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全力以赴致力于争得美援尤其是军事援助。针对马歇尔和国务院的做法，他进一步联络国会议员和其他亲国民党势力，希望通过国会推进军事援助性质的贷款。在与国会共和党议员接触中，一些议员考虑对5.7亿美元的贷款另行指定用途，转向购买军火、稳定货币及增加建设，顾维钧就向他们说明，若以减少经济援助的方式提供军援，实于中国不利。他向国会议员强调，对中国而言，“经济与军事援助同样紧急”，“短期与长期援助均属需要”。[54]蒲立德仍是顾维钧联络的重要对象。他告诉蒲立德，马歇尔在他的声明中所说的并不符合事实，而是夸大了美国的对华援助。蒲立德要顾维钧向他提供美国援华军事物资的清单，以便交国会议员向马歇尔发难。在递交给蒲立德这样一份清单后，顾维钧又与他商讨推动国会通过援华计划的最好办法，提出应制定像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那样的修正案以对华提供军援，并使对华经援成为欧洲复兴计划的一部分。之后蒲立德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便建议向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用于军援。顾维钧还将中国方面拟定的两份备忘录给他——一份是关于援华法案的修正案，另一份是关于军援法案的草案，以供他转交在国会中的朋友。[55]
杜鲁门提交援华方案后，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开始讨论。由于1948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共和党、民主党的两党之争对援华方案的最后通过也有影响。顾维钧对此十分注意：“本年将有大选，故政府与议院要人一切举措均不无政治意味，因此援华方案之关系，恐尚多变化，使我于推进应付工作，亦增困难。”[56]他特别重视与那些反对国务院当时的援华政策而在国会中有影响的共和党议员的联络，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和众议员周以德等人。
3月下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对华援助问题时，最初多数议员以国务院未提军事援华，主张否决军事援华的提案。顾维钧明白这一讨论对中国至为关键，因此在国会中积极游说，并通过“重要友人数人分头疏通，直至半夜今晨得通过一亿元专款”，即在经济援助款项之外另拨一亿元专款，实际可用于购买军事装备。[57]由于这一专款数额不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的1.5亿美元专款，顾维钧又设法推动参议院增加数额。3月26日，顾维钧特地去拜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争取他在参议院以最有利于中国的方式通过援华法案。顾维钧向范登堡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中国急需军援，因此希望将专款数额增至1.5亿美元；第二，国务院提出的5.7亿美元作为经济援助不变，军援作为追加数字。范登堡直言相告，第一点有可能办到，而第二点几乎没有希望。由于范登堡对蒋介石能否在军事上再坚持下去表示怀疑，顾维钧极力使他相信，蒋介石是一个坚强的人，决不会放弃斗争，所需的只是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58]顾维钧的这些话语打动了范登堡。几天后，当范登堡发现外交委员会向参议院提交的报告中包含许多贬低国民党政府的言辞时，他撤回了这一报告，并在参议院发言赞扬蒋介石，驳斥反对援华法案的论点，支持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顾维钧获悉后在日记中称赞“范登堡的话字字珠玑。他的发言有力地支持了援华法案”。[59]
3月30日，参议院通过援华法案。次日，众议院也通过了援华法案。4月2日，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经磋商调整两院法案不同之处后通过了最后的援华法案，规定对华援助以一年为限，授权美国政府提供总数为4.63亿美元的对华援助，其中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其用途。虽然由于平衡了各种不同意见，最后通过的援华法案中没有“军援”的字眼，但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可使用1.25亿美元的特别赠款购买军事装备。这笔特别赠款的安排突破了国务院原先不向中国提供军援的限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政府的愿望。近半年来一直在为美援忙碌的顾维钧松了一口气，他明白特别赠款“包括了军事援助（尽管没有明白说出来）”，因此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满足的”。[60]这笔特别赠款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顾维钧活动的结果。
