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通讯》的经费主要由驻美使馆资助。根据陈之迈给顾维钧的报告，《远东通讯》的开办费2000美元来自孔祥熙，通过陈之迈分两次资助。开办后，陈之迈根据顾维钧的指示，以拉森给美国报刊写读者来信宣传国民党观点的形式给其报酬，至1948年12月初，这样的报酬一共给了1500美元。此外，陈之迈从自己每月300美元的活动经费中不时给拉森50美元或100美元的资助，至1948年12月累计达1200美元。顾毓瑞也从自己的活动经费中另外资助了拉森200美元。这些款项共计4900美元。此外，《远东通讯》按驻美使馆的要求加印增刊也会得到补助。1948年8月，共和党众议员巴斯贝（Busbey）在国会做了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长篇发言后，陈之迈请拉森将该发言作为增刊印行一万份免费发放，为此支付给拉森400美元稿费、120美元赴芝加哥与巴斯贝联系的差旅费和257.9美元的印刷费。10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题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博尔顿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对国民党十分有利，但过于冗长。陈之迈请拉森将其缩写后作为《远东通讯》增刊发行，为此支付了550美元。[113]由于《远东通讯》每期的发行并不赢利，而且还有亏本，陈之迈在12月初专门致信顾维钧，说明它的财政窘况，请顾维钧予以特别考虑。顾维钧对陈之迈该信的批复是：“已由余支出转付，免留痕迹。”[114]虽具体资助多少不得而知，但想对外遮掩使馆与拉森的联系则是十分明显的。
顾维钧与驻美使馆在美国进行的游说活动，按美国法律来说，有的是合法的，有的则是非法的。顾维钧对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舆论界的游说是合法的，因为向驻在国说明本国的情况并施加影响是使馆的正常职责；但为议员代拟讲稿、起草议案就卷入了美国国内政治，不是外交官该做的事了。至于雇用代理人进行游说，美国于1938年通过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所有“代表外国政府、外国政党和其他外国政治委托人进行政治宣传和其他活动”的人必须“向公众曝光”，这包括代理人必须向司法部登记，报告本人和外国委托人的姓名及住址、与委托人签订的合同、活动的性质和范围、接受的金钱及其具体用途，并递交政治宣传的文本。[115]古德温两次受雇都向司法部做了登记，但他实际从事的是与法律条文规定不相符的活动。古德温第一次受雇是作为资源委员会公关顾问登记的，但他根本不是为资源委员会而是为驻美使馆工作，从事的是与资源委员会毫不相干的活动。因《援华法案》通过，古德温在1948年9月得到1万美元的额外补助，但在司法部却无此项记录，即他未按规定报告。[116]至于顾维钧向王世杰提出的通过巨款运动议员以使议案通过，那就完全是违反美国法律的活动了，所以顾维钧主张由商业机构出面，尽可能将事情做得隐蔽些。
以金钱推动的游说活动在1948年以后迅速展开，与国民党因国内失败急切需要美援相关。这样的游说活动需要大量金钱，顾维钧在1949年时感叹“人财两乏”，因为各项游说活动“均需巨款方能实施”。[117]
这一时期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除了顾维钧主持使馆开展的以外，正在美国的宋美龄和孔祥熙也在推进。对于在美游说活动政出多门，顾维钧出任大使后不久就向王世杰提出，在美宣传工作应有“适当划一之指导”。但这一状况始终没有改变。在一次驻美外交官员的内部会议中，顾维钧抱怨说，在美宣传游说，“使馆理应主持，但经费不统一，用人无权，而中央派至美国之宣传负其使命工作，咸不与使馆接洽，亦无片纸只字之报告到使馆，以收统一之效”，一些人获得一些皮毛之见，就赶紧向国内报告急于邀功。[118]这种政出多门、互不协调的做法给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后人了解国民党游说的全貌增加了困难。
四 自由主义者的无奈
1948年秋，当顾维钧在为争取美援不遗余力地奔忙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下旬，济南失守之际，蒋介石几夜未得安眠，叹道：“以济南失陷，对外对内关系太大，有损于政府威信莫甚，政局、外交、经济更为拮据。”[119]此后，国民党在战场上失利的消息接踵而来，国内各方面人士也纷纷来美，滞留不归以寻退路，驻美使馆中人心浮动，有人还提出了离职要求。
1948年底，蒋介石的心腹陈布雷因对时局绝望而自杀。1949年初，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也因同样原因而自杀。顾维钧与两人都有来往，消息传来，对他震动很大。这一时期，国内来人很多，与他们见面，顾维钧都要询问军事方面的情况以及推行金圆券造成的后果。他对急剧恶化的局势十分不安，对国民党短时间内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溃败感到困惑，与当时许多人一样思考着其中的原因。在一则日记中，他写道：
局势是可悲的。它说明过去多年我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有某些错误。忽略了在治理国家中应当注意人民意愿的原则，以致损害了中国。中国古训“民为邦本”，意义至深。按现代的意义说，人民是国家的股东，政府不过是董事会。董事会不可能一直违反股东的利益进行经营而不遭到股东的怀疑，失去他们的支持，以致引起抗议和反对。[120]
