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结束时，杜勒斯虽表示对台湾当局的建议将予以研究，但此后并无下文。因为美国政府为保持外交上的灵活性，不想公开表明它对沿海岛屿的立场。顾维钧在与国务院官员和国会议员的私下交谈中虽仍提到此事，但也没有再向美方正式提出缔约。他明白，美国改变政策的时机尚未成熟。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我台湾战略上自不能放弃，且因民众注视，仍主多方支持。但积极援助我达成收复大陆则时机尚远，军援经援在可能范围内或可增加，但数量不能多”。[56]
1953年秋，台湾当局的“外交”重点一度转向希望与韩国、泰国等国一起通过条约的形式获得美国的援助。当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时，台湾当局再次向美国提出缔约问题。
1954年2月初，顾维钧收到叶公超的电报，告诉他去年11月尼克松副总统“访台”时，台湾当局非正式提出条约问题，此后草拟了条约方案交给美方，但迄今没有进展，指示顾维钧密切关注该事的发展。2月23日，叶公超又给顾维钧发来一电。该电称，在缔结条约不可强求的情况下，“我国目前之政策应置重点于中美安全条约之缔结，以全力促其早日观成”，“请吾兄在美继续接洽，尽力推动”。叶公超要顾维钧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先行商谈，并密请与国民党友好的国会议员策动此事。[57]此后，叶公超又几次来电催促，要顾维钧向美国务院施加压力，加速事情的进展，最好在4月下旬有关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开幕前能使美国做出肯定的决定，以抵消日内瓦会议对台湾当局的不利影响。
接到叶公超的电报后，顾维钧马上准备了相关的备忘录递交美国务院，并与国务院官员进行接触。但从杜勒斯到国务院的其他官员都在忙着为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告诉顾维钧，此事在日内瓦会议前不可能有结果。在此情况下，顾维钧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如果有关条约的谈判不能很快开始，美国应先发表一声明，表明它愿就这一条约进行谈判，这将有助于消除台湾当局的疑虑。国务院对此建议仍采取敷衍推诿的态度。[58]
美国政府对“共同防御条约”的冷漠态度，使顾维钧对继续全力推动此事产生了疑虑，认为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对台湾来说利弊参半。5月13日，他致电叶公超谈了自己的看法：
棠案（台湾对“共同防御条约”的代号，英文代号为Clara——引者注）即使克日成立，于一般心理上固不无裨益，然实际于我保卫台湾及争取军经援助，难期骤获进步。而于我军事上之主要举动自由反攻，加上一契约上之拘束权，权衡得失，似乎利弊参半。如棠案于现在国际局势动荡变幻之时，仍为政府坚定政策，钧自当于见杜卿时力催，否则，拟轻描提询，以视其反响，暂观局势之演变。
但叶公超不赞同这一意见，回复顾维钧说：“棠案主要的目的在将双方现行互助防卫关系置于立法基础之上，并备参加扩大区域安全组织之地步。就作用言，政治实重于军事。……故仍请兄早日约晤杜卿，积极推动。”[59]
于是，5月19日，顾维钧到国务院拜见杜勒斯。杜勒斯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尽管顾维钧强调条约的防御性质，但他发现，杜氏在回答时非常谨慎，遣词用句十分小心，时常做沉思状注视窗外，不愿对缔约做出任何承诺。此后因为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控制下的沿海岛屿发起进攻，7月1日顾维钧见杜勒斯时，请求美国政府宣布对沿海岛屿的安全表示关注，并声明这些岛屿处于第七舰队的巡逻范围之内。但杜勒斯明确回答，美国政府不愿发表任何正式的声明，因为这会引起过多的关注，但美国海军正关注着局势的发展。[60]在国务院屡屡碰壁后，顾维钧又频频约见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府官员，只是这些活动未能发生作用。
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顾维钧认为，这为美台之间缔结“共同防御条约”提供了机会。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炮击金门表明大陆有可能再进攻其他沿海岛屿，而这些岛屿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卫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应给予同情、资助和支持。[61]
美国对金门炮击引发的台湾海峡危机马上做出反应。9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根据杜勒斯的建议决定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随后，美国请新西兰充当提案国。10月上旬，美国务院决定由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访问”台北，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新西兰提案。
美国国务院没有按惯例将饶伯森赴台之事通知顾维钧和正在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叶公超，也未事先告知台北。顾维钧是从合众社的新闻稿中获悉这一消息的，这使他十分费解和惊讶，也很尴尬。他立即前往国务院探询，但与他见面的官员对饶伯森赴台目的讳莫如深。直到10月15日，饶伯森返回美国的当天，顾维钧才从台北来电中知道，饶伯森与蒋介石会谈就是为了提出新西兰提案。当天，顾维钧还收到台湾方面请饶伯森带来的蒋饶会谈纪要和蒋介石给叶公超、顾维钧的手书密信。蒋的密信曰：
