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经历使他的口述回忆录实际上等同于一部民国外交史，是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对外交涉的实录。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引用，又使这套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口述回忆录英文稿11000页，后来译成中文有13册600多万字，这样规模的个人回忆录在中国前所未有。顾维钧曾对人说：“回忆录完全根据事实，绝不虚构捏造，更不诽谤他人。完全是历史性的客观的忠实叙述。”[50]开始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已经71岁了，最终完成时则是88岁的老翁了。他是以一种较平静的心态，以民国外交见证人的身份叙述往事的。他的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信史。当然，由于顾维钧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留下的文件电稿又十分庞杂，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他对自己经历的事情不可能没有记忆缺漏。如九一八事变后对中苏关系的推动就遗忘了，而对1940年代末的游说活动则闪烁其词，没有全盘道出。
1976年5月28日，顾维钧将回忆录英文原稿赠送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在捐赠仪式上，他以诙谐的语调说：“我的唯一遗憾是嫌我自传太长——约11000页！但是我却有一借口，如果这借口是有点合理的话，就是我服务公职太早，超过了半个世纪，由1912年至1966年。……因此，我只得尊重空间，而牺牲简略。我希望将来学者参考这稿本时，会原谅我的苦衷的。”
口述回忆录完成后，不少出版商对之发生兴趣。纽约有一家出版社计划将原稿打字稿缩印成书，分20册分期出版，5年出齐，但终因投资过大、销路不确定而作罢。稍后，在顾维钧要求下，哥大请《纽约时报》属下的美国缩微公司将回忆录制成缩微胶卷。
口述回忆录由哥伦比亚大学发起主持，因此以英文完成，对顾维钧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他在交给哥大作为回忆录最后附加页的附言中对此做了说明，并说：“由于我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基于这一原因，顾维钧要求哥大将口述回忆录缩微胶卷复制一套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顾维钧口述回忆录的完成，在海峡两岸引起关注。台湾传记文学社此前刊登过顾维钧回忆巴黎和会的文章，也刊登过其他人写顾维钧的文章。该社社长刘绍唐与顾维钧早有通信往来，向他约过稿。1977年4月5日，刘绍唐给顾维钧写信，表示对将英文回忆录译成中文极感兴趣，并提出具体办法，“逐段翻译，逐期发表，不久即可分册出版，本社愿负担翻译中文之稿费，至版权与版税当归先生所有”。刘绍唐还提出了两个翻译人选——与顾维钧熟识并写过他许多故事的退休外交官袁道丰、翻译过颜惠庆回忆录的姚崧龄。刘绍唐此时已组织翻译了颜惠庆、蒋廷黻等人以英文完成的回忆录，自认对此事完全有把握。但顾维钧回忆录规模大，篇幅与颜、蒋回忆录不可同日而语。顾维钧对回忆录翻译成中文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因此在刘绍唐来信上批注：“该社能否担任翻译？”对刘绍唐的提议表示疑虑。[51]后来确如顾维钧所料，传记文学社因版权、经费、人员等因素而无法推进译事。
1980年春，顾菊珍找到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中国外交官陈鲁直，希望国内有研究机构对顾维钧的回忆录有兴趣。5月初，陈鲁直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通报此事。主持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立即决定：“申请外汇，购买缩微胶卷，组织力量翻译，全文出版，一字不删，一字不改。”这年9月顾菊珍回上海探亲访问，刘大年专门请她来北京，当面商讨翻译出版事宜。10月，顾菊珍与丈夫钱家骐来到北京。因为是第一次与大陆学术研究机构接触，顾菊珍说话十分谨慎，提出顾维钧的回忆录“作为历史资料，可以供内部参考，有些内容不宜于在国内公开出版”，还表示回忆录“没有必要全部出版。是否出选本，是内部出，还是公开出，一切由国内决定”。但刘大年明确表示一字不删、一字不改的翻译出版原则，顾菊珍听后既高兴又震惊。[52]
此后，近代史研究所委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组织翻译。1982年初，顾菊珍在纽约宴请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法律顾问贺其治和陈鲁直，代表顾维钧就译事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回忆录的版权属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国内有关部门就出版回忆录问题通知哥大；第二，希望由学术机关如近代史所编译，最好不用政协的名义；第三，回忆录中1947年以后的部分有些话今天不宜在国内出版，应做删节。[53]
近代史所获悉并与有关各方商量后，刘大年于7月30日致信顾菊珍，表示对三点建议完全赞同，“回忆录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研究所署名编译，归学术界著有信誉的中华书局出版。完全尊重老先生的意见，对某些稿页将作适当删节。关于出版此书，知会哥伦比亚大学一节，目前已致函哥大校长”。刘大年还告诉顾菊珍，译稿第一册已经完成，顺利的话第二年7、8月间可以见书，希望顾维钧能为中文版写个前言，“或者对回忆录本身作些说明，或者抚今思昔，发一点感想，或者对祖国的统一，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说些话都是有意义的”。顾菊珍接信后即向顾维钧报告。关于前言，顾菊珍回复说，可用顾维钧送交哥大的回忆录附言，“此文虽属后言性质，亦可当作Author’s note（作者谨言——引者注）附在中文版代替作者前言”。[54]
1983年5月，《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1分册出版。刘大年立即在给顾维钧送去的书上题词“顾老先生为寿”。落款是后学刘大年。顾维钧收到书后十分高兴，尤喜欢刘大年题写的“为寿”两字。他立即签名回赠刘大年一本回忆录。[55]
