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法院法官
1956年5月从驻华盛顿的职位上退休时，顾维钧已经过了68岁生日，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早在考虑退休时，他就盼望着摆脱繁忙的公务，享受生活的乐趣，做一些自己喜欢做而不是不得不做的事。他希望做的事有三件：第一，休息或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第二，写一些东西和做一些研究，并开始准备回忆录的写作；第三，依靠在国际事务和国际法方面的经验和学识以及人脉，为大公司或国际法律咨询机构工作，或自己开一家法律事务所，以解决退休后的经济来源。[1]
离开华盛顿后，顾维钧搬到纽约市郊外住了下来。但不久，他就接到台北的电报，希望他接受提名，参加在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法院法官的竞选，以递补由于徐谟在6月底去世所留下的国际法院空缺。顾维钧对徐谟十分了解。他是在中国驻美公使馆作为顾维钧的随员开始外交生涯的。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他是次长。1946年联合国选举首批国际法院法官时，顾维钧代表中国将他介绍给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为他顺利当选助力颇多。徐谟在国际法院法官任上去世时，尚有一年多的任期。
对于台北的要求，顾维钧表示乐于从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专业就是国际法，当然希望有机会运用当年所学，何况国际法院法官还有着优厚的薪俸，正好解决晚年生活的后顾之忧。但顾维钧要当选国际法院的法官并非易事，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资历和声望不够，而是因为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中国国际声望的提高，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发生了变化。
1956年12月，联合国举行国际法院法官空缺的选举。根据联合国章程，法官选举由安理会和大会分别进行投票，在两处都获得高票者当选。但选举中出现了复杂的结果。在安理会的三次投票中，顾维钧均获得绝对多数，而在联合国大会的十多次投票中，顾维钧都未能超过日本提名的候选人。僵持之下，美国出面了。国务卿杜勒斯说服日本首相吉田放弃竞选国际法院法官，作为补偿，美国答应在第二年的安理会选举中支持日本获得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样，1957年1月，顾维钧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同时获得多数，当选“国际法院法官”。与徐谟轻而易举当选首任法官相比，这次选举困难重重，顾维钧对此感慨万千。[2]
1957年4月，顾维钧到国际法院赴任。由于徐谟所留任期到1958年2月终止，顾维钧刚到任就面临着又一次竞选。由于已在任上，这次选举波澜不惊。1957年10月，顾维钧再次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这次是完整的9年任期。
国际法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联合国的司法机构而设立的，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是法院规约的当然参加者。国际法院的职责是根据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并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虽然通常由他自己的国家提名参加竞选，但当选后并非意味着代表本国，而被认为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他们的工作是国际性的。
国际法院设在荷兰的海牙。这是一座靠近北海的美丽城市。自1899年、1907年在此举行两次国际和平会议后，海牙就成为永久性的国际法中心。国际联盟的国际常设法院也曾设在海牙。顾维钧来到海牙后，在离国际法院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海牙，只在短暂的休庭期间才回到纽约。
离开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界，来到国际法学界，顾维钧对早年学习的国际法并无荒疏之感。根据国际法院的传统，对案件的审议各位法官可以各抒己见，讨论中也时常出现意见分歧，但审议和讨论的内容不对外公开，而是在法官投票表决后当庭宣布最终结论。虽已过古稀之年，顾维钧在国际法院的工作仍像在外交界那样一丝不苟。10年任职期间，国际法院一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他从未缺席过一次。这期间，国际法院共研究和判决了17个案件，他参加了所有这些案件的秘密审议和公开审理，担任了其中3个案件的起草委员会委员，还对其中的8个案件发表了书面意见。有的意见书刊登在法国和德国的国际法学会专刊上，受到国际法学界的重视。[3]
