钧在华盛顿停留了一天就从东海岸飞往西海岸。宋美龄对丘吉尔充满“约翰牛”气味的演说十分反感，且蒋介石在丘吉尔演说后也发来电报，指示对“访英问题，不必肯定，亦不必答复”，[94]因此她更不愿访英了。顾维钧对宋美龄说，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看，中国都需要维持与英国的友谊，中美之间的友谊是重要的，但仅仅有此是不够的，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形成美、英、中即ABC核心为目标。为此，中国的外交要讲实际，不能意气用事。宋美龄对顾维钧所说有所心动，同意对国际关系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只要对国家有利，可以去英国访问。随后，宋美龄关心在英国将会受到什么规格的接待，并表示不能低于美国给她的规格。[95]
3月27日，尚未决定是否访英的宋美龄对顾维钧说，她希望与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见一次面。顾维钧此时已获悉艾登定于3月30日离开美国，根本无法从东海岸赶到西海岸来。但在宋美龄的坚持下，顾维钧还是飞往华盛顿去见艾登。艾登表示他必须如期赶回英国，并对丘吉尔的演说做了解释，称那是针对欧洲讲的，并无轻视中国之意，随即再次表达英国欢迎宋美龄访问的愿望，并保证将给予皇家最高欢迎礼仪。他半开玩笑地对顾维钧说，如果中国不满意英国人对宋美龄的接待，可以砍掉他的脑袋。在向宋美龄报告与艾登会面的电文中，顾维钧又一次劝说她做出肯定的决定。[96]
虽然已有电文报告，宋美龄还是要顾维钧飞到西海岸去当面商量。已经卸任大使还留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让连续旅途奔波的顾维钧第二次飞西海岸太不体谅人了。待顾维钧飞往洛杉矶后，宋美龄忙于在好莱坞等处演说，根本顾不上见他。直到第五天，宋美龄离开洛杉矶，乘上前往美国东部的火车后才召顾维钧到她的车厢里，说她已决定前往英国，时间定在5月初，要顾维钧为她准备演说稿，供她访英之用，演讲的内容由他决定。顾维钧对此当然很高兴。在这之前，中国驻英使馆已根据顾维钧的指示预订了伦敦的旅馆套房及郊外别墅一所。与宋美龄谈话后，顾维钧立即致电驻英使馆，嘱咐为访问做准备，并向英国外交部打听接待事宜。[97]
与宋美龄一同乘坐火车到达美国东部后，顾维钧着手准备演讲稿。但4月下旬，宋美龄又改变主意，告诉顾维钧，身体不适难以成行，并说蒋介石也在催她回国。5月上旬，宋美龄正式决定推迟访英行程。这消息对顾维钧来说，如同当头一棒，令他十分失望。[98]
恰在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于5月中旬来到华盛顿，参加美英首脑讨论军事战略的会议。丘吉尔通过罗斯福总统夫人传话，表示愿意与宋美龄见面。顾维钧对这一主意十分支持，认为两人见面谈一次，胜过外交官间谈十次，对两国关系会产生积极影响，也可对宋美龄不去访英有所弥补。
正在纽约治病的宋美龄希望丘吉尔能从华盛顿前来纽约与她会面，并将安排会面的任务交给了顾维钧。顾维钧提出，丘吉尔能来纽约当然最好，但如果公务繁忙抽不出时间，两人的见面可由中国驻美大使或外交部长宋子文或他本人出面，在华盛顿设宴请两人参加，也可由宋美龄自己在华盛顿请丘吉尔到她的旅馆来喝茶。但为宋美龄安排行程的她的外甥孔令侃坚持要丘吉尔来纽约，认为是丘吉尔想见宋美龄，还说宋美龄是女士，丘吉尔应该前来拜访。[99]
顾维钧奉命专程去华盛顿与英方联系。丘吉尔果然忙于参加美英首脑会议，无暇前来纽约。这时，罗斯福出面帮忙了，请宋美龄到华盛顿来参加白宫的午餐会。这样，宋美龄与丘吉尔就能在华盛顿见面了。顾维钧传达这一消息时，建议宋美龄可以提前一天到华盛顿，然后由丘吉尔来拜访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知道丘吉尔到华盛顿后，虽还不知道罗斯福的安排，也认为宋美龄应该与丘吉尔见一面，在5月14日给宋子文的电报说：“三妹既不访英，则乘丘在美之机，最好与之会晤一次，此乃政治上之常道，不能专尚意见与感情，照现在外交形势似有谋晤之必要也。”[100]因此，宋子文知道罗斯福的邀请后认为，宋美龄无论如何应该接受邀请来华盛顿，否则中英间的误会将加深。但宋美龄以另有安排为由拒绝了邀请。白宫为尽可能促成宋丘两人见面，又提出午餐会可推延几天，宋美龄仍然回绝。她告诉顾维钧，与丘吉尔见面是给他增光，她不会帮他这个忙。[101]
宋美龄拒绝前往华盛顿会见丘吉尔以及不接受访英邀请的举动，使已经不和谐的中英关系再遭挫折。蒋介石对宋美龄意气用事批评道：“固执己见，而置政策于不顾。”英国方面当然更为不满，驻英使馆给顾维钧的报告称，丘吉尔的女儿说宋美龄不来英国是因为不喜欢英国。罗斯福总统知道宋美龄最终拒绝来华盛顿后大呼“那个女人疯了”。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国官员访问伦敦时，薛穆的夫人还对此耿耿于怀，称宋美龄拒绝访英邀请是英国的莫大耻辱。[102]
在顾维钧看来，宋美龄访英不是可有可无的一般礼仪活动。英国邀请宋美龄访英是为了加强两个盟国间的关系，尤其在宋美龄接受罗斯福邀请访美并获得成功后，英国更盼望她访英。正是出于对英国政府的深切了解，顾维钧努力推动宋美龄访英以及面见丘吉尔，期望以此改善两国关系。但这一切努力最终付诸东流。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十分失望的感受：
这些日子我一直反复思考着中英两国之间在感情和关系上所出现的日益扩大的鸿沟。尽管我全力以赴，力图改善这种情况……但两个月来又发生了许多事件，使得局面每况愈下，令人灰心之至。尤其痛心的是，只要稍具常识或略加克制，这些事件和枝节琐事，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实在太无必要了。
他认为，宋美龄拒绝访英和不见丘吉尔两事“完全无法解释”，“处理欠妥”。[103]最终的结局使他深感遗憾。1945年春宋美龄再想访问英国时，英国人的态度已完全不同，顾维钧对此也意兴阑珊。[104]
在劝说宋美龄访英同时，顾维钧也在积极推动外交部长宋子文访英。还在1942年9月，顾维钧就致电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转达英方对他的邀请，并主张接受这一邀请：“你将不仅是自珍珠港事变以来，且是自我们对日作战以来，第一个来此的中国政治领袖，你来访的重要性将由英国方面最高的诚挚及实质上的成果所展现。”但当时顾维钧即将回国述职，宋子文也将回国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两人商定将访英日程推后。[105]在国内和美国逗留期间，顾维钧与宋子文有过多次交谈，讨论中英关系。宋子文对英国长期以来对华的帝国主义做派十分反感。顾维钧对此完全理解，认为丘吉尔确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当然要予以反驳。但与宋子文不同的是，他认为，作为一个外交官与英国打交道，在表达的方式上可以婉转一些，这样中国的观点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不过，对宋子文访英两人持相同看法，宋子文还对顾维钧说，两人要通力合作，改善中英关系。[106]