《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使一直有心翻译却无力做成的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十分不高兴。他于1984年1月致函顾维钧，盯住译者的出版说明中所写中文版承顾维钧本人“欣然同意”，追问究竟情形如何。顾维钧接信后回复一函，答道：“弟年迈记忆力衰退，念此事已不甚清楚，但似曾通信一次，当为此事也。”[56]回忆录中文版翻译出版事宜皆由顾菊珍代表顾维钧出面处理，顾维钧从未写过一信，但他回复“似曾通信”实际上认可了“欣然同意”，也肯定了与近代史所的合作。此事的处理也可见顾维钧外交手腕运用之自如。
顾维钧有生之年看到了回忆录中文版前三卷的出版，这是他晚年最高兴的事。他希望回忆录不仅对研究外交史的中国学者“有所补益”，而且能为众多的读者“提供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使他们知道“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57]
晚年，还有一件使顾维钧高兴、激动的事。1984年9月18日，中国与英国两国代表团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达成协议。根据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9月20日，《纽约时报》对中英两国达成协议做了报道。当天吃早餐时，顾维钧读到这条消息，高兴地从报上剪下来，小心地珍藏起来。[58]1942年中英谈判新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时，他就表示要等待香港问题的解决。40多年后，正向百岁迈进的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让人遗憾的是，顾维钧没能看到香港正式回归祖国，也没能看到他的回忆录中文版全部出齐。
1985年11月14日晚上，顾维钧临睡前像往常一样进浴室洗澡，一边还与浴室外的严幼韵说第二天打麻将请哪些客人来，洗完澡后就倒下了。严幼韵走进浴室，看见他蜷缩在浴垫上，就像睡熟了。[59]几小时前，他刚刚写完一生中最后一天的日记。这天的日记十分简短，只有一句话：“这是安静的一天。”
[1]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720页。
[2] 《顾维钧回忆录》第13分册，中华书局，1994，第9～12页。
[3] 《顾维钧回忆录》第13分册，第30页；黄武智：《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之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1957～1967）》，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4，第5～6页。
[4] 黄武智：《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之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1957～1967）》，第212页。
[5] 黄武智：《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之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1957～1967）》，第217页。
[6] 黄武智：《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之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1957～1967）》，第198～209页。
[7] 作者对顾菊珍访谈，1997年8月27日。顾维钧关于西南非洲的十多本笔记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
[8] 《顾维钧回忆录》第13分册，第64页。
[9]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第241页。
[10]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44页。
[11]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第43～44页。
[12] 金光耀、赵胜土编著《一代外交家顾维钧》，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第116页。
[13]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95～196页；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魏平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第73～74页。
[14]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240～241页。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74、177页。
[16]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第11、19页；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213页。
[17]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257页。
[18] 章宗钰：《最忆是复旦》，载彭裕文、许有成主编《台湾校友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488页。
[19] 《复旦大学的毕业女生》，《申报》1929年6月19日，第27版；独声：《严幼韵姑娘的毕业问题》，《申报》1929年8月26日，第26版。
[20] 《杨立林（杨光泩之妹）致杨蕾孟、杨雪兰、杨茜恩》（1989年11月），徐景灿提供。
[21] 《杨光泩今日结婚》，《申报》1929年9月8日，第16版。
[22] 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第47页。
[23] Kuangson Young to Wellington Koo，23 July，1935，徐景灿提供。
[24] 《顾维钧之闲情逸致》，《申报》1934年10月1日，第13版。
[25] 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第101页。
