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委以重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参加完旧金山会议回到英国不久的顾维钧听到消息后兴奋无比，立即下令使馆悬挂国旗。当天，他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下：“我长期盼望、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从进入外交界之初反对“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上与日本代表激辩，再到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联调查团、出使欧洲争取援助，顾维钧外交活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0世纪上半叶日本是对中国主权侵犯最大的国家，如今这个敌国终于被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一起打败，亲身经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侵华全过程的顾维钧，怎能不为此感到兴奋和激动呢？！
然而，抗日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并没有迎来和平，国内政局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动荡。对于国共两党的分歧和冲突，顾维钧最初就像对北洋时期纷乱的政争一样，在政治上不卷入任何一派，只注重外交，所以他会力主共产党人参加旧金山会议。
不过，在驻英大使任内顾维钧的政治身份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1942年，顾维钧在蒋介石的劝说下加入了国民党。[2]1945年5月，正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顾维钧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两百多人组成，国民党内各派系为委员席位争夺十分激烈，但蒋介石还是安排党龄才三年的顾维钧任中执委。获此消息后，顾维钧致电蒋介石：“得悉忝任中委，惶感交集。窃钧党资浅薄，贡献毫无，遽膺重寄，深虑勿克胜任。惟有守遵中央方针，禀承总裁训示，益加勤奋，为国报效。尚恳时赐指导，俾资遵循。”[3]这份电报主要是礼节性的，顾维钧对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并不很看重，仍习惯于以一个超党派的人士看待和谈论国内政治问题。就在发出这份电报前几天，顾维钧与宋子文在旧金山有一次交谈。谈到国共问题时，顾维钧赞成联合政府，认为让共产党加入政府比让他们与政府对立要好，这有利于政府掌控整个局面。[4]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赴巴黎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途中抵达伦敦，邓发给顾维钧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对他的问候。邓发告诉顾维钧，毛泽东知道他建议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内。顾维钧对中共高层的问候很高兴。邓发在伦敦期间，顾维钧与他进行了几次会面交谈，坦率讨论国共问题。11月22日，两人一起进餐时，顾维钧谈了他对国共关系的看法：“我看不出两党政策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任何国家只有统一才能强大。在战后世界现代强权政治的考验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军队，中国就起不了自己应有的作用。三十年来，我一直为此而努力工作。现在日本的危险终于消除，所有的中国人应该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国家。一个政党的权力和成功，与整个国家的更高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顾维钧看来，国共两党都希望中国强大，因此它们之间的不和实无必要，也不值得赞许。在这期间，顾维钧还在使馆为出席世界青年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代表团中包括了来自国共两党的代表。顾维钧在致辞中，强调代表团内应始终保持统一阵线。他遵循的仍是政争止于国内的信条。[5]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就国共问题进行谈判，顾维钧对此非常关注。1946年1月10日，国共和谈商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获悉此消息，顾维钧十分高兴，认为“此次国共谈判成功，全国统一升平在望”，期盼联合政府的组成。[6]
1946年2月代表中国出席完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国第一届大会后，顾维钧回国述职，于3月9日抵达重庆。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已结束，国民党正根据政协会议决议酝酿改组政府。因为顾维钧在国共问题上的中立态度，蒋介石与宋子文都考虑由他出任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蒋介石还要顾维钧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当顾维钧表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国大代表时，蒋介石保证为他安排一个席位。媒体也在此时传出顾维钧有望出任外长的消息。[7]顾维钧对外长一职并不拒绝。在等待政府改组期间，国内政局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也是他与国民党高层会面时的主要话题。
