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国三公”、四面楚歌
在中国的国共内战中，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各种形式的援助，但大把大把的美元并没能挽回国民党在战场上的颓势。1948年底，美国政府开始确信，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于是，美国决策者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其对华政策，认为继续承担对国民党援助的义务“并不是一种好的外交”，美国“需要改变航向的自由”。[1]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一百多万军队被歼灭。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随着国民党败局已定，美国政府决心与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国民党态度的改变，使代表国民党政权处在对美外交第一线的顾维钧，面临着外交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困境。多年后回首这段日子时，他感叹道：“这时实在是我最为困窘的日子。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是那么令人沮丧，而我仍要继续工作，在美国政府颇不友善的态度下为国家尽心竭力。”他深感自己“已如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2]
杜鲁门政府要从它陷得很深的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为替失败的对华政策辩护，回应国内共和党的攻击指责，也为了让美国公众对国民党的最后崩溃不致感到太突然，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初决定准备一份文件，详尽地说明美中关系的状况，推卸失败的责任。这份文件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通常称之为《美中关系白皮书》。
顾维钧较早就获悉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这样一份文件，并且意识到文件的公布将对国民党产生负面影响。6月下旬，他致电外交部，报告了美国准备发表白皮书的情况，认为此事“殊值注意”。外交部得知后指示顾维钧，“此项白皮书如经公布，对我政府深为不利，希洽国务院探询真情，相机劝阻”。[3]
7月1日，顾维钧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面，提出了白皮书问题。他说，国民党一直在寻求美国政府的道义支持，迄今尚未获得肯定的帮助。而白皮书的发表，其结果不仅会进一步削弱国民党的地位和威信，而且会给共产党过去几年来所进行的反国民党宣传提供更多的材料。他向艾奇逊提出，希望美国政府不要马上决定发表白皮书。在美国政府决策层中，艾奇逊是力主发表白皮书的，但当面并未回应顾维钧的要求，只是说将把这一意见转告杜鲁门总统，请其决断。几天后，在与国务院官员会面时，顾维钧继续强调，白皮书证实了共产党所说的国民党的短处和缺陷，这就是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也会使美国政府自己丢脸，成为一个跟国民党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政府。[4]
顾维钧的这些活动无法阻止美国决策者的既定计划。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白皮书在宣传美国对中国的“传统友谊”、美化其对华政策时，详尽叙述了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国民党的各种援助，同时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没有笔下留情。白皮书附有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一封信。艾奇逊在信中说，“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其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到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5]这番话意在表明，国民党的垮台与美国无关，美国政府做了该做的一切，失败的原因在于蒋介石，而不是美国。这正是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的意图所在。
顾维钧对美国发表白皮书的第一反应是“美国已经一笔勾销了国民党中国”，狠狠地踢了它一脚。在未收到外交部指令的情况下，顾维钧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不长，对着媒体的镜头，顾维钧只念了一分钟，但却花了四个小时撰写定稿。顾维钧在声明中说：“对华白皮书的公布是一不寻常的步骤，特别是在我国为遏制共党侵略和捍卫国家独立进行殊死斗争之际。这一大卷书多为美国对事态的看法，当然，中国方面还有它的观点。中国政府正在研究白皮书的内容，并将发表看法。不管过去的所作所为该不该算在国民政府的帐上，今天的基本事实是，中国正在与受到国际共产主义援助和唆使的共党侵略奋力搏斗。”在声明的最后，顾维钧向美国呼吁：“决心继续为反对共产党侵略而斗争的中国当能成功地赢得美国对其目的和努力的更好理解，并完全取得它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6]
