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自认为不虚此行。当他兴高采烈地回到重庆时，竟自以为可以以三大国的代表自居了。赫尔利告诉蒋介石，经他穿针引线，美英苏“三国意见，业已一致。政策即为促成中国之军令统一，使其为一独立、民主、统一之国家”。蒋介石则表示非常满意，读了赫尔利“4·2讲话”后，的确“引以为快”。[77]
4月28日，赫尔利在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他在华盛顿会见了罗斯福和斯退汀纽斯，在伦敦会见了丘吉尔和艾登，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与这些领导人讨论了中国问题，然后三大国已经就对华政策取得一致意见。当记者问到苏联对华政策时，赫尔利故弄玄虚地答复说，即将到任的苏联驻华大使会说明苏联对中共的态度。赫尔利的行为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他公开发表这种讲话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以所谓“三大国一致”的对华政策，向中共施加压力。
赫尔利自以为是地放言高论，很快引起杜鲁门政府中一些苏联问题专家的严重不安。他们担心赫尔利过分解读了苏联领导人的谈话，进而过度依赖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保证，这会将美国对华政策引入绝境。4月19日，哈里曼向美国务院远东司负责人说明：赫尔利关于与斯大林谈话的报告尽管事实是准确的，但他从中得出的结论过于乐观。哈里曼断言，苏联领导人不会“无限制地”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合作；特别是当苏军开始向日军发动进攻时，如果国共争端仍未解决，中国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苏联领导人就会“充分利用支持中国共产党，甚至在东北，如果可能也在华北，组织傀儡政府”。哈里曼认为，赫尔利不仅是在自我陶醉，而且也会使蒋介石“过分乐观”；杜鲁门政府应该采取行动督促赫尔利“谨慎从事”，不要“唤起那种没有道理的希望”。[78]
三天后，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的凯南发给国务卿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即使是同样的词句，其含义“对于俄国人与我们并不相同”。苏联领导人在与赫尔利会谈时如此痛快地使后者感到心满意足，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中共领导人的同意，美国的计划充其量也就是纸上谈兵。凯南认为：“苏联的对华政策将如同最近一段时期一样，是一种流动而有弹性的政策，目的是在亚洲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尽最小的责任，赢得最大的利益。”苏联领导人为此首先会设法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就准备与地方性的军队合作。凯南提醒美国领导人，“在此紧要关头，我们本来就急于得到苏联的支持，再加以斯大林所用的言词……引导我们过分依赖苏联的援助，甚至认为苏联会默认美国实现在中国的长远目标”。[79]此时，已调到美国驻苏大使馆工作的戴维斯亦在给哈里曼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根据苏联政治制度的特性，即使苏联控制着中共，“也不是通过政府系统，而是通过党”，而事实是苏联对中共中央的影响“被高估了”。[80]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还注意到，苏联的舆论并没有因为苏联领导人对赫尔利做出保证，而停止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抨击，也没有停止对中共的赞扬和支持。他们认为这种状况表明苏联更积极地关注中国，以及正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更积极地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总之，在他们看来，不论是从苏联是否会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从中共中央是否会接受苏联的影响等角度分析，赫尔利都没有理由因为同苏联领导人谈过那些话，就对解决国共问题的前景如此乐观。
与此同时，美国务院中国处的外交官们也在借杜鲁门接任总统的机会向赫尔利反攻。他们指责赫尔利的言行背离了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精神，而且完全是在另搞一套，并且赫尔利竟然对杜鲁门政府的相关部门封锁消息，仅把那些“赞成国民政府的报告送呈国务院”。他们将赫尔利的言行冠以“赫尔利政策”，并指出这个政策正在助长“蒋介石在解决内部统一问题上的不现实”（倾向），赫尔利“不明智地将美国对华援助仅限于蒋介石的军队”，结果损害了美国在中国的地位；这不仅导致“中国内部混乱”，而且“使（中国的——引者注）外部关系严重地复杂化”。他们提醒美国领导人必须注意，中共的力量正在迅速发展，他们“显然希望得到苏联援助”；而“国民政府正寻求美英的支持”；美苏在国共争端中各支持一方的状况即将形成，而这“孕育着远东和世界未来的和平被炸毁的可能性”。[81]
面对杜鲁门政府内部的一片警告之声，美国领导人不得不提醒并要求赫尔利注意，苏联领导人尽管保证支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实现政治和军事统一，美国仍“有必要面对这种可能性，即斯大林的保证与目前的形势直接有关，而这种形势不会长期持续不变”；苏联一旦积极介入亚太国际事务，肯定会按照对其最有利的方式，重新审订对华政策；赫尔利当前的首要责任是使蒋介石“充分觉察局势的急迫”，尽快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一，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建立一个基础”。5月7日，副国务卿格鲁打电报给赫尔利，转达了国务院的关切，并告诉他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主旨是“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促进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使它“能够担负起国际和国内责任”；美国在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的同时，应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应该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理解，美国的支持并不是“应有尽有的银行支票”。[82]
赫尔利并不把来自杜鲁门政府内部的非议放在眼里。自从罗斯福逝世以后，他已自诩为罗斯福和杜鲁门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当然诠释者。赫尔利假道伦敦、莫斯科回到重庆后，4月12日，他与蒋介石举行了一次会谈。赫尔利在会谈中告诉后者，他4月2日在华盛顿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以及返任途经伦敦、莫斯科等地分别会见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等，这些行动都是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院授权的。[83]赫尔利自认为有权解释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并据以推行之，对于他来说也是有理由的。所以，他接到国务院的指示后，很快就发起了反击。
