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赫尔利的幻想
随着赫尔利在调处过程中的不断碰壁，罗斯福政府内部围绕对华政策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中心就是罗斯福政府从一开始介入国共争端时便面临的那个基本问题：如果未能使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美国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对策。罗斯福决定要在国共之间充当调解人时，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耗费多少精力。他根据自己“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的判断，相信中共同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无甚差别”，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1]但事与愿违，赫尔利第一轮调处的失败使美国战时对华政策面临一次真正的危机，罗斯福政府内部的争论亦随之爆发。
赫尔利到达重庆不久，他与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之间的分歧便暴露出来。就在前述赫尔利告诉罗斯福，美国失去蒋介石就会失去中国之时，戴维斯和谢伟思等人却向罗斯福政府发出了不同的警报。他们在给罗斯福政府的一系列报告中，分析了中国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首先就是中共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影响绝不容忽视。他们认为：“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因而使他们之被消灭成为不可能。从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和重要的地位。……除非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上和共产党有同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人民的领导地位……不然，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
其次是对国共关系演变趋势的判断。戴维斯和谢伟思等人认为，国共谈判前途渺茫，蒋介石和国民党都知道，一旦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同意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中共“迟早会夺走他和他的国民党的权力”；由于无力在政治上展开较量，蒋介石和国民党宁愿消极地将问题拖到战争结束之后，现在则是保存实力以便最后同中共摊牌；反观中共，他们除了组成真正的联合政府，并“没有兴趣与蒋介石成立协议”。
再次是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在未来难以避免的国共冲突中，美国能提供的援助不足以抵消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弱点”；面对目前国共之间的僵局，美国应采取的政策是“以和平的过程调整中国新的力量关系，以阻止内战的灾祸”；如果调处失败，美国必须限制“与国民党的牵涉”，并“开始与命定将控制中国的力量——共产党进行某些合作，以影响他们使之更趋向于美国友善的独立的地位”。他们提醒罗斯福政府，美国是在“与时间竞赛”，如果苏联在美国调处成功或拉住中共之前加入对日战争，中共就会“被苏联所抓住，成为苏联的附庸”。[2]
戴维斯和谢伟思等在赫尔利刚刚开始调处之时，便提出这种如此深刻和系统的见解，他们几乎是全盘否定了赫尔利调处的前提、思路和手段。
戴维斯、谢伟思等人与赫尔利的分歧最初尚未导致他们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一方面，赫尔利一开始固然坚守蒋介石不可取代的意见，但美国国务院里那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忠告毕竟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他当时既认为“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中国政府是个人独裁统治的政府”，也承认中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力量”。[3]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官们也力图影响赫尔利，争取使他面对现实，采取更加有弹性的行动。10月22日，戴维斯从延安写信给赫尔利，建议他访问延安，与“这里将决定中国未来的人”面对面地谈话，以便弄清楚他应“走的路”；提出罗斯福总统对那些“中国重要人物应有充分全面的印象”，而赫尔利则是帮助罗斯福得出正确结论的人之一。[4]不过，赫尔利与他们之间的这种协调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国共谈判的突然中断，双方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周恩来于12月7日离开重庆后，赫尔利同驻华外交官们的分歧很快表面化。戴维斯于12日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在国共之间达成协议的努力已经失败”，美国应该“毫不含糊地”告诉蒋介石，它将根据自己的判断，同“对抗日贡献最大的中国军队一起工作并提供援助”。[5]