在这17个案件中，有西南非洲案，该案被认为是“国际法史上，历时最久、案情最为复杂之案件”。[4]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原是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其根据国联盟约有关委任统治的规定被交由南非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终止，委任统治地或独立，或改为联合国托管地。南非趁机提出管理西南非洲已有多年，要求将该地并入南非。此举遭到联合国大会否决，并通过决议将西南非洲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南非应定期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递交西南非洲报告书。但南非反对递交报告书。1960年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将南非告上国际法院，要求判其在西南非洲行为违反国联盟约和《联合国宪章》。但南非申辩称埃、利两国并无法律权益可以提起诉讼。国际法院对此案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审议。1966年投票时，参加投票的14名法官以7比7持平，最后法院院长投出决定票，以8比7赞同南非，否决了埃、利两国的诉讼权。[5]
顾维钧不赞同这一判决，投了反对票。根据国际法院规约，法官对法院之判决可以表示个别意见。顾维钧对此案发表了反对意见。在参加投票的国际法院法官中，只有顾维钧既参加了国联盟约的制定，又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对委任统治制和托管制的宗旨和实质都有深刻的理解。旧金山会议上，他还就托管制度与美、英等国争辩，最终将“独立”写进了《联合国宪章》关于托管制度目的的条文中。因此，顾维钧的反对意见，旁征博引，立论严谨，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提出委任统治制讲起，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引证国联盟约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剖析原告被告各自的诉求，最后得出结论：埃、利两国有对本案之实质法律权益，南非有对联合国负责之义务。[6]
顾维钧的反对意见基于他对西南非洲案的深入研究，几年间他为此案写下了十多本笔记。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在联合国托管事务部工作，负责非洲事务。她看见父亲在西南非洲问题上倾注了那么多精力，有些不解，就问他为什么对此问题这么感兴趣。顾维钧回答说，以往在外交界服务，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政府的，自己有不同想法必须保留，如今在国际法院是第一次能够真正表达个人的意见。[7]顾维钧的反对意见建立在严密的法理基础上，但他站在西南非洲一边，内心不会不想到自己代表中国与列强争辩的经历，不会不想到自己“以公理争强权”的抱负。
1964年，国际法院正副院长任期将满，顾维钧的同事中有人建议他出来任院长。但当顾维钧知道来自澳大利亚的法官希望获得院长的职位，就表示绝不与他人竞争。这样，在3月国际法院法官的投票中，他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务，除非院长因病或因故不能出席时才会代行院长职务，但顾维钧3年“副院长”任期内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
1965年10月，在顾维钧任期结束前一年，台湾方面来函，请他竞选连任“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复函称，自己已决定退出国内外一切公职，并推荐了几名有资格接替他的人选。但台湾当局担心其他替代人选声望不如顾维钧，落选可能性很大，不接受顾维钧的推辞。在台湾方面的反复恳求下，顾维钧勉强同意出来竞选连任，并表示应首先与美国接触获得其支持。但这次美国的态度与上次完全不同，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建议顾维钧以年迈为由退出候选人行列，因为美国政府已承诺支持菲律宾人竞选国际法院法官。于是，1966年10月26日，顾维钧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正式表示出于健康原因放弃“国际法院法官”的候选资格。[8]
对在国际法院任职十年的经历，顾维钧自己有一总结：
这是我的一生公职中，我最欢喜及适意的职位。原因有三。（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领的是国际公法学博士。因此，我供职于海牙法庭，可谓用其所学。（二）国家间有争执无法解决时，便把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请求依法解决。双方的律师都是国际闻名的法学家。我对他们的辩论极感兴趣。（三）法庭有法官十五人，都是著名人物。有些曾当过总统……我们相处甚笃，住同一旅馆，有时一同步行到法庭办公。此外，我讲句老实话，国际法庭的法官地位是很高超的，既不受其本国政府的控制，也不受联合国的干预。全世界均尊重他们的独立和自由。不像充任本国政府的官吏，即至高至上有若总统总理，时常会有麻烦事情搅扰精神，令人寝食难安。同仁都是君子人士，彼此毫无权力的冲突。时常相见如宾。国际争端是不常见的。[9]
二 婚姻与家庭
顾维钧从国际法院退休后，从荷兰回到美国，在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地段公园大道租了一套公寓，真正开始了退休生活。这时，他已经过了78岁。