宋美龄访英计划告吹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访英，沟通双方间存在的隔阂，讨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1943年6月17日，宋子文从美国致电蒋介石请示访英事宜：“英、美方面均希望文早日赴英，与其政府交换意见，俟鄙恙调治复元，即拟首途。此除观察英国各派势力及方针，并促成实践攻缅计划外，拟引起彼国朝野注意中国建设合作之机会。英国一般论调，每以战后中国必不愿与其合作。故此举如能成功，对英一切交涉必有良好影响，无论战后能否实现，此时不妨表面上非正式示意。如何？尚祈察夺指导，俾有遵循。”蒋介石接电后批示：“既允访英，待康复后应即往访为宜。”[107]
7月24日，宋子文抵达伦敦，开始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访英之行。一到伦敦，宋子文就与顾维钧商议与英方会谈的议题以及向英方提出的方式。在英期间，宋子文与包括丘吉尔、艾登在内的英国政要举行了16次正式会谈。顾维钧作为驻英大使，安排并参加了宋子文在英期间的所有活动。
宋子文与英方会谈的主要议题涉及重开缅甸战场、战后中英经济合作和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三个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中英双方分歧很大。宋子文在会谈中直言坦陈，气氛不免紧张，甚而陷入僵局。顾维钧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和灵活的态度，化解会谈中出现的尴尬局面。7月26日，宋子文与艾登第一次会面，表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但艾登却提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问题，双方的立场截然对立。顾维钧及时提出，双方可各自提出一份备忘录，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便进一步商谈。宋子文和艾登都赞同这一提议，会谈得以继续进行。[108]
8月3日，顾维钧陪同宋子文出席有英国三军参谋长参加的讨论缅甸作战的会议。宋子文将中国对缅甸作战已做准备和对英期望坦率陈述，但英方的回复则避重就轻，闪烁其词。顾维钧感到宋子文“说得铿锵有力”，表达了中国收复缅甸、打击日本的决心，但英国人并没有决心通过一场大战来收复缅甸，而是希望首先打败希特勒德国，将日本和远东问题暂时搁置一边。会后，顾维钧根据宋子文的指示为其起草向蒋介石的报告。[109]
顾维钧的精心安排以及与宋子文的密切配合，使宋子文访英进展顺利。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英国坚持帝国主义立场和宋子文对英国的戒备心理，宋子文访英无法用“成功”或“失败”这类词来概括。[110]因为，从访英的主要议题看，中国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外交进展。但从访英前宋子文对顾维钧所说要改善中英关系来看，此次访问仍有其积极意义。离开英国前，宋子文总结此次访英说，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而在于他同英国政府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111]
宋子文访英之后，顾维钧还安排了中国访英团对英国的访问。还在英国议会代表团即将结束访华之时，顾维钧就建议英国代表团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将来中国的代表团能访问英国，代表团接受了这一建议。1943年6月，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薛穆正式表达了邀请中国代表团访英的愿望。蒋介石将此事交给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办理，请其拟定访问团名单。[112]王世杰最后确定的访英团成员有国民参政会成员王云五、胡霖、杭立武和立法委员温源宁，由其本人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委员身份率团。蒋介石在访英团出访前专门约见其成员面谈，关照应注意事项，并致函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丘吉尔介绍代表团。[113]
中国访英团于12月3日抵达伦敦。顾维钧参与安排访英团的行程，参加了大多数的活动。12月10日，顾维钧受邀在英国皇家水彩协会举办的中国近代画展上致开幕词，他特地安排访英团一同出席。1944年1月6日，顾维钧为中国代表团访英举办宴会，邀请艾登出席。1月25日，顾维钧陪同访英团去首相官邸拜访丘吉尔，宾主交谈甚欢。[114]访英团最初预定行程一个月，最后在英访问一个半月。结束访问时，英国《泰晤士报》以“远东之友谊”为题发表社论。《中央日报》在代表团回国后发表题为“访英团回渝”的社论，祝贺访问圆满成功。[115]
顾维钧出使战时英国，正是中英两国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而双边关系矛盾重重的时期。作为大使，他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沟通，让英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政府高层了解英国。相比较而言，他花了更多的精力来消除中国高层对英国的成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推进了两国的战时合作。正如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的西蒙勋爵称赞顾维钧时所说，他在沟通两国相互了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杰出表现，是当之无愧的好大使。