5月20日，赫尔利直接打电报给总统杜鲁门，向这位新任总统讲授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史，以便充分证明他在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方面，肯定是循规蹈矩的。赫尔利告诉杜鲁门，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美国政府就有力地声明承担责任，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支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美国与中国签订的租借援助协定继续了同样的政策。美国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罗斯福派他使华，就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崩溃和协调中国政府与（美国）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罗斯福完全了解国民政府的缺点，但是他仍然认为“在中国，美国无法指望从其他政权、政府或任何其他领导人那里获得的支持和合作等，会比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更多”。赫尔利声称，他和魏德迈已经“阻止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国民党军队也已经“稳定并支持住了”，还在“某些地方发动了进攻”；特别是经过他两次游说莫斯科，“中苏关系正变得更密切更协调”。赫尔利力图使杜鲁门相信，“俄国赞成统一中国军队，蒋介石目前正为统一而努力。这两个事实表明，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84]赫尔利在这里的确把杜鲁门政府应该全力贯彻扶蒋政策的理由阐述得淋漓尽致，即罗斯福政府确定的对华政策之所以不可动摇，就是因为只有国民政府才能给予美国所需要的“支持和合作”。
赫尔利这一套引经据典又联系实际的辩护到底对杜鲁门本人产生了多大影响，固然难以准确估量。不过，随后发生的历史事件确实有力地巩固了赫尔利的地位。6月6日，华盛顿爆发轰动一时的“六人被捕案”。赫尔利在国务院内的重要对手，被称为“中国通”之一的外交官谢伟思，一下子变成了在美国的共产党间谍嫌疑犯。在美国国内反共情绪正趋高涨之时，谢伟思的被捕把赫尔利作为一名勇敢的反共斗士的形象烘托得更加醒目。而且此时正值中苏谈判即将开始的关键时期，这更能显得赫尔利在中国无法取代，因为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太密切了。结果，美国国务院的这一轮鼓噪很快便沉寂下来。
“赫尔利政策”对国共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都相当严重，因为赫尔利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在鼓舞和怂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继续顽固地坚持其一党专政和反共政策，而这势必导致国共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更倾向使用武力。6月，国民党军队即开始在浙西、绥西和绥南等地区制造军事摩擦。6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发表声明，国民党军队如遇“不友好的军队”的攻击，“不可能希望他们不用拥有的一切武器自卫”。这几乎是在公开宣布，国民党军队将会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进行内战。陈诚的这个声明由国民政府方面通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但是，赫尔利在向杜鲁门政府转达时，不仅不做任何说明，反而在两天后写给国务卿的一份报告中指责林沃尔特和史密斯，说他们关于国共关系紧张的报告是在散布谣言。他向杜鲁门政府谎报军情说，国共之间没有发生新的武装冲突，只是在互相“口诛笔伐”，而且在他看来，国共之间“情况确实有了进步”。[85]
赫尔利这类瞒天过海、蒙蔽视听的言行，更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感到无拘无束。7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向淳化爷台山地区发动军事进攻，企图夺取中共所控制的关中分区。抗战尚未结束，内战烽烟又起。事态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清楚的，国民政府之所以敢于在外患未泯之时又要放手打内战，“赫尔利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赫尔利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相当彻底地破坏了中共军队同驻华美军曾经建立起来的抗日军事合作，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长久的消极影响。在赫尔利回国述职期间，毛泽东曾经同美军观察组人员多次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希望罗斯福政府一定要认清，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奉行的政策十分危险，最终很可能会导致在中国爆发内战，而中共迫不得已也只有应战；目前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抗日，而罗斯福政府应着重考虑这一涉及它切身利益的问题。[86]
赫尔利4月2日在华盛顿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立即引起了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共中央认为，赫尔利这个讲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极的信号，它将中共领导的军队描述为“不合法的军队”，这表明战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将更向“扶蒋”倾斜。4月5日，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转载了赫尔利的讲话，并发表“编者按”。“编者按”公开点名批评了赫尔利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认为其危险性就在于助长了国民党的独裁反共政策，这将引发中国的内战。[87]从历史的过程看，可以说《新华日报》的“编者按”是中共在二战后期转向同美国对抗的序曲。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共中央改变战时对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在七大的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中，中共中央公开警告杜鲁门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呼声必须给予严重的注意，不要使美国的外交政策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88]毛泽东在七大期间以英军在希腊进行军事干涉导致希腊共产党失败为例，提醒全党要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要警惕英军武装干涉希腊的指挥官斯科比式的人物。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有可能变成以美国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所以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还要准备吃亏。[89]中共领导人的这些谈话表明，中共中央认为同美国的对抗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将是一场关系中国革命运动前途的严重斗争。
