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光彩的交易
由赫尔利提出、经罗斯福认可的美国调处新方案的主要特点，就是借助国际压力——主要是与苏联协调对华政策，迫使中共妥协。罗斯福政府尤其是赫尔利在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苏联是否会支持——至少不干扰赫尔利的调处工作。罗斯福政府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美苏英三国外交政策存在潜在的不协调的地区；美国必须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承担起领导责任，采取措施来使中国“成为远东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然而，如果不能同苏联达成实质性的协议，美国能否达到这个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有一个对它友善的中国，而美国对此应给予“明确的保证”。[44]
自从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结束以后，罗斯福持续努力与苏联协调对华政策。1944年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罗斯福指示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斯大林说明，美方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人，因此不应让他的政府垮下去”，希望斯大林“在设法解决蒋和中共之间的问题时要耐心点”。6月10日，哈里曼“奉旨”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向这两位苏联领导人介绍了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说美国在中国的计划有三个要点：第一是扶持国民政府；第二是调处国共争端，“使它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第三是使蒋介石“放宽国内政策”，即进行政治改革。哈里曼说他考虑的是“美苏联合的对华政策”，换句话说，是希望苏联领导人也能赞成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
斯大林对哈里曼提出的第一点没有异议，对后两点却报以嘲笑。他说那是“说来容易做到难”。他表示“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甚至可以“更加完全”地影响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最佳人选”，但不是没有缺点，主要是同日本人“战斗不力”，而且周围有一群“无赖和卖国贼”；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人造黄油’共产党”，不过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同日本人作战”；蒋介石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与中共交恶是“愚蠢的”。斯大林最后声明，苏联“仍然以1924年对华友好条约为基础”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45]
罗斯福政府从斯大林的这番谈话中不会感受不到，国民政府与苏联打交道的困难程度有多高。苏联尽管不打算在蒋介石的统治地位问题上与罗斯福政府尖锐对立，但同时也要求美国方面采取措施，改变国民政府的现状。苏联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在妥协的格调中，力图加强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制约。面对现实，罗斯福政府需要敦促国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推动国共合作，否则就无法使苏联领导人接受美国的条件。这是罗斯福当时决定加快和更深入地介入国共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罗斯福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及赫尔利在中国疲于奔命，都是为了在处理与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关系之际，尽快澄清中国的局势。
1944年10月，罗斯福政府利用丘吉尔访苏的机会，敲定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日程和军事部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苏联参战后会在亚太，特别是在中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美国应如何应付苏联在各地区可能采取的行动。
11月10日，回到华盛顿述职的哈里曼在白宫向罗斯福介绍了苏军对日作战的计划。罗斯福当即对苏军参战后的政治意图提出了疑问。他当时询问哈里曼，“如果俄国人进入中国，他们还肯出来吗？”[46]美国的担心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第一，苏联是否会在打败日本后尽快从中国撤军；第二，苏联是否在苏军占领区扶植亲苏的自治政权，甚至可能是独立的政府。罗斯福当时尽管受到赫尔利那些夸夸其谈的报告影响，但仍然对苏军参战后的中国局势深感不安。
11月17日，罗斯福再次召见哈里曼，讨论与苏联对华政策有关的各种问题。哈里曼根据他的判断告诉罗斯福，苏联领导人同样急于使国共达成协议，以便苏军在东北向日军发动进攻后，可以利用中共军队保护苏军的右翼；苏联在参加对日战争之前，有可能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它向蒋介石妥协；如果国共之间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就会面临“与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形势多少有点相似的局面”；苏联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支持中共，并向蒋介石提出“严厉得多”的条件；届时美国在中国会面对一个“结局不可能圆满的局势”。罗斯福当即授权哈里曼向斯大林询问清楚，苏联在对日宣战之前，“他们希望达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协议”。哈里曼的答复是“中国整个的政治问题，我认为无疑会在我们和俄国人的关系上带来最大的困难”。[47]