在这之前，顾维钧已经与结婚30多年的黄蕙兰离婚了。离婚前，他们两人已经貌合神离地生活很多年了。
顾维钧与黄蕙兰，郎才女貌，黄蕙兰还会说多种欧洲语言，两人的婚姻在一般人看来天造地设，十分般配。但实际上两人的生活习性相差甚远。黄蕙兰的父亲是印尼“糖王”、华侨首富，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自幼长住欧洲，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耽迷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顾维钧任职北京政府时期，黄蕙兰与外交使团尤其是公使夫人们交往应酬，欢快融洽，这是她喜欢的生活。顾维钧当时已是有国际声誉的外交家了，但在黄蕙兰眼里，他与西方人在一起还不能像她那样愉快自如。而两人的感情在经过一见钟情的热烈初恋后，在北京生活时已经冷淡下来了。黄蕙兰认为，他们的生活在物质上是满意的，但她与顾维钧并不相爱。[10]
顾维钧任驻法公使期间，他与黄蕙兰的婚姻出现了问题。1934年回国述职时，顾维钧与他后来的太太严幼韵有了密切来往。张学良是这一段来往的直接见证人。1990年，张学良对帮助顾维钧整理过回忆录的唐德刚说，西安事变前，也就是顾维钧回国述职那段时间，他与顾维钧打麻将，同桌的还有严幼韵。黄蕙兰怒气冲冲地来了，拽着顾维钧走，顾坐在那里就是不走。黄蕙兰拿着茶水从顾维钧的头上浇下去，顾端坐着还是不走。黄蕙兰指着严幼韵当面开骂，严也是端坐不动。[11]
有一张顾维钧留下的照片可以为张学良的口述提供一个注脚。1936年初，顾维钧回法国前，在上海与送行的朋友聚会时拍了一张合影。60位多位朋友中有银行家周作民、京剧名角梅兰芳等各界名人。顾维钧与黄蕙兰作为主人坐在前排正中的位置，严幼韵紧站在顾维钧的背后，而严幼韵的丈夫杨光泩远远地站在第五排即最后一排的边上。[12]
顾维钧返任后不久，杨光泩被派往巴黎，负责在欧洲为抗战做宣传，严幼韵也随之来到了巴黎。这一期间，顾维钧参加外交活动的照片上，有几张可看到严幼韵在场。黄蕙兰有一天在日记中不无怨恨地写道：“这位风流大使又像个夜行人一样溜出去会他的女相好了。”1938年，难以忍受的黄蕙兰直接给孔祥熙写信求助，要求将杨光泩调离巴黎。杨光泩原有可能出任驻捷克公使，但最终孔祥熙将他调离开欧洲，去了亚洲的菲律宾。[13]
1946年顾维钧重返华盛顿，严幼韵在抗战结束、丈夫杨光泩在战争中为国捐躯后来到纽约，两人重续前缘。黄蕙兰在她的回忆录中抱怨说：“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待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相会。”她与顾维钧的关系也越来越糟糕，“维钧似乎变得日益高大。他为所欲为，不与我商量。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旁”，“如果没有客人，维钧和我从不同桌进餐”。[14]
不过除了亲近者，华盛顿外交界看到的仍然是雍容华贵、殷勤待客的大使夫人。顾维钧保存下来的这一时期照片中，许多拍摄于社交场合，照片上黄蕙兰的笑容要比在场的顾维钧更自然更灿烂。在这些场合，她如鱼得水，十分享受大使夫人的荣耀。场面应酬之外，黄蕙兰对顾维钧的外交活动也有实际的帮助。如1950年底的一个周末，顾维钧正在纽约，塔夫脱参议员有急事要约见他。黄蕙兰与顾维钧通话后，就代表他去与塔夫脱见面会谈，将事情办妥。[15]
与顾维钧和黄蕙兰都熟识且自己有过外交官经历的袁道丰对黄蕙兰有这样的评论：“顾大使得此良伴，周旋于外国政要与使团之间，也可以说天助自助。虽说他只管太太的账，但直接或间接的得到的便利大约不会少的。”“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的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中外人士都对她表示尊敬，就是多年貌合神离的顾公维钧，对她肆应外交的功绩也不能忘怀。”宋美龄在人们交口称赞顾维钧的外交贡献时，就特别提醒说：“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呀。”[16]
1956年1月底，顾维钧从台北返回华盛顿当晚，告诉黄蕙兰他已辞职。次日一早，黄蕙兰不辞而别，离顾维钧而去。[17]没有了大使夫人的头衔，她不愿再与顾维钧维持有名无实的婚姻了。此后，黄蕙兰一直住在纽约。1993年12月，百岁生日那一天，她无疾而终。
顾维钧晚年与其相伴的夫人就是严幼韵。严幼韵出生在一个典型的近代商人家庭。她的祖父严信厚17岁时离开浙江宁波附近的农村，来到上海在银楼学生意。后入李鸿章幕府，得到署长芦盐务帮办的官职，开始以盐务起家，并投资工商业，成为东南地区有影响的大商人。20世纪初，上海各界商人组织总商会，他出任上海商务总会首任总理。严幼韵出生于1905年，两岁时严信厚去世了，但留下一份丰厚的家产，可以说她也是含着金汤匙来到人世的，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富家生活。
1925年，严幼韵进沪江大学读书。沪江是一所教会学校，有严格的校纪校规，学生被要求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严幼韵感到校规太过严厉，读了两年后，正好复旦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就转校来到校园氛围宽松得多的复旦读商科三年级。