这是国民党方面对白皮书的最早回应。由于认定对美外交的首要目标仍是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顾维钧避免在声明中对美国国务院进行直接的批评，尽管他对白皮书十分不满。8月16日，国民党政府对白皮书的声明在广州发表，顾维钧对该声明的评价是：“白皮书公布十天之后发表的这份声明过于温和，并有意含混其词。论点也未击中要害。”[7]
白皮书的发表不仅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国民党内也造成了很大混乱。白皮书在最后部分引述了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于1949年5月5日致杜鲁门信中的一段话：“可惜由于我们当时的政府没有能够对这项援助作正当的使用，未能做到政治、经济与军事上适当的改革，致使你们的援助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我们的国家目前所处的窘境应归咎于当时的贻误。”[8]李宗仁给杜鲁门写这封信，是想与蒋介石的失败划清界限，以便美国政府接下来能够支持他。但这一表述，正好被美国国务院用来证明美援没有发挥作用的责任全在国民党自己。国民党内最高层尤其是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虽说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李宗仁信件的公开，将这一矛盾完全暴露于公众面前，对国民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顾维钧是国民党政府驻美国的外交代表，但对这样一封由代总统致美国总统的信竟毫不知晓。白皮书公布此信后，顾维钧与李宗仁派驻美国的代表甘介侯联系，希望能获得信件的全部内容。甘介侯虽然口头上答应，但一直拖延，就是不肯将信件交给顾维钧。
国民党内的矛盾和分裂使顾维钧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此时蒋介石已到了台湾，在广州有李宗仁，还有行政院长阎锡山。李宗仁在美国有自己的代表，阎锡山也派了自己的代表来美国。在美国还有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这些人都会分头去找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谈中国问题，并各自向国内报告，相互之间却封锁消息。这种多头并进的状况，使顾维钧左右掣肘，难以施展身手，却不能公开抱怨，只能在日记中大叹苦经：“一国何啻三公。”[9]
尽管对国民党内的矛盾和分裂不满和无奈，顾维钧却没有停止为这个败退中的政权服务。白皮书发表后，顾维钧在大使馆内开会，要求使馆人员在以后的两三周内，从各个具体问题的侧面，准备一系列文章发表，以便持续反击并借此削弱白皮书的影响。他自己也出马撰文，经陈之迈修改后于9月中旬定稿。这篇题为《中国是值得拯救的》文章发表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11月号上。文章以极具煽动性的词语开头：“中国正在火上，经受共产主义的灼灼烈焰炙烤。爱好自由的人民的伟大任务就是阻止这场大火的蔓延。”在追述美国对华政策时，文章突出了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问题上的不同，尤其讲到马歇尔调停时期的政策捆住了国民党的手脚，针锋相对地反驳白皮书的观点。文章强调“中国是值得拯救的，也仍然能够被拯救”，但关键是时间，拖延帮助中国将影响整个亚洲。[10]
顾维钧竭尽全力想让美国政府和公众相信国民党中国是能够被拯救的，但事实却无情地嘲笑了他撰写的文章。该文发表时，广州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从南京退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只得再次败走，撤至重庆。在此之前，顾维钧向美国国务院官员保证，国民党白崇禧部队可以守住湖南南部，广州作为政府的最后堡垒是稳固的，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合作也大有进步。但随即传来的消息却说，因为蒋介石不给白崇禧部队军饷，以及将自己的部队从粤北撤走，白崇禧指挥的防线崩溃了，只得率部仓促撤往广西。[11]这一状况颇像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在国联的经历，在台上说得天花乱坠，下台后却发现事实完全相反，好像挨了一巴掌，而此时顾维钧所承受的心理打击则远远超过当年。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控制的区域急剧缩小，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在准备从中国大陆脱身时，美国政府考虑将台湾与大陆分开来处理，并将蒋介石的势力阻止在台湾岛之外。在蒋介石于1949年5月下旬到达台湾后，美国又考虑培植取代蒋介石的势力。对美国的这一意图，处在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看得很清楚，采取了隐忍退让的策略，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而对美国属意的人选则处处提防，设置障碍，将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美国政府最终发现有关国民党和台湾的事情无法饶过蒋介石，只得回过头来仍与他打交道，但对是否予以全力支持却下不了最后的决心。[12]
11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根据国务院指示向蒋介石当面宣读了艾奇逊给他的电报，称美国对国民党在台湾“治理不当”很不满意，美国的态度取决于国民党自身改革的情况；目前已批准的美国援助还将继续，今后是否提供新的援助，则要看国民党自己表现如何，并要国民党保证在岛上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然后美国再实施援助方案。蒋介石对批评其治理不当面露不满，当天在日记中称美方措辞“傲慢不驯”，但会面结束后又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国务院在白皮书发表后“转圜之地步”，给自己下一台阶，接下来就会向他提供援助。[13]基于这一判断，蒋介石决定抓住时机，要求美国加强军事援助。