5月14日，顾维钧与外交部长王世杰有一次长谈，在国际问题之外讨论了国共问题。王世杰认为，解决共产党问题有三种选择：第一，将共产党排除在政府之外，让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自行其是；第二，对共产党做出让步，让他们参加到政府中来，但这会产生一个任何事情都做不成的软弱的政府；第三，以武力解决。针对王世杰的三个选项，顾维钧回答说，中国最需要的是有一个进行重建的稳定时期，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不安定的局面将阻碍重建工作的开展。第三种选择则无论中国人民或国外公众都不会理解和支持，对国民党而言等于自杀。因此，国内外的形势要求中国走第二条道路，它至少可以缓和紧张局面并提供合作的机会。即使成功希望不大，依然要朝此方向努力。[8]
两天后，顾维钧与宋子文见面，也谈到了国共问题。宋子文说，他对共产党没有信心，因为共产党参加政府的目的就是阻碍和削弱政府，以便最后接管政府。顾维钧提醒宋子文，正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美国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渴望两党实现和解，由此间接地表达了他的看法。[9]
第二天，5月17日，蒋介石请顾维钧一起晚餐。顾维钧到蒋介石的官邸后，发现他是唯一的客人，不免有些惊异。其实，在前一天，蒋介石就定下要约他来专谈外交。在晚餐后两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在了解了顾维钧对国际局势和美、苏政策的见解后，又询问他对国共问题的看法。顾维钧直率地告诉蒋介石，他应该在扩大了的政府里，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而不是凭借他的军队优势来解决问题。如果局势停留在目前的状态，政治动乱和经济不稳定就会继续下去，这就不可能从国外获得有效的援助，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进一步下降。顾维钧还是从中国外交的视角来看国共问题。尽管他知道蒋介石对国共问题有与他不同的看法，仍然当面表达了自己的主张。[10]
在顾维钧与王世杰、宋子文和蒋介石交谈的5月中旬，国民党大批军队已进入东北，向中共军队发起攻势，一时占据优势。由于国共冲突日益尖锐，政府改组一事被搁置一边，顾维钧也就无缘再度出长外交。此时，马歇尔正代表美国政府在国共间进行调停，对美外交成为国民党对外事务中的头等大事，于是国民党最高层决定将顾维钧调往华盛顿，出任重要的驻美大使一职。
还在旧金山会议刚结束时，行政院长宋子文就已准备将顾维钧调往华盛顿，并向蒋介石汇报获得批准，只是由于需要顾维钧在伦敦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这一任命才没有马上发表。随后，国民党最高层有了让顾维钧任外交部长的考虑。因此，让顾维钧任驻美大使是旧事重提。与伦敦的职位相比，顾维钧当然更看重到华盛顿任职，他始终认为对美外交是中国外交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当1945年7月下旬宋子文告诉他蒋介石已同意他任驻美大使后，他随即询问新的任命什么时候可以公布，流露出赴华盛顿的急切心情。[11]
在接受转任华盛顿的使命后，在国内继续逗留期间，顾维钧对国共两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张国民党容纳共产党转向赞同以武力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6月10日晚，蒋介石宴请天主教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田耕莘等，顾维钧参加作陪。晚宴后，顾维钧与其他客人一起告辞时，蒋介石叫住了他，要与他单独谈话。当蒋介石再次提出国共问题时，顾维钧表示，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使用武力不失为一项办法，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不把政府统一起来并实行对全国的统治，要重建国家甚至保持和平都是很困难的，并举了林肯为维护联邦统一而战的事例。但他又说，自己作为一个文官，无法评价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只有蒋介石才能判断以武力谋求政治统一的政策是否明智。顾维钧认为，如果国民党的武力确实能给全国带来统一，那么就可以使美国人相信中央政府能够在全国实施法律和命令。[12]
距上一次与蒋介石谈话相隔仅二十来天，处事向来稳重的顾维钧对国共问题的看法何以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呢？
这主要与顾维钧对当时东北局势以及苏联在其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有关。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了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地方，苏联在东北的介入使局势更为错综复杂。5月底6月初，顾维钧赴东北考察，亲身感受到国共在东北激烈的军事对抗和苏联对东北局势的影响。到沈阳后，他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有次长谈。熊式辉告诉他，东北的局势源于苏联的干预，他们阻碍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并暗中帮助共产党军队发展。苏联正窥测时机向中国提出要求以便攫取东北权益。负责东北经济接收的张嘉璈带顾维钧去看了机器已被苏联搬运一空的两家工厂，并告诉他东北局势如虎踞山岗，这头猛虎不会静待太久，随时准备扑向山下的猎物。顾维钧明白张嘉璈口中的猛虎就是苏联。东北的记者也追问顾维钧对苏联运走中国物资的看法。[13]此前顾维钧对中苏两国政府于1945年8月签署的条约就极感失望，对苏联通过条约索取中国权益的做法不满。东北之行使他认为国共问题并不仅仅是原先认为的国内政治问题，而与苏联的干预直接相关。