回到莫斯科后，12月14日，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他在会谈中根据罗斯福的指示，试图“套出”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全部政治意图。斯大林直率地告诉哈里曼：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应归还苏联。他随后又在特意准备的地图上画了一圈，说明苏联为了保护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港口的交通，希望租借包括中国的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此外，苏联还需要租借从大连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折向西北至满洲里以及向东连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全部铁路线。斯大林保证，除了这些条件之外，苏联并无意侵犯中国在东北的主权。[48]
斯大林提出的这些条件让罗斯福政府如芒刺背，但在迫切需要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的情况下，罗斯福感到除了做出妥协之外，也别无选择了。苏联的地理位置加上军事实力等，使它在东亚地区居于强有力的讨价还价的地位。罗斯福政府在相关的国际事务中对苏联所求尚多，特别是国共谈判迟迟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些客观条件促使罗斯福决心将同苏联的交易进行到底。这毕竟算是借花献佛，慷他人之慨；更何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们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而且在那以前不知道做过了多少次。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峰会，讨论打败德国后的对日作战问题和战后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罗斯福和斯大林为协调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后美苏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用中国在东北的利权做了一笔政治交易。他们最终就战后东亚地区涉及的各种问题达成了协议，即史称的“雅尔塔秘密协议”。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重申了承诺，苏军将于欧洲战争结束两至三个月后，即开始对日作战，并与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作为交换条件，“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定：“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的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49]“雅尔塔秘密协议”的产生标志着由于欧洲列强的衰落和日本行将退出亚太国际政治舞台，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美苏两个大国据主导地位的局面。
“雅尔塔秘密协议”是二战后期美苏合作的产物，反映了它们之间关系的特点；协议中包含着很多基于军事考虑的算计和妥协，是美苏双方在东亚的力量对比保持暂时均衡的产物。这种状况使中国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美苏两国谁能更妥善地处理对华关系，谁就能在双方的较量中取得优势，并限制对方的发展。按照罗斯福政府战时的设想，既然美国在战后要称雄亚太，就必须在东亚大陆中心的中国取得支配地位。中国本来是罗斯福政府设想的亚太政策的重心，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羸弱，现在却成为美国亚太战略中非常薄弱的环节。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中向斯大林妥协，承认苏联在中国局部地区享有特殊的利益，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国民政府的严重弱点。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华政策，其方向是在“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划的格局中，在促使苏联按照承诺参加对日战争的同时，通过稳定地控制住中国局势，确立美国战后在这个地区的优势地位。为实现这个目标，罗斯福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调整中苏关系，促使苏联保证承认国民政府在战后对全中国的统治。调整中苏关系已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不论是美国领导人还是4月回到重庆的赫尔利，都把主要精力首先用于推动中苏谈判。至于如何解决国共争端，他们以为水到自会渠成。
苏联这个时期对亚太地区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取得并保护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不过其目标总的来看还是有限的。它们包括维护亚太地区（主要是东亚大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卫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以及获取某些特殊的权益。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消除最后一个战争策源地，将日本势力逐出它在东亚的占领地，从而根本解除日本对苏联安全的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是利用苏军参加对日作战所必然产生的巨大影响，努力制造一块缓冲地带，防止战后新的侵略势力进入以致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优越的经济利益等受到新的威胁。