顾维钧的这一分析显然触到了国民党失败的主因，即人心的背离，也显示出信奉英美式民主政体的他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满。顾维钧自认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在英国目睹了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内阁在大选中被工党击败，随后在外交场合看到工党的外相贝文和刚下台的前外相艾登相互间可以毫无拘束地交谈，称赞这是真正的民主制度。[121]然而，对民主制度的称赞和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却没有让他在时局动荡之际放弃为这个政权服务。1948年12月，刚结束在欧洲的访问来到华盛顿的驻加拿大大使刘锴告诉顾维钧，他与驻欧洲各国的大使如驻法大使钱泰、驻苏大使傅秉常等讨论了一旦共产党攻占南京后如何应对的问题，他们有主张立即辞职的，也有不赞成的，但普遍都对现政权不满，觉得变一变对中国来说会好一些。但顾维钧对此看法不以为然，认为即使南京陷落了，战斗还会继续下去，总会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政府，尽管也许设在广州或重庆。这表示了他继续追随国民党政权的意愿。[122]
在对国民党统治表示不满的同时还继续追随国民党，主要原因在于顾维钧对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的看法。如前所述，在赴华盛顿上任时，顾维钧已认识到国共之间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达成妥协，国共问题也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他原先所持的超然中立的态度因此发生了变化。随着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进军并将它的各项政策在各地付诸实施，既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顾维钧，对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对立感。他认为，共产党背离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走极端地接受并鼓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看法与当时冷战正酣的国际局势完全合拍，而顾维钧又恰身处反共意识强烈的美国，自然会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苏联全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亚洲沦于共产党之下，即使目前苏俄在欧洲失败，它最终仍将获得胜利。如果它失去亚洲，即使眼前在欧洲得胜，它也完不成世界革命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而中国则是亚洲的关键”。[123]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一批国民党战犯。在43人的名单上，顾维钧榜上有名，列在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在这份战犯名单中，顾维钧是唯一的驻外大使，更是唯一在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后被国民政府也通缉过的人。顾维钧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显然是因为他在国共内战中竭尽全力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对于名列战犯，顾维钧没有太激烈的反应。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听到消息表示惊讶时，顾维钧还说，对他而言这是“一种荣誉”。[124]然而，被列入要惩处的战犯名单后，在正进行战略决战的国共之间，顾维钧就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了。
统治了中国20多年的国民党此时确已是一座将倾的大厦。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军事上一败再败和内部桂系的压力下发表文告，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按中共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顾维钧此时对国共和谈不抱希望。在蒋介石下野前夕致蒋的电报中，他认为，“共党决无诚意言和，必仍图恃武力压迫政府无条件降服，以造成共党把持之政府”。1月下旬，他又致电蒋介石、李宗仁等，请他们在与共产党打交道时务必坚持体面的和平，反对按中共的条件进行和谈。[125]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
蒋介石下野后，仍在自己的老家溪口发号施令，通过亲信嫡系继续掌控着国民党尤其是军队。李宗仁在南京城中虽顶着代总统的头衔，却很难行使实权。远在大洋彼岸的顾维钧感觉到国内混乱的局势，有一阵子大使馆的武官甚至连国防部是在南京还是广州或其他什么地方都无从得知，也不清楚谁在当国防部长。
面对纷乱的政局，顾维钧在应对“内交”方面像往常一样十分老到。他既接受南京的指令，也与溪口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他仍称其为总统，并报告在美交涉的一切情况，包括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来美后的活动。在他看来，“引退”并非辞职。[126]因此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他对前者靠得更近。顾维钧的这一态度使李宗仁十分恼火，认为他“玩忽法统”，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对自己则“完全采敷衍态度”，这是他另派甘介侯来美的主要原因。[127]