回国期间与国民党高层官员的接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顾维钧此次回国，待了3个多月。在此期间，除与蒋介石多次会面外，他与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王世杰、吴铁城、李宗仁、熊式辉、杜聿明等都有过交谈，有的还不止一次。在这些交谈中，国民党的文官对国共问题的前景几乎都持悲观态度，表示对与共产党合作不抱希望，而国民党将领又大多倾向于武力解决，自恃军事力量比共产党强好多倍。由于长期驻节海外，对国内情况了解有限，这些国民党高层官员反复阐述的观点对顾维钧就有很大的影响力了。当他认为国共之间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达成妥协，而且国共问题也不仅仅是国内问题时，他原先所持的中立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与首次使美为袁世凯推动帝制舆论相似，顾维钧仍期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使顾维钧对国共问题的立场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即将出任驻美大使。此时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在调处国共矛盾，美国政府实际上已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了。作为代表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代表，顾维钧也就无法像以往那样完全回避国内政治问题了。
国民党高层确定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后，蒋介石希望他尽早赴美履职。6月14日晚，顾维钧离国前夕，蒋介石与他做了一次长谈。蒋介石强调宣传工作是对美外交的重点，并对在美开展宣传的具体内容做了以下三点指示。第一，政府始终对共产党让步并与其达成协议，但共产党人却不遵守协议。第二，中国必须实现统一才能走向强大繁荣。没有统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有所作为。和平统一是可取的，但是面对一个拥有独立军队的政党，政府不能只是采用政治手段。第三，关于美国对中国“一党专政”的批评，政府正在稳步扩大政府基础。蒋介石还叮嘱顾维钧在美做宣传，要“联系在美之英人宣传家，为我协助”，因为英国人在美国有特殊的影响力。蒋介石要求顾维钧最好不要迟于7月1日到达华盛顿，因为在这以后中国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时期。[14]在做这番表示时，蒋介石正在部署向共产党发起全面进攻的最后军事准备。12天后，国共之间的全面内战就爆发了。这次临别谈话表明蒋介石是将派遣顾维钧出使美国与解决共产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希望通过他的宣传活动和外交经验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政策，以获得美国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全力支持。这使得顾维钧这次出使美国与他以往出使海外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成为他对美交涉的主要任务。
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顾维钧历经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和国民党等各届政府，面对纷乱的政争，他总是力图与国内政治保持距离，专注于外交事务。但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国内外形势。国共冲突是20世纪中国最激烈的两大政治力量的角逐，并且牵涉到美国与苏联两个大国，而美苏之间的冷战此时已经拉开帷幕。顾维钧是从巴黎和会走上国际舞台的外交官，他所熟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立志于以公理争强权，擅长在与列强的交涉中纵横捭阖，维护作为弱国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冷战格局，对他来说，超出了以往的外交经验范围。因此，东北的所见和国民党高层的所言使他最终在国共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而使他外交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期与国民党政府联系在了一起。
6月下旬，顾维钧返回伦敦，向英国政界告别。7月5日，顾维钧飞抵华盛顿，再度成为中国驻美使馆双橡园的主人。6天后，美国政府也任命了新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