欧洲战争结束之际，苏联断然宣布中止《苏日中立条约》，积极准备向日军发动进攻，这是完成其亚太战略的重要步骤。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苏军的行动必然会引起地缘政治上的连锁反应，对亚太地区，首先是东亚大陆地区的国际力量对比产生深远的影响。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在打败日本后，苏联在这个地区将面对一个野心勃勃、决心雄踞亚太的美国以及一个像火药桶一样，随时可能出现爆炸局势的混乱的中国。妥善处理在这个地区的对美和对华关系，将是苏联战后亚太政策的中心问题。
苏联在东亚处理对美关系的基调是通过妥协，争取让美国承认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利益。除了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影响外，苏联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它在战后的主要任务必定是重建家园，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苏联不愿意也不能承受因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再受战争摧残，即使是军备竞赛也不能承受，它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休养生息。但是，苏联的妥协并不是无限制地让步。苏联既不希望在东亚与美国对抗，也决不允许美国在东亚扮演日本曾经扮演的角色，以免美国势力无限制地扩张，危及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
苏联以妥协为基调处理对美关系，必然会影响到它处理对华关系的政策。中国是苏联设想的亚太安全缓冲地带中的关键地区，中国的政治局势如何发展，是决定美苏在亚太的关系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苏联基于对未来与东部边疆毗邻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的考虑，希望促使中国内部政治形势稳定，并努力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和稳定。不论是中国发生内战，还是中苏关系恶化，都有可能招致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干涉，甚至有可能演变为苏联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因此，苏联也需要调整中苏关系和解决国共矛盾。它基于切身利益，不能不关注甚至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雅尔塔秘密协议”签订后，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行动表明，它的优先目标首先就是改善中苏关系，即利用苏军参加对日战争的特殊条件，通过谈判一举解决中苏之间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在中苏关系获得改善的条件下，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影响来推动国共谈判，使中国出现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从而杜绝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干涉的借口。换句话说，国民政府也只有接受苏联与美国谈妥的条件和奉行对苏友好的政策，苏联才有可能在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方面给予支持。
苏联领导人虽然一再表示相信在中国，国民党才是唯一有力量统一中国的政治集团，但他们完全清楚国民政府的性质和两国间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因此，在改善中苏关系时，苏联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可以称为“中立国民政府”的政策，目的是影响国民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迫使它不敢积极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免使中国变成东亚的一个反苏基地。一方面，作为在亚太地区对美妥协的一部分，以及基于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估计，苏联领导人一再声明，他们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承认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也不断强调，他们对国民政府“有许多保留意见”，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各种不合时宜的内外政策，谴责国民党内存在严重的反动势力及种种倒行逆施；苏共还借助舆论公开对中共争取民族解放和推动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斗争等表示同情与声援。事实表明，苏联承认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是有条件的，而实现这些条件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足以使中苏关系稳定、和睦地发展。
苏联与国民政府改善关系必然要影响它与中共的关系。苏共与中共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两党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苏联领导人对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后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很多政策，包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拒绝按照苏军统帅部的命令在华北地区与日军进行正规战等，既不能理解，也很不信任，以致苏联领导人一再公开或私下称中共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的。[50]从本质上说，中苏两党分别代表着两个民族的利益。也正因为双方关系中存在这种特点，苏联必然要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施加影响，以防止独立不羁的中国共产党人擅自行动，干扰苏联的对外政策。