11月9日，顾维钧收到蒋介石的密电，通报了美国政府的最新表态，以及在这之后陈诚发表的呼吁美国加强援华派遣军事顾问团的声明。蒋介石此电的目的是要顾维钧积极推进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援助。但顾维钧对美国政府的表态有不同的理解。收到电报当天，他与刚出任助理国务卿的巴特沃思（Walter Butterworth）会面，了解艾奇逊给蒋介石电报的由来和美国政府的真实态度。巴特沃思称此电是为了说明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关切，但台湾当局竟据此提出要美国派军队“协防”台湾，简直是异想天开。这一回答使顾维钧明白，包括巴氏在内的国务院官员对蒋介石的憎恶丝毫未变。艾奇逊给蒋介石的电报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恐吓，是逼迫蒋介石在台湾推行改革，自己承担起防卫的责任。因此，陈诚敦促美国加强“援华”的声明“实际上是文不对题”。[14]
顾维钧的这一判断抓住了美国政策的实质。美国政府此时确实无意对蒋介石或台湾承担任何责任，只是担心停止援助会进一步招致国内反对势力的攻击和损害国民党已经很低落的士气。基于对美国政策的这一理解，顾维钧仍坚持先前的看法，认为获得美援的先决条件还是国民党进行美国所期望的改革，由美国政府属意的人出来主持政局。于是，他向台北提出建议：“我于提出（美援）请求之前，宜先由我自动调整主持台岛省政之人选，以表示我决心抗共，欢迎与美合作之诚意，而免美政府中反对助我者之怀疑与阻梗。”[15]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人选已不是胡适，而是美国人多次向他提起的吴国桢了。此前，美国海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Oscar Badger）在11月上旬和12月上旬两次向顾维钧表示，台湾需要有一位致力于改革的文官出任省主席，而吴国桢是最合适的人选。[16]吴国桢也是一位留美学生，抗战后期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抗战胜利后担任上海市市长，被认为是一位能干的官员。
顾维钧向台北提出建议时，蒋介石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也正考虑接受美国的提议，于是在12月15日任命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做出这一安排后，蒋介石认为可以向美国提出增加援助的要求了。12月16日，叶公超密电顾维钧，内容是关于一份代号为“艾利斯”（Alice）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向美国开出了求援的清单，包括在军事上帮助国民党装备6个陆军师、16艘巡逻艇，在技术上派遣陆海空军顾问三四十人协助策划训练，在经济上延长未用完的援华款项并帮助稳定台币、发展工农业等。台湾当局表示：“如美国政府接受吾人之请求，给予吾人以次所列技术的物质的援助，中国政府决不因之而忽视其自己的责任或丝毫松懈其自己应有之努力。”叶公超要求顾维钧将这份备忘录译成英文后亲送国务卿或副国务卿，请他们尽快予以考虑并转杜鲁门总统，并告诉他此项要求在台湾只有三四个经手人知道，不要泄露给在美国的其他中国人。[17]
接到“艾利斯”备忘录后，顾维钧特地去拜访白吉尔。白吉尔是美国军方中主张加强援蒋的重要人物，“艾利斯”备忘录就是根据他不久前向台湾提出的建议加以修改而成的。顾维钧去见白吉尔是为了与他讨论备忘录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表述，并了解国务院对援蒋问题的最新态度，以使备忘录尽可能顺利地被国务院接受。会见后，顾维钧对“艾利斯”备忘录做了修改补充，列出了原先缺少的军事援助款项的分类数额。12月23日，他将修改过的备忘录英文稿送交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并向巴氏强调，台湾当局“认识到毕竟它必须自助，它所要求的任何援助只是为了帮助它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旁人”。[18]顾维钧和台湾当局期待美国政府对“艾利斯”备忘录做出积极的反应。
但就在顾维钧向美方递交备忘录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使馆发出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内部文件。该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台湾可能为共产党军队攻克，因此必须做好宣传舆论准备，以尽量减少此事对美国威信的影响。宣传的要点是台湾没有特别的军事意义和战略价值，美国并未承担“拯救”台湾的责任，而且这样做对美国害处极大。[19]这份被称为“第28号特别命令”的文件表明，美国国务院急于要从与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的牵连中摆脱出来。
国务院的文件是内部文件，顾维钧当时并不知晓。但他通过军方的渠道获悉，在12月29日举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军方不顾国务院的反对，主张向台湾当局提供援助。在向台北报告这一信息时，他称，该“会议的气氛相当良好，在新的一年开始时，出现这种有利的气氛，显示着会有一定的事态发展”。[20]顾维钧的语调相当乐观，显然认为这一发展是朝着有利于台湾当局的方向进行的。但是，这一次顾维钧的判断错了。