顾维钧抵达美国正是中国国内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因此向美国政府说明中国的局势成了他上任伊始的第一件事。7月16日，顾维钧向杜鲁门总统递交国书时，杜鲁门询问了国共对抗的情况。顾维钧回答说，中国的局势不十分安定，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在国内实现和平、统一和民主；这些目标能否达到要看国内各方势力能否合作，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但该党的合作态度似有不足，它没有履行与政府业已达成的协议，似在一心扩大其影响与实力，拖延和解，缺乏对等的合作精神。[15]
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向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发起进攻，为了尽可能使国共不完全破裂，美国特使马歇尔决定向蒋介石施加最后的压力，他与司徒雷登一起代杜鲁门起草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信。8月10日，杜鲁门将此信交给顾维钧转送蒋介石。信中提到刚发生在昆明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刺杀的“李闻血案”，指出这是“企图采取强权、军队或秘密警察，而不是采取民主方法，来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要求蒋介石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并在短期内取得进展，否则，“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的必要”，希望能从蒋介石那里尽快得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16]
顾维钧从美方接到这封信后，认为它表明杜鲁门“对中国目前局势极为失望”，整封信“措词严峻，甚至唐突”。他一面立即将信译成中文以最快方式送交蒋介石，一面向美方探询杜鲁门此信的真实意图。8月12日，他请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远东司司长范宣德（John Vincent）共进午餐，了解到美国政府并没有置国民党政府于不管的想法。餐后他立即向蒋介石报告：“经向美方探询，此举用意似尚不恶，重在我方此时有所表示，采一切实步骤以明我政府之宽宏态度，而反映共方缺乏诚意。”[17]
蒋介石刚接到杜鲁门信时，对其态度和措辞非常气愤，“其语意之侮辱、压迫殊难忍辱”，“直觉美国外交之无礼与可惜”。待顾维钧电报到达后，他了解了美国的底牌，因此写了封敷衍搪塞的回信，由顾维钧于8月28日交给杜鲁门。回信中将中国国内问题完全归咎于共产党，坚持“共产党必须放弃其武力攫取政权、推翻政府及建立一个犹如目前东欧的集权的政权的政策”。[18]
在向美国朝野说明中国国内局势时，顾维钧集中表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中国必须统一，如同南北战争期间的美国一样，不过解决办法应以和平方式为先；第二，中国局势实质上是世界局势的一部分，在世界局势中，苏俄是推进国际安全与合作的主要障碍；第三，中国人的天性具有民主气质；第四，美国人根据中国共产党宣传使用的标语口号来衡量中国情况十分危险。这样的说明已经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按蒋介石的意愿为其政策做辩护了。
二 尽心竭力争美援
当蒋介石将内战的战火烧向全国而又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之时，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就对国民党政权的生存显得至关重要，争取美援也就成了顾维钧对美外交的首要任务。
美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以延长《租借法》和转让剩余物资等方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但由于美国政府尚希望通过马歇尔调停解决国共问题，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仍遮遮掩掩，尤其对国民党政府的大笔贷款要求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以美国进出口银行名义给予的对华5亿美元指定用途贷款也一直未予动用。1947年1月马歇尔结束在华使命，宣告美国政府调停政策的失败。回国后的马歇尔随即出任国务卿，在华调停失败的经历对马歇尔此后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2月上旬，远东司司长范宣德根据马歇尔的指示重估美国对华政策，提出将视中国情况“改进”的程度，即中国政府按美国的期望进行改革的进程，来决定美国对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而如何认定“改进”，美国政府应持“同情而不是苛求和挑剔的态度”。范宣德还提出，美国的援助应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复兴和改革，而不应提供助长或鼓励中国内战的军事援助，但以不使国民党政府无法抵御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为前提。[19]
2月17日，顾维钧请求会见马歇尔。这是马歇尔就任国务卿后顾维钧与他的第一次会面，要求美国对华提供经济援助是会谈的主要议题。此前一天，蒋介石刚发表声明，承认中国的经济“已届非常严重之时”，并宣布法币大幅度贬值，与美元的比价从7000多比1下调为12000∶1。[20]会谈中顾维钧在提及蒋介石的声明后，即向马歇尔提出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2000万美元商品贷款，以用于购买棉花和小麦的要求。他强调，中国提出这笔贷款请求，不仅是希望能得到具体的物资支持，更期望贷款能对中国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因此希望美国政府能发表有关援华的政策声明。但马歇尔明确表示这样一笔贷款目前实现的可能性很小。[21]在马歇尔看来，尽管美国政府迟早要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但在其还未迈出改革的步子时，提供援助只会推迟改革。