[26] 《顾维钧致叶公超》（1953年12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9。
[27] 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第182页。
[28]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第6、17页。
[29]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8页；顾菊珍口述，1998年4月，纽约东城顾菊珍家中。
[30]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第13～14页。
[31] 《九九寿星顾维钧博士所述玩牌守则》，徐景灿提供。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6～27页。
[33]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第2、234页。
[34] 顾维钧留下的纸条，徐景灿提供。
[35] 这首七绝用钢笔写在一张纸上，现藏上海市嘉定博物馆。
[36]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253、265页。
[37]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第111～112页。
[38] 顾菊珍口述，1998年4月，纽约东城顾菊珍家中。
[39] 《蒋经国致顾维钧》（1979年1月5日）、《顾维钧致蒋经国》（1979年1月23日），由徐景灿提供。
[40] 唐德刚：《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83期，1985年12月。
[41] 张承宗：《红艳千般》，学林出版社，1990，第424页。
[42] 杨雪兰口述，2018年12月8日，上海嘉定。
[43] 《顾维钧日记》，1946年5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6。
[44] 顾维钧画的嘉定城示意图和书写的诗句均藏于上海市嘉定博物馆。
[45] 《顾维钧回忆录》第13分册，第6页。
[46] 袁道丰：《外交丛谈》上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第150～151页。
[47]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10页。
[48] 唐德刚：《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83期，1985年12月。
[49]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13、15页。
[50] 袁道丰：《外交丛谈》，第153页。
[51] 《刘绍唐致顾维钧》（1977年4月5日），徐景灿提供。
[52] 王玉璞：《〈顾维钧回忆录〉再版感言》，王玉璞给笔者的打印稿；赵庆云：《〈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风波》，《读书》2016年第1期。
[53] 赵庆云：《〈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风波》，《读书》2016年第1期。
[54] 《刘大年致顾菊珍》（1982年7月30日）；《顾菊珍致刘大年》（1982年10月11日），徐景灿提供。
[55] 王玉璞：《〈顾维钧回忆录〉再版感言》。
[56] 《顾维钧致刘绍唐》（1984年1月22日），徐景灿提供。
[5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附言。
[58] 笔者在顾维钧的遗物中发现这张夹在笔记本中的剪报。
[59] 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第271页。
结语 “以公理争强权”的外交家
唐德刚多次强调过一个观点：近代中国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而顾维钧就是那“半个”。他这样说的依据是，顾维钧虽做了一辈子外交官，从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到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但都是为人作嫁衣，奉命工作，自己一辈子也未享受过决策权。因此与李鸿章、周恩来比，只能算半个外交家。但资中筠不赞同这一看法，以为此说不公，以顾维钧的外交表现，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1]唐德刚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外交家，资中筠则从外交家本人的作为来评判，后一种评判标准更能揭示外交家在外交史上的地位。
唐德刚说的“两个半外交家”对应的是近代中国的三个时期：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外交家的作为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处于晚清的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清醒地认识到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顺应变局，从传统夷务向洋务然后向近代外交转变，对国际法也有所了解，确实是晚清最善于与列强打交道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决策上仍受清廷制约，且处于大变局的开端，无法摆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以所学国际法审视晚清外交，对之有严厉的批评，称国门被迫打开后中国所丧失之国权，“为吾衮衮诸公之所甘心放弃者，亦何可胜道哉”。在晚清主持外交者中，顾维钧视李鸿章为“我国胆识俱到之外交家”，但也有批评，指出其于庚子年从上海提军北上，欲道出租界，为工部局所阻，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竟“噤口无声，而出他途”，李鸿章尚如此，其他“碌碌诸公更何论乎”。[2]