因为是第一届女生，复旦的女生宿舍尚未建好，这正合严幼韵不愿住校的心意，因此就坐自备轿车从地处静安寺的家中来校上课。轿车配有司机，车牌号是84号。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爱的花”。严幼韵长得漂亮，父亲在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因此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令人眼花缭乱。“爱的花”这一外号也就不胫而走，更传出复旦校园，出现在上海的报章上。与严幼韵同届的商科男同学章宗钰回忆道：
那时校花Eighty Four译名“爱的花”，不仅在复旦而且在全上海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打扮入时，无法形容她的美在何处，至少她上下午服装不同。徐文台学长说她是一“衣服架子”，因为她家是开绸布庄的；好有一比，萧子雄女同学和她寸步不离，一高一矮，一美一丑。例如邱正伦教授的公司理财课，她俩每次必迟到，门声响处，皮鞋答答，大家一定“向右看”，弄得邱教授讲“Issue Bond，Issue Bond”，接着说不下去，足证其魔力之一般。
“爱的花”做功课大有一套，遇到要交习题或报告，她会电话某位男同学，说要借他的习作一看，闻者无不欣然听命，归还时洒上一些香水示意，甚至一位周同学正本报告被她拿去交卷，认为是“受宠若惊”！[18]
1929年夏天，复旦大学第一批入校的女生中有4人可以毕业了，严幼韵名列其中。但临近毕业，学校注册部公布“缺课逾四分之一不能参与大考”名单，严幼韵也榜上有名，且名列第一，注明是戏剧学缺课逾四分之一，按例不能参与大考，于是毕业就成了问题。因为是校园名人，一时议论纷纷，连《申报》都刊登消息。复旦大学实行学分制，如果缺几个学分，可以通过暑期课程补足。但据说严幼韵不愿在酷暑中来学校上课，而是另想办法。复旦还有一规定，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有心得写成论文，经相关科目的教授审阅后如获肯定，亦可得到相应的学分。严幼韵最终交了一篇论文补齐学分，终于毕业。[19]
毕业前夕，严幼韵遇见了杨光泩。杨光泩第一次看见严幼韵时，她正自己开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一见钟情，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以后就不断地送花、约会、看电影、跳舞。杨光泩不到而立之年，但已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帮办和条约委员会成员。杨光泩出生在湖州丝商家庭，其祖父在19世纪末来上海开丝行。1920年，杨光泩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庚款资助赴美留学，四年后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杨光泩担任过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学生随员，还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主编，只是比顾维钧晚了十多年。1927年，杨光泩受聘于母校清华，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并兼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28年初，北京政府大势已去，杨光泩受邀南下，加入国民政府。[20]
面对这样一位前程似锦的外交官的追求，严幼韵当然无法拒绝。1929年9月8日，严幼韵与杨光泩结婚了。婚礼在他们经常去跳舞的大华饭店举行，这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出席婚礼的有千余人，证婚人是外交部长王正廷。新郎是年轻有为的外交官，新娘是复旦校花、名门闺秀，这样的婚姻，自然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21]
1930年，新婚不久的杨光泩出使海外，严幼韵随夫出洋，开始了外交官夫人的生活。杨光泩先在伦敦任总领事，随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会议。他与严幼韵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在日内瓦。在严幼韵的记忆中，那段日子里，他们就是不断地整理行李、搬家，由于每次调动，杨光泩必须马上熟悉新的工作，搬家的杂事必须由她自己来做。顾维钧是中国驻国联代表，常从巴黎来日内瓦。那时中国外交界的年轻人，只要有机会都想结识顾维钧并向他请教，杨光泩也不例外。严幼韵与顾维钧也因此相识。1933年夏天，杨光泩夫妇还与顾维钧夫妇一起去蒙特卡洛度假。[22]
1934年，杨光泩奉召回国，出任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总经理和总编辑。《大陆报》是一份有国际影响的英文报纸，该报的社评大多由杨光泩执笔。国民政府挑选他担任此职，就是要借重他的专业素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支持。顾维钧回国述职期间，与杨光泩多有来往，杨光泩就《大陆报》股权事宜多次请教顾维钧。[23]公务之外，两人私交也很亲近，有一次一同去杭州满觉陇观赏桂花，不过被记者发现同行的不是黄蕙兰和严幼韵，而是两位“妙龄女友”。[24]