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了此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声称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主义”虽是直接针对希腊和土耳其局势提出的，但标志着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一出台就引起顾维钧的高度重视，认为这“应该适用于远东，更主要的是适用于中国”。[22]在内战中处于困境的国民党政府对此极为兴奋，随即加快了向美国求援的步伐。
4月6日，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顾维钧，称政府将于两周内完成改组，此后将向美国提出借款请求，询问其对推动美国援华的意见，以及在尚未动用而将于1947年6月底期满的进出口银行5亿美元贷款之外，是否另提借款要求。顾维钧于4月18日答复王世杰，认为根据美国政府屡次表示对华援助须视中国政局改善程度，“现拟于我政府改组后提出借款，应合时机”；但进出口银行5亿美元贷款须由该行个别审定每项具体用途后才能动用，“恐于我目前财政经济缓不济急”，因此，顾维钧建议“宜扩大数目，增加五亿美元以应急需”，用于购买棉花、汽油、交通工业器材和稳定金融。由于进出口银行的贷款系采用商业办法，“条件精细，期限缩短，于我国现情形颇多不利”，顾维钧提出另增的5亿美元援助请求“不能不用政治性质借款，如希土之例，由美政府专案向国会提出通过”。顾维钧还指出，美国现“力图减税节流”，而“对我既往运用借款之效率，咸认为不甚显著”，因此要获得美国的援助，需“提出切实精审方案，俾美政府与国会双方均感我实事求是”。[23]顾维钧这份电报，提出要求美国增加5亿美元贷款，达到10亿美元的金额，并且提出将新增的贷款定为政治性质，与“杜鲁门主义”挂起钩来，这成为国民党政府此后争取美援时说服美国的主要依据。
顾维钧发出电报的当天，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改组，由张群出任行政院长，并吸收了青年党等小党派负责人和一些社会贤达参加政府，以求改变形象，博取美国政府的好感。改组后的国民党政府随即着手向美国提出援助的请求。4月27日，刚辞职下台的前行政院长宋子文通过傅泾波转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中国政府将向美国提出巨额棉麦借款、军火援助及完成装备八又三分之一飞行大队等要求。当日，蒋介石又直接向司徒雷登重复了这一要求。而司徒雷登通过其他渠道也获悉南京将通过驻美大使提出正式的援助要求，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官员都希望获得大额商品贷款。[24]5月6日，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顾维钧，指示其向美国务院递交以他名义签署的照会，正式向美方提出借款的要求，并“特别注重三点”：（1）中国“无意以借款弥补预算决算之收支差额”；（2）“借款将纯为建设之用”；（3）原定5亿美元之数不够，“故请美方将借款数目定为10亿”。王世杰还要求顾维钧在向美方交涉时，“措词方面至希坚定，俾免彼方视为试探”。[25]王世杰的要求显然是根据顾维钧4月18日的建议提出的，显示出在华盛顿第一线与美方交涉的顾维钧对南京决策的影响力。
5月8日，顾维钧拜访马歇尔，正式提出国民党政府的10亿美元借款要求。顾维钧在会谈中说明了中国的局势及对经济援助的需要，强调仅靠原先安排的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无法应对目前的局势，并保证美国的援助不会被用来弥补财政上的赤字。他解释说，由于单靠指定用途的5亿美元贷款无法满足中国的需要，因此奉命提出10亿美元贷款，其中一半用于购买美国的物资和设备，一半用于恢复交通、农业和建立发电厂等。马歇尔虽表示他一向热心于为中国提供援助，也欢迎最近中国政府改组所带来的进步迹象，但他希望顾维钧能将中国的要求以非正式的备忘录形式递交给他，以便他亲自做进一步的研究，然后与中国方面再行讨论。根据参加这次会谈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看法，马歇尔有关非正式备忘录的要求与中国的意图并不一致，中国方面实际上希望通过公开的请求引起美国国会和公众的同情，以有助于得到大笔贷款。不过顾维钧对这次会谈的结果还是表示满意，在当天给外交部的电报中，他报告在会谈中“以我政府名义及坚定口吻提出”，马歇尔听后“颇动容”。[26]
5月13日，顾维钧向马歇尔递交了一份非正式备忘录，重申了与马歇尔会谈时提出的10亿美元借款要求，并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原则上接受这一要求，中国政府将递交正在准备中的更详尽的计划。但美国国务院认为在仔细研究并与财政部、进出口银行和国会领袖协商前，无法做出中国所希望的“原则上接受”的承诺。[27]但国民党政府已无法等待下去了。5月15日，王世杰致电顾维钧，告诉他“政府坚盼借款数目为十亿元”。几天后，王世杰又将借款详细计划送至驻美使馆，要求尽快与美方达成协议。[28]因此，5月27日，不待美方做出原则接受的承诺，顾维钧又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正式的备忘录，详尽解释了中国提出借款的考虑、借款的性质和用途，表明中国希望原来由进出口银行提供的5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各项建设计划所需要的装备和物资，而新申请的5亿美元用于购买棉花、小麦等，以使中国政府能用这些物品换取货币，应付国内开支。这份备忘录最后建议中美两国立即就10亿美元数额达成谅解，或至少在1947年6月30日前就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签订正式协议。[29]