赫尔利此时正为自己调处的失败懊恼不已，戴维斯的报告难免引起他的极度怨恨。赫尔利也在不久后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为他的调处失败辩解。他声称，根据他的理解，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统一所有中国军队；他认为国共两党“公开宣布的原则如果有分歧也微不足道”，真正妨碍两党合作的“最大势力来自外国”。赫尔利在这里所说的“外国”是指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驻重庆的代表，也包括某些美国驻华军政人员，而且只有“俄国人没有支持中国共产党”。他称部分美国驻华军政人员“那伙人”，详细列举并谴责了后者的观点，诸如国民政府是靠同日本人达成协议才得以苟延残喘的，而中共不必与国民党联合以及统一军队；美国应与中共——而不是国民党——合作。赫尔利故作姿态地保证说，他本人不会受任何“反对中国统一的观点的影响”，不过美国领导人在委任“那伙人”时，应对他们有“明确的看法”。[6]12月30日，赫尔利再次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那些有关国民政府正在与日本人达成协议的报告并不是真实的。他一本正经地提出一个看上去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据，即蒋介石和宋子文都说，那些报道是“毫无意义的谎言”。[7]
赫尔利的报告立刻遭到美国国务院中国处负责人文森特的反驳，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赫尔利对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解释基本正确，不过美国在帮助国民政府避免崩溃和保住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必须在中国政治局势中保持灵活性，准备“立刻支持”最能抵抗日本人的政治集团，从而避免在蒋介石垮掉的时候遇到麻烦。关于赫尔利在报告中说“俄国人没有支持中国共产党”，文森特认为在解释时应“有所限制”；中共的确没有得到苏联直接的物质援助，但存在苏联对中共间接的支持，而中共对国共谈判的态度“无疑受到莫斯科的影响”。文森特还嘲笑赫尔利对国共分歧的判断过于浅薄，他指出国共两党的分歧既是简单的，也是基本的；蒋介石同意中共代表参加国民政府是有条件的，即他们不会控制也不能直接影响到国民政府的政策，而中共的主要诉求则是建立各党派地位平等的联合政府，因此他对赫尔利调处能否达到目的不是很乐观。关于赫尔利蔑称为“那伙人”的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观点，文森特简洁地将其归纳为：国民政府“有可能垮掉”，美国政府应准备与中国最强大的政治集团——中共打交道；虽然赫尔利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罗斯福政府却必须认真地考虑，一旦赫尔利调处失败怎么办。[8]
上述赫尔利的报告和文森特的备忘录揭开了罗斯福政府内部有关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国共问题政策争论的帷幕。1944年12月24日，赫尔利收到毛泽东经美军观察组转发的一封信。根据美方英译文记载，毛泽东在信中说，周恩来正忙于“筹备重要会议”，故不能接受赫尔利的邀请前往重庆，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方面并没有足够的诚意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因此毛泽东建议，“在延安举行一次会议，如有可能请包瑞德出席”。[9]27日，包瑞德奉命到达延安，但第二天便被打发回重庆。他带去了周恩来当天写给赫尔利的一封信。信中说是由于翻译错误，赫尔利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10]包瑞德也告诉赫尔利，中共领导人否认提出过在延安举行会议以及邀请他本人出席的建议。不过周恩来在谈话中确实请他转告赫尔利，中共“希望改革，但没必要提倡撤换蒋委员长”。[11]
毛泽东12月24日的复信是由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人员翻译并电传的，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发生误解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而且就当时的气氛看，中共领导人提出邀请赫尔利访问延安这种可能会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建议，也是不合情理之事。问题在于赫尔利已经知道中共领导人并无此意后，仍然同国民党方面协商，并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他愿与宋子文和王世杰一起访问延安。赫尔利的建议被中共领导人拒绝了，他借此机会发难，首先向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中的“那伙人”开刀。
1945年1月14日，赫尔利在向罗斯福汇报国共谈判进展时说，周恩来曾于12月22日提出“建议在延安与政府代表举行会谈”，并邀请包瑞德也参加。但包瑞德到了延安后，周恩来不但否认曾经提出过这种建议，反而向国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赫尔利表示“当时无法解释共产党立场急剧变化的原因”。赫尔利在这里显然歪曲了事实。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文献记载，不论是从毛泽东的信中，还是从周恩来同包瑞德的谈话中，均看不到中共领导人“建议在延安与政府代表举行会谈”的字样。赫尔利这样说是为了证明，中共的谈判立场确实曾经发生过“急剧变化”，这样便推卸了他的责任，以及为在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中排斥异己埋下伏笔。
果然，赫尔利在谴责中共变卦之后便笔锋一转，把矛头指向魏德迈司令部的“一些军官”。赫尔利声称，他已经克服了国共谈判中的一切障碍，但中共领导人突然拂袖而去，究其根本原因是驻华美军司令部中的一些人在魏德迈离开司令部期间，“制订了在共产党控制区使用美国军队的计划”，而且该计划“以在美国和共产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为基础，避开中国的国民政府，直接向中共军队提供美国给养，并把中共军队置于一名美军军官指挥之下”。赫尔利在报告中也承认，在此以前，他也听到过有关这个计划的“风声”，但他根据上述情况断言，国共谈判遇到的困难肯定是驻华美军制订的这个合作计划造成的，该计划企图“不通过中国国民政府来联合美国和共产党的部队”。[12]