让顾维钧感到更为棘手的是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作为驻美大使必须面对的问题。当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战场上溃败之时，美国政府认定美国的援助已无法挽救这个正在崩溃的政权，也无法阻止共产党夺取全中国，因此对国民党的求援无动于衷，敷衍了事。在与美国高层官员的交往中，他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一旦蒋委员长决定下台，美国人决不会为他洒一滴眼泪。”[128]尽管如此，顾维钧对获得美国的援助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而是认为关键在国民党自己能否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以取得美国的信任。1月底，顾维钧与天主教大主教于斌讨论国内局势，提出国民党迫切需要改革的六个方面：（1）组成一套无私、有勇气和有经验的顾问班子帮助蒋介石；（2）重组军队，由忠诚、精干的军官担任指挥；（3）用有为的年轻人替换老年官员；（4）各省主席任用文官以恢复老百姓的信任与合作；（5）照顾及任用大学生；（6）在经济和贸易方面采取自由竞争的政策。他认为，如果蒋介石重新掌权并实行这些改革，美国就不会抛弃中国，美援就会源源不断地进来。作为外交官的顾维钧对改进国内政局提出如此具体的计划，以至于他自己也认为自己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政治家。[129]
大厦将倾之际，主张国民党必须改革，同时仍寄希望于蒋介石，这不仅仅是顾维钧一个人的立场。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和4月下旬从国内来美国的胡适都有相似的看法。4月27日，顾维钧与刚到纽约的胡适以及蒋廷黻一起午餐，话题是如何挽救局势。当天顾维钧回华盛顿处理使馆事务，胡适与蒋廷黻继续交谈时谈到了国内糟糕的经济和军事状况对蒋介石声望的打击，但认为蒋介石仍坚持反共。[130]
5月2日，胡适在华盛顿驻美使馆与顾维钧晚餐，国内局势是他们讨论的主题。第二天，胡适带着一份使馆起草但经他修改过准备发往国内的电报稿回到纽约，与蒋廷黻讨论。蒋廷黻对电报稿提出修改意见，包括国内应在仍掌控的南方范围内促进各派团结、鼓励新人与新政策等。胡适接受了修改意见。[131]5月6日，这份由胡适最后改定的电报由顾维钧领衔向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层发出，在顾维钧后面签名的依次是胡适、于斌、蒋廷黻，以及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刘师舜、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张彭春、远东委员会代表李惟果等。除于斌外，其余6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电报称，由于“长江不守，京镇苏杭不战而陷”，美国国内对华“失败主义气焰遂更高涨”，使馆因此连日召集专家商讨对策，一致认为国民党“只有事实上的大改善”，才可以扭转美国政府的失败主义心理，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以支撑住战局。电报提出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三项事情：
第一，眼前亟需军事上有所表现，必须在大陆上明定必守的区域，全力固守，建起一个自由中国的规模，尤须在有利地带予共军以有效的打击，始可以使世人相信我尚有斗志，尚有力量。第二，必须使世人昭知我国军政各方各派系实已精诚团结，一致反共，一致为民族国家奋斗。第三，必须使世人相信我政府实能扫除旧习，充分用新人，行新政，争取人民的拥戴。以上三事，实为恢复友邦信心、转移世界舆论的要图，而尤以军事上能撑得住为最要。我若真能撑住一个自由中国，则友邦援助必来无疑。[132]
这份电报虽由胡适定稿，使馆却是发起者，并拟出了初稿，电报中主张的三点是顾维钧此时反复强调的国民党要获得美援的三个前提：抵抗、团结、争取民众支持。电报表明顾维钧、胡适等人有相同的看法。蒋介石、李宗仁等收到电报后都有回复，称赞顾维钧等“忠忱谋国”，“所提三点确为当前最重要之方针”。[133]
电报发出后两天，顾维钧与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杜勒斯（John Dulles）就中国局势及国民党应该如何赢得美国政府的好感和支持进行交谈。顾维钧表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一个新内阁，全部由胡适、晏阳初、吴国桢、孙立人这些美国人熟知的富有才干的人组成，并且实行改革的计划。杜勒斯赞同这一看法，认为这是纠正美国国内对国民党偏见的唯一办法。[134]顾维钧的这一主张是上述电报所提方案的具体化。这一方案并不是抛开蒋介石、李宗仁这些人另起炉灶，而是“补天”，是在承认他们掌控权的基础上引入新人，增加活力，以取得美国的信任。此后几个月，顾维钧为组建一个由有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所组成的内阁，推动国民党改革，倾注了很大精力，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在这一过程中，他与胡适、蒋廷黻来往密切，互动频繁。