接到备忘录后，马歇尔与他的主要助手副国务卿克莱顿（William Clayton）、助理国务卿索普（Willard Thorp）及范宣德等于6月11日讨论了对华援助问题。克莱顿列举了要将6月底到期的进出口银行5亿美元贷款重新指定用途的各种难处，表示对此感到悲观。但马歇尔表示中国最近局势的发展使他担忧，也使他确信美国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制止局势恶化，尽管他坦言并不清楚知道该做些什么。这次讨论达成的共识是，不再考虑对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重新指定用途，但应立即在具体项目的基础上给予中国贷款。[30]
6月17日，顾维钧根据马歇尔的建议与副国务卿克莱顿会晤，再次介绍了5月27日备忘录，表明中国希望美国尽快实现两笔5亿美元的贷款，并强调由于中国的形势非常紧急，美国对华贷款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克莱顿明确表示要对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重新指定用途是不可能的，而第二笔5亿美元贷款需要美国国会批准，这就要有详尽且成熟的计划，使国会确信贷款能产生预期的效果。[31]
然而，南京方面对美援已十分急迫。6月下旬，外交部电示顾维钧，向美国政府就援助问题提出三点新的要求：（1）进出口银行5亿美元贷款必须重新指定用途；（2）美国政府至少给予中国2亿美元商品贷款以购买棉花；（3）希望美国政府发表正式通告，表明决心援助中国长期经济建设。顾维钧接电后向外交部表示，“一面遵照承示三点进行，尤以促订五亿元总额为要，一面催促美方早日通过若干具体计划，以收速效”。[32]
6月23日，顾维钧将南京的三点新要求通报给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索普，让其先转告马歇尔。两天后，顾维钧约晤马歇尔，就三点要求做了一次长谈。对于第一点，美国方面表示，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重新指定用途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可以通过提出认真准备的方案从银行获得贷款。当顾维钧说大使馆已有多个完全齐备的方案，其总数刚超出5亿美元时，马歇尔当即指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会被认为是为凑5亿这个数目，中国的援助方案应总数少些，但要精些。对于第二点，美国认为可以考虑，但2亿美元的数额太大。由于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款项展期无望，顾维钧“期盼美政府对我所请其他五亿元及长期建设协助，作一正式表示，以安我民心，此举为对华心理作用甚大，不可少”。对于第三点，马歇尔最后同意按顾维钧的建议发表一个声明。[33]
与马歇尔会晤结束后，顾维钧根据美方要求，从原拟提出请美方审批的40多个项目中挑选出21个项目，其挑选原则是：（1）目前受战事影响较大者缓提；（2）资料过于简单或条理有欠明晰者缓提；（3）增加农业项目比例，因美方注重于此；（4）总额不宜过大，以免反致拖延。6月28日，顾维钧向国务院提出这21个总额为2.68亿美元的项目。两天后，顾维钧将这些项目正式递交进出口银行。[34]
但美国进出口银行认为中国无法有效地运用美国贷款进行经济建设，决定5亿美元贷款于6月底期满后不再延期。顾维钧对进出口银行的这一决定十分不满，认为该银行的董事、原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从中作梗，起了很坏的作用。蒋介石接到顾维钧报告后，对美国贷款落空失望之极，一肚子怒气洒向了高思，对其“态度及刁难情形不胜愤慨，其侮辱欺凌，可谓已极”。[35]
顾维钧代表南京国民党政府加紧推进求援活动之时，马歇尔与美国国务院也因中国局势的变化正在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作为政策调整的信号，马歇尔于7月初决定派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使华。虽然当时普遍认为，美国政府有关对华援助的正式决定将待魏德迈结束其使华行程后才能做出，但顾维钧并未因此而停止其求援活动。7月下旬，他会见助理国务卿索普讨论2亿美元棉花贷款事宜。8月上旬，他向进出口银行递交2亿美元贷款的方案。但是，美国方面除放宽对中国通过商业渠道获得军火的限制外，对顾维钧递交的求援计划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这一时期顾维钧代表国民党政府进行的求援活动，只是让美方了解到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及其迫切性。但他向南京提出的建议则定下了国民党政府求援活动的基调，即尽可能拓宽美国对华援助的渠道，并增加援助数额。
按顾维钧的说法，1947年11月是美国对华援助政策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因为，国务院在考虑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到10月下旬已明确国民党如果没有外援，要扭转共产党得势的趋势希望甚小，而“显然外援的来源就是美国”。[36]在美国国内，亲国民党势力在这期间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展开攻势，指责政府迟迟不向中国提供足够的援助。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院和马歇尔就援华问题的态度逐渐明朗起来。