七大期间，中共中央已经决定采取措施，限制美军在敌后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中共中央在给有关部队的指示中说，美国已经决心全力扶蒋，美军“暂时不愿贸然断绝与我方的关系，是企图借这种关系了解我方的政策”；因此，对美军可表示愿意合作，但是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信息及地上救护，其他问题应向中央请示；如有未经许可的事件发生，我方有全权禁止。[90]随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通知各有关部队，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不再准许在各根据地活动的美军组织派人到前线去，特别不准许美军在各根据地建立通信机构，并停止向美军供给机密情报；对于擅自空降到中共根据地的美军人员，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信并监视其行动。[91]毛泽东通知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人员，他们为了抗日可以到中共根据地去，但“不准偷偷摸摸到处乱跑”；原因是杜鲁门政府现在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中共对他们不放心。[92]驻华美军在此期间曾经提出在灵丘、阜平和沂水等地建立机场，在中共各军区、军分区建立通信网，在敌后增加地面救护站、气象台和侦察电台，等等。这些要求均被拒绝，中共中央在给有关部队的指示中说明，限制美军活动的目的是“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93]
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中共的报刊和广播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和评论，猛烈抨击杜鲁门政府正在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这场宣传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揭露国民党军队正将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用于打内战，中共中央据此强烈要求杜鲁门政府立即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并呼吁中美两国的公众联合起来共同制止杜鲁门政府的错误政策。
7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标题是《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将矛头直指还在重庆等待中苏谈判结果的赫尔利本人。毛泽东在评论中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如果这个“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其结果是“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94]
赫尔利对中共中央越来越尖锐的抨击和警告置若罔闻，他宁愿在自己给自己挖掘的陷阱里越陷越深。6月30日，赫尔利会见了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他在谈话中暗示说，现在“事情进展得很迅速，事情的逻辑或许会在没有争吵和正式协议的情况下，为国共争端带来解决办法”。[95]他的所谓“事情”就是指刚刚开始的中苏谈判。7月10日，赫尔利在给国务卿的一份报告中说：国共两党目前都在拖延时间，“以等候莫斯科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不相信苏联会“赞同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仍充分希望苏联支持它们抵抗国民政府”；“除非苏联公开表明态度，中共关于此问题的意见不会改变”。他声称“共产党的领导是聪明的，当文字写在墙上，他们自然会去读的”；“现在任何争辩不能改变他们的地位，而只有事物的坚定的发展将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无苏联支持，则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96]
赫尔利在报告中阐述的这些观点是“赫尔利政策”的思想基础，其中贯穿着典型的帝国主义逻辑。赫尔利认为，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不过是像国民党一样听命于某个大国的工具。在这种逻辑支配下，他自信只要国民政府能同苏联达成协议，中共中央就会自动妥协，中国人民就会“自己选择”蒋介石。面对中国日甚一日的内战危机和中共日趋激烈的谴责，赫尔利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他把宝全部押在中苏谈判的结果上，就等着开盘中彩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尔利得知中苏条约签订后大喜过望，他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8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通知赫尔利他本人对此条约的内容“一般地满意”。赫尔利立刻建议蒋介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举实现“军令政令统一”。他认为：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蒋介石现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导地位。他将有机会发扬不仅在战时，且在平时为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97]
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即向延安发电报，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之后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发出邀请电报。[98]赫尔利是积极促使蒋介石采取这一行动的幕后推手。27日，赫尔利乘飞机亲自前往延安，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团赴渝，以示隆重。赫尔利在中苏条约签订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基本上是基于他对苏联对华政策和苏联与中共并无重要关系的判断。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苏联对中国内部问题包括国共关系等的公开表态，到底是对美国方面有诚意的妥协，还是像前述那些美国驻苏使馆的苏联问题专家所争辩的那样，只是某种权宜之计，以麻痹杜鲁门政府，哄骗赫尔利？这也是赫尔利同美国国务院中一些“中国通”争论的焦点之一。