1950年1月5日上午，顾维钧从新闻中知道了国务院“第28号特别命令”，觉得十分惊讶。下午，杜鲁门总统就台湾问题发表正式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杜鲁门表示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尊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称：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21]
美国政府这一完全从中国脱身的表态，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来说，是十分沉重的打击。这也出乎此前对形势估计较为乐观的顾维钧的预料。不过，顾维钧明白，军方与国务院之间、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而且即使是杜鲁门的声明也未将今后援助国民党台湾当局的门完全关死，因为杜鲁门强调的只是“现在美国无意”干预和卷入。在声明发表当天给台北的电报中，顾维钧提醒台湾当局高层，对在声明发表前临时插入的“现在”两字，以及现场杜鲁门不愿答复记者就此的提问，应“特为注意”。[22]他主张对杜鲁门声明应做谨慎的反应，不宜即刻发表公开回应。
顾维钧对杜鲁门声明的分析，显示出他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各派政治力量的了解。当台湾当局高层对杜鲁门声明一片惊慌之时，他看出了隐藏在公开声明后美国决策层内存在的矛盾。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军方主张向台湾当局提供在美国监督之下的一定规模的军事援助，尽可能长地维持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因为这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安全利益。但国务院认为，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并不能挽救这个已经腐败透顶的政权，它的失败只会使美国丧失威信，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台湾对美国的安全并非那么重要。杜鲁门的声明表明在这两派的争执中，总统站到了国务院这一边。但军方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国会中，共和党中的亲国民党势力则抓住声明攻击民主党政府及其对华政策，掀起新一波的反对声浪。这样，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不久，美国国内对国民党的态度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起来。
在美国的亲国民党势力中，有一些人对蒋介石没有好感，认为国民党失败的最大责任就在于蒋介石。他们主张继续援助国民党，但蒋介石必须离开，并就此与顾维钧接触。最早向顾维钧提出此点的是从中国回来不久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9年9月2日，顾维钧与司徒雷登会面。在顾维钧提出自由主义者组阁一事后，司徒雷登表示，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不过，司徒雷登没有说这一主意是他个人的，还是代表政府提出的。[23]
司徒雷登还只是提出建议，并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接着就有人带着具体的方案来找顾维钧了。担任过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Joseph Davies）带了里基特（William Rickett）来与顾维钧见面。顾维钧知道后者是一位著名的特工，称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追随者”。里基特向顾维钧提出，如果蒋介石愿意离开中国，美国政府负责保证他的安全。蒋介石可以携带他的一切财物，美国为他装备一艘完全由他支配的游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任何国家。里基特表明这个主意是经过白宫研究的，并作为白宫的意见告诉顾维钧，请他作为中间人转告蒋介石。多半是认为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一方案，而且相信蒋介石还能够掌控权力，顾维钧没有按美方的要求转达这一消息。直到1953年10月蒋经国“访问”美国，时过境迁，顾维钧才将此事告诉了蒋经国。[24]
1950年3月16日，一个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挪威人布约尔塞特（Brynjolf Bjorset）来见顾维钧，直截了当地提出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已不信任蒋介石了，他应该走开，把权力交给他人。此前的3月1日，蒋介石已经在台北“复行视事”，重新走到前台。因此，顾维钧明确回答布氏，这不是切实可行的建议，现实终归是现实。[25]
在这之前，李宗仁以治病的名义已于1949年底到了美国。蒋介石“复行视事”，还有着“代总统”头衔的李宗仁自然不满。他的私人代表甘介侯在美国报刊上发表声明，谴责此举为“违宪”行为。对蒋李冲突，顾维钧仍然倾向蒋介石一边。他劝说李宗仁顺从不可避免之事，即应该接受现实，并说如果公开发泄对蒋的愤怒，就会损害美国对台湾的继续援助。[26]时局动荡之际，顾维钧对国民党高层政治看得十分清楚，相信只有蒋介石才能掌控局面。