赫尔利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个计划是驻华美军司令部拟定的一份与中共军队合作的计划。该计划是根据魏德迈的下令拟订的，并由包瑞德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伯德上校带到延安交给中共领导人。赫尔利含糊其词地说，计划起草于“魏德迈不在司令部期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难怪魏德迈听说之后与赫尔利闹别扭，而且美军人员也完全没有像赫尔利指控的那样，企图把国民政府撇在一边。他们曾经将该计划交国民党方面研究，并表示会尽早告诉蒋介石，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13]驻华美军司令部参谋长麦克罗将军在指示包瑞德将该计划提交给中共领导人之前，曾经要求包瑞德向中共领导人说明，美军人员的行动“纯属探索性的”，计划能否实施还未做出最后决定。赫尔利即使不了解包瑞德的行动过程，也没有理由指责美军人员的行动超越了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界限。但是，赫尔利这样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竟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美军领导人立刻根据赫尔利的报告，命令魏德迈调查事件原委，并最终决定将麦克罗和包瑞德都调离中国战区。[14]
赫尔利犹嫌不足。他继续向罗斯福政府控诉“那伙人”的行动，指责他们已使中共领导人确信，竟然能“撇开”国民政府和他本人，“通过军事机构直接与华盛顿联系”。他陈述的根据首先是1945年1月9日，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德帕斯在访问延安以后，通过美军电台向魏德迈报告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中共愿意派遣代表访问华盛顿，并准备面见罗斯福。其次是朱德于1月23日写信给魏德迈，要求美军提供两千万美元贷款，用于瓦解伪军。赫尔利认为，如果罗斯福政府接受中共领导人的建议，等于承认中共是“一个武装的交战国”，是“破坏美国扶持国民政府的政策”，结果是“立刻会在中国引起混乱和内战，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不仅如此，当麦克罗等辩护说，驻华美军“有权以任何有效的手段”同日本人作战时，赫尔利指责他们违反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军人不干涉政治。他声称，某些驻华美军人员的主张是“承认美国军队而不是合众国政府有权制订政策”，而美国的政治制度规定“只有合众国政府才能决定采取行动，并能指挥军队作为政府的工具来执行有效的政策”。[15]
尽管赫尔利的论证合乎逻辑，但需要澄清的基本事实是，一些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行动是否已经超出当时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规定的范围；他们到底是在执行一种政策，还是在“制订”新的政策。赫尔利肯定完全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不向有武装的以暴力反对国民政府的中共提供租借物资或其它援助。来自美国的任何供给中共的援助，都必须经过国民政府给予那个党”，即使这种援助“最终可能证明要比从美国运来抗日的同等价值的武器和军火更合算”，也绝不可违反这个原则，否则就会破坏罗斯福政府的既定政策——“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16]显然，赫尔利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在这时已经把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推向了极端。
赫尔利通过排挤麦克罗、戴维斯和包瑞德等人，至少达到了两个目的。首先是确立了他在中国作为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解释者的地位。既然赫尔利把他同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中“那伙人”的纠纷说成是捍卫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斗争，美军方决定调离麦克罗等人便带有评判是与非的性质，即在实际上肯定了赫尔利的行动和他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诠释。赫尔利打击麦克罗等人不仅是要杀一儆百，而且为排斥异己打开了大门。结果继麦克罗、戴维斯和包瑞德之后，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也一个接—个地被“撵出了”中国。
其次是在美国驻华军政各单位中实现了“军令政令统一”，特别是使驻华美军司令部隶属于赫尔利领导之下，魏德迈则清楚了他与赫尔利的关系。在史迪威调离之前，驻华美军司令部与美国大使馆是平行单位，前者主要听命于美军总部。两个机构虽然在推行美国对华政策时互相配合，但在具体工作中却是各自为政的，史迪威司令部的实际作用和影响甚至超过了美国大使馆。
赫尔利接任驻华大使一职以后，很有可能是受到蒋介石“军令政令统一”的启发，试图独揽美国驻华军政机构的领导权。12月6日，赫尔利在大使馆召集美国驻华各单位代表开会，决定以后每星期三召开一次汇报会议。赫尔利在这次会议上声明，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协调各驻华机构的行动。1945年1月，赫尔利在美国大使馆宣布，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阻止国民政府崩溃，任何人都不得背离这一政策。他规定未经他的批准，不得将对蒋介石不利的报告通过外交途径送往华盛顿。[17]当时买他账的人不多，连魏德迈都感到有必要向他的上司请示，应该如何理解美国对华政策，并对赫尔利搞掉他的部下表示不满。“那伙人”也不顾赫尔利的阻挠，继续向美国政府报告他们的观感和建议。艾其森甚至在一份备忘录中警告赫尔利，他那些无事生非的指责，可能会导致大使馆的某些同僚被召回国。[18]
但是，自从麦克罗等人被处理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些坚持己见的外交官被陆续调离中国，魏德迈则变得唯唯诺诺，他经不住赫尔利的软硬兼施，终于俯首帖耳。2月15日，魏德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公开声明，表白他“试图置身于政治之外”，并把驻华美军的任务说成是“在国外继续进行战争……只是偶然与政治有关”。他宣布“受命”支持国民政府，他的政策是“不向任何人、任何活动或任何组织提供援助”。[19]魏德迈的声明标志着赫尔利已经实现对美国驻华军政机构的控制。