不久之后的发展表明，苏联领导人至少在战争结束最初一段时间里，还是很忠实地履行了向美国方面承诺的义务的。就在赫尔利和蒋介石利用中苏条约的签订向中共中央发起政治攻势之时，苏联领导人也开始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斯大林在此期间曾经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发生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99]从上述内容看，斯大林显然认为中共领导人如果不去重庆谈判，一旦发生内战，就存在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如此中共军队会遭受毁灭性的失败。
那么中共领导人去重庆谈判就会避免内战吗？苏联领导人显然也明白，国共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在推动中共中央“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方面，斯大林进一步提出相当彻底的建议。他在1948年初，曾向一个访问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谈到他当年的决定。他说苏联在战后曾经告诉中共，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应同蒋介石达成协议，解散军队，加入国民政府，但中共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劝告。斯大林承认“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苏联的估计是错误的”。[100]斯大林在这里承认，苏联当时并不仅仅是要求中共领导人去重庆谈判，而且要求中共在国共一直争论的根本问题上妥协，要求他们解散军队，参加国民政府。苏联的这种立场给中共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客观上也助长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强硬立场，而赫尔利对他的调处前景仍然乐观和信心十足，亦源于苏联的政策。
重庆谈判的结果证明，不论是来自国内还是国际的压力，都未能迫使中共中央放弃已经获得的成果和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在党内领导人会议上明确阐述了中共中央坚持的底线：“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101]事实证明赫尔利的策略不过是异想天开，他在同国务院一些职业外交官的争论中阐述的观点也多少有点文不对题。
美苏二重唱的影响在重庆谈判一开始便暴露出来。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由毛泽东亲自赴重庆进行谈判，他们当时的确准备为实现国内和平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让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作为重庆谈判的发起者，却对达成国内和平、民主和团结的协议等缺乏诚意。在蒋介石看来，他邀请毛泽东赴渝更多的是向中共发动政治攻势的一个重磅炮弹。8月28日，在重庆谈判即将开始之际，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高级会议上，明确规定了这次谈判的宗旨是政治军事一揽子解决；对于中共的政治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对军事问题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第二天，蒋介石又决定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国民党的“法统”，不得超越这一界限去讨论政府改组，一切问题都要以军令、政令统一为中心来解决。蒋介石之所以提出如此强硬的方针，赫尔利的支持和怂恿固然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苏联方面也负有无可推诿的责任。蒋介石正是感到在国际上无所顾忌，才冒出借助外来压力，在谈判桌上取消中共军队和各地区中共政权的妄想。
既然国民党方面贯彻这种谈判方针，重庆谈判难免旷日持久，进展缓慢；而且这预示着重庆谈判即使能取得某种进展，也难以起到制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的实质性作用。不过在重庆谈判开始后，赫尔利一度表现得异常超脱，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在国共代表之间穿梭往返。在他看来，既然中苏条约已经公布，“有才智的”中共领导人自己“会去读”，那么他只需要坐享其成了。
然而，重庆谈判并没有沿着赫尔利的设想发展。中共中央尽管这时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却也不打算像赫尔利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地“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9月18日，周恩来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毛泽东准备在赫尔利回华盛顿述职之前返回延安。这意味着赫尔利将空手而回。赫尔利立刻意识到他的计划即将破灭，他赶紧写信告诉毛泽东等中共代表，他本人将推迟返回华盛顿述职的行期，以等待国共谈判的结果；他还极力挽留毛泽东在重庆继续谈下去。[102]
9月22日，赫尔利会见了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他抱怨他们在谈判中“试图解决太多的细节”。赫尔利到这时竟然还认为国共两党在整个抗战时期一直在争论的政权和军队问题都不过是“细节”，且认为“试图在改组政府和军队整编的所有细节上达成协议，十之八九会导致无限期的争论”，如果“能就基本原则达成协议”，那些“细节”就不难解决了。[103]第二天，赫尔利向杜鲁门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喜不报忧的报告。他声称除了政府和军队问题之外，国共在其他方面都已达成协议，而且双方在政府和军队问题上，争论的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他据此断定，重庆谈判的“成就”会使国共两党继续“讨论和平时期的合作”。[104]赫尔利长期参与国共谈判，很难想象他会不知道他所说的“细节”——军队和政权问题，正是国共两党长期分歧的焦点。很有可能的是，为了回国后能对杜鲁门政府有所交代，赫尔利宁愿在如此严肃的政治博弈中投机取巧，看来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确处境不妙。
自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以后，重庆谈判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面对面谈判解决中国重大问题的机会。但是，这次谈判并没有解决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也是这次谈判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该《纪要》规定了国共两党将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总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过也仅此而已，它给予渴望和平与安定的人们的，更像是一种精神安慰。由于受降、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等实质性问题（赫尔利称之为“细节”）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纪要》难免成为一纸空文。实际上在重庆谈判尚未最后结束、“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之时，国民党军队便在驻华美军的协助下，在华北、华中大举抢占中共控制的各地区。随着国共内战将爆发的危机自10月中旬起日益加剧，中共中央决定于11月撤回尚留重庆继续谈判的全部代表。美国方面所热衷推动的、得到苏联诚恳支持的重庆谈判，终于在内战的炮声中宣告结束了。