顾维钧写该文是辛亥革命前夕，距李鸿章主持外交已经过去了十年。在美国学习多年后，他对世界大势有了自己的判断：“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3]顾维钧的这一看法准确地预判了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也成为他此后从事外交所信奉的原则。顾维钧写该文时强权政治仍主宰着世界，但几年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倡导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在顾维钧看来，这提出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4]即他所期望的能与强权抗争的公理。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的发言和最后拒签和约，就是身体力行地以公理争强权。然而，公理争强权并不一帆风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违背自己的承诺，被中国舆论痛斥他口中的“公理”是“一文不值的空话”。强权虽一时占据上风，但顾维钧的言行挑战强权，彰显公理，赢得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并由此奠定他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他坚信强权不能一手遮天。确实，即使在美国国内，威尔逊的决定也遭反对，美国代表团内蓝辛等人对中国拒签巴黎和约亦表示支持，表明公理不会被完全抹杀，在与强权抗争中会逐渐得到彰显。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在国联讲坛上谴责日本侵略，进一步彰显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参与筹建联合国，终使公理压倒强权，中国也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顾维钧在世纪初就看准了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变化的大势，投身外交后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以公理争强权，是顺应时代潮流并站在潮头的中国外交家。至于说顾维钧一辈子未享受过决策权，并不完全准确。巴黎和会拒签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做出的一次决策。北京政府时期，终止中比条约和罢免安格联都是顾维钧主持内阁时做出的重要外交决策。正因为如此，资中筠认为顾维钧在外交上有比李鸿章更大的自主裁量权。[5]
顾维钧进入外交界，正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清末民初逐渐走向专业化的外交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顾维钧适逢其时，脱颖而出。民国初立，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提出：“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决不可用外行。”于是，刚取得博士学位的24岁的顾维钧在担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同时进入外交部。此后，他在27岁时出任中国驻美公使，31岁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发言，34岁担任外交总长。这是转型时代的年轻人才会有的机遇，但能否抓住机遇还得看个人才干和禀赋。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发言，按代表团成员资历，轮不到最年轻的顾维钧，但其他人都无准备，又临阵退缩，结果对中日问题早有研究的他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为国家争公理，也为个人赢得声誉。
巴黎和会及此后的华盛顿会议不仅使顾维钧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也得到国内各界广泛认可，被蔡元培称为“此青年外交大家，实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也”。[6]顾维钧出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时，外交部已成为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的部门。军阀混战的年代，内阁更替频繁。但不管哪一派势力组阁，外交总长都不得不依靠顾维钧这样的职业外交官，由他们出面去与列强打交道，以求得列强的承认，曹锟总统任内在外交方面更是放手于顾维钧。由此，顾维钧得以在修约外交中有所表现，进一步提升了外交声誉。
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后，国民党以党治国，外交决策权归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个人。顾维钧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在短暂担任外长时要求国民党中央将有关外交的决议事先告知。但他仍对外交政策积极建言，如1933年初与颜惠庆和郭泰祺一起建议对日绝交，1942年底中英新约谈判最后关头提出签约与九龙租借地问题分开处理。顾维钧敢于提出与决策层明显不同的意见，凭借的是在北京政府时期积累起的经验和声誉，这是他在以党治国的体制内得以发挥外交才干的资本。而国民党政府与军阀时期的北京政府一样，也需要职业外交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作为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对中国的国力有清醒的认识，在他从事外交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是以弱国来定位中国的外交并采取相应策略的。对弱国外交，他在一次公共演讲中说：“国人对外交见解，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7]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顾维钧如履薄冰，准备充分。他认为，弱国外交最有用也是经常要使用的策略就是“拖延时间”。