6月4日晚，顾维钧与蒋廷黻在华盛顿有一次长谈。他表示，美国能否援华取决于国民党自身能够做些什么。在重申团结、抵抗、争取民众支持三项主张时，他强调团结不仅是领袖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还包括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为达到此目标，顾维钧提出应让胡适出来担任行政院长，并有权挑选内阁成员。在回答蒋廷黻关于新内阁成员的询问时，顾维钧谈了他所考虑的内阁重要职位的人选，如由蒋廷黻本人或王世杰任外交部长，孙立人任国防部长，陈光甫或蒋廷黻任财政部长，晏阳初任经济部长，而其他几个不太重要的部长职位应该留给西北马家集团、国民党、川系、桂系等。顾维钧设想的这个内阁是由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生为主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在这个内阁中国民党被视为与桂系一样的一个派系，但并不完全排斥蒋介石。蒋廷黻告诉顾维钧，前些天与胡适谈过，他也有相同想法，可以齐心合力一起来做。顾维钧说，这是拯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了，目的就是通过实行改革取得美国的援助。[135]第二天，顾维钧又在驻美使馆双橡园召集会议，出席者有青年党的曾琦以及于斌等人。在会上，顾维钧强调了与蒋廷黻交谈中提到的各点。[136]
顾维钧等人在美国酝酿新内阁之时，国民党在国内正要更换内阁，任命胡适出任外交部长。顾维钧获悉这一消息十分兴奋，将此看作自由主义者组阁的第一步，立即给胡适送去祝贺，胡适这才知道自己被任命的消息。6月16日，顾维钧与胡适在双橡园就此问题进行了3小时的长谈。顾维钧力劝胡适接受外长一职，但胡适对此有种种顾虑，一是认为蒋介石并不愿意他接受此职，二是对李宗仁的度量大小有看法，三是与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有宿怨，且不满阎内阁的人员组成。顾维钧竭力说服胡适，称出任外长是为下一步准备的台阶，接下来就是成为一个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新人组成的新内阁的首脑。这样一个内阁是美国人乐意看见的，因此应该按美国的期望行事，以保证获取美国的援助；而没有美援，国民党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他对胡适说，你“是我们的王牌”，成败在此一举了。但胡适仍不为所动，说即使出任行政院长，没有一个自己挑选的班子也不能做成什么事，但说可能会在9月回国后组织一个像政党那样的自由主义社。[137]
6月21日，胡适致电阎锡山坚辞外交部长：“日夜自省，实无能力担任此职。”并称“适在此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即以一介平民身份反能为国民党做些事情。[138]第二天，他给顾维钧看了电报稿。6月23日，顾维钧与胡适、蒋廷黻共进午餐。席间，顾维钧仍竭力劝说胡适出山担任行政院长，并说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针对胡适关于在蒋介石与李宗仁对立的情况下无法有所建树的疑虑，顾维钧给他出主意说，可任用50来个无职务无头衔也不领薪俸，但是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充当他的代表，在国民党各派领袖之间、各派领袖与内阁之间、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进行联络沟通，说服国民党各派将全部权力交给内阁，捐弃个人分歧，实现真正的合作。这一通过个人间的沟通解决派系分歧的办法，与顾维钧自己在北京政府任职的经历有关，也与他外交官的职业习惯相符。顾维钧还说，胡适是一位无个人企图、不谋私利的自由主义者，因此最适合出来领导新内阁。胡适回答说他不能胜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因为生性不愿向任何人发号施令。顾维钧马上说，这是一种美德，足以保证内阁通过坦率和充分的讨论，以民主的方式形成决议。参加谈话的蒋廷黻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顾维钧“极尽其能言善辩之口才”力图说服胡适。但胡适仍坚持己见，不肯出山，并推举了蒋廷黻、王世杰等人作为替代人选，这使蒋廷黻十分恼火。[139]
在劝说胡适接受外长并为组阁做准备的同时，顾维钧向胡适建议，以被任命而未上任的外交部长的身份与美国政府官员见面，沟通两国关系。胡适对此未持异议。顾维钧在7月1日与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会面时提出这一要求，艾奇逊当面表示愿与胡适见面一叙。但胡适于7月中旬抵达华盛顿后，艾奇逊却食言不肯与其会面。胡适对蒋廷黻谈起此次华盛顿之行，坦陈十分“沮丧”。在回答宋子文关于艾奇逊为何避见胡适的询问时，顾维钧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艾奇逊不愿影响尚未接受新职的胡适做出最后决定，另一是胡适曾公开批评马歇尔的对华政策。[140]
虽然一时无法说服胡适，但顾维钧并没有完全放弃。7月25日，顾维钧在纽约与宋子文见面，组成一个由留美学生构成的新内阁是两人交谈的主题，他们都认为这是挽救时局的唯一途径。顾维钧对宋子文说，由蒋介石主持军事并在其支持下将政治和政府事务交给新内阁，就可以摆脱目前的困境，并影响美国政府，重新获得美援。[141]