援华法案在国会通过后，尚待国会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核定拨款的实际数额，中美两国政府也须签署相关的双边协定规定援助的实施细则。4月9日，顾维钧拜会副国务卿洛维特（Robert Lovett），商讨执行援华计划的手续问题，催促美方在国会确定实际拨款之前能采取措施使部分援华款项先行使用。但洛维特表示双方首先要签署一个草约，规定先行使用援华款项的细则。顾维钧向美方表示希望这样一个草约尽可能简单。4月30日，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稿本，顾维钧与马歇尔就如何先行使用美国援助互换照会。按照会规定，在正式签署双边援助协定前，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除某些例外仍按1947年10月双方签署的救济援助协定的规定办理。[61]在这之前，顾维钧希望美国对华援助应仿照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模式，而不是沿袭处理救济问题的规定，因此对该照会内容并不十分满意，但为使美国尽快实施援助计划，也只得接受美方对援助的安排。
中美互换照会后，1948年援华法案的部分援助开始实施。但该法案在国会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审核时，却发生了一些周折。6月初，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审议援外法案时，削减了整个对外援助计划，对华援助款项也相应地从援华法案确定的4.63亿美元削减至4亿美元。顾维钧获悉后，立即找众议员周以德了解情况。随后又约见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等人，希望他们能使参议院的拨款法案仍保留4.63亿美元的数额。但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审议援华款项时，国务院的代表提出援华款项不应涉及军事援助，因为军事援助可能因国民党的失败而损坏美国的声誉，并可能使美国卷入同苏联的冲突。为此，顾维钧专门约请布里奇斯到大使馆会谈，具体反驳国务院的论点，并专为其准备一份备忘录，详细说明中国急需军事援助的情况，以及国务院的作梗使中国难以获得军火的困难。顾维钧的话语打动了布里奇斯，他专门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责问国务院为何拖延援华法案的实施，要求他向国会做出解释。[62]在此情况下，参议院通过的拨款法案仍维持了4.63亿美元的数额。最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经过协调后确定的拨款法案规定向中国提供总数4亿美元、为期12个月的援助，但可用于购买军事装备的1.25亿美元特别赠款数额维持不动，削减后的经济援助计划的数额为2.75亿美元。[63]这样，最后付诸实施的美国援华计划，尤其在军事援助方面，与美国国务院的初衷并不一致，而更符合国民党政府的期望。
7月3日，中美经过数月谈判后签署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援华法案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至10月3日，即援华法案通过6个月后，1.25亿美元特别赠款使用了88275170美元，约占70%，经济援助计划的2.75亿美元动用了97908000美元，约占35%，另有价值22285000美元的化肥和汽油正在采办之中。[64]
只是滚滚而来的美元并没能扭转国民党在军事上的颓势。就在这些美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之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败退。9月24日，山东省省会济南被人民解放军攻克。这是国共全面内战开始后国民党失守的第一座大城市。于是国民党政府紧急呼吁美国加大援助，发起了新的求援攻势。9月28日，蒋介石电令顾维钧向杜鲁门转交一份特别密电，请杜鲁门亲自干预，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军事援助。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顾维钧掂出了它的分量，感到“密电措辞极为迫切，语气近乎告急，说明军事局势确实十分严重”。为尽快将电报送到杜鲁门手上，顾维钧并不像往常一样由国务院转交，而是直接送交杜鲁门的私人参谋长李海（William Leahy）。[65]这种超乎外交常规的做法此后因局势的紧张成了常态。
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使顾维钧在向美国求援时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仅仅是货币形式的援助已经不够，必须争取美国政府直接提供武器和弹药，参与到中国的内战中来。先前在与美国商讨双边援助协定时，顾维钧还十分注意维护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和权益，而此时他却主张在争取美国援华时，应避免提出中国的主权问题，不必担心美国干涉或侵犯中国的主权。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本质上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借重美国的力量解决共产党问题后，什么时候叫它撤，它就会撤。[66]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顾维钧已经将自己投身外交界的初衷即恢复中国丧失的主权搁置一边了。而蒋介石此时为了挽回败局，也期望美国能介入中国的内战。11月9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以急切的口吻请求迅速增加军事援助，发表一项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强有力的声明，并派遣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共同拟订援助方案，包括参加指挥作战。[67]