公超部长、少川大使二兄大鉴：此次劳君（即饶伯森——引者注）突如其来，诚出于意想之外，其所说的不外重蹈马歇尔已经铸成大错的覆辙，但对劳君的关系与此事的方针不能不作一决定……
第一，钮西兰（即新西兰——引者注）提案对中美皆无一利而有百害，最好请美竭力劝阻不提，根本打销。此为第一希望。
第二，如不劝止上项提案，则钮提案中最好说明现在战争中之各岛屿皆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而且为其政府所控制保卫者。应由联合国阻止共党侵略，停止双方战争行动。此为第二希望。
第三，如钮案不能照上之意详述，则美国对此提案态度之说明，应由其代表详细说明上项我方之意、美在此项原则下支撑钮案之理由，则我方代表可暂不发言。否则，我代表必须由自己说明上项战争起因，以表明立场。此点甚关重要，余对劳君不啻重复申述矣。
第四，钮案提出之同时，美国发表正式声明，中美两国现正积极进行互助协定之中，其原则已获同意，或双方对原则已大体同意之意。
…………
第七，今日所谈多为原则问题，余现特指定叶、顾二君为余全权代表在美商讨一切具体办法、手续与文字，以及正式商讨双边协定之代表，而协定应以我方所提之草约为根据。
…………
中正手启
十月十四日九时[62]
此信是在饶伯森离台登机前刚写完交其带来的，台北来不及留底，蒋介石在信末还写有“本函阅后请寄还存案”的附言。这使顾维钧感到，饶伯森访台提出新西兰提案对台湾当局确是很大的冲击，一切都是在极其匆忙之中办理的。
所谓新西兰提案，就是由联合国出面处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冲突，使美国不用卷入沿海岛屿问题。但将属于中国内政的国共对峙交由处理国际争端的联合国，也就认可了“台湾地位未定”，也有可能带来“两个中国”的问题。因此，蒋介石认为此提案“无一利而有百害”。
顾维钧一收到蒋介石的手书，就赶往纽约，要去见正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叶公超。蒋介石的信函顾维钧是上了火车才拆开看的。当天正值飓风来临，火车因电线被刮倒而停运，顾维钧第二天上午才到达纽约。从中午到傍晚，顾维钧与叶公超和蒋廷黻边阅读信函，边讨论，持续了6个多小时。在讨论中，顾维钧认为，应首先弄清美国这一行动的动机和目的，它是否想通过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因为美国一直想把台湾这一棘手的问题，尤其是沿海岛屿问题推给联合国，所以首先要驳倒新西兰的提案。出于这一考虑，10月20日，顾维钧和叶公超一起与饶伯森会谈时，主要强调了新西兰提案问题，指出在“两个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之际，该提案的后果特别严重，而并未谈及美台间的条约。[63]会谈后，顾维钧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台湾当局对新西兰提案的看法，于10月23日递交给国务院。
由于台湾方面对新西兰提案反应强烈，为安抚台湾当局，美国政府决定根据蒋介石在与饶伯森会谈中提出的要求（即蒋介石致叶顾密信第四条），开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
11月2日，美台谈判在华盛顿开始，前后共进行了9轮，历时3个星期。台湾方面叶公超参加了7轮，顾维钧参加了全部9轮。美国方面国务卿杜勒斯出席了第一轮和最后一轮，主要谈判者是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谈判中，美台双方的争执和分歧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新西兰提案，台湾当局希望美国阻止新西兰向联合国提出；二是条约的适用范围，美国政府要将其限制在台湾和澎湖列岛；三是美国要求台湾当局保证，在征得美国同意之前不对大陆采取任何进攻性军事行动。
关于第一点，由于在谈判过程中台湾当局意识到美国根本不会放弃新西兰提案，因此不得不改为请美国在新西兰提案提出前先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关于第二点，顾维钧在1953年第一次向杜勒斯提出缔约要求时，提到可用“目前和今后”在国民党控制下的领土这样的措辞。经过多轮磋商，最后在条约的正式文本中写道：“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并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64]在秘密换文中，美国只明确其条约义务限于台湾与澎湖，给“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留下了模糊的空间。关于第三点，在台湾当局的要求下，美国同意不列入条约正文，由台湾当局在秘密换文中做出保证。由于谈判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对国民党控制下的浙江沿海岛屿发起海空进攻，形势对台湾当局非常不利，因此它做了很大让步，基本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只是出于面子上的考虑，台湾当局请美国将对其不利的限制写入秘密换文。美国也算给了台湾当局这一点点“面子”。