然而，苏联和中共在处理同美蒋的关系中，毕竟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苏联在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方面，显然是留有余地的。必须指出，由于美国和国民政府把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拉扯在一起，并经常蛊惑人心地把中共说成是苏联在中国的政策工具，苏联领导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或私下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在外交方面与中共没有多少联系，这是有其策略方面的考虑的。事实上，这时苏联的确已经同中共没有多少联系了。问题在于，苏联在亚太地区热衷于大国外交时，过于轻视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甚至还利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关系，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使之服从苏联的对外政策。苏联的这种做法在道义上是不光彩的。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美苏基于各自的利益，都开始为推动中苏谈判进行积极准备。赫尔利在4月返回重庆后，已经将推动中苏谈判当作他的首要任务。在到达重庆之前，他途经莫斯科，在那里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讨论了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苏方也可以给赫尔利全权，由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何时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透露给蒋介石。[51]赫尔利在重庆期间，不断说服蒋介石，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应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的精神，做出必要的妥协。5月10日，他向罗斯福逝世后继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报告说，根据他与蒋介石会谈后的理解，在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问题上，蒋介石除了不同意“雅尔塔秘密协议”中“优越权益”和“租借”两个词以外，几乎同意了那个协议中的每一条。[52]赫尔利显然认为，促成中苏谈判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希望杜鲁门政府尽快授权他向蒋介石提出举行中苏谈判的建议。
4月下旬，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他在白宫第一次会见杜鲁门时，就曾询问后者作为罗斯福的继任人，是否准备履行其前任在雅尔塔会议上声称要承担的义务，促使中国接受“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有关规定。杜鲁门当即保证，美国方面将承担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的全部义务。[53]莫洛托夫随后就在旧金山向宋子文发出邀请，表示欢迎他访问莫斯科。
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使中苏谈判直接被提上议事日程。5月下旬，杜鲁门派其前任罗斯福最信任的顾问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再次同斯大林讨论如何协调美苏在各地区的政策。28日，霍普金斯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谈，他们详细讨论了苏联参战和对华政策等问题。霍普金斯首先提出，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在何时对日宣战。斯大林答复说，苏军准备于8月向日军发动进攻，目前正为此积极准备。霍普金斯随后表示，杜鲁门政府希望了解苏联对中国内部统一问题的见解。斯大林声明，苏联并没有专门的计划，他赞成中国成为“完整的、稳定的国家”；蒋介石应“成为统一中国的承担者”，因为他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不如蒋介石那样好”，而且他们“没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当霍普金斯表示美国将在中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时，斯大林说：“美国是战后能够用自己的资源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的唯一国家。”[54]
斯大林的上述谈话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苏联肯定会履行以往的承诺，按时对日本宣战；第二，苏联对日宣战后，将奉行支持由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策；第三，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苏联的条件则是杜鲁门政府确实履行“雅尔塔秘密协议”，协助推动中苏谈判取得成功。美国方面当然对此感到满意，杜鲁门一接到苏联希望于7月1日以前开始中苏谈判的通知，便决定马上通知国民政府，宋子文应该尽快去莫斯科报到。[55]
霍普金斯与斯大林5月28日的会谈是欧洲战争结束后，美苏协调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事件。以此为标志，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独角戏开始演变为美苏的二重唱。从这个角度看，中苏谈判则是这场二重唱的序曲。
中苏谈判于6月30日开始，至8月14日结束，分两个阶段进行，前后历时一个半月。这次谈判是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精神调整中苏关系，使美苏两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有关中苏关系的秘密交易合法化。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已成为历史潮流的时代，在全世界人民高举着民主自由的旗帜继续同法西斯浴血奋战的时刻，美苏作为《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的主要签署国，用中国的利益做了一场交易，但这个交易起码在形式上还要取得物主的同意。这次中苏谈判虽然不过是迫使当事国政府承认“雅尔塔秘密协议”的一个手续，其过程的复杂程度却大大超过了美苏的预计。