1937年，杨光泩再度被派往欧洲，常驻巴黎做对外宣传，严幼韵随即从国内赶来与丈夫团聚。如前所述，第二年，杨光泩被派往菲律宾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当时菲律宾尚未独立，中菲间没有设使馆，驻马尼拉总领事就是中国在菲律宾的最高外交代表。1939年初，严幼韵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也来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同时向驻菲律宾的美国军队发起攻击。面临战争的炮火，杨光泩沉着镇定，一面与侨界领袖联络，会商应变办法，协助华侨疏散；一面开始烧毁华侨抗战捐款存据和其他重要文件，并奉国民政府命令，销毁在美国印制、运往中国途中搁置在马尼拉的大宗法币。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从马尼拉撤走时，要杨光泩一同走，但他表示因未接国民政府撤退命令，所以必须恪尽职守，坚守岗位。
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马尼拉。两天后，杨光泩与留守总领事馆的另七名外交官遭日军拘禁。当日军士兵来到杨光泩在战争爆发后居住的马尼拉饭店时，他十分镇静地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一包衣服告别妻女。被日军拘禁期间，杨光泩严词拒绝日军要其向华侨募款的要求。4月17日，杨光泩和七名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为国捐躯。抗战胜利后，194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十周年的日子，国民政府派专机将杨光泩等烈士的忠骸运返祖国，在南京举行庄重的公祭和公葬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杨光泩这位抗日外交烈士也充满敬意。1987年11月17日，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举行纪念杨光泩等烈士公葬40周年仪式。
丧失丈夫的巨大打击没有击垮严幼韵。作为母亲，她要照养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才刚过三岁。作为总领事夫人，她感到有责任照料好其他七位外交官的妻子儿女。于是，她刚到马尼拉时租下的三个卧室的屋子，就成了这些外交官家属共同的家园。除了每个卧室要住两户人家外，客厅里也还得住人，整个屋子一共住了近20个人。
生活虽然艰辛，但严幼韵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屋子里留有一架旧钢琴，空闲的时候她会去弹奏挪威作曲家辛丁（Christian Sinding）的曲子《春之声》。严幼韵的大女儿杨蕾孟此时已过十岁，她清楚地记得母亲在整个战争期间从未显现出任何忧虑的神态。因此这段艰难的日子，在严幼韵女儿的记忆中却留有一些儿时的童趣。[25]
1945年3月，美军攻占马尼拉后，严幼韵和她的三个女儿在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安排下，搭乘第一艘携带美国平民回国的轮船前往美国。随后，她在联合国礼宾司开始了自己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担任礼宾官。此时，顾维钧与严幼韵，一在华盛顿，一在纽约，周末就是两人见面的日子。1953年，严幼韵护照到期，顾维钧专门写信给叶公超，请求给她办外交护照，而不是按常规办公务护照。[26]1959年9月，两人在墨西哥城终于正式办了结婚仪式。此时，顾维钧71岁，严幼韵54岁。
虽然相爱多年，并已步入老年，顾维钧对严幼韵仍是情意绵绵。刚到海牙一人独居时，他给远在纽约的严幼韵写诗寄托相思之情：
夜夜深情思爱人，
朝朝无缄独自闷。
千种缘由莫能解，
万里邮航一日程。[27]
严幼韵对顾维钧的爱，更多地体现在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上。每天凌晨，顾维钧熟睡一段时间醒来后，她已准备好一杯热牛奶和几块饼干，放在床头柜上，让他喝下后继续睡觉，唯恐他从晚餐到早餐空腹时间过长，于身体不利。顾维钧退休后生活安逸，健康长寿，得之于严幼韵者良多。
如果不算父亲定下的与张氏的婚事，顾维钧一生有过三位夫人。有人称之为顾维钧的婚事三部曲：一主贵，与唐宝玥结婚，借以发展政治地位；二主富，与黄蕙兰结婚，得以多财善舞；三主爱，与严幼韵结婚，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能从婚姻中得到的，顾维钧都得到了。顾维钧自己说，三位夫人中，他最喜欢严幼韵，因为她最了解他、照顾他。[28]
因为顾维钧的声望，他的婚事和情史是公众瞩目的。但他本人却不愿多讲，在几百万字的口述回忆录中一语带过。唐德刚帮他做口述回忆时，已熟读了黄蕙兰那本有趣的自传，但因为与顾维钧之间始终是敬而远之的关系，不敢就此向他提问一句。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浪漫史也有好奇心。有一次看到一本英语畅销书上写顾维钧一共有过28个女人，就在家中餐后闲聊时问父亲这叙述是否真实，顾维钧脱口而出回了一句：“Only twenty-eight？”（只有28个吗？）既不否定，也不肯定。顾菊珍对父亲滴水不漏的外交官回答只有敬佩。[29]