重庆谈判的结局同它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重庆谈判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事件，它虽然发生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但如果追根溯源，可以说它也是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和赫尔利直接介入国共矛盾的产物，是美国战时两届政府与苏联协调对华政策的产物，也是美国在亚太确立雅尔塔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根据美国政府和赫尔利的设想，中苏谈判和国共争端的解决本来均应在对日战争结束之前完成，而美国在战后面对的将是一个内部统一的中国。但历史的进程与美国政府和赫尔利的设想相反，中苏条约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同一天签订的，重庆谈判则发生在日本投降整整两个星期之后。可以说，是日本出人意料的迅速土崩瓦解，彻底打乱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东亚大陆地区的计划表。
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局面。其结果之一是，国共两党利用日军停止抵抗的时机，立刻展开一场以争夺受降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斗争，甚至在一些地区爆发了局部的内战。这场斗争至少到1945年结束之前，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内容，对中国政治形势起着支配作用。相比之下，国共在重庆的谈判倒有些像一支不协调的插曲。实际上，在争取受降权（不论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的）的斗争中，只要国共双方的力量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和平局面。而且，即使双方的力量暂时达到均衡，一旦它被破坏，又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是抗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国共两党斗争的一个基本特点。
在争取受降权的斗争中，国共双方的目标都是扩大自己的控制地区，同时限制和削弱对方的军事行动。国民政府在这场斗争的开始阶段处于明显的劣势。它长期执行消极抗战的政策，致使几百万人的军队一直部署在大后方，远离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华北、东北等地区尤其如此。相反，中共军队却一直活跃在敌后，包围着日军占领区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这种战略态势对于国民党方面肯定是十分不利的。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发布乞降照会以后，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帮助国民政府垄断受降权，其政策迅速转向全力援助国民政府恢复对中国统治的轨道，调处国共矛盾实际上已经降到了不那么重要的地位。
从8月底至10月，美军帮助国民政府运兵50余万，抢占了上海、南京、北平和天津等重要城市和诸多交通要道。此外，美军还派遣了有53000人的军队，控制了北平、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其他一些交通要道。[105]驻华美军的这些行动更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恃无恐。“双十协定”签订前后，正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诸多地区开始大举进占之时。战场上军事态势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国共谈判的结果。如果说蒋介石将接收重点置于华南之时，尚可同中共坐在一起谈一谈；那么，当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协助下通过大规模运兵，自认为已经打破军事上的暂时均衡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撕毁“双十协定”，放手向中共军队控制地区发动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谈判既是杜鲁门政府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构建战后亚太格局的终点，也是这个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格局破碎的开端。
赫尔利调处失败的根源并不在于他对苏联对华政策判断失误，而在于他无视从而也就无从理解中共中央多次公开声明的“独立自主”原则及其确切的含义，以及中共中央多次表现出来的坚持这个原则的决心和意志。
[1]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听其报告来华之原因及传达罗斯福总统之口信后告以对共党问题应了解之基本要点及嘱其研究解决中国币制问题之办法谈话纪录》，1941年2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42～543页。
[2] 《驻华外交官的备忘录1943～1945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7～599页。
[3] 《驻华大使赫尔利1944年12月4日致国务卿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赫尔利与董必武谈话记录》，1944年10月17日。
[4] John Paton Davi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p.344.
[5] “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 （Davies）”，December 12，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p.734-735.
[6]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函》，1944年12月24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03～407页。
[7]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函》，1944年12月30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08～409页。
[8]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Vincent）”，December 26，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p.750-751.
[9] “Mr.Mao Tse-tung to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December 24，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745.