苏联领导人在中苏谈判中坚决贯彻他们的既定方针，依靠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有利地位和与美国协调亚太地区政策的巨大影响，充分利用国民政府对中共迅速发展以及苏联可能给予其援助的恐惧心理，迫使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和接受苏联在中国东北取得优越权益等，从而牢固地控制住苏联所谓东方安全缓冲地带的中心环节。
根据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口头协议，雅尔塔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必须对国民政府保密，直至苏军从西线调25个师部署到东方前线为止。他们的理由是防止国民政府过早知情，泄漏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意图和军事准备。在上述5月28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毫不隐讳地告诉霍普金斯，苏军何时开始行动“有待于履行雅尔塔协议中与苏联愿望有关的条款”。他解释说：“为使苏联人民看起来参加太平洋战争是正当的，有必要履行这些协议。”[56]斯大林实际上是在暗示霍普金斯，杜鲁门政府必须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美苏的安排，否则苏联就有可能按兵不动。霍普金斯有足够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对苏联领导人的提醒心领神会。
尽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会谈的内容，但直到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会见蒋介石时，才具体告知苏联方面关于缔结中苏条约的条件，即“一、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二、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三、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四、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五、库页岛南部及与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彼得洛夫当时解释说：“苏联是一个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苏联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冻港。”这是极其荒谬的逻辑，不过彼得洛夫说得一本正经。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蒋介石，他提出的这些条件已获得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57]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对苏关系的考虑也是极为复杂的，同样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过其宗旨最终仍然是维护其一党统治。国民政府在谈判中的立场不论是软化还是强硬，最终都以能否巩固和加强它在国内斗争中的地位为底线。在中苏谈判开始之前，蒋介石分别于6月12日和26日向彼得洛夫阐述了国民政府的立场。他说关于旅顺港问题，绝对不得使用“租借”一词，否则就会使中国成为“不平等国家”，并且使中国“领土不完整”。蒋介石拒绝苏联“租借”旅顺不仅仅是一个名誉问题，更是要确保国民政府对该港口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关于外蒙古前途的问题，国民政府可以给予高度自治，包括准其自行决定外交和军事问题，但主权应属中国。外蒙古的地位是中苏之间长期存在的争端，两国在1924年5月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达成了协议，现在国民政府坚持既有立场也是必然的，否则有可能在国际上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甚至造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不稳定。蒋介石最后指出，中苏两国间的事情可以由中苏双方自己解决，“美国同意与否，没有关系”。[58]蒋介石强调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是使苏联不要因为担心中美结盟而提出太苛刻的条件；第二是试图预先堵住苏联方面的嘴，以免他们总是利用美苏之间的秘密谅解，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其实蒋介石心里应该非常清楚，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严重地依赖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态度变化是决定国民政府的妥协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可能斯大林也是这样估计的，所以他在以往的谈判中才表示希望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发挥作用”。
中苏谈判正式开始后，苏方的谈判者是斯大林本人，中方则是行政院长宋子文。他于6月30日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即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7月2日开始谈判，斯大林向宋子文详细解释了苏联方面对“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各项条款的理解。他首先解释了苏联提出给予外蒙古独立的理由。第一是为了加强苏联对抗日本的战略地位，第二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说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正当理由。他甚至表示，如果苏联在外蒙古没有自己的“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斯大林这是在暗示宋子文，国民政府必须接受苏联的要求，否则苏联对抗日本的战略地位就没有“加强”，苏联人民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反法西斯战争打到底，意即苏联有可能不出兵对日作战。宋子文当即表示不能接受斯大林的解释。他坦率地告诉斯大林，国民政府的困难同斯大林的困难差不多，它无法向中国人民说明为什么要“放弃一部分领土”，而且接受这一条甚至会导致国民政府垮台；苏联既然要在外蒙古拥有驻军自卫的“法律权”以“对抗日本”，那么国民政府宁愿给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