赫尔利在重庆的较量中得手毕竟只是解决了局部的问题，争论并没有到此为止。麦克罗等人的行动不仅是1944年夏季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简单延续，而且是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出现某种混乱的产物。
1945年1月，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事务专家们对国共谈判拖拖拉拉普遍感到不安。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说的第二天，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处的文森特即指出：蒋介石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声明“被认为没有重大意义”，“蒋介石没有实现与中共暂时妥协的事实表明，他对（组成）有代表性的政府的最后承诺值得怀疑”。新上任的国务卿斯退汀纽斯亦认为，蒋介石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组织联合政府会使中共扩大影响，并且“多半会控制政府”，谈判失败又“会招致国民党最后垮台的危险”。[20]1月12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在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备忘录中提出：美国在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与其他集团建立联系虽属“不守信义”，但在其他试探失败以后，如果“作战迫切需要，在特定的基础上将援助扩大到据信能够并愿意同日本人打仗的任何地方组织，而不考虑其政治隶属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将是正当的”。[21]
1月16日，美军领导人与国务院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试图澄清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搞得混乱不堪的对华政策，以便驻华美军采取行动时能有所依循。美军方在会议中声明，魏德迈曾经一再询问其使命的性质，国务院应对此问题提供政策性指导。1月29日，文森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答复美军方的询问。文森特在备忘录中试图使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尽可能看上去有条理，说美国对华政策包括长期和短期两个目标：短期目标“是在动员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对日战争方面提供援助，在中国运用美国的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和军事统一，以便使提供的战争物资取得更大的效果和价值”；长期目标“是通过援助，使中国成为统一、民主与合作的国家，能为远东的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至于目前驻华美军的使命，备忘录认为“应集中于短期目标”，为了打败日本，必须重新装备中国军队。鉴于中国局势复杂，希望驻华美军的这种行动服从于“使中国成为亚洲强国”的目标“是不现实的”；由于国共关系尚“不能令人满意”，重新装备中国军队不可能包括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这自然会产生政治方面的影响；不过当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时，军事当局“应准备武装任何据信能够有效地同日本人作战的中国军队”。备忘录特意说明：不论为实现长期目标还是短期目标，美国的目的都是实现中国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统一于蒋介石之下；目前“蒋介石表现为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唯一领导人，不过为了达到直接的目的而选择支持蒋介石，前景是混乱的”；美国有必要“保持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以便允许在中国与任何最能促进中国统一、民主和友好的领导人合作”。[22]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备忘录的关键在于试图动摇罗斯福政府长期以“蒋介石就是中国”为前提而构筑的对华政策，明确提出了美国有必要保持某种“灵活性”。
1月29日的备忘录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第一次系统地修正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尝试。他们在估计战后中国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问题，与罗斯福并无分歧，但他们不赞成通过全力扶持可能要垮掉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担心那样做到头来会鸡飞蛋打。这时正值美国国务院被罗斯福冷落三年之后，重新积极地加入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之中。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提出如此尖锐的更改，一开始便对美国军政领导人的思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上述重要文件均于2月初转到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赫尔利顿时感受到某种威胁。他认为这是国务院里的“那伙人”企图颠覆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篡改他所奉行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当然不希望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沿着国务院备忘录的路线调整。