“美台条约”谈判至11月23日结束，双方商定在12月2日正式签约。12月1日，台湾当局授予叶公超和顾维钧签约全权，授权的电报是分别发给两人的。但是，叶公超与顾维钧见面时只字不提授权签约事，想由他本人独自签订条约。顾维钧认为这是叶公超被委派签署的第一个条约，而且又是蒋介石极为看重的条约，所以他想在外交史上留下一个印迹，这是很自然的，是人之常情。[65]12月2日，叶公超与杜勒斯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美台条约”签署后尚待各自立法机构审核批准，条约中涉及的美国所承担的防御区域及责任等敏感问题成为条约审批过程中的焦点。12月8日，顾维钧就台北询问有关美方审批条约的情况报告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根据美国政府的惯例和运作程序，总统将在1955年1月将条约递交国会，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早将在1月底或2月初才能完成对条约的审议并交参议院全体表决。对于作为条约附件的换文，台湾当局希望美方不予公布。但顾维钧认为，美国国内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不允许政府方面向国会隐瞒任何与条约相关的信息，所以换文的内容最终难免会泄露。[66]
“美台条约”签署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12月8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同台湾当局蒋介石签订的条约，指出该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条约”，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行为”。[67]《人民日报》在1955年元旦社论中表示，要粉碎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战争条约。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大陈岛、一江山岛等浙江沿海岛屿实施大规模空袭。新的军事形势使美国在条约谈判过程中刻意回避的沿海岛屿问题凸显出来。
1月12日，顾维钧为大陈诸岛形势紧急约见助理国务卿饶伯森。顾维钧首先表示，尽管对大陈诸岛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存在不同看法，但如果台湾当局失去这些岛屿，心理上的打击将十分深远。因此他呼吁美国采取对策，以制止事态的恶化，并提出五点具体请求：（1）美国政府尽快发表正式声明，确认它在沿海岛屿有利害关系和对目前局势的关注；（2）美国应派一名高级军官作为总统特使赴台北，与台湾当局共商局势；（3）美国明确保证为沿海岛屿防卫提供补给支持；（4）第七舰队应派分队至大陈岛周围，在安全距离内执行巡逻任务；（5）迅速向台湾交付军援计划中规定的急需项目，如飞机、驱逐舰和登陆艇。[68]
在沿海岛屿军事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一些原就反对与台湾签订“防御条约”以免被拖入中国内战的人，更是反对批准这一条约，主张通过联合国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使台湾与大陆分开。顾维钧对这一将导致“两个中国”的主张忧心忡忡，及时向台北报告各种相关言论。而随着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对大陈岛和一江山岛攻势日趋猛烈，台湾方面更急切地希望美国表明它对沿海岛屿的立场。1月18日，蒋介石致电叶公超，对第七舰队近日不敢进入大陈岛附近，表示“此为最令人不解者”，要求立即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联络，请美方就大陈诸岛的形势给予明确而充分的答复，“其对大陈究竟主张我军固守或放弃，从速明确详告”，并保证第七舰队在大陈岛区域经常巡逻，以给台湾当局在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69]
但就在蒋介石发电报当天，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协同作战，一举攻克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1月19日中午，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Radford）讨论大陈岛区域新的局势，做出鼓励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出的决定。[70]于是，围绕着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出的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一轮新的交涉。