对弱国来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能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不能玉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因为对方也这样要求的话，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所以他强调，在谈判中“当你已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动，而失去你那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因此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达到百分之七十，就应特别小心，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那百分之七十的目标，取得谈判成功”。但同时代的外交官并不都能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指出，中国外交的一个大毛病就是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8]
顾维钧深知弱国外交之不易，但也深知弱国外交并非没有施展的空间。早在留学期间他就特别看重塔列朗，称赞其“操纵英俄普奥四雄于维也纳会议”，颇有仿效其在国际舞台代表中国纵横捭阖的志向。[9]塔列朗被歌德誉为“19世纪第一外交家”，外交生涯持续40多年。就外交才干而言，顾维钧可与塔列朗一比，但就两人所经历的相隔百年的两个国际会议——维也纳会议和巴黎和会来说，塔列朗操纵四雄获得了成功，顾维钧却饮恨塞纳河畔。[10]这让人不得不感叹，个人的外交才干无法超越国运。
尽管身处弱国，但顾维钧投身外交时内心深处却有让中国跻身大国之列的愿望，只是在他漫长的外交生涯中，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很短一段时间内，才有将这一愿望付诸实施的机会。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他向蒋介石建议的参会方针是保证中国的“四强”地位，以获得与美、英、苏平起平坐的大国资格。旧金山会议上，他在托管地问题上与美、英代表正面冲突，坚持以公理争强权的立场，稍显大国气概。可惜的是，这样的时刻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稍纵即逝。中国的国力及所处的时代，使顾维钧基本上是以一个弱国外交家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他也习惯了这样的角色。
在外交战略上，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起，顾维钧就主张“联美制日”。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顾维钧屡屡向政府呼吁确立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战略，强调“我国外交运用，宜特别注重美国”。[11]中国传统外交向主张“以夷制夷”，但并不确定固定的联合对象，而是随机应变。顾维钧的“联美制日”主张将美国作为长久的联合对象，在近代中国转型期倡导新的外交战略。“联美制日”的主张是基于顾维钧对远东国际局势的认识。20世纪上半叶，日本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因此“远交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确是中国外交上最为可行的选择。重点对美外交也是顾维钧留学美国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美国的认同与亲和感在外交事务上的反映，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与其他列强不同，“对于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这是重点对美外交的思想基础。[12]这也是民国时期许多像他一样的留美学生如同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宋子文和胡适具有的看法，因此他们被称为民国外交的“亲美派”。不过，“亲美”并非是没有限度的。在有关台湾地位的问题上，他对美国政策有可能导致海峡两岸分离的状态高度警觉，对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认同设定了“亲美”的限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政府更替频繁。如何应对纷乱的内争，是每一个外交官无法回避的问题。顾维钧的外交生涯经历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各个时期，这在同辈外交官中是绝无仅有的。北京政府后期，他一度较深地卷入到政治漩涡中，品尝过派系政治倾轧的苦涩滋味，对国内政治及其与外交的关系有切身的体认。在思想理念上，顾维钧信奉美式自由主义，但在国内政治中，他并不像胡适、蒋廷黻那样或不懈鼓吹，或执着推行。在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力图与国内政治保持距离，专注于外交事务。晚年口述回忆录时，他说：“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13]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但到顾维钧最后一次出使华盛顿时，他面临的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国内外形势。国共之争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两股政治力量的决斗，并且牵涉到美国与苏联两个大国，而美苏之间的冷战此时已经拉开帷幕。顾维钧是从巴黎和会走上国际舞台的外交官，他所熟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擅长在与列强的交涉中纵横捭阖，维护和提升作为弱国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冷战格局，对他来说，超出了以往的知识和经验范围。顾维钧曾批评民国初年不同的军事和政治派系依附某一个外国势力，或日本，或俄国，来巩固支撑其政治前程，指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某个外国的外交政策的工具，这永远是一个难以向人民大众交代的问题”。[14]而他外交生涯最后阶段的对美外交，正是他自己所批评的有了党派和政治利益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顾维钧将外交看成由外交官从事的专业工作，反对民族主义兴起后出现的“人民外交”（这是《顾维钧回忆录》中的用法，当时人和学界通常用“国民外交”一词）。他说，“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15]