从1月31日到2月18日，赫尔利向国务卿发出了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报告，系统阐述了他在中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过程和他对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理解。他说他在国共的争论中“猛然注意到”，中共事实上“不是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一党统治和个人独裁的政府事实上不是法西斯主义；国共两党都在“争取民主原则”，他目前调处国共矛盾遇到的障碍既有国共之间的分歧，也有如前所述来自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干扰，以及还有其他一些外国势力，等等。赫尔利坚信他一直在坚定地贯彻罗斯福亲自制定的政策，而罗斯福政府“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是正确的”；现在虽然碰到困难，但罗斯福政府只要有“清醒的头脑，并能宽容和忍耐”，肯定“能有所作为”。最后他提出，希望回华盛顿与国务卿本人“当面讨论形势”。[23]系统分析赫尔利的报告，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严重的矛盾，例如把中共称为“有武装的、以暴力反对国民政府”的政党等。此刻他宣布突然有了新的发现，实际上是为了堵住那些对他的调处表示悲观的人的嘴。既然国共之间的分歧并不严重，罗斯福政府只要再耐心一些，再多给些时间，他就不会无所作为。
1945年初，赫尔利在了解到驻华美军与中共有来往后，便断定他的失败是“由一个美国计划造成的”。他有些故弄玄虚地不通知中共中央就撤换了美军观察组领导人，认为这样做而不公开施加压力，就可以“使共产党相信，他们在取代国民政府的努力中不能利用美国”。如前所述，毛泽东恰于1月22日通知他，周恩来准备到重庆谈判。赫尔利据此断言，正是他的谋略使他“立刻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重新开始谈判”。[24]
赫尔利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至少说明他还是不了解国共关系的历史和复杂性，也不了解中共的历史和政策的特点。12月16日，周恩来在给赫尔利的信中说得已经很清楚了，中共中央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此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写给赫尔利的信中，都曾提出恢复谈判的具体方案。他们的建议表明，中共中央仍然在观察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至于对赫尔利的调处和目前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则是采取拖延和保留回旋余地的方针。由于赫尔利一再否定或不具体答复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中共领导人当然会拒绝继续与国民党进行秘密谈判。
后来中共领导人在提出召开党派会议、公开讨论组织联合政府后，表示同意恢复谈判并派遣周恩来前往重庆，其目的是借公开谈判的形式来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这与赫尔利自鸣得意的谋略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中共代表在谈判中未就任何原则问题妥协，本来已经足以使赫尔利明白，外部压力是不可能迫使中共中央放弃自己一贯立场的。但他执迷不悟，竟然认为谈判破裂是由于他利用外部压力的力度还不够大。于是他决定利用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演变，寻找进一步向中共领导人施加压力的手段。
其实，赫尔利何尝不知道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尴尬。振振有词地宣布“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是正确的”并不困难，但用事实证明之谈何容易。为了解开这道难题，赫尔利于1月14日直接打电报给罗斯福，提出了一项建议。他说罗斯福应该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努力与苏联和英国领导人协调对华政策。他说应该“确保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下列计划：（1）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立即统一；（2）战后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只要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和英国达成上述协议，他就能实现“中国军事统一”和“建设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25]赫尔利的这个建议已经涉及根本改变罗斯福政府在解决国共问题上一直坚持的原则，他企图通过争取与苏英等大国协调政策，为解决国共争端创造条件。
赫尔利异想天开地相信中共中央会屈服于国际上的压力，是根据他的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外来因素可以给中共中央的政策造成决定性的影响；第二，美国有能力做到在国际上孤立中共，这主要是协调美苏对华政策和改善中苏关系。
赫尔利在1月14日向罗斯福提出的建议中，已经把争取苏联与美国合作作为解决国共争端的先决条件。这显然背离了美国政府在调处国共矛盾过程中一贯坚持的一个原则——优先解决国共争端，然后调整中苏关系。罗斯福政府虽然认为中苏关系与国共争端密切相关，交互影响，却一直不打算将调整中苏关系与调处国共矛盾搅在一起。这一方面是因为罗斯福政府相信，调整中苏关系的时机尚不成熟，在美苏未在亚太地区涉及的重大问题上取得谅解之前，放手让蒋介石同苏联直接交涉，很可能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罗斯福政府一直认为，中国内部的国共矛盾不解决，国民政府与苏联打交道时必落下风。所以，只有首先实现内部统一，才能使国民政府在调整中苏关系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苏联无机可乘，美国才有牌可打。况且苏联领导人已经说明，他们在中国内部纠纷中是清白的，罗斯福政府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把国共问题与中苏关系拴在一起。