11月11日，顾维钧访晤马歇尔出国期间代理国务卿职务的洛维特，希望在杜鲁门正式答复蒋介石前知道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函电的态度。洛维特公事公办地回答道，增加军事援助要由国会决定，发表声明得由总统本人决定，而派遣高级军官则根本无法办到。顾维钧对洛维特的答复十分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很冷淡，毫无同情心”，“整个谈话虽然彬彬有礼，但令人沮丧”。[68]11月24日，顾维钧又拜访杜鲁门总统，当面提出蒋介石11月9日函电中的三项要求。杜鲁门对此也只是泛泛地表示愿予以考虑。[69]
顾维钧仍在竭尽全力地争取美国加强援华，但与半年多以前援华法案通过前后相比，他的求援活动处处受阻，因为美国政府正着手调整其对华援助政策乃及整个对华政策。国民党政府因济南失守而急于获得更多的美援，而美国也因济南一战对中国国内的局势有了新的评判。济南被人民解放军攻克次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马歇尔报告时称，“济南失守对政府影响的确切性质尚难预测，但肯定是严重的”，“公众对政府生存能力的信心必定降到新的低点，并且肯定将立即在经济领域内显现出来”。[70]此后一段时间，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华各地的领事发回国务院的电报都是关于国民党政府接连败退的消息，并请示如何应对局势及对华政策应如何变更。10月26日，马歇尔给司徒雷登发了一封长电，在对后者所发的报告进行评论后指出，“总之，采取第1971号电报建议（即增加对华援助）的方法，有违于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切基本考虑，这将使美国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中，并将使美国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为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而其代价是无法估计的，因为此时美国在全世界承担着与援外计划相关的繁重义务”。[71]十天后，司徒雷登召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高级军官和大使馆的武官讨论军事形势，与会者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任何数量的军事援助都无法挽救目前日益恶化的局势，除非美国军队参与作战”，“而美国军队的参战是不可能的”，“中国或美国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采取军事措施挽救这一军事形势”。[72]正是认为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无法挽救局势，也非其能力所及，美国政府才将国民党政府的求援要求搁置一边，不予理睬。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3月明确表示反对参议院所提出的以15亿美元作为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新的援华法案，而建议国会只延长1948年援华法案到期后尚未动用的约5400万美元的使用期限。美国国会后来根据国务院的这一建议于1949年4月中旬通过了新的法案。
顾维钧这一时期的求援活动四处碰壁，心情十分沮丧，对处理对华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屡有怨言。在一次与马歇尔会面遭到冷遇后，他在日记中对马歇尔评论道：
过去三十多年中，我至少和十几个国家的三四十位外交部长谈过活，打过交道，其中包括六位美国国务卿，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难以开诚布公交换意见，不仅在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如此，而且在即使是中美双方特殊关心的专门问题上也如此。谈话的气氛几乎一直是生硬而拘谨的。[73]
顾维钧重返华盛顿的主要使命是争取美援。但对是否以及如何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美国国内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主张。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国务院对军事援助不甚积极，只愿意在经济上援助国民党政府，但将国民党政府自身的改革作为先决条件。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尤其是国会内外的亲国民党势力则不满国务院的做法，积极主张全面援助国民党政府。按照通常的外交渠道，顾维钧在美国寻求援助首先面对的正是对援华消极的国务院。但他没有被动地接受这一不利的局面，而是凭借对美国政治的深切了解和丰富的人脉关系，一方面按常规与国务院打交道，另一方面积极联络国会内外的亲国民党势力，向他们介绍情况，提供材料，争取国会议员的支持，并通过国会向国务院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了美国援华政策的制定。因为身处第一线，顾维钧向南京提出的许多建议，也成为国民党政府争取美援的基本方针。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他都是双边关系中的关键人物。
但随着军事和经济上的失败，国民党在美国的求援活动失去了最基本的依据。美国政府逐渐与之拉开距离，即使亲国民党势力仍为它积极奔走，也难于扭转整个局势。顾维钧的求援活动由此陷入了困境。
三 台前幕后忙游说