8月21日，顾维钧在其纽约下榻的酒店与宋子文、胡适、蒋廷黻和贝祖诒等讨论国内局势和应对之道，讨论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到5点半结束，持续了4个半小时。除了美国国务院发表不久的白皮书和向联合国控诉苏联问题外，讨论集中在如何通过自身的改革以获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顾维钧谈了他与司徒雷登、参议员诺兰等谈话的内容，这几个美国人都说如果中国实行自救，美国就会帮助中国。但谈到自救，胡适仍固执地表示不愿出任外交部长或行政院长之类负责任的公职，不想陷入进去，并对自由主义者出来帮助政府以使美国相信中国自救的愿望不抱希望。讨论中，蒋廷黻对胡适的一再拒绝很不耐烦，对胡适说你去做中国的甘地吧，我们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142]9月初，在与司徒雷登见面时，顾维钧仍主张一个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新内阁。[143]
顾维钧和蒋廷黻等所期望并极力推动的新内阁主张，在1949年夏热闹了一阵后，就偃旗息鼓了。被顾维钧视为“王牌”也即实施这一计划关键的胡适，始终坚持不接受任何公职。胡适之外，顾维钧他们实在找不到一个能够顶替的角色，尽管蒋廷黻说要另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最终仍然一无所获。新内阁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去补天。虽然他们主张自由主义者在新内阁中应获得全权以便能够收拾局面，因此国民党包括蒋介石必须退居幕后，但如顾维钧对宋子文所说，这样的往后靠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应对美国政府中对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越来越多的反对，一旦渡过难关，仍可拥护蒋介石再当领袖。[144]虽然顾维钧他们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但蒋介石根本不愿放弃一点点实权，这就注定了新内阁计划根本无法付诸实施。而这些有留美经历的自由主义者虽对政治有兴趣，也有一番抱负，但对自己去趟政治这潭浑水又都有程度不同的顾虑。蒋廷黻在劝胡适出山时以入水做比喻，说那潭水看上去很可怕，但一旦你跳进去了，就会觉得很愉快。[145]然而，当胡适提名由他来替代时，他却也不愿跳进去，并且还很恼火。
推动新内阁计划的着眼点是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顾维钧多次向美国方面表示自由主义者自救改革的决心和新内阁的前景，以鼓励美国对中国局势的信心。美国政府对受过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一向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这些人能在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像马歇尔曾说的，中国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者在政府中和少数党中担起领导作用。但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认识到，没有人能够挽救这个政权了，故已经决定采取从中国“脱身”的政策。对这一点，倒是胡适比顾维钧看得要清楚些。他认为，让自由主义者出来协助国民党，“使美国相信我们自救的真诚愿望是无济于事的”。[146]
在与顾维钧一起酝酿新内阁之时，蒋廷黻还在筹划组建一个新政党——中国自由党。蒋廷黻组党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45年，希望在国民党之外另组一个反对党。1947年下半年他出任驻联合国代表后不久，向顾维钧提起组党的问题。顾维钧赞同这个设想，与他讨论了党纲和章程。后来因为国内局势变化，他们“这方面的兴趣也就衰退了”。[147]
1949年夏，蒋廷黻再提组党之事。8月29日，他与胡适讨论组党问题，列了一份发起人的名单，蒋廷黻、胡适、顾孟余、翁文灏、傅斯年、陈光甫、郭泰祺、于斌等之外，顾维钧也在其中。9月7日，蒋廷黻将他与胡适讨论后拟订的中国自由党党纲交顾维钧征求意见，并请他担任自由党的发起人。9月14日，顾维钧回复蒋廷黻，愿意担任自由党发起人，并赞同党纲。他还对党纲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增加收取党费作为收入的规定，并公布财务和决算报告。信函发出后，顾维钧想到自己还是国民党党员，特别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于是于次日又致函蒋廷黻，表明接受自由党发起人是以放弃国民党党籍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条件的，在此之前还不适合做发起人。[148]与新内阁计划一样，自由党计划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顾维钧对此的热情随后就减退了，虽然蒋廷黻为此的努力延续到1951年。
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除了1920年代参加北京政府的那几年，顾维钧基本上不参与国内政治，并以此作为一个外交官的行事准则。新内阁计划以及自由党组党则有违于他以往恪守并标榜的原则。但在国共两党战略决战的时代大背景下，担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要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对外交涉中，顾维钧一向主张依靠美国。而在他看来，美国此时希望中国出现一个由自由主义者领导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是获得美援、挽救时局的关键。所以，他就十分起劲地参与到推动新内阁的活动中了。按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必须按出钱的老板定的调子演奏”，“按美国的期望行事”。[149]一个以恢复中国丧失主权为己任的外交官，这样来定位与美国的关系，可见此时的顾维钧对美国依赖之深了。这种对美国的依赖和信任，是他从留学时开始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美国的认同与亲和感在外交事务上的反映。早在第一次出使美国期间，他就认为美国与其他列强不同，“对于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随着与美国打交道越来越多，他更是相信，美国“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这是他按美国调子行事的思想基础。[150]