[10] “Mr.Chou En-lai to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December 28，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755.
[11] “Colonel David D.Barrett to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December 30，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757.
[12]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1月14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10～414页。
[13]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02～203页。
[14]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5页。
[15]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6页。
[16]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5～428页。
[17] “Transcript of Press and Radio News Conference by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April 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322-323.
[18]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empor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April 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322-323.
[19]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Tempor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April 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322-323.
[20]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January 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154.
[21]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Political 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China”，January 12，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172.
[22]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9，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37-38.
[23]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1月31日、2月7日上午、2月7日下午、2月18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15～439页。
[24]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7页。
[25]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President Roosevelt”，January 1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176-177.
[26] 《华莱士副总统与蒋介石主席谈话记录摘要》，1944年6月21日至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7页。
[27]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主席》，1944年7月1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3页。
[28] 参阅《对“一年来军事外交及政治经济等情形”报告的决议（1944年9月17日通过）》，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2016，第821页。
[29] “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Roosevel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49”，August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p.142-143.
[30] “President Roosevelt to 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November 18，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703.
[31]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访罗斯福总统晤谈关于军事、中国统一、垫款及驻华大使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4年11月1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02～203页。
[32] 《赫尔利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1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350～351页。
[33]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851-852.
[34] Joseph W.Esherick 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5），p.342.
[35]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853-854.
[36] “Memorandum by Messrs.John S.Service and Raymond P.Ludden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U.S.Forces，China Theater（Wedemeyer）”，February 1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216.
[37] Joseph W.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pp.342-344.
[38] “The Charge in China（Atc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2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242-246.
[39]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72.