在争取美援的过程中，游说美国朝野是顾维钧的主要手段，这也是他驻美期间的经常性活动。作为驻外大使，顾维钧一向很看重与驻在国朝野各界的广泛接触，以此进行沟通并取得对方的信任，达到预期的外交目标。而他善于应酬的交际才能和出色的口才也使他能游刃有余地周旋于社会各界。蒋介石派顾维钧重返华盛顿，正是希望发挥他这一优势，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使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
顾维钧离华赴任前，蒋介石与他最后一次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在美国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指示他注意与在美国的英国“宣传家”和天主教等宗教团体多联系，因为他们对舆论的形成有影响。顾维钧则表示，商界与教育界也同样重要，而尤其应利用广播电台，并结交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国情况。蒋介石对顾维钧的话十分重视，指示他做任何他认为有效的事来推进宣传，并保证在经费上予以支持。[74]蒋顾谈话中说的宣传就是在美国朝野进行游说。顾维钧抵美后向蒋介石提出，进行宣传游说每月需经费5000美元，请先拨6个月3万美元，但具体使用“仍实支实报，务求事属有济，款不虚耗，届时再审核效果，酌为增减”。蒋介石接电后，立即令财政部按每月5000美元给驻美使馆拨款。常规经费之外，还经常有特别经费。如1946年12月，蒋介石给驻美使馆一次性增拨6个月特别机密费3万美元。1950年3月，又让人给顾维钧送来一张2万美元的支票，作为特殊支出的费用。[75]
上任伊始，顾维钧确定了在美国进行游说宣传的四个要点（见本章第一节）。在上述几点中，顾维钧特别强调中国统一的重要性，以此作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依据。他告诉美国人，“我所期望之中国和平、统一、民主三端，统一实为先，国不统一，任何新政难收全效”。[76]但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遏制共产主义成为美国全球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顾维钧相应调整了在美宣传的重点。他从原来强调内战是因为中国必须统一，转而强调解决共产党问题是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和苏联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来争取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是顾维钧在美国进行游说的主要目标。作为一名大使，国务院自然是顾维钧跑动最勤的政府机构，国务卿是他会见较多的美国官员。但他并不忽视与级别稍低的官员会面。他常凭借私人关系，以不泄漏消息来源或不向南京报告为保证，从国务院官员那里探询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情况，以寻求应对之策。如前述1946年8月10日杜鲁门致蒋介石信，顾维钧就通过请远东司范宣德来使馆午餐，探得该信“并无恶意”，向蒋介石做了报告，然而并未向蒋提及消息来源，也未提与范宣德的会面。[77]
在与政府官员的会面中，顾维钧很注意利用美国政府内不同部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按他自己的话说，“我没有错过任何机会利用那些对美国政府政策持不同见解的内阁成员的同情和有利态度”。[78]如国防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主张不一致，他就有意识地与国防部官员尤其是助理部长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保持密切来往，以此推动美国加强援华，并借此探询政府决策内情。这样的做法自然会引起国务院的不快。
在国会议员中，参议院前后两任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康纳利（Thomas Connally），以及亲国民党议员周以德、诺兰（William Knowland）等都是顾维钧经常拜见的重要对象。其他人如参议员布里杰斯、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兰格（William Langer）、麦卡伦（Patrick McCarran），众议员博尔顿夫人（Frances Bolton）、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富尔顿（James Fulton），也在驻美使馆所开列的有固定联系的国会议员名单上。顾维钧常利用各种机会与国会议员在宴会和其他社交场合见面，向他们介绍国民党的观点，倾听他们的意见，设法引起国会对中国问题的足够关注，并向议员提供相关资料，甚至由使馆为一些议员代拟发言稿或议案的草案。例如，1946年12月，顾维钧亲自为范登堡拟了一份美国应无条件加强援助国民党的说帖，交范氏与杜鲁门讨论对华政策时用。[79]
在社会名流中，顾维钧与《时代》周刊老板卢斯（Henry Luce）、“飞虎将军”陈纳德、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柯尔伯（Alfred Kohlberg），尤其是蒲立德来往密切，通过他们影响议员、舆论以及政府的对华决策，也听取他们的各种建议。此外，因“宗教界于美国舆论势力亦大”，“教育、工商、实业、妇女各界要人左右舆论，其效亦宏”，顾维钧也积极予以联络。[80]