从政治理念上说，顾维钧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他积极推动新内阁的内在动因。在新内阁计划的几个关键角色中，胡适、蒋廷黻和顾维钧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都信奉自由主义，但对新内阁和现实政治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胡适虽有心推动政治进步，但始终不愿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就不愿直接介入政治之中。蒋廷黻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却热衷投身政治，下决心通过自己的行动推进自由主义政治。新内阁计划搁浅后，两人仍念念不忘政治改革。1950年7月下旬，两人与顾维钧见面，谈到国内政局时，胡适说土耳其总统伊诺努（Ismet Innonu）由于选举失败和平交出政权，意思是国民党和蒋介石也应如此。蒋廷黻则说蒋介石最好就做纯粹法理上的“元首”，而不干预权力的实际运作。[151]与胡适、蒋廷黻相比，顾维钧虽有相同的政治理念，但因为多年来从事外交的经历，在处世行事上要更为现实些，更懂得随机应变，在理念上不如胡、蒋那样执着。新内阁计划有可能时，他积极予以推动。而当该计划无法实行，局势剧变必须做出选择时，他并无太大困难地又回到先前的立场上，认为蒋介石在中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继续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在美国朝野奔走。
[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55页。
[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第402页。
[3]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5年5月3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2。
[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37页。
[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11～612页。
[6]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6年1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2。
[7] 《蒋介石日记》，1946年3月12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75、684页；《申报》1946年3月16日，第1版。
[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96页。王世杰当天日记无与顾维钧谈话记录，见《王世杰日记》上册，第789页。
[9]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98页。
[1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02页；《蒋介石日记》，1946年5月16日、17日。
[11] 《宋子文致顾维钧》（1945年7月25日）、《顾维钧致宋子文》（1945年8月3日、12月1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9，52。
[1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20页；《蒋介石日记》，1946年6月10日。
[1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12～714页；《苏运走东北物资事，顾维钧在沈谈我之准备》，《益世报》（天津）1946年6月1日，第1版。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25～727页；《蒋介石日记》，1946年6月15日。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页。
[16]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671页。
[17]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9～20页。
[18] 《蒋介石日记》（1946年8月15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71页。
[19] FRUS，1947，Vol.7，Washington，1972，pp.789-793.