1月19日下午，顾维钧与叶公超同往国务院与杜勒斯会谈。这已是两人当天第二次与杜勒斯见面了，这次是在美国做出鼓励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出的决定之后。会谈一开始，杜勒斯就宣布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提出的建议：第一，国民党军队自大陈诸岛自动撤退，美可提供海、空军掩护；第二，美国愿与台湾当局“协同采取确保金门区域安全之紧急措施”；第三，在从大陈撤军后，美国或其他第三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火建议。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与其在条约谈判期间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相比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将美台“共同防御”的区域扩大至原先被排除在外的金门区域。由于此举可能使美国在介入金门的过程中与大陆发生军事冲突，而“美台条约”此时还未生效，因此杜勒斯告诉叶、顾两人，艾森豪威尔将会请求国会授予他必要时采取行动的权力。面对美方从大陈岛撤军的要求，叶公超表示国民党军队仍有坚守的决心和士气，但因事关重大须报告台北做最后决定。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叶公超询问美国对位于大陈与金门之间的马祖列岛持何态度，顾维钧则强调靠近台湾北部基隆的马祖与靠近台湾南部高雄的金门对防御台湾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希望美国承担更多的防御责任。但杜勒斯表示美国只负责帮助维护金门地区的安全，马祖如何处置由台湾当局自己决定。[71]
顾维钧对美国的这一决定十分失望，认为这表明美国无意帮助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而只想致力于维持现状。[72]与杜勒斯会谈后，顾维钧与叶公超联名致电蒋介石和“行政院长”俞鸿钧，在报告会谈内容并强调杜勒斯态度甚为坚决后，就台湾方面如何应对提出了看法。他们认为，是否从大陈、马祖等岛撤军，台湾方面应有一妥善计划，以不使沿海岛屿在撤军后落入大陆之手。而如果接受美国建议，有关撤军的技术问题也须与美方详细会商。对于美方提出协防金门，该电表示当然“无可反对”，并指出美国在此用了协同确保金门“安全”的字样，这比“防御”的范围要广，意味着允许台湾当局对阻止中共以进攻金门或以台湾为目的的军事集结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对于美国关于停火的建议，他们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应向美国讲明，“此项建议将导致‘两个中国’之局势，美国朝野之主张‘两个中国’者将因此而变本加厉”。[73]整个电报的基调是赞同美国建议中的前两点，而反对第三点。
蒋介石收到此电后，“甚费踌躇”，“郁悒非常”，1月21日复电指示应对方针。蒋介石表示由于美国拒绝协防大陈，因此不得已接受美国提议从大陈撤军，同时接受美国协防金门区域。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告诉美方，“放弃大陈在战略上实属错误，中美双方在军事上，将来必受严重影响”，且使台湾“民心士气大为沮丧”。因此在撤出大陈前，要求美方必须做到：第一，全力协助所需之运输工具；第二，第七舰队必须立即加强在大陈区域的活动，以阻止大陆军队突袭，并与台湾当局详定撤退计划；第三，美国协防金门区域与台湾当局撤出大陈的声明同时发表。由于对美国政府的意图存在疑虑，担心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承担对金门的防御责任后，会以此替代“共同防御条约”，使条约的正式批准无限期拖延下去，蒋介石同时要求催促美方迅速通过条约。而对美方提出的向联合国建议停火的方案，蒋介石表示坚决反对。在电报的结尾，蒋介石特别强调，从大陈撤退是为减少美方困难而做出的重大牺牲，因此上述要求美方做到的三点“可视为我同意撤出大陈之先决条件”。[74]
1月22日，顾维钧与叶公超一起去见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根据蒋介石来电指示，强调了国民党军队从大陈撤退的三个先决条件，催促美国尽快批准“共同防御条约”，反对向联合国提出停火建议，以免导致“两个中国”。由于此前一天杜勒斯已对美方协防马祖做出承诺，顾维钧特别提到，美国应在台湾宣布撤退计划的同时发表协防金门和马祖的声明。饶伯森表示艾森豪威尔的咨文不会具体提到金门和马祖。叶公超指出，台湾关心的不是总统咨文，而是美国决定协防金门、马祖的声明，这个声明必须与台湾从大陈岛撤退的声明同时发表。顾维钧接着强调这是蒋介石的看法。根据顾维钧会谈后的记录，“饶伯森对这种解释表示感谢，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反对意见”。因此在会谈后顾维钧起草的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叶、顾报告“双方同意当在美国会授权之后，彼此商定日期同时发表”。[75]
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咨文，请求授予他在台海地区采取紧急行动的权力。次日，众议院以410票对3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艾森豪威尔的请求，随后提交参议院。由于预计参议院将很快通过此案，顾维钧与叶公超于1月27日走访饶伯森，再提美方应发表协防金门、马祖的声明。但饶伯森表示，杜勒斯已将总统协防金门、马祖的决定通知台湾方面，美国政府不会再公开声明协防金门、马祖。顾维钧虽强调公开声明效果不同，但并没有继续讨论这一问题。[76]
1月28日上午，叶公超和顾维钧就双方发表声明之事约见杜勒斯。顾维钧提出，决议案通过后，台湾“甚盼美方能作一声明”，表明正与台湾“磋商采取巩固外岛防御之措施，以增强台澎之安定”，以与台湾方面的声明相呼应。杜勒斯表示赞同，并当即指示一同参加会谈的饶伯森“拟稿备核”，并称参议院可在一两日内通过，艾森豪威尔可在1月31日签署决议案并印发声明。会谈结束后，叶公超和顾维钧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会谈情况，并送上他们根据杜勒斯意见修改的台湾方面的声明草案。[77]在他们看来，美台同时发表声明一事已安排妥当。然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却连外交经验丰富的顾维钧也深感意外。