顾维钧的晚年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稍做活动后，开始早餐。早餐十分丰盛，持续时间要一个半小时，一面饮食，一面读报纸。顾维钧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中央公园仅一步之遥。公园里树木繁茂，绿草如茵，湖面如镜，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那时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顾维钧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遇到这种情况，他也不失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现金，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散步之外，他还喜欢游泳。90多岁时，还从跳板上跳入游泳池。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安排牌局。顾维钧打麻将，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30]他还自订了几条玩牌守则，其中有：受人欢迎，首重牌品，旨在消遣，大小勿论。准时赴约，不得迟到，圈数决定，不增不减。[31]
顾维钧的另一消遣是画画。退休后，他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多是梅、兰、竹、菊，有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是专为严幼韵画的，题词“春长在”。严幼韵一直挂在自己卧室的床头上，直到2017年她112岁去世。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有三子一女。
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是唐宝玥所生。顾德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过中国驻美使馆空军武官，从空军退役后在台湾经商，晚年移居美国，1998年去世。
顾菊珍1917年出生在华盛顿。在英国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但受父亲的影响对国际事务有兴趣，从1947年开始进联合国工作，一直在托管事务部，凭自己的才干升至“非洲事务司司长”。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她给予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及中国代表团很大的帮助。退休后，她与丈夫钱家骐遍访欧美许多城市，搜集顾维钧照片，并为《顾维钧回忆录》的中译本出版做出很大贡献。2015年，顾菊珍98岁时去世。
顾维钧与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也在联合国任过职，因不满法律部太官僚化而辞职经商，任职期间写过一份讨论安理会投票程序的文件，离开后许多年仍被使用。顾福昌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去经商。裕昌和福昌都先于父亲在1970年代末去世，顾维钧为之伤感不已。
严幼韵与杨光泩有三个女儿，因此顾维钧还有三个继女。由于早年丧父，她们视顾维钧如同亲生父亲，相互间十分亲热。长女杨蕾孟一生从事编辑，在美国多家著名出版社如哈珀与罗出版社、利特尔与布朗出版社担任过编辑或总编辑，许多有影响的书包括基辛格担任国务卿期间的回忆录《动乱年代》三卷本都出自她的手下。她编著的最后一本书就是母亲严幼韵口述的《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2020年，杨蕾孟去世。幼女杨茜恩担任过房产公司的总裁、中式烹饪教师，后来在家相夫教子，因病于1992年去世。
三个继女中次女杨雪兰与顾维钧最亲近。杨雪兰1935年出生于上海，与姐姐一样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她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早年在广告公司工作，获得过业界最高荣誉。后来至通用汽车公司担任副总裁，这是以往女性没有担任过的职位。美国通用在中国投资20亿美元的项目——在上海生产别克轿车，她起了关键作用。她也是热心中美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家。2014年，由她出面牵线，召集相关各方，最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完成顾维钧文件的电子化，使这套总共有17万页的珍贵资料回归故里。2020年，杨雪兰因病去世。
有爱妻相伴，有儿孙绕膝，有健康的身体，有安逸的生活，顾维钧的晚年是幸福的。
三 月是故乡明
由于长年担任驻外使节，顾维钧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但是，他对祖国、对故乡一往情深，始终怀着一颗中国心。
顾维钧的英文说写均十分出色，即使在英、美社会中，也堪称一流。他出使英国时，有一次与丘吉尔单独商讨中英外交问题，结束时已是晚上9点。丘吉尔说，会谈内容重要，但无人记录，我日理万机记不了那么多，能否请你写一份备忘录午夜送来。顾维钧答，午夜太匆忙，请改为明天中午。第二天，顾维钧送去备忘录，丘吉尔不仅称他记忆力好，更夸他英文流畅清晰。[32]而丘吉尔本人是公认的驾驭英文的大师。但退休后，脱离繁忙的公务，顾维钧还是钟情于自己的母语。有人问他，在中英文两种书中，以读何者较为称心愉快。他答：“是中国书，我们的‘根’究竟是中国啊！”[33]