顾维钧很看重私人关系在游说中的作用。他认为，对周以德、蒲立德这样国民党的真诚朋友不必通过金钱来游说，但不能因此而忽视相互间的感情联络。1948年4月初援华法案通过后第二天，顾维钧就致电蒋介石，称“此次美援案获有今日结果，美友中蒲立德君出力最多”，建议蒋介石以个人名义邀请蒲立德再次访华，“借示友谊”。他还向蒋介石提出，蒲立德“素爱我国工笔画及古玩，其他议会助我友人亦多同好”，请在国内采办或在美购买后分别赠送这些人。此后根据蒋介石“就近购赠”的指示，顾维钧购得一对12寸翡翠雕凤，以蒋介石名义赠送，蒲立德十分高兴。当获悉参议员诺兰的儿子即将结婚时，顾维钧致电蒋介石，建议以蒋的名义送礼。周以德访华前夕，顾维钧专电外交部，为他安排会见蒋介石、行政院长张群、外交部长王世杰，并特别指出“该议员一向拥戴我政府，实为中国挚友”，请在其访华期间“予以适当招待，但宜力避铺张，免招指摘，反于其回国后发言活动有所不便”。[81]对于结交朋友、笼络感情，顾维钧十分在行，分寸感掌握得恰到好处，照顾到方方面面。由此建立起的私人关系为他的游说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顾维钧在美国进行游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新闻舆论界。临行前与蒋介石的谈话中，他就提到了广播电台的重要性。顾维钧认为影响新闻舆论界不能仅仅依靠向他们提供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和小册子，而更应该与之直接接触，当面沟通。一旦他们对国民党有了信任，由他们为国民党说话，更易获得美国公众的认可。因此，顾维钧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中国的情况。他还常举行与报刊主要负责人、专栏作家和资深记者编辑的非正式座谈会，以对话的方式来解释中国的局势。他认为，这种方式比正式的记者招待会更为有效。他还自己出镜上电视，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会见媒体”栏目与美国著名记者一起讨论中国问题。记者的提问十分尖锐，但按节目主持人的说法，顾维钧的回答有力、有礼。“会见媒体”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时事评论栏目，与顾维钧一起讨论的记者说，这档节目的观众有1000多万，参加这样的节目要胜过他演讲一百次，他是“一支单人大军”。[82]根据驻美使馆负责对外宣传官员的一份统计，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初的四个月间，由于顾维钧本人的活动，有美联社、合众社、《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十多家主要媒体按顾维钧所解释的观点和提供的材料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文章和报道。[83]
向美国社会各界发表演说是顾维钧的又一重要活动，即直接向美国公众进行游说，通过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顾维钧知道，美国公众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他频繁奔赴美国各地，出现在大学、社会团体和俱乐部的演讲台上，可说是当时演说任务最繁忙的大使。有时，他一天要做4次演讲，使用英语、法语等不同的语言。凭借着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练就的演说才能，顾维钧也总能吸引住美国的听众。1948年4月中旬的一天，他在匹兹堡做了两场演说。其中一场演说的题目是“远东形势的国际利害关系”，他讲了35分钟，而接下来的提问延续了45分钟。提问者中有一些被顾维钧认为对国民党不是十分同情或友善的人，但他没有回避那些带挑战性的问题。演说结束后，一些听众向顾维钧表示，他们转而信服他的说法了。[84]
在进行游说和宣传时，顾维钧主张要将事实真相以最合适的方式告诉美国官方和公众。他认为，政府应该让使馆充分了解国内的情况，有政策变化应提前告知，并提供全部事实，以便在第一线做宣传的人可以视情况而采取灵活的对策，事实“宛如作战之弹药，无事实即不能办有效之宣传，若仅仅辟谣或于事后辩正，效力甚微”。[85]但实际上政府对所采取的政策及相关的事实真相往往不能全部提供，尤其到内战后期，使馆无法获得国内的真实情况，顾维钧在游说中常感到捉襟见肘，无法施展。
在游说活动中，顾维钧有两个重要的助手——使馆公使衔参赞陈之迈和使馆秘书兼新闻发布官顾毓瑞，前者主要负责与国会的联络，后者主要负责与新闻舆论界的联络。上述由顾维钧本人直接进行的游说活动基本上不是以金钱来推动的。对于金钱与游说的关系，顾维钧说过，“企图用收买的办法在美国扩大宣传，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因为一旦这种做法被发现，反应就会非常不利。另一方面，真诚朋友的帮助总是更起作用的。因为那些丝毫没有想要报酬或报答的中国的朋友们，站出来支持中国的事业，他们的话就会更有分量”。[86]重返华盛顿之初，顾维钧是照此行事的。他为在美国游说向南京申请的专款，主要是用于一般的交际、雇人收集资料等。但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接连失败而产生的对美援的迫切需要，以及为了挽回国民党在美国一落千丈的形象，从1948年起，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开始更多地使用以金钱推动的各种手段，顾维钧也就被卷入这一类游说活动中去了。
用金钱推动游说的一个手段是资助亲国民党的院外集团。例如，1949年6月，顾维钧要求外交部增拨一笔专款，其中资助中国应急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Committee）每月3000美元，一次资助6个月共18000美元，资助全美妇女协会4000美元。[87]中国应急委员会是这一年3月成立的旨在向美国政府施压以增加对华援助的团体。它的主席是亲国民党企业家麦基（Frederick McKee），众议员周以德是它的全国咨询委员会成员。