这一时期，顾维钧的外交活动集中于推动美国的政策朝着有利于台湾的方向转变。3月下旬，美国国务院发生人事变动，腊斯克（Dean Rusk）取代巴特沃思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与前任不同，腊斯克主张援助蒋介石。因此，他一上台，顾维钧就认为“他对问题不抱偏见”，也就是不像巴特沃思那样厌恶蒋介石和国民党。4月20日，顾维钧与就任新职的腊斯克第一次会面，美援是他们会谈的重点。顾维钧首先提出，美国应重新考虑杜鲁门声明中所宣布的不提供援助的政策，随即建议如果目前还难于从根本上改变业已宣布的政策，可先给台湾当局少量纯粹用于防御的援助作为政策修正的开始，并列举了地面雷达站、沿海巡逻用的小型海军舰艇等。这次会晤比原计划延长了一个小时。腊斯克虽在会谈中表示，杜鲁门声明所宣布的政策仍是现行的政策，但在会谈后几天就向艾奇逊进言，建议向台湾当局提供援助。[27]
与腊斯克几乎同时到国务院担任顾问的杜勒斯，是国务院中正在上升的援台势力的另一主要代表。顾维钧与他保持着密切往来。在与腊斯克会谈后次日，顾维钧邀请杜勒斯到使馆双橡园午餐，讨论美国的对台政策。席间，杜勒斯对顾维钧关于敦促恢复军援可先从防御项目开始的主张表示赞同，并愿意在国务院讨论对台政策时施加影响，尽管他不能肯定这影响究竟有多大。[28]顾维钧向腊斯克和杜勒斯提出的先提供防御援助的建议，并非来自台湾当局的指示，而是他自己为了推动美国逐步改变政策而向美方提供的一个方案。
对积极主张援台的军方，顾维钧更是往来密切，特别是与助理国防部长格里菲斯经常会面，讨论恢复军事援助的问题。
6月初，顾维钧从与美国官员的交谈和新闻报道中已经感觉到，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6月12日，杜勒斯告诉他，国务院对台湾当局的态度近来有所好转，存在重新考虑对台提供军援的可能性。这一切使顾维钧认为，“美国要改变远东政策已初见端倪”，只是尚须等待合适的时机。[29]这一时机出乎意料地很快就出现了。
二 朝鲜战争的冲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消息传到美国，还是24日星期六的晚上，顾维钧正在新泽西州的乡间度周末消夏。尽管是朝鲜半岛上发生的事情，他马上想到的是美国将做出怎样的反应：“不知美国将如何应对？它不可能对此置之不理，因为这是对美国威望的直接挑战。”[30]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朝鲜战争发表声明，除命令美国军队支援韩国军队外，还命令美国海军进驻台湾海峡，称：“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31]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这样，在卷入朝鲜战争的同时，美国入侵了中国的领海。
杜鲁门的声明改变了他1月5日声明中尊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中国的立场，提出了美国决策层内酝酿已久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但与此同时，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又为台湾当局提供了它所期望的武装保护。顾维钧在杜鲁门正式发表声明前获得了声明文本，读了之后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由于美国向台湾提供了武装保护伞，他认为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往好的方面变化”；另一方面，对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未定”的内容，他认为“措辞是粗暴的，简直很蛮横。官方声明中使用如此措辞以对待友好国家，实属罕见”。当天向台北报告时，他特别提醒台湾当局注意杜鲁门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未定”的内容：
细察宣言措词不无深意，其明言台湾将来地位须待诸日后决定，一面因现既改变态度，与元月间宣言不得不有自圆之说，一面亦欲对各种可能解决留一回旋余地，不先自作拘束。如所列属确，是未必均与我有利……综此情形，我对美宣言不宜轻先表示态度，似须慎重考虑，既不宜予美以刺激，亦不必过为颂扬。[32]
同一天，顾维钧还向正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蒋廷黻建议，不要评论杜鲁门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的那段话，因那段话有不利于台湾当局的可疑含义；如果一定要表示意见的话，可以就美国政府承担阻止大陆对台湾武力进攻一事表示赞赏。[33]
杜鲁门声明传到台湾，岛内舆论在肯定其“协防”台湾的同时，对其中“台湾地位未定”的论调也有指责。这一情况反馈到美国，引起美国的不满。于是，顾维钧电告台北，对杜鲁门声明不要做考虑欠周的新闻报道，或感情冲动的评论，以免激怒美国政府和公众，“不利于我，盼今后避免此类有损合作之表示”。叶公超回复称，顾的意见已引起重视，并已指示各报馆不要发任何带刺激性的评论。[34]
尽管对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不满，台湾当局还是将朝鲜战争看作改变自身不利处境的战略机遇。杜鲁门声明发表当天，叶公超从台北给顾维钧打来电话，就根据联合国决议拟派军队去朝鲜半岛一事征求其意见。顾维钧表示，不要具体说明将提供何种援助，只需表明在保卫台湾安全的前提下，愿意贡献最大的力量。并建议派军队之事，在正式向联合国提出前，应先与美国政府磋商，并严守秘密，不使美国为难。在同美国达成某种默契之前，连联合国也不通知。[35]
然而，台湾当局对派军队一事很是急切，而且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会接受这一提议。6月29日清晨，叶公超再次给顾维钧打来电话，告诉他台湾已决定派一支33000人的陆军部队赴朝鲜半岛，并说已将该决定的备忘录用电报发来，请其送交国务院。当天下午，顾维钧将该备忘录交给了腊斯克。[36]