1月28日下午，美国参议院通过关于台海地区的决议案。次日上午，艾森豪威尔签署决议案，并随即发表声明。由于决议案早于预期的时间通过，也由于美国方面对声明一事不如台湾当局那样看重，因此杜勒斯忘了将国务院已拟好的声明稿交给艾森豪威尔，所以发表的声明稿中并无原先商定的与台湾当局“磋商”和为从大陈撤退“提供帮助和支援”等词句，更未提及金门与马祖。这与台湾当局预期的美国声明大相径庭，而美国方面根本没意识到此事有何不妥，饶伯森还对顾维钧说，他认为声明很不错。声明发表后，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均离开华盛顿外出休假，一个去打高尔夫球，一个去钓鱼了。[78]
这一状况使顾维钧与叶公超陷入困境之中。1月29日下午蒋介石对1月27日叶、顾与饶伯森会谈后所做报告的复电到达使馆。与顾维钧当天交涉时的感受不同，蒋介石对饶伯森坚持美方不会公开声明协防金门、马祖的表态感到“不胜震骇”。因为根据叶公超和顾维钧在1月22日与饶伯森会谈后的报告，蒋介石认为双方已“商定美方协防金马声明与我撤出大陈声明同时发表，此二者为中美间相互约束之诺言”，所以美方“忽翻前议，殊属不堪想象，我方对此绝对不能考虑”。[79]稍后获悉艾森豪威尔的声明后，蒋介石反应更为激烈，认为美国欺骗了他，并对叶公超、顾维钧对美交涉十分不满，在日记中发泄道：“我国之所谓外交家，其凡到最后重要成败关头，其脑筋昏沉卑劣，几乎似无智觉之孩稚，殊为痛心。如此外交，焉能不受人轻侮欺诈耶？”“叶、顾乃为中国有名之外交家，而其无识、无力如此，诚不知国家如何能生存于此世界之上矣。”[80]
对于艾森豪威尔声明一事，台北主要是蒋介石看得远比在华盛顿的顾维钧和叶公超严重。由于台北与华盛顿之间的时差及译电需费时间，这一时期台美之间的交涉和电报往来多次出现交叉现象，顾维钧在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双方都非常混乱。”[81]蒋介石的强硬立场使顾维钧和叶公超缺少了之前谈判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由于知道原先草拟的声明稿已被蒋介石否定，他们在致台北的电报中提出此后声明稿的修改可在台北进行。[82]实际上是在建议将台美谈判的重心转至台北，显露出对在华盛顿继续进行交涉力不从心的心态。
1月31日，艾森豪威尔致电蒋介石，表示其根据国会授权决定帮助防卫金门和马祖以对付武装攻击，但双方公开声明的词句不应超出国会决议案的范围，即不应出现金门、马祖字样。这是美国政府旨在安抚蒋介石强烈不满的举动。艾森豪威尔的电报2月1日到达台北，因为明确表示协防金门、马祖，消除了蒋介石原先的疑虑，随即调整关于发表声明的立场，改为只要求美国同意台湾方面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到协防金门、马祖。[83]
此后，经过几轮磋商，最后台湾当局基本按照美国的意愿改定了声明稿，于2月7日发表：“为适应抵抗国际共产集团权力之新形势，决定重行部署外岛军事，将大陈岛屿之驻军转移使用于金门、马祖等重要岛屿，以集中兵力，增强台湾、澎湖及其外围岛屿之防务。”[84]这样一来，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的撤走，似乎就不是败退，也不是听从于美国的安排，而是主动的战略调整了。
台湾当局声明发表的当天，美国开始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地区撤退。2月9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共同防御条约”。
听到美国国会最终批准“共同防御条约”的消息，顾维钧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交涉从大陈岛撤退的最后关头，连续不断地与美国官员会谈使他累出了咽喉炎，医生建议他停止社交活动和谈话，让声带得到休息，但他没法做到这一点。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顾维钧少了往日交涉过程中的自信和从容。在叶公超与杜勒斯签署条约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下的感受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夜长梦多”。[85]
这一时期美台之间的交涉以华盛顿为主要舞台，由叶公超、顾维钧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全权代表台湾当局。叶、顾两人对蒋介石的指示当然是全盘照办的，但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之付诸实施的，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如蒋介石强硬。例如叶、顾两人在1月27日与饶伯森会谈后向台湾方面报告时没感觉有何严重问题，而蒋介石接读电报后却“不胜震骇”。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差异。
就顾维钧而言，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的过程看，叶公超较为直接，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