罗斯福政府采取首先调处国共矛盾，然后调整中苏关系的方针，与蒋介石的企图背道而驰。蒋介石的思路是按照法国的模式解决中国问题，效法戴高乐与苏联搞好关系，然后借助苏联的压力迫使中共妥协。如前所述，蒋介石和国民党一直在向罗斯福政府描述苏联正如何利用中共“赤化”中国，以及中共如何在苏联支持下策划“夺权”，等等。然而罗斯福政府却断定，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的叙述是危言耸听，尚不值得给予过多的关注。
在这里大致回顾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7月访华期间以及之后的一些情况是有意义的。当时，蒋介石尽管已经充分了解了苏联这时尚无意介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却仍然喋喋不休地向华莱士灌输的确存在中共按照苏联的旨意“颠覆”国民政府的危险性，然后要求美国首先担任中苏两国的“仲裁者”。华莱士当即表示，罗斯福政府不可能承担在中苏之间扮演媒人的义务。他不无揶揄地告诉蒋介石，如果中共确如蒋介石描述的那样与苏联过从甚密，那就更有必要赶紧先着手解决国共问题。[26]
华莱士的谈话反映了罗斯福政府的基本思路。美国国务院曾指示时任驻华大使高斯，应该向蒋介石强调，解决国共争端是使中苏关系能够改善的先决条件。罗斯福在听取华莱士的访华报告后，也曾于7月14日打电报提醒蒋介石，他正在慎重考虑“斡旋布置中苏二国代表的会谈”；国民党如果能够与中共“预先取得协议，具体布置如何在华北有效地对日作战，那末，任何这类会议更易于召开”。[27]
蒋介石从罗斯福政府那里吃了地地道道的闭门羹，不过他毕竟从华莱士透露的消息中了解到，苏联有意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不希望因支持中共而冒险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冲撞。蒋介石决心不顾罗斯福政府的规劝，首先着手改善中苏关系。7月，蒋介石决定派遣宋子文访问莫斯科，并开始为此与苏联直接接触。国民政府还采取一系列行动，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气氛。在新疆，国民政府撤换了盛世才并改组了新疆省政府。
9月16日，蒋介石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他声称改善中苏关系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并表示确信改善中苏关系会很容易。[28]在此届国民参政会关于外交问题的十项提案中，包括改善中苏关系内容的提案有三项，这是历届国民参政会所没有的情况。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呼吁加强中苏关系和派遣友好代表团访苏的决定。重庆报刊同时登载了大量有关改善中苏关系的评论和文章。经蒋介石一阵呼风唤雨，重庆顿时弥漫中苏友好的气氛。自7月起，蒋介石为改善中苏关系所做的一厢情愿的努力，在此届国民参政会期间达到了高潮。
蒋介石单方面调整中苏关系的行动很快引起罗斯福政府的关注。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向罗斯福政府报告蒋介石的动向，认为他对美国的方针缺乏必要的理解，没有意识到中苏关系由于国民政府的反苏宣传而恶化所带来的基本问题，以及国共矛盾应在合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只有解决了国共争端和中国政局稳定，才能恢复中苏关系的稳定。8月15日，美国国务院在为罗斯福与孔祥熙会谈准备的文件中说明，应通过孔祥熙转告蒋介石，美国政府认为，国共达成协议可以使任何改善中苏关系的行动“变得更容易”。[29]11月18日，罗斯福在获悉国民党方面拒绝“五点协议”后，曾立即指示赫尔利转告蒋介石，国民党应该与中共达成协议，这不仅仅是他的主张，也是“俄国”的观点；他要求赫尔利必须强调“俄国”两个字。[30]与此同时，罗斯福告诉孔祥熙，苏联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国民政府对中共应“设法容用”，而不必与中苏关系扯到一起，以免后患无穷。[31]
罗斯福政府的态度如此，苏联领导人此时亦无暇为处理中苏关系而举行谈判。苏联驻华武官曾在与美国外交代表谈话时，挖苦国民政府是用“不诚恳和孩子式的方式”提出宋子文访苏；苏联领导人现在正忙于欧洲战争，无法“为那种不诚恳的请求操心”。这时在国民党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宋子文和孙科等国民党要人认为，蒋介石在国共争端解决之前便企图改善中苏关系，既不明智，也不现实。美国的压力、苏联的冷淡和国民党领导集团内部意见的分歧等结合在一起，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先在国共谈判上花费一些精力。不过他从未放弃沿着另一条线索的努力，而且终于等到了一位理解他的处境并愿意合作的美国人——赫尔利。
赫尔利自从当上总统特使后，就一直密切关注中苏关系的动向。11月7日，他在前往延安的同一天还向罗斯福报告说，蒋介石有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他特意提醒罗斯福不要忘记，苏联领导人同样表示过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32]既然苏联愿意同国民政府打交道，而蒋介石又急于领受苏联的善意，赫尔利肯定认为自己的建议不仅有根有据，而且做起来易如反掌。他甚至没等到华盛顿的答复，便为蒋介石操办起来。
1945年2月初，蒋介石在一次会谈中告诉赫尔利，苏联领导人已经同意于本月底或3月初，在莫斯科接待宋子文。国民政府为此次谈判准备的方案是：“（1）建立更密切和更协调的中苏关系；（2）建议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立刻参加对日战争；（3）融洽地讨论战后朝鲜的地位和苏联使用东北港口的问题；（4）战后中苏间的经济关系；（5）讨论保证未来中苏边界的和平。”他表示希望美国方面能提出某些修正和建议。赫尔利不仅赞成蒋介石的行动，而且要求罗斯福政府给予支持。他在向罗斯福政府报告这次会谈内容时说：理解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对解决中共与国民政府的矛盾至关重要”，而莫洛托夫已经将苏联的态度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了。[33]