晚年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后，他能够如愿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大多是中国的典籍。他有一套清光绪己亥年（1899）刻本“四书”，陪伴他周游了欧洲和美洲。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外包着西式的硬封面，显示了主人对古书的爱护，也是主人眷恋故土的内心写照。读书之余，他喜欢抄录唐诗中的名句和中文格言。有朋友知道他有这一喜好，告诉他唐绍仪去世前留下的一句话：“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他特地标注：“中山县唐绍仪于民国廿七年秋遇害前一日所作之对。”[34]
外交舞台上的顾维钧总是西装革履，即使退休后出现在公众场合，他仍然是一身西装，给人们留下从思想到外表都很西化的印象。但平时在家中没有客人的话，他却喜欢穿中式服装。他百看不厌的电视节目是台湾拍摄的连续剧《香妃》，对美国电影却没有一点兴趣。他也喜欢京剧，抄写了《武家坡》《空城计》《碧玉簪》等京剧唱词。
1946年顾维钧去华盛顿任驻美大使时，没有想到此去一别再也无法回到大陆。但当时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离开故土时心中不免感慨系之。他写过一首七绝，起首两行是：“白云底下望山河，祖国将离感慨多。”表达的就是这一心情。[35]
1954年夏顾维钧回台湾时，蒋经国安排他去金门岛参观，这是他1946年离开大陆后离大陆距离最近的一次。站在岛上，望着清晰可见的大陆海岸和后边的层峦叠嶂，闻得到大陆吹拂过来的和风气味，顾维钧十分激动，期盼着能够回到故土。[36]
当内战的硝烟散尽，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顾维钧为近代中国外交所做出的贡献。1972年，毛泽东指示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去看望顾维钧。这件事当时无人知晓。章含之对此事是这样记叙的：
1972年9月我正准备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我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望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我父亲也可称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我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看一看。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10月9日，我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37]
顾菊珍后来说，安排在位于曼哈顿东城的她家里见面，是为了避人眼目，生怕被人看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顾维钧并不知道章含之是奉毛泽东之命，只将她看作故人章士钊的女儿。[38]
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发表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台湾当局产生了巨大冲击。1979年1月5日，蒋经国亲笔致函顾维钧，称其“洞察美国国会与国务院心态最深”，请对当前局势提供“宝贵之启迪指引”。蒋经国这封手书由台湾“外交部次长”杨西昆于1月17日送到顾维钧家中。顾维钧阅后，亲笔回复蒋经国，称美国此举“虽与国际道义相悖”，“但不得不勉予接受其已成事实”，与美国维持邦交以外之实质关系实为接下来的“努力目标”，并强调继续保持台湾与美贸易额远超大陆与美贸易额的优势是当务之急，“俾以贸易实绩争取支持，并作后图”。[39]这是顾维钧最后一次向台湾当局就对美“外交”提供意见，此时他已91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后，向美国派遣正式的外交代表。中国驻美使馆有好几位外交官来拜访过顾维钧，向这位外交界老前辈表示敬意，也向他请教，顾维钧都予以接待。[40]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和统战部部长的张承宗退休后访问美国，于1985年6月到公园大道的顾府拜访。在这之前，他已通过到上海访问的顾菊珍向顾维钧赠送过《嘉定风光》画册和《上海经济》杂志。此次张承宗带了一幅寿星图赠送给顾维钧夫妇，他们非常高兴。交谈中顾维钧询问并赞扬“改革开放”的政策，问候邓小平，关心叶剑英的健康。张承宗感到，顾维钧虽旅居海外，但他的心紧紧地和祖国联系着。[41]
尽管海峡两岸仍然对立，但顾维钧始终以一个中国人自居。按顾维钧在国际法院任职的经历，他可以获得联合国护照，但他坚持持有中国护照。有一年全家要去欧洲度假滑雪，他的护照因过期正在更换新的，家人要他去领一本联合国护照以便同行，他拒绝了，结果这次已安排好的全家度假只能取消。[42]
虽1946年赴华盛顿任职后未能再回大陆，但是顾维钧始终牵挂着故土，尤其是家乡嘉定。顾维钧最后一次回嘉定是1946年离国前。那年5月4日，他从上海市区赴嘉定扫墓，先后至城里的顾家祠堂、祖母邹氏墓地和在马陆的顾溶夫妇墓地及唐宝玥墓地。[43]此后，嘉定就成了他永远的乡愁。