11月10日，马歇尔在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交援欧计划时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作某种经济上的支援与协助”。次日，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审查援欧计划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Vandenburg）称如援华计划不包括在援欧计划内，则援欧计划就是一“单关系方案”，美国的政策“不能贯彻”，并追问马歇尔援华约需多少款项。马歇尔回答确数尚未决定，但从1948年4月至1949年6月约需3亿美元。[37]
马歇尔的这一表态与他此前的立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顾维钧对此十分敏锐，立即于11月13日前去与马歇尔会晤，请他就在国会的表态做进一步解释，并就他所说援华将从1948年4月开始，提出“我国目前需要紧急救济，并不亚于欧洲之法义奥”。马歇尔承认，他没想到国会会提出援华问题，援华日期与数额“均系因议院突将助华问题提询，不得不临时答复”，尚无具体计划，而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三国需要援助比中国更为急迫。对此，顾维钧反复说明，中国“通货膨胀日益危险，非于四月前获有紧急援助，难免现状更将恶化”，因此希望美国将中国在1948年4月以前所需紧急援助与法、意、奥三国“同时办理”。在会晤结束后给外交部的电报中，顾维钧称，马歇尔听了他的说明后“似为动容”。[38]在这次会晤中，顾维钧根据美国将向欧洲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新情况，将重点放在争取美国同时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方面。会谈后，顾维钧向南京建议，为推动此事，南京方面也应做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工作，请其致电马歇尔，“俾收内外同时进行之效”。他还提醒南京，此时报纸上对美国在援华方面的批评应格外谨慎，以免增加麻烦。[39]
顾维钧关于美国政府将援华与援欧联系在一起放在同等重要地位的建议，再次获得南京的采纳。11月17日，外交部致电顾维钧，表示希望美国制定对外援助方案时，不将中国摈除于紧急援助之外，并同时宣布长期援华计划。[40]11月21日，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一份备忘录，强调中国日益严重的经济状况已无法等待至来年4月，希望能提供临时性的紧急援助，从1948年1月起每月至少2500万美元。[41]于是，为获取紧急援助，顾维钧在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求援活动。
新的援华计划需要国会的通过，顾维钧在继续与国务院交涉的同时，积极与国会内外的亲国民党人士接触，争取他们对援华的支持，推动他们在国会提出相关议案。在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顾维钧报告，共和党要人已“允助我紧急援助”，并“密函上院领袖，公开主张一律予我紧急法案”。[42]蒲立德是此时顾维钧交往最为频繁的一名亲国民党人士。1930年代蒲立德任美国驻法大使期间，两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此时他虽已从大使的职位上退下，但与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都有来往，在政界有很大的影响力。马歇尔提出援欧计划后，顾维钧向蒲立德力陈应将对华援助列在一起的必要性，并多次与他讨论美国援华的具体问题。在这之前的10月中旬，蒲立德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的长文，鼓吹美国应在三年内向国民党政府提供13.5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因此，顾维钧的请求得到蒲立德的积极回应。他向顾维钧表示，他在国会和政府中有许多朋友，可以推动援华计划的通过。[43]亲国民党的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也是顾维钧经常拜见的对象。马歇尔在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交援欧计划时，周以德当场发言，要求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1月25日，周以德又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议案，要求给中国增加紧急援助款项6000万美元，而开始的日期正是国民党政府提出的1948年1月1日。
周以德的议案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通过后，顾维钧立即为此拜访助理国务卿阿穆尔（Norman Armour），催促国务院支持这一拟议中的紧急援助项目，尽快提出具体使用计划，以使这笔紧急援助款项能与法国等国同时开始动用。但美国国务院却摆出种种理由，先称中国情况不如欧洲几国紧急，继称国务院正制定一项长期援华案，如另提紧急援助，反将影响长期援助，就是不愿推动此项紧急援助。顾维钧竭力说明长期援助与紧急援助“无混为一谈之必要”，并强调中国国内“情形严重，需助紧急”，如先给予紧急援助，有助“前方士气，后方民心”，而且也“有俾长期援助计划”。最终，美国务院表示对顾维钧的请求“容加研究”。这次会谈后，顾维钧感到，美国国务院在对华援助问题上“态度似不易变更”。[44]