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是顾维钧外交生涯最后阶段最重要的活动。这一条约锁定了美台之间此后20多年的关系。由于完全站在台湾当局的立场上，顾维钧为这一条约做出的努力，实际上对中美关系的全局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整个谈判过程中，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这就为美台之间最后达成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四 心力交瘁别坛坫
人的活动总是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使顾维钧的外交活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他仍继续为已经败退的国民党四处求援时，这位往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长袖善舞”的外交家，已无法从容不迫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外交难题，由此萌发了退出外交界的念头。
顾维钧最早是在1948年夏向金问泗谈起退休想法的。金问泗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时是顾维钧的助手，在外交界长期追随顾维钧，顾与他的关系亦师亦友。金问泗此时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当时顾维钧为争取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在美国国会议员和国防部等官员中积极游说，对国务院对华政策有含蓄的批评，引起对国民党已有厌恶之感的国务院的反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南京表示，中国驻美大使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胡适了，间接地表达了对顾维钧的不欢迎。因此，顾维钧对即将从美国去南京的金问泗说想卸任大使，并请他转告政府高层，万一美国提出要中国更换驻美大使时不致感到太突然。面对中美关系的困局，顾维钧想到了退休，想“从中国的政治旋涡和中美关系的迷宫中引退”，让其他比他更合适的人来接替他处理中美关系。[86]顾维钧与在美国的宋美龄和其他人谈话中也几次流露出退休之意。但是，蒋介石仍要顾维钧担任驻美大使这一重要职务，以应对困难重重的中美关系。顾维钧自己也明白，此时挂职而去会使人感到临难苟免，急于离开国民党这条下沉的船，而且有可能美国政府不会再接受新委派的大使，使馆只能由留守的代办来维持，这将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冲击。[87]因此，他只得继续留在华盛顿支撑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顾维钧是在第二天早晨获悉这一消息的，他立即意识到，这“很自然地给我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正式代表，造成了一个极端严重的局面”。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国民党驻英“大使”称英国的承认是来自以前的同盟者的沉重打击，是“活埋”国民党的行为。[88]在这前后，一些亚洲和欧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顾维钧深感一下子处于极不寻常的尴尬境地。因为驻节美国多年，顾维钧在华盛顿与各国的外交代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但其中不少国家承认了北京，它们的代表就不能再与顾维钧来往了。当顾维钧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他们就把头扭过去，好像他根本不存在。顾维钧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在向外交使团人员致意时，现在不得不小心一点了。这么多国家已经承认中共政权，在社交或公共集会上不论我问候他们的大使还是他们向我致意都是不恰当的。”[89]对于不到30岁就在华盛顿外交界崭露头角的顾维钧来说，这种滋味又岂是尴尬两字所能道尽的！
外交困境之外，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在美国引发不少棘手的麻烦事，让顾维钧叫苦不迭。除了前面提到的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明争暗斗，让顾维钧有“一国何啻三公”之叹，蒋介石的亲信和亲戚、代表国民党空军长期驻美的毛邦初公开倒戈，与台湾当局对簿公堂，担任过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叫板蒋介石，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所有这些事让国民党在美国公众面前出丑丢脸，也让使馆工作更为艰难。正是这样的内外交困使顾维钧感到自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需要退下来休息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恢复了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援助，双方关系度过了最动荡不定的时期。顾维钧认为此时可以提出退休了。1951年11月，他与来访的董显光见面，谈了退休的打算。董显光此时担任《中央日报》董事长，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顾维钧希望他的意愿可以通过董显光转达给蒋介石。顾维钧告诉董显光，他打算来年提请辞职，原因与政治无关，只是为了个人考虑。他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多年来无假日无休息连续工作已十分疲惫，常感力不从心，由年轻些的人来担任此职更为合适；第二，需要考虑老年的生计问题。如果退休早些，还可以写作为生，否则再拖几年，体衰力竭，就无法这样工作了，而自己几十年积蓄的私产已化为乌有，要为退休后的生活着想。董显光答应会将他的话原原本本向蒋介石报告，不过他认为至少在最近两年内台北不会让他离开华盛顿的。[90]