因为强调专业性，顾维钧特别看重外交官的专业素质。国民党主政后以党治国，将不少党内人员安排进外交部，顾维钧私下批评道，这些人缺少“外交经验”，“非合于外交生活与工作”。[16]他认为外交官必须具备四种素质：（1）适当的基础知识；（2）精通一门或更多的外语；（3）实际的谈判经验；（4）国际会议的经验。专业素质之外，他还特别强调必须有从事外交的气质，他说见过不少人受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但气质上却不适合担任谈判工作。[17]这可看作顾维钧的夫子自道，对此他是颇为自信甚至自负的。顾维钧外表俊美，这拜先天所赐。而他柔中带刚的发言风格，从在外白渡桥上斥责鞭打黄包车夫的英国人“Are you gentleman”的少年时期就已形成。此后长年的外交工作，使外交家气质融入他的一言一行，乃至血液之中。女儿顾菊珍问他一生有过几个女人，这是在家中餐桌上的闲聊，但顾维钧十分自然地随口反问“只有28个吗？”完全是外交场合的条件反射，所以顾菊珍说外交官习性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帮顾维钧做口述并与他交往了20多年的唐德刚也说，顾维钧“一辈子生活中，无时不刻不在办外交”，“永远披上了一件鲜明的外交家的大礼服”。[18]
顾维钧是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有着强烈的中国情怀。在同辈人中，他为中国外交服务时间最长。在外交舞台上，他有为中国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刻，也有不少委曲求全的苦涩记忆。在结束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谈到在外交生涯中遇到的各种不寻常的困难，称“也许是1911年推翻满清之后，一个要享有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合法地位并在世界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新中国在它的孕育和诞生之时就已经继承下来了”。[19]顾维钧的这句话很有历史感。他的个人经历是近代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他所面临的困难和经历的失败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难以避免的。在今天，回望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生涯，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和拒签和约以及旧金山会议上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是他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永远印记。
[1]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1页；资中筠：《外交家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财新网，2017年8月19日。
[2] 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顾维钧这里的叙述并不准确。李鸿章于该年7月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后从广东抵上海，因率卫队200人，英领事不允登岸，解除武装后允20人进租界。见窦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第418页。
[3] 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
[4]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月11日（8日发）］，外交部档案，档号：03-37-002-01-007。
[5] 资中筠先生与作者的微信通话，2020年9月5日。
[6]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6日。
[7] 《市商会等十四团体昨晚宴顾维钧》，《申报》1934年9月24日，第8版。
[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64页；第1分册，第396～397页；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9] 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
[10] 有关顾维钧与塔列朗的比较，见金重远《顾维钧与塔列朗：一个比较研究》，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443～454页。
[11]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28～129页。
[12] 《顾维钧1917年4月9日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5页；《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506页。
[1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页。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398页。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398页。
[16] 《顾维钧日记》，1946年5月3日。
[1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97页。
[18]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7页。
[19]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745页。
主要征引文献
中文文献
未刊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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