蒋介石这时将调整中苏关系与召集国民大会作为对抗中共有关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的两项重大措施，赫尔利此时如此热衷于介入调解中苏关系，其结果是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再次出尔反尔，以致谈判最终破裂。蒋介石之所以忽然气壮如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赫尔利的态度使他相信，有可能通过改善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达到孤立并最终“除掉”中共的目的。他在1月底的一次国民党高级会议上声称，“俄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在远东不会骑上一匹“劣马”，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强大起来以后，中共就会成为那种“劣马”。[34]
赫尔利自作主张，鼓励国民政府在事关美国整个亚太政策的问题上自行其是，立刻遭到来自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抨击。国务院领导人警告赫尔利：美国政府一贯奉行的原则是不在中苏之间充当调解人，并坚持在调整中苏关系之前，促使国共达成协议。2月8日，国务院中国处在给国务卿斯退汀纽斯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苏关系如何发展与所有同盟国家有关；在蒋介石准备与苏联谈判的问题中，有许多涉及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当然不能仅由中苏两国解决；蒋介石与苏联谈判能否获得预期的结果，取决于三种因素——谈判代表宋子文能否从蒋介石那里获得实权，宋子文能否使苏联相信国民党不会继续奉行反苏政策，以及国共关系的现状；其中国共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35]根据这个备忘录提供的中苏关系涉及的广泛背景，不论从哪个角度怎么看，赫尔利在中国的有关言行都是不合时宜的。
实际上，美国的战后亚太政策决定了它必然会介入调整中苏关系。它既不会允许国民政府擅自行动，破坏其战略规划；也不能容忍中苏改善双方关系时，将美国排斥在外，以致中苏之间达成的协议损害美国的利益。国务院此时反对赫尔利鼓励蒋介石自行处理对苏关系，充其量是感到条件尚不成熟，而赫尔利却认为这是给他苦心炮制的锦囊妙计泼冷水。他抱怨国务院是在贬低他在国共谈判中的作用，使他“仅作建议而不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他的前任高斯就是因此失败的。实际上此时赫尔利的调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再不抓住中苏关系这根稻草，他就只有等着淹死了。2月下旬，赫尔利与魏德迈一起回国述职。随着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华盛顿，罗斯福政府内部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也从重庆转向华盛顿。
赫尔利是在他的调处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时回国述职的。他一再大包大揽，驻华使馆的那些美国职业外交官为他的一意孤行而忧心忡忡。他们既为美国在华利益面临灭顶之灾而担心，也为赫尔利的独断专行而苦恼。由于受到来自国务院的鼓励，他们不断上书华盛顿直陈己见，提醒罗斯福政府需要在认清中国政治现实的基础上，保持住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2月14日，卢登和谢伟思向魏德迈提交了一份措辞尖锐的备忘录，抨击赫尔利的做法违背了罗斯福政府公开声明的对华政策。他们在备忘录中指出，美国亚太政策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打败日本”；根据罗斯福政府的公开声明，美国的目的“是要中国在政治上团结起来，这是有效地动员中国军事力量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当前造成中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原因，是蒋介石推行保存实力、消灭异己的政策，而赫尔利的行动已经使国民政府确信，美国“会继续支持它，并只支持它”，“它会源源不断地收到更多的美国援助”。他们提醒魏德迈，“以外交手段解决国共分歧的努力已告失败”；目前明智的做法是由魏德迈发表一项声明，按照丘吉尔在南斯拉夫决定支持铁托时的做法，宣布美国将以打败日本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倾向为标准，评价一切政党；这样做的结果是“会给中国人提供一个至今未有的走向坚强团结的基础”，蒋介石将“被迫在政权上做让步和允诺组织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36]
两天以后，谢伟思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向罗斯福政府报告说：国民党要员们已经确信，美国与他们一样对苏联抱有“怀疑和担忧”，并且会明确地支持国民政府，而赫尔利并没有设法打消他们的这种念头；国民党政府正准备以法国为榜样如法炮制，不过这是自欺欺人；中法两国的客观条件完全不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比戴高乐更虚弱”，“中国共产党却比法国抵抗阵线强大——而且正迅速变得更强大”。谢伟思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际政治中的“手腕和知识非常有限”，他们习惯于“在不现实和盲目的乐观中，尽可能地狡辩和制造借口”。[37]