资助院外集团是为了间接地疏通国会议员，此外还有直接疏通议员的手段。1948年2月，顾维钧致函外交部长王世杰，曰：
兹有一事奉商者。日昨某议员之挚友密告之迈（即陈之迈——引者注），谓援华关键既在议院，彼愿充本馆与议员间之联络员，从事疏通联络。该议员为某领袖之一，声望经验均足左右议案。惟此项工作在在需费，估计须支五万美元。其数虽巨，但须与该议员之法律顾问分润，该议员及其至友与法律顾问（原手稿此处有五个字字迹不清——引者注）。窃以此类联络工作似属有用。前年英国所得三十七亿五千万元借（款），闻亦聘有联络员多人疏通议员，卒得通过，所费甚巨。现某对我所索者，在彼目中为数甚微，全为开销必需用途，而在我外汇奇绌之时，或有难乎筹措之虑。又此项工作最宜秘密，否则有损无益。故即能筹措，其实施方法亦须谨慎。弟意最好由商业机关出面聘为顾问，须付款项亦由该机关直接交付，不由使馆出面办理，以防泄漏影响。细思中国银行、中央通讯社或世界贸易公司等中择一代理最为妥贴……[88]
此事后来如何进展，《顾维钧文件》中没有进一步的材料，《顾维钧回忆录》对此也一字未提。但从以下所述事例来看，当能得到南京的批准。
国民党以金钱推动游说活动的主要手段是雇佣代理人。这一时期国民党究竟雇了多少美国人为其进行游说活动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个别现象。根据美国国会的统计，到1951年还有10个登记过的国民党代理人仍在活动，当然这不会是总数，因为还有未登记的代理人。[89]这其中几个重要的代理人就是由驻美使馆聘用的。
驻美使馆聘用的一个重要说客是威廉·古德温（William J.Goodwin）。古德温是美国两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担任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司库，转投共和党后担任过西部五个州的共和党政治顾问。1948年3月31日，古德温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公共关系顾问的名义被聘用。按国民党对外公开的说法，聘用古德温是“为了让美国人及其政府和国会，以及工业、金融界的领导人更好地理解（资源）委员会的目标和政策”，以吸引美国资本投资于中国的工业，因此这一任务是非政治性的。[90]但实际上，古德温从事的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游说活动，与他保持联系的不是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而是顾维钧手下的公使陈之迈。这也就是前面顾维钧给王世杰信中所说“不由使馆出面办理”，而找一家其他机构代理的办法。根据合同，古德温一年的聘用费是3万美元，其中包括酬金、法律顾问费和其他一切相关费用。但研究国民党游说活动的美国学者凯恩（Ross Koen）认为这3万美元仅仅是报酬，国民党还支付了其他费用。确实，1948年9月因《援华法案》通过，古德温就得到1万美元的额外补助。加上这笔补助，古德温第一年获得4万美元，他用于游说的支出是22857美元，纯报酬至少是17143美元。当时驻美使馆一等秘书的月收入是315美元，古德温的报酬应该说是非常丰厚了。[91]
古德温为国民党进行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国会议员。通常他会出面设宴，邀请国会议员与顾维钧、陈之迈等同桌交谈，规模一般在十人左右，目的在于向议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争取他们在国会中对国民党的支持。1949年1月25日，古德温在大都会俱乐部设晚宴，出席者共13人，包括尼克松（Richard Nixon）等6名参议员，驻美使馆参加的是顾维钧、陈之迈和使馆秘书顾毓瑞。席间，顾维钧向议员们强调了共产党一旦控制全中国的严重后果。2月1日，古德温安排另一次晚宴，邀请共和党参议员巴特勒（Butler）、民主党参议员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和5名来自两党的众议员与顾维钧见面。顾维钧请这些议员发表一项支持中国的政策声明，派一个由军事及其他方面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去中国，并制订一项援助国民党的计划。几天后，古德温又以同样的方式安排顾维钧与另一批国会议员见面。[92]驻美使馆在1949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古德温非常积极地与国会领袖接触，已安排了6次晚宴和几次午餐，使顾维钧有机会向他们表达国民党的观点。[93]
安排与议员见面是公开的活动，私下里古德温还有事要做，就是向议员提供有关中国的材料，甚至为他们起草发言稿，以便他们在国会中为国民党说话。1948年10月，古德温帮助参议员米利金（Milikin）起草发言稿，有关中国的内容特地征询了陈之迈的意见。他告诉陈之迈，这篇发言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以塔夫脱（Robert Taft）为首的一大批参议员的观点。报告发表后，所有的重要报纸都予以报道。1948年总统大选前，古德温自己并介绍陈之迈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材料，为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对华政策提供炮弹。[94]