但台湾方面没有接受顾维钧有关此事须秘密进行的提醒，未待美方对备忘录做出回复就将派兵一事在媒体上予以披露。7月1日，美国国务院回复“使馆”，对台湾当局派兵一事婉言拒绝，称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应由麦克阿瑟和台湾军事当局双方派出的代表进行讨论，以确保台湾防务之需要。顾维钧对美国的回复很失望，更对台湾当局在美国未答复前就公布此事颇为不满，认为在处理微妙的外交问题上缺乏协调，是一个失策，但想挽救已为时太晚了。[37]
当然，美国拒绝台湾当局派兵的原因要比台湾提前公布消息复杂得多。着眼于朝鲜战场本身，美国需要有他国军队的参与和支持。但从整个远东局势看，美国生怕台湾当局借此拖美国下水，使朝鲜战争扩大化，最后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期盼，确是此时国民党内许多人的普遍心理。
7月18日，叶公超来电，传达蒋介石指示，要顾维钧回台湾讨论局势。7月31日，顾维钧抵达台北。抵台后，他与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见面，交流对局势的看法。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迫在眉睫，也是不可避免的，认为这会给国民党起死回生提供最好的机会。他们都想听听顾维钧对此的意见。顾维钧完全不赞同这一看法。他告诉这些高官，世界大战就是美苏之间的冲突，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不打算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除非是被动应战。而苏联尽管摆出一副踌躇满志甚至妄自尊大的姿态，但也不愿意发生世界大战。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召集的圆桌讨论会上，当顾维钧以十分肯定的口吻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时，他看到失望的表情出现在与会者的脸上。[38]
在台期间，顾维钧与蒋介石有四次面对面的谈话。他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最新发展，以及从总统到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会领袖对台湾当局和国民党的态度。蒋介石最为关心的是能够获得美国多少援助。顾维钧告诉他，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已经面临非常困难的境地，因此双方必须相互了解，共同致力于坦率而又友好的政策，以便保持最密切的合作。他还婉转地向蒋介石表示，美国国内包括有些首脑人物并不喜欢他，因此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应该把声誉和自豪的问题放在一边，谋求建立一种坚定、实际和可靠的合作基础，要比美国人还更实际些。[39]
这是顾维钧第一次来到台湾。自幼就为中国地大物博而自豪的他，目睹自己所服务的国民党就局限于这样一小块地方，深感惶惑不安。在与“行政院长”陈诚谈话时，他直称台湾为一个小岛。更让他惊讶的是，因为经费拮据，陈诚要裁减驻海外的“使馆”和代表团。这让一直致力于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顾维钧，确实感受到了国民党的没落。[40]
顾维钧此次回台，前后停留17天，行程排得满满的。其间，他有130起约会、13场演讲，包括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上报告国际局势。
8月17日，顾维钧离开台湾当天，蒋介石特地召见他，要他返美途中在东京停留一下去见麦克阿瑟，转达“组织东亚反共同盟军”并归美国指挥的口信，探询麦氏的反应。[41]此前麦克阿瑟刚“访问”过台湾。麦氏“访台”时，蒋介石提出派军队赴朝鲜战场事未被接受。但蒋介石并不死心，希望以顾维钧在外交界的人脉再去劝说。同时，蒋介石也希望顾维钧此行可代他表达对麦氏支持的感谢，因为麦克阿瑟“访台”后在美国国内遭到强烈批评。
8月18日，顾维钧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部拜会了麦克阿瑟。在表达蒋介石对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的感谢之后，顾维钧转告了蒋介石希望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愿望，称蒋介石从与麦克阿瑟的私交出发，愿意派15000人的军队赴朝鲜半岛，以“志愿军”而不是官方的名义在麦克阿瑟指挥下作战，并说蒋介石尽管没有打赢共产党，但他与共产党作战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是绝对必要的。但是，麦克阿瑟拒绝了顾维钧带来的蒋介石的提议，认为台湾当局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安全和防务。顾维钧明白，麦氏这样回复是因为华盛顿对此问题已做出决定。[42]
顾维钧刚回到华盛顿，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Yakov Malik）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rygve Lie），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43]第二天，美国政府就迅速做出回应。美国代表奥斯汀（Warren Austin）在安理会发表声明，拒绝关于侵略的指控，称美国对台湾并无领土野心，并建议安理会指派调查团赴台湾调查。稍后，安理会投票表决，通过将控美侵台案列入议程。美国为使台湾问题进入安理会，也投了赞成票。
顾维钧认为美国政府的做法“简直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他又明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政策是单方面行动，还没有国际上的支持，因此想借此机会在国际讲坛上阐明美国的立场，并争取他国对美国的支持。[44]