[1] 《顾维钧致徐谟》（1940年7月20日、11月9日）、《徐谟致顾维钧》（1940年7月23日、11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顾维钧致蒋介石、王宠惠》（1939年7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0。
[2] 《徐谟致顾维钧》（1941年5月15日）、《伦敦使馆致顾维钧》（1941年5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9；《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563～565页。
[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页。
[4] 《战时外交》第3册，第38页。
[5] 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第224～226页。
[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页。
[7] 《顾维钧日记》（1941年8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5。
[8] 《郭泰祺致顾维钧》（1941年8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8。
[9] 《郭泰祺致顾维钧》（1941年8月18日、20日）、《顾维钧致外交部》（1941年8月2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8。
[10] 《郭泰祺致顾维钧》（1941年8月5日、15日）、《蒋介石致顾维钧》（1941年8月2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8；《顾维钧致外交部》（1941年8月2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1。
[11] Chiang Kai-shek to Churchill，3 November，1941，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1.
[12] 《战时外交》第2册，第188～189页。
[1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4页。
[14]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1年12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1。
[15]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1年12月12日）、《顾维钧致宋子文》（1941年12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1。
[16] 《蒋介石致顾维钧》（1941年12月3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8。
[17]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2年1月5日、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6。
[18] 《战时外交》第2册，第260页。
[19] 《战时外交》第3册，第90页。
[2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0～61页。
[21]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17日。
[22] 《战时外交》第2册，第261～262页。
[23] 《战时外交》第2册，第262页。
[24] 《战时外交》第2册，第263～268页。
[25] 《蒋介石致顾维钧》（1942年7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6。
[2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1页。
[27] 《战时外交》第3册，第434～435页；《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23日。
[28] 《战时外交》第3册，第130～131、139～140页。
[29]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2年6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5；《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2页。
[30] 《顾维钧致宋子文》（1942年4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5。
[31]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2年3月19日、8月7日）、《蒋介石致顾维钧》（1942年3月23日、8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9。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06页。
[33] 《战时外交》第3册，第713～714、752页；《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10日。
[34] 《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15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93页。
[3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20～121页；《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