古德温受聘之初，主要与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保持密切联系，对民主党议员关注相对不多。但在1948年11月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出人意料失败后，国民党急于摆脱向共和党一边倒的尴尬境地，在陈之迈的推动下，古德温加强了与民主党议员的联系，运动南方各州的民主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古德温与两党都有很深的渊源，对此他十分自得：“我在国会很有影响力，因为两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尊重我，并完全相信我的真诚，而不管我在政治上或商业上担任怎样的职位。”[95]
古德温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公共关系顾问”的聘期是一年。1948年11月，他向陈之迈提出，希望在次年3月期满后续聘一年，并将聘用费提高到5万美元，他保证会使国会在次年春天通过一个大规模的援华法案。陈之迈在向顾维钧报告时建议，可视古德温能否使国会通过新的援华法案再做决定。[96]多半是因为国会没能通过新的援华法案，聘期期满后古德温没有被续聘。但他屡屡向陈之迈表示继续为国民党进行游说的意愿，在给顾维钧的信中甚至提出可以“只要求经费，而放弃酬金”。[97]1949年7月6日，古德温以中华新闻社公共关系顾问的名义被驻美使馆再聘一年，聘用费25000美元。顾维钧向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报告时称，最后拍板做出决定的是“在纽约的幕后实权人物”，即此时在纽约的宋美龄。经宋美龄修改批准的古德温的聘书上写着：“以期影响美国立法，使之有利于国民政府之大业。”[98]
古德温在第二个聘期内很快就遇到了麻烦。9月18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蒋在国会搞院外活动》的文章，揭露国民党以一年25000美元雇用古德温游说国会一事。其他报纸也纷纷就此事大做文章，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舆论的压力下，中华新闻社打算发表声明，表示对古德温之事并不知情，但马上被顾维钧制止。后来，顾维钧口述回忆录时也表示，驻美使馆与雇用古德温一事毫不相干，也毫不知情。其实，此事经美国媒体披露后影响极坏，几乎成为国民党出钱进行游说的代名词，这才是顾维钧后来推托说不知情的缘由。1950年4月10日，古德温的合同被提前解除。[99]
古德温的游说活动主要集中于国会，虽然他对新闻媒体也做工作，但在这方面离国民党的期望有很大距离。驻美使馆负责新闻舆论工作的秘书顾毓瑞对此有这样的评论：“古德温的工作是称职的，但肯定不是第一流的。他的接触范围有限。他没有也无法影响新闻和广播界。”为此，顾毓瑞在1949年初建议顾维钧另聘一流的公共关系专家专门对媒体开展工作，并重点推荐了诺曼·佩奇（Norman Paige）。[100]
佩奇是一名电台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担任美国广播公司（ABC）驻远东的记者，战后自己在菲律宾开办了三家商业电台，大为获利。顾毓瑞在1949年5、6月间与佩奇进行了多次接触，探讨其为国民党对美国媒体开展工作的可能性。佩奇对此工作很感兴趣，在6月上旬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设想。在备忘录中，佩奇表示他将与驻美使馆的官员保持密切联系，用大部分时间与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媒体领导人接触，尽全力通过新闻、广播、影片等向美国公众宣传国民党的政策，重点是发动一场强调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将威胁美国安全的“恐怖”战役。佩奇提出完成这些任务每月的最低费用是2500美元，其中2000美元是薪金，500美元是工作经费。[101]顾毓瑞在与佩奇接触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似乎非常熟悉新闻和广播界，因此能在这一领域内做出色的工作。”于是向顾维钧建议由国民党在美国的某一机构出面聘用佩奇。与此同时，陈之迈根据自己获得的情报也向顾维钧报告，佩奇是一个优秀的作者、组织者和行政管理者，在美国的广播和杂志圈联系广泛，并且在大电台的主管中享有很高的声誉。[102]
在顾毓瑞和陈之迈的共同推荐下，顾维钧决定以中华新闻社公共关系顾问的名义从1949年7月起聘用佩奇9个月，每月费用2500美元，任务是与电台联系安排广播节目，并且每周在大报上、每月在杂志上各安排发表两篇文章。驻美使馆负责与佩奇联系的是顾毓瑞。顾维钧刚做出这一决定，就于7月19日收到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的电报，要求他与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重要的专栏作家以及电台评论家建立密切联系，向他们提供信息并提出建议，以此影响美国的舆论，为此将拨给特别经费。顾维钧遂向叶公超报告了聘用佩奇一事，要求每月拨给3500美元，其中2500美元是佩奇的薪金，1000美元是各项支出，首期9个月一共31500美元。9月10日，外交部核准了这笔费用。[103]
在9个月的聘期中，佩奇进行了两次工作旅行，尤其对国民党以往关注较少的西部地区倾注了很大精力。在工作旅行中，佩奇访问了全美各地40余家有影响的报纸，让它们接受并使用国民党提供的材料。这40余家报纸每天的读者总共约有5000万人。