关于东北的港口和铁路等问题，斯大林首先提出，大连港需要“国际化”，但应该由中苏组成联合公司来共同管理；由中方人员任理事长，苏方人员担任经理；关税收入双方各得一半。他提出苏联要求这样做的理由是，“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承认，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权益必须“获得保障”。宋子文则指出，大连港“国际化”的含义是使之成为自由港，管理权应属中国，而苏联可以享有优越的商业利益；如果苏方坚持中苏联营并分享关税，会导致中国航运转向其他港口，结果必置大连于死地。宋子文还声明，旅顺港应由中苏海军共同使用，不能再提“租借”。斯大林表示，在用什么词的问题上可以“迁就蒋委员长的愿望”。斯大林随后提出，中东路应由中苏共同经营，经理由苏方人员担任，铁路所有权归苏联，期限暂定为40～45年。与会的莫洛托夫补充说明，苏联还应控制与铁路有关的煤矿。宋子文则坚持“共同经营者”系指中东铁路的干线，支线和沿线厂矿企业等均不应包括于条约之内。
关于中国内部问题，斯大林建议国民政府能“容纳若干自由分子参加”。他特别说明，这里所谓的若干自由分子“不限于共产党”；而且“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者”，至于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则“颇有疑问”。宋子文则强调，国民政府只能在军令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政府的领导权属国民党，而且决不能搞联合政府。斯大林对此表示谅解，认为宋子文表达的是“国民党的正当愿望”。[59]
在7月2日的会谈中，双方的争论首先集中在外蒙古的前途问题上，结果是谈判因此陷入僵局。7月4日，宋子文打电报向蒋介石建议：如果苏联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坚持其立场，就应该中止谈判。7月7日，斯大林与宋子文再次讨论外蒙古问题。宋子文坚持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不过可以给予其“高度自治，军事、外交均可自主”，其中包括外蒙古行政当局有权允许苏联在该地区驻军。斯大林也拒不让步，声明如果中方不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就不能签订中苏条约。双方立场如此尖锐地对立，宋子文感到已无挽回余地。他立即电告蒋介石：外蒙古问题事关重大，如不打算继续谈判，他准备于11日外蒙古独立节之前返回重庆。[60]国民政府之所以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一再据理力争，主要是因为经过抗日战争，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如果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作为战胜国仍要丧失国家权利，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会被严重削弱。
但是，当苏联领导人坚定地要求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先决条件时，蒋介石不能不重新权衡利弊。7月6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经讨论决定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对苏妥协。蒋介石在会后打电报指示宋子文，承认外蒙古独立在形式上应由国民政府提出，经外蒙古人民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不得就此问题与苏联订立任何秘密协议。作为交换条件，应要求苏联保证：第一，中国对东北拥有的领土、主权及行政管理权必须完整，其中包括旅顺的管理权应归中国，军港可共同使用，不可共同管理；大连可成为自由港，行政管理权应归中国；中东路干线由中苏共同经营，由中国方面负责管理；中东路支线、附属厂矿企业不包括在内。第二，苏联不得支持中共和新疆地区的所谓匪乱。如果苏联不接受上述条件或不给予具体答复，宋子文可以中止谈判。[61]
7月9日，宋子文向斯大林转述了蒋介石的建议，并声明国民政府是为了与苏联合作才“忍痛牺牲”的，希望斯大林能投桃报李。斯大林立即表示：苏联将封锁与新疆接壤的边境地区，禁止运输军火，并协助国民政府平息新疆的“叛乱”；国民政府提出在中国军令政令统一是合理的要求，苏联只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不会向中共供应武器，并将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宣传；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62]由于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各得其所，谈判很快集中到东北问题上。
7月9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了苏方提出的关于东北地区港口和铁路问题的条件。苏联方面提出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港口。旅顺辟为军港，仅供中苏舰船使用，军港及旅顺市由苏联负责管理；大连港可供各国商船使用，但应辟出部分水域专供中苏船舶使用，苏联可在港口地区驻扎并调动军队；大连市政府由中苏各派5人组成，市长由苏方代表担任，大连港由苏方主管；在大连和旅顺的规定区域之外，由中国管理，所派行政人员应经苏联军事当局认可，并遵守苏军当局颁布的治安命令。第二，铁路。国民政府应承认苏联恢复其在中东路和南满路中长春至旅顺、大连各段的所有权益，其中包括铁路所属工矿企业、建筑物和森林土地；苏联同意国民政府参与铁路的管理，为此组织一中苏联合公司，设董事7人，苏方4人，中方3人；董事长由苏方代表担任，协议期限40年。[63]苏联方面提出的这个协议草案不仅超出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规定，而且超出斯大林于7月2日提出的条件。这表明苏联实际上打算完全控制大连和旅顺两港，以及中东路和南满路的南段及其附属的工矿企业等。