美国的做法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此前一年，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但美国没有全力配合，致使控苏案提出年余，仍无实质进展。而对中国大陆提出的控诉，美国则立即回应，并提出派调查团，使台湾当局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国民党高层反对派遣调查团到台湾，视之为损害国际地位和尊严的举动，准备就此问题在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外交部长”叶公超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孤掌难鸣，于是给顾维钧打越洋电话求援，请他将自己的意见发个电报给台北，以做他的后盾。[45]
9月5日，顾维钧按叶公超的吩咐给他发了一封长电。电报开头指出，“美拟要求查明真相实属不得已之应付政策”，并非自愿。但此事对我方前途关系重大，采取何种对策，必须慎重研究。顾维钧称，根据他的了解，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都会同意美国派遣调查团的建议，如果我方单独反对，恐难如愿，而如果行使否决权，则会影响美国与我方的合作，并引起美国的反感，这样就掉进了苏联设置的陷阱。顾维钧在电报中强调，最复杂的地方在于台湾的地位问题，因此首先要确定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他接着说，自杜鲁门声明以来美国一再宣称台湾的地位应留待将来确定，之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部分地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美国也承认台湾现在由国民党控制着，是政府所在地，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认为“美之看法未必于我损多益少”，最后决策时一定要慎重考虑。[46]顾维钧此电的主旨就是接受现实，不要与美国发生矛盾，影响其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此前蒋介石已下决心对联合国派遣调查团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对叶公超担心此举会得罪美国毫不在意，认定“我为自卫，如其不谅，自所不恤也”。收到顾维钧以及蒋廷黻不赞同行使否决权的电报后，蒋介石非常不满，“蒋廷黻、顾维钧来电皆不敢赞同余对调查台湾案投否决票。明是理直气壮之事，而若彼偏解为不对”。但这两位在第一线的资深外交官的意见还是产生了影响。9月9日，蒋介石召集会议，与会者大多认为“以使用否决权得罪美为大不可”，蒋最终只得“勉从众意”，但心中颇为不快。[47]
9月19日，顾维钧应约与腊斯克见面。腊斯克告诉他，美国已决定要将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全体大会，目的是希望联合国分担在台湾海峡维持现状的责任，以及保证将来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此前控美侵台案已列入安理会议程，联合国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美国此举是希望更多国家参与进来。在询问美国提交大会的着眼点是什么后，顾维钧抱怨美国的政策扑朔迷离，并追问腊斯克主要目的是否在于拖延时间，以待事态发展再做决定。顾维钧的话直截了当，但暗藏机锋，他注意到腊斯克一下子脸都红了。腊斯克以不要向台北报告为条件坦率相告，这样做是因为无法确定苏联是否会挑起更大的冲突，所以为了保证美国的防务不受危害，台湾的安全必须有所保障，也因此，美国乐于看到台湾能维持现状。[48]两天后，美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提出大会应研究台湾问题。
对于美国提出将台湾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台北方面十分焦虑，担心引起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有损其国际地位。台北与驻华盛顿的“使馆”和驻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团”之间，函电交驰。顾维钧与蒋廷黻等在美官员也保持密切往来，交流彼此看法。
10月20日，顾维钧与杜勒斯会面。杜勒斯此时不仅是国务院的顾问，也是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代表。顾维钧对杜勒斯说，根据美国政府承认的《开罗宣言》等文件，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台湾的地位问题本身也不在联合国的职权范围之内。杜勒斯解释道，美国政策的目的是防止台湾地区发生麻烦，冻结台湾现状的政策对台北不无好处，因此希望台北不要过分反对美国的立场，使美国政府为难。并请顾维钧向台北转达美方的这一立场。[49]
顾维钧接受了杜勒斯的解释。当天傍晚，他与蒋廷黻见面时转述了杜勒斯的看法，并表示赞同。因为知道蒋廷黻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看法，顾维钧力陈接受美国立场的必要，指出因为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危如累卵，最好还是现实一些，按美国的建议应对。蒋廷黻表示可以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50]