顾维钧明白，美国国务院及马歇尔在对华援助方面迟迟不能下最后决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国民党政府无法有效地使用美国的援助，从而白白浪费大把美元。在上述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马歇尔坦承他对美援能在中国发挥百分之七十的作用都无把握。因此顾维钧认为要推动美国尽快援华，中国自己也需有所作为，于是他再向南京建议，向美国提出的受援计划必须“注重能即开始实行者”，尤其要表示中国政府“决心改革，而于美朝野以最有效之影响”。此后，行政院长张群就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政府已下决心对行政、财政、经济与军事做彻底的改革，“欲求获致外援最大之效力，应即在国内实施一适当而现实之自助方案。此方案应首重财政与经济目前急需之改革方法”，以向美国示意，美援不会在中国被浪费掉。[45]为使美国对中国有一较好印象，有助于获得援助，顾维钧还提醒南京，专程来美商订援助条款的代表团“人数宜少，以免铺张”。由于在与美会谈中，美方对美国货轮受限不能行驶至汉口表示不满，顾维钧又建议暂时放宽这一限制，以增加美国对华好感。[46]
周以德提出的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项最后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被卡住，整个款项被大幅度削减至1800万美元。1948年1月6日，顾维钧为此拜访助理国务卿索普，提出在1800万美元之外另增援助中国的款项，并要求国务院将援华置于与援欧同等重要的地位。但索普表示，1800万美元的援助属于临时性质，国务院将在近期提出长期援华计划。言下之意，美国不会考虑另外提供临时性的紧急援助。顾维钧遂将会谈的重点转移到长期援华计划上，追问其总数、向国会提出的时间等问题。但索普并未给予明确回答，只是说援华计划总数尚待马歇尔最后核定。[47]
此次会谈后，顾维钧向外交部报告美国国务院援华态度，并提出应对之策：“美政府意旨仍坚主欧洲第一，欲先将欧案通过，再议华案。现议会方面对欧案意见纷纷，争论必烈，讨论时间势必拖延，一般推测或需至四、五月间。美国朝野反对积极援华者正拟利用政府此项心理，亦附声欧洲第一重要，意欲拖延华案，夜长梦多，以待我国不测之变动，而达其破坏之目的，似不能不设法抵制。钧与此间美友洽商，咸以华案情势紧急，为数之小比援欧者不可同日语，问题亦较简单，最好以能先通过华案为上。即不能办到，亦须与欧案同时通过。然此间政府方案恐转移非易，当酌向提议。一面已预先商托友好向议会方面鼓吹推动。”[48]顾维钧仍希望通过将援华与援欧绑在一起的手段推进求援活动。
在临时性的紧急援助计划受挫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只得将求援的重点放到长期援华计划上，希望借此一揽子地解决美国援华问题。1月18日，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顾维钧，指示他向美方提出总额为15亿美元的四年援华计划，同时请求美国在最初的四五个月内先给予一笔接济。王世杰强调，“此时不必过分顾及美政府或国会能否接受，而重在说明我国期望与计划”。[49]次日，顾维钧带领专为商谈美援具体细节而来美国的技术代表团去见马歇尔时，提出中国在1948年急需一亿美元的军援贷款，或者在拟议中的援华计划中增加一亿美元，准许用于支付军需品，并希望能当面从马歇尔那里了解美国援助中国的总政策。在会晤中，马歇尔虽表示愿考虑军援贷款计划，但总是闪烁其词，不愿详细解释美国的援华政策。[50]
此后，顾维钧一面继续频繁走访国务院，推动援华；一面则充分利用美国国内在援华方面出现的不同意见，与蒲立德、周以德等人积极联络，依靠这些人向议会方面鼓吹推动。他曾将一份亲国民党的美国各界人士的名单交给蒲立德，告诉他国会可请这些人在援华问题上作证，希望通过国会对国务院施加压力。[51]国民党的求援活动、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终使美国政府提出了援华计划。
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由国务院起草的经济援华方案，要求国会拨款5.7亿美元支援国民党政府，其中5.1亿美元用于购买粮食和工业物资，其余6000万美元用于少数特定工业项目及交通复兴。整个计划为期15个月，而不是国民党政府要求的4年时间。虽然这个援华方案比马歇尔原先提到的款项增加了2亿多美元，但顾维钧对这个以临时性救济为宗旨的计划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它与援欧计划“大不相同”，字里行间“没有丝毫热情”。原因在于整个方案仅仅涉及经济援助，而未提及向国民党提供此时它最急需的军事援助。当天，顾维钧就去拜访助理国务卿索普，一方面对美国政府提出该案表示谢意，并催促美方尽快通过该案，以使中国得到这笔贷款；另一方面又再次向美方提出一亿美元军事贷款问题，建议在经济援助之外另加这笔贷款。[52]
但美国国务院在援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在援华方案提出后向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宣读的声明中，马歇尔称，自日本投降以来，美国已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给了中国许多重要的援助，因此国民党政府要维持其自身，“则大部分的工作必须由中国当局自己去做，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而如果美国不断扩大援华规模的话，就有可能“直接参与中国的内战，或直接卷入中国的经济危机，或两者兼备，以致听任其资源倾入无底的深渊”。在另一声明中，马歇尔明确表示这一方案与援欧方案不同，“美国在行动上不当置身于对中国政府的举措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事务直接负责的地位”。[53]马歇尔的这些话表明，国务院认为美国已向中国提供了足够的援助，继续增加对华援助是美国不该也无法做到的，至于提供这笔5亿多美元贷款之后，国民党政府能否生存下去就得看它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