1952年10月，叶公超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顾维钧向他正式提出了辞职的请求。除了重申向董显光表达的两个理由外，顾维钧还强调，目前对美关系已有改善，此时退休适逢其会，并说稍后会将辞职书交给他，请他回台北转交蒋介石。但叶公超反对顾维钧此时退休，并且认为蒋介石也不会同意他辞职，所以不愿收下他的辞职书带回台北。由于顾维钧在1949年极力劝说叶公超接受“外交部长”一职，并允诺全力支持，叶公超的反对，使他只得表示暂缓求去，以免让叶为难。[91]
顾维钧在华盛顿的职位上一待又是近两年。1954年6月4日，叶公超给顾维钧发来一封密电，告诉他蒋介石要请他去台北担任“考试院长”。这一消息来得非常突然，使顾维钧大感意外。第二天，叶公超专门打来长途电话与他谈此事。叶公超说他也感到意外，并且不知道这一决定的幕后内情，但判断蒋介石的用意是好的，是希望顾维钧在他身边就“外交”事务提供咨询，因为原来担任此角色的王世杰已经被解职了。叶公超告诉他，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不必急于回复。[92]
但顾维钧认为对蒋介石的要求不能拖延答复。考试院是根据孙中山五权制构想设立的五院之一，名义上是与行政、立法等院平行的重要机构，但实际上在政府运作中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它的职责是选拔人才，但并无任命之权，考试院长是一个位尊而权轻的闲职。顾维钧认为，如果蒋介石要酬答他多年的劳绩让他升迁，这是最合适的职位了。因为是一个闲职，接近顾维钧所向往的退休生活，反复权衡后，顾维钧于6月9日请叶公超转呈蒋介石，表示感谢并愿意接受蒋介石的美意，但又谦称对“考试院”缺少知识和经验。顾维钧的这一答复考虑周全，表达了对蒋介石的尊重和顺从，但又以缺少经验为自己留下了退路，因为他对这一任命能否最终实现，还是有些疑虑的。[93]
答复蒋介石后，顾维钧仍就“考试院长”一事征求几位在美国的重要人物的意见。宋子文建议他坚决辞谢这一职位。胡适认为他最好接受“外交部长”而不是“考试院长”的职位，并说这是蒋介石用升迁的方式让他退休。7月11日，顾维钧去见宋美龄。宋美龄对“考试院长”一事不以为然，认为华盛顿的职位更为重要，不能中途换马，对他说即使已经接受，也应该继续留在华盛顿工作，并说已将这一看法告诉蒋介石。[94]
见宋美龄一周后，顾维钧遵蒋介石指示赴台湾，“考试院长”是他此行的一个心结。抵达台北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召见顾维钧。寒暄过后，蒋介石问顾维钧打算什么时候回华盛顿，顾维钧立即听出了话外之音，对“考试院长”一事心中也有了答案。于是，他主动提起此事，感谢蒋介石请他出任“考试院长”，但表示自己一直从事外交，不熟悉“考试院”的职责，无法胜任这一工作。蒋介石听后笑着说，这只是酝酿“考试院长”人选时提出来的，华盛顿的工作更重要，更需要有经验的人。后来，张群告诉顾维钧，请他任“考试院长”确是讨论人选时的一个考虑，是他建议蒋介石让叶公超先告知他，以便他坦率表明自己的想法。但顾维钧对蒋介石最初让叶公超来电，随后又当面一笑置之，还是觉得非常奇怪。[95]此次回台，蒋介石对顾维钧仍是礼遇有加。7月24日，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举行每月一次的午餐会，“五院院长”和国民党元老都出席。蒋介石让顾维钧坐在他的右边，左边是“监察院长”于右任，并让顾维钧简要报告国际局势和美国远东政策。[96]“考试院长”一事是顾维钧退休前的一个插曲。
虽然蒋介石对顾维钧说华盛顿需要有经验的人，但随着美台关系的改进和美国对台湾当局援助的增加，蒋介石转而希望有一个自己更亲信的人在华盛顿处理对美关系。1956年1月初，蒋介石让叶公超致电顾维钧，要他近期回台北议事。顾维钧是个聪明人，能从官样文章中读出隐含的意思。接到电报，他马上想起国民党在纽约办的一份中文报纸说过的话：“顾维钧老矣。”这种有意无意在报纸上出现的话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他又联想起一年多前的“考试院长”之事，明白此行与他的职位有关。由于早有退休之意，他决定大大方方地提出辞职。[97]
1月22日，顾维钧抵达台北。一下飞机，就问来接机的叶公超召他回台湾的目的。叶公超告诉他，蒋介石对华盛顿的职位已另有人选。叶公超的话证实了顾维钧的预判。当晚顾维钧拜见蒋介石，报告对美“外交”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时间仓促，也可能因为蒋介石并未有所暗示，顾维钧没有提及辞职一事。但蒋介石认为顾维钧应该明白此行的目的，对他不主动提出辞职大为不满，当天在日记中写道：“顾甚想继续连任驻美大使，似无自动辞职之意，人不自知，奈何。”[98]