赫尔利离开重庆之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们越来越为中国局势的迅速恶化感到不安。他们经过讨论后决定孤注一掷，直言不讳地向罗斯福政府发出警报。2月28日，在赫尔利到达华盛顿之前，艾其森签署并发出了由谢伟思起草的一份报告（以下称“2·28”报告）。他们在报告中严厉地批评赫尔利奉行的政策，认为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蒋介石自认为力量强大的感觉，结果导致国民党不现实的乐观和不愿做任何妥协”；另一方面则促使中共领导人确信，美国已经决定“只支持蒋介石”，以致他们迅速地扩大和加强了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在此局面下，罗斯福政府如果继续执行只援助国民政府的政策，中国的内战“将加速到来，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为了避免深陷泥潭，罗斯福政府需要按如下两个原则调整对华政策：一是以向中共提供援助来代替来自苏联的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和干涉，首先应私下向蒋介石说明这样做的好处，如果仍遭拒绝，就应像丘吉尔解决南斯拉夫问题那样，采取“公开声明这种更激烈的步骤”。二是“先取得具体的军事合作，而以政治合作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为此应向蒋介石建议，首先组织一个有代表性、有实权的战时内阁，然后以中国各派军队达成仅在各自区域中活动的协议为条件，由一名经魏德迈授意和蒋介石指定的美国军官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这样既可以“提高美国的声望”，又可以“将共产党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以代替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38]
上述建议中的第一个原则是将矛头直接指向赫尔利，他们提出如果国共谈判破裂，美国不必幻想苏联的协助，而应果断地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迫使蒋介石让步。建议中的第二个原则完全不符合由蒋介石提出，遭到史迪威反对，得到罗斯福赞成，被赫尔利忠实执行，经国共谈判证明是行不通的方针——在中国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军事合作的先决条件。
“2·28报告”在华盛顿引起一阵骚动。副国务卿格鲁很快将它上呈罗斯福，并要求赫尔利到国务院澄清问题。[39]3月5日，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与赫尔利爆发了一场面对面的争论。赫尔利在国务院看到艾其森签发的报告后，立即暴跳如雷，指责这是“对他不忠诚的行为”，扬言一定要“干掉”谢伟思“这个狗娘养的”。他当时嘲笑史迪威就是因此而被召回的，高斯和艾其森“根本没见过共产党人什么样”，而且“从来没能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弄到一起”；蒋介石表现出顽固不化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的地位变得“更牢固了”；赫尔利警告他的对手，军队中反对他的人“已经被消灭了”，现在国务院竟然仍有人持不同政见，他决心到陆军部和白宫去“战斗”。赫尔利劈头盖脸的非难，使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最终变成了一场驻华的职业外交官们是否忠诚的审查，而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回答变成了无罪辩护。他们不得不表示，尽管乐于奉陪赫尔利继续争论下去，但最后仍须由最高领导人做出决定。[40]
赫尔利痛斥国务院的外交官后，继续到陆军部和白宫游说。他和魏德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向美军领导人保证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只“靠很少一点”的美国援助，就可以打败共产党。然后赫尔利又经过两次访问白宫，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罗斯福的支持。第一是在国共没有达成协议之前，不向中共提供援助；第二是争取苏联和英国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41]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次公开讲话。他在谈话中指责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并故意把中共与军阀混为一谈；他声称中共的力量被高估了，国民党军队才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美国决不会向中共提供援助。[42]赫尔利的这篇讲话是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将转向“扶蒋压共”的信号，是罗斯福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赫尔利代表罗斯福政府在美英苏三大国中率先表明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立场。罗斯福政府迈出了借助国际压力解决国共问题的关键一步。
需要指出的是，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在调整中转上“扶蒋压共”的轨道，并不仅仅是因为赫尔利特别神通广大，尽管他个人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也是被一股强大的内在动力推动的结果，它发生在雅尔塔协定签订前后，此时不论国共争端如何解决，罗斯福政府必须确保使纸上的规划变成现实的格局。赫尔利不过先走了一步，罗斯福则是看到和置身于这种趋势后力图加以利用。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罗斯福更多地从美苏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全局着眼，力求在这一地区保持对美国有利的稳定，因而在决心全力维持蒋介石的统治时，仍有可能对中共做出某种妥协。3月中旬，他决定接受中共的要求，促使蒋介石允许中共代表参加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就是突出的一例。[43]赫尔利则完全是从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出发，企图利用美苏之间的妥协，向中共施加压力。赫尔利能够击败国务院里的反对派，罗斯福的支持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不论是赫尔利的建议，还是罗斯福对他的支持，都大致反映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导致的难以扭转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