但台北接到顾维钧报告后，并不接受美国的立场。蒋介石与陈诚、王世杰讨论时，明确指出反对联合国组团来台。11月1日，叶公超据此给蒋廷黻、顾维钧来电，指示如安理会打算派调查团应提异议，甚至行使否决权也在所不惜。[51]
11月4日，顾维钧到纽约与蒋廷黻就此问题交换看法，商讨对策。随后，他将商谈情况和自己的建议致电叶公超。顾维钧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应向联合国建议推迟辩论台湾问题，但由于大会已做出决定，应要求将辩论限制在台湾与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而不是台湾的地位问题，派调查团赴现场确无必要。[52]
但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入朝作战，美国关注的重点转向朝鲜战场，不再急于在联合国大会辩论台湾问题了。11月15日，杜勒斯约见蒋廷黻，提出推迟辩论台湾问题，希望台湾予以支持。[53]这与顾维钧此前提出的建议相同。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此问题推迟讨论。
朝鲜战争爆发初期，顾维钧处于台湾当局对美交涉的第一线。战争导致的东亚国际格局剧变，使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面临难以应对的外部环境。顾维钧对台湾危如累卵的现实有较为准确的评估，并据此提出顺应美国政策的建议。这种以维持国民党当局生存为首要目标的现实考虑，是他作为一个弱国外交官的习惯应对，也延续了在外交事务上对美国的依赖。但他的建议并不为最高决策层所认可，蒋介石对其不敢“理直气壮”也很不满。就外交来说，顾维钧这一时期并无建树，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这并非他江郎才尽，而是时代使然。他纵有高明的外交才干，但犹如在滚滚洪流中一叶扁舟上的艄公，根本无法逆流而上。
三 一波三折的“共同防御条约”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出任美国第34任总统，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虽是军人出身，但在1948年退出现役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1949年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会表彰杰出校友顾维钧，授予其汉密尔顿奖章，主持授奖仪式的就是艾森豪威尔。
2月2日，上任不到半个月，艾森豪威尔就在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新政府将改变杜鲁门声明中规定的第七舰队既阻止大陆对台湾进攻，又要求台湾停止对大陆进攻的“双重任务”，将不再使用第七舰队屏障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新政策意味着仍要阻止大陆解放台湾，但国民党却有了进攻大陆的可能。这一政策改变被称为“放蒋出笼”，受到台湾当局的欢迎。
在改变对台湾海峡政策的同时，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耗费巨资却仍没能打赢的战争。然而，当艾森豪威尔将朝鲜停战提上议事日程后，台湾当局有了新的不安全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时，公开的理由是美军在朝作战的需要。一旦朝鲜停战，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便无停留的理由，台湾当局有失去美国保护之忧。此外，台湾当局对杜鲁门政府有条件的有限援助一直不满。在艾森豪威尔就职前，叶公超当面向艾氏转达蒋介石的两项意见：“以往美国对台湾在政治军事上均采取敷衍态度，可谓使其不死不活。”“倘将军就职后确将采取更积极之政策，则对台湾之军援似应作通盘之重新考虑。”[54]所谓通盘考虑就是希望美国能与台湾当局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以条约的形式保证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3月19日，顾维钧根据台北的指示，向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顾维钧指出，这样一个条约在军事上可能与美国已给台湾当局的援助差别不大，但在外交上却象征着美国对国民党国际地位的支持，在心理上也将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杜勒斯开始以外交辞令表示很欣赏这一建议，但随即提出了条约的适用范围，即除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外，对其他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沿海岛屿应如何处置。杜勒斯认为，如果将沿海岛屿包括在条约范围之内，一旦大陆进攻这些岛屿，美国将被迫承担它目前并不准备承担的责任；而如果不包括沿海岛屿，又将对国民党造成损害，使人们认为这些岛屿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杜勒斯的这番表白显示了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处境。从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出发，它希望台湾在国民党手中，作为其在远东推行遏制政策的重要支点。但它不希望由此卷入中国的内战之中，因此不愿承担对沿海岛屿的防御责任。被杜勒斯称为善于将复杂问题加以澄清的顾维钧当即提出，可采用台湾与日本签订“和约”的形式，其措辞是条约将应用于目前和今后在国民党统治下之地区，这就可满足条约所需解决的问题了。[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