同一天，宋子文将国民政府起草的协议草案交给斯大林。在9日、11日和12日的正式谈判中，中苏双方就东北港口和铁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宋子文在7月9日的会谈中说明，根据1924年5月中苏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苏联在1935年已将中东路售予日本的事实，苏联不应再享有中东路的所有权；东北有关铁路的共同管理和经营仅限于干线，不应包括其他内容。11日，宋子文进一步提出：苏联不得利用东北铁路运兵，路警必须由中国方面派遣；如在旅顺港的苏联驻军确需调动，可通过海路进行；中东路公司的理事会应由5名中国代表和6名苏联代表组成，理事长和经理均由中方代表担任。宋子文还提出，大连和旅顺必须由中国管理，旅顺可设苏联军事指挥官一人，权力限于管理旅顺军港。斯大林除同意由中方负责东北铁路的警卫和苏联不经东北铁路运兵之外，其余一概予以拒绝。[64]
此时，美英苏领导人即将在波茨坦召开会议，而苏联领导人急于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达成协议。他们敦促宋子文尽快接受苏联方面的条件，斯大林甚至提出，可以设法推迟美英苏三国的首脑会议，以等待蒋介石的电报答复。宋子文则以苏联方面的要求已经超出国民政府对他授权的范围为由，声明必须返回重庆与蒋介石当面详细磋商，否则不可能对苏方的建议做出任何答复。[65]7月14日，宋子文返回重庆，中苏谈判暂时中断。
中苏谈判的第二阶段于8月7日开始，至14日结束。这一阶段的谈判是在对日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背景下进行的，国民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改为外交部长王世杰，宋子文继续参加谈判，从旁协助并提供咨询。
7月26日，美英苏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并警告“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66]8月6日和9日，美空军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9日0时，苏军同时向中国东北的东部、北部和西部边境发起突击；12日，在外蒙古集结的苏军兵团越过大兴安岭，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长驱直入，冲向长春和沈阳。在盟军摧枯拉朽的联合进攻的打击下，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期间，中国战场也在发生巨变，后来的发展证明，其中对亚太国际关系冲击最大的是中共军队开始进攻日军。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布“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号召一切人民抗日武装配合苏联红军，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坚决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日本侵略者。[67]8月10日、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连续发布七道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开始在东北、平津、归绥、太原、平汉、陇海、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等地区前线，向日军发动全面反攻。[68]
对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对苏联和国民政府都造成了一定压力。对苏联来说，如果日本宣布投降而中苏谈判仍无进展，势必在外交方面造成某种困难，使苏联无法利用苏军占领东北地区的有利时机，以合法形式在东北获得优势地位。这不仅会影响中苏关系，而且有可能牵涉到美苏关系。苏联领导人在与美国和国民政府交涉时，曾经一再强调如果不能保证得到某些报偿，苏联人民将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向日本宣战。但是，苏军向日本发动进攻时，显然没有以中苏谈判取得成功为条件，而苏联人民却表现出充分理解苏联政府决定参加埋葬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的高度政治觉悟。既然事实如此，苏联领导人的借口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如果没有中国的邀请，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后，便没有理由向中国索取报酬。苏联领导人的确怕有“师出无名”之嫌，不过师出无名并非对日作战无名，而是从中国攫取利权无名。
至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看着苏军迅速席卷东北甚至前出到华北，如果继续坚持不做出让步的话，苦心经营的在国际上孤立和包围中共的计划很可能前功尽弃。斯大林在谈判中的确利用了苏军开始在东北对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局势，向王世杰、宋子文等施加了压力。国民政府无疑从中感受到巨大的威胁。蒋介石在中苏谈判中断期间曾经向苏方声明，国民政府决不能再后退一步；此时却不得不授权宋子文“权宜决定”。[69]国民政府除了维护“面子”，已经不再顾及其他了。也难怪密切跟踪中苏谈判进展的哈里曼认为，宋子文虽然做出据理力争的姿态，但最终仍会妥协，除非美国向苏联施加影响。[70]而事实证明杜鲁门政府所能施加的有限影响也无济于事。
苏联和国民政府基于对各自利害关系的考虑，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均做出一定让步。斯大林提出的折中办法是由中国负责大连市和大连港的行政管理，港务局局长由苏联代表担任，港口设备所有权为中苏共有；大连划入军事区，在和平时期不对大连市、大连港和与之相连的铁路实行军事管制。至于旅顺港，军事和行政管理均由苏联人负责，为照顾国民政府的“面子”，可设立一个中苏军事委员会；南满铁路延伸至旅顺军事区部分，不受旅顺军事当局管辖。关于双方共同经营东北的铁路，可在中苏联合公司中设10名董事，双方代表数量对等，董事会主席由中方代表担任；中东路与南满路只能设1名经理，由苏方代表担任，副经理可为中方代表。王世杰和宋子文表示基本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他们提出的修改是在铁路管理方面可设置1名苏联经理，不过在遇到分歧时，董事会主席享有决定性投票权。斯大林对此未持异议。