1月26日，顾维钧第二次见蒋介石，主动提出辞职，表示年岁已大，华盛顿的职位需要一位更年轻的人。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请他与“副总统”陈诚商谈。第二天，顾维钧去见陈诚。陈诚对他说，他可以辞去华盛顿的职位，但必须担任“特命巡回大使”，对南美和欧洲的国家进行“亲善访问”。顾维钧认为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坚辞不就。1月28日，顾维钧离开台北临上飞机时蒋介石再次约见他。蒋介石也提出了“巡回大使”，并具体提到顾维钧可利用与英国首相艾登及其他内阁部长的关系，说服英国的对华政策朝着有利于台湾方面的方向变化。顾维钧表示，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任务，因为过去出使英国受到崇高的礼遇，而现在英国不承认台湾当局发的护照，他甚至无法获得赴英的签证。最终，蒋介石认可了顾维钧辞职的请求。
当顾维钧离开蒋介石官邸时，蒋介石起身送他到起居室门口，而没有像以往那样陪他出来，送他上车。十多年后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仍清楚地记得这个细节，可以想见当时对蒋介石在他即将结束外交生涯之际的这一举动是如何感慨系之的。蒋介石自己可能也认为这样对待一位资深外交家有些不合适，随即让副官叫住送顾维钧出门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说是另有吩咐。待张群再出来送顾维钧时，转告了蒋介石的话，要请顾维钧担任“总统府资政”。顾维钧推辞一番后，接受了这一荣誉性的虚职。[99]
返回华盛顿后，近一个月台北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顾维钧遂于2月28日正式递交了书面辞呈。3月8日，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同意他辞职，并将派董显光继任他的职位。[100]5月8日，顾维钧离开双橡园，结束了10年驻美的使命，也结束了在中国外交界漫长的服务生涯。此时，距他首次赴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公使已过了整整40年。
顾维钧提出辞职时，希望台湾方面能派年轻人继任，但台湾当局任命接替顾维钧职位的董显光竟比顾维钧还大9个月。只因为董显光担任过蒋介石的英文老师，是蒋介石的亲信。当年台湾的《联合日报》就此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对台北换人之本意有所揭示和评论：
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退休，由驻日大使董显光继任，这消息传闻已久，至昨日（4月5日）行政院例会正式通过任命董显光为驻美大使，始完全证实。董与顾年龄相若，都有退休资格，此次一进一退，年龄显然不是一个基本因素。据说更重要者，是台北嫌顾对美宣传工作做得不够，顾亦自知朝里无人难做官，故毅然提出辞职，决定从事著述，急流勇退，顾毕竟是聪明的。
顾系一职业外交家，为国宣劳已逾四十年，现虽老迈，其经验学识与声誉仍值得政府借重，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自己亦未必忍心偷闲。然而，在台湾政治环境下，以一个缺乏特殊关系的外交能手，荣膺大使的重任，八面玲珑，不遭猜忌，已煞费苦心，欲轰轰烈烈，表现成绩，更谈何容易。……
……大使难做，固有非局外人所能想象者。平心而论，顾氏显与董氏不可同年而语。董系蒋经国的“太老师”，素又为宋美龄所深信，历史深长，关系密切，出任驻美大使诸多方便。顾则缺乏此种特殊关系，位高招忌，出任驻美大使徒见其活受罪而已。
顾氏退休矣，为其个人着想，确是非常聪明，吾人愿庆贺其从此无官一身轻，不必再受罪。为国家着想，则显然是一种莫大的损失。一代外交家从此归隐，吾人于惜别之余，深望国府念其当年曾在国际上为国家放过异彩，立过不朽之功，授予文官最高勋章，以资表彰，而励来者。……[101]
此篇社论所述并不完全准确。顾维钧在口述回忆录时没有细述从外交界退休的感受，但他将这篇社论从报纸上认真地剪下来，保存在自己的日记本中，从中不难揣度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心境。
[1] FRUS，1948，Vol.8，p.146.
[2]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1、102页。
[3]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9年6月23日）、《外交部致顾维钧》（1949年6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8。
[4]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9年7月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7；《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82、186页。
[5]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页。
[6]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31、235～236页。
[7]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44页。
[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45页。
[9] 《顾维钧日记》，1949年8月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7。
[10]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4.
[11]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