[2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714～715页。
[21] FRUS，1947，Vol.2，pp.1066-1068；《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49～53页。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87页。
[23]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4月1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24] FRUS，1947，Vol.2，pp.824，1107-1108。
[25] 《王世杰致顾维钧》（1947年5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6。
[26] FRUS，1947，Vol.2，pp.1114-1115；《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5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27] FRUS，1947，Vol.2，pp.1119-1121.
[28] 《王世杰致顾维钧》（1947年5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6；《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43页。
[29] FRUS，1947，Vol.2，pp.1126-1128.
[30] FRUS，1947，Vol.2，pp.1132-1133.
[31] FRUS，1947，Vol.2，pp.1136-1139；《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50～154页。
[32]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6月2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55页。
[33] FRUS，1947，Vol.2，pp.1147-1149；《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6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34]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6月24日、2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67～168页。
[35] 《蒋介石日记》，1947年7月2日。
[3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51页；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第166页。
[3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1页；《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1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38]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1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39]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1月1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40] 《外交部致顾维钧》（1947年11月17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1册。（本文所用台北“外交部”档案，承蒙台湾师范大学吴翎君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41] FRUS，1947，Vol.2，pp.1223-1224.
[42] 《顾维钧电》（1947年11月22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1册。
[43]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52页。
[44]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2月1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1册；《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68～269页。
[45]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2月3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7页。
[46]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2月21日）、《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1月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1册。
[47]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1月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2册。
[48]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1月12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2册。
[49] 《王世杰致顾维钧》（1948年1月18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2册。
[50]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91～293页。
[51]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97页。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99～304页。
[5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9～422、1008页。
[54]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2月2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4册。
[55]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07～310页。
[56]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2月2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4册。
[57]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3月23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5册。
[58] Note of Conversation with Vandenberg，26 March，1948，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5；《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23～325页。
[59]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27页。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30页。
[6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593～1596页。
[62] FRUS，1948，Vol.8，pp.102-103.
[63]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55～358页。
[64] 驻美使馆发《白宫发布截止10月3日经济军事援华款项运用情况》，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援统计资料》。
[65] FRUS，1948，Vol.8，p.175；《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03页。
[6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05～506页。
[67] FRUS，1948，Vol.8，pp.201-202.
[68] FRUS，1948，Vol.8，pp.199-200；《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29页。
[69]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Truman，24 November，1948，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5；《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53～557页。
[70] FRUS，1948，Vol.7，p.473.
[71] FRUS，1948，Vol.7，p.516.
[72] FRUS，1948，Vol.7，p.543.
[73]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23页。
[74] 《蒋介石日记》，1946年6月15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26页。
[75]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6日）、《蒋介石致顾维钧》（1946年8月17日、12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138；《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13页。
[76]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1页；《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77]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0页。
[78]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99页。
[79]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12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80]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81]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8年4月3日、28日，1950年7月8日）、《顾维钧致外交部》（1947年10月1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8，167，137。
[82]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94页。
[83] 《顾毓瑞致顾维钧》（1949年3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3。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32页。
[85] 《顾维钧日记》，1949年4月2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7。
[8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16页。
[87] 《顾维钧致叶次长》（1949年6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5。
[88] 《顾维钧致王雪艇》（1948年2月2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9。
[89] 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51，p.941.
[90] 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8.
[91] 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8.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第52页；《顾毓瑞致顾维钧》（1949年2月3日、1950年6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