宋子文、王世杰等报告蒋介石，认为已经不可能迫使苏联再做让步；签订中苏条约的好处是可以澄清中苏关系，保证苏联从东北撤军，并能削弱中共力量。8月12日，他们打电报给蒋介石，声称“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71]他们在获得蒋介石批准后，接受苏方的全部条件。8月13日晚，中苏双方达成协议。14日，莫洛托夫和王世杰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继“雅尔塔秘密协议”之后的又一笔交易，苏联和国民政府各有所获。由于《条约》及一系列附属协议的签订，苏联基本达到了战略目的。它通过控制东北的主要铁路交通和获得在重要港口的驻军权，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要地。这不仅使苏联在东北获得了优越的权益，而且可以阻止其他大国的势力在战后进入东北，苏联的东方安全防波堤从此合龙。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国民党也不是只赔不赚。它损害的是中国的利权，国民政府却从中得到苏联支持它在中国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保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文的第一条明确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关于东北苏军与国民政府之关系，《条约》规定：由国民政府派代表在东北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树立中国军队”。[72]难怪条约签订后，国民党大员们欢欣鼓舞。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他“受到相当大的鼓舞”；宋美龄也向杜鲁门赞美中苏谈判的这种结果；孙科则声称，苏联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是对中国统一的“最大贡献”；王世杰对条约表示“甚为满意”，并宣布“中苏两国政府间应立即办理批准条约和交换照会的工作”。蒋介石则告诉赫尔利，中苏条约表明“（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73]
正是由于有了某种虚幻的充实感，蒋介石才立即接受赫尔利和谋臣策士们的建议，在抗战一结束便向中共发动政治攻势，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很难想象，一个被决心以武力消灭异己的国民政府如此欣赏的条约，会成为远东和平的“基石”，会给中国内部问题的顺利解决带来福音。
三 一个帝国主义者的逻辑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反应最积极且强烈者莫过于赫尔利了。中苏条约签订之前，赫尔利在中国的调处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之地，他越来越像一个不断输掉本钱的赌徒，《条约》的签订被他看成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在赫尔利看来，他从华盛顿回到重庆后所推行的政策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性因素，第一是苏联在国共问题上是否真的会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保持一致，第二是中共中央是否会因追随苏联而改变政策。中国政治的现实和在第一阶段调处的失败，本来应该可以使赫尔利在观察这两个问题时，头脑变得清楚一些，而且杜鲁门政府内部也继续发出一些颇有见地的劝告。但是，他似乎宁愿对现实视而不见，对杜鲁门政府中的一些更有中国问题经验的有识之士的劝告充耳不闻。赫尔利相信，不论是罗斯福在位时还是杜鲁门接任总统之后，美国政府通过在国际舞台上努力争取，就可以圆满解决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他自有一套荒诞的逻辑。
1945年4月2日，就在赫尔利在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向美国媒体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中国处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提醒赫尔利需要注意到，他的言行有可能造成一种困境：一方面蒋介石可能认为，赫尔利会“创造一个‘国际环境’”，使蒋介石和“他的政府不会在让步中垮掉”；另一方面，赫尔利如果想达到目的，就必须向中共施以“坚定和持续的压力”，但问题是美国方面并“没有有效地施加压力的现成手段”。[74]但赫尔利对后一点似乎胸有成竹，或者假装自信满满的样子。
4月3日，赫尔利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任。他是根据罗斯福的指示选择这条路线的，其目的是沿途争取丘吉尔和斯大林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赫尔利第一站在伦敦会见了丘吉尔和外相艾登。丘吉尔当时毫不掩饰地挖苦赫尔利的计划是“伟大的美国式的梦想”，不过英国对东亚事态的发展已经无能为力，即便明知是个“梦想”，也只能追随其后。[75]在莫斯科，赫尔利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赫尔利在会见中告诉他们，国共之间的分歧仅属细枝末节，而美国方面的打算是“第一，支持一切统一中国军队的努力；第二，赞成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政府的热望”。为了尽快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而他在中国的努力是为了使“中国人自己选出他们的领导人，自己做出决定，并为自己的政策负责”。赫尔利是在表白罗斯福政府过去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希望以此换取苏联领导人也摆出对等的姿态。不过赫尔利也太大言不惭了，如果他确有诚意尊重中国人民的意志，承认中国人民有权自己做出选择，又何必跑到莫斯科来统一认识？苏联领导人倒是一如既往，斯大林痛痛快快地表示，他可以确认之前他关于中共主要是为了争取改善民生的政党的看法，而且“赞成”赫尔利在这里阐述的美国对华政策，并“愿意协助”。[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