西部的一些主要报纸如《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波特兰日报》（Portland Journal）、《洛杉矶镜报》（Los Angeles Mirror）、《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原先的社论都持批评国民党的立场，佩奇就重点上门游说，使它们的出版商和编辑改而采取对国民党同情的态度。据佩奇向使馆的报告，经过他9个月的努力，一条能够向美国媒体输送有利于国民党的材料的渠道已经建立起来。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只剩一家大报《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尚未改变反对国民党的立场。佩奇是电台记者出身，每到一地，必访问当地电台。经他做工作后，这些电台最显著的变化是有利于国民党的报道在头条新闻中的比例增加了。在加州，他还专门去访问好莱坞，与各大制片公司商讨以电影的形式宣传国民党的可能性，其间与米高梅公司就拍摄陈纳德“飞虎队”的故事片进行了探讨。[104]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佩奇9个月聘期内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顾维钧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在1949年12月向宋美龄提出，希望在佩奇的合同到期后，由她出钱继续雇佣佩奇。但此时古德温事件风波刚过，宋美龄以无经费为由予以拒绝。[105]1950年3月15日，顾维钧致电叶公超，认为佩奇过去9个月的工作非常成功，建议续聘他6个月或9个月。叶公超予以同意。4月4日，顾维钧与顾毓瑞、陈之迈一起与佩奇见面，通知他原先的合作将延续下去，同时对他的工作提出新的具体要求：要着重宣传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政局的好转、中国大陆人民的不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苏联背景，要着重报道“事实”，既有新闻，又有资料数据，让“事实”引导人民得出有利于国民党的结论，而不要总是敦促报纸撰写有利于国民党的社论。[106]
佩奇续聘后仍以主要精力赴各地旅行，联络报纸和电台。在1950年10月给“使馆”的报告中，他写到，从1949年7月受聘至今，已在全美旅行了10万英里。[107]1950年12月上旬，在顾维钧安排下，佩奇赴台湾访问。访台的经费预算是3000美元。在台湾的一个多月中，他先后与蒋介石、宋美龄、陈诚、叶公超、吴国桢、孙立人等晤谈。回到美国后，佩奇再次周游全美各地，向媒体和公众做宣传。据他自己说，这使美国公众对台湾的看法普遍有好转。[108]佩奇最初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美国西部，1951年上半年，他又根据顾维钧的建议对南方和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了访问，以便与那里的媒体领导人建立密切的联系。
顾维钧对佩奇推动报纸和电台宣传国民党的工作评价很高，称赞他采用“悄悄地”同出版商、专栏作家、电台和电视评论员、经理人员进行接触的办法，“宣传工作是相当成功的”。[109]因此每当佩奇聘期届满，他都力主续聘。1951年1月，佩奇获续聘9个月。7月，顾维钧致电叶公超，请在这一个聘期期满后，再聘用佩奇。但叶公超没有赞成，理由是“外汇短绌，又值所谓游说问题甚嚣尘上，为避嫌计，与Norman Paige合同拟不续签”。顾维钧接电后，立即回电表明自己的看法：“贝奇（即佩奇）君向专心于联络报界及广播方面重要人物，俾助宣传唤起美民众注意，对美国会及政界从无接触，应不至涉及所谓游说之嫌，突然解聘，恐反滋揣测。”在顾维钧的坚持下，叶公超同意续聘佩奇一年。[110]1952年1月，由于外汇短缺，佩奇同意将其薪金和经费削减百分之二十。10月下旬，顾维钧向正在美国访问的叶公超提出佩奇续约问题，建议再续约一年，并为此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叶公超同意了这一要求。但12月，叶公超以外汇短缺、预算无法平衡为由决定不再与佩奇续约。中华新闻社对佩奇以该社公共顾问名义活动却不归该社管辖一直就不太情愿，况且佩奇一人的报酬就等于该社全年的预算，自然支持这一决定。[111]至此，从1949年7月起，佩奇以中华新闻社公关顾问名义被驻美使馆雇佣达三年半之久。
古德温和佩奇虽是为驻美使馆工作，但都有个资源委员会或中华新闻社公关顾问的对外公开身份。除了这种以公开名义开展的活动外，驻美使馆还以暗中资助的方式请美国人做宣传，这就是伊曼纽尔·拉森（Emmanuel Larsen）和他的《远东通讯》（Far Eastern News Letters）。
1948年2、3月间，拉森在与陈之迈、孔祥熙商讨并得到资助的承诺后，创办了《远东通讯》。陈之迈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联系人。《远东通讯》是月刊，有关中国的新闻皆反映国民党的观点，其材料大多由陈之迈提供，每期的内容也是在与陈之迈讨论后确定的。该刊发行量不算大，但在所有大学图书馆和相当规模的公共图书馆中都有陈列，关心远东事务的人都能读到。一些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告诉陈之迈，《远东通讯》在为国民党做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国民党的中华新闻社办的《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大，后者因为完全是“宣传”而“无人阅读”。陈之迈认为，《远东通讯》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渠道，使得国民党能够在一般媒体不合作的情况下发表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和材料，而不被认为是“宣传”。[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