晚年，只要遇到上海来的人，他都要问是否去过嘉定，并老是惦念着要吃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97岁时，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示意图，图中央赫然耸立着城中的古塔。也是在这一年，他用毛笔为家乡书写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浓浓的思乡之情跃然纸上。[44]
四 民国外交的见证人
晚年顾维钧还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工程，那就是将自己一生的外交经历口述记录下来。
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几近半个世纪，亲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冷战初期众多的外交大事，这样的经历不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刚退出中国外交界，美国著名的出版社麦克米兰公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道布尔戴出版社就找上门来，约请他写回忆录，并允以优厚的稿酬。顾维钧斟酌再三，都谢绝了。他虽然下决心要写自己的回忆录，但认为公开发表回忆录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写回忆录就必须抛开私人情谊如实写出，而他要叙述的人大多还健在，涉及他们的功过是非，他们不会无动于衷。[45]
但顾维钧到海牙国际法院任职不久，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来信了。该校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韦慕庭（Martin Wilbur）正主持一项中国口述史计划，请寓居在美国的昔日民国显要做口述，先后应邀参加这一计划的有李宗仁、胡适、陈立夫等人。像顾维钧这样的民国外交元老，韦慕庭当然不会错过。在由自己决定公开发表时机的条件下，顾维钧同意参加母校的口述历史计划。
1959年起，顾维钧开始接受访谈，每年从国际法院休假回纽约三个月，就是口述访谈进行的时间。哥大中国口述史计划聘请了两个全职研究员夏连荫和唐德刚，两人一起负责对顾维钧的口述访谈，由夏连荫主问。但完成顾维钧的童年部分后，她嫌工作量过于浩大，就退出了。唐德刚手头虽还有李宗仁和胡适的口述历史要做，但还是抵挡不住顾维钧这个名字对他的诱惑，就全盘接过手来。
顾维钧是个历史方面的有心人，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保留了几乎所有的往来电稿信函和各种文件，每天又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记得很详尽。但1931年前的电稿文件大多留在天津旧宅中散失了，这也是后来成稿的口述回忆录在这之前的部分相对简要，在这之后详尽的原因所在。
对口述回忆录，顾维钧像对待外交交涉一样，认真、仔细，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每次口述之前，他先查阅相关部分的文件和日记，思考再三形成腹稿后开始口述。口述以英语进行，他字斟句酌，语速缓慢，通常先对主题做一概述，然后向访谈者指出文件及日记中可用的材料，一些重要的文件则照录全文。每次访谈均用录音机记录，事后由专人听写誊录成英文初稿。顾维钧对初稿做增删补充后，交访谈者修订，此后再由顾维钧审核，最后两人当面商讨后定稿。[46]
访谈者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他所做的口述访谈中最容易进行的前辈。他还做过另两位民国名人的口述，其中胡适太忙，没时间事先充分准备，而李宗仁只粗通文墨，又没有任何文件可资参考，常信口开河。顾维钧讲一口极标准、极清晰、极有条理的美式英语，在唐德刚听来，“简直是高山流水，清响怡人”，女秘书听音打字，可以通顺流畅。唐德刚说，他在美数十年，中西政要学要，阅人多多，像顾维钧这样清晰有条理地回忆自己的经历，“实无第二人也”。[47]
有时顾维钧的记忆也会发生误差，尤其是对北洋时期的事情。一次，他把金法郎案中一段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更正他的错误，顾维钧不服，说是“事如昨日”。直到唐德刚拿出他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顾维钧才服输，说：“唐博士，这一章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48]
因为顾维钧在海牙任职，口述每年只能进行三个月。唐德刚做完“驻英大使”这一段后，离开口述史计划，去做大学教授了。后续的口述访谈由另两位博士接手，到最后结束整个口述，录音时间总共有500多个小时。顾维钧从海牙退休回到纽约后，发现因为管理和经费等方面的问题，录音并没有被完全整理出来。于是他以办外交的韧劲，与哥大方面锲而不舍地交涉，终使主持者另外筹得专款，重新雇请秘书听音打字，整理出英文稿11000页。唐德刚经历了这一过程，从旁相助力争，事后心有余悸地说若不是顾维钧在哥大旦夕坐索，几十盘录音带可能会不知所踪。差不多同时在哥大参加中国口述史计划的陈立夫，完成口述后返回台湾，只能函催，结果一无进展，口述稿无疾而终。不过由于新筹的经费还是有限，要缩短听音打字的工时，整理时将顾维钧与唐德刚两人间极有史料价值的精彩对话略去不少。唐德刚大叹可惜，称这些被略去的内容是顾维钧在中国权力核心翻滚数